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秦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虽然仅仅存在了十五年，但其创立的各种典章制度多为后代所继承。西汉礼仪制度“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1)”陵寝制度也是如此。
　　近年来，秦汉帝王陵墓考古发掘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秦国雍城陵区秦公陵园和芷阳陵区一号陵园都进行了详细的钻探(2)。经过长期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秦始皇陵园的布局已基本清楚(3)。特别是雍城陵区一号大墓的发掘，使我们首次对秦国国君墓葬的内部结构、棺椁制度、殉人布局等有了直观的了解。可以说，从春秋中晚期至秦统一的秦国国君陵墓大部分已经发现，这为研究秦国陵寝制度提供了比较系统的资料(4)。西汉十一个皇帝陵墓也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并发掘了一些陪葬墓、陪葬坑、陵园建筑等，积累了大量资料(5)。秦汉陵寝制度的研究已引起学术界的浓厚的兴趣。
　　《左传·哀公十五年》云“事死如事生，礼也，”作为礼乐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丧礼，是统治阶级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的体现，故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秦汉时期，厚葬之风盛行，《吕氏春秋·安死篇》云：“世之为丘垅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庭，如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吕氏春秋·节丧篇》云：“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夫玩好，货宝、钟鼎、壶滥、辇马、衣被、戈剑，不可胜其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题凑之室，棺椁数袭，积石积炭，以环其外。”墓葬以大为荣是秦国国君陵墓的传统。雍城陵区的范围有21平方公里，陵区内隍壕总长度35公里，已探明的十三座陵园占地面积为220万平方米，构筑各类墓葬及隍壕的土方达110万立方米，雍城陵区最大的一号大墓平面面积为5334平方米，而殷墟商王陵中最大的1217号墓平面面积仅有1803.54平方米(6)，约相当于前者的三分之一。芷阳陵区一号陵园的两座亚字形大墓以发表的数据计算，其平面面积分别在9000平方米左右，规模之大更是令人瞠目，秦始皇从即位开始营造陵墓，历时三十七年，用工人数最多时达七十万人。《史记·秦始皇本纪》描述陵内布局结构云：“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这一豪奢盛况正在不断得到证实，如近年来地质科学工作者测试，发现秦始皇陵封土中心部分有强烈的汞异常反应，面积达12000平方米(7)。始皇陵封土巍峨，陵园面积广阔，现存封土高76米，陵园面积仅外城夯土围墙以内就约2.04平方公里。气势宏伟的兵马俑，富丽堂皇的铜车马等更直接地证实了始皇陵的豪华程度。西汉皇帝陵墓也是耗资巨大，《晋书·索琳传》云：“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这种大规模的修建帝陵工程所需人力物力惊人，如《汉书·酷吏传》记载修建汉昭帝平陵封土时，取民牛车三百两为僦，载少便桥下，送致方上。”甚至调用军队参加营建，如修建汉文帝霸陵时曾调“近县卒万六千人，发内史卒万五千人(8)。并任命军事长官为“复土将军”或“复土都尉”。(9)西汉皇帝陵园面积达十六万八千平方米到十八万五千平方米，皇后陵园面积约十万九千平方米。封土最高者是汉武帝茂陵，《长安志》引《关中记》云：“汉诸陵皆高十二丈，方百二十步，唯茂陵十四丈，方百四十步。”如今实测茂陵封土仍高达46.5米。帝陵随葬品众多，《汉书·贡禹传》载：武帝“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专事，不知礼正，妄多臧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臧之。”帝陵随葬品的奢侈程度从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的埋藏富有就可窥见一斑。西汉皇帝的厚葬之风被各级贵族、豪富们竟相仿效，《汉书·成帝纪》云；“方今世俗奢僭罔极，靡有厌足。……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吏民慕效，浸以成俗，而欲望百姓俭节，家给人足，岂不难哉!”这种厚葬风气虽经统治者多次下诏严禁，但收效甚微。
