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中国武则天研究会，自1985年成立至今，已20周年了。在这20年内，共开过9次全国性武则天学术研讨会(其中后4次为国际武则天学术研讨会)，使武则天研究由国内走向世界，取得显著的科研成果。
　　一、武则天研究的初步成果
　　中国唐史学会发起、主持的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武则天学术研讨会，于1985年10月22日至27日在陕西省咸阳市召开。在这次会议的过程中在乾陵博物馆成立了武则天研究会，由唐史学会副会长吴枫教授兼任理事长，并决定秘书处长期设在乾陵博物馆。这次研讨会收到论文28篇，后选编成《武则天与乾陵》一书，1986年由三秦出版社出版。其中有些论文回顾了武则天研究的历史，据统计，20世纪20年代至今，共发表文章200余篇，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20世纪20至40年代的妇女解放时期、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展开对武则天讨论时期、十年动乱中武则天研究被纳入影射史学时期、1978年以后正确评价武则天时期等四个阶段；有人则着重探讨了武则天身后的评价，特别是现代学者的评价。这类文章可以说为其前的武则天研究作出了一次总结，为其后的武则天研究找到了出发点。还有一些学者在发言和论文中阐述了武则天称帝的历史条件。吴枫主要从唐代是一个“开放型”的封建社会这个特点，对武则天称帝的背景，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高世瑜在《从唐代女性的社会面貌谈论武则天称帝》一文中，从唐代女性的社会地位与面貌的角度，探讨武则天称帝的社会基础和时代原因，认为“最直接的原因当然还是李唐王朝本身的社会风气，是唐代女性的社会地位与风貌”。牛志平在《武则天与唐代妇女》一文中，用生动具体的事例论证了唐代妇女相对自由解放的情状，指出唐代既有妇女施展才能的社会风气，又有女子参政的先例，因而武则天的出现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王炎平所撰《武则天政治生涯评论》一文，则强调武则天的政治才能在她称帝中的作用，认为武则天以一女子而做皇帝，最重要的原因有二：一是她基本遵循唐初的重要制度和政策，没有反贞观之治而行，故社会相对安定，阶级关系不太紧张，反对派因而掀不起大的政治风浪。二是她在唐兴周，在周存唐，不斩断武周与李唐的关系，因而统治集团中大多数人并不反对她。武则天做皇帝，上不斩唐，下不绝唐嗣，当时社会上下是能够接受或容忍的，唐人实不以武周为伪朝。杨剑虹在《武则天是怎样利用佛教》一文中，认为武则天能当上女皇，是同她利用佛教大造舆论分不开的，虽然她对儒、道、佛三教都要利用，但是全力支持她的只有佛教，因此她首先要利用和抬高佛教。这次会议讨论的第三个问题，是如何评价武则天的是非功过，侧重探讨了武则天时期的政治和武功。多数同志从吏治、用人、纳谏等方面肯定了武则天的政绩；也有一些同志认为武则天任用酷吏，滥杀无辜，无什么政治清明可言。赵文润、王双怀在《武则天与宰相》一文中，用史实和数据，论述武则天的用相和武则天时期宰相的特点及作用，认为武则天用宰相的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建立和巩固武周政权。不能忽视则天朝宰相的作用，“酷吏、外戚、男宠在武周政权中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出武周政权是比较清明的。牛致功则另辟蹊径，他在《武则天与洛阳》一文中，认为武则天建都洛阳，从政治上说，是要与李唐分庭抗礼，进而改朝换代；从经济上说，是顺应了经济重心由西而东再向南移的趋势，是符合古都由西而东的历史进程的。如果说武则天对历史的发展有过积极作用，首先应该肯定她建都洛阳。从这方面肯定武则天的历史作用，比从其他任何方面赞扬武则天都更有实际内容。(刊《人文杂志》1986年第2期)在论述武则天的武功方面，有两篇论文值得一读。李必忠在《论武则天执政时期的西北边防》一文(刊于《四川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论述武则天任用良将治理边疆，实行屯田，收复安西四镇，重通西域商路，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边防，甚见成效，不足之处是忽视了东北边防，从而也影响了西北的巩固。马驰在《武则天与蕃将》一文中，用大量史料与数据，论述武则天起用许多少数民族出身的将领，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时又猜忌、滥杀蕃将，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屡有失误。
　　第二次研讨会是1986年10月22日至29日在四川省广元市女皇山庄召开的，收到论文25篇。由于这次研讨会是与中国唐史学会第三届年会同时举行的，又是在武则天的主要活动地之一四川广元召开的，因此文章数量虽不算太多，但质量较高。其主要成果后来与其它方面内容的论文一起收入《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1989年由三秦出版社出版。这些论文选题新颖，把对武则天的研究引向深入，有较大的突破。王炎平在《论“二圣”格局》一文中，论述了武则天与唐高宗的关系，认为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政治上的考虑是要求得到佐助，在高宗的同意和安排下，高宗与则天一起，逐渐建立起“二圣”执政的政治格局。香港学者刘健明在《论北门学士》一文中，对北门学士设置的时间、作用、权限及下场，作了精细的分析与考证，总括为北门学士在上元中至武则天临朝期间，曾协助武则天在禁中决策，来抗衡外朝大臣的反对势力。