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陵的陵寝制度似为前、后双室之蠡测
王维坤
唐乾陵是继唐太宗九*山昭陵之后，在都城长安西北方向之梁山营建的另一座“因山为体”[1]类型的“山陵”[2]帝陵，同时也是唐代帝陵中惟一一座拥有“内城”和“外城”建制的帝陵。因此，从考古学的角度研究唐乾陵陵园的总体设计思想、地面建筑设施以及石刻组合不仅具有非常的意义，而且对于研究乾陵的陵寝制度也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此前，作者曾对乾陵的营建性质进行过比较分析与蠡测，认为乾陵的营建性质应与昭陵、桥陵一样，很有可能是武则天生前为自己一手选定和营建的。如若这样，那么包括陵寝制度在内的乾陵陵园制度应属于一座预先营建的“寿陵”[3]。
2003年9月～2004年3月，我曾以《唐代乾陵陵寝制度的初步探讨》为题撰写了一篇论文，推测乾陵的陵寝制度似为“前、后双室墓”的建制[4]。此次应《乾陵文化研究》之约，在原有论文的基础上进行删补，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乾陵的陵寝制度再作进一步的蠡测与深入探讨。不妥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一、关于乾陵的陵寝制度研究与现状
乾陵位于陕西乾县城北6公里处的梁山上，其陵寝开凿在梁山之阳，坐北朝南，形成头枕梁山，脚蹬渭水之势，这是唐代陵寝制度的一大基本模式。进而言之，如果说乾陵陵园的“内城”是模仿了隋唐长安城的“宫城”和“皇城”，而“外城”则是模仿了隋唐长安城的“外郭城”，那么，乾陵的陵寝制度实质上就是隋唐长安城“宫城”和“皇城”的摹本与翻版。如若这样，乾陵的陵寝制度就应是一座由“前、后双室墓”所组成的“隋唐长安城的地下王国”。毋庸讳言，隋唐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丧葬的等级制度十分森严，但其埋葬制度的发展衍变也是有规律可循的。现在看来，北朝的政治制度是在魏晋制度的基础上直接继承和发展起来的，而魏晋制度则是承袭了秦汉之制，隋唐制度又是承袭了北朝之制，反映在丧葬礼仪制度方面亦然如此。因此，包括乾陵在内的唐代帝王陵寝制度，显然都是在秦、汉、魏、晋、北朝以及隋代帝陵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发展与衍变而来的。其中，秦汉时代陵墓“方中”(除了指“覆斗状”的封土堆之外，有时也专指“斗状”的墓穴)[5]的衍变就是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秦汉时代之所以要将帝王将相大型陵墓的封土堆筑成“覆斗状”，这与将属于陵寝的墓穴挖成“斗状”是直接相关的。只有这样，地面上的“覆斗状”封土堆与其下的“斗状”墓穴才能紧密地套合在一起。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方中”封土堆和“方中”墓穴的大型陵墓出现于战国时期，主要流行于秦汉时期，经过魏晋时期的暂短过渡，一下子被北周时期的长斜坡墓道、多过洞、多天井、多小龛、甬道、土洞单室墓[6]所取代。到了隋唐时代，这一类型的帝陵制度已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形成了以长斜坡墓道、多过洞、多天井、多小龛、前甬道、后甬道、前室、后室所组成的最高等级的地下陵寝制度。
迄今为止，在已发掘的唐代帝陵及其大臣、太子、公主墓中，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仅发掘了一座由前、中、后三室组成的李博*墓[7]。即使是“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李重润墓[8]和永泰公主李仙蕙墓[9]，充其量只不过是前、后双室，甚至就连奉天皇帝李琮的“墓号齐陵”[10]和僖宗李儇的靖陵[11]也才使用了极为普通的土洞单室。根据目前的初步分析，笔者认为考古发掘的长斜坡墓道、多过洞、多天井、多小龛、前甬道、后甬道、前室、后室这种类型的陵墓，很有可能代表的就是唐代I型“封土为陵”类型的帝陵建制。其中有高祖李渊(618～626年在位)的献陵、敬宗李湛(825～826年在位)的庄陵、武宗李炎(841～846年在位)的端陵和僖宗李儇(874～888年在位)的靖陵，武则天生母杨氏的顺陵以及“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等也都属于I型“封土为陵”类型的帝陵建制[12]。
但是，对于像乾陵这样的Ⅱ型“因山为陵”的“山陵”来说，要与上述I型“封土为陵”类型的地下陵寝制度相比，估计多少还会存在一些不同之处。如果说I型帝陵的陵寝制度是由长斜坡墓道、多过洞、多天井、多小龛、前甬道、后甬道、前室、后室所组成，那么属于Ⅱ型乾陵的陵寝制度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在此之前，学术界曾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过一些推测，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
1．“前、后双室墓说”
这种观点是198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黄展岳先生首次提出来的。他在《中国西安、洛阳汉唐陵墓的调查与发掘》一文中明确指出：“从乾陵开始，唐陵陵园的平面布局是模仿长安城的建制设计的，而墓室的平面布局则是模仿皇帝内宫的建制设计的。……墓室模仿皇帝内宫的建制问题，可举懿德太子墓为例。懿德太子墓由斜坡墓道、6个过洞、7个天井、8个小龛、前甬道、后甬道、前墓室、后墓室八个部分所组成。在墓室后半部两壁至第1过洞的前壁上，绘有一组城墙、阙楼、宫城、门楼相属的建筑群，城内又绘有各类车骑仪仗出行的场面。第1天井、第2天井的两壁上绘有大型列戟和仪卫场面。每壁列戟12竿(第1天井右壁误作13竿)，四壁共列戟48竿。列戟数正与《新唐书·百官志》所载‘天子宫、殿门列戟二十有四’相符。可见第1天井的24竿戟是模拟宫门外的列戟，第2天井的24竿戟是模拟殿门外的列戟。准此，第1过洞就相当于宫城门，第2过洞就相当于宫门，第3过洞就相当于殿门。前墓室象征前朝，后墓室象征后寝。前后甬道和前后墓室壁上的侍女图像和侍女手中所执的器物，与《唐六典·宫官》所记的六尚宫官制度基本符合，也说明这是按照天子六尚宫官绘制的。”[13]神目女士也对乾陵陵寝(即陵宫)进行了新的推测，并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见解和描绘了一张前、后双室墓的示意图[14]。其实，神目女士所描绘的前、后双室墓示意图，与1995年年底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咸阳市高陵县发掘的唐李晦墓的形制是大同小异的。即在“主室”甬道的西侧处又开挖了一条甬道，然后在其西北方营建了一个所谓“秘室”的“侧椁室”。这种形制的墓葬与其说是“双室墓”，倒不如说是“单室墓”更为确切。所谓“秘室”也只不过是一个“假室”而已。这种形制的墓葬，迄今为止在陕西乃至全国尚属首次发现[15]。从《旧唐书·宗室列传》记载来看，由于李晦在生前“累有异绩”，所以“则天临朝，迁户部尚书。垂拱初，拜右金吾卫大将军，转秋官(唐武则天时曾一度改‘刑部’为‘秋官’)尚书。永昌元年卒，赠幽州都督”[16]。如果单从墓葬制度上来分析，卒于永昌元年(689)的李晦也只能使用长斜坡墓道、多过洞、多天井、多小龛、甬道、单室墓，而并不可能使用这种类型的墓葬制度。因此，我认为李晦墓之所以要在“主室”之外建造这样一座“秘室”，显然并不是出于等级制度上的考虑，而是为了误导盗墓者，防止墓葬遭受他人盗掘。不过，对于乾陵来说，“因山为陵”营建的本身就是为了加大帝陵自身的安全。
我之所以认为乾陵的陵寝制度是“前、后双室墓”的建制，是因为我的这一蠡测与黄展岳先生所说的“前墓室象征前朝，后墓室象征后寝”之观点不谋而合。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乾陵是独一无二的帝王陵墓，如果要与其他唐代帝陵、“号墓为陵”的太子墓、公主墓以及大臣墓所使用的“前、后双室墓”相比，毫无疑问两者在规模上应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神目女士的推测与黄先生和我的“前、后双室墓”的蠡测是大相径庭的。
2.“前、中、后三室墓说”
这种观点是1995年由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先生在台湾大学讲学时提出来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宿先生在北京大学考古系讲授《隋唐考古》课程时，就一向认为乾陵的陵寝制度应为“前、中、后三室墓”所组成。另外，他曾在《西安地区的唐墓形制》一文中写道：“唐陵地宫没有发掘过，如何考虑它的形制?首先可了解一下已发掘的五代时期较早的前蜀、较晚的南唐帝陵内地宫的情况。成都前蜀王建永陵，是一个直筒式的前中后三室建制，南京南唐李昪、李璟两陵都是带有耳室的前中后三室。前蜀、南唐都号称继承唐制，这三座陵的地宫内都发现了唐陵使用的玉质哀册，号称继承唐制，也许是有些根据的。其次，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陵，即圣、兴、道三宗的地宫都清理过了，也都是带有耳室的前、中、后三室。宋陵地宫没有发掘，但明、清陵已发掘、清理了几座。北京明十三陵中的万历朱翊钧定陵地宫也是带耳室的前、中、后三室。清东、西两陵地宫有的清理了几座，有的遗留下当时建地宫的档案、模型。现以易县清西陵为例，仁宗颙琰昌陵地宫、德宗载湉崇陵地宫都设三重门直筒式三室，档案中记它们的名称，从前到后叫‘明堂券’(前室)、‘穿堂券’(中室)、‘金券’(后室)。第四，墓葬仿居室，明清宫殿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是外朝三殿(皇极[太和]、中极[中和]、建极[保和]、内廷三殿(乾清、交泰、坤宁)，唐大明宫中轴主殿也是三座(含元、宣政、紫宸)，大明宫内另一处重要宫殿——麟德殿更是前、中、后三个空间勾连接建，所以唐人又名之曰三殿。第五，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从南北朝起即被比拟为人主，前些年陕西扶风发掘了法门寺舍利地宫，它的直筒式构造也分为前、中、后三个部分。以上五例都可以作为我们推测唐陵地宫形制的参考，恰恰又都是前、中、后三室，又恰恰比上述I型墓(即双室弧方形砖室墓)多了一室。”[17]秦浩先生在其《隋唐考古》一书中，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18]。王双怀先生也明确指出：“唐代以墓室多寡区分墓主人地位的高下。一般官吏为单室墓，重要的文武大臣和宗室密戚为二室墓，因此，皇帝陵墓当为三室，因为皇帝的规格不可能与臣下相等。”[19]不过，学术界迄今为止仍有不少学者持这一观点，认为乾陵的陵寝制度应为“前、中、后三室墓”的建制。
3．“前、后、左、右四室墓说”
