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活跃于隋唐之际的苏定方，是中国古代重量级的军事将领之一。目前，国内学界对苏定方其人的研究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能够看到的似乎只有业师拜根兴教授《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一书中的一些篇章。作为后学，在拜读上述著作后，希望通过对比分析苏定方的历史和文学形象，探讨作为真实历史人物的苏定方是如何走向文学作品中的反面形象的，并以此就教于诸方家先达。
　　一 文献所见历史上真实的苏定方
　　苏烈，字定方，冀州人士，初唐的著名战将。《旧唐书》《新唐书》均有传。《旧唐书》卷83云：
　　苏定方，冀州武邑人也。父邕，大业末，率乡闾数千人为本郡讨贼。定方骁悍多力，胆气绝伦，年十余岁，随父讨捕，先登陷阵。父卒，郡守又令定方领兵，破贼首张金称于郡南，手斩金称，又破杨公卿于郡西，追奔二十余里，杀获甚众，乡党赖之。后仕窦建德，建德将高雅贤甚爱之，养以为子。雅贤俄又为刘黑闼攻陷城邑，定方每有战功。及黑闼、雅贤死，定方归乡里。
　　《新唐书》卷111记载：
　　苏烈，字定方，以字行，冀州武邑人，后徙始平。父邕，当隋季，率里中数千人为本郡讨贼。定方骁悍有气决，年十五，从父战，数先登陷阵。邕卒，代领其众，破剧贼张金称、杨公卿，追北数十里，自是贼不舍境，乡党赖之。[1]
　　从新旧《唐书》苏定方本传了解到，苏氏本名苏烈，字定方，而唐朝多以字行，故一般称其为苏定方。隋唐之际中原纷乱，英雄豪杰并起，作为地方豪族出身的苏定方年纪轻轻便已声名在外，在其父死后，苏定方追随当时的窦建德河北义军，成为河北系[2]的一员年轻将领。
　　大唐开国之后，逐一翦除群雄，河北窦建德亦未能幸免。作为窦建德部将高雅贤养子的苏定方必然与大唐有过交手，养父高雅贤更是死于和幽州总管罗艺的战斗中；作为罗成原型的罗士信也是死于刘黑闼之手。笔者以为，这可能是后世民间小说对苏定方与罗家恩怨的描写根源。关于罗艺，《新唐书》卷92载云：
　　数与建德战，多所禽馘。秦王击刘黑闼，高祖诏艺弟监门将军寿以兵从，艺自率众数万破刘什善、张君立于徐河。黑闼引突厥入寇，艺复以兵与皇太子建成会洺州，遂请入朝。
　　另外，《新唐书·忠义传·罗士信》记载：
　　从秦王击刘黑闼洛水上，得一城，王君廓戍之，贼急攻，溃而出。王语诸将：“孰能守此?”士信曰：“愿以守。”乃命之。士信已入，贼悉众攻，方雨雪，救军不得进。城陷，黑闼欲用之，不屈而死，年二十八。王隐悼，购其尸以葬，谥曰勇。
　　河北势力消亡后，绝大多数河北人物多退隐山林，拒绝仕唐，而苏定方则在沉寂一段时间后重新活跃在军事活动中。
　　武德、贞观之际，苏定方官拜唐朝廷折冲都尉[3]。贞观四年(630)，苏定方作为李靖的先锋官参与唐和东突厥的战争之中，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阴山之战中，苏定方立下大功。《旧唐书·苏定方传》载，“乘雾而行，去贼一里许，忽然雾歇，望见其牙帐，驰掩杀数十百人。颉利及隋公主狼狈散走，余众俯伏”。此役之后苏定方却沉寂下来，太宗一朝再无出征的记载，这种异于常理的现象，究其原因，要么是有关史料失传造成困惑，要么就是苏定方在朝廷遇到某种麻烦无外乎就是政治上的打压或者是史料的缺乏，《旧唐书·李靖传》记载道，贞观四年五月，“御史大夫萧瑀劾奏李靖破颉利牙帐，御军无法，突厥珍物，掳掠俱尽，请付法司推科”，“持军无律，纵士大掠，散失奇宝”。故此，唐太宗召见李靖，责备有加，李靖本人“无所辩，顿首谢”。从后来事情发展来看，李靖似没有受到处罚，作为先锋官的苏定方是否承担了责任，受到了相应的处罚，因没有史料涉及，难以作出结论，但此似乎是可以预想得到的事情。
　　另外，《新唐书·李靖传》后文也有如下记载：
　　太宗谓曰：“隋将史万岁破达头可汗，有功不赏，以罪致戮。朕则不然，当赦公之罪，录公之勋。”诏加左光禄大夫，赐绢千匹，真食邑通前五百户。未几，太宗谓靖曰：“前有人谗公，今朕意已悟，公勿以为怀。”赐绢二千匹，拜尚书右仆射。[4]
　　既然后来说是诬告，那么顶罪之说就稍有不合理之处，需要进一步研究。而如果真是如此，素来“以沈厚称”的李靖必然对苏定方有所歉疚，有可能将其带在身边以资培养。另外，也许苏定方参与了后期的征战但是并未立有战功，而传记作者为传主隐晦亦未可知，这从后世演义小说中与苏定方颇多恩怨的薛仁贵传记中可见端倪，《旧唐书》卷87记载：“寻迁右领军郎将，依旧北门长上。永徽五年，高宗幸万年宫”，可以说从唐太宗征伐辽东后一直到高宗永徽年间，薛仁贵也是处于沉寂无声状态。然而，问题是从贞观四年到贞观十九年征伐高句丽战开始十五年已飞驰而逝，再到永徽末年，长达二十余年苏定方沉寂不名。若非受到“封杀”处罚，其余的解释均显得苍白无力!
