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我国古代帝王陵墓上铭刻大型石雕起于什么时期?有学者以为起于东汉(1)。对秦始皇帝陵上有没有大型石雕，多数学者很少论及，有的学者持否定态度(2)。因为这是关于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涉及到秦始皇帝陵布局的重要问题，所以拟陈管见，以就教于博学诸君(3)。
　　一 “骊山墓上物”
　　较早提出秦始皇帝陵前的石刻的是晋代的葛洪。他在《西京杂记》一书中写道：
　　五柞宫有五柞树，皆连三抱，上枝荫覆数十亩。其宫西有青梧观，观前有三梧桐树。树下有石麒麟二枚，刊其脅为文字，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物也。头高一丈三尺。东边者前左脚折，折处有赤如血。父老谓其有神，皆含血属筋焉(4)。
　　这段文字，在《三辅黄图》中也曾出现，大约是《黄图》的作者引用了《西京杂记》的文字，个别字句，略有不同。所谓“折处有赤如血”，说明折处原来有破纹。对这段记述，解释为东汉所作，恐有不妥。因此，在没有材料能推翻它以前，还是存其说为好。
　　其实，关于古代帝王陵上的大型石雕，有的著作中提得更早。明朝罗颀《物原·葬原》中称：“周宣王始置石鼓、石人、猫、虎、羊、马。”刘禹锡是唐朝人，他曾经看到春秋时期楚王墓上的石刻。他在《汉寿城春望》一诗中写道：
　　汉寿城边野草春，华表半空经霹雳，
　　荒祠古墓对荆榛。碑文才见满埃尘。
　　田中牧竖烧芻狗，不知何日东瀛变，
　　陌上行人看石麟。此地还成要路津。
　　他在诗题还自注：“古荆州刺史治亭，其下有子胥庙兼楚王故坟”(5)。这里的子胥即春秋时楚大夫伍员，楚王应是楚平王。唐朝的另一位被后世学者评价为“考据该洽，论辩详明”的学者封演所著的《封氏闻见记》中，也指出：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墓之属；人臣墓前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垄，如生前之象仪卫耳(6)。”
　　以上所引材料，都说明古代帝王陵前的大型石刻起源甚早，虽不必始于周宣王，但在秦时已有，恐怕是可信的。
　　此说之可信，还在于修秦陵时，确实进行过大规模的运石活动。《太平寰宇记》记载：“骊山无石，取渭北诸山石为之”。《汉书·贾山传》中有：“合采金石”之说。而民谣则有《博物记》中所记：“又此山名运取大石于渭北诸，故歌曰：
　　运石甘泉口，
　　渭水为不流。
　　千人唱，
　　万人钩，
　　金陵余石大如*(左土右区)(土屋)
　　其销功力皆如此类”(7)。《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引《关中记》云；骊山“有土无石，取大石于渭南诸山”。骊山无石，不是无石，是其石不堪作石材用也。证之现在骊山石的状况，是符合事实的。大量石材，由渭北运来，源源不断，以致渭水不流。七十二万人中，应包括这些采石、运石的人们。传说运送的石材中有一块高一丈八尺，周长十八步的大石，运到距骊山不远处，运不动了，便放置在那里，并称之为“佷石”。唐皇甫湜还作了《佷石铭》来声讨始皇帝(8)。此石到元朝时，刘斌才用来修了霸桥(9)。大量的石材运至骊山，一方面用来作建筑材料(10)，同时有一部分他应该是用来雕刻陵墓上的石象生的。近年来在秦陵外城西北所发现的秦陵石料加工的地方，也证明了这一点(11)。从这些文献和考古材料看，秦陵建筑过程中，确曾进行过石料加工，当然不应排除大型石刻艺术品的加工。
　　当时秦代的雕刻艺术能否进行大型石雕呢?对这点，我想持否定观点的同志不会太多。现实已见到的有铜车马、秦俑这些大型雕塑作品，而见于记载的还有《秦始皇本纪》中的十二金人，各重十二万斤以及《三辅黄图》中关于在昆明池中刻石为鲸，长三丈的记载，从他的继承关系看，较早的还有东北红山文化的大型神像的雕塑(12)以及初步定为商代晚期的四川广汉的大型青铜雕像群，都为秦代的大型石雕奠定了先期的技术和工艺基础。秦始皇帝好大喜功的性格，便决定了秦陵上是应该有大型石刻的，条件是可能性，秦始皇要做是必然性，秦陵墓上石刻是这种可能性和必然性结合的产物。
　　二 “如生前之象仪卫耳”