“一旦反对势力被清除，武则天大权独揽，北门学士失去作用，他们便要退出历史舞台”。这从一个重要侧面，加深和拓宽了对武则天用人及其政策的讨论。翁俊雄的《武则天时期狭乡民户徙就宽乡问题》，是一篇有独到见解、剖析精辟的学术论文，他认为武则天在位期间出现的狭乡民户徙就宽乡的浪潮和武则天采取的相应措施，为唐前期民户布局的相对合理奠定了基础，从而为唐代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这种研究避免了空泛的议论，把对武则天的评价放在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之上，令人信服。何汝泉在《武则天时期的使职与唐代官制的变化》一文中，又从武则天时期官制的变化这个崭新的角度来研究、评价武则天，认为在唐朝历史上，武则天统治时期，不仅是贞观和开元两个治世之间的桥梁，而且还是唐朝政治制度尤其是官制发生显著变化的时期。香港学者黄约瑟在《武则天与日本关系初探》一文中，对武后的改倭国为日本国说(据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提出质疑，论证了武则天曾向倭国表示友好说及其意义，表现出这位女皇的灵活外交手法和开放态度。这在以往的研究中实属罕见。另外，刘希为撰写的《武则天研究中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后改题为《关于武则天的比较研究》，刊《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4期)，用比较史学的方法研究武则天，把武则天和世界中世纪时期所有的女皇(新罗的三位女皇、日本的九位女皇、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等)，和中国历史上的吕后、冯太后、慈禧太后，和唐高宗、中宗、睿宗等进行对比研究，认为这些人都比不上她，“她可以和唐代前期的唐太宗、唐玄宗相媲美，她不愧为世界中世纪史上杰出的女政治家”。对于这种研究，虽然迄今褒贬不一，但启迪人们思索，活跃了学术空气。以上5篇论文表现出广元会议对武则天研究的深入与突破。
　　第三次研讨会是1987年10月21日至27日在河南省洛阳市召开的，会议收到学术论文24篇。其特点是比前两次内容广泛，涉及到武则天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对武则天评价等各个方面。其中14篇收入《武则天与洛阳》一书，1988年由三秦出版社出版。白献章的《武则天用人得失浅论》、黄约瑟的《武则天如何登后座——论立武后诏》、潘孝伟的《与韦后相比看武则天夺国成功的原因》、梁恒唐的《武则天与铜匦》等，都属于从政治方面论述武则天的文章。黄文对永徽六年(655)《高宗立武昭仪为皇后诏》，详加考证，并兼论“拥武派”及“反武派”，认为弄清这份诏书的意思，有助于明白高宗在废王立武一事上的动机、经过和事情的发展以及废立皇后之争的性质。赵文润的《武则天统治时期的社会经济》，是一篇专论武周经济的文章，从各种史籍的零散记载中，从敦煌、吐鲁番资料中找出一些确凿证据，对武则天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作出一个最基本的估价：论经济的发展速度，武周不及贞观；论社会的繁盛程度，武周不如开元。但是武则天掌权的21年里，农业、手工业及商业等，还是有较大发展的。卢华语的《武则天<臣轨>剖析》、张剑的《武则天诗文反映的政治思想主张》、李荷仙的《试论武则天的文化思想》、王克芬的《歌颂女皇的唐代宫廷燕乐》等，都属于从思想文化方面评述武则天的文章。王克芬是我国著名的舞蹈史专家，她在洛阳研讨会上所作的关于武则天时期舞蹈艺术的演讲，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她的论文为武则天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此外，宁志新的《武则天发迹经历初探》，探讨了鲜为人知的武则天入宫前的经历，也受到学者的重视。概言之，这次会议成果虽然较少鸿篇巨著，但由于涉及面较广，其中亦不乏填补空白之作。
　　第四次研讨会是1988年7月24日至31日在山西省太原市及武则天的故乡文水县召开的。会议收到论文38篇，内容广泛，选题多侧重于以往武则天研究的薄弱环节，如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宗教文化、边疆政策、中外交流等，不仅文章数量超过前三次，其学术质量亦有后来居上之势。唐史学会已选编成《武则天与文水》一书，1989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傅玫在《高宗武后时期唐代物质文化的发展》一文中，具体论证了高武时期经济发展的显著标志，找出在农业方面是江东犂和立井水车的出现；在手工业方面是大型铁铸件的铸造技术已经完全成熟，金银器的制作工艺迅速发展，陶瓷烧造正由青瓷向白瓷转换，施釉技术有很大提高，唐三彩的出现，等等。阎守诚的《武则天时代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认为其原因一是武则天在政治上打击士族、扶植庶族，改变了地主阶级内部的力量对比，导致了生产关系和经营方式的变化；二是武则天在经济上采取无为而治的方针，听任唐初建立的重要制度(均田制、府兵制等)败坏而不加以挽救；三是武则天对农商关系处理妥当，农商并重。这次会议对武则天在政治上的建树讨论热烈，成果较多。吴宗国在《论武则天建言十二事》一文中，认为上元元年(674)武则天向高宗建言十二事，反映了客观形势的变化和一般地主的要求，说她能抓住时代的潮流，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上提出具有纲领性的意见，这离开了对现实情况的深刻理解和卓越的政治才能，是不可能做到的。