这种观点是2001年由惠焕章等先生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乾陵的陵寝制度应是由“前、后、左、右四室墓”所组成，“穿过近百米长、约四米宽、数十米深、呈斜坡形的墓道后，便是地宫的第一道汉白玉石门。这道石门比唐宫大门略小，但也起码在5米高、4米宽左右。门上各处精雕细刻着象征吉祥和权力的花草人物图案，门虽重达百吨，但可开启，门道布有陷阱，门后两旁装有暗器，用以防备盗陵者。整个墓道里洒满了货币，以表示富有和吉祥。墓道两旁绘制有色彩绚丽的大型壁画，象征着陪宫的石窟对称地排列在甬道两侧，里面置有大量的陪葬品。从《帝京篇》‘河山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的描述估计，对称排列的石窟不少于九对。走完甬道便是地宫的主体部分——前墓室、后墓室、左墓室、右墓室。后墓室在四座墓室中，最为宏伟壮观，顶为圆形，绘有日月星辰，底呈正方形，四周绘有宫廷奢华生活的壁画，放置唐高宗和武则天尸体的两具玉棺居中并列。玉棺虽形状相似，但图案迥异，玉棺旁置有石函和铁匣之类的陪葬品，里面盛放着玉玺古籍、琴棋书画、生活器皿、日常服饰之类和各种价值连城的奇珍异宝。前墓室比后墓室稍小，也是方形穹顶石室，主要用来摆放祭祀用的礼器。位于前墓室两侧的左右墓室，比前后墓室均小。这四座墓室既自成一家，又各有门户，相互之间有甬道连接。象征着生前皇宫中的前殿、后殿和东宫、西宫”[20]。这一观点是否能够立论，我觉得可以暂且不谈，但至少可备一说。
二、关于乾陵的陵寝制度之我见
从1986年开始，我在研究隋唐长安城的总体设计思想与布局的过程中，发现隋唐长安城的建制不仅对我国后代的都城和日本的藤原京、平城京等都城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21]，而且也对太宗昭陵、尤其是对高宗与则天女皇乾陵的陵园总体设计及其陵寝制度给予了相当重要的影响[22]。在这一点上，秦浩先生的观点与我的观点不谋而合。在他看来：“自乾陵开始，唐代陵园的平面布局是模仿长安城的建制设计的。唐长安城由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组成。宫城是皇帝居住及处理朝政之所；皇城为百衙所集之地；外郭城系居民区。乾陵及其以后诸陵，平面布局也可分为三部分，自北向南由三对门阙加以区别。第一对门阙之北为陵寝，这是陵园的主体建筑。……第二与第三对门阙之间，约长2至3公里，分布着‘功臣密戚’的陪葬墓，星罗棋布；这一部分可视为长安城的外郭城。三对门阙至今依然存在，最南的一对在今张家堡附近，尚存高度8米的土阙一对；……第一对门阙即内城的南门。三对门阙犹如是长安城的承天门、朱雀门和明德门。乾陵的平面布局俨然是长安城的缩影”[23]。另外，樊英峰等先生同样指出：“乾陵陵园仿长安城修建，陵园亦可分为宫城、皇城和外城。”[24]。2001年，陈安利先生也发表了与上述完全相同的看法[25]。根据本人目前的初步研究，我认为“乾陵不仅是地面布局和建筑模仿了隋唐长安城的建制，而且就连地下的墓室也同样模仿了隋唐长安城宫城和皇城的建制”[26]。如果这一推测可以成立，那么我认为乾陵的陵寝制度就不应该是“前、中、后三室墓”或“前、后、左、右四室墓”的建制，而似为“前、后双室墓”的建制。在此，我想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深入探讨一下乾陵陵寝制度的来龙去脉。
1．乾陵的陵寝制度应是模拟了隋唐长安城“宫城”与“皇城”的建制
首先，从乾陵的陵园和隋唐长安城的总体格局上来加以比较分析。乾陵陵园主要是由“内城”和“外城”两大部分组成，而隋唐长安城的平面布局则是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大部分组成。如果说乾陵陵园的总体设计与布局是模仿了隋唐长安城的平面布局可以成立，那么乾陵陵园的“内城”就相当于隋唐长安城“宫城与皇城的结合体”。两者之间不仅位置相同，城门的名称也一字不差。例如，乾陵“内城”的北门“玄武门”正是相当于隋唐长安城宫城的北门“玄武门”；而乾陵“内城”的南门“朱雀门”正是相当于隋唐长安城皇城的南门“朱雀门”；倘若这样，乾陵“外城”就相当于隋唐长安城“外郭城”；而位于乾陵石柱(亦称“华表”)之间的南北向“神道”[27]，实际上就相当于隋唐长安城中轴线上的“朱雀大街”。进而言之，假使乾陵的陵寝制度是模拟了隋唐长安城宫城与皇城的建制，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乾陵陵寝中的“长斜坡墓道”就象征着隋唐长安城中的“朱雀大街”；乾陵陵寝中的“前室”就象征着隋唐长安城的“皇城”；而乾陵陵寝中的“后室”，就自然而然地象征着隋唐长安城的“宫城”。因此，我认为乾陵的陵寝制度就不应是“前、中、后三室墓”或“前、后、左、右四室墓”，而应是“前、后双室墓”的建制。
其次，从隋唐长安城“皇城”的设立到唐代大型陵墓“前、后双室墓”的真正出现来看，这种情况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应该是陵墓制度对都城制度的一种模仿。众所周知，在都城的宫城之前，明确设立“皇城”的制度是从隋开皇二年(582)所营建的隋大兴城开始的，这是以前都城所从未有过的现象。其目的是为了将“百僚廨署列于其间”，改变以前都城那种“不便于民”的严重弊端。据宋敏求《长安志》记载：“自两汉以后，至于晋、齐、梁、陈，并有人家在宫阙之间，隋文帝以为不便于民(笔者注：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1中，将‘民’字改为‘事’字)，于是在皇城之内，惟列府寺，不使杂人居止，公私有便，风俗齐肃，实隋文(帝)新意也”[28]。按此推理，隋代帝陵无疑也应是“前、后双室墓”的建制。迄今为止，考古工作者虽然还尚未发掘任何一座隋代帝陵，但是通过隋文帝泰陵“覆斗形”的封土堆和夯筑陵垣就可以略知一二。值得重视的一个现象是，在四周垣墙的中部，发现有大量的砖瓦残片，这应为四面门庭建筑的遗存。并在垣墙四角，亦发现有大量的砖瓦残片，这种情况说明在垣墙的四角原建有阙搂建筑[29]。考古发现的种种迹象表明：隋文帝泰陵与唐代“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应属于同一类型的陵墓。如此，则隋文帝泰陵的陵寝制度也应是“前、后双室墓”的建制，这与隋大兴城的“宫城”和“皇城”建制是一脉相承的。
现在看来，隋代帝陵有可能才开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前、后双室墓”，至少可以说北周帝陵的陵寝制度依然是“单室墓”的建制。1994年9月～1995年1月，文物工作者对位于咸阳市底张镇陈马村东南的北周武帝(葬于宣政元年，578年)与皇后阿史那氏(葬于隋开皇二年)的合葬陵孝陵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此墓由68.4米的长斜坡墓道、5个过洞、5个天井、4个小龛(亦称“壁龛”)、甬道、土洞单室墓、后龛七部分组成[30]。无独有偶，1988年4月～1990年4月，在修建咸阳国际机场宿舍楼的工程中，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先后发掘了15座北周墓，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墓葬有武帝建德三年(574)开国元勋叱罗协墓，此墓南北总长68.25米，由长斜坡墓道、6个过洞、6个天井、4个小龛、甬道、前室、后室(作者注：我认为这里所说的“后室”，只是相当于北周武帝的“后龛”部分，与真正意义上的“墓室”显然有别)七部分组成。另外，1988年5月发掘的若干云(可能死于武帝宣政元年，578年)墓也与北周叱罗协墓的结构基本相同。该墓墓道南北水平长22.6米，由墓道口(竖井)、长斜坡墓道、3个过洞、3个天井、甬道、前室、后室(作者注：该墓的“后室”与叱罗协墓的“后室”大体相同，相当于北周武帝的“后龛”部分)七部分组成。此外，1988年8月发掘的独孤藏(志称死于武帝宣政元年八月四日，578年)墓，墓道南北水平长23.8米，由长斜坡墓道、3个过洞、3个天井、甬道、前室、后室、耳室(作者注：该“后室”与叱罗协墓的“后室”基本相同，相当于北周武帝的“后龛”部分)七部分组成[31]。即使在宁夏固原发掘的李贤墓，此墓同样由长42米的长斜坡墓道、3个过洞、3个天井、甬道以及单室土洞墓所组成[32]。从中可以看出，北朝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墓葬较为流行“单室墓”的建制。所以，隋唐时代“前、后双室墓”的最终形成与流行很有可能是伴随着隋唐长安城“皇城”的新设立而形成的一种皇室贵族和重臣陵寝制度的新模式。
2.“前、中、后三室墓”似乎不符唐初帝陵的陵寝制度
2004年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位于西北大学长安郭杜南校区的唐咸亨二年(671)李博*墓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这是迄今为止发掘的惟一一座唐初最高规格的“前、中、后三室墓”。该墓出土了一方其妃王氏的墓志盖，盖面上用篆书阴刻着“大唐故礼部尚书检校宗正卿上柱国赠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大都督陇西郡王妃王氏志铭”36字。据刘呆运先生考证，墓主人为礼部尚书、检校宗正卿、上柱国李博*，该墓坐北朝南，方向180°，由长斜坡墓道、5个过洞、5个天井、前室、中室、后室六部分组成。全长57.25米，深9.3米，墓道宽2米，长14.5米。两壁绘有青龙、白虎以及列戟图等壁画，大部分壁画由于破坏严重，已难以辨认。前室长3.06米、宽4米；中室长3.8米、宽4.75米；后室长4.2米、宽4.55米[33]。关于李博*，据《旧唐书》记载：“陇西王博*，高祖兄子也。高祖长兄曰澄，次曰湛，次曰洪，并早卒。武德初，追封澄为梁王，湛为蜀王，洪为郑王，澄、洪并无后，博*即湛第二子也。武德元年受封。高祖时，历宗正卿、礼部尚书，加特进。博*有妓妾数百人，皆衣罗绮，食必粱肉，朝夕絃歌自娱，骄侈无比。与其弟渤海王奉慈俱为高祖所鄙，帝谓曰：‘我怨雠有善，犹擢以不次，况于亲戚而不委任?闻汝等唯昵近小人，好为不轨，先王坟典，不闻习学。今赐绢二百匹，可各买经史习读，务为善事。’咸亨二年(671)薨，赠开府仪同三司、荆州都督，谥曰恭。”[34]从李博*生前的官职来看，宗正卿属于从三品，礼部尚书正三品，特进属于正二品，就连死后所赠的开府仪同三司一职，充其量也不过属于从一品，但是他却使用了比706年“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的“前、后双室墓”还多了一室，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前、中、后三室墓”。那么，李博*生前为什么会建造这样超高规格的大型墓葬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不管是从他生前的身份还是从他死后的身份来说，他所使用的“前、中、后三室墓”似乎都不符合唐初的陵墓制度。另外，由于李博*墓被盗情况极为严重，墓内出土随葬品极少，仅出土了一方墓志盖、10余件陶俑以及一些石门的残块。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墓内前室和中室的砖墙已不见踪迹，甚至就连中室和后室地面的铺地砖也荡然无存了。一般来说，盗墓者主要是盗取墓内的随葬品，而并不是为了盗取墓砖，挪为他用。因此，我认为李博*墓的情况绝对不会是一个单纯的盗墓问题，很有可能是为唐初的陵墓制度所不容，埋葬后不久就遭到了人为的毁灭性破坏。
