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陵

　　祭祖活动出现于何时，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值得庆幸的是，1981年春，考古工作者在辽宁西部山区凌源与建平交界的牛河梁红山文化积石冢墓地，发掘了一座5000年前的女神庙遗址，出土了一尊较完整的女神头像。在女神庙之北，还发掘出了一座人工筑起来的山台——设坛祭祀举行盛大宗教仪式的活动中心。墓前有开阔地，是筑坛祭祀祖先亡灵的场所。这座墓地告诉我们初民在红山文化后期，即5000年前已越过自然崇拜、图腾崇拜阶段，而进入对祖先偶像崇拜的阶段①。大约当时对氏族组织中有功于创业，或造福于氏族的领袖进行祭祀。
　　这种对祖先偶像崇拜的仪式，到了阶级社会依然被继承下来，出现了对祖宗祭祀的一系列繁缛的礼制，尤其是西周时代，把祖宗与上帝并列，确立了敬天尊祖的宗教观念。上帝是天上的主宰，天子是地上的主宰，祖先是冥世的权威，家长成了一家之主。从此以后，人人崇拜祖先，自古迄今不衰。祭祖的礼俗，成为家族中最重要的尽孝方法，也是伦理文化的中心。所以史书说：
　　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道者，孝之行也。
　　祭祖礼制进入秦汉时代，则进一步发展完善。而这些礼制主要反映在宗庙制度上。秦人建国于周王畿故地，因此在宗庙制度上，必然继承周人的习俗。七庙供奉七代祖先。据《礼记·王制》：“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秦始皇死后，二世于前 209年与群臣廷议尊始皇庙时，置七庙，尊始皇帝为“帝者祖庙”。后世遂以“七庙”代称封建王朝。正如贾谊在《过秦论》中说：“一夫作难而七庙隳”。
　　西汉建立后，在祭祖制度上，大大突破了西周的“七庙”之制，自高祖至宣帝令天下郡国所立郡国宗庙达167所，这167所郡国庙就是祖庙。汉代对祖先的许多祭祀在庙中举行，《汉书·韦贤传》载：“庙，岁二十五祠。”每年要在庙中举行大小25次祭祀。汉武帝时，每年八月新的好酒酿成，要先送到宗庙奉献，称为“饮酎”或“酎祭”。这酎祭十分隆重，由皇帝亲自率领王公、达官显贵参加，并主持祭礼，祭祀要用九份牛、羊及三牲作为牺牲，时称“九太牢”。汉武帝规定诸侯王、列侯必须按照封地人口多少，纳黄金助祭，称“酎金”。倘若一旦发现酎金不足或成色不好，立即削爵或除国，这是当时最为隆重的祭祖礼仪。东汉明帝时，取消了宗庙献祭仪式，而仅在每年正月和八月于陵寝中举行两次隆重的朝拜祭祀典礼。改变了“天子七庙”之制，把许多祖先的神主供奉在一个祖庙(太庙)里，实行“同堂异室”的供奉办法，把隆重的祭祖典礼从宗庙移到陵寝，陵寝成为朝拜祭祀之所。(《礼记·祭统》)
　　汉代由于重视祭祖，而祭祖之礼集中反映在宗庙、园寝的祭祀礼仪上。汉宣帝时有宗庙167所，郡国宗庙68所。当时设太常，专门掌管宗庙礼仪，这些礼仪被视为重要的国家祀典，大凡皇帝登基、分封新诸侯王、将军出征或凯旋而归等重大盛典，都要告谒宗庙，禀报列祖列宗。
　　汉代宗庙、园寝的祭祀活动，极为频繁，且十分复杂。《汉书·韦玄成传》曰：“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据此可知，西汉宗庙、园寝的重要祭礼分为日祭、月祭、时祭，现简述于后：
　　日祭
　　这里所说的“日祭于寝”，并非每天时时都在园寝中举行祭祖礼，而是“日四上食”，也就是“事死如事生”，如同侍奉活人一般，每日四次奉侍食品。但寝是墓主灵魂日常生活之处，因此，重要的祭祖活动还须在陵园以外的庙中进行，因此出现“月祭于庙”的礼仪。
　　月祭
　　西汉制度，除日祭外，还有月祭。《汉书·韦玄成传》又载：“月祭朔望，加腊月二十五。”“庙，岁二十五祠”，就是每年要在庙中举行大小25次祭祀，方为祭祖先之礼。
　　时祭
　　时祭，就是四季之祭。按四季以生长成熟的农产品祭祀祖先。所以首倡尊儒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四祭篇》中说：
　　古者岁四祭，四祭者，因四时之生孰，而祭其先祖父母也。故春日祠，夏日礿，秋日尝，冬日蒸。……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礿者以四月食麦也；尝者以七月，尝黍稷也；蒸者以十月，进初稻也。
　　这就是说，汉代四季祭礼，是按每年生长季节成熟的东西祭祖，每年正月，以韭菜祭祖；四月以麦祭祖，七月以高粱或谷子祭祖，十月以稻子祭祖。
　　除上述祭祖礼外，还有衣冠游之礼，每月当在陵旁的庙中举行祭礼之时，要把寝中的衣冠取出，之后用车骑护送游历到“庙”中，时称“月一游衣冠”。 
　　①郭大顺：《牛河梁——世界文化史上又一奇迹》，载：《中国文化报》，1986年10月8日。 

风水与西汉陵/韩养民，韩小晶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