　　永徽六年(655)正月，高句丽联合百济、靺鞨进攻新罗，很快攻取其北部33座城市[5]，新罗派人向唐朝求救。总之，苏定方获得了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他以左卫中郎将的身份，随同营州都督、东夷都护程名振率军前往辽东征伐高句丽。在此役中，苏定方因功被授右屯卫将军、临清县公，开始进入了一生的辉煌时期。对于苏定方得以出征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三种因素在起作用：其一，当时掌握军政大权的李勣念及昔日同僚情谊(李勣与苏定方曾同受李靖节制，并且都参加了当年的阴山之战)。其二，高宗李治为抑制元老重臣的权力而起用一批中层将领(此时李治与长孙无忌等元老间的矛盾已逐步加剧)。其三，出征主帅程名振的推荐(程名振也是出身于河北一派，侍奉过窦建德、刘黑闼，二者以前是同僚)[6]。
　　显庆元年(656)，高宗命朝中元老正三品左卫大将军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出征平叛，讨伐西突厥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并以从三品右武卫将军王文度为副大总管[7]。苏定方作为前军总管，位在王文度之下。
　　在鹰娑川之战中，苏定方充分发挥李靖的骑兵战法[8]，率五百骑兵驰援，出其不意，叛军因此大溃，“追奔二十里，杀千五百余人，获马二千匹，死马及所弃甲仗，绵亘山野，不可胜计”[9]。另外，新旧《唐书·苏定方传》都记载有武卫将军王文度因为嫉妒苏定方的战功，并因此矫诏夺取了葱山道行军大总管程知节的兵权，杀降夺财，畏惧不前，最终导致了这次平叛的失败。对此史料记载，笔者认为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对于嫉妒苏定方的战功，笔者认为，根据唐代封赏原则，下属之功也为上司所有。苏定方作为王文度的下属将领，所立功勋自然也可计其名下，所以，“王文度害其功”当属无稽之谈。
　　其次，关于王文度是否矫诏。根据唐朝律法，矫诏是天大的重罪，但王文度出征返回后所受的惩处仅是“坐处死，后得除名”，并且几年之后又以熊津都督的身份出征，可见“矫诏”另有蹊跷，真相如何，不得而知。笔者以为，显庆元年十二月王文度被除名的关键在于他提出屠城掠货，导致贻误战机，让唐高宗的庞大计划流产。此外，程知节当时已经68岁，如此老迈之躯，其作用也多应该是以震慑为主。而作为副大总管的王文度，可能是事实上的主帅。当王文度看到各路分进合击有风险时，便夺去了兵权，采取全军靠拢、统一部署，步步为营的战略，而在鹰娑川一役中大败鼠尼施部的苏定方则失去了自主出兵取得战绩的机会。二十余年间默默无闻，事业刚刚开始起色的苏定方，立功机会的得而复失导致他对王文度产生不满，其中劝说程知节和恒笃城的拒绝分赃，或许更为重要的原因只是出于对王文度本人的不满和厌恶。
　　另外，对于畏惧不前，多是指王文度接管指挥权后所推行的相对保守战法，即“结为方阵，辎重并纳腹中，四面布队，人马被甲，贼来即战”[10]。但是，这种战法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九月，程知节、王文度的大军又与贺鲁之子咥运激战，大破之，斩首数千人。从当时战争态势可以看出，唐军虽然取得了一定胜利，但本身的损失也不小，对此，程知节与苏定方亦未反驳。就是说，采用这种战法亦未尝不可。
　　对于杀降夺财，多是指屠杀恒笃城中数千家胡人。王文度认为“比我兵回，彼(指恒笃城胡人)还作贼，不如尽杀，取其资财”，这种论调虽然十分残忍和恶劣，但应当指出的是，唐朝前期乃至随后的战争中杀俘现象亦不复少见。另外西突厥根基未动，唐军一旦撤离恒笃城，该地胡人重新叛归贺鲁，切断唐军后路的可能性颇大；为以防万一，王文度出此下策也是情有可原，而这些可能也是得到除苏定方之外参战所有将领的支持。
　　鉴于此，笔者认为新旧《唐书》采用此说或有其他深意，需进一步研究。
　　显庆二年(657)正月，苏定方升任伊丽道行军大总管，又以正三品燕然都护任雅相、从四品上副都护萧嗣业、正三品左骁卫大将军瀚海都督回纥婆闰为副大总管，又以右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左屯卫大将军阿史那步真为流沙道安抚大使，再度统兵讨伐西突厥。从这次出征的领军将领看，苏定方位阶只高于萧嗣业，副大总管任雅相官位便在其之上，可以推断出皇帝对苏定方的信任。而苏定方此战亦未负皇命，一战功成，生擒阿史那贺鲁，彻底消除了西突厥对唐朝在此区域的威胁。《新唐书》中记载“高宗临轩，定方戎服奉贺鲁以献。策功拜左骁卫大将军、邢国公，别封子庆节为武邑县公”[11]。