如果拿唐咸亨二年(671)李博*的“前、中、后三室墓”与唐咸亨三年(672)的徐王(正一品)李元礼墓、唐调露二年(680)其姬罗观照的“土洞双室墓”[35]相比，人为破坏这个原因也就不解自明了。所以，我估计683年在建造高宗乾陵的时候，作为陵园的理想摹本与其说是模仿了李博*墓的所谓“前、中、后三室墓”的平面格局，倒不如说是象征性地模仿了相当于“后寝”的隋唐长安城“宫城”和相当于“前朝”的隋唐长安城“皇城”的建制。
3.从“号墓为陵”的陵寝建制来蠡测乾陵的陵寝制度
1960年8月～1962年4月，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永泰公主墓进行了考古发掘。永泰公主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孙女，中宗李显的第7女，名仙蕙，字秾辉，死于唐大足元年(701)，时年17岁，于神龙二年(706)与驸马都尉武延基合葬，陪葬于乾陵北原。该墓分为地面和地下两大部分。据李求是先生介绍：地面上的封土堆呈“双层覆斗形”，其规模我估计要比懿德太子墓的封土堆略大一些，但由于简报中未言及具体尺寸，情况不详。整个陵园南北长363米、东西宽220米[36]。在陵园的南侧，置有1对石狮、2对石人、1对石华表。地下则由长斜坡墓道、5个过洞、6个天井(两个在前甬道)、8个小龛、前甬道、前室、后甬道、后室八部分组成，墓长87.5米，夯筑而成；前室呈方形，长4.7米、宽4.9米、高5.35米，全部用砖砌成，墓室四壁带有弧度，顶为穹隆顶；后室亦近方形，长5.4米、宽5.3米、高5.5米，墓室四壁砌有弧度，顶为穹隆顶。后室西部放置1具大型石椁，顶为庑殿式。共出土了878件陶俑、三彩俑、木俑，还出土了为数不少的金、铜、铁、玉、锡、陶、瓷、三彩器、石刻文物以及大量的珍贵壁画[37]。
1971年7月，陕西考古工作者对“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李重润墓进行了考古发掘。该墓亦分为地面和地下两大部分。地面上的封士堆南北长56.7米、东西宽55米、高17.92米。整个陵园南北长256.5米、东西宽214米，陵园四角各有1个夯土堆；南面有1对土阙。阙南有1对石狮、2对石人、1对石华表。在土阙以北地段内曾发现过大量的唐代长方砖、瓦片和壁画残片，估计当时此处曾建有房屋建筑。地下部分由长斜坡墓道、6个过洞、7个天井、8个小龛、前甬道、前室、后甬道、后室八部分组成，全长100.8米，夯筑而成；前室呈方形，长4.45米、宽4.54米、高6.3米，全部用砖砌成，墓室东、西两壁带有弧度，顶为穹隆顶；后室亦近方形，长5米、宽5.3米、高7.1米，东、西、北三壁带有弧度，顶为穹隆顶，且悬有1个挂油灯的铁钩。后室西部放置1具大型石椁，由34块石板构成，长3.75米、宽3米、高1.87米，顶为庑殿式；墓中共出土大理石质“哀册”残片、“三出阙”阙楼图壁画以及各类文物1000余件[38]。
据《旧唐书》记载：“懿德太子李重润，中宗长子也。本名重照，以避则天讳，故改焉。……圣历初，中宗为皇太子，封为邵王。大足元年(701)，为人所构，与其妹永泰郡主、婿魏王武延基等窃议张易之兄弟何得恣入宫中，则天令杖杀，时年十九。重润风神俊朗，早年孝友知名，既死非其罪，大为当时所悼惜。中宗即位，追赠皇太子，谥曰懿德，陪葬乾陵。仍为聘国子监丞裴粹亡女为冥婚，与之合葬。又赠永泰郡主为公主，令备礼改葬，仍号其墓为陵焉。”[39]因此，我坚持认为“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很有可能就是按照帝陵的陵寝制度建造的。假使我的上述观点可以成立，那么始建于683年、最终葬于705年的则天皇后与高宗合葬之乾陵，其陵寝制度自然会成为706年作为陪葬墓的懿德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模仿的直接对象。
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正第一品，太师、太傅、太保、司徒、司空、王。从第一品，开府仪同三司、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骠骑大将军、嗣王、郡王、国公。”[40]“凡外命妇之制，皇之姑，封大长公主，皇姊妹，封长公主，皇女，封公主，皆视正一品。”[41]由此可见，身为“一品”的懿德太子和永泰公主在改葬时所使用的“前、后双室墓”的建制，这在当时很有可能代表的就是唐初“号墓为陵”的陵寝制度。
此外，1971年7月～1972年2月发掘的章怀太子李贤墓，也为我们研究唐代帝陵的陵寝制度提供了新的佐证。此墓的封土堆为夯筑，形状呈“覆斗形”，底部长宽43米、顶部长宽各11米、高约18米。在封土堆之南约50米处，残存有1对土阙，高4.5米、底部宽、长各5米。土阙之南有东西并列的1对石羊。四周原有陵园围墙，南北长180米、东西宽143米。地下由长斜坡墓道、4个过洞、4个天井、6个小龛、前甬道、前室、后甬道、后室八部分组成，全长71米，夯筑而成；前室呈方形，长宽各4.5米、高6米，全部用砖砌成，墓室东、西两壁有弧度，顶为穹隆顶；后室亦方形，长宽各5、高6.5米，墓室四壁带有弧度，顶为穹隆顶。后室西部放置1具大型石椁，由33块石板构成，长4米、宽3米、高2米，顶为庑殿式；墓中共出土600多件各类文物及“马球图”、“客使图”等壁画[42]。章怀太子李贤是唐高宗与武则天的第二子，生前先后封为潞王、雍王，后来被武则天废为庶人，流放四川巴州。不可忽视的一条重要资料是，据《资治通鉴》记载：“(684年)丘神勣至巴州，幽故太子贤于别室，逼令自杀。太后乃归罪于神勣，戊戌，举哀于献(明)福门，贬神勣为叠州刺史。己亥，追封贤为雍王。”[43]中宗复位后，很有可能是遵照武则天生前的遗愿，于神龙二年(706)将其二兄从巴州迁到长安，以雍王身份陪葬乾陵，景云二年(711)又追封为章怀太子[44]。正因为如此，所以“雍墓不称陵”[45]。李求是先生曾就章怀、懿德两墓的形制等问题进行过比较研究，并且列举了永泰公主墓的考古发掘资料。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同时兴建于神龙年间的章怀、懿德二墓在形制上的区别，就反映出唐代陪葬陵、墓制度的差异。”[46]如果要将“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与“雍墓不称陵”的章怀太子墓对比分析的话，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不同之处不仅表现在陵园的规模、封土堆的形状、石刻的组合以及有无土阙建制方面，而且还反映在墓长、墓道、前甬道、后甬道的长度上和天井、过洞、小龛的多寡上，同时在壁画的题材和随葬品的数量与质量上，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很显然，前者代表一种墓葬等级，后者代表一种墓葬等级。假如说前者代表的是“号墓为陵”的帝陵类型，那么后者则代表的是“雍墓不称陵”的墓葬类型。它们之间的这些差异，正是唐代不同身份的墓主人与陪葬墓制度在考古学上的具体体现与深刻反映。
4. 从隋唐“前、后双室墓”的建制来蠡测乾陵的陵寝制度
迄今为止，考古工作者除了发掘唐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以及雍王李贤墓之外，还发掘了数十座隋唐时期规模较大、规格较高的“前、后双室墓”。尽管这些双室墓在规模上有大小之分，但在设施上却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所有这些都为今天全面、系统、深入研究唐代“号墓为陵”的陵墓制度提供了不少可供对比的资料，同时也为进一步蠡测乾陵的陵寝制度提供了一些颇有价值的线索，这些资料很有可能成为打开乾陵陵寝制度的一把金钥匙。
(1)北周开府仪同三司(北周正九命，相当于隋唐从一品)、洮、河、甘、渭四州刺史(北周正七命，相当于隋唐正三品)段威墓。此人薨于隋开皇年间，葬于开皇十五年(595)，同时这也是一座夫妇合葬墓。此墓资料至今尚未全部发表，据孙秉根先生介绍：“后室为规正长方形，拱形顶；前室为扁方形，穹隆顶。甬道位于室南偏西，斜坡墓道。3天井过洞，无小龛。砖封门和石墓门各1。后室中部顺置石棺1具，前室西侧顺置木棺和砖棺床。地上有封土堆。”[47]这是目前为止在西安地区发掘的惟一一座隋代土洞双室墓。不仅如此，估计其子段文振墓的规模也是相当可观的。据《隋书·段文振传》记载：“文振少有膂力，胆气过人，性刚直，明达时务。……卒于师。帝省表，悲欢久之，赠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北平侯，谥曰襄。赐物一千段，粟麦二千石，威仪鼓吹，送至墓所。”[48]段威之所以使用这样规模较大的双室墓，显然是与他本人生前的赫赫战功有关。不过，这种土洞双室墓的特点是，前室虽方形，顶为穹隆顶；后室近似方形，顶为拱顶。这一墓葬制度显然是继承了北周叱罗协墓、若干云墓、独孤藏墓、王士良墓、董荣晖墓以及侯子钦等墓的双室墓制度[49]，而与唐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以及雍王李贤等墓的前、后室多呈弧方形，顶皆为穹隆顶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假使推测不错，那么我认为隋代段威双室墓就应视为唐初“前、后双室墓”的前身，或者说将段威墓作为北周双室墓向唐初“前、后双室墓”之间过渡的典型墓例倒也是最为合适不过的了。
这种情况与其说是一种差异，倒不如说是等级上的区别。
(2)贵妃(正一品)韦珪墓1990年11月～12月，昭陵博物馆对韦贵妃墓进行了考古发掘，但发掘简报至今尚未发表。据陈安利先生介绍：唐太宗贵妃韦氏名珪，字泽，京兆杜陵人，生于隋开皇十七年(597)。初嫁隋李雄之子李友珉，生定襄县主(长大后，嫁给唐阿史那忠)。隋大业九年(613)，李雄跟随杨玄感起兵反隋，兵败被诛，家被籍没。此时，韦氏又做了李世民之妃，生临川公主和纪王李慎。李世民登极之后，于贞观元年(627)册立韦氏为贵妃。在唐太宗执政的23年中，韦氏居后宫嫔妃之首。李世民崩后，韦氏于永徽元年(650)又被册封为纪国太妃。唐麟德二年(665)九月二十八日死于洛阳，时年68岁。于次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按公历应为667年)陪葬昭陵。此墓坐北朝南，由长斜坡墓道、4个过洞、4个天井、4个小龛、前甬道、前室、后甬道、后室八部分组成，水平全长49.3米。墓中共出土各类陶俑100余件，并保留下来不少壁画。另外，韦贵妃墓前不仅有石华表、石羊、石虎和神道碑，而且也使用了石椁，长4.17米、宽2.28米、高2.10米，顶为四坡流水屋面状[50]。如若推测不错，该石椁的顶应与房陵大长公主墓、韦洵墓、韦泂墓、郑仁泰墓出土石椁的顶相同，无疑应为歇山式顶。由此可见，韦贵妃墓出土的歇山式顶石椁与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以及雍王李贤墓出土的庑殿顶石椁显然不属于同一等级的墓葬。
