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武则天当政的具体时间，本文所指的是从唐高宗显庆五年(660)武则天开始参与朝政起[1]，到神龙元年(705)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被迫下台为止，共计45年的时间。这期间武则天执掌朝政经历了辅政(660—683)、临朝称制(683—690)到称帝(690—705)三个阶段，虽然对朝政的介入有程度上的由浅入深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但她的学术思想和政策通过她的执政在不同程度上，间接或直接地影响或左右了近半个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武则天实行开放多元的文化政策，形成了开明宽松的文化氛围，大规模的兼容外域文化，采撷其英华，滋养和丰富了本民族的文化。陆上丝路和海上丝路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孔道。尤其是陆上丝绸之路，以强盛的帝国国力为依托，在武则天当政时期，始终保持着畅通无阻。其文化涵盖了中华各民族的优秀成分，充实和发展了汉文化，中华文化已经不单纯是传统的华夏文化，而是以汉族文化为主的包容胡、汉各民族文化的混合体。
　　一 武则天当政时期的学术成就
　　武则天重视发展文化，她精通文史，尚未称帝时，就特别注意研究学问，留心文化。《旧唐书·高宗本纪上》记载：“永徽六年三月壬戌，昭仪武氏著《内训》一篇”，昭仪时就已开始著书，更可见武氏个人才华之突出及对学术的重视。武则天曾亲自召集诸儒，著书立说，振兴文化。《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神龙元年正月条载：“太后尝召文学之士周思茂、范履冰、卫敬业，令撰《玄览》及《古今内范》各百卷，《青宫纪要》、《少阳政范》各三十卷，《维城典训》、《凤楼新诫》、《孝子列女传》各二十卷，《内轨要略》、《乐书要录》各十卷，《百僚新诫》、《兆人本业》各五卷，《臣范》两卷，《垂拱格》四卷，并文集一百二十卷，藏于秘阁。”应该说武则天自己就是武周时代非常重要的学者之一。本文采用传统四部分类法，结合《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情况，将武则天时代的学术发展概况总结如下：
　　1．经部书
　　李善(?—689)，唐代学者，扬州江都(今江苏扬州)人，李善曾受《文选》于同郡曹宪。在政治上遇挫折之后，居汴、郑间以教授《文选》为业，注释《文选》60卷。据说其注有初注、覆注及三注、四注，而每次注，皆被广为传抄。李善注的特点是能为词语、典故溯源，亦兼以释义，并能指出其修辞手法。同时又对作品中所涉及的事实、名物等，结合史事进行考证，以阐明写作背景，所以他的注颇具史料价值。其书因广泛传抄，故影响深远，其中对于汉代及魏晋间一些诗作的解释，常为后代注家广范袭用，在文学批评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唐人重《文选》，学者为学，常必精熟《文选》，因此形成注解、教授《文选》的《文选》学。赵翼《廿二史札记》：“善撰《文学注解》60卷，表上之，赐绢一百二十匹。至今言《文选》者，以善为定。杜甫诗亦有‘熟精《文选》理’之句，盖此固词学之祖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唐礼》：《旧唐书》卷199上《东夷传》：“垂拱二年，(新罗)政明遣使来朝，因上表请《唐礼》一部并杂文章，则天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以赐之。”《唐会要》卷36《蕃夷请经史》与此记载相同。礼仪是帝王控制臣民的重要手段，武则天向来非常重视，为新罗编撰《唐礼》也是武则天文化开放政策及重视民族、国家之间学术文化交流的体现。
　　《臣轨》：《旧唐书》卷24《礼仪志四》：“则天长寿二年，自制《臣轨》两卷，令贡举人为业，停《老子》。”武则天所撰《臣轨》与太宗所撰《帝范》并行，至今仍有合刻本流布于世。
　　《字海》：《旧唐书》卷46《经籍志》著录：“《字海》一百卷，天圣太后撰。”《新唐书》卷57《艺文志》著录：“武后《字海》一百卷，(注)凡武后所著书，皆万元顷、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卫业等撰。”明确指出了这一系列作品的真实作者并非武则天自己，但也反映了武则天对这些著作的重视和认可。