　　西汉十一座帝陵除文帝霸陵和宣帝杜陵分别在汉长安城东南的白鹿原和杜东原上外，其余九座帝陵皆在渭河北岸的咸阳原上，东西一线排列，绵延百里。西汉帝后同茔合葬，《史记·外戚世家》集解引《关中记》云：“汉帝后同茔，则为合葬，不合陵也，诸陵皆如此。”《汉书·外戚传》云“虽同茔兆，而别为坟，”西汉初期的帝陵，如长陵的高祖陵和吕后陵在同一陵园里。惠帝安陵是否帝后同一陵园目前尚不清楚。汉文帝之后，帝后开始分置陵园，一般帝陵在西，后陵在东，所以皇帝陵园称西园，皇后陵园称东园。帝陵略大，后陵略小。这种排列布局和秦国国君陵园是一致的。秦国雍城陵区的国君和夫人合葬陵园都是同茔合葬。除芷阳陵区一号陵园由于园内地形所限，国君墓和夫人墓南北排列外，雍城陵区的国君和夫人合葬陵园都是国君墓居西，夫人墓居东，国君墓皆大于夫人墓，分别祔葬于二者的车马坑也是前者大于后者，《尔雅·释宫》云：“西南隅谓之奥。”疏云：“西南隅为最深隐，故谓之奥，而祭祀及尊者常处焉。”《论衡·四讳篇》云：“夫西方，长老之地，尊长之位也。尊长在西，卑幼在东。”以西为上是秦国陵寝制度的传统作法，西汉帝陵承袭了秦人的传统。这种现象和古代礼制有关。同时和秦汉时期以右为上的风俗习惯也可能有一定关系。
　　西汉帝陵的墓室称作“方中”，《皇览》云：“汉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筑为方城。其中开四门，四通。”西汉帝陵都采用亚字形墓制。西汉初期的太上皇陵的墓室为正方形，东墓道较其它三条墓道宽而长，为主墓道。以后的西汉帝陵虽仍有四条墓道，但仅从其大小和形制上很难区分出主次。显而易见，西汉太上皇陵以东墓道为主墓道的作法是继承了秦国陵寝制度传统的。先秦时期，中原地区以商王陵到战国中晚期的各国国君陵墓，除赵王陵外(10)(赵王陵从已发掘的三号陵陪葬墓为东西向来推测，王陵也可能是东西向)，大多为南北向，以南墓道为主墓道，死者以头向北为主，中小型墓葬也是如此。唯有秦国从国君陵墓到中小型墓葬都是东西向，死者头向西，以东墓道为主墓道。秦始皇陵也应该是亚字形，虽然目前只发现东西北三面有墓道，但根据芷阳陵区一号陵园的两座主墓都使用四条墓道来考虑，始皇陵南面应该也有墓道存在。其东墓道有三条通道，与国君陵墓相比是一种新创。而其西墓道和北墓道仅有一个通道，说明东墓道更为重要，应为主墓道。过去有人对秦始皇陵墓向朝东的推论表示怀疑，认为“从整体布局考察，上述假定陵园以右部坟丘为中心的构图，似与中国传统建筑特有的以中轴线为基础的对称式布局不相符合。因此，关于始皇陵坐西朝东的设想，也还有研究的余地”(11)。我们认为，从秦国雍城陵区和芷阳陵区的考古发现来看，墓葬东西向，以东墓道为主墓道是秦国墓葬的传统。秦始皇陵必然是依照这种传统来决定墓向的，不能以中原地区墓葬的习惯来推想秦始皇陵的墓向。
　　秦始皇陵的封土作覆斗形。西汉帝后陵封土也多作覆斗形，只有汉昭帝平陵、汉平帝康陵和李夫人墓的封土中部内收成台。西汉帝后陵这种覆斗形封土当是仿照秦始皇陵修建的。
　　蔡邕《独断》云：“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称寝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也。”清代学者对古代是否存在“墓祭”有着不同的认识。顾炎武《日知录》认为“古不墓祭”。闫若璩《四书释地》则列举《史记·周本记》：“武王上祭于毕”。《周礼·冢人》：“凡祭墓为尸。”《韩诗外传》：“椎牛而祭墓，不知鸡豚逮亲存。”《史记·孙子世家》：“孔子卒，葬鲁城北泗上，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等文献记载，否认“古不墓祭”的说法。
　　建国以来，考古工作者多次发现先秦墓葬存在墓上建筑，如安阳小屯妇好墓和大司空村M311、M312等商代墓葬。商王陵100l号墓和浚县辛村卫国墓地1号墓也有迹象表明当时存在墓上建筑。东周时期墓上建筑更为普遍。中山、赵、魏等国国君陵墓都发现了墓上建筑。秦国雍城陵区的十八座中字形大墓除十七号墓外，其余十七座大墓和甲字形四十一号墓都在地面上发现了大量瓦片堆积，说明国君墓和夫人墓都有墓上建筑。如果把这种普遍存在的墓上建造简单地解释为地面标志，则很难理解中山王陵已有高大的封土堆，且又在封土上营造建筑的事实。
　　随着墓上建筑的不断发现，学术界关于先秦时期是否存在“墓祭”的讨论又热烈起来。有的学者认为，这种墓上建筑只能是陵寝的“寝”，这种“寝”是为了便于死者灵魂用作饮食起居的处所，而不是祭祀用的“享堂”。“古不墓祭”是事实(12)。有的学者则认为，这种墓上建筑是祭祀用的“享堂”，先秦时期存在“墓祭”。(13)。我们认为，根据河北平山中山王陵出土的“兆域图”来看，先秦墓上建筑定名为“堂”比较合适。大量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证明先秦时期存在“墓祭”，所谓供奉死者灵魂的饮食起居也是一种祭祀，虽然这种“墓祭”同宗庙祭祀相比规模要小，是一种辅助性祭祀。
　　这种“堂”是“寝”的前身，那么，“堂”是何时转变为“寝”的呢?蔡邕《独断》所云“至秦始皇出寝，汉因而不改”。从考古发现来看，是不太确切的，秦国和中原各国墓上建筑的发展演变有所不同。中原各国在封土墓出现之后，原来建在墓室口上的“堂”成为建造在封土堆上的高台建筑。战国晚期的秦国芷阳陵区一号陵园则将建在墓室口上的“堂”移至封土之侧，演变为“寝”，被后来的秦始皇陵所继承，秦始皇陵寝殿规模宏大，基址平面近方形，南北长62米，东西宽57米，面积3524平方米。周围环有回廊，中间的台基略高起，基址西北角稍残。发现残留的墙壁及大量堆积的残砖、筒瓦、板瓦、草拌泥块、灰烬等。在东边回廊近南端有长16米的一段向外伸出1米，此处好像是门。寝殿北侧还有便殿，便殿建筑高大富丽，出上有铺地及镶贴壁用的大批青石板和其它建筑材料，其中一件夔纹瓦当面径61厘米，是用于檩头的遮朽。位于内外城西垣之间的建筑遗址，虽然破坏十分严重，但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出土的陶器上刻有“丽山飤官左”、“丽山飤官右”、“丽邑五升”、“丽邑二斗半#八厨”等文字，清楚地说明这组建筑遗址是掌管供奉陵寝膳食的“食官”官署所在。始皇陵与战国晚期的秦国芷阳陵区一号陵园相比，用于祭祀的寝殿建筑更加完备，规模更大。