平叛之后，“定方于是息兵，诸部各归所居，通道路，置邮驿，掩骸骨，问疾苦，画疆场，复生业，凡为沙钵罗(阿史那贺鲁)所掠者，悉括还之，十姓安堵如故”[12]，为唐帝国的西北边疆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唐高宗显庆四年(659)，思结阙俟斤都曼带领所部及疏勒、硃俱波、喝般陀复叛，苏定方又被委以平叛重任。在这次战争中，苏定方结合双方情势，决心采取闪击战，速战速决，精选步军一万，骑兵三千，一日一夜强行军300里，一战定局，“葱岭以西遂定。加食邢州钜鹿三百户，迁左武卫大将军”。是年，苏定方还与吐蕃作战，在乌海(冬给措纳湖)以一千兵力大破吐蕃军八万，杀其主将达延莽布支。这次战役汉文史料中缺乏记载，而吐蕃史料却有多处提及，比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新红史》《西藏王臣记》中均有吐蕃军乌海大败的记载。《编年史》第10条云：
　　至羊年(高宗显庆四年，659)，赞普驻于乍之鹿园，大论东赞驻吐谷浑。达延莽布支于乌海东如与唐廷苏定方交战，达延战死，且以八万败于一千。[13]
　　显庆五年(660)，唐高宗任命苏定方持节神丘、嵎夷、马韩、熊津等一十四道大总管，又作“熊津道大总管”，统兵十余万出击百济。据《大唐平百济国碑铭》记载，副大总管，有正三品冠军大将军□□□卫将军上柱国下博公刘伯英、嵎夷道行军副总管左武侯中郎将上柱国曹继叔、副大总管使持节陇州诸军事陇州刺史上柱国安夷公董宝口、新罗人从三品左领军将军金仁问，行军长史是正五品上中书舍人梁行仪；又以新罗王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统本国兵5万与苏定方呼应。另据《新唐书》记载，参战的还有从三品右武卫将军冯士贵、从三品左骁卫将军庞孝泰[14]。对此，韩国庆尚北道尚州直指寺收藏的《含资道总管柴将军精舍草堂之铭》[15]，记载了唐高宗的表兄正三品交州都督柴哲威也以“加林道行军总管”编列于苏定方军中。笔者认为，他们有的或是苏定方的偏师，分遣其它行军道，并没有随主力一同行动。《旧唐书》卷83记载：“显庆五年，从幸太原，制授熊津道大总管，率师讨百济。定方自城山济海，至熊津江口，贼屯兵据江。”最终与新罗军联合一举攻破百济王城，俘虏百济王扶余义慈及王室大臣及百姓等。至此，百济国不复存在。《三国史记》卷5有详细的记述[16]。
　　但苏定方灭亡百济之后，善后安抚工作却未做好，结果导致百济故地风云再起。《旧唐书》卷109《黑齿常之传》载：
　　显庆五年，苏定方讨平百济，常之率所部随例送降款。时定方絷左王及太子隆等，仍纵兵劫掠，丁壮者多被戮。常之恐惧，遂与左右十余人遁归本部，鸠集亡逸，共保任存山，筑栅以自固，旬日而归附者三万余人。定方遣兵攻之，常之领敢死之士拒战，官军败绩，遂复本国二百余城，定方不能讨而还。
　　苏定方虽然在征伐百济一战中，功勋显著，但却在后期处置失当，成为百济复国运动兴起的导火线，而再度平定的难度并不亚于此前的征伐。然而，该事变发生初期显然没有引起唐罗联军的足够重视，无论是苏定方还是新罗王金春秋都没有及时扼制住这种势头。在此意义上，苏定方是应负有一定责任的。苏定方献俘返回唐朝不久，对他寄予厚望的高宗皇帝又派他攻打高句丽，任命他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旋即迁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可是由于天气原因，苏定方终究未能再建奇功。从平壤回来，一年后，年逾六旬的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被任命为凉州安集大使，在吐谷浑前线防备吐蕃。乾封二年(667)，一代名将苏定方逝于任上。
　　笔者以为，《旧唐书》对苏定方的评价当属公允：“邢国公神略翕张，雄谋戡定，辅平屯难，始终成业。疏封陟位，未畅茂典，盖阙如也”。
　　二 文学作品中的苏定方的文学形象
　　本稿所指的文学形象是指后代的演义小说或评书等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苏定方的形象与真实历史相差甚远，甚至与其形成了鲜明对比。
　　隋唐之后，说话话本小说逐渐兴起。明清之际，隋唐历史演义类小说大兴，先后出现了罗贯中的《隋唐两朝志传》、林瀚的《隋唐志传通俗演义》、熊大木的《唐书志传通俗演义》、袁于令的《隋史遗文》、诸圣邻的《大唐秦王词话》诸书，清康熙年间又有褚人获的《隋唐演义》。《说唐》系列小说以多本正史纪传为基础，广泛吸取民间传说，形成一种具有鲜明民间文学色彩的隋唐历史小说系统。苏定方的俗文学形象便是在此时彻底定型的。
　　明朝前期，在罗贯中所著《隋唐两朝志传》中，苏定方作为唐之骁将追随唐太宗征伐辽东，并与高丽国王盖苏文作战。这是关于苏定方最早的俗文学记录，也是该书对他的唯一描写。但史书中并没有苏定方跟随唐太宗出征辽东的记载。
