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三、秦始皇陵考古诸问题研究思路探讨
　　(一)关于陵寝制度的研究
　　对秦始皇陵陵寝制度的研究随着考古发现而逐渐引起学者们的注意。1961年，国务院公布秦始皇陵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1962年，陕西省文管会组织专家对秦始皇陵进行了第一次系统的考古调查，调查了包括陵园内外两重城垣、封土、地面建筑、地下排水设施等在内的遗迹，以及陶俑、建筑构件等遗物。[1]1974年兵马俑坑被发现后，考古工作者深入调查了秦始皇陵的遗存情况。学界在消化考古发现的同时，开始对陵寝制度和可纳入其中的内容或制度性因素着手思考。陵寝制度属于广义的陵墓制度或墓葬制度，但是作为帝王陵墓，特别是秦始皇陵，哪些具体内容应该纳入其中，学者们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上世纪80年代以来，杨宽、徐苹芳、袁仲一、程学华、王学理、黄展岳等先生分别发表了对秦始皇陵的研究文章和专著，讨论其陵寝制度。
　　比较早的对秦始皇陵陵寝制度的系统认识见徐苹芳先生的文章[2]。该文有专节内容讨论秦始皇陵园的相关问题。依据当时的资料，作者认为发现于封土北侧的建筑应是文献记载的起于墓侧的“寝”的一部分，陵墓为东西向，平面上右为陵墓，左为寝殿；秦始皇陵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封建帝王的第一个陵园，它所创立的陵园制度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特别是直接影响了汉代的陵园。综合其讨论内容，可以看出徐先生所讨论的实际上是陵墓制度，整个陵园发现的物质遗存都是陵墓制度的载体，而其布局、设计思想体现了制度的因素。
　　黄展岳先生也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的陵寝制度创始于战国中期，成熟于秦汉时代，秦汉陵寝比先秦国君的陵墓制度复杂，除了坟丘式的陵和陵园外，秦代还有寝殿，西汉还有陵庙，瘗埋的乘舆车马、珍禽异兽、玉器以及模拟军队送葬的俑群、陪葬墓等也都是随葬内容。[3]
　　袁仲一先生发表的《秦始皇陵考古纪要》是上世纪80年代对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进行总结的重要论文之一。其主要内容在对秦始皇陵考古的重要发现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对秦始皇陵园的陵寝制度进行探讨，讨论的内容包括陵园的方向、陵域的范围及标志、陵园的设计意图、秦始皇陵的修建时间和用工人数、始皇陵的督造者和工徒的来源、始皇陵园在中国古代陵园史上的地位等问题。[4]在2002年袁先生的研究专著中，虽然没有明确论证陵寝制度这一概念，但是他将所有的发现均置于秦始皇陵这一宏观框架之中，具有制度性因素的内容除了物质遗存外还包括布局、选址、设计理念等方面。[5]
　　马振智先生从秦国陵寝制度的发展演变的角度，论证了陵区的选择、陵园布局和形制、陵园的防御设施和门、陵墓形制、封土墓的出现、墓上建筑等诸方面与关东各国的不同之处。[6]他所论证的陵寝制度也具有宏观性和广泛性。此外，石兴邦[7]、韩伟[8]、王学理[9]、刘士莪[10]、尚志儒[11]、程学华[12]、张占民[13]、段清波[14]等先生也对始皇陵的陵寝制度有过不同程度的论述。
　　综合各家的研究，大家逐渐认识到秦始皇陵的陵寝内容包括陵园的地面界标性建筑、地面宫殿建筑、封土、墓室、棺椁葬具、墓室陪葬物、陵园陪葬坑等方面。在研究中，有些学者已将这些内容表现出的因素上升到制度层面，比如选址、布局、随葬、祭祀、设计思想等方面，这些构成了广义的秦始皇陵陵寝制度内容。
　　杨宽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致力于古代陵寝制度史的研究。他认为从战国中期到西汉是陵寝制度的创始时期。不过他所指的陵寝制度是指陵园建筑中设“寝”的制度，他从庙、朝、寝、宫入手，剖析生前与死后的宗庙、宫室、寝园等礼制性建筑，认为陵园中的寝是庙中的寝与朝分离、是庙中的寝与陵墓结合的产物。[15]我们认为这应该属于狭义陵寝制度的研究。
　　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印证，秦始皇陵确已陵侧出寝，但是作为制度的源头与发展演变是两千年来一直争议不断的问题。从更广阔的范围看，这实际上是学术界“墓祭”问题争论的一部分。东汉蔡邕《独断》认为：“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称寝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不仅蔡邕，东汉其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见解也基本相同，王充《论衡》曾指出：“古礼庙祭，今俗墓祀。”应劭《汉官仪》中认为：“古不墓祭。……天子以正月上原陵。”