(3)卫王(正一品)、义兴郡王(从一品)、节愍太子李重俊墓。李重俊是中宗李显第3子。早在圣历元年(698)，就被封为义兴郡王。长安中(701～704年)，累授卫尉员外少卿。神龙初(约为705年)，封卫王，拜洛州牧、左卫大将军、扬州大都督。神龙二年(706)秋，册立皇太子。705年，中宗复位，“时武三思得幸于中宫，深忌重俊。三思子崇训尚安乐公主，常教公主凌忽重俊，以其非韦氏所生，常呼之为奴。或劝公主请废重俊为王，自立为皇太女，重俊不胜忿恨。三年(707)七月，率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右羽林大将军李思冲、李承况、独孤祎之、沙吒忠义等，矫制发左羽林兵及千骑三百余人，杀三思及崇训于其第，并杀党与十余人。又令左金吾大将军成王千里分兵守宫城诸门，自率兵趋肃章门，斩关而入，求韦庶人及安乐公主所在。又以昭容上官氏素与三思奸通，扣閤索之。韦庶人及公主遽拥帝驰玄武门楼，召左羽林将军刘仁景等，令率留军飞骑及百余人于楼下列守。……重俊既败，率其属百余骑趋肃章门，奔终南山，帝令长上果毅赵思慎率轻骑追之。重俊至鄠县西十余里，骑不能属，唯从奴数人，会日暮憩林下，为左右所杀。……睿宗即位，下制曰：‘朕闻曾氏之孝也，慈亲惑于疑听；赵虏之族也，明主哀而望思。历考前闻，率由旧典。重俊，大行之子，元良守器。往罹构间，因于谗嫉。莫顾鈇钺，轻盗甲兵，有此诛夷，无不悲惋。今四凶咸服，十起何追,方申赤晕之冤，以纾黄泉之痛，可赠皇太子。’(景云元年，710年)谥曰节愍，陪葬定陵”[51]。1995年3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李重俊墓进行了考古发掘。资料至今尚未发表，据陈安利先生介绍：地面封土堆呈圆丘形，底径45米、高12.6米。墓前现存1件石狮和1件翁仲。此墓是由长斜坡墓道、5个过洞、5个天井、4个小龛、前甬道、前室、后甬道、后室八部分组成。墓道水平全长54.25米，深10.30米，宽2.6米。更为重要的是，李重俊墓还出土了汉白玉质地的谥朋和哀册[52]。尽管节愍太子与懿德太子是四兄弟中的哥俩，但由于“中宗四男：韦庶人生懿德太子，后宫生庶人重福、节愍太子重俊、殇帝重茂”[53]这样的同父异母关系，所以使用了大小有别的墓葬类型。懿德太子之所以使用“号墓为陵”的制度，而李重俊则使用了正一品墓葬制度，并不是按照节愍太子的礼仪制度而葬。分析其原因，我认为懿德太子的“号墓为陵”显然是与韦皇后的得宠有关。但作为中宗第三子的李重俊来说，他是在失利的情况下死去的，其墓葬规模当然在其长兄懿德太子墓之下。不过，睿宗即位后，与其说是为了侄儿“方申赤晕之冤，以纾黄泉之痛”，倒不如说是睿宗作为李唐政权的代表人物对于韦氏外戚势力所进行的一次大清算。
根据上述比较研究，我认为这些唐代双室墓的陵寝制度显然要比“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的陵寝制度低一等多，即使要与“雍墓不称陵”的雍王李贤墓相比，也还要再低一些。中宗之所以要对懿德太子、永泰公主与雍王有区别地加以特殊“厚葬”，其原因无非是“永泰公主和懿德太子是诏令修墓者中宗皇帝的亲生女儿，而李贤则是中宗的哥哥。另一个深层原因在于，这两个儿女都由中宗为太子时处死，中宗的愧疚之心一直无法弥补，他只能在他们的葬礼上做一下弥补，抬高规格，多放置些明器而已”[54]。由此可见，中宗在处理冤假错案、平反昭雪以及实行“厚葬”的过程中，对待亲生骨肉懿德太子和永泰公主的感情远在同胞兄长李贤之上。虽说迄今为止所发掘的唐代双室墓还尚未有一座是属于帝王陵墓，或者说可以完全代表唐代帝陵的陵寝制度，但我蠡测“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的“前、后双室墓”与乾陵的陵寝制度应该说是颇为接近的。换句话来说，“号墓为陵并不即是陵，应比帝陵低一等”[55]。如果说，“低一等”是低在“前、后双室墓”的规模上，倒不是低在“前、后双室墓”的建制上可以成立，那么我依然蠡测乾陵的陵寝制度应是“前、后双室墓”的建制，而不应是“前、中、后三室”或是“前、后、左、右四室”的建制。
三、唐代帝王、太子、公主的“单室陵墓”及其陵寝制度的演变
近30年来，考古工作者首次发掘了唐僖宗靖陵、“号墓为陵”的惠陵、齐陵以及十余座太子和公主的“单空墓”。这些墓葬资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唐代陵寝制度不断地由“前、后双室墓”逐渐向“单室墓”过渡的历史演变，同时也暗示出始建造于683年的乾陵的陵寝制度很有可能就是“前、后双室墓”的建制。
1.僖宗李儇靖陵
据《旧唐书·僖宗本纪》记载：“僖宗惠圣恭定孝皇帝讳儇，懿宗第五子，母曰惠安皇后王氏，咸通三年(862)五月八日生于东内。初封普王，名俨。十四年(873)七月，懿宗大渐。其月十八日，制曰：‘朕守大器之重，居兆人之上，日慎一日，如履如临。……考思旧章，谋于卿土，思阐鸿业，式建皇储。第五男普王俨改名儇，孝敬温恭，宽和博厚，日新令德，天假英姿，言皆中规，动必由礼。俾崇邦本，允协人心，宜立为皇太子，权勾当军国政事。咨尔中外卿士，洎于腹心之臣，敬保予胤，辅成予志，各竭乃心，以安黎庶。布告中外，知朕意焉。’是日，懿宗崩。二十日，即皇帝位于柩前，时年十二。左军中尉刘行深、右军中尉韩文约居中执政，并封国公”[56]。由此可知，李儇12岁时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成为唐代历史上登基年龄最小的皇帝。但是，“僖宗即位，擢(田)令孜左神策军中尉，是时西门匡范位右中尉，世号‘东军’、‘西军”’。再加之“帝为王时，与令孜同卧起，至是以其知书能处事，又帝资狂昏，故政事一委之，呼为‘父’”[57]。所以，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朝廷大权并不是完全掌握在僖宗的手中，而是牢牢地掌握在宦官田令孜的手中，僖宗只不过是一名有名无实的傀儡皇帝而已。
众所周知，唐代从开元天宝年间开始，朝廷政治就日趋腐败，社会矛盾相当尖锐，中央集权日益削弱，藩镇割据势力相继崛起，终于在玄宗天宝十四载(755)，爆发了影响空前的“安史之乱”，这使得唐朝的社会经济从此萎靡不振、由盛而衰，昔日蒸蒸日上、繁荣兴旺的景象已不复存在，形成“自两京陷没，民物耗弊，天下萧然”[58]的悲惨局面。如果说“安史之乱”是唐代开始走下坡路，那么乾符二年(875)王仙芝和黄巢的先后率众起义则使唐王朝掉入历史的万丈深渊，使得社会经济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沉重打击。广明元年(880)十二月甲申，“是日晡晚，贱入京城，时右骁卫大将军张直方率武官十余迎黄巢于坡头。壬辰，黄巢据大内(长安皇宫)，僭号大齐，称年号金统”。此时的大唐王朝已陷入名存实亡的窘境，连僖宗皇帝也不得不逃离长安四处避难，“中和元年(881)春正月庚戌朔，车驾在兴元(今陕西汉中)”。同年六月，“车驾幸成都府，西川节度使陈敬瑄自来迎奉。七月丁未朔。乙卯，车驾至西蜀。丁巳，御成都廨，改广明二年为中和元年，大赦天下”。直到中和三年(883)，李克用“收复京城”。“光启元年(885)春正月丁巳朔，车驾在成都府。已卯，僖宗自蜀还京。二月丁亥朔。丙申，车驾次凤翔。三月丙辰朔。丁卯，车驾至京师。已巳，御宣政殿，大赦，改元光启”。至此，终于结束了长达4年之久的流亡生涯。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光启元年十二月乙亥，“沙陀逼京师，田令孜奉僖宗出幸凤翔。……二年(886)春正月辛巳朔，车驾在凤翔。……(三月)丙申，车驾至兴元。三年(887)春正月乙亥朔，车驾在兴元府。……三月乙亥朔，甲申，车驾还京，次凤翔。……文德元年(888)春正月已亥朔，车驾在凤翔。……二月已巳朔。壬午，车驾在凤翔至京师。……三月戊戌朔。正殿受册。庚子，上暴疾。壬寅，大渐。癸卯，宣制立弟寿王傑为皇太弟，勾当军国事。是夕，崩于武德殿，圣寿二十七，群臣上谥曰惠圣恭定孝皇帝，庙号僖宗。其年十二月，葬于靖陵”[59]。
199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位于乾县铁佛乡南陵村的唐僖宗李儇的靖陵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这也是“关中唐十八陵”中发掘的惟一一座帝王陵墓。僖宗陵园为夯土城垣，平面略呈方形，南北长485～510米，东西宽480米。四周各开一门，均以四神命名，门外各置石狮1对，筑阙台1对，夯筑封土堆居于陵园中央偏后，呈覆斗形，底边长41米，顶边长8米，高8.6米。并且还在城垣四隅筑有角楼。朱雀门(南神门)外设有神道，长325米，其南端筑有乳台1对。神道自南而北依次排列着华表、翼马、仗马、翁仲等石刻造像。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发掘的靖陵为坐北朝南，是由斜坡阶梯羡道(墓道)、拱顶甬道和横拱顶土洞墓室组成，全长44.7米，墓室底部距今地表19.2米。羡道长35.6米，底部宽2.7米，修有整齐土阶。甬道长4.1米，宽2.2～2.5米，东、西两壁各开凿2个小龛。墓室面阔5.78米，进深4.5米，东、西两壁各开凿3个小龛，南壁开凿有2个左右对称龛，共开凿了12个小龛。墓室地面用石碑、石块、砖砌成东西长4.4米、南北宽3.1米的棺床。该墓陵寝早在五代时，就曾遭受严重盗掘。现存壁画有侍臣、门吏、仪仗、十二生肖以及天象图等。出土的随葬品有琉璃龙凤纹璧、龙凤纹佩、大带铊尾、汉白玉谥册残片、鎏金铜锁以及用来铺设棺床的豆卢钦望墓碑和杨再思墓碑[60]。
其实，僖宗从12岁登极，到27岁去世，在长达15年的执政生涯中，大部分时间都是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长安发号施令的时间并不多。况且，在僖宗统治期间，隋唐长安城也被黄巢起义军破坏得疮痍满目。所谓“初，黄巢据京师，九衢三内，宫室宛然。及诸道兵破贼，争货相攻，纵火焚剽，宫室居市闾里，十焚六七”[61]。另外，社会经济也全面崩溃，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乾符初，大水，山东饥。中官团令孜为神策中尉，怙权用事，督赋益急。王仙芝、黄巢等起，天下遂乱，公私困竭。”更有甚者，唐昭宗时期已发展到了“城中人相食”的严重地步。即“昭宗在凤翔，为梁兵所围，城中人相食，父食其子，而天子食粥，六宫及宗室多饿死。其穷至于如此，遂以亡”[62]。可见，僖宗也死不逢时，正值“公私困竭”，大唐将亡的垂死挣扎时期。所以，僖宗的靖陵并不是按照Ⅱ型“因山为陵”的帝陵建制来修建的，而是从形式上直接选择了I型“封土为陵”的帝陵制度。特别是靖陵中出土的琉璃龙凤纹璧、龙凤纹佩、大带铊尾、汉白玉谥册残片、鎏金铜锁以及天象图等壁画文物，应该说与帝陵的身份是大体吻合的。但是，出土的十二生肖壁画却与唐代陵墓制度相去甚远。一般来说，陶十二生肖俑较为常见[63]，在建陵首次出土了石十二生肖俑，石俑通高42厘米，石座高4.1厘米[64]。这与杨思勗墓出土的分别高40.1厘米和40.2厘米的石刻俑非常接近，应属于墓葬中的随葬品[65]。如若推测不错，建陵石生肖俑不应是从建陵内城门外出土的，而应是从建陵或陪葬墓中出土的。因此，至今我对建陵出土石生肖俑的位置仍存疑问。更使人难以置信的是，靖陵陵寝制度却使用了单室土洞墓的建制，这与“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的“前、后双室砖墓”也是无法相比的。作为一代在位长达15年的皇帝，即使没有太大的功劳，但至少也是有苦劳的，不至于死后甚至连使用一般石椁资格都没有的地步，当然更谈不上能够使用最高等级的庑殿顶石椁。僖宗靖陵的石棺床居然是将乾陵陪葬豆卢钦望和杨再思的两幢墓碑仓促挪用，拼凑成一个很不像样的石棺床。这在迄今为止发掘的唐代陵墓中是仅见的，与其它出土石椁和石棺床的双室墓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再是从隋唐时期发现的双室墓来看，年代最早为隋开皇十五年(595)的段威墓，最晚为景云元年(710)成王李仁墓和唐隆元年(710)的万泉县主薛氏墓，最为流行的时期为7世纪中期至8世纪初期。迄今为止，在全国范围内目前还没有发现一座8世纪20年代之后的唐代双室墓，看来这并不是喜欢不喜欢修建双室墓的问题，而关键是取决于有没有经济实力的问题。这样一来，葬于文德元年(888)的僖宗靖陵，将其地下陵寝制度修建为“土洞单室墓”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实，僖宗靖陵的“土洞单室墓”，就是当时社会经济衰弱的真实写照与缩影，显然不能真正代表唐代初期帝陵的规模和陵寝制度。所以我坚持认为，始建于683年的乾陵陵寝制度至少应与“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一样，属于“前、后双室墓”的建制，其规模当在其之上。