　　王元感撰《尚书纠缪》、《春秋振滞》、《礼记绳愆》：《旧唐书》卷189下《王元感传》：“长安三年，表上其所撰《尚书纠缪》十卷、《春秋振滞》二十卷、《礼记绳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经》、《史记》稿草，请官给纸笔，写上秘书阁。”王元感是武则天时代著名的经学家、学官，著述颇丰，能揭示前儒异同，并评议缺失。也是当时私家著述成果最为丰硕的学者之一，对武则天时期的学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他重要的经学著作尚有许多，这里将其影响巨大者列出，如表一：
　　2.史部书
　　武则天执政时，坚持重视发展文化，鼓励学术的政策。在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当中，修前朝史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得到有修史传统社会的终极承认。武则天深深明白这个道理，因此更是注重发展史学。当时史馆体制与贞观时期基本相同。武则天首先组织文人学士，修成多达100卷的《高宗实录》。此后，又着手撰修《唐史》。长安三年正月敕令特进武三思、纳言李峤、正谏大夫朱敬刚，司农少卿徐彦伯、凤阁舍人魏知古、崔融、司封郎中徐坚、左史刘知几、直史馆吴兢等人修唐史。
　　《五代史志》：《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上》：“显庆元年五月己卯，太尉长孙无忌进史官所撰梁、陈、周、齐、隋《五代史志》三十卷。弘文馆学士许敬宗所撰《东殿新书》二百卷，上自制序。……九月，皇后制《外戚诫》。”武则天虽没有直接主持此书的修撰，而且成书也在高宗朝，但因之制《外戚诫》，更可显示出她重视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处处留心史学的一贯作风。
　　宗秦客《圣母神皇实录》十八卷，《旧唐书·经籍志》只著录有“《圣母神皇实录》十八卷，宗秦客撰”，而《新唐书·艺文志》中则除宗秦客所撰外，另著录有“《则天皇后实录》二十卷，魏元忠、武三思、祝钦明、徐彦伯、柳冲、韦承庆、崔融、岑羲、徐坚撰，刘知几、吴兢删正”。宗秦客是武则天从父姊之子，宗楚客兄。“垂拱中潜劝则天革命称帝，由是累迁内史”[2]。武周天授元年(690)被贬，后死于贬所，因此《圣母神皇实录》成书当在武周时期，其立场可知。
　　另有其他重要的史书编修于其时，如表二：
　　隋唐时期，《汉书》学一度成为显学，注释、考辩《汉书》颇为时兴。先有颜师古注《汉书》博采众家之长，删繁补略，裁以己说，颇具集注性质。后有太子李贤注成《后汉书》，上元(675)中贤与太子洗马刘讷言、太子左庶子张大安等注范晔《后汉书》，于是年十二月注成奏上。此注出于多人之手，对训诂音义及名物制度述之颇详，并对范晔原著之讹误订正数处，对后人读《后汉书》很有帮助。《旧唐书·李贤传》：“(上元三年)皇太子贤上所注《后汉书》，赐物三万段。”《旧唐书》卷86《李贤传》：“仪凤元年十二月丙申，注范晔《后汉书》，表上之，赐物三万段，仍以其书付秘阁。”太子李贤所注《后汉书》是我国古代四大名注之一，也是在武则天的直接影响之下成书的一部重要史学著作。
　　修撰《姓氏录》：《资治通鉴》卷200《唐纪十六》：“(显庆四年)六月，丁卯，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自唐高宗时起，《氏族志》有几次改动，最重要的是武则天改修《氏族志》为《姓氏录》。修订《姓氏录》的原则是“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仕流”。许多以军功得五品官者，都被列入士族，后族武氏被定为第一等。门阀士族在《姓氏录》中虽然有名，但他们却不得不与被他们瞧不起的军功官僚并列，这实际上是降低了他们的身份。因此他们十分恼火，“皆号此书为勋格”。(《旧唐书·李义府传》)此举根本上是为了扶植拥护她的庶族官僚地主，使一批庶族地主上升到国家的统治层，扩大了武则天时代的统治基础。
　　武则天时代史学方面的巨大成就还表现在刘知几其人的史学成就及《史通》的撰著。刘知几是武则天时代非常重要的史学家，以《史通》名世，千载之下，历久弥新。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刘知几升任著作郎，兼修国史。在史馆任职期间，他先后与当时著名的史官徐坚、吴兢、朱敬则等修成《唐书》80卷，《则天实录》30卷，他还独立完成了《刘氏家史》15卷及《刘氏谱考》3卷。《史通》写成后，徐坚就非常推崇，说“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3]。其书颇具创新性，《史通》是中国及全世界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此书的编著时间始于唐代武后长安二年，共历时九年。全书内容主要评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以及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大类。史学理论指有关史学体例、编纂方法以及史官制度的论述；史学批评则包括评论史事、研讨史籍得失、考订史事正误异同等。由于《史通》总结唐以前史学的全部问题，因而拥有极高的史学地位。