　　明朝中后期，在澹圃主人诸圣邻编著的《大唐秦王词话》中，苏定方的人物形象丰满生动了许多。在第十七回“魏玄成抱竿哭主徐世勣被说降唐”中，苏定方作为窦建德的说客出场，书中对其出场做了如下描述：“凛凛威风气势昂，熊腰虎背半戎装，袋中紧扣弓和箭，鞘内深藏宝剑光。”[17]
　　可见，著者此刻对苏定方并未有特别鲜明的感情倾向。
　　在第四十回“桓法嗣再布神师计 王世充重借纳命军”中，苏定方因直言犯谏而被夏王窦建德贬斥回乡。结果，虎牢关一战，苏定方不幸言中，窦建德战败被擒，败阵诸将皆逃往苏定方处，并认为其“才高识广”，共推他为领袖。可见，此书中的苏定方是一位有勇有谋，勇于担当的豪杰，且不负重托，率众重整旗鼓，推举刘黑闼为汉东王，打败罗成，成为河北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明都之战，苏定方与罗成不分上下，书中有词赞道：
　　棋逢敌手皆留意，将遇英雄各用心。
　　枪飞道道银蛇走，刀落纷纷雪片侵。
　　交锋大战百余合，二将当场杀手停。[18]
　　最终苏定方更是在淤泥河之战中设计杀死罗成，成为唐王朝最大的对手。笔者认为，一代名将罗成陨落于苏定方之手，是苏定方形象恶化的重要原因。当然，该书中苏定方形象尚可，还未受到太多丑化。从刘黑闼兵败，秦王欲招降苏定方，书中对其言行的描述也无过分之处。在第五十二回“识天时贤母训子 全孝道义士降唐”中，苏定方为尽孝心决心降唐，书中对此有详尽记载：
　　看那苏母，颜如玉润，发似银丝，一生内行谨三从，半世闺仪全四德。持身节操，应门无五尺之童；训子勤劬，继业有十分之范。仿佛伊川母，依稀孟母贤。
　　那定方在城楼上听见要拿他的家小，心中自想：“去不打紧，恐老母受惊不安。倘有不测，吾不孝之罪何逃千经万典，孝义为先，羔羊跪乳，慈乌反哺，为人子岂可不如禽兽?我如今顾不得城池，先要取救母亲去也!”连忙披挂，上马出城，暗暗随着唐朝人马，同上卫州。
　　那苏定方俯伏殿下，秦王说：“这是漳南苏定方，文武兼全，事母至孝。其母大贤，训子归降。”高祖赐金花彩缎，官封正总管，封苏母为宣国夫人。[19]
　　可见，在《大唐秦王词话》中，苏定方是以忠臣孝子面目示人，为窦建德政权鞠躬尽瘁，力挽狂澜，却功败垂成，非人命，实天数。
　　明末清初以降，集大成的《隋唐演义》刊行之后，苏定方的形象随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第三十五回“冰打琼花昏君扫兴剑诛异鬼杨素丧身”中，苏定方虽同样作为窦建德手下将领出场，但已无在《大唐秦王词话》中的风采：
　　这窦建德逃到四明州，遇已故人刘黑闼，与蔡建方、苏定方、梁廷方招集亡命，连夜取了明州，杀了张金称，尽降其众，自称夏明王。封任宗为军师，刘黑闼为元帅。苏定方、蔡建方、梁廷方、杜朗方为大将军，按下不表。[20]
　　同时，《隋唐演义》中，作者极力激化苏定方与罗氏的矛盾，不仅两人有仇，而且苏定方还杀死了罗艺。但根据史料记载，罗艺的死源于谋逆，死于唐太宗朝，《新唐书》卷92《罗艺传》如此描述：
　　艺内惧，乃图反，诡言阅武。兵既集，称被密诏入朝，军至豳，治中赵慈皓出谒，遂据州。帝命长孙无忌、尉迟敬德击之，未至，慈皓与统军杨岌谋诛艺，艺觉，执慈皓。岌居外，即攻之，艺败，弃妻子，从数百骑奔突厥。抵宁州，骑稍亡，左右斩之，传首，枭于都市。[21]
　　而《隋唐演义》作者为了增加艺术效果和矛盾纠葛，却让罗艺死于苏定方之手，在第三十九回中作者写到：
　　罗公一马上前，不问来由，举枪便刺。苏定方举戟相迎，不及三合，定方败走。罗公赶来，定方拈弓搭箭，回身射去，正中罗公左目，大叫一声，回马便走入城，定方领兵围住。罗公败回帅府，眼中取出毒箭，疼痛不止，死于后堂。[22]
　　虎牢关之战，苏定方也一改《大唐秦王词话》中的谏臣形象，随窦建德出征，在第五十一回“王世充发书请救 窦建德折将丧师”中，苏定方与秦叔宝大战数合，但因身手不及，败下阵来。而在第五十四回中，苏定方更是被褚人获描写成了临阵脱逃的将领，小说作者的写作倾向极为明显。第五十六回“秦琼建祠报雄信罗成奋勇擒五王”中，窦建德兵败之后，苏定方跟随刘黑闼再反大唐，成为叛军元帅，而罗成在书中却大放异彩，成为作者极为推崇的人物。史书中虽无罗成其人，但少年成名的罗士信即是其创作原型。罗士信死于刘黑闼军中，在小说作者看来，苏定方难逃其咎。
　　在《隋唐演义》中，从褚人获对罗成的出场便可以推断出作者对其有相当的好感，成为作者在书中着重描写的人物。在第七回“打擂台英雄聚会 解幽州姑侄相逢”中，褚人获如此写道：“这罗成年方十四岁，生得眉清同秀，齿白唇红，面如团粉，智勇双全，隋朝排他第七条好汉。”[23]
　　作为年少英雄，罗成会自然的获得读者的喜爱。在第六十回“紫金关二王设计淤泥河罗成捐躯”中，作者的写作倾向更为明显，将罗成描写成一位横刀立马坚贞不屈的英雄形象，书中写道：