黄约瑟的《试论武则天临朝称制》，认为武则天当皇后时，凭借的主要力量是高宗：高宗去世后，她又能得到朝臣的支持，得以临朝称制。因此，不能只用她的野心和手段去解释她的君临天下，而应该从历史发展的总体上去观察这一问题。冯慧福、拜根兴的《武则天与狄仁杰》，从分析武则天与狄仁杰君臣关系入手，说明两位政治家在唐、周政权嬗替过程中，顺应潮流，富于变通，真诚合作的内在契机。在大多数学者肯定武则天政绩的同时，刘幼生、宋大川在《论武周暴政》中，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武则天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她的残忍酷虐、好杀成性以及倒行逆施的统治方针，使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风气都显示了全面的倒退，使她的统治成为唐代历史上的一段黑暗的时期，给当时的社会和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李斌城在《武则天与佛教》一文中，论述了在武则天的大力提倡下，当时采取建寺、造像、修庙、译经等措施，形成了佞佛的社会风尚。牛志平的《武则天与宗教》一文则认为，武则天并非独信佛教，她对各种宗教都采取扶持和利用的态度，不过各有各的用处，晚年极力平衡佛、儒、道三教。赵文润、王双怀的《武则天是怎样处理民族关系维护辽阔疆域的》，认为武则天是一位善于处理民族关系的女政治家和军事战略家，她对边疆各族继续采取怀柔、抚慰的政策，广泛吸收了少数民族成员参与武周政权，重用少数民族降将，帮助少数民族政权发展经济，并坚决打击少数民族中个别贵族的军事叛乱，不仅保持了唐朝强盛，而且使疆域达到了唐朝历史上最辽阔的程度。
　　二、前四次武则天学术研讨会的特点
　　综观前四次全国武则天学术研讨会成果，共交流学术论文115篇。与以往的研讨会相比，其深入与突破，还表现在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鼓励争鸣，学术空气浓郁。以往的武则天研究，有时同政治气候相联系，评论中或褒扬或贬低，常常带有随意性。这四次研讨会则不同，每次都提倡“百家争鸣”。咸阳会议在讨论武则天评价时，曾一度出现“一边倒”的肯定性意见，主持人立即表示愿意听到不同看法；广元会议讨论热烈，大家兴趣倍增；洛阳会议上有不同意见主持人就有意安排让高光晶作重点发言。他认为武则天是应该否定的历史人物，主要根据是任用酷吏、滥杀无辜，所谓“打击士族、扶植庶族”也是不能成立的。他在《关于武则天打击士族的问题》中，追本溯源，认为武氏出身于士族官僚家庭。太原会议讨论更加热烈，发言者刚介绍完自己的论文观点，就有人站起来提问题，双方展开答辩。由于学术空气活跃，学者能够畅所欲言，因此四次研讨会的成果一次比一次更显示出多样性，绚丽多姿。
　　第二，论题广泛，微观宏观皆有。以往的讨论，如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讨论，主要局限于武则天评价等少数议题，而且也未深入下去。这四次研讨会涉及到武则天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当然亦离不开对武则天的评价。这种评价是建立在各个具体问题深入、扎实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微观研究，除上举的诸例外，再如武则天出生地的讨论。60年代初郭沫若论证说武则天出生于四川广元，影响很大。今广元、长安二说并存。梁永元的《关于武则天出生在广元及其年龄问题》、徐守银的《武则天出生广元的民间传说》、[日]原百代著《武则天传》、泽田瑞穗著《则天武后》等，持广元说；另外一些文章及论著，则持长安说；有人回避这个问题，“不想去评说和介入这场笔墨官司”(吴枫、常万生著《女皇武则天》19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山西文水县是武则天的故乡本无异议，但广元说盛行后，似乎广元成了武氏的故乡。对此，罗元贞老先生极力反对，他在《武则天的父母与籍贯》一文中，运用史书记载、地方志、碑刻及民间传说，论证武则天的故乡是文水而不是广元。梁恒唐根据文水县则天圣母庙和武后井的地理位置，结合文献、碑刻等有关资料，更进一步断定武则天是文水县南徐村人。梁的另一篇论文则考证出太子李弘死于肺结核，很有说服力(见《武则天与乾陵》一书)。宏观研究方面，张文彬的《武则天的生平事业》、王炎平的《武则天政治生涯评论》等论文，题目虽然大了些，但论述角度不同，亦颇有新意。
　　第三，成果多出自中青年学者之手，反映出武则天研究队伍的扩大。以往的武则天讨论仅限于学术界(主要是史学界)少数知名学者、专家，而出席这四次会议的代表，绝大多数是风华正茂、议论骏发之士，步履艰辛、白发苍苍者甚少。这115篇学术论文，亦多出自中青年学者的手笔，反映出祖国史学的兴旺发达、武则天研究的后继有人。他们济济一堂，以文会友，相互切磋，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特别是广元、洛阳、太原三次会议，都有香港学者(也是中青年)参加，他们在运用的理论与方法上，与大陆学者不尽相同，但共同点是主要的，即都尊重史实，用史料说明论点，都以祖国盛唐的历史而骄傲，以女皇研究的蓬勃而欢欣。
