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韦待价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统治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永徽后期至永昌元年(689)频繁活动于当时政坛，尤其是他于垂拱元年(685)六月至永昌元年(689)七月四年时间内一度担任宰相，其中后三年为宰相班子的二号人物文昌右相(尚书左仆射)，是当时举足轻重的人物。高宗死后，武则天令吏部尚书韦待价摄司空、为山陵使营建乾陵，可以说乾陵的营建韦待价功不可没。本文拟对当时频繁活动于政坛的韦待价的生平及功过作以简单地评价，以就教于方家。
　　一　从千牛备身到吏部尚书
　　韦待价出身于世家大族。其祖韦冲，隋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市)人，曾任隋民部(户部)尚书[1]，负责全国的财政、土地、税收及户籍的管理等事务，是隋政府的要员之一。其父韦挺(590—647)，太宗时历任尚书左丞：历任吏部侍郎、黄门侍郎，拜御史大夫，封扶阳县男[2]，颇得唐太宗的赏识和重用。待价少时以门荫入仕，初为千牛备身[3]，执弓箭以宿卫，主仗守戎服器物，为帝王的贴身侍卫[4]。
　　永徽四年(653)，其岳父江夏王李道宗坐房遗爱谋反案被流象州[5]，韦待价受到了牵连，被左迁为卢龙府果毅(卢龙府为折冲府之一，负责当地的治安，若有边事，则奉命出征，果毅都尉是折冲府的副将)，同中郎将薛仁贵一起受诏经略东蕃[6]，对高丽、契丹、室韦等东北少数民族进行安抚防卫。不久，将军辛文陵率兵招抚高丽，至吐护真水，为虏所袭，失利，韦待价与薛仁贵迅速率兵前去救援，加上辛文陵的苦战，才取得了这次战争的胜利。就在这次战争中，韦待价受到了重创，左脚被流矢射中，他隐而不言，以足疾免官而归[7]。后来经多次升迁而转任兰州刺史。沛王李贤为凉州(位于今甘肃永昌县东、天祝县西一带)大都督讨伐吐蕃(今藏族的祖先)时，以韦待价为司马(即别将)，不久又迁为肃州(今甘肃省武威市)刺史。因经常有守御之功，特拜为右武卫将军，兼检校右羽林军事[8]。
　　仪凤三年(678)，吐蕃又侵犯唐西北边疆，韦待价再一次以本官检校凉州都督，兼知镇守兵马事，领本州兵马以抵御吐蕃。不久，再次被征还京师，复旧职，封扶阳侯(从三品)[9]。不久，又转任吏部尚书，主管内外官吏选授、勋封、考课之政令，辖吏部、司封、司勋、考功四司。时官吏的选授，三品以上职事官，德高望重者，则由皇帝临轩册授；中书门下执政事官(宰相)访择闻奏，然后下制授之；五品以上，由吏部尚书进用，不参加吏部主持的考试，而直接送中书门下；六品以下则由吏部选(组织选试)拟录奏，后书旨授之。选授之制，“凡择人以四才(谓身、言、书、判)，校功以三实(谓德行、才用、劳效)，德均以才，才均以劳，劳必考其实以进之”。即择人依据其体貌、语言、文采、及评判能力，先试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这其实就是笔试和面试。笔试主要考文章、判案能力，分试文和试判，试文考察经文才艺，试判则“釆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笔试通过以后要进行面试，面试要看其体貌是否丰美、口齿是否伶俐；校功以三实为准，首先考查德行，如果德行相差不远，再考查才用，才用若不相上下，最后再看劳效，劳效必须依据实际情况来确定，这同现代考察官员的标准相同，即从官员的道德、才能、功绩三方面考察官员的政绩。吏部三铨注拟完毕后，称当铨团甲，再过左右仆射，和其官阶一起送门下省。再经过门下给事中、侍郎、侍中的读、省、审以后，进甲以闻，听旨授而施行焉[10]。作为吏部尚书的韦待价，被委以重任，执掌了如此重要的部门，足见武则天对他是多么的信任。
　　二　担任营建乾陵的总指挥
　　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唐高宗驾崩，武则天以吏部尚书韦待价摄司空，为山陵使[11]，全面负责高宗山陵——乾陵的营建工作。同时，以户部郎中、朝散大夫韦泰真为将作大匠[12]，协助管理工程事宜。司空，本为管理土木建筑的古官，后为三公之一，位高而无所掌；山陵使，为诸使之”一，负责某一项具体事务时临时委派，权力极大；将作监，为唐代管理土木建筑的政府部门，“凡内外作(营缮宫室为内作，余为外作)，皆委焉”。