　　3.子部书
　　书法、书学是士大夫非常重视的技能与本领，据《新唐书》著录，武则天时代的重要著作有：
　　孙过庭《书谱》：《书谱·书论》讲到：“自汉魏已来，论书者多矣。妍蚩杂糅，条目纠纷。或重述旧章，了不殊于既往；或苟兴新说，竟无益于将来。徒使繁者弥繁，阙者仍阙，今撰为六篇，分成两卷，第其工用，名曰《书谱》。庶使一家后进，奉以规模；四海知音，或存观省。缄秘之旨，余无取焉。垂拱三年写记。”正如其言，《书谱》是中国书学史上一篇划时代的书法论著，它对中国书法的影响是巨大的，奠定了书法理论的基本框架。
　　裴行俭《草字杂体》卷亡。《旧唐书》卷84《裴行俭传》：“有集二十卷，撰《草字杂体》数万言，并传于代。又撰《选谱》十卷，安置军营、行阵部统、克料胜负、甑别器能等四十六诀，则天令秘书监武承嗣诣宅，并密收入内。”
　　书法家王羲之后人王方庆《宝章集》十卷、《王氏八体书范》四卷、《王氏工书状》十五卷等等。
　　《麟德历》：《旧唐书》卷79《李淳风传》：“时《戊寅礼法》渐差，淳风又增损刘焯《皇极历》，改撰《麟德历》奏之，术者称其精密。”《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上》：“麟德二年五月辛卯，以秘阁郎中李淳风造历成，名《麟德历》，颁之。以司空、英国公李勣，少师、高阳郡公许敬宗，右相、嘉兴县子陆敦信，左相钜鹿男窦德玄为检校封禅使。”这是天文立法方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学术专著，影响深远。
　　《乐书要录》署名武则天所撰。《旧唐书》卷46《经籍志》载：“《乐书要录》十卷，大圣天后撰。”《新唐书》卷57《艺文志》著录：“武后《字海》一百卷，(注)凡武后所著书，皆万元顷、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卫业等撰。”以此为据，可知本书的作者虽署名武后，但实际上是经当时的众学者之手完成的。《乐书要录》原书在中国本土撰写之后不久便散佚了，但被日本遣唐使吉备真备带回其国，现仍在日本保存，成为研究唐代音乐的重要资料。
　　(1)佛教著作
　　因为武后时期，佛教登上儒、释、道三教领袖的宝座，为佛教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学术思想上说，佛教经学在此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佛教经学兴起于南北朝，这一时期一个重要变化，就像任继愈所说：“完全摆脱了依靠外国译人主持领导经学的发展，走向独立发展创造的新阶段。”[4]从翻译经典来说，其人才之优胜于以往，而且多为中国人。就所依原典来看，之前多为西域传本，而这时期重要的原本多自印度本土携带而来，所以较少失真。加之翻译职业常常能得到武则天的支持，促成了这一时期佛经翻译的繁盛。
　　《成唯识论》：《续高僧传》卷4《玄奘传》：“以显庆五年正月元日，创翻大本。至龙朔三年十月末了，凡四处十六会说，总六百卷，般若空宗此焉周尽。期间又译成《成唯识论》等”。
　　八十卷本《华严经》：前面讲到，武后时华严宗兴起，法藏本是没有任何背景的康居国高僧，但在武则天的支持下，创立了华严宗，并助译《华严经》，由于晋译六十卷本《华严经》义理不全，武则天便派人去于阗取来梵本《华严经》，亲自出面组织翻译，委托实叉难陀(652—720)担任主译，在证圣元年(695)与菩提流志、义净、复礼、法藏等人在唐洛京大遍空寺翻译该经，圣历二年(699)在佛授记寺翻译完毕，为八十卷本《华严经》。这就是在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唐译《华严经》。实叉难陀除翻译《华严经》外，还译成《入楞伽经》。
　　菩提流志(翻译时代693—713年)，南印度人，武则天时译出《大宝积经》120卷，因其中有女人可以为帝王的文字，深受武后赏识。
　　武周时期各派宗史开始兴起，最先出现的是禅宗，智矩《宝林传》十卷(《新唐书》卷59《艺文志》)是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禅宗宗史。《宝林传》是一部根据禅宗南宗的祖统说编定的通记禅宗西天二十八祖和东土六祖事迹的著作[5]。其他如《楞伽师资记》《历代法宝记》等，都是这类著作。