　　第四，尝试运用新的研究方法。这115篇论文大都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写成的，但也有运用其他观点、方法的尝试。如刘希为的《关于武则天的比较研究》，运用比较史学的方法；何汝泉的《武则天时期的使职与唐代官制的变化》，兼用计量史学的方法，详细列出唐代使职统计表；卢华语、李农的《关于武则天政绩研究的模糊综合评价》，具体运用模糊变换的手法，对1950年至1987年间(1966-1977年除外)国内学者有关武则天政绩研究的结果进行数学处理，推算出充分肯定武则天的政绩者占34.5％，基本肯定者占39.1％，否定者占26.4％，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王灵善的《武则天心态研究》、陈润富的《武则天崇佛三段论》，又都运用历史心理学的方法，去分析武则天的心理状态与政绩的关系，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第五，将文献记载与文物考古结合起来考察，把武则天研究引向深入。以往的武则天讨论，仅限于少数名家在报刊上“打笔墨官司”，或者坐在书斋里议论；这四次研讨会都是在武则天的主要活动地召开的，文物考古系统的同志们充分发挥出他们的聪明才智，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武则天研究会，作为中国唐史学会下属的一个专题研究组织，就是由陕西咸阳、四川广元、河南洛阳和山西文水四家文博单位共同发起和成立的(会址设在陕西乾陵博物馆)。四次研讨会也是分别由他们四家联络其他单位承办的。文物工作者积极参加，使武则天研究很快出现崭新的局面。他们拓宽研究领域，丰富了研究的内容，使学术界刮目相看。其中，孙迟的《则天女皇易储宣告了武周政权的不可延续》，杨正兴的《武则天与洛阳明堂》、苏健的《武则天与神都史迹》、张乃翥的《武则天与龙门石窟佛教造像》、梁恒唐的《武则天与铜匦》等，都是引人注目的力作。与此同时，众多的文物古迹，也吸引历史研究者走出书斋，向考古工作者学习，用墓志碑刻等文物资料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从而提高了武则天研究的学术水平。四次研讨会还分别组织与会代表参观考察了陕西乾陵、广元皇泽寺、洛阳龙门石窟、文水县则天圣母庙等文物古迹，参加了文水县武则天塑像落成揭幕式，启迪了他们的思维灵感，使他们的武则天研究更加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
　　三、武则天研究的走向世界
　　时隔6年，全国第五届武则天学术研讨会，于1994年10月13日到15日在陕西乾县乾陵博物馆召开。与会代表共60余位，韩国武则天研究专家任大熙先生也成邀携带论文参加了本次盛会。会议推举吴枫教授为名誉会长，选举赵文润教授为会长，李景含、刘增福、梁恒唐等为副会长、樊英峰为秘书长，健全了理事会机构，秘书处仍设在乾陵博物馆。会议收到论文35篇，由武则天研究会、乾陵博物馆编印成《武则天与乾陵文化》一书。虽因经费等原因未能正式出版，但其中许多佳作已分别刊载于各种杂志上。胡如雷《关于武则天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就所谓武则天在政治上代表庶族地主阶层或中小地主阶层、酷吏政治及其弊端，武则天推行的是法家路线还是道家路线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1期)。韩国任大熙《从<大云经疏>探讨协助武周革命的佛教宗派》，论述了与《大云经疏》有关的人物、《大云经疏》包含的佛教思想，及其相关的宗教派别。赵文润《论乾陵文化》，系统地论述了乾陵文化的形成、丰富内涵、乾陵文化的特征及学术价值。认为乾陵文化是陵墓文化的典范。研究乾陵文化不仅对于振奋民族精神，推动关中经济建设，而且对于促进和拓宽以古城西安为中心的旅游事业，进一步发展中外文化交流，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樊英峰《形象而真实的历史》，深入探讨了唐墓壁画的学术价值；刘向阳《盛唐风貌留华章》，具体剖析了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壁画是如何再现了中国壁画艺术在唐代的盛况；魏学梅《从乾陵陪葬墓壁画<列戟图>看唐代的列戟制度》，通过研究懿德太子墓、章怀太子墓、永泰公主墓出土的《列戟图》，揭示唐代列戟制度的真实情况；杨云鸿《壁画的起源初探》，则简练地勾画出中国壁画起源的情形。这些文章都表现出研究乾陵文化的浓厚兴趣。梁恒唐《谈攀龙台碑的存在与价值》，认为武则天在长安元年(701)为其父立的攀龙台碑，应存在于山西文水县，并考证了其碑的价值及下沉的原因。杜文玉《关于薛元超的几个问题》，深入探究了其生卒年及名字，与李义府、上官仪的关系，与章怀太子的关系，以及撰修国史、荐引人才等问题，提出诸多精辟的见解。马驰《李谨行家世和生平事迹考》，对唐高宗、武后时代、出身少数民族的大将、死后陪葬乾陵的李谨行，根据文献记载和文物资料，考证其家世、生平事迹，并列出李谨行上下五代人百余年的世系。勾利军、汪润元《武后之立与唐高宗的“恋母心理”》，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唐高宗信赖武则天，立其为皇后并专宠终身的原因(刊《学术月刊》1995年第3期)。常万生《武则天的政治权术》、孙永如《武则天的名号与政治》、赵剑敏《武则天与李治的情劫》、高虹《则天女皇与慈禧太后》、唐群《武则天与科举制度》、任士英、赵强《论女皇武则天的政治家风范》、叶哲明《武则天的政治才能及其施政特色之评析》、杨剑虹《武则天的私生活》、陈晔《武则天用人小议》等文章，皆从各自专题评析武则天，为具体、深入地研究武则天增添了朵朵奇葩。而师荃荣《乾县民间传说中的武则天》、拜根兴《试论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的民间歌谣、谚语》，则使读者对武则天、唐高宗有了更多的了解。雷依群《武则天时期的中国与新罗》，认为武则天时代，唐与新罗睦邻友好，意义十分重大，对两国乃至东亚地区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国际武则天学术研讨会暨武则天研究会第六届年会，于1996年10月20日至24日在河南省偃师市举行。会议增选刘志清等为副会长。