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俑主题的多义性
王关成
在蔚为壮观的秦俑研究著述中，有一个长期热烈争论的课题，这就是秦俑艺术的主题思想是什么?
迄今为止关于秦俑主题思想的不同观点大致有以下五种意见。其一曰“强大向上”说，认为秦俑反映了“秦政权的巩固和强大无比”，“表现了秦军战士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体现着新兴地主阶级武装力量的旺盛战斗精神”(1)。其二曰“沉郁阴冷”说，此观点以为秦俑“集中地显示了秦代末世外强中干的虚幻的繁荣和强大，反映了秦军森严的等级制度和残酷的阶级压迫，体现了在水深火热之中劳动人民的怨恚、悲戚、失望和挣扎，基本上是一幅昏惨惨黄泉路近的景象，给人以沉郁阴冷的抑感。这就是秦俑表现的主题思想”②。其三曰“大统一”说，该观点认为上述两种意见“各执一端”，“都有偏颇和简单化的倾向”，“秦俑坑的主题思想应当是统一国家的建立，是‘大统一’的反映”(3)。第四种观点可称之为“尽忠竭诚，追思诵念”说，此说云；“秦兵马俑雕塑群以写实的手法，以高人大马组成的大型军阵再现了当年秦军统一六国的磅礴气势；俑群采用‘静中寓动’的临事状态表现了对秦始皇帝的尽忠竭诚；笼罩军阵的肃穆气氛表现了臣下对秦始皇帝功业的追思和诵念。”④第五种观点曰“悲剧意识”说，此说云：“秦俑所表现出来的深沉忧郁、冷峻严肃、无可奈何以及植根于秦人思想深处的悲剧意识。胜于雄辩地说明它的主题思想。”(5)这种见解与“沉郁阴冷”说相近，是后者的延伸和补充。如果对上述五种观点作一更抽象的概括，可以看到第一、三种意见有内在的共同性，即“积极”、“向上”、“强大”、“统一”等内涵，均认为秦俑所反映的是秦帝国的盛世气象，我们姑且称之为“盛世强大”说。第二、五种观点显然也有共性，都以为秦俑反映的是秦帝国的没落衰败，是一幅末世景象，似可称之曰“末世悲惨”说。第四种观点则独树一帜，仍如前述。上述五种观点虽均不乏赞同者，但还没有哪种见解为大家一致认可。所以可以预料在秦俑主题的探讨中今后还可能出现新的观点。
本文无意对上述五种观点作评价，也不拟提出第六种主题观点，只想对这种主题研究纷争的现象作浅显的探讨。笔者以为上诸说有的虽然针锋相对，但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据，都在一定的程度上从不同的视角揭示了秦俑艺术思想的丰富蕴涵，都能给人以启迪。然而究竟应当怎样看待这种歧见迭起争论不休的现象呢?这是因为秦俑艺术的主题思想具有多义性，或曰多元性。
主题多元现象不仅秦俑有之，在某些文学艺术作品中同样存在。秦俑是雕塑艺术，而文学是语言艺术，它们同属艺术范畴，自然具有共同性和可比性。所以我们无妨从考察某些文学作品的主题多义性入手来思考秦俑主题的多元性。几十年来对中国著名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主题的研究就呈现出歧争不已诸说并存的局面。大致而言，建国后到80年代以前，就有正统说、忠义说、拥刘反曹说、反映三国兴亡说、讴歌封建贤才说(6)。80年代初除上述诸说外，又产生了悲剧说、仁政说、反映农民愿望说、分合说(又称天下归一说)(7)等数种。令人感兴趣的是这种争论持续的结果不是趋向一致，而是在新的层面上愈益走向纷争。80年代中期以后关于这部名著的主题争论仍然有讴歌封建贤才说、悲剧说、总结争夺政权经验说、天下归一说(即分合说)、拥刘反曹说(这是过去拥刘反曹反映农民愿望说的进一步阐发)、向往统一歌颂忠义说等(8)。由此可见关于《三国演义》主题研究几十年来共出现十余观点，呈现出旧说仍存，新说迭起，各种观点纷呈异采竞相斗妍的局面。这些观点均非无稽之谈，它们有据有理都能自圆其说，然而尚无一说能被所有文论家一致接受，这与秦俑主题的研究状况何其相似。无独有偶，在文艺作品中，古今中外均不乏此类事例。如对莎翁的著名剧作《哈姆莱特》，对中国古典小说《水浒》、《红楼梦》等名著的主题研究亦呈争鸣不已之势。不足千字的一首《长恨歌》的主题研究也颇见分歧：“爱情主题说”、“讽刺暴露说”、“讽刺爱情双重主题说”，建国后至文革前此三说成鼎立之势。