　　忽见苏定方一马跑到，大叫：“罗成，你有此功劳，殷齐二王待你如同冤仇。今日大获全胜，饭也没有得吃，我劝你不如归我主公吧?”罗成听了，又气又恼……苏定方在前，且走且骂，罗成随后紧紧追赶，……到了淤泥河，忽见刘黑闼独自一个，坐在对岸，大笑道：“罗成，你今番却该死了?”罗成一见大怒，弃了苏定方，即奔刘黑闼，一马抢来，哄通一声，陷入淤泥河内。河内都是淤泥，并无滴水，只道行走得的，谁知陷住了马脚，不得起来。河边芦苇内，埋伏二千弓箭手，一声梆下响，箭如雨下。罗成叫道：“中了苏定方计了!”乱箭齐着，顷刻丧命。[24]
　　如此，杀死罗成的苏定方不可避免的为读者所厌恶。与《大唐秦王词话》相比，苏定方形象已相当负面。而对苏定方投降大唐这一事件，《隋唐演义》也把苏定方写得相当势利，为追求荣华富贵，背叛故主，为人所不齿。在第六十四回“四王洒血紫主关 高祖庆功麒麟阁中”如此写道：
　　秦王道：“苏王兄，你们大势已去，如投顺孤家，不失公侯之赏。”苏定方料想刘黑闼兵微将寡，不能成事，不如归顺唐朝，就放下手中枪，下马投降，跪拜马前，秦王大喜，下马扶起。
　　《隋唐演义》作为隋唐系列小说中的代表作，其写作倾向极大的影响了后世的隋唐小说作品。清代小说《说唐后传》(即《罗通扫北》)中，苏定方形象已不可挽回，成为彻底的反面角色：
　　咬金说：“侄儿，你道这仇人是谁那，就是随驾在木阳城中的银国公苏定方这砍头的贼子!”……咬金道：“侄儿，你有所不知，那年炀帝在朝，累行无道，各路作乱，自僭为王者多，天下何曾平静。那苏定方保了明州夏明窦建德，起兵到河北幽州，攻打城池，欲夺河北一带地方，乃是你祖父老将军管辖的汛地。他一点忠心与皇家出力，保守幽州，岂肯被番王所夺，所以你祖父出战，被苏定方发这一枝箭，名曰倒须钩，正射中在左眼，你祖父回衙拔箭归阴了。后来五王共同起兵，共伐唐邦。苏定方设计，把你父哄到淤泥河，四蹄陷住，身被乱箭而死，可怜你父背如筛底。为伯父的前往殡拾，打下箭来，一共有一百零七箭。我原想侄儿大来，好与父报仇，所以将这些箭头收捡在此，与你看的，难得叔父，兄弟阴灵有感，前来托梦，今日对你说明天大冤仇，乃银国公苏定方这狗贼。[25]
　　第十二回之后，苏定方作为陷害罗通，阴谋反唐的奸臣，最终在第十三回“破番营康王奔逃 杀定方伸雪父仇”中，被罗通取心祭父，被太宗皇帝骂成了大奸大恶的国贼。一代名将落得如此下场可悲可叹。不仅如此，此后的小说亦杜撰编排苏定方的后人，这就是《说唐后传》中苏定方的儿子苏麟、苏凤，《薛丁山征西》中苏定方的孙子苏保同，他们皆被写成了反唐的逆贼。
　　另外，近代以来，评书风行，在1984年由著名评书演员陈荫荣整理出版的《兴唐传》，其中对罗成、苏定方两人的不同描写，更是让两者的忠奸形象鲜明突出。罗成一出场便是：
　　上首里站着一位少年将军，头戴亮银白虎盔，身披素银甲，外罩素罗袍，面如敷粉，也就在十六、七岁光景。书中暗表，这就是北平王的殿下罗成。[26]
　　此书中的苏定方则以窦建德的结拜弟兄出场，甫一出现，便已是夏明关的元帅，并随窦建德造反。在《兴唐传》中，苏定方仍是暗箭杀死罗艺。在第一百一十回中如此记载：
　　那边苏烈看在眼里，心说成了，抽弓搭箭，认扣填弦，对准北平王，嗖的一声，一枝冷箭射了出去。噗!这枝箭不偏不倚，正射中罗艺的哽嗓咽喉。罗艺登时坠马，闭气身亡。
　　在该书高潮部分的第一四〇回“罗元帅周西坡捐躯李世民山河带加身”中，罗成最终以英勇不屈，杀身成仁的形象收场，在罗成取义时，作者极力渲染一种英雄气概：
　　罗成一听，嘿嘿一声冷笑，叫道：“苏定方，我被建成、元吉所害，又被你诱到此处，还是那句话，贫而不可移其志，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我岂能助你打潼关，灭大唐，落个骂名千载。常言说的好，没有不死之人，没有不败之家，没有不败之国，你来观看……”
　　说着他把五钩神飞枪扔了，跳下闪电白龙驹把这匹宝马弃了，抠住楼海带把盔摘下来甩了，解开袢甲绛、狮蛮带把盔甲卸了。对苏烈说：“苏定方，有道是先死容易后死难，将来自有人给我报仇雪恨。来吧，我情愿受箭而死!”[27]
　　而罗成形象的成功塑造，使得苏定方的反面形象更加深入人心，成为隋唐系列小说中主要的反面人物，在民间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此外，根据评书《罗通扫北》改编的戏曲中，苏定方也已变成一副正宗奸臣模样，白脸长髯滑稽可笑。一代名将落得如此下场，可悲可叹。
　　三 苏定方形象流变原因分析
