西汉帝陵

　　阳陵南区从葬坑里的器物都是些小型化了的模拟品，同秦始皇兵马俑坑文物仿照原大的情况适成两极化的鲜明对比，但真实的程度却如出一辙。而这些林林总总的出土物，在我们面前展示的竟然是汉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葬坑里光辉耀眼的文物没过各类武士陶俑，而伴出的文物就要数他们佩带的各式兵器了。 
　　远射程的兵器有弩和箭，因为木质的弩臂和弓以及箭干早已腐朽，留下的就只有望山、悬刀、勾牙等铜机件。虽然通高不过5厘米，远比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弩机少12厘米，但精巧的程度并不稍有逊色。它的钩牙、望山、悬刀和牛，机加工非常准确，才使得彼此咬合恰切，不但可以连动，而且还是互换的通用品。作为这种微型弩使用的箭，也因为木杆腐朽而只留下铜的三棱镞，其真实的程度，与原物无异。首、铤俱全，作三棱式，通长只有4厘米左右，相当于秦俑坑同类镞的二分之一或十分之一，但在关以下仍然缠有蒯缑，用来增加入笴后的稳定性。
　　长兵器有“卜”字形铁戟、铍、矛等，同样是木柄无存，仅见金属器首。戟头扁体四穿，横枝上有一铜钥附钉孔，用以固柲(柄)。戟头长15厘米，枝长5.9厘米。完整的一件戟，全长162厘米；铁铍头身长茎短，整体作柳叶形状，显然是一干长柄的刺兵。而铁矛头形式多种多样，既有春秋时期的长叶矛，也有战国时期流行的扁体矛，还有四棱带銎的短体矛。不过，这些矛式虽有传统的，甚或是过时的样式，但以铁代铜不能不说是铸造兵器的一大进步。同时，也是当时流行铁制格斗兵器的反映。
　　短兵器主要是长型铁剑，扁体窄长，不起脊。原来是装在鞘中的，鞘同手握的夹柄都腐烂无存。剑全长39.7厘米。
　　这些兵器所反映的时代含义，应该说是包括了汉代实用兵器的主要种类。另外，还出土有礼仪性兵器的铜钺和作为指挥系统的铜饶，也是饶有兴趣的发现。铠甲、战袍虽非兵器，却是防卫的护体设施，而这些只能从陶俑身上的痕迹找到它们的存在。
　　木质车辆已不复存在，但从迹象清理中得知它是一种单辕双轮的轺车。华盖彩绘，通体髹暗红色漆。舆宽110厘米、进深70厘米。轮辐30根、轮径也只有90厘米。显然，此车比秦俑的木质战车整体缩小了30至40厘米。车马器见有鎏金铜轭首、铜辖、軎、盖弓帽、达常、“工”字形扣、方策、环、弩辄、铜衔铁镳、铁缰等。铜弩辄的形状有如一对昂首引颈的蛇，下端连接长方銎管，原来应该是固定在车轮外侧的上部，其凹口用以承托弩弓的弣部。有弩辄的出土，正是其前导与防卫性能的最好说明。由此可见，尽管这些金属的“车马器”并不是实用品，都属于模拟的“明器”。但由于一如原物的仿造，就给我们研究彼此的衔接关系、从而探寻其整形结构等问题提供了方便。
　　阳陵从葬坑文物，特别是那些成套的具有组合化的文物，明显的都带有清楚的时代特征。
　　兵器虽属小件的明器，却是以当时流行的样式作为凭借的。南区从葬坑出土的兵器囊括了长兵器、短兵器和远射程兵器三大类的主要形式。
　　兵器发展史告诉我们：战国晚期的弩机虽然已经出现了约束各部件的铜郭，但并不普遍。所以，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青铜弩机的各部件就是直接装在木臂上的。汉阳陵从葬坑的铜弩机只有各别的带郭，而绝大部分还是散件组装入臂的。这说明汉初采用的还是臂张装箭的方法，因为骑兵在快速运动中不可能“蹶张”也是显而易见的。
　　春秋时期出现了把长胡多穿的青铜戈和青铜矛联装在一起的长柄戟。直到战国时期，这种戈、矛联装戟，在豫、冀、晋、陕、皖、苏、湘、鄂、川等省都有大量的发现。陕西省秦俑坑出土的吕不韦青铜戟，同样是戈、矛联装在长柄上的。分开来，各自就是单独的长矛和长戈。不过，在南方的吴、越、楚等地还流行一种特殊类型的联装戟，那是在戟柄上段再装1～2个无内的戈头。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的简文上把这种戟，称为“二果”或“三果”戟。只有到了战国晚期，才开始出现一种刺、援合体并带锐锋的铁制“卜”字形戟。但这种铁戟为秦所无，却成了西汉流行的主要形式。