　　山陵礼制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化而不断趋于豪华壮观的。“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14)。所以，孔子说：“古也，墓而不坟”(15)。春秋以后，山陵制度便逐渐讲究起来。以至“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高诱注：若为都邑之制)”(16)。这是秦以前的山陵简史。这是统治者随着生产的发展，其欲望也在激增，由生前的享受，又追逐着死后的尊荣，因此便有了“事死如事生”(17)的观念。这种观念的强化，便形成为上面所引的封演的论断，“表饰坟垄，如生前之象仪卫耳。”从山陵制度的沿革来考察，秦陵无疑是一个具有里程碑的阶段。它的石刻应该是以后帝陵石刻的先河。
　　秦始皇帝陵上建筑石刻，其含义便在于“生前之象仪卫耳”。除了“为着被保佑的即自己保护自己的、赋予以特权的即自己夺得了特权的人们，高级的本体才被尊重，幽灵才被神化”(18)这个因素以外，还在于自己安慰自己，或者说安慰自己的灵魂。于是便将生前的仪卫，带进幽冥的天国，以解除灵魂的孤独和恐惧，保持其心理上的平衡。因为这些帝王也是有神论者，他们对死后的恐惧，恐怕较之黔首们要有成倍的增长。他们象生前怕被统治者的造反一样，也怕在幽冥中的死对头的索命。这便显示了仪卫的重要。所以说，这种表饰是具有实际的实用的意义的。因此，除了羊、马外，突出的便是辟邪、麒麟、石虎之类。辟邪，《急就篇》三：“射魅、辟邪除群兇，”就是说能驱除妖，邪。麒麟是仁兽，取其吉祥，所以，帝王墓上多有。秦陵上原有石麒麟，这是已知的。汉中长侍长乐太仆吉成侯州苞冢上便有辟邪、天禄(19)。总的来说，陵上所刻石像，目的是为驱除邪崇，求得吉祥，让死者能安定地在地下重显威荣。《水经·谷水注》记郦食其冢上石人胸前刻有“门帝长”三字。就更说明了这些石刻的卫仪作用。
　　那么，秦陵上的大型石刻都有哪些?它们是怎样排列的呢?我们想试作推测。这里，我们很少见到秦代的直接材料，就只好用马克思教给我们的一个方法，即“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20)。好在，“汉之法制，大抵因秦，而随宜损益”(21)，这便给了我们很多方便。汉代的陵上石刻，目前可见者，最早的只有茂陵霍去病墓上的大型石刻。《水经注》的《睢水》、《洧水》、《清水》、《瓠于河》、《谷水》、《*(左氵右蚩)水》等所记的汉代的墓冢上的石刻有石柱、石牛、石羊、石虎、石人、石阙、石天禄、石辟邪、石驼、石狮等。结合《西京杂记》、《封氏闻见记》等材料，我认为，秦始皇帝陵上的石刻应该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虎、石人、石马等等。同时，还应该有石阙。因为，刘向在《说苑·反质》中说：秦始皇帝兼并天下以后，“立石阙东海上朐山界中，以为秦东门”。既然地下王国是地上王国的影子，那么，秦陵上有石阙也是在情理之中了。这些石刻的排列，如果我们参考汉唐陵石刻的排列的话，就大体可以得出一个近似的排列顺序。《后汉书·中山简王传》：“大为修冢茔，开神道”。李贤注曰：“墓道开道，建石柱以为标，谓之神道。《水经·阴沟水注》：“光武隧道所表象马。”《水经·汳水注》：某君在襄阳坞建浮屠，死后“隧前有狮子、天鹿”。说明这些大型石刻是建在神道的两旁的。关中唐陵的石刻便形象地给我们说明了这种情况。因此，秦始皇帝陵前的大型石刻，是沿着神道而立的。秦陵的墓向，一般都认为是东西向的，神道应在东方。所以，石刻的排列应是由东向西：石阙、石麒麟、石辟邪、……石人。推测总是危险的，但不能因为危险而放弃探索。
　　三 “羊虎倾低，破碎略尽”
　　秦陵上原来有大型石刻，但很早以来便没有人看见了。晋代葛洪所见到的，尚不是在秦陵，而是在汉的五柞官的遗址上。
　　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大凡古代遗址，在地面上的往往难于保存，很快便被自然的或人为的力量所破坏。这已是被无数的事例所说明了的一条规律。就以墓上石刻说。郦道元距东汉，四五百年时间，而他见到的墓上石刻，多不完好。如“仲山甫冢，冢西有石庙，羊虎倾低，破碎略尽”(22)。州苞冢的遭遇是“坟倾墓毁，碑兽沦移”(23)。赵越墓冢，“羊虎俱碎，沦毁莫记”(24)。七百年后，赵明诚写《金石录》时，得到了州苞冢的石刻拓片，大喜过望，同时也记录了一些石刻被毁情况：
　　余初得州君墓碑，又览《水经》所载，意此字犹存。会故人董之明守官汝颍间，因托访求之，特以见寄。其一“辟邪”，道元所见也；其一乃“天禄，字差大，皆完好，可喜。之明又云，天禄近岁为村民毁，辟邪虽存，然字画已残阙难辨(25)。
　　就在赵明诚正在“可喜”时，恶耗已经传来，天禄已毁，辟邪已残。两千多年的兵燹、盗发、无知的摧残、有意的破坏，使这些古代精英，永远沦丧，大千世界，不知凡几，何况秦陵“墓上物也”。