出席会议的有来自韩国、日本等国的外宾及国内各地学者共70余人(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志贤、香港中文大学刘健明寄来了论文)，交流学术论文40多篇，把武则天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学会从中选编39篇，结集《武则天与偃师》，天津历史教学社1997年出版。韩国任大熙《则天皇帝统治时期的政治和人物》分别以武周前期、后期两个阶段论述其政治和各种人物，并阐述武则天巩固政治权威的各种努力及武周政权的困惑。李志贤《历代学者对武则天评价的争议》，认为历代史学家在评论武则天时，分歧和引起纷争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武则天的滥杀与残暴、私生活和用人三方面。他评价了这些纷争并提出个人的见解。刘健明《上官仪谋废武后事件考析》，对麟德元年(664)高宗与宰相上官仪商议废皇后武则天，结果上官仪被杀事件，详加考析，史实确凿，观点新颖。樊英峰《乾陵石刻制度始于恭陵》，进一步探讨乾陵文化，认为乾陵石刻制度来源于位于今河南偃师境内的太子李弘墓即恭陵。赵文润《论唐高宗在文化史上的贡献》，是继《唐高宗“昏懦”说质疑》、《唐高宗再评价》之后又一篇充分肯定唐高宗的论文。马驰《黑齿常之事迹考辨》，根据文献资料，结合出土墓志，对百济人，高宗、武后时期大将黑齿常之详加考证，是唐代人物研究中的一篇佳作。梁恒唐《谈武氏家族的起源与繁衍》，对武则天家族的起源、迁徙、衰落进行考证、辨析，认为“这个家族在隋唐时代是官僚地主家族，应算并州(治今山西太原)望族，并不是农商庶族”。王炎平《评武则天称帝》，侧重论述武则天称帝，对于唐代政治的意义，对于武则天本人，对于她的思想、性情、事业和命运的意义，认为武则天称帝能够成功并且具有积极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勾利军《武则天的自卑心理与性格特征》、雷依群《论高武时期的法制建设》、马志强《浅谈武则天称帝的社会和文化因素》、桂罗敏《武则天的夺权和家族阻力》、叶哲明《武则天称帝和选士制度政策的革新》、唐群《武则天崇佛与明经科地位变化的历史考察》、刘曼春《从武后诗文盱衡武则天》、王昌焕《武则天的文化素养浅论》、刘向阳《武则天时期的妇女政策》、赵剑敏《武则天与唐太宗的情史钩稽》等论文，从丰富多彩的个案中展现出武则天事迹的绚丽多姿、无穷魅力，把武则天研究引向深入。
　　国际武则天学术研讨会暨武则天研究会第七届年会，于1997年9月21日至24日在唐王朝的发祥地山西省太原市(古称并州)和武则天的故乡文水县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来自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专家和国内各地的学者70余位。其中有韩国魏晋隋唐史学会会长、汉城大学教授朴汉济，日本山梨大学教授金子修一，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高级导师李志贤，以及韩国的柳元迪、任大熙等著名学者，意大利的福安敦教授、加拿大的刘健明先生也向大会提交了学术论文。从此原本为中国唐史学会下属专业研究机构的武则天研究会，正式成为全国性的民间学术团体，冠名为中国武则天研究会，并向有关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会议收到学术论文37篇，选编成《武则天研究论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朴汉济《武则天和东都洛阳》，认为武则天抛弃长安、迁都洛阳，意味着她抛弃了关中本位政策，是与她建立“周”的野心分不开的，并认为洛阳的都城结构是“西宫后庭”，没有与长安城相同的那种辅线对称的构造。金子修一《略论则天武后在政治上对祭祀礼仪的利用》，侧重论述了武则天建立明堂、南郊祭祀、宗庙祭祖等，在她执掌政权中的作用，甚为精辟。韩国庆北大学任大熙《唐高宗统治时期的政治与人物》，分长孙无忌政权时期、许敬宗政权时期、刘仁轨政权时期三个阶段，评价有关人物；而木浦大学教授柳元迪《武后、韦后朝的文人官僚李峤之官途与改革施政策略》，则集中论述李峤的政绩。李志贤《标新立异，别有意图——论武则天的“改制”》，从改换新政权标志、改造新文字、易改官制、更改人名与地名等四个方面论述武则天的“改制”。李玉明、王宝库《简论“武则天现象”及其意义》，认为只有大唐帝国的全方位开放，大环境大氛围，才能造就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武则天现象”，这对当代的妇女解放运动，对理解当前的改革开放事业都有重要意义。赵文润《武则天评价的社会标准与道德标准》，认为评价武则天应主要根据社会标准，看她掌握政权期间政治是否清明、经济是否发展、国力是否强盛，文化是否振兴，看她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多大的贡献。樊英峰《武则天与乾陵述圣纪碑》，进一步研究探讨了位于乾陵司马道西侧的《述圣纪碑》，不仅深化了对武则天的研究，而且为乾陵文化的研究增加一朵奇葩。黄正建《关于武则天身世的一点猜测》，认为武则天的母亲杨氏不是隋朝宗室、宰相杨达的女儿，可能就是与武则天其父武士彟生活在同一地域即生活在今山西地区的一个出身寒微的女子。这一猜测虽尚无可靠证据，但体现了学术研究贵在创新的精神，受到与会者的关注。这次会议，关于武则天个案研究较多，刘健明《武则天废中宗事件考析》、福安敦《武曌的明堂与天文钟》、武秉礼《简析武则天称帝主客观因素》、马志强《略谈武则天的用人特点》、高虹《论女皇武则天的心理品质》、冯兴利《略论武则天个性的形成及其特点》、王月珽《武则天与年号》、介永强《武则天与祥瑞》、王双怀《武则天与酷吏的关系》、桂罗敏《武则天与钦定唐史的修撰》、周永卫《武则天与法门寺》、赵剑敏《杨氏与武则天的人伦关系》、王永平《论武周朝政治与道教的继续发展》、张维慎《武则天出家为尼之寺院名称及其方位考》、刘曼春《武则天时期敦煌佛教艺术》、唐群《武则天开创武举时形势分析》、纳春英《评武周的章服制》等等，真是五颜六色，绚烂多姿，在不同的专题里各抒己见，提出与众不同的新颖观点，极大地丰富了武则天的研究内容。