文革后又出现“劝谕儆诫君王说”、“惩尤窒乱说”(近似于早年俞平伯的“隐事说”)、“诗人爱情寄托说”(9)。足以看到这首古诗主题争鸣的纷纭和热烈。这与《三国演义》主题争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是旧观点犹在，新见解层出，不是渐趋统一而是走向多义。针对这种现象文艺理论界有人认为某些文艺作品的主题具有模糊性和相对性，有人强调主题的多义性。这些探讨无疑对秦俑艺术主题的多义性是有例可循的一种虽不普遍但确实存在的艺术现象。这种提法并非宣扬不可知论，所以也不违反马列主义关于认识论的理论。任何事物总是可以被认识的，但有时这种认识却是多种的而非单一性的。秦俑主题诸说中，每种观点都是对秦俑所反映的社会意义和时代精神的一种理性的认识和评价，都对人们研究认识秦俑有一定的导引和启迪作用，所以都有其存在的自身价值。艺术作品特别是那些蕴含丰富容量广阔的艺术作品的主题往往不只有一个，认为任何艺术作品只能有一个主题的思想，是一种简单化、绝对化的思维，这种思维无法回答上述某些艺术作品主题何以长期争论不已，更难回答这种争论为何愈演愈烈。很显然，我们研究的对象并不像中学教科书那样，每篇作品都可归纳出一个简单的、明了的、确定的主题。秦俑主题要比这丰富得多复杂得多，关于主题的定义，文艺理论家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归根结底，主题是艺术作品反映的一定社会生活现象的社会意义和艺术家对这种生活现象的认识和评价(10)，主题是通过艺术形象所要表达的作者的思想感情(11)。有的同志认为秦俑主题的纷争源于对文艺作品主题“基本理论的误解”并非见仁见智的差别(12)。如果说史学工作者对文艺作品主题的基本理论不那么驾轻就熟运用自如的话，那么如何解释专业文艺评论家对某些文艺作品(例如《三国演义》)主题研究的争鸣呢?他们也不掌握关于主题的基本理论吗?
其实秦俑主题的争执也是见仁见智的争执，其根源在于客体(秦俑艺术)的丰富复杂性以及主体(研究者)认识的差异性。我们说的被认识的客体的丰赡深广是指秦兵马俑群塑这七八千件与真人真马等大的陶俑陶马组成的作为始皇帝陪葬品的地下军阵，看似简单，但他提供给我们的信息量却十分惊人，研究者从中看到了秦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乃至科学技术、手工业生产、行政管理、生活习俗等等；而认识主体的差异，是指研究者人生阅历、生活体验、审美情趣，甚至包括面对秦俑群时一刹那间的心情等方面的差异。以上两点的互相作用是导致秦俑主题多义性的最重要因素。
这种主客体相互作用导致秦俑主题多义性现象在秦俑主题诸说中有较多表现。下面仅从两个方面作以分析，秦俑主题诸说中都论及如何评价秦俑产生的时代及秦俑的面部表情，通过对这两点的剖析基本便可弄清秦俑主题的多义性是怎样产生的。
大规模地集中地修筑秦俑坑和制作陶俑的时代，是在秦统一六国之后，对此诸论家并无异议。但究竟如何认识这个时代呢?持盛世强大说者认为“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里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热烈欢迎这种生产方式，在秦代农民和刚解放的奴隶由于立军功可改变低下的社会地位，由于人民群众厌恶诸侯割据混战而渴望全国统一安定。”因而产生了“秦俑艺术形象中不畏强暴、自信、活泼的精神特征”(13)。也有者认为这个时代是“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用暴力统一中国”的时代，是经济高涨的时代，他引用恩格斯的话说：“不论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普遍繁荣一样，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因而“秦俑显示了秦政权的巩固和强大无比”，“显示了登上历史舞台不久的新兴地主阶级生气勃勃的形象”(14)。这就是秦俑群像的主题。