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垂拱四年(688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也就是拜洛受图后的第二天，薛怀义主持修建的明堂宣告竣工。据《资治通鉴》、《旧唐书》及《唐会要》等史籍记载，这座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由上、中、下三层组成。外置铁渠，以为排水之道……。近看雕梁画栋，犹如地上天堂。远眺金碧辉煌，恰似仙山琼阁。其气势之宏伟，工艺之高超，是古来罕见的。
　　对于这座富丽堂皇的建筑，不少士人啧啧咂嘴，认为这是圣母神皇的一大奇功。他们说如此宏大之工程，“非至圣之精诚，孰能克勤乎此功!”但也有个别“礼官鸿儒”表示异议。在他们看来，武则天此举奢侈过度，劳民伤财，与夏桀、殷纣无异。不管群臣的议论如何，武则天对这座明堂的建筑是十分满意的。首先，明堂的建成实现了她多年来的夙愿。自古帝王，皆以明堂布政为美。然而营建明堂，却不那么容易，所以有人说：“登封泰山，七十四主；有堂布政，无三数君”。就连大名鼎鼎的唐太宗，也没有获得“明堂布政”之美。武则天自参预朝政，每以前朝圣帝明王为比，常热衷于发挥古代盛事。她不仅是唐高宗封禅的倡导者之一，而且，还曾上表积极赞助高宗兴修明堂。如今明堂建成，实现了高宗的遗志，了却了自己的一桩心事。其次，明堂的建成，显示了她自己的权威和唐王朝的国力。以往帝王之所以鲜居明堂，原因固然很多，但索其要害，无非两端：一则不明制度，无从下手；一则国家贫困，力不从心。武则天修建的这座明堂，当然也需要有明确的制度，严密的组织和雄厚的财富。但“经始启兴，成之匪日”，“工以奔竞，人皆乐康”。这无疑显示了武则天的高明之处和唐朝国力的强大。再者，明堂的建成，为今后处理朝政提供了一个良好环境。明堂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活动中心，这个中心建得好，使用得当，无疑会加强行政管理。此外，明堂的建成，正值拜洛受图之后，恰好可以“恭承天命”。所以，武则天立即下令宴赐群臣，大赦天下，改河南县为合宫县，以志纪念，并且亲自给明堂起了一个高雅的名儿，叫“万象神宫”。接着，开放明堂，“纵东都妇人及诸州父老入观”。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无不交口称赞。“吐蕃及诸夷以明堂成，亦各遣使来贺”。“礼官鸿儒”的诽谤被嘹亮的颂歌淹没了。
　　于是，武则天诏曰：“时既沿革，莫或相遵，自我作古，用适于事”。今以上堂为严配之所，下堂为布政之居。光敷礼训，式展诚敬。来年正月一日，可于明堂宗祀三圣，以配上帝。宜令礼官、博士、学士，内外明礼者，详定仪礼，务从典要，速以奏闻。”阐明了“自我作古，用适于事”的思想，将大享明堂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
　　永昌元年(689年)正月一日，“大享明堂”活动如期举行。从表面上看来，武则天大享明堂，完全是出于对神祗的崇拜，实质上，这种活动带有极为明显的政治色彩。古来帝王，莫不敬仰神祗，祭天祀地，三叩九拜。武则天生当神学未衰之时，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只要我们揭去迷信外衣，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祭祀活动，大都与政治有关。武则天的躬祀先蚕，从驾封禅、拜洛受图便是如此，而明堂乃是替天行事的最理想的地方。由于明堂既是宗祀之所，又是布政之居，加之接受天命理应告祭神灵，因此，大享明堂既是拜洛受图的继续，又是“替天行道”。开始于“明堂布政”的标志，显然，它也是政治活动之一，这一点，还可以由改元的情况看出。武则天祭毕神灵后，当日即改元“永昌”，是取永昌帝业之意。可见此次大享明堂确实是具有政治目的的。这是武则天登基的前奏曲。 

武则天百谜/惠焕章，吴俏编著．—西安：西安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