　　国际武则天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武则天研究会第八届年会，于1999年10月17日至20日在古都咸阳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日本山梨大学的金子修一、韩国庆北大学的任大熙、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李志贤等外国专家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教授共70余位代表。会议收到学术论文55篇，选编成论文集《武则天与咸阳》，三秦出版社2001年出版。任大熙《唐高宗统治前期的挫折与转变》，认为唐高宗统治前期，可以分成以长孙无忌为中心的永徽年间的“长孙无忌政权”时期和借着李勣势力而在显庆元年以后出现的“许敬宗政权”时期。着重分析了唐高宗东西巡计划的挫折与许敬宗政权的退场。金子修一《日本第八次遣唐使与则天武后》，探讨长安三年(703)武则天在长安大明宫麟德殿接见日本朝臣真人粟田一事，认为迄今虽尚不清楚“日本”国名是自何时开始的，但第八次遣唐使首度对中国自称日本之事，却受到广泛的承认，并说“这次的遣唐使不论是对日本或是对武后而言，均具有特别的意义”。李志贤《宽容怀柔，徙狭就宽——略论武则天的逃户对策与移民措施》，对武则天晚年的“逃户”问题进行探研。对同一问题进行论述，但观点不尽相同的，还有韩国汉城大学的朴根七《武则天时期的逃户对策和检括户籍的结果》。梁恒唐、梁晋红《关于武则天生年与生地的反思》，认同武德七年(624)武则天生于长安说，而那种武则天生于广元说是前人有意无意地张冠李戴，把武则天的妹妹生于广元的事实加在武则天头上。牛致功《薛元超与武则天——读<薛元超墓志铭>》，通过分析《墓志铭》及有关史料，评价了薛元超的生平及其与武则天的关系，证明薛元超是没有公开反对武则天的反武派。赵文润《论武则天遗制》，认为武则天临终前的“遗制”是真实可靠的，并分别论述了其各项具体内容。樊英峰《关于乾陵文化的再探讨》，认为拙作《论乾陵文化》第一次提出了“乾陵文化”的概念，并对乾陵文化的内涵、特征等作了一些补充，甚为必要。杜文玉《狄仁杰与武则天关系辨析》，认为狄仁杰虽在武周时期两度出任宰相，备受武则天宠信，但他却心系唐朝，以匡复唐朝为己任，是大唐的社稷之臣。刘向阳《试谈狄仁杰在武周政权中的业绩》、评价了狄仁杰在武周朝的政绩。王双怀《论武则天的改革》，分参预朝政、临朝称制、治理大周三个时期评述武则天的改革，认为这些政策大部分对巩固武周政权、发展社会经济、加强国防力量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王永平《论武则天对道教初盛局面形成的贡献》，认为武则天对于唐代道教初盛局面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她实际上是这一系列崇道活动的主要倡导者与积极参与者。其他，如王世平《武则天的文化鉴赏力》，吴志毅《武则天尊号、年号趣谈》，雷依群《武则天时代唐与突厥关系研究》，李文才《武则天时代宰相初探》，李虎、陈桂炳《论武则天时代的重要特征》，李文澜《武则天时代的地方政治——以山南荆楚为例》，简梅青《武则天时代的供养人》，贾云、张西虎《试析唐睿宗避祸存身之术》，刘曼春《武则天明堂考》，杨增强《武则天诗<如意娘》赏析》，盖金伟《武则天时期的儒学教育简论》，王振芳、王涛《略论武则天执政对伦理道德观念的冲击和影响》，赵剑敏《杨氏对武则天的人生影响》等等佳作，各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不同专题，深入、具体地评析武则天，充分展现出武则天研究的异彩纷呈、百花争妍。
　　国际武则天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武则天研究会第九届年会，于2002年8月8日到12日在河南省登封市隆重召开。来自韩国、日本、法国等国家的外国学者教授及中国18个省市80个单位的专家教授、文艺界人士、登封市有关方面代表共200余人云集嵩山脚下的新世纪大酒店，出席新世纪首届国际武则天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中国武则天研究会召开第九届理事会，赵文润继续当选为会长，增选何宏波、王双怀、何磊3位副会长，副会长樊英峰兼任秘书长。秘书处仍设在乾陵博物馆。会议收到论文97篇，其中60多篇编入《武则天与嵩山》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出版。继续深入研讨武则天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重要人物及中外文化交流。韩昇《武则天的家世与生平》，反对武则天家族源于胡族说，亦不赞成武则天之母杨氏为庶民百姓说，更详尽地论证了武则天不是生于长安而是生于四川广元。金子修一《武则天的封禅与外交政策》，将唐高宗的泰山封禅与武则天的嵩山封禅加以比较研究，看出武则天时期的外交活动并不活跃。李志贤《略论武周政权佛教意识形态的建构》，论述武则天为什么以佛教构建意识形态，并指出武则天虽然大肆利用宗教为其政治工具，但她对宗教信仰却不乏开明的思想与宽阔的胸襟。牛致功《武则天称帝的真相》，通过剖析《刘濬墓志铭》，说明并非所有的人都支持武则天称帝。杜文玉《论武则天时期的官制改革》，认为武则天的官制改革主要体现在对官(署)名的改换上，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考证。