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旧唐书·文苑传》序说：“文皇帝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贡帛而礼儒生。”可从史籍材料中知道，贞观学校之盛是前所未有的。追其缘由，大概只有如此解释了：“太宗以武功定海内，栉风沐雨，不暇于诗书”，所以，在统一天下后，开始重视教育，使得学校教育逐渐完备，确立了中央、州、县三级官学制。
　　贞观元年，原来的国子学在太宗的倡导下改名为“国子监”，号称三监之首，成为全国最高学府。其下属有六种学校，即国子学、大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学生名额依次是300、500、1300、50、30、30等，前三种学校只接纳三品、五品、七品以上的官僚子弟入学，而后三种学校则录取八品以下的官吏和一般地主子弟。此外，贞观初唐太宗在门下省置弘文馆，贞观十三年，在太子东宫设崇文馆。这两文馆兼教授生徒，专门收取皇亲国戚及宰相高级官僚的子弟。
　　至于士庶地主的子弟，地方上设有京都，都督府、州、县等所学校可供选择，大概也有资格的限制。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才可由地方官保送参加科举考试。
　　在唐太宗的关照之下，学校体制逐渐趋于完善，为此，太宗多次亲临国子监，参加“释奠”仪式与听讲经义，鼓励儒生读经学文。所谓“释奠”就是每年仲春和仲秋，以大牢敬祭孔子，礼典极为隆重，太宗亲临圣驾，表示对学校教育的关怀。另外，为了培养“贞观之治”的众多人才，唐太宗费尽心思，对学校教育制度作了某些改革。
　　首先，太宗十分重视各类教师的选拔。史称“太宗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这对提高师资质量起了积极作用。如著名经学大师孔颖达，贞观六年召为国子司业，贞观十二年拜国子祭酒，前后在国子监掌教长达十多年。“专精儒业”的经学家马嘉运，贞观十一年征为大学博士，贞观十九年迁升国子博士，如此等等，不胜枚举，通过这种面向全国招聘教师的方式，致使一大批博学的贤士涌向学校，开辟了学校百花齐放的讲学局面。
　　其次，唐太宗针对师说多门、章句繁杂的弊病，命令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而且颁行了《五经定本》，作为国子监试用教材，令学生统一学习。如此一来，学徒们学有依据，不再因文义解释歧异而无所适从。
　　第三，唐初的教育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学校招生名额都是有资格限制的。贞观时，为了更多的庶族地主子弟能获得学习的机会，唐太宗广开学校，尽量让地主阶级内部子弟都能接受教育。由于学习名额的扩大，使得国子监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学府。一时间，学风大盛，“四方秀艾，挟策负素，盆集京师，文治谓然勃兴。”贞观六年七月，唐太宗甚至为了鼓励地方兴学办校，“诏天下行乡饮酒”，暗含着天下劝学行礼的蕴意。
　　第四，由于唐太宗奉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京城长安成为各族各国文化交流的中心，异族异国的学生都涌向长安留学深造。正如唐代杜佑所言：“贞观五年，太宗数幸国学，递增筑学舍千二百间……无何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可见，贞观学风与文化气息，是何等浓厚。
　　中唐杰出的大诗人刘禹锡对太宗的“养才之道”赞叹不已，甚至提出“贞观之风，染然可复”的希望。贞观学风在唐太宗的热情倡导之下，使得教育事业蒸蒸日上，为“贞观之治”积聚了大批贤才谋士，推动了社会的大发展。 

唐太宗李世民百谜/惠焕章，杨婧编著．—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