2.惠庄太子李撝墓
惠庄太子墓的发现，为我们研究靖陵、惠陵以及齐陵的陵寝制度提供了一些新的佐证。惠庄太子李撝，初名李成义，后因避玄宗母昭成窦太后之讳而改名。睿宗次子，其母柳氏，掖庭宫人，与让皇帝李宪是同父异母弟兄。据《旧唐书·惠庄太子传》记载：“撝之初生，则天尝以示僧万回。万回曰：‘此儿是西域大树之精，养之宜兄弟。’则天甚悦，始令列于兄弟之次。垂拱三年(687)，封恒王，寻却入閤，改封衡阳郡王，累授尚衣奉御。神龙元年(705)，加赐实封二百户，通前五百户迁司农少卿，加银青光禄大夫。睿宗践祚，进封申王，迁右卫大将军。景云元年(710)七月，迁殿中监，兼检校右卫大将军。二年(711)，转光禄卿、右金吾卫大将军。先天元年(712)七月，加实封一千户。八月，行司徒，兼益州大都督。开元二年(714)，带司徒兼幽州刺史。……历邓、虢、绛三州刺史。八年(720)，因入朝，停刺史，依旧为司徒。性弘裕，仪形瑰伟，善于饮啖。十二年(724)，病薨，册赠惠庄太子，陪葬桥陵。”[66]
1995年10月～1996年5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蒲城县文体广电局联合组成考古队对惠庄太子墓进行了考古发掘，并对墓葬周围进行了钻探工作。保存至今有1对石狮、1对门阙、陵园城墙基址以及封土堆。石狮位于南门之外，东西对称排列。门阙为南门门阙，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3米、南北宽5.5米，两阙之间的距离为17米。封土堆呈“覆斗形”，底部边长32米，顶部边长4米，高7.5米。陵园城墙基址呈长方形，南北长144.5米、东西宽113.5米。基址保存宽度约1米，厚0.4～0.7米。在城墙的四个拐角处，各有一曲尺形的角楼基址，形状大小相同，面积约10×10平方米。惠庄太子墓坐北朝南，由斜坡墓道、3个过洞、3个天井、6个小龛、甬道、墓室六部分组成，全长约60米。墓室呈弧方形，南北长4.4～4.76米、东西宽4.4～4.8米，顶为穹隆顶。棺床位于墓室西侧，为石棺床。该墓共出土陶、铜、瓷、玉、石各类质地文物约1300件[67]。值得强调的是，惠庄太子墓也出土了汉白玉哀册，至少说明此墓是按照“号墓为陵”的建制建造的。另外，“覆斗形”封土堆、独立陵园以及陵前的石狮组合也都是“号墓为陵”的重要标志。其实，与“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也存在许多同工异曲之妙，但是，葬于724年的惠庄太子墓却没有使用双室砖墓，而是与僖宗靖陵、李宪惠陵一样，均为土洞单室墓，甚至只使用了石棺床，连使用石椁的资格都没有。这种情况的产生，估计与开元七年(719)和开元二十五年(737)朝廷先后颁布的《丧葬令》不无关系。该令明文规定：“诸葬，不得以石为棺椁，及石室。其棺椁皆不得雕镂彩画，施户牖栏槛，棺内又不得有金宝珠玉。”[68]这与其说惠庄太子墓是遵循了《丧葬令》的有关规定，倒不如说是大唐国力大减，就连唐玄宗皇帝也不得已而求其次，真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可否认的是，惠庄太子墓虽然是按照710年以后的“号墓为陵”建制的标准建造的，但是若要与迁葬于706年的“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的建制相比，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点，也是唐代经济由盛变衰的转折点和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3．新城长公主墓
新城长公主是太宗李世民的第21女，“晋阳母弟也。下嫁长孙诠，诠以罪徙嶲州。更嫁韦正矩，为奉冕大夫，遇主不以礼。俄而主暴薨，高宗诏三司杂治，正矩不能辩，伏诛。以皇后礼葬昭陵旁”[69]。志文中云：“以龙朔三年(663)二月□□□□□薨于长安县通轨坊南薗，春秋年卅。”仅从“暴薨”二字来分析，新城长公主属于非正常死亡。该墓位于小山梁上，封土堆呈覆斗形，南北长约40米、东西长约42米、南侧高约15米，夯筑。封土堆南北各有1排4个并列的土阙，分别为4个角阙和南、北门阙。每排两边的为角阙，中间的两个为门阙，当地群众因而形象地称之为“八抬轿墓”。地面上原立有1幢石碑、1对石人、1对石虎、1对石羊、1个石华表。墓向为坐北朝南，是由长斜坡墓道、5个过洞、5个天井、8个小龛、甬道、墓室六大部分所组成，全长50.8米。墓室呈弧方形，南北长4.74米、东西宽4.7米、高4.84米，顶为穹隆顶。棺床位于墓室西侧，为石棺床。该墓共出土各类彩绘陶俑293件。据报告者考证：“从该墓的地面形制看，封土呈覆斗形，前后各有两个门阙和两个角阙，在葬于昭陵山上的其他皇室成员中，仅长乐和城阳二位嫡出公主的墓是此种形式，在昭陵众多陪葬墓中亦仅此几例。按唐亦视覆斗形墓的等级高于圆锥形墓，但其地下部分却均为多天井单砖室墓(城阳公主墓尚未发掘，长乐公主墓5个天井，其中1个为暗天井)。而葬于其附近的韦贵妃墓和燕妃墓，封土呈圆锥形且较小(韦贵妃墓坐落在一小山顶上，其墓顶亦有封土)，又无墓园遗迹。其地面形制实无法与嫡出公主墓相比，但地下部分却均为双砖室墓，且具石椁(韦贵妃墓已发掘。燕妃墓因被盗，曾对其墓进行过抢救性清理)。双室墓的规格又应高于单室墓。这一方面说明公主墓和妃子墓的区别，另一方面似存在矛盾之处。我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覆斗形墓显示的是具有皇家血统的墓主身份的尊贵，而不显示其职位品阶的高低。”[70]沈睿文先生认为：“覆斗形”封土堆的墓葬“一般为皇室人物的墓葬，如昭陵的长乐公主墓、城阳公主墓等。现在知道的覆斗形封土的陪葬墓都是唐皇室成员，由此看来覆斗形封土好似是皇室成员的专利。此如乾陵的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等，而不见于其他，尽管后来也有皇室成员使用圆锥形封土，如李贞、李冲墓等。但却不见文武大臣使用覆斗形封土。”[71]其实，如果要拿663年的新城长公主墓与667年的贵妃韦珪墓相比，两者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前者地面与魏徵墓、长乐公主墓、城阳公主墓一样，都是坐落在一小山顶上，有的墓顶亦呈覆斗形、墓园、土阙、石刻，地下为单室墓、石棺床；而后者是建造在礼泉县烟霞乡陵光村北的冶姑岭上，因山为墓，西北距昭陵九*山仅一沟之隔，是昭陵180余座陪葬墓中距昭陵最近，且规格最高的一座陪葬墓。不仅较早地使用了双室墓，而且还使用了歇山式顶石椁。这种歇山式顶石椁，是仅次于庑殿式顶石椁的仪制。到目前为止，房陵大长公主墓、韦洵墓、韦泂墓、郑仁泰墓出土的石椁均为歇山式顶石椁，而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雍王李贤墓、惠陵、齐陵出土的石椁都是庑殿式顶石椁。因此，我们说使用歇山式顶石椁与使用庑殿式顶石椁显然不属于同一等级的陵墓。值得重视的是，667年的韦贵妃墓所使用的双室墓，是名副其实的唐代双室墓，与在此之前发现的隋唐单室墓、双室墓有着本质上的差别。例如，643年的长乐公主墓和663年的新城长公主墓，虽然也是正一品，但却使用的是单室墓，而没有使用双室墓。总之，667年的韦贵妃墓所使用的唐代双室墓的建制，如果推测不错，很有可能成为683年建造高宗乾陵的较为理想摹本。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乾陵陵寝制度应与“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的陵寝制度一样，也应属于“前、后双室墓”的建制。
4．唐太宗李世民昭陵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开凿于九*山之阳。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昭陵开创了唐代帝王陵墓“因山为体”[72]类型的先河，并对其子唐高宗李治的梁山乾陵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乾陵的陵寝制度很有可能是模仿了昭陵的陵寝制度。所以说，昭陵的陵墓制度和乾陵的陵墓制度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一定的可比性。由于昭陵至今尚未发掘，要从考古学上将两者进行对比研究还有点为时太早，因此有关昭陵陵寝制度的文献记载，便成为我们今天蠡测乾陵陵寝制度最直接、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据《唐会要·陵议》记载：“(贞观)十八年(644)，太宗谓侍臣曰：‘昔汉家皆先造山陵，既达始终，身复亲见，又省子孙经营，不烦费人功，我深以此为是。古者因山为坟，此诚便事。我看九*山孤耸回绕，因而旁凿，可置山陵处，朕实有终焉之理。’……今先为此制，务从俭约，于九*之上，足容一棺而已。”这里所谓的“足容一棺而已”，完全是对统治阶级“务从俭约”的粉饰。事实上，昭陵陵寝“因九*层峰，凿山南面，深七十五丈(约合250米)，为元宫。缘山傍岩，架梁为栈道，悬绝百仞，绕山二百三十步，始达元宫门。顶上亦起游殿。文德皇后即元宫后，有五重石门，其门外于双栈道上起舍，宫人供养如平常。及太宗山陵毕，宫人欲依故事留栈道。惟旧山陵使阎立德奏曰：‘元宫栈道，本留拟有今日，今既始终永毕，与前事不同。谨按故事，惟有寝宫安供养奉之法，而无陵上侍卫之仪，望除栈道，固同山岳。’上呜呼不许。长孙无忌等援引礼经，重有奏请，乃依奏”[73]。由此可见，昭陵无论是陵园地面建筑，还是地下陵寝制度，其规模都是相当宏伟壮观的。现在看来，文献记载的五代时期掘陵大盗温韬所看到的昭陵“宫室制度”尽管只是片言只字，但时至今日仍是我们蠡测乾陵陵寝制度的重要佐证资料。“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74]。如果说隋唐长安城真正是按照“前朝后寝”的设计理念来设计建造的话，那么“前朝”就是指隋唐长安城的“皇城”；而“后寝”就是指隋唐长安城的“宫城”。进而言之，假使包括“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在内的唐代“前、后双室墓”基本上是原封不动地模仿了隋唐长安城的“前朝后寝”制度，那么“前朝”就相当于“号墓为陵”的“前室”；而“后寝”就相当于“号墓为陵”的“后室”就顺理成章了。值得注意的是，昭陵陵寝制度的格局则是“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由此可见，昭陵陵寝在“正寝”(即“后室”)的东西两侧，还开凿有“东西厢”(即“东西厢房”或者称之“东西耳室”)。