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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的荣辱与攀龙台的变迁

梁晋红


  攀龙台是武则天父亲的陵墓,由于武则天的步步荣升直到登基称帝,这处墓葬也随之步步高升并提格为太上皇帝陵。武则天死后千余年,这处墓葬又接连降损,到后来变得踪迹全无,成为历史的悬案。本文以此为题作点探讨,以便为明了它,找到它做点工作。
  一、唐朝贞观九年(635),在唐高祖李渊死后不久,武士彟病故,按本人遗嘱归葬文水县。关于它的具体位置,有三处记载:
  (一)唐代李峤撰《攀龙台碑》文中记述:“……遗令归葬文水,因山为坟,穿足容棺,敛以时服。灞陵之不藏金宝,祀市之无变缠肆。”
  (二)北宋《太平寰宇记》中记载:“并州文水县,太原王墓在县城西北十五里。即唐则天父,武士彟也,双阙与碑石存。”同时还记了《戎幕间谈》载李德裕言:“某为太原从事,见公牍中有文水县牒称武士彟墓碑,元和年忽失龟头所在。碑上有‘武’字凡十一处皆镌去之。碑高大非人力所及,未几武元衡遇害。今此碑武字最多,皆刻画完好,无讹厥者,以此知小说所载事多荒诞不可信类如此。”
  (三)明朝《永乐大典》卷5204载:“唐武士彟墓在文水县城北十里,唐则天皇后父也,则天革命改墓曰陵,旧有碑二通,太原王碑高宗撰并书,今已不见。只有高皇帝碑,高五丈,阔九尺,厚三尺。其碑地埋一半,文亦剥落,只有碑额‘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帝碑’。”
  以上三处史料清楚地说明,从唐朝至明朝相沿900年的时间里,这一墓葬是存在于文水县的。然而,在以后的年代里,这处墓葬却无迹可寻了。
  二、翻阅历史,武则天对这一墓葬的最早关注是在唐高宗咸亨元年。武则天的母亲杨氏病故后,她曾派人来文水作过一次迎魂合葬的礼仪。在《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碑文中有如下记载:“圣上以幽明永隔,屺岵长辞,终无再见之因,镇结千秋之恨。奔曦已远,荐霜堇而无年,逝水难追,馈冰鱼而未日,又以严规早坠,远卜厝于乡坟,慈阴重倾,近陪亲于京陇。陵茔眇隔,长悬两地之悲,关塞遥分,每切百身之痛。遂命大使备法物自昊陵迎魂归于顺陵焉。”大概就是从此之后,咸阳顺陵内建成两条神道,表示这里是父母合葬,再不是孤坟一座。其实,它仅仅是迎魂而已,并未作迁葬,所以以后武则天每次加封,总是以文水陵墓为主,以咸阳陵墓随从。当年唐高宗加赠武士彟为太尉兼太子太师,太原郡王,食邑五千户,以文水三百户充奉陵邑,置令丞以下官。从此文水县武士彟墓升格为郡王墓,配上了供陵户与守陵官员。《攀龙台碑》的这条记载是武士彟墓仍在文水县的得力佐证。光宅元年(684),武则天临朝,追崇其父为魏王,武士彟墓自然地由郡王墓升格为王墓。永昌元年(689)二月十四日,武则天尊其父为周忠孝太皇,以文水墓为章德陵,咸阳陵为明义陵。这是武则天追封文水父亲墓为太上皇帝陵,咸阳母亲墓为皇太后陵的重大举措。
  天授元年(690)九月九日,武则天登基称帝。十三日下制,立武氏七庙于神都洛阳,尊周文王姬昌为始祖文皇帝,周平王少于武氏之祖为睿祖康皇帝,尊五代祖太原靖王武克已为严祖成皇帝,高祖赵肃恭王武居常为肃祖章敬皇帝,曾祖魏义康王武俭为烈祖昭安皇帝,祖父周安成王武华为显祖文穆皇帝,尊其父忠孝太皇武士彟为太祖孝明高皇帝。二年春二月二十二日,诏严祖墓为节陵,肃祖墓为简陵,咸阳明义陵为顺陵。武则天的上属五代祖先陵墓与祠堂都在文水县,但具体位置难以考证。在以后的年代里,武则天对父亲以上的祖先陵墓未见加封。圣历三年(700)是武则天称帝后的第九年,是国泰民安、实力雄厚的年代,这一年又改署文水昊陵为攀龙台,咸阳顺陵为望凤台。至此,武则天对其父陵墓的加封已到顶端。相信其陵园规模也应在此时扩大,陵园石刻也当增多增大。