　　《大周刊定众经目录》：随着写经数量的增加，需要统一整理编目，以便读诵、缮写和记录寺院的藏书。武则天天策万岁元年(695)，佛授记寺沙门明佺等奉敕撰成。圣历二年(699)，又于卷十五之末附列《三阶杂法》目录。
　　《法苑珠林》：《宋高僧传》卷4《道世传》：“……(道士)复因讲贯之余，仍览甚深之藏。以为古今绵代，制作多人，虽雅趣佳辞，无足于传记。由是搴文囿之菁华……以类编录，号《法苑珠林》，总一百篇，勒成十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五子部五五谓：“此书作于唐初，去古未远，在彼法之中，犹为引经据典。……较后来空谈心性、弥近理大乱真者，故尚有间矣。”该书自《四库》收录后颇为汉学家所重视[6]。武则天的时代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佛教已深深扎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之中，成为中华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教珠英》：《旧唐书》卷78《张行成传》附传：“以昌宗丑声闻于外，欲以美事掩其迹，乃召昌宗撰《三教珠英》于内。乃引文学之士李峤、阎朝隐、徐彦伯、张说、沈佺期等二十六人，分门撰集，成一千三百卷，上之。”武则天在开创大周王朝后，为体现强盛的国力，下令编纂了大型类书《三教珠英》。
　　(2)道教著作
　　《玄珠录》，道教著作，为王太霄据道士王玄览弟子所私记玄览语录辑录而成，所辑录语120余条，系反映唐代道教重玄派思想之重要著作，今收入《道藏》太玄部。所以起名《玄珠录》，又名《法宝》。
　　《道教义枢》，重要的道教类书，为青溪道士孟安排所撰。约成书于武周圣历二年，该书对于研究道教教义的历史演变和道教概念的变化演进有重要的价值，可视为唐代中期以前道教教义的集大成之作，收入《正统道藏》太平部。武则天当政时期其他道教著作，如表三所示。
　　吕才一生著书很多，他出自儒家，而又不完全拘泥于儒家，其学术思想具有“以百姓心为心”的“异端”性质，“诸家共诃短之”(《新唐书·吕才传》)。正因为如此，吕才的著述大都难容于世，大部散失，仅存的有：载于《旧唐书》本传中的《叙宅经》、《叙禄命》、《叙藏书》，以及《全唐书》辑录的《进大义婚书表》、《进白雪歌奏》、《议僧道不应拜俗状》、《因明注解之破译图序》(载于《大藏经》中)、《东皋子后序》等五篇著作。
　　4.集部书
　　武则天时代，诗歌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期，有了这个时期的积累，才可能呈现大唐盛世的诗歌繁荣景象。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武则天重视科举以诗赋取士，并大力扶植庶族地主势力，从而扩大了诗歌的社会基础。初唐四杰王勃、骆宾王、杨炯、卢照邻同时称雄诗坛，文名甚盛。其后的宋之问、沈佺期，也是著名的文学之士，他们在诗的声律化定型方面贡献巨大，他们的作品称为沈宋体，是当时文人士子模仿的样板，但他们的仕途也有坎坷，他们谗奉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替他做应制诗，武则天死后，沈宋都被贬窜，先后死去。武则天时代非常著名的诗人有元万顷、范履冰、周思茂、乔知之兄弟、刘允济、富嘉谟、员半千、沈佺期、陈子昂等等，不胜枚举。其中最重要的诗人是陈子昂，《旧唐书》卷190中《陈子昂传》记载：初为《感遇诗》三十首，京兆司功王适见而惊曰：“此子必为天下文宗矣!”由是知名。并说他：“文词宏丽，甚为当时所重。”陈子昂有很强的报国之心，曾上书要武则天兴太学，复礼乐，《新唐书》卷107《陈子昂传》：“陛下方兴大化，而太学久废，堂皇埃芜，《诗》、《书》不闻，明诏尚未及之，愚臣所以私恨也。太学者，政教之地也，君臣上下之取则也，俎豆揖让之所兴也，天子于此得贤臣焉。今委而不论，虽欲睦人伦，兴治纲，失之本而求之末，不可得也”。他还说：“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奈何为天下而轻礼乐哉?愿引胄子使归太学，国家之大务不可废已。”《旧唐书》卷166《元稹传》称：“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感兴诗》十五篇。”对陈子昂的诗给予了高度评价。
　　另有下列文集：
　　由于武则天统治时期，文化政策开明。使得整个社会崇文重教，著书立说的风气非常浓厚，大量优秀作品问世，本文以《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书籍为中心，仅列举上述。