持末世悲惨说者则认为；“这一段年代正像《红楼梦》里的贾府一样是‘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艰难岁月，而不是秦初的‘威赫赫爵禄高登’的繁盛年华”，是“政治动荡不安，经济凋零破败，人民蜇于重压之下的”水深火热的年代(15)。对于同一个时代是一个具有双重特征的时代。一方面秦灭六国，得以集中东方六国的人力物力，加上秦自身已有雄厚国力，这时的秦帝国确实是立国数百年来疆域最辽阔，国力最强盛的时代；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因统治者横征、暴敛、滥用民力、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民不聊生、阶段矛盾尖锐、社会危机四伏的时代。秦王朝国祚短暂，对于短短的十几年，很难划分出强盛的初期和衰落的后期。这十几年一直是双重特征同时存在且相互作用的时代。但秦俑群究竟是国力强盛的产物，还是“财匮力尽，民不聊生”的结果，则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目前论者各执一词，这无疑会严重影响对秦俑主题的归纳概括。对秦俑产生的背景认识的巨大差别必然导致秦俑主题研究的巨大分岐。这种分岐看来会长期存在。
第二，秦俑主题诸说均以秦俑群塑的面部情态作为言论的重要论据之一，但要准确地描述某个秦俑的表情则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人们对秦俑表情的感受差别很大，任何一个的评价都难为所有的人所认同。秦俑群塑是处在整装待发的巨大军阵中的秦代军人，受军人身份特别是置身队列军阵这一特殊环境的束缚，他们表情的总格调是含蓄、严谨、庄严而非坦率直露。队列中的军人感情不可能像生活中的军人那样把内心的喜怒哀乐毫无顾忌地淋漓尽致地诉诸面容，更不可能大喜大悲。秦俑的面部神态确实千差万别栩栩如生，其面容虽不乏较为明显裸露者，但绝大多却是那样拘谨和不确定。在文物建档工作中，我们原认为秦俑军阵中同兵种同级别的军人冠戴穿着、身体姿势并无区别，所以最能反映各个陶俑特征是他们的面容神态，这应作为文物描写的最重要文字，然而当大家面对一个具具体俑头时，各人对其神情心态的感受却大不相同，虽反复审视仍人言人殊莫衷一是，例如对深沉与愁苦，朴实与呆滞，沉思与忧虑，严肃与冷酷，威武与愤闷，谦恭与幽怨，冷峻与悲戚，平静与冷漠，恭顺与麻木，恭顺与恐惧，憨厚与无奈，自信与矜持等等表情是那样难以取得一致。究其原因在于陶俑的表情确有若干不确定性，准确地说，个个陶俑的神态本身是确定的。因其表现得含蓄内向在观赏者的审美感受中产生了不确定性。如上所述是由艺术作品的题材制约造成的。无须讳言，秦代工匠在制作陶俑时会自觉不自觉地把个人的感情融汇到自己的作品中去，但这种个人情绪在作品中的反映是被打了折扣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许多表情，如横眉竖眼、戏笑不恭、哭泣欢笑等是不能照搬到军队伍中去的，这不仅为表现的题材所不许，更为各级督造者的意图所不允。秦俑群塑是古代军阵陈列不是戏剧舞台场面，在此喜笑怒骂等外露面容表情必然荡然无存，代之以拘谨、庄严、含蓄、肃穆为主调的神态模式，这是很自然的。这种形式和内容高度统一的表现手法正是秦俑群塑的艺术成就的一个重要特征。秦俑主题诸说论者其所以都很重视陶俑的神情分析，目的在于通过人物表情考察来探寻人物内心的活动，进而剖析当时广大人民遭遇和处境以及当时的社会状况，以此作为主题立论的有力证据。但秦俑含蓄内向的表情模式却成为探索秦代广大民众内心世界真实活动的一个障碍。秦俑主题诸说论者也和文物管理人员一样碰到这一困难，他们对秦俑形象表情的感受人言人殊，如对王玉清先生《秦俑面形和表情》(16)一文所列二十三张秦俑面部表情照片看法就颇有不同(17)。既然对秦俑产生的时代及秦俑表情的评价因人而异，而这两点又是秦俑艺术主题思想提炼中诸论据中的关键所在，那怎有可能得到众人一致认可的主题呢?然而秦俑主题诸说都是通过严谨认真的论述得出结论的，可以说都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对这种矛盾现象的解释只能有一个：秦俑艺术的主题具有多义性或曰多元性。