  时隔二年,长安元年(701)十二月,78岁的武则天又为其父在文水陵前树立了一通非常高大的“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帝碑”,由宰相李峤撰文,相王李旦书写。这一篇碑文长达6700字,较详细地介绍了武士彟的一生经历与武氏家族的起源。至此,攀龙台的规模也发展到了顶点。由于历史原因,攀龙台的规模我们无法看到,但从与攀龙台同时受封的其母杨氏顺陵的规模我们可以想见其概貌。在圣历二年(699)加封攀龙台的同时,顺陵被封为望凤台。它南北长1264米,东西宽866米,占地110万平方米。内城长294米,宽286米,以石刻排列看,内城是原墓葬区。覆斗式封土高12.6米,边长近50米,石人、石狮、石马分列三排,体形不大。而在外城南面的石立狮、独角兽等都体形高大、做工精美,是唐代石刻之精品。很明显,这些精美的石刻是圣历年间扩大陵园规模后制作的。在文水县的攀龙台陵园也应有类似的精美石刻,陵园规模应大于顺陵。明朝《永乐大典》内除有文字记载外,在文水县地图内也标有武士彟墓的位置,是在寿宁寺东南的三里处。我想如果攀龙台是因山作墓在村西山上,那么南徐村东距山1500米以外的南陵地与北陵地就应该是攀龙台陵园的一双门阙。因为它符合《永乐大典》文水地图上标示的在寿宁寺东南方约三里的大体位置上。龙泉村“碑上地”的地名也很可能就是因攀龙台大碑的存在而命名的。永乐年间人们正是把两个门阙土堆当作墓丘画上地图的。武则天死后,逐渐遭到后人的贬责,攀龙台也随之遭到冷遇。景云元年七月,唐睿宗诏废武氏崇恩庙及昊陵、顺陵。次年再度恢复。到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废昊陵为太原王墓。从此,攀龙台降格为王墓。之后,这处墓葬便无人问津了。
  《太平寰宇记》与《金石录》都引用于唐代笔记小说,称武士彟墓碑元和年间忽失龟头,碑上有武字11处都被镌去。《太平寰宇记》作者见到攀龙台碑与双阙都完好无缺,认为小说所载事不可信。其实,攀龙台墓地应有武士彟碑三通:第一是贞观九年原葬墓碑;第二是《永乐大典》所载的太原王碑,是唐高宗撰并书写的;第三通才是武则天立的攀龙台大碑。按史书记载,这次破坏是唐宪宗的宰相李德裕于元和年间在太原亲眼见到文水县的报牒而得知的,因而是可信的。破坏对象可能是原先埋葬碑,故未损及攀龙台碑。这是有记载的对攀龙台陵园最早的人为破坏。按《太平寰宇记》载,当时的武士彟墓是“双阙与碑石存,碑上武字最多都刻画完整,无讹缺者”,但未见提及园林石刻的存在情况。可见,在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园陵石刻已荡然无存了。
  明朝《永乐大典》的记载也比较详细,说它旧存碑二通,一通是太原王碑,高宗撰并书,今已不见。只有高皇帝碑,高五丈,宽九尺,厚三尺,其碑地埋一半,文亦剥落,只有碑额。进入清朝后,攀龙台陵墓与大碑在文水地面上消失了,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陵墓本身是以山为陵,别的标志没有了,陵地也就只是青山一座,不会见到墓的痕迹,而大碑的消失应该是由于本身压力太大沉入地下的。过程是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4)至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下沉了一半即2.5丈。在明朝永乐年后到清朝又下沉了一半,使这一大碑自动消失。下沉的原因有三种:第一种可能是碑下地层出现断裂,使大碑沿裂缝下沉,直至沉没。第二种可能是地层中流沙的运动造成大碑下沉,这种情况在文水县曾有过先例。据清光绪九年《文水县志》记载,在紧靠南徐村的龙泉都曾有一通泌水碑是唐代虞世南撰书,由于年久沉入地下。在光绪初年官方要求掘出,其结果是愈掘愈下竟至不可出者。第三种可能是与明朝嘉靖三十四年的地震有关。嘉靖年关中大地震,震中在秦晋豫三省交界处,在晋南有移山倒河的现象,文水县也受到了震塌房屋压死人畜的灾害。在地震中引起地层变化致使石碑下沉,也是可能的。我认为一通五丈高的巨大石碑,并且已有一半埋入地下,若是人为的去移动或者破坏难度会很大的,若是官方的指令或组织破坏,定是一件大的事件,会记载于史志的。攀龙台碑体积50立方米,碑身重150吨之多,必定是自然下沉,逐步逐步的消失,这样才会不记入史志,世人也不知啊。《永乐大典》文水县地图内,在寿宁寺东南靠近文峪河处标有一处武士彟墓。在古迹部分又记述了武士彟墓距离寿宁寺三里。《文水县志》康熙十二年(1673)本在文水县地图内于同样地点标有一个武后碑图样。推测这一图样就是武后所立之攀龙台碑。它的大体位置就在现在龙泉村北面“碑上地”与南徐村南陵地范围内。这是历史遗留的关于攀龙台碑与墓的一个重要线索。
  近年我们正抓住这一线索努力工作。期待在不久后,能顺利找到武则天父亲武士彟的墓葬与攀龙台大碑。
  (梁晋红,山西文水县博物馆馆长,副研究馆员)

乾陵文化研究(八)/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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