　　二 武则天时期的重要学者
　　武周时期学术繁荣，名家辈出，著名学者有：许敬宗、徐坚、刘知几、周思茂、范履冰、卫敬业、吴兢、徐彦伯、王元感等等一大批才俊，这些学者的事迹和著作前人做过详细而深入的研究，在此仅以许敬宗这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为例，略作论述，以反窥武周学者的群体风貌。
　　许敬宗：《旧唐书》卷82《许敬宗传》载：“敬宗幼善属文，举秀才……太宗闻其名，召补秦府学士。贞观十七年，以修武德、贞观实录成，封高阳县男……永徽三年，入为卫尉卿，加弘文馆学士，兼修国史。”他的才学早已闻名天下，但是人品不好，属于典型的“有才无德”，“敬宗自掌知国史，记事阿曲”，“辄以己爱憎曲事删改，论者尤之。然自贞观以来，朝廷所修《五代史》及《晋书》《东殿新书》《西域图志》《文思博要》《文馆词林》《累璧》《瑶山玉彩》《姓氏录》《新礼》，皆总知其事，前后赏赀，不可胜记。”抛开个人品质问题，许敬宗所主持、参与编修的都是非常重要的著作，在整个唐代学术史上留下了深刻影响。
　　《旧唐书·高宗本纪上》记载：《累璧》：“显庆六年六月庚寅，中书令许敬宗等进《累璧》六百三十卷，目录四卷……《瑶山玉彩》：龙朔三年春正月，太子弘撰《瑶山玉彩》成，书凡五百卷。”被记载在高宗的本纪中，更可见这些著作的影响之大及史官和学者对它们的重视程度。政治影响巨大的《姓氏录》，也与许敬宗有关。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在武则天的支持下，高宗采纳许敬宗、李义府的建议，重修《氏族志》更名《姓氏录》，凡200卷。《姓氏录》的编修有很重要的政治意义，为武周时期社会阶层的变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许敬宗是非常重要的学者，尽管他由于政治原因臭名昭著，但他确实是不可多得的有才之士，对于武周学术发展作出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三 武则天时代的学术特点及其影响
　　练上所述，我们可以大体上感知那个辉煌时代的学术面貌。随着门阀势力的衰落，与之相适应的用人制度九品中正制也被科举制所代替。这使士族垄断仕途的历史结束，给人们展现了一个全新的可以经个人奋斗进取的机遇。尤其在武则天登上政治舞台以后，为了巩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在政治上打击门阀势力，同时又积极扶植庶族地主参政，通过发展完善科举制度，使庶族地主知识分子更多的进入各级政权。由于庶族地主不具有士族地主的特权和地位，他们和农民之间无法建立人身依附关系很强的部曲、佃客制度，往往采取人身依附较弱的租佃佃农制，在这种方式下，农民人身自由增多，对土地的经营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和自主权。随着庶族地主势力的扩大，租佃制也有相应的发展。这些变化给社会各阶层带来勃勃生机，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因登上政治舞台的道路拓宽而感到欢欣鼓舞，激发了他们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豪情壮志。农民则因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动和在租佃制下获得更多自由，而对社会、对生产、对生活都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和主动性。这使唐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充满了生气，并主要从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出来。
　　武则天时代的学术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活泼向上、锐意进取的风貌，学者们大都知识广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很多学者都能在多个领域同时取得骄人的成绩，这也是由于社会风气所致。大抵唐代文人，并不以经学为意。重视真才实学，又能不拘一格，自由奔放。如王方庆，雍州咸阳人也。则天以方庆家多书籍，尝求右军遗迹。方庆奏曰：“臣十代从伯祖羲之书，先有四十余纸，贞观十二年，太宗购求，先臣并已进之。唯有一卷今见在。又进臣十一代祖导、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昙、七代祖僧绰、六代祖仲宝、五代祖骞、高祖规、曾祖褒，并九代三从伯祖晋中书令献之已下二十八人书，共十卷。”则天御武成殿示群臣，仍令中书舍人崔融为《宝章集》，以叙其事，复赐方庆，当时甚以为荣。王方庆是个书法家，但是其著述范围非常宽泛，曾著《南宫故事》十二卷，已佚，《公卿故事》二卷，《谏林》二十卷，《王氏神道铭》二十卷，《魏玄成传》一卷，《王氏谱》一卷，《神仙后传》十卷，《礼经正义》十卷。