既然昭陵有“正寝”，那就应该有相当于隋唐长安城“皇城”的“前室”。但是，盗墓者为何却对此事只字不提呢?分析其原因，我估计这与“前室”一般不放置贵重随葬品有关。因此，盗墓者避而不谈“前室”问题似乎也情有可原。如若这样，我认为昭陵的陵寝制度很有可能是由“前室”、“后室”、“东耳室”、“西耳室”四大部分所组成的墓室格局。换句话说，“前室”就相当于隋唐长安城的“皇城”；“后室”就相当于隋唐长安城的“宫城”；“东耳室”就相当于隋唐长安城的“东宫”；“西耳室”就相当于隋唐长安城的“掖庭宫”。不过，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前室”象征隋唐长安城的“皇城”；而“后室”和“东西厢”这三位一体的东西，则是象征着隋唐长安城的整个“宫城”。这种“前朝后寝”的格局，与唐代“前、后双室墓”的格局也是不谋而合的。如果说乾陵的陵寝制度是真真正正地模仿了昭陵的陵寝制度，那么乾陵的陵寝制度也应与“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一样，理所当然不会超出唐代“前、后双室墓”的建制范畴。如果要细分的话，乾陵陵寝制度也有可能是由“前室”、“后室”、“东耳室”、“西耳室”四部分组成的“四室墓”。在这一点上，我与惠焕章等先生所提出的“前、后、左、右四室”分别“象征着生前皇宫中的前殿、后殿和东宫、西宫”[75]的看法颇为接近，但并不完全一致。我认为乾陵陵寝的“四室墓”制度并不是分别象征着“前殿、后殿和东宫、西宫”，而恰好是象征着“皇城、宫城和东宫、掖庭宫”。不过，从目前所掌握的“小龛”(亦称“便房”、“耳室”或“厢房”)的考古资料来看，初唐和盛唐时期，“小龛”是开凿在长斜坡墓道的左右两侧，进入中、晚唐以后，“小龛”的位置从墓道逐渐移到了墓室。其中，僖宗李儇靖陵的“十二生肖壁画小龛”就是在墓室的东、西、南三侧和甬道的左右两侧。由于目前发现的所有初唐时期的“前、后双室墓”，至今还没有发现任何一座墓是将“小龛”开凿在墓室的四周。因此，我认为作为盛唐时期的乾陵来说，其陵寝制度与其说是“四室墓”的建制，倒不如说是“前、后双室墓”的可能性为最大。
另外，从“因山为陵”类型的帝陵上来分析，昭陵和乾陵属于同一类型的陵墓。因此，乾陵陵寝制度模仿昭陵陵寝制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而乾陵则是其子唐高宗李治的陵墓。唐太宗葬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唐高宗葬于文明元年(684)，中间仅仅相隔了35年。况且，显庆三年(658)陪葬于昭陵的开府仪同三司尉迟敬德墓，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位从一品的官员，也都使用了“前、后双室墓”的建制，那么昭陵和乾陵的陵寝制度至少都应该使用“前、后双室墓”的建制。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昭陵和乾陵的陵寝制度却丝毫没有承袭唐高祖李渊献陵的陵寝制度。献陵是“依汉长陵故事”而筑，属于“封土为陵”类型的帝王陵墓。换句话说，献陵是在汉代“方中”墓穴和“方中”封土堆的基础上直接发展起来的，而与昭陵和乾陵“因山为陵”类型的帝王陵墓并不属于同一类型。《唐会要·陵议》明确指出：“贞观九年(635)，高祖崩，诏定山陵制度，令依汉长陵故事，务在崇厚。时限既促，功役劳敝。”[76]这段文献记载，实质是对高祖李渊献陵陵寝制度的生动描述和真实写照。
进而言之，我认为乾陵陵寝制度在历史上也尚未对前蜀王建墓和南唐二陵产生过直接的影响。众所周知，五代前蜀主王建的永陵，位于四川省成都市老西门外的高地上。据出土哀册可知，王建死于光天元年(918)六月，同年十一月三日入葬。永陵陵台呈圆形，夯筑，高约15米，直径约80余米，基部周围垒以条石。墓室建于陵台之下，南向，无墓道，陵全长30.8米，以14道红砂岩砌筑的拱券为骨架，券间铺以石板。券及石板表面次第涂抹细泥、白垩，其上再施彩，券顶天青色，壁面朱色。有前、中、后三室，每室装木门1副，室间有甬道相通。中室中央偏后处有须弥座式石棺床，上置棺椁，棺床四周有或舞或奏的伎乐浮雕，形神毕肖。后室不仅建有石床，而且还在其上安置有墓主圆雕王建石像、玉质谥宝以及玉质哀册等法物[77]。王建石像是中国历代帝陵中出土的独此一尊的皇帝雕像，堪称旷世奇珍，暗示出在唐代昭陵和乾陵的陵寝制度中似乎很有可能也安置有皇帝的雕像。出土的玉质谥宝和玉质哀册，清楚表明了前蜀主王建墓是按照帝陵的最高规格埋葬的。尤其是出土的玉质谥宝，其钮作兔首龙身造型，是古代皇帝印玺中造型最为奇特，惟一件将王建本人生肖属相与龙的形象融为一体的印玺。因此，王建的玉质谥宝也可视为王建的化身。但是，值得强调的是，永陵的“前、中、后三室墓”与唐代“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的所谓“前、后双室墓”之间看不出有任何的必然联系。既然号墓为陵的最大型墓葬都是“前、后双室墓”的建制，那么我认为像昭陵、乾陵那样的帝王陵墓充其量也应是“前、后双室墓”的建制，只不过帝陵的规模可能要比“号墓为陵”的“前、后双室墓”的规模要略大一些而已。齐东方先生研究认为：“唐代墓葬等级制度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高祖、太宗时期——新的等级制度创建；高宗至玄宗时期——等级制度严格；肃宗至唐末——墓葬等级逐步被破坏。”[78]对此，我也持相同的意见。另外，从目前考古发现的唐代“前、后双室墓”来看，主要流行于等级制度森严的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时期。年代较早为658年的开府仪同三司尉迟敬德墓，年代最晚为710年的万泉县主薛氏墓和节憨太子李重俊墓，在此之后，唐代“前、后双室墓”就完全退出历史的舞台。到目前为止，包括帝陵在内的所有唐代大型墓葬还没有发现一座是属于“前、中、后三室墓”的建制。即使是888年的唐僖宗靖陵，其陵寝制度也仅仅是属于一座土洞单室墓。因此，完全有理由断定乾陵的陵寝制度属于“前、后双室墓”建制的可能性为最大。所以说，永陵“前、中、后三室墓”的建制并不是从唐代帝陵那里承袭过来的，而是在南方地区以前所流行的甬道、前室、后室、左右耳室、后甬道[79]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大型陵寝制度的新模式。毋庸讳言，永陵是属于南方系统的陵墓类型，而乾陵则是属于北方系统的陵墓类型。南方系统的陵墓有南方系统的发展系列，而北方系统的陵墓自然会有北方系统的发展系列，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与差异。在此之前，徐学书先生曾经指出：“永陵地宫建于地表，不同于历史上其他帝陵地宫建于地下的做法，推测可能与古代成都地下水位高、为防止地宫为地下水所淹有关。”[80]由此看来，上述这一推测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除此之外，南唐先主李昪和其妻宋氏的合葬墓钦陵，位于江苏省江宁县牛首山南麓，与顺陵相距50米。该陵全长21.48米、宽10.45米、高5.3米。由前室、中室、后室3个主室和10个侧室组成。前室、中室为砖筑，后室系石砌，均为仿木结构。墓门和3个主室的壁画上砌凿出柱、枋和斗拱，其上彩绘牡丹、宝相、莲花、海石榴和云气图案。后室顶部绘天象，地面刻凿象征地理的河川。石棺座侧还雕有三爪龙和各种花纹。进门处上方横刻“双龙戏珠”，其下两侧各有1个披甲持剑的武士雕像，雕像表面原有涂金彩绘。特别是出土了23片玉质哀册，刻字填金，完整的有11片，从而证实李昪之陵名曰“钦陵”，葬于943年。而中主李璟和其妻钟氏的合葬墓顺陵，全长21.9米、宽10.12米、高5.42米，分为前室、中室、后室3个主室及8个侧室，全部是砖结构，没有天象和河川图案，也没有双龙戏珠和武士等石刻。但是，值得强调的是，顺陵也出土了40片玉质哀册，其中20片带有文字。顺陵出土的玉质哀册考古资料表明，此陵与钦陵一样都是按照帝陵的丧葬礼仪制度埋葬的[81]。
如上所述，流行一时的唐代“前、后双室墓”，在710年之后终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1981年3月至5月，原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对唐宝应元年(762)的史思明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此墓地面原筑有高大的封土堆，故久而久之遂形成“大疙瘩”之俗称。在墓道南约100米处立有双阙，在墓道中还清理出残石文吏俑，说明在神道两侧原立有石象生。墓向坐北朝南，斜坡墓道长20.6米、宽3米。不仅在墓道左右两侧，建有4个小壁龛和4个耳室，而且在单墓室的左右两侧还建有2个侧室。特别是墓室模仿帝陵的建制，全部是用汉白玉条石砌成。不仅如此，此墓还出土了一套玉质哀册和玉质谥册。因此，发掘者推测认为这是一座模仿帝陵的墓室，只是规模较帝陵为小[82]。近年，齐东方先生也明确指出：“史思明墓大约是想按帝陵规格埋葬，或许因为埋葬仓促和对帝陵形制缺乏了解，故耳室和小龛都开在甬道边，是唐代墓葬中的特例。”[83]，其实，耳室和小龛位置的变化与其说是“唐代墓葬中的特例”，倒不如说是早期墓葬向晚期墓葬发展过渡的一大演变规律，并成为考古工作者进行墓葬分期断代的一把标尺。例如，西安草厂坡发掘的墓葬，在甬道门外的墓道两侧就设有东耳室(亦称“东小龛”)和西耳室(亦称“西小龛”)。在简报中，发掘者将“耳室”称之“侧室”似乎有点欠妥[84]。关于墓葬的年代，以前发掘者认为是北朝墓。但是，据苏哲先生最新考证：“草厂坡1号墓可能是后赵或前秦的墓葬，绝不是北朝墓。”[85]另外，在咸阳发掘的唐苏君墓，不仅在墓道的左右两侧设有4个完全对称的小龛，而且还在前室的左右两侧设有两个完全对称的小龛[86]。更有甚者，咸通五年(864)的银青光禄大夫、开国侯杨玄略墓，在弧方形单室墓的周围开凿有8个小龛。大中十一年(857)的朝散大夫、上柱国闾志诚墓，在弧方形单室墓的周围也开凿有7个小龛[87]。类似这样的小龛例子，的确是不胜枚举。即使是文德元年(888)的唐僖宗靖陵，也在墓室的东西两侧、南侧以及甬道的东西两侧共开凿了12个小龛[88]。但是，晚唐时期小龛的功能并不是用来放置各类随葬品，而是用来描绘十二生肖壁画。由此可以看出，进入晚唐以后，小龛的位置不仅从墓道以及甬道的左右两侧移到墓室的四周或者甬道的附近，而且小龛的功能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起先用来放置随葬品的初衷大相径庭。如果史思明墓真是按照帝陵规格埋葬，那么我认为在石室的左右两侧开凿东侧室与西侧室倒是值得很好研究。这种情况究竟是耳室后移的必然结果呢?还是象征隋唐长安城的宫城、东宫与掖庭宫呢?或者说是乾陵后室三位一体陵寝制度的孑遗形态呢?现在要下结论，看来还有点为时太早!但是，我觉得史思明墓的陵寝制度作为乾陵后室三位一体陵寝制度的孑遗形态的可能性倒是不能完全排除的。