樊英峰《武则天与北庭大都护府的建立》，就北庭大都护府(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正式设立的具体时间、经过、辖区、建制及历史意义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传统文化与新世纪》，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李斌城《<升仙太子碑并序>考释》，是迄今关于此碑文最详尽的一篇考释大作。任大熙《唐高宗统治的转变与礼仪形式的变化》，对666-684年间的政界的主要人物刘仁轨、李敬玄、郝处俊、戴至德、裴行俭、李义琰、李安期等进行了分析。另一位韩国教授柳元迪《有关唐武韦后期的广域行政区之胎动与论议》，则对唐代的行政区划发表了自己的高见。其他如赵振华《洛阳新出土的武则天三篇诏制》，姜捷《武则天时代的考古学观察》，蒙振祥、杨永华《武则天的政治法律活动刍议》，贺润坤《论武则天的法律思想》，王振芳、李红《武则天与文臣》，宁志新《李勣与武则天》，陈丽萍《浅谈武则天的实用主义人才观》，陈晔《武则天用人观浅说》，赵剑敏《杨氏对武则天文史修养的影响》，黄光任《武则天对唐诗的繁荣与发展所起的作用》，梁咏涛《试述“武后真容石刻像”对皇泽寺佛教的供养作用》，刘国石《评价武则天崇佛之要旨小议》，刘曼春《武则天与禅宗》，梁晋红《武则天的荣辱与攀龙台的变迁》等等，大都选题新颖，从不同角度，透视武则天的多彩人生和辉煌业绩。还有12篇是继续探讨乾陵文化的，王晓莉《乾陵61尊石人像有关问题再探讨》，师荃荣、宋继超、习建涛、宋少宇《乾陵无字碑新考》，是这方面的两篇代表作。后者认为武则天生前曾有过死后同高宗合葬乾陵并为自己在陵前立碑的欲念，但从未有立“无字碑”的设想和遗制。如今屹立在乾陵陵园的无字碑，是武则天的儿子中宗李显所立，立碑前已选诏时任秘书员外少监的韦承庆制撰了《则天皇后纪圣文》，并已按碑文的字数，在碑上刻制了3300个方格，后因对“归陵”出现激烈争议，中宗为既保证其母遗制的实现，又不影响自己的皇权统治，以同意不镌刻碑文对反对者作了妥协让步，才留下了这块不书一字的千年巨碑。此说如何，尚待史家和广大读者评议。
　　四、后五届武则天学术研讨会的特点
　　综观后五届武则天学术研讨会，共交流学术论文264篇，与前四次研讨会相比，不仅论文数量增加1倍多，而且还有如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武则天研究走向世界
　　从1994年乾陵博物馆会议开始，武则天学术研讨会，已有外籍专家携带有关论文参加。接着，偃师、太原、咸阳、登封连续召开了四届国际武则天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外国专家愈来愈多。特别是在太原会议召开的过程中，正式聘任四位外国学者为中国武则天研究会理事：任大熙(韩国庆北大学副教授)、金子修一(日本山梨大学教授)、李志贤(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高级导师)、福安敦(意大利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标志着武则天研究已走向世界，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
　　第二，拓宽武则天研究的领域
　　随着武则天研讨的深入，从时间断限上看，从武则天家世、其父武士彟出身，到无字碑之谜，跨越唐高祖、太宗、高宗、则天女皇、中宗等整个唐朝前期；从内容上看，涉及唐前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等各个方面，还包括至则天之世的文献学研究，如桂罗敏《武则天著作目录证辩释论》(载《武则天与咸阳》)，韩理洲、张卫宏《研究唐高宗、武则天的文本应重新整理》(载《武则天与嵩山》)。还包括则天之世的府州建置，如樊英峰《武则天与北庭大都护府的建立》，和艾冲《论唐朝前期黄土高原地域的都督府政区》(载《武则天与嵩山》)等。还包括则天之世的中外关系，不仅有金子修一及梁安和《高宗时期的中日关系》(载《武则天与咸阳》)等多篇论述中日关系的论文，还有刘永连《武则天时期中西海路交往述论》(载《武则天与嵩山》)。
　　第三，武则天研究更加紧密地结合对地方文物古迹的考查，有利于地方旅游经济的发展
　　五届年会因在乾陵博物馆召开，探讨武则天与乾陵文化便成为中心议题。六届年会在河南偃师召开，地属洛阳市，因而研究武则天在洛阳偃师的论文甚多。如宫大中《从洛阳唐代建筑刻石看武则天在东都》，刘志清、张怀富《武则天与偃师》，宋宝善《武则天与徐有功》，刘志清《唐玄奘与武则天》，康为民《武则天因何幸缑山》，王瑞臣、韩刚《从<升仙太子碑>及其碑文看武周盛世》等，特别是偃师有两位年逾古稀的老先生曹麟笔、张渠，花费了20余年的时间对武则天撰书的升仙太子碑文作了200多条注释，这次作为全书附录载入《武则天与偃师》。七届年会在山西太原召开，因而长期保存在晋阳古城西郊(今太原市晋源区)的《风峪石经》，便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关注。王鸿宾、胡春英《关于<风峪石经>中的武周改字和武则天时期的佛典翻译》，李方《关于<风峪石经>中的监护官员》，就是其代表作。八届年会在咸阳市召开，因而与会者对咸阳及其所属乾陵等古迹极感兴趣。咸阳市文物局长辛加龙《咸阳市文物古迹述略》，副局长陈校林《浅淡武则天·乾陵与咸阳文物旅游》，带头抓住武则天学术研讨会的机遇，大作促进旅游经济发展的文章。在樊英峰《关于乾陵文化的再探讨》的带动下，马文廷《谈乾陵阙楼的特点及形制》，王晓利《乾陵唐墓壁画的魅力》，侯晓斌《浅析懿德太子墓石椁线刻画》，陈晔《从懿德太子墓结构看唐乾陵陪葬墓形制》，魏鹏《浅谈唐章怀太子墓壁画的艺术成就》，李青锋《唐代马球运动及其兴盛原因浅析》，穆兴平《谈“述圣纪碑”与武则天的关系》，牛芸《“无字碑”昭示的历史悲剧》等纷纷面世，使研究乾陵文化蔚然成风。