　　苏定方戎马一生，灭三国，擒三王，功名显赫，名垂青史，但却因为这些莫名其妙的影子对手而恶名远播，这般境遇实在让人费解。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苏定方的出身问题。唐朝初年，中央政府对于河北势力一直心怀警惕，对出身河北势力的人物亦猜忌之心极深。从玄武门之变前后各个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以及太宗朝的各位将领的境遇便可知一二。《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略云：“密令数人上封事曰：‘秦王左右多是东人，闻往洛阳，非常欣跃。’”《旧唐书·巢王元吉传》，建成荐元吉代太宗督军北讨，“仍令秦府骁将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并请同行”，可见上引四人当为秦府骁将的代表。四人中秦叔宝、程知节为出身瓦岗寨，虽来自河北却最早投靠唐廷，是唐太宗的心腹，尉迟敬德也是山东豪杰，但出身于刘武周系统。刘武周与河北窦建德、刘黑闼集团更为接近，在《旧唐书·尉迟敬德传》中，出现了“隐太子、巢剌王元吉将谋害太宗，密致书以招敬德”[28]，《新唐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也就是说在建成、元吉看来，尉迟敬德是有可能被拉拢的。究其原因，出身河北应是其重要因素，即并不出自秦王嫡系的瓦岗系统，而李勣、秦叔宝、程知节等虽然悍勇绝伦，但出身于瓦岗一脉，知其不可能背叛秦王，故而未进行拉拢。
　　由此可见，对于唐太宗而言，最主要也是最信赖的是出身于瓦岗寨系统的山东豪杰，不论是统一天下，谋取帝位，还是后来贞观年间的对外战争。尉迟敬德屡救唐太宗于危难，并且在玄武门事变中亲手射死元吉，功勋卓著，但这些并未彻底消除太宗的疑心。《资治通鉴》卷195记载：
　　上尝谓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对曰：“臣反是实!臣从陛下征伐四方，身经百战，今之存者，皆锋镝之余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瘢痍，上为之流涕，曰：“卿复服。朕不疑卿，故语卿，何更恨邪!”[29]
　　太宗疑敬德反，除了敬德出身刘武周系统外，别无解释。敬德其后亦认识到了这一点，《旧唐书》云：“敬德末年笃信仙方，飞练金石，服食云母粉，穿筑池台，崇饰罗绮，尝奏清高乐以自奉养，不与外人交通，凡十六年。”[30]敬德在贞观年间，除征高句丽外，未被授权参与任何战役，与李勣、程知节等形成差异。可见唐朝对河北豪杰忌惮之深。尉迟敬德尚且如此，苏定方作为真正的窦建德刘黑闼一系，遭到冷遇，也是情理之中。
　　其二，在征西突厥之战中，苏定方与程知节的矛盾。作为开国名将，一世英雄，程知节在演义小说中一向以正面形象亮相，素来为民间所喜爱。平贺鲁之乱，却晚节不保、杀降纳财，功败垂成，是程知节一生的污点，与其在演义故事当中正直强悍、憨厚搞笑的文学形象相差甚远，作者为了完美塑造他的英雄形象，就只能颠倒黑白地彻底丑化他的对立面苏定方。
　　其三，苏定方虽然智勇双全，为人耿直端正，身为武人却爱结交文士，闲时又喜欢吹嘘自己东征西伐所到极远之处遇到的奇闻异物，甚至上书皇帝讲自己曾见过龙[31]，显然，这样的人很可能不被明清时代的文人政客所尊崇，有所贬斥亦为情理中的事情。
　　其四，史料记载苏定方因军功“赏贡珍宝不胜记”，而又未记载其散财乐施，可能苏定方恰好缺乏这种美德，这种行为可能也不为当时人所喜。
　　其五，苏定方虽然年少成名，但却壮年蹉跎，沉寂长达二十余年，在近六十时才再次崭露头角，笔者认为，其对功名的渴望当超过一般人等，与王文度的不合或由此缘由而起。
　　其六，苏定方与形象欠佳的李义府，许敬宗交好。苏定方的战功主要建立于永徽六年(655)到龙朔元年(661)这六年间，而这段时间朝中当政的正是李义府和许敬宗等人，这些靠投效武后才得到重用，位进中枢的大臣中，许敬宗虽非大奸，却也是个小人。李义府与苏定方的关系如何，史无明载。而许敬宗与苏定方的关系却是不错的，拜根兴师《苏定方事迹考疑试论稿》曾论及这两人之间的关系，在许敬宗主持编撰的《唐高宗实录》中，对于苏定方的战功记载颇多，并对当世名将作出评论说：“汉将骁健者，唯苏定方与庞孝泰耳，曹继叔刘伯英皆出其下。”许敬宗人品不好，史德不佳，与他没有关系的人，休想在他编撰的史书中享受这么高的待遇。而且显庆三年，苏定方俘获阿史那贺鲁后的太庙和昭陵献俘大礼，就是由许敬宗极力促成。由此可见，两人应该有一定的交情，而李义府又与许敬宗沆瀣一气，以此类推，苏定方与李义府的关系当也不会太差，至少不会交恶为敌。苏定方活跃于永徽、显庆、龙朔年间，正是许敬宗、李义府等权倾内外、炙手可热之时，不少人受到许、李的倾轧和陷害，这些人理所当然的对苏定方的大放异彩而心怀怨恨，并伺机表达不满或报复。比如给事中刘仁轨因触犯权臣李义府，被左迁青州刺史。唐军征讨百济，李义府“欲斥以罪”，让其督运粮草，结果刘仁轨最终还是船毁人亡，获罪后以“白衣从军自效”。而刘仁轨并非心怀宽大之辈，奉行的是有仇必报原则，与李义府、许敬宗等人交好的苏定方必为其所恨。
　　而当苏定方病逝于西北疆场之时，高宗侍臣竟不通报皇帝，高宗本人只是从其他渠道才得知苏定方的离世，大为不满，史书载：“责谓侍臣曰：‘定方于国有功，当褒赠，若等不言，何邪?’”另外，唐高宗咸亨年间诏令中书门下三品刘仁轨、中书侍郎郝处俊等人负责改修国史，其原因就是“以许敬宗等所记多不实也”，这次修改可能大量删减了苏定方的事迹，进而使苏氏的若干事迹不显于后世，因此一代名将的光彩被埋没[32]。还有，颂扬忠良，鞭挞奸臣一直以来都深受百姓的喜爱，特别是有明以来，腐败无能，奸臣当道，陷害忠良又是导致亡国的重要原因，给老百姓留下了惨痛的记忆，通俗小说也不例外，李义府，许敬宗既然是奸臣，那么苏定方与他们交好，无疑就是其党羽，就应该受到鞭挞谴责。