除此之外，乾陵陵寝制度是否与唐长安城大明宫的“中轴主殿”和“麟德殿”有关，这也是一个值得重新探讨的问题。在此之前，宿白先生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在他看来：“唐大明宫中轴主殿也是三座(含元、宣政、紫宸)，大明宫内另一处重要宫殿——麟德殿更是前、中、后三个空间勾连接建，所以唐人又名之曰三殿。”因此，他认为以上例子“都可以作为我们推测唐陵地宫形制的参考，恰恰又都是前、中、后三室，又恰恰比上述I型墓(即双室弧方形砖室墓)多了一室”[89]。其实，大明宫中轴主殿并不是只有含元、宣政、紫宸三殿，还有蓬莱殿、含凉殿、元武殿三殿。按此推理，乾陵陵寝制度就不是“三室”的建制，而应该是“六室”的建制[90]。我认为与其说帝陵的陵寝制度象征着“宫殿”，倒不如是象征着“皇城”和“宫城”，而陵墓中的“过洞”才有可能是真正象征着“宫殿”。假使说一个“天井”代表一座院落，一个“过洞”代表一座“宫殿”的话，那么“天井”愈多，“院落”也就愈多。这样一来，“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墓建有6个过洞和7个天井的用意也就不解自明了。另外，不可否认的是，大明宫的麟德殿虽然也是前、中、后三殿的建制。但是，如果要加上相当于陵墓“侧室”的“郁仪楼”和“结邻楼”，甚至包括“东亭”和“西亭”[91]的话，那就不是“前、中、后三室”的问题了，而有可能变成了“五室”或者“七室”。所以说，要拿麟德殿的“前、中、后三室”来推测乾陵的陵寝制度似乎还有一定的难度。
四、关于乾陵地宫与法门寺地宫的一点意见
1987年4月，在陕西扶风县法门镇发掘的唐咸通十五年(874)的法门寺塔基地宫，全长21.12米、宽约2.5米，由踏步漫道、平台、隧道、前室、中室、后室及秘龛七大部分组成[92]。关于乾陵地宫与法门寺地宫之间的关系问题，宿白先生最早撰文认为：“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从南北朝起即比拟为人主，前些年陕西扶风发掘了法门寺舍利塔地宫，它的直筒式构造也分为前、中、后三个部分。”并且强调指出上述例子“都可以作为我们推测唐陵地宫形制的参考，恰恰又都是前、中、后三室，又恰恰比上述I型墓(即双室弧方形砖室墓)多了一室”[93]。1998年，韩金科先生对法门寺地宫(从出土的《大唐咸通启送歧阳真身志文碑》和《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碑》铭可以看出，唐人并不是将塔下部分称为“地宫”，而是称为“石室”。为了方便起见，以下仍以“地宫”来称谓)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他指出：“这种形制应是模仿中国唐代陵墓的形式而建造的。有石门四重。头道门(即隧道门)楣上有梯形石材，上刻凿有两只大鸟，有人称为‘凤鸟’。其实应称为朱雀，朱雀为四神之一，代表南方，门楣上刻有朱雀，即寓为朱雀门。唐长安皇城南正门叫朱雀门，因而昭陵、乾陵等唐代陵园南门均称为朱雀门，以象征皇宫，法门寺地宫头道门楣上刻朱雀，亦取意于此。地宫前室北壁两角各置有一护法石狮。石狮为佛教的护法神。《佛说太子瑞应经》云：佛出世时，有五百狮子从雪山来，侍列门侧。因此后世凡在寺院及有关壁画均置有狮子。但狮子传入我国后，唐代统治集团将其作为陵墓等级区别的标志之一，唐帝后陵墓都有石狮，其余除武则天母杨氏的顺陵、懿德太子陵、永泰公主陵等墓以外，很少有石狮。唐代帝王陵墓未经发掘，其地宫设置不清，据有关资料，唐昭陵‘有五重石门’，地宫‘宏丽不异人间’。目前经过发掘的唐代陵墓，等级最高者，首推懿德太子墓，但其地宫仅有前后两室。法门寺地宫有前中后三室，门有四重，外加一个秘室，很显然是仿照唐帝后陵墓修建的，其等级应是极高的。已发掘的唐代墓室顶部一般为穹隆顶，而法门寺地宫却为盝顶，即斜角平顶式，保持佛教建筑的特色。……由于法门寺院是唐代的皇家寺院，是宫墙外的内道场，真身宝塔内瘗埋有释迦牟尼的手指骨，所以其地宫是模拟人间埋葬皇帝的墓室构筑的，代表了当时的最高规格。”[94]不可否认的是，法门寺不仅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规模最为宏大的供养释迦牟尼舍利的地下建筑，而且也是由踏步漫道、平台、隧道(即甬道)、前室、中室、后室及秘龛七大部分组成的惟一一座多室地宫。1985年，陕西省临潼县博物馆在该县新丰砖瓦厂发掘了唐庆山寺舍利塔基精室(地宫)。精室面骊背渭，正南北方向。平面呈甲字形，是由斜坡道、甬道和主室三大部分所构成[95]。像这样的精室，充其量也只能相当于陵墓中的单室墓。如果要与真正的唐代双室墓和前中后三室墓相比还相差甚远。在这里，我觉得在关注寺院地宫构造的同时，还应该更加留意那些带有明显等级色彩的遗迹与遗物。其中，兽中之王狮子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事例。例如，从法门寺地宫后室出土了两件琥珀狮子(狻猊)，从庆山寺精室中也出土了两件三彩狮子，这些文物都是作为护法之物来供奉的。无独有偶，唐代乾陵不仅开创了在陵园内城东、西、南、北四门之外各置1对石狮的新格局，而且这一制度也被后世的帝王陵墓所承袭。其实，陵墓神道两侧的石刻组合，早在秦、汉时期就有了严格的规定，并且受到等级制度的限制与制约。据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记载：“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垄，如生前之仪卫耳。国朝因山为陵，太宗葬九*山，门前亦立石马。陵后司马门内，又有蕃酋。曾侍轩禁者一十四人石像，皆刻其官名。”[96]所以说，乾陵包括华表、翼兽、鸵鸟、仗马、翁仲、六十一王宾像、石狮在内的所有石刻，都是在昭陵石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中，石狮组合的新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成为帝王陵墓的重要标志与象征，而且也成为我们今天衡量陵墓的一把标尺。值得注意的是，“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墓，除了高大的“覆斗形”封土堆之外，在陵园的南面还有1对土阙、1对石狮、2对石人、1对石华表[97]。永泰公主墓由于也是“号墓为陵”的建制，所以除了高大的“双层覆斗形”封土堆之外，在陵园的南面同样也是1对土阙、1对石狮、2对石人、1对石华表[98]。但是，由于章怀太子李贤在706年迁葬时是以雍王礼陪葬，故“雍墓不称陵”[99]。如果要拿懿德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的“双层覆斗形”封土堆与章怀太子墓的“单层覆斗形”封土堆相比，不仅封土堆的形状有别，而且石刻组合也大不一样。前者有石狮、石人、石华表，而后者仅有1对石羊。即使按照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的“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来推测，章怀太子墓的正前方原应立有石虎、石人、石柱之类的石刻组合，我想这也不能改变“雍墓不称陵”的根本性质。可见，反映在陵与墓的石刻组合上，的确存在着等级上的区别。
近年，我在研究唐代帝王陵墓和唐代双室墓陵寝制度的过程中，发现“关中唐十八陵”从乾陵开始，就在内城陵园的四门之外分别立有4对形体高大的石狮，中宗定陵和睿宗桥陵也是如此。但是，进入中、晚唐以后，从玄宗泰陵至僖宗靖陵，情况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刘庆柱和李毓芳两位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安史之乱结束了盛唐局面，唐王朝开始走下坡路，此期的帝陵石刻也变得卑小，如盛唐帝陵的门狮一般高为2.7～3米，而此期门狮高为1.5～1.7米。石刻组合形式上刻意追求对称，如翼马、门狮等按左右分雌雄、牡牝，石人以文武分左右。石刻种类组合上出现了混乱现象，如景陵于北神门仗马外又置小的蹲狮和行狮各1对；端陵、简陵和靖陵石刻组合的数量有所减少。雕刻艺术上，线条更加粗简，有形而少神。”[100]特别是对石狮的分析与我的观点相同。然而，迄今为止已发掘的数十座唐代双室墓，惟有“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分别在土阙之南立有1对石狮。这种情况告诉我们，石狮应是帝陵和“号墓为陵”的特殊太子墓和公主墓的专利，一般的大臣墓、太子墓、公主墓是绝对没有资格使用的。既然“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的陵寝制度是“前、后双室墓”的建制，那么乾陵的陵寝制度很有可能也应是“前、后双室墓”的建制。两者之间惟一不同的是，懿德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只有1对石狮，而乾陵则多达4对石狮。因此，我认为：石狮在帝陵中出现，至少可以表明该陵是名副其实的帝陵，或者说是“号墓为陵”的特殊陵墓，而石狮的大小和多寡则足以说明陵与墓之间还存在着一些规模上的差异。即使我们推测乾陵的陵寝制度是“前、后双室墓”的建制，其规模当远在懿德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之上。
总之，随着考古工作者对唐代帝陵的发掘和陵园考古调查工作的步步深入以及对于“号墓为陵”的“前、后双室墓”与“单室墓”的发掘与综合比较研究[101]，我想运用考古类型学的原理将从不同的侧面折射出乾陵的陵寝制度似为“前、后双室墓”建制，还其历史一个本来面目。
注释：
[1][72]晋·陈寿撰：《三国志》卷2《魏文帝丕》，中华书局，1985，页81。
[2][73][76]宋·王溥撰：《唐会要》卷20《陵议》，中华书局，1998，页393～395。
[3][12][22]王维坤：《唐代乾陵应为“寿陵”之蠡测》。黄留珠、魏全瑞编：《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二辑，三秦出版社，2003，页80～100。
[4]王维坤：《唐代乾陵陵寝制度的初步探讨》，《东方学报》第77册，2005，页440～377。
[5]宋·范晔撰：《后汉书》卷10上《和熹邓皇后纪》，中华书局，1987，页423。
[6]a.贠安志编著：《中国北周珍贵文物——北周墓葬发掘报告》，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页10。
b.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咸阳市考古研究所：《北周武帝孝陵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2期。
c.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长安县北朝墓葬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5期。
[7][33]李博*墓位于西北大学长安郭杜南校区，这是2004年春天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发掘队长刘呆运先生配合基本建设而主持发掘的，这是迄今为止在全国范围内发掘的惟一一座前、中、后三室墓。2005年上半年，刘先生并以《西安南郊高阳原唐墓的发掘与研究》为题给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的广大师生作了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本人2005年12月10日上午电话征得刘先生的同意，在这里介绍有关李博*墓的发掘情况，以飨广大读者。
