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政变”究竟是谁酿成的
惠焕章，杨婧
随着唐王朝统一战争的节节胜利，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逐步明朗化，太子建成与秦王世民“相猜忌”，各自垂涎皇权，勾心斗角，势不两立。最终不得已同室操戈，兵戎相见。秦王世民在玄武门发动政变射死乃兄建成、其弟元吉，高祖无奈，立李世民为太子，从而，铺平了他登上皇帝宝座的道路。但是，这场“喋血禁门”的事变，究竟谁是主要的责任者呢?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着三种争议：
第一种观点认为，“玄武门政变”虽然是秦王世民策动的，但却是由李建成自己酿成的。李世民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才决定先发制人，主要责任在太子建成。据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0武德五年记载：“世民功名日盛，上常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内不自安，乃与元吉协谋，其倾世民，各引树党友。”唐王朝建立后，李渊以“立嫡为长”的传统惯例，册封李建成为皇太子，立李世民为秦王，但无论是太原起兵或是到真正统一全国，应数李世民的功劳最大。他智勇双全，功勋卓越，人心倾归，再加上秦王府谋士骁将，更让李世民如虎添翼，形成一股强有力的政治集团。太子建成自己只是位居嫡长，就其功绩和声望来说，远不及世民。他心胸狭隘，深感秦王世民的存在对自己是个潜在的威胁，便广招贤臣猛将，以皇太子身份积聚实力，决定与秦王相决斗。东宫谋臣魏征劝太子早除秦王，以消除后患。这时，齐王元吉为了自己的利益表示愿意为太子效力，共同对付李世民，一场骨肉相残的阴谋就在暗中展开了。
由于东宫与齐府的联合，秦府必然处于不利地位。武德六年下半年，秦王世民屯守并州，再也没有从前那样显赫的军功了。年底回来后，直至武德七年六月，又遭到冷落与排挤。齐王元吉趁李世民随李渊来齐府之际，甚至派出刺客暗杀李世民。武德七年七月，李渊为了缓解他们兄弟之间的矛盾冲突，带着他们一起到城南射猎，李渊命三子骑马射箭，李建成却故意选出一匹肥壮，而喜蹶的劣马让李世民骑。李世民骑着这匹马逐鹿，中途马突然仆倒，将李世民跃起于数步之外，脱险后马起，李世民再骑，前后如此颠仆3次。他心里明白，对身边的人说：“他想借这匹马来杀害我，其实生死有命，又怎能伤害得了我呢?”李建成听到这话时，赶紧让妃嫔向高祖捏造说：“秦王自言他有天命，自然会成为天下之主，怎么会白白死去呢?”企图以谋反之罪置世民于死地。除此之外，李建成还千方百计地打击或者收买秦王府的官属。武德七年，李建成企图剪除秦王府猛将程知节，暗中借李渊之手，将他调为康州刺史。甚至用金银器帛等收买秦府将领尉迟敬德、段志玄、李安远等，但都遭到了拒绝。此计不成，又生一计，建成与元吉认为：“秦王府智略之士，可惮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于是，又在李渊面前告黑状，将房、杜逐出秦王府。《资治通鉴》记载：就在“玄武门政变”发生的前几天，李建成趁北征突厥之际，图谋将秦王府的精兵和骁将转移到自己手里，然后再除掉李世民，只是这一次阴谋泄露，才未能得逞。面对李建成、元吉咄咄逼人的气势，李世民一忍再忍。世民的僚属们认为，只有先动手诛杀建成与元吉，才能“安家国”，而且矛盾的冲突已经发展到生死存亡之际，刻不容缓，在周围大臣的说服下，李世民才决定先发制人，发动“玄武门政变”。
第二种观点认为，“玄武门政变”的发生，是为争夺皇位的相互残杀，主要责任在于秦王李世民。当时有位大臣就曾说：“秦王恃有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据《旧唐书》卷192《隐逸传》记述，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在平定王世充期间，李世民与秦王府谋臣房玄龄，微服拜访了一名叫王远知的道士。这位道士为世民观相后说：“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李世民听后很高兴，取代太子建成的念头越来越浓。随着世民在统一战争中军功日益显赫，声望地位逐渐提高，他本人觊觎皇位的政治野心日益高涨。
为了能取太子建成而代之，李世民精心策划，到处笼络人才，主动请求出兵打仗，屡立战功，网罗文官武将作为自己的谋臣，又通过长孙氏争取高祖妃嫔的支持。甚至对东宫集团心腹人物也进行收买，为其所用。李世民积极进攻，迫不及待地利用一切机会发动攻势，贞观史籍中处处把李世民写成被动挨打的局面，是背离事实的。东宫谋士魏征“见太宗勋业日隆，每劝建成早为之所。”就是因为看到秦王对太子的威胁日益严重，所以常劝李建成早日动手，除掉世民。后来做了皇帝的李世民为此指责魏征离间兄弟，魏征却直言不讳地说：“皇太子早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听了魏征的话，并不加报复，反而重用了他，这一反常情况，恰恰说明了太宗认为魏征所言是正确的。同时，也无疑证明，李世民是主动的进攻者。到了武德九年，李世民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发动了向太子夺嫡的宫廷政变，对此，陈寅怡先生认为：“唐自开国时，建成即立为皇太子，太宗以功业声望卓越之故，实有夺嫡之图谋，卒酿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政变。”
第三种观点认为，在太子建成与秦王世民长期明争暗斗的矛盾冲突中，唐高祖李渊始终采取了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企图以此消除和化解兄弟之间的猜忌，没想到这一“平衡”政策却成了双方武力冲突的导火线。唐高祖既不支持建成与元吉联合起来加害世民，也不情愿轻易更换太子。李世民集团的人妄告杨文干反叛之事连及李建成，李渊并不深加追究，只是把“兄弟不能相容”的罪责归于东宫与天策府官属。武德九年六月初，李建成夜召李世民饮酒，因酒中有毒，李世民心痛而归。李渊知道后，向李世民吐露心思说：“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同处京邑，必有纷竞。”准备建东西两宫，土地分东西两半，让李世民“居住洛阳”，“自陕以东”由他管辖。这种办法，不仅梦寐以求太子地位的李世民不愿接受，就是李建成、李元吉也极为不满。在他们看来，“秦王若至洛阳，有土地甲兵，不可复制，不如留之长安，则一匹夫耳，取之易矣。”李世民不愿离开长安，建成、元吉阻止其离开长安，不言而喻，高祖缓和矛盾的措施无济于事。而且事实上，高祖这一“平衡”政策在客观上膨胀了李世民的野心，助长了他们兄弟胡作非为的嚣张气焰，最终促使事变的爆发。
“玄武门政变”是唐初统治者之间为了争夺皇权而发生的一幕悲剧，这次悲剧对改变整个唐王朝的历史影响深远。然而，究竟谁是事变的主要责任者，历史学家们根据所掌握的史书材料和自身理解，各持己见，使得这一问题至今尚无定论。
唐太宗李世民百谜/惠焕章，杨婧编著．—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