　　从唐高宗弘道元年十二月丁巳驾崩，到文明元年八月庚辰入葬乾陵，历时273天[13]。在此期间，还要进行修陵的前期的准备工作，因而，乾陵施工阶段时间是相当紧张的。工程具体施工阶段包括地下“玄宫”和地上陵园的营建两大部分，虽然两部分可以同时进行，但由于地下部分施工对象为一座自然石山，工程难度很大，再加上工作面狭小，可容工匠人数有限，增加了整个工程的难度。这就要求管理人员必须限定工期，使众劳作者“铲山背石，驱以就功”[14]，以保证按时竣工。经充分论证，乾陵按照“依山为陵”的葬制，依梁山的自然山势，以其主峰为陵冢，在半山腰凿洞而修“地下玄宫”；以陵寝为中心仿唐长安城格局营建陵园，建有内外城垣两重，内城置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门，“南北一千一百步，东西九百步(唐代一步为五尺，每尺约合今29.5厘米)”，约合今215万平方米；“外城南北两千五十步，东西一千二百步”，外城“周八十里”[15]；以主峰之南的二“乳峰”为陵园的第二道门阙，之间开阔平缓的狭长地带为其神道。
　　乾陵地宫隧道堑壕开凿于山南部半山腰的青石山脊上，隧道呈斜坡形，水平向北至墓门63米，墓门处深17米，上宽2.8～3.9米，隧道及地宫凿好后，又“以石为门，铁固其中”[16]，用石条对地宫口加以密封，石条间以铁细腰栓板及铁棍相互牵拉，并以锡铁浇灌缝隙，同整个石山浑然一体，非常坚固；陵园建筑营建时，同时雕刻配置陵园石刻。当时配置的石刻应该有内城四门石狮、石马等，朱雀门外神道两侧蕃臣石像、高宗述圣纪碑、石翁仲、仗马及御手、石鸵鸟、石翼马、华表等。石刻均就地取材，于附近自然石山上凿取石料，稍加雕琢后运达树立位置附近，再经仔细雕琢后就地树立。石刻以圆雕为主，高两米多到七米，重几吨到几十吨，最重者为述圣纪碑，重达89.6吨。
　　在韦待价的指挥下，经过几个月的紧张施工，到文明元年(684)八月，高宗入葬后，陵园主要工程基本结束。光宅元年(684)九月，(营建乾陵)功毕，韦待价以功加金紫光禄大夫，改为天官尚书，垂拱元年(685)六月，同凤阁鸾台三品[17]。这意味着他可以参加政事堂会议，从而可以参决朝廷机务，正式成为了宰相班子的一员。
　　三　短暂的宰相生涯
　　垂拱元年(865)六月，天官尚书韦待价同凤阁鸾台三品，入相。因其本官为天官(吏部)尚书，除参加政事堂会议参政议政外，还掌天下官吏选授、考课之政令[18]。垂拱二年(686)，韦待价守文昌右相(尚书右仆射)[19]，文昌台(即尚书省，下辖六部二十四司)，主要负责各种政令的执行，是朝廷的最高行政机关。期间，他除参加政事堂会议，参决朝廷的重要事务外，还和左相一起总判台(省)事，主管文昌台(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的日常工作，即主管朝廷最高行政机关的日常工作。
　　入相之后，韦待价甚得武则天的器重，经常被委以重任。如在垂拱三年(687)十一月，武则天欲遣韦待价领兵击吐蕃，凤阁侍郎韦方质奏请如旧制遣御史监军，武则天不从，“(而将)阃外之事悉以委之”[20]，可见，她对韦待价是相当信任的。然而，由于他以门荫入仕，自武职而起，未参加科举考试，也未入学馆(包括弘文馆、崇文馆、国子学、太学)，文化功底较薄，处理政务的能力有限，在相位虽然尽心尽力，但仍然不能做好主管的行政工作，经常被同僚所嗤笑。即史书所记“(韦待价)素无藻鉴之才”，“铨综无叙，甚为当时所嗤”[21]。而他也对自己非常了解，深知自己居相位将无所作为。因此，他自从当上宰相以后，“颇不自安，频上表辞职”[22]，而“则天每降制不许之”，于是“又表请削官秩，回赠父”；他也深深知道，自己虽短于政事，而长于武事，善于带兵打仗，因此多次“上疏请自效戎旅之用”[23]，以期对朝廷有所贡献。
　　四　再次领兵出征的悲剧
　　韦待价行政工作能力不足，而长于武事，故多次上疏要求“自效戎旅”。当时，突厥经常进犯唐北部边境。垂拱元年(685)十一月，武则天以天官尚书韦待价为燕然道行军大总管。领兵以讨突厥[24]。第二年春天，韦待价领兵还朝[25]，成功阻止了突厥对边疆的侵犯。垂拱三年(687)十一月，吐蕃(今藏民族祖先)又犯唐边境，武则天又遣韦待价以本职将兵击吐蕃。取得了多次胜利，不久又征还朝廷。
　　在此之前，叶蕃几次攻陷西域龟兹(今新疆库车)、于阗(今新疆和田)、焉耆(今新疆焉耆)，疏勒(今新疆喀什)等安西四镇，并不断侵扰唐西北边境，“丝绸之路”也曾一度中断。为了巩固唐西北边境，打通“丝绸之路”，永昌元年(689)五月丙辰，武则天又命文昌右相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以安西大都护阎温古为副大总管，督三十六总管以讨吐蕃，并且进封韦待价为扶阳郡公(正二品)。七月，韦待价军止寅识迦水(今新疆伊宁四南)，与吐蕃战，胜负略相当，而副总管阎温古逗留不进，又恰逢炎热的七月天降大雪，加上当时粮运不继，内地士兵不习惯新疆气候，大多数又冻又饿，死者甚众；乃旋师弓月，屯军于高昌(今新疆吐鲁番)。武则天闻之大怒，七月丙子，距离大军出发仅仅八十天，武则天命斩副大总管阎温古，书待价坐除名，配流绣州(治所常林，在今广西桂平县南)，不久，韦侍价病死于绣州[26]。