宋代著名文学家苏东坡的咏庐山诗《题西林壁》颇具哲理，对我们认识秦俑主题以启示。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诗人感叹庐山气象万千，置身山中难窥其全貌，以为只有在山外远眺才会看到庐山的真面目。其实东坡眼中的横岭、侧峰、近高、远低诸般景象无一不是庐山真面目。如果说置身山中看到这些身观景致不算真面目的话，那么远离庐山所见到的那逶迤起伏峰峦叠障的宏观景象也算不上真面目了，因远眺所获只会是迷茫笼统的庐山概貌。蕴涵丰广的秦俑艺术也象奇峰耸峙气象万千扑朔迷离的庐山一样，它的主题的探求难免横岭侧峰、近高远低的多种景象。它不是一塘池水清澈见底毫无蕴含；也不是一抔荒丘光秃秃一鉴无余；它是碧波万项的海洋，水下是一千姿百态神秘奇特的世界。记得有人说过有多少观众就有多少哈姆莱特，也是指艺术形象的复杂丰满性导致了观众审美感受的多样性。张文立先生也有段类似的精采论述对认识秦俑主题纷纭状况很有助益，他说：“学术讨论中，很难有一元学术，只能是多元化的，学术观点在互相讨论中，总是趋向发散，形成多种观点的并存。”“文学作品、艺术作品的主题，往往是不定的。它随着论证者本人的观点、视角等因素而有不同的认述，”“这种情况除了评论者的审视角度不同以外，也同这些作品本身内含丰富，使人们见之如行山阴道上，目不目暇给有关。结果见仁见智，聚讼纷然，这又一次说明，优秀作品的客观效果，大于作者及评论者的主观意念。对秦俑这样一座数量多、个体大、含蕴广的古代文化遗产，认识不一，便自在情理之中了”(18)。
由于秦俑艺术意蕴的深厚宽广，另一方面因研究者的生活经历、审美情趣、审美经验、思维特征、研究方法等诸多差异，秦俑主题研究出现诸说并峙的局面，这是自然的可喜的。秦俑主题诸说各自从不同的方位和层面揭示了秦俑艺术所表现社会意义和作者的精神思想，每一种观点都象火炬烛光把人们对秦俑的认识引向深入，都有其自身的认识价值。今后新观点的诞生必然会有同样作用。但须强调的是秦俑主题的研究不会鼎于一尊，也不必鼎于一尊。否则，秦俑将不成其为秦俑，而成了简洁明了的启蒙读物。这就是本文所要阐释的秦俑的艺术主题思想的多义性或曰多元性。
注解：
(1)主要见闻枚言、秦中行《秦俑艺术》，《文物》1975年第12期，袁仲一：《秦俑艺术初探》《西北大学学报》(社科版)1980年第2期。
(2)张文立、吴晓丛《秦俑主题思想试探》，《陕西省文博考古科研成果汇报会论文选》1981年。
(3)林剑鸣《秦俑主题何处觅——秦俑之谜之二》，《文博》1986年第2期。
(4)聂新民《也谈秦兵马俑的主题》，《文博》1986年第5期。
(5)田静《秦俑雕塑与秦人的悲剧意识》，《文博》1990年第5期。
(6)沈伯俊《建国以来<三国演义>，研究情况综述》，《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
(7)胡邦炜《首届<三国演义>讨论近况》《文艺学习》1983年第4期。
(8)沈伯俑《<三国演义>讨论近况》，《文艺学习》1987年第6期。
(9)陈尚君《<六十年来国内>长恨歌》研究述要，《文史知识》1983年第7期；马茂元、王松令：《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9期。
(10)王朝闻《美学概论》。
(11)蔡仪《文学概论》。
(12)张文立、吴晓丛《主题·意志·逆反心理》，《文博》1987年第1期。
(13)主要见闻枚言、秦中行《秦俑艺术》，《文物》1975年第12期，袁仲一：《秦俑艺术初探》《西北大学学报》(社科版)1980年第2期。
(14)主要见闻枚言、秦中行《秦俑艺术》，《文物》1975年第12期，袁仲一：《秦俑艺术初探》《西北大学学报》(社科版)1980年第2期。 (15)张文立、吴晓丛《秦俑主题思想试探》，《陕西省文博考古科研成果汇报会论文选》1981年。 (16)王玉清《秦俑面形和表情》，《文博》创刊号。
(17)参见(3)(5)。
(18)张文立《多元结构的秦人心态》，《文博》1990年第5期。
(原载《秦文化论丛》第二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秦俑学研究/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