　　在所有的帝王陵中，秦陵所受的摧残，恐怕不数一也数二。这是因为秦祚太短。秦始皇帝陵宏伟、富丽的陵园建起后，仅一二年，便遭到了项羽的破坏。项羽一把火，陵园建筑成为灰烬。到一九八二年我们清理陵西饲官遗址时，看到被烧的秦代瓦片，有如发面包，可见火势之大。可以这样说，在这场浩劫中，陵园的地面建筑，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石刻被砸，恐亦难免。这些复仇的“勇士”，怀着报复的心态，岂容这些石刻傲然挺立!因为这个原因，宋代卢氏注《博物志》时，曾耽心地说：“项羽争衡之时发其陵，未详其至棺否?”可见摧毁之甚。其后，陵上石刻的命运，有的被迁他处，如汉五柞宫的两枚麒麟：有的逐渐被毁。汉以后的各种战乱，均多波及到秦陵。这便是时至今日，我们见不到秦陵石刻的原因。其实，汉代石刻我们又能见到多少?所幸的是，地下埋藏，大都保存，使我们仍能亲睹两千年前故物的风彩，亦万幸也。现时，天下同庆升平，秦陵及秦文物将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利用，这也是秦陵及秦陵文物之幸。
　　注解：
　　(1)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第一页：“从东汉到明清，陵园南门外大道(即所谓“神道”)两旁陈列有石刻群，……”。
　　(2)杨宽同上书第七六页，认为：《三辅黄图》记载五柞官(汉代离宫名)的青梧观中，“有石麒麟二枚，……可能也是东汉的制作。”
　　(3)关于这个问题，有关文章中提出过零星意见。分见《秦陵当年有没有大型石刻》，秦俑博物馆编《秦俑》报，一九八五年五月；《秦陵布局与兵马俑坑》《文博》一九八六年第五期。
　　(4)中华书局标点本，一九八五年第十八页。
　　(5)《刘宾客文集》卷二十四。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四年影印北京图书馆藏明刻本。
　　(6)《封氏闻见记》卷六，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六年据《雅雨堂丛书》本影印之《丛书集成》初编本。
　　(7)据范宁《博物志校证》本，中华书局一九八○年版。
　　(8)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卷八。
　　(9)乾隆《临潼县志》卷二。
　　(10)赵康民《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秦代陶俑和石柱础》，《文物》一九六四年第九期，《秦始皇陵北二、三、四号建筑遗址》，《文物》一九七三年第五期。陕西省文管会《秦始皇陵调查简报》，《考古》一九六二年第八期。一九八二年秦陕西侧的饲官遗址上也有不少石柱础。
　　(11)秦俑坑考古队《临潼郑庄秦石料加工场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一期。
　　(12)《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力证——辽西发现红山文化重大遗存纪实》，《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13)白建钢《迄今我国发掘数量最多形体最大的古铜雕像群，广汉县青铜雕像群室内清理工作展开》，《光明日报》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日。
　　(14)《周易系辞下》，商务印书馆影印《丛书集成》初编《周易郑注》。
　　(15)《礼记·檀弓上》。
　　(16)《吕氏春秋·安死》。
　　(17)《左传·哀公十五年》。
　　(18)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七页。
　　(19)《水经·*(左氵右蚩)水注》，王先谦合校本，巴蜀书社一九八五年版。
　　(20)马克思《导言(摘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七五五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
　　(21)《容斋三笔》卷五，中华书局一九七八年版《容斋随笔》。
　　(22)《水经·瓠子河注》。
　　(23)《水经·*(左氵右蚩)水注》。
　　(24)《水经·清水注》。
　　(25)《水经·*(左氵右蚩)水注》，王先谦合校所引《金石录》文。
　　(原载《宝鸡师院学报》1988年第2期)
　　

秦俑学研究/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