2002年的登封会议，更使武则天研究的地方特色大放光彩。本次会议的主要学术议题之一，就是结合登封市的历史文化、文物考古资料，深入研究武则天登封嵩山及嵩山文化，武则天的宗教思想及其活动。与会代表对此议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直接论述武则天嵩山封禅及其相关问题的学术论文就有44篇之多。其中已载入《武则天与嵩山》论文集的有张渠《武则天与嵩山》，赵文润《武则天与登封》，乔凤歧《武则天与登封》，禹舜《武则天与中岳嵩山》，刘志清《中国女皇和她的升中述志》，王双怀《武则天嵩山封禅史释》，唐明贵《武则天封禅嵩山略论》，何磊《武则天选择嵩山封禅的原因初探》，刘连香《由大周樊文墓志论武则天封禅嵩岳活动》，张喜平《唐初封禅制的形成及其政治意蕴》，李锋敏《浅谈武则天嵩山封禅与道佛两教的兴盛》，王永平《论武则天与嵩山道教》，甄秉浩《我国历史上登封泰嵩两岳的皇帝——武则天》，常松木《武则天封禅中岳嵩山的经过和原因》，吕宏军《嵩山——武则天思想和情感的抒发地》，吕宏军、刘彦辉《武则天游嵩山遗迹考》，耿直《武则天石淙摩崖碑》，李书建《武则天——开嵩山旅游先河的女皇》，宫嵩涛《武则天与少林寺》，李振中、王雪宝《武则天金简发现始末》，董理《武则天除罪金简考释》等等，内容十分丰富、周详。这些大作及与会者的实地考察，弘扬了嵩山文化，宣传了登封，无疑促进了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
　　第四，史学工作者与文学工作者相结合，史家为作家提供创作素材，作家为史家输送灵感，相互切磋，相得益彰，使研究成果更加丰富多彩，吸引更多人参与研讨会
　　从五届研讨会开始，不仅有众多的唐史专家参加，而且有主要以武则天等历史人物为创作题材的剧作家刘志清、历史小说家常万生等人。刘志清发表了《弘扬向上的人生——浅谈我的“武则天系列剧”创作》(载《武则天与乾陵文化》)。在偃师会议上，历史研究和影视评论相结合，展现出武则天研究的魅力和广阔前景。在文化部主办的秦、晋、豫戏曲汇演中，以扮演刘志清创作的《女皇祭陵》里的武则天而获大奖的国家一级演员吕荣华和著名影视评论家钟艺兵、谭志湘等都登上了学术讲台；而以撰写学术论文见长的唐史专家胡戟写了《<女皇祭陵>观后感》，何磊写了《让“真实”的雨露浇开绚丽的电视剧之花》。史实与艺术交融，使武则天的形象更加光彩迷人。在太原会议上，作家王夫丁奉献出剧评《武则天与<武则天>电视剧》，剧作家刘志清又捧出新作《雄才大略抚管弦——关于新编历史剧<皇泽惊梦>》(均载《武则天研究论文集》)。在登封会议上，更是史学工作者与文艺工作者欢聚一堂。以武则天事迹为主要创作素材的法国籍女作家山飒，专程从北京赶到嵩山脚下出席这次盛会；以主演歌剧《江姐》而蜚声海内外的女高音歌唱家金曼组团赴会，在《情满嵩山》的文艺晚会上，演唱了她的代表性歌曲。而豫剧表演艺术家吕荣华在《情满嵩山》戏曲作品中主演女皇武则天。她们的精彩演唱不仅博得广大登封百姓和与会者的热烈掌声，而且把这次学术盛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第五，依靠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各学术团体的真诚合作和厂家的赞助，以及当地群众的积极参与。
　　武则天研究会自成立迄今已20年，从未收取会员一分钱会费，亦未搞过创收。那么，为什么9届研讨会会越开规模越大，所出论文集一本更比一本厚?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武则天的魅力，就在于武则天研究有益于发展地方旅游经济，就在于本学会紧密依靠地方政府和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并吸引愈来愈多的专家学者及当地群众的积极参与。以后5届为例。实际上，五届年会是由陕西乾县和乾陵博物馆主办的。六届年会是由河南偃师市政府、市古都学会主办、厂家赞助召开的。七届年会是由三晋文化研究会和文水县武则天研究分会主办，厂家赞助召开。八届年会是本会与咸阳市文物局、乾陵博物馆、咸阳师范学院联合主办的。九届年会是由本会与登封市政府主办、旅游局具体承办，并得到郑州市有关领导、郑州新登集团和嵩山少林寺的大力支持，才开得如此盛况空前，论文集才得以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在这里，我们代表中国武则天研究会，向每次研讨会址所在地的政府、各有关团体、部门、厂家，向当地父老乡亲表示诚挚的谢意。
　　综上所述，在20年内中国唐史学会与武则天研究会先后共策划、召开过9届武则天学术研讨会，其中后4届为国际武则天学术研讨会。共收到学术论文379篇。这是我国学术界的一项壮举，也是广大史学工作者、文物考古同行们共同努力结出的硕果。9届研讨会使武则天研究从中国走向世界，为中国史学的繁荣做出了贡献。但毋庸讳言，在众多的学术论文中，亦有一些并非佳作。有少数文章选题重复，缺乏新意；在对待史料上，个别文章还有空泛议论，不重证据的现象。这除了作者本身的学术水平等因素外，也与相互缺乏学术交流、外出参加研讨会甚少有一定关系。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的惟一女皇，也是世界历史上的杰出女皇，研究这样的女皇，应该是海内外学术界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因为这不仅仅是评价武则天本身，而且牵涉到整个初唐、盛唐的历史文化、与乾陵文化一起，构成了博大精深的课题——“武则天与乾陵文化”。女皇千古，神州流韵，她的魅力是永恒的。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武则天研究会会长)
　　

乾陵文化研究（二）/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