　　西汉帝陵沿袭了秦国陵寝制度“陵侧出寝”的作法，将以寝殿为中心，包括便殿等一组建筑称为“寝园”，帝陵和后陵均设置“寝园”。西汉初期太上皇陵、汉高祖长陵和吕后陵等均和秦始皇陵一样，在陵园内建立寝殿。大约从汉景帝阳陵开始。寝殿移到陵园之外修筑。西汉帝后陵不但普遍建有“寝园”，而且新创“陵旁立庙”的制度。《汉书·韦贤传》云：“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又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寝殿”。陵园祭祀活动较前代更加普遍，更加制度化。
　　《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云：“园邑之兴，始于强秦。”云梦秦简《法律问答》载：“可(何)谓甸人?甸人守孝公、*(献)公冢者殹(也)。”可见秦献公墓和秦孝公墓都设有称作“甸人”的守墓者，当时是否有陵邑还无据可查。但最迟在修建秦始皇陵园时，陵邑已经出现了。秦始皇十五年设置丽邑，三十五年又迁三万家丽邑(14)。秦始皇陵园多次发现刻有“丽邑”陶文的陶器和砖瓦，说明这些遗物都是丽邑所辖作坊制作的，也证明是丽邑的设置应该是为陵园工程和修建陵园人员的生活服务的，这种设置陵邑的作法为西汉帝陵所继承。汉元帝渭陵之前的西汉帝陵都设有陵邑，设置陵邑的目的除供奉山陵外，还有强干弱枝，维护中央集权的作用。正如《汉书·地理志》所云：“盖亦以强干弱枝，非独为奉山园也。”这种通过移民来维护中央集权的作法在秦代已经实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15)。“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16)。这种徙民政策虽然起了强干弱枝，维护中央集权的作用，但同时也带来社会动荡的恶果。西汉后期，随着割据势力的削弱，这种危害性更加突出了。于是汉元帝永光四年下诏曰：“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顷者有司缘臣子之义，秦徙郡国民以奉园陵，今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东垂被虚耗之害，关中有无聊之民，非久长之策也。……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从此，这种设置陵邑的作法就被废止了。
　　注解：
　　(1)《史记·礼书》。
　　(2)陕西雍城考古队韩伟《凤翔秦公陵园钻探与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7期。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秦公陵园第二次钻探简报》，《文物》1987年5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文管会《秦东陵第一号陵园勘查记》，《考古与文物》1987年4期。
　　(3)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纪要》《考古与文物》1988年5、6期合刊。
　　(4)马振智《试论秦国陵寝制度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考古与文物》1989年5期。
　　(5)刘庆柱、李毓芳《西汉诸陵调查与研究》，《文物资料丛刊》第6辑，《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6)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7)常勇、李同《秦始皇陵埋葬汞的初步研究》，《考古》1983年7期。
　　(8)《汉书·文帝纪》。
　　(9)《汉书·文帝纪》、《汉书·萧望之传》。
　　(10)河北省文管处等《河北邯郸赵王陵》，《考古》1982年6期。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12)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3)杨鸿勋《战国中山王陵及兆域图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1期：《关于秦代以前墓上建筑的问题》，《考古》1982年4期；《<关于秦代以前墓上建筑的问题>要点的重申——答杨宽先生》，《考古》1983年8期。
　　(14)(15)《史记·秦始皇本纪》。
　　(16)《汉书·地理志》。
　　(原载《文博》1990年第5期)
　　

秦俑学研究/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