　　其七，从《隋唐演义》作者褚人获的思想倾向和创作意图来看，褚人获其人活跃于明清之际，当时民族冲突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社会中主张忠义正气，反对屈膝变节受到大多数人们肯定。书中人物秦琼、程咬金等虽有变节，但正史所述颇多，历朝历代皆为人敬仰，对其变节多有掩饰。苏定方虽也三易其主，但史书中记载颇少，因此就为小说作者的创作加工赋予了更多的想象空间。这样，苏定方只好从一代名将变成了人人痛恨的奸臣。
　　苏定方声名不显的原因，也取决于他所处的承上启下尴尬境遇。早于他的有李靖、李勣等开国名将，平定天下，为大唐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多为传诵，而同时代的也有薛仁贵、刘仁轨等，特别是薛仁贵出身平民阶层，对于底层平民百姓具有强大的亲和力和感召力。从无名小卒一举成名，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迎合了封建社会普通老百姓的价值寄托，结果成为了一种理想的化身。夹在两者之间的苏定方既无开国之功，又少传奇色彩，为史家所轻视或涂鸦也是在所难免的。
　　结语
　　历史上真实的苏定方与文学作品中的苏定方，成为现实中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笔者依据现有史料，对苏定方的两种形象作了探讨，并总结出造成如此状况的几点原因，其中或有不能自圆其说之处，但作为一代名将真实的苏定方顶天立地的形象应当为更多的人所了解。苏定方私德或许有欠缺之处，但他为大唐帝国开疆拓土、平乱安民，为唐朝廷的稳定和强盛做出巨大贡献，历史当还其公道。学术界对苏定方的功绩已有公论，但在民间文学中的不堪形象，却引起颇多误解。而造成这种状况有其具体原因，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小说家过于分明的善恶观，似乎世间只有黑白两色而已，不存在中间地带。这种晶莹剔透淋漓尽致的善恶观，某种程度上是值得商榷的。正确认识历史上真实的苏定方，不仅是对历史负责，还在于晓喻当今的芸芸众生：我们不只要记住虎门慷慨悲歌，也要铭记阴山封狼居胥。我们更需要沸腾的民族自豪感，一种泱泱大国的气质与胸襟。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我的硕士指导老师拜根兴教授的精心指导。笔者对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注释
　　[1]拜根兴：《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第123—128页，对于苏定方的年龄问题有详细探讨，新旧《唐书·苏定方传》中虽称其年76卒，但生年却有可疑之处，拜师找出其疑点，提出自己的看法。笔者沿袭老师的观点，即苏定方年68卒。
　　[2]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将当时的政治势力划分为关陇贵族与山东豪杰，而山东豪杰又有瓦岗系与河北窦建德系，瓦岗系乃是太宗皇帝所倚重的政治力量，河北一系则是反抗唐王朝的主要力量，为朝廷所忌。李锦绣《论隋末唐初山东豪杰的政治信仰在洛阳》、《论“李氏将兴”——隋末唐初山东豪杰研究》两文也有所涉及，苏定方出身于此，太宗朝不得重用或有此原因，下文有详述，故不赘言。
　　[3]《唐会要》卷72，武德元年五月，改隋鹰扬郎将为军头。六月十九日，改军头为骠骑将军，副为车骑将军。六年五月十六日，车骑将军府隶骠骑府。七年三月六日，改骠骑将军为统军，车骑为副统军。至贞观十年，改统军为折冲都尉，副为果毅都尉。凡府以卫士一千二百人为上府，一千人为中府，八百人为下府，卫士以三百人为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三十人为火。然考究唐代兵制，到贞观十年(636)，李世民才在各道州设置折冲府，改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凡天下十道，置六百三十四府。所以这个“匡道府折冲”的身份也不一定准确。
　　[4](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93《李靖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814页。