　　同样，柳叶形铁矛固然是西汉时期的重要长柄刺兵，但却同后来中晚期的同类长兵大异其趣。而单柄的长戈，在这里却隐而不见。
　　长兵器的这种变化，既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也自有其生产技术上的原因还应看到，西汉时期作战对象由中原转向边地的匈奴骑兵，因而铁戟终以其优异的战斗效能取代了青铜戟。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为战略、战术的发展变化提供平台的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作为近身防卫的剑，最早在商代的北方少数民族中已经使用。而中原地区开始用剑始于西周时期，陕西省长安县张家坡、北京市房山县琉璃河西周早期墓中，都曾出土过柳叶形铜短剑。春秋早期，出现了具有圆首、柱茎的柱脊铜剑。不过，这些剑都相当短，长度一般在30厘米左右，使用时以直刺为主。春秋晚期，在南方吴、越地区，军队以步兵为主，故配备剑、盾等兵器。剑身明显加长，大多超过了50厘米。出土的名剑有吴王光剑、吴王夫差剑、越王勾践剑等。战国时期，剑身继续加长，也能铸出青铜的“复合剑”。陕西省秦兵马俑坑出土的青铜剑最长达94.8厘米，剑身窄而薄，表面还进行过防锈处理，代表了青铜剑制造技术的最高水平。但当铜剑的使用和制作达到高峰的时候，铁剑也已问世。像甘肃肯灵台县春秋秦墓和湖南省长沙市春秋楚墓中均出土有铁剑，说明列国中武力最强的秦和楚率先进入铁兵器时代的门坎。在河北省易县燕下都遗址的一座战国晚期丛葬墓中就出土了15柄铁剑，最长的达100.4厘米，是用块炼铁渗碳锻制而成钢剑。足见铁剑也成了步、骑兵使用的武器之一。 
　　铁剑取代铜剑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西汉初年仍兼用铜、铁剑。至西汉中期铜剑在中原地区已逐渐由用于实战转为用于仪饰。广州地区，直到东汉时，还使用着长约84～95厘米的铜剑。但在阳陵南区从葬坑未发现青铜剑，无一例外都是柳叶形长铁剑，同西汉中期以后流行的那种兰叶状长剑有所区别。这说明在汉景帝时，铁剑在战场上广泛地被使用，而铜剑走下坡路已成为不可挽回的趋势。
　　秦末到西汉初年，行动灵活的战斗步兵和机动性特强的骑兵已经成为军队的主力，所以阵战和快速运动要求有精良的、有机组合的武器装备。秦俑坑的兵器配备是：用于近距离格斗的长兵器有戈、矛、戟、铍等，卫体近刺则有赖于长剑，远射程的兵器是弩。那么，阳陵汉俑坑的兵器种类也大致同此。但实质性的区别则是很明显的，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多数兵器已经由铜铸改作铁制；第二，形制有了变化。我们只有通过事实的对比之后，不但懂得了前后启承与变化的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看到了西汉时期战略、战术变化的内因所起的作用。也只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才能提供摒除铜兵器的、广泛使用铁兵器创造条件。
　　不难看出，对汉阳陵从葬坑里的小件兵器作纵向研究，可以明白汉代各类兵器在发展演变长河中的历史地位；作横向比较，还可以知道战略、战术的变化与兵器组合的关系。总之，要研究汉代的物质文化，阳陵文物则给我们提供了可靠的形象材料。 

汉景帝与阳陵/王学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