　　晋代司马彪在《后汉书》就提出“西都旧有上陵”的说法，这与东汉史学家的见解并不一致。司马彪甚至认为“墓祭”实际在秦代已经产生：“古不墓祭，汉诸陵皆有园寝，承秦所为也。”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山王墓、秦始皇陵等考古材料的公布，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再度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杨宽先生著文认为先秦墓上建筑不用于祭祀。从古代陵墓制度的源流来看，先秦墓上建筑只能是“陵寝”的“寝”；秦代以后的陵寝制度，当即起源于这种先秦墓上建筑。[16]后来他再度讨论了墓上建筑的用途问题，认为秦和西汉的陵园中，只存在寝和便殿等建筑，用于日常供奉，不用于举行祭礼；这一制度沿袭自战国，战国和秦汉的“寝”中都设有殿堂，并不是先秦陵墓只有“堂”而无“寝”，也不是秦开始在“堂”外添置了“寝”。[17]杨鸿勋则认为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陵封土上的建筑遗迹，特别是《兆域图》的标示，提供了当时统治者陵墓上设置建筑物的实证，并且考古发现某些殷墓上也曾有建筑物，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魏王陵、河北平山县战国中山王陵上设置建筑的制度与河南安阳小屯妇好墓以及大司空村殷墓M311、M312等之间，有着传统继承关系。他还从三方面反驳了墓上建筑不具备祭祀功能的说法。还指出中山王墓《兆域图》注明为“堂”的墓上建筑不应称作“寝”，也不是“室”；寝还是如东汉文献中所说，至秦始皇陵始墓侧出寝。[18]后来他针对杨宽先生的观点，指出殷代存在着墓祭，所谓“墓祭”者，在墓地祭祖之谓也；人牲埋于墓地，也是用于祭祀祖先，就是“墓祭”；至于祭祀的是个别先人，还是先人集体；是祭祀这一墓地的先人，还是包括祭祀埋在它处的祖先，则属于墓祭方式问题。所以他认为秦以前陵墓上的建筑，《兆域图》的铭文称之为堂，现在也可称之享堂，而称之为寝则不合适。[19]
　　巫鸿的讨论着重分析前辈对“墓祭”一词的理解与应用所存在的差异。他认为杨鸿勋所理解的为广义上的“墓祭”一词，它只是所有在墓地上举行的仪式之一；司马彪与王世民所理解的为狭义上的“墓祭”一词，特指在陵寝上举行的帝王祭礼；汉代学者们，与顾炎武、徐乾学和杨宽一样，把“墓祭”一词理解为每年元月于皇陵上举行的盛大的皇家祭祖仪式，即东汉明帝时确立的“上陵礼”。所以他认为前述学者的争论源于对两种不同的历史问题的理解有误：一为于墓地上祭祀礼制的起源；另一为皇家“上陵礼”制度的定则。[20]
　　综上所述，以秦始皇陵为中心所讨论的秦汉陵寝制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前者研究的实际上是陵墓制度，随着考古发现的深入，学者们先是将大量的考古内容分类后定义为陵寝内容的一部分，继而将这些内容上升到制度层面，形成了广义的陵寝制度。狭义的陵寝制度，是指陵侧设有寝、便殿等礼制建筑的制度，秦始皇陵的考古发现验证了陵侧出寝的历史记载。
　　注释
　　[1]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秦始皇陵园调查简报》，《考古》1962年第8期。
　　[2]徐苹芳：《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陵园和茔域》，《考古》1981年第6期。
　　[3]黄展岳：《秦汉陵寝》，《文物》1998年第4期。又见《先秦两汉考古论丛》，科学出版社，2008年。
　　[4]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纪要》，《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
　　[5]袁仲一：《秦始皇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6]马振智：《试论秦国陵寝制度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5期。
　　[7]石兴邦：《秦代都城和陵墓的建制及其相关的历史意义》，《秦文化论丛》第一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
　　[8]韩信、程学华：《秦陵概论》，《考古学研究》，三秦出版社，1993年。
　　[9]王学理：《秦始皇陵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10]刘士莪、马振智：《秦国陵寝制度对西汉帝陵的影响》，《文博》第1990年第5期。
　　[11]尚志儒：《秦始皇陵园布局结构渊源浅谈》，《文博》1987年第1期。
　　[12]程学华：《秦陵、秦俑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2期。
　　[13]张占民：《秦始皇陵园渊源试探》，《文博》1990年第5期。
　　[14]段清波：《秦始皇帝陵园相关问题研究》，西北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15]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16]杨宽：《先秦墓上建筑和陵寝制度》，《文物》1982年第1期。
　　[17]杨宽：《先秦墓上建筑问题的再探讨》，《考古》1983年第7期。
　　[18]杨鸿勋：《关于秦代以前墓上建筑的问题》，《考古》1982年第4期。
　　[19]杨鸿勋：《<关于秦代以前墓上建筑的问题>要点的重申——答杨宽先生》，《考古》1983年第8期。
　　[20]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1/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