　　[5]《新唐书》卷202《高丽传》记载为“三十六城”，同书中的《百济传》则记为“三十城”，《册府元龟》记为“三十三城”，笔者采用后者。
　　[6](韩)任大熙：《唐高宗统治前期的政治与人物》一文，对于高宗朝执掌权柄的人物分析很有见地，笔者认为，苏定方的复出也是唐高宗打压太宗时期勋贵的手段之一。文见《武则天研究论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
　　[7]有关王文度其人事迹，可参拜根兴教授所著：《初唐将领王文度事迹考述——兼论唐与百济、新罗的关系》，《唐史论丛》总第10辑，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
　　[8]清代汪宗沂编著的《李卫公兵法辑本》上卷《将务兵谋》中提出的“用兵上神，战贵其速”，认为李靖兵法关键在于速度，即以轻骑兵取代重骑兵，发挥骑兵固有的快速机动能力，从而创造了具有其时代特征的战略战术思想。
　　[9][10](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83《苏定方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77页。
　　[11]《新唐书》卷111《苏定方传》，第4138页。
　　[12](宋)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卷200唐高宗显庆二年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06页。
　　[13]见黄布凡、马德译注：《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4]关于《大唐平百济国碑铭》，可参拜根兴：《<大唐平百济国碑铭>关联问题考释》，《唐史论丛》总第8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
　　[15]关于《合资道总管柴将军精舍草堂之铭》，可参拜根兴：《韩国新发现唐<合资道总管柴将军精舍草堂之铭>考释》，《唐研究》总第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6]《三国史记》卷5《新罗本纪·武烈王》载：“三月，唐高宗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金仁问为副大总管，帅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等水陆十三万军，以伐百济，敕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使将兵为之声援……六月十八日，次南川停。定方发自莱州，舳舻千里，随流东下。二十一日，王遣太子法敏领兵船一百艘，迎定方于德物岛。定方谓法敏曰：‘吾欲以七月十日至百济南，与大王兵会，屠破义慈都城。’……定方喜，还遣法敏征新罗兵马。法敏至，言定方军势甚盛，王喜不自胜。又命太子与大将军庾信、将军品日、钦春等率精兵五万应之，……是日，定方与副总管金仁问等到伎伐浦，遇百济兵，逆击大败之。
　　[17][18][19](清)诸圣邻：《大唐秦王词话》，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20][22][23][24](清)褚人获：《隋唐演义》，中华书局2002年版。
　　[21]《新唐书》卷92《罗艺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25](清)无名氏：《说唐后传》，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
　　[26][27]陈荫荣：《兴唐传》，中国曲艺出版社1984年版。
　　[28][30]《旧唐书》卷68《尉迟敬德传》，第2497—2500页。
　　[29]《资治通鉴》卷195，唐太宗贞观十三年条。
　　[31]据朝鲜卢思慎等编《(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18记载，当年唐将苏定方伐百济，曾于扶余扶苏山下以白马钓江中蛟龙平息风浪，故江曰白马，韩国人至今称之。汉文史料略作白江。日本史料中称为白村江。
　　[32]参拜根兴教授：《也论苏君墓就是苏定方墓》，《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5期。
　　(梁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乾陵文化研究（六）/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