[8][9][39][41][43][51][53]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86《高宗中宗诸子列传》，中华书局，1986，页2834～2839。
[10]《新唐书》卷82《十一宗诸子列传》，中华书局，1986，页3606。
[11][56][59][61]《旧唐书》卷19下《僖宗李儇本纪》，中华书局，1986，页689～730。
[13]黄展岳：《中国西安、洛阳汉唐陵墓的调查与发掘》，《考古》1981年第6期。
[14]神目：《神秘地宫，有此一说》，《各界特刊》，2000年9月28日第1版。
[15]据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焦南峰所长言告，此墓的正式发掘报告有望在2005年前后出版。
[16]《旧唐书》卷60《宗室列传》，中华书局，1986，页2350。
[17][55][89][93]宿白：《西安地区的唐墓形制》，《文物》1995年第12期。
[18][23]秦浩编著：《隋唐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页90、页87～88。
[19]王双怀：《荒冢残阳——唐代帝陵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页98。
[20][75]惠焕章、张劲辉编著：《陕西历史百谜》，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页221～222。
[21]a.王维坤：《古代中日の都城に関すゐ研究长安城と平城京を中心として——》日本同志社大学大学院修士论文，1988年3月。
b．王维坤：《隋唐长安城与日本平城京的比较研究——中日古代都城研究之一》，《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
c．王维坤：《日本平城京模仿中国都城原型探究——中日古代都城研究之二》，《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d．王维坤：《日本平城京模仿隋唐长安城原型初探》，《文博》1992年第3期。
e. 王维坤著：《中日の古代都城と文物交流の研究》。(日本京都)朋友书店，1997。
[24]樊英峰、雒长安、张永祥《乾陵》，陕西旅游出版社，1999，页4。
[25][50][52]陈安利《唐十八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页52、页280～282、页323～325。
[26]王维坤《中日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页214。
[27]《后汉书》卷42《光武十王列传·中山简王焉》记载：“大为修冢茔，开神道。”唐·李贤等注：“墓前开道，建石柱以为标，谓之神道。”中华书局，1987，页1450。
[28]宋·宋敏求撰：《长安志》卷7《唐皇城》。
[29]罗西章：《隋文帝陵、祠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
[30]同[6]b。
[31]同[6]a。
[32]宁夏自治区博物馆、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
[34]《旧唐书》卷60《宗室列传》，中华书局，1986，页2356～2357。
[35]吴春：《西安秦川机械厂唐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4期。
[36][46]a. 李求是：《谈章怀、懿德两墓的形制等问题》，《文物》1972年第7期。
b．韩伟著：《磨砚书稿——韩伟考古文集》，科学出版社，2001，页184～191。
[37][98]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第1期。
[38][97]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
[40][41]《旧唐书》卷33《职官志》，中华书局，1986，页1791、页1821。
[42]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
[43]《资治通鉴》卷203《唐纪》十九，中华书局，1976，页6419。
[44]王维坤：《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辨析》，《考古》1996年第1期。
[45]《新唐书》卷199《卢粲列传》，中华书局，1986，页5670。
[47]孙秉根：《西安隋唐墓葬的形制》，《中国考古学研究》编委后会：《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二)，科学出版社，1986。
[48]唐·魏徵等撰：《隋书》卷60《段文振列传》，中华书局，1987，页1457～1460。
[49]同[6]a。
[54]吴志毅、梁子著：《乾陵之谜》，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页217。
[57]《新唐书》卷208《宦官列传下》，中华书局，1986，页5884～5885。
[58][62]《新唐书》卷51《食货志》，中华书局，1986，页1347、页1362。
[60][88]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下)，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页470、页471。
[63][65]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唐长安城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80，页82。
b．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陕西省出土唐俑选集》，文物出版社，1958，图71～82。
c.同[35]。
[64]李浪涛：《唐肃宗建陵出土石生肖俑》，《文物》2003年第1期。
[66]《旧唐书》卷95《睿宗诸子列传》，中华书局，1986，页3009～3014。
[6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蒲城县文体广电局：《唐惠庄太子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2期。
[68]仁井田陛：《唐令拾遗》，东京大学出版社，1983，页828。
[69]《新唐书》卷83《诸帝公主》，中华书局，1986，页3645。
[7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历史博物馆、昭陵博物馆：《唐昭陵新城长公主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3期。
[71]沈睿文：《唐昭陵陪葬墓地布局研究》，《唐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74]《新五代史》卷40《温韬列传》，中华书局，1974，页441。
[77]段鹏琦：《前蜀王建墓》，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页373～374。
[78]齐东方：《试论西安地区唐墓的等级制度》，《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第1集，文物出版社，1990。
[79]a．湖南省博物馆：《湖南长沙咸嘉湖唐墓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6期。
b．四川省博物馆：《四川万县唐墓》，《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80]成都永陵博物馆编：《走近永陵》。天地出版社，2002，页138。
[81]罗宗真：《南唐二陵》，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页347。
[82]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文物》1991年第9期。
[83]齐东方著：《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隋唐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页86。
[84]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南郊草厂坡村北朝墓的发掘》，《考古》1959年第6期。
[85]苏哲：《西安草厂坡1号墓的结构、仪卫俑组合及年代》，《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上、下)，文物出版社，2002，页191。
[86]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咸阳唐苏君墓发掘》，《考古》1963年第9期。
[87]这批墓葬资料迄今为止还尚无正式发表，详细情况请参见[17]和[18]，页159～161。
[90]西安市地方志馆、张永禄主编：《唐代长安词典》，大明宫图，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9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唐长安大明宫》，科学出版社，1959，页37～38。
[92]陕西省法门寺考古队：《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0期。
[94]a. 韩金科编著：《法门寺文化史》(上、下)。五洲传播出版社，1998，页506～507。
b. 韩金科、赵申祥编著：《法门寺》。五洲传播出版社，1998，页74～84。
[95]临潼县博物馆：《临潼唐庆山寺舍利塔基精室清理记》，《文博》1985年第4期。
[96]《封氏闻见记校注》，中华书局，1958，页53。
[99]《新唐书》卷199《卢粲列传》，中华书局，1986，页5670。
[100]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第5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101]a．贺梓城：《“关中唐十八陵”调查记》，《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0。b．昭陵文物管理所：《昭陵陪葬墓调查记》，《文物》1977年第10期。c. (日)来村多加史著：《唐代皇帝陵の研究》，学生社，2001。d. 刘向阳著：《唐代帝王陵墓》，三秦出版社，2003。
(作者为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乾陵文化研究（二）/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