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陵

　　西汉帝陵陵邑的作用，与秦代有所不同。秦代帝陵陵邑主要是为了搞好帝陵修筑工程而设置的。而西汉帝陵陵邑，一是为了供奉陵园，这对后世影响相当深远，唐代帝陵已不设陵邑，但仍规定“每陵取侧近六乡以供陵寝”，①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灭亡；二是迁徙关东大族、达官巨富，消除不安定因素，巩固中央统治，繁荣陵邑附近地区的经济和文化。这是西汉统治阶级对秦代徙民政策的发展。
　　由于统治阶级中大批有钱有势者迁到陵邑，改变了当地人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素质。西汉时，诸陵邑中有以车千秋、韦贤、平当、魏相、王嘉、黄霸、王商和张汤、杜周、萧望之、冯奉世、史丹等为代表的政治家，号称“七相五公”；有“与上同卧”、权倾朝廷的佞幸宠臣，如籍孺和闳孺等。文人学者也云集于陵邑，如史学家司马迁、哲学家董仲舒、文学家司马相如等居于茂陵邑。驰名全国的富商大贾，不少也出自陵邑，如长陵邑和阳陵邑的诸田(田氏)，安陵邑的杜氏，他们家资巨万；又如，西汉晚期杜陵邑的樊嘉、茂陵邑的挚纲、平陵邑的如氏和苴氏等，均为“天下高貲”，樊嘉的资财竟多达五千万。此外，还有不少的天下巨豪徙居陵邑，如长陵邑的高公子，霸陵邑的杜君敖，茂陵邑的原涉、郭解，杜陵邑的陈遵等。
　　西汉诸陵邑的人口组成不尽相同，这个状况的形成，有些与当时具体的徙民政策有关。
　　西汉陵邑徙民政策的变化，也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陵邑的作用不尽相同。如，西汉初期的长陵邑和安陵邑的居民，以迁徙的关东大族为主，这是由于当时朝廷要加强对发达的关东地区的政治控制。西汉中期诸陵邑的居民，则以迁徙高貲富人、豪杰兼并之家为主，这是朝廷为了保证在经济上控制全国，分化、瓦解商貲富人和豪杰兼并势力采取的一个措施。随着社会政治矛盾的加剧，这种迁徙政策的范围越来越大。如武帝时“貲三百万以上”之家才能徙居茂陵邑，而昭帝和宣帝时则规定“貲百万”或“貲百万以下”就可徙居平陵邑和杜陵邑。虽然这种作法可以暂时缓和社会阶级矛盾，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汉元帝以后就不再执行这个政策了。
　　帝陵陵邑的另一个作用是突出执政皇帝的权威。西汉皇帝一般预建寿陵，同时营建陵邑。我们发现，执政皇帝的陵邑中，当时朝廷的达官显贵和社会名流云集。随着皇帝的更替，权贵和名流又迁居新皇帝的陵邑，这无疑有助于强化皇帝本人至高无上的权威。
　　①《旧唐书·礼仪志》，第292页。 

西汉十一陵/刘庆柱，李毓芳．—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