　　再如李淳风，他曾受诏主持并与国学算学博士梁述、太学助教王真儒等注解的《周髀算经》和《古算十经》颁行为全国教材，是世界上最早的数学教材，对后世东方数学的发展影响巨大深远。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一直沿用到近代。李约瑟博士称其为“整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数学著作注解”。并著有天文观测和历算的《法象志》七卷；受诏编注了《晋书》、《隋书》、《五代史》等，他著《文思博要》、《演齐民要术》等，他与袁天罡合著《推背图》，被誉为东方千古预言奇书；他著《宅经》，而被尊为风水宗师；他著《六壬阴阳经》，而被尊为六壬祖师；他编著中国古代第一部星象巨著《乙巳占》，被誉为中国古代星象百科全书，是一部古代气象学专著，具有重要的文化史和科学史价值；他所著《金锁流珠引》、《太上赤文洞神三篆注》，成为道学经典名著，并成为唐代道家名人。他还著兵书《悬镜》十卷。因此，明代杨维贞指出：“古今知天文历数者，应首推李淳风。”
　　武则天时代的学术，一向不被世人认可，人们认为她离经叛道、损坏学校、滥杀无辜、令学者寒心，致使学术发展受挫。《旧唐书》卷189上《儒学列传》：“及则天称制，以权道临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其国子祭酒，多授诸王及驸马都尉。准贞观旧事，祭酒孔颖达等赴上日，皆讲《五经》题。至是，诸王与驸马赴上，唯判祥瑞按三道而已。至于博士、助教，唯有学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实。是时复将亲祠明堂及南郊，又拜洛，封嵩岳，将取弘文国子生充斋郎行事，皆令出身放选，前后不可胜数。因是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唯苟希侥幸。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矣。”武则天革唐命，鼓励、提拔寒庶士人，行事大胆，不拘细节，旧史家对她的掌权很不满，措辞上难免夸大、失实之处。但事实上，我们应当看到她尚未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以前就开始著书立说，到执掌朝政之后，更是重视发展学术，在她掌权的时代，学术并非退滞不前，而是有相当发展的。诚然，武则天发展学术是巩固统治的需要，因为文治是衡量帝王业绩的一个方面。最能体现文治的当是文化的发展，在武则天的带动和鼓励之下，当时的社会风气对学术文化非常宽容，学术环境相对自由、活泼、充满生气，很快成就了文化繁荣局面，并为其后唐玄宗时代“开元”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本文系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资助成果。
　　注释
　　[1]《资治通鉴》卷200载：显庆五年十月，高宗“初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唐会要》卷3：“显庆五年十月已后，上苦风眩，表奏时令皇后详决，自此参与朝政。”
　　[2]《旧唐书》卷92《萧至忠传附宗楚客传》，中华书局1975版，第2971页。
　　[3]《旧唐书》卷102《刘子玄传》，第3171页。
　　[4]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隋唐卷》，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129页。
　　[5]陈祖武：《中国学案史》，东方出版中心2008版，第18—19页。
　　[6]刘学智等编：《中国学术思想编年》(隋唐五代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版，第246页。
　　(冯敏，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编辑)

乾陵文化研究（六）/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