　　五 关于韦待价的功过
　　韦待价以门荫入仕，起于武职，曾任边州(兰州、肃州等)刺史、右武卫将军，封爵扶阳男，后转任吏部尚书；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驾崩后充山陵使修建乾陵，因此功于垂拱元年(685)同凤阁鸾台三品，入相，垂拱二年(686)至永昌元年(689)为文昌右相，是宰相班子的二号人物，对朝廷的重要事物的决策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大总管击吐蕃时，晋爵扶阳郡公，达到了其事业的巅峰。他一生对朝廷，对武则天可以说是尽心尽力，颇有所贡献。然而，他领兵打仗时因战事失利被除名，后流放而死，使他的一生带上了一定的悲剧色彩。
　　韦待价这一历史人物，他一生有许多功绩，也有许多缺点和失误，做行政工作时能力不足是其缺点，带兵打仗时准备不足和决策失误造成战争失败是其失误。当然这次战争的失利，也不能归咎于他一个人。副总管阎温古逗留不进，内地的士兵不习惯新疆地区的气候[27]，本应炎热的七月天却降起了大雪，缺少基本的御寒工具，再加上粮草不继，是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他最初的几次战功使其短时期的快速升迁，足以说明其战功之大；特别是为山陵使修建乾陵时，他尽职尽责，严格要求，在短短的270多天内完成了陵墓的地下玄宫和陵园主要建筑的建设。684年九月乾陵主要工程结束后。他以功加金紫光禄大夫，次年，既同凤阁鸾台三品，入相，可见他营建乾陵之功受到了武则天的肯定。而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当初为卢龙府果毅在对高丽的战争中，他身先士卒，以致左足被流矢射中，他隐而不言，未邀功请赏，甘作无名英雄；还有，他为相时颇有自知之明，十分清楚并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知道自己处理政务能力有限，没有一味不懂装懂，因而他多次上疏请辞职，未被允许时，又要求“自效军旅”，从事自己特长的武事，以期对朝廷做出更大的贡献。
　　另外，人们以为韦待价掌管吏部时“铨综无叙”[28]，以为这主要因其无才。其实，这固然与韦待价的能力有关，但与当时动荡的局势关系更大，书待价掌管吏部至少是仪凤三年(678)以后的事，而仪凤之后中央政权频繁变动，我们可以从当时频繁更换年号窥其一斑。武则天利用李义府、许敬宗等人的支持，清除异己，积极培植私党，酷吏横行，人事变动频繁，且多不经过吏部。因而，当时主管吏部的韦待价无所作为就不难理解了。
　　注释：
　　[1][2][3][7][8][9][11][21][22][23][25][28]刘昫：《旧唐书》卷七七《韦挺传》。中华书局，1975，页2669～2672。
　　[4][10][18]《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页1818～1892。
　　[5]参见《旧唐书·高宗本纪》。另外，李道宗由于长期与当时执政的长孙无忌不睦，受其排挤而遭贬，后来武则天对韦待价的重用，也可能与武则天打击长孙无忌，从而重用长孙无忌的反对派有关。
　　[6]参《旧唐书》卷七七《韦挺传》及卷八三《薛仁贵传》。
　　[12]参见刘向阳《唐代帝王陵墓》(三秦出版社2003年9月版，80页)，据现藏洛阳古代艺术馆的韦泰真墓志铭。
　　[13]据陈垣《二十四史朔闰表》所记公历时间推算。
　　[1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七《陈子昂传》。中华书局，1975，页4067。
　　[15]李好文：《长安志图》。
　　[16]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八，神龙元年十二月条。中华书局，1956，页1443。
　　[17]参见《旧唐书·韦挺传附韦待价传》及《新唐书·宰相表》。
　　[19][24]《资治通鉴》卷二○三，垂拱二年四月条。页：1407—1408。
　　[20]《资治通鉴》卷二○四，垂拱三年十一月条。页1410。
　　[26]见《旧唐书·韦挺传附韦待价传》、《新唐书》本传及《通鉴》卷二○四。
　　[27]据乌廷玉《隋唐史话》(北京出版社1984年9月版)：唐代实行的是府兵制，兵养于折冲府，而全国共有兵府657个，仅京兆府就有131个，占20%，关内、河南、河东三道，共有兵府526个，占80%，所以说，当时参战的士兵(主要来源于兵府)主要为内地人。
　　(作者单位：乾陵博物馆)
　　

乾陵文化研究（一）/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