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历史常常使人走错房间，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焚书建议，以禁止儒生们以古非今，结果李斯和赵高合演了一出篡权夺嫡的真实剧，大秦王朝二世而亡。事实证明了淳于越等儒生的预言，在秦亡汉兴的历史变局中，儒生们自然而然地加入了亡秦的潮流之中。不过，此时的儒生吸取了在秦朝的政治教训，明白了和帝王打交道不能只凭着自己真理在握就可以颐指气使，以君王的师友自居，还要讲究方式方法，要意识到君臣有别，明白君尊臣卑，提意见也好，提建议也吧，要根据帝王的知识特点、接受能力、现实需要，提供具体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不是奢谈大道理。也就是说：一切从现实出发，解决现实问题。这是汉初儒生的共同行为特征和思维基点。
　　刘邦集团多出身文法吏，熟悉的是秦朝法律政令，崇尚的是现实功利，本能地看不起儒生。而儒生们目睹了大秦王朝的崩溃，面对刘邦的时候，内心充满了自信的同时，也在改变自己的处事方式，所提的建议和意见均以实用为准则。郦食其、叔孙通、陆贾三个人的行为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特征，通过这三个人的作为可以看出当时儒生们的现实主义价值观的一斑。
　　众所周知，号为“狂生”的郦食其，身操里监门之役，平时仍不失其儒生本色，依然儒服儒冠，明知刘邦不喜欢儒生，依然以儒生的身份进见，并教训了刘邦的傲慢无礼。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郦食其尽管以儒生的身份进见刘邦，给刘邦说的却是“六国从衡时”事，在楚汉之争中，郦食其扮演的一直是谋略家而不是儒者，在出谋划策占领了陈留以后，“食其常为说客，驰使诸侯”[1]。
　　陆贾则是“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辩，居左右，常使诸侯”。直到刘邦称帝、定都关中以后，陆贾才以儒生的身份、从儒学的角度进谏刘邦，史称：
　　贾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贾曰：“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有惭色，谓贾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贾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称其书曰《新语》。[2]
　　陆贾是汉初儒生的代表人物之一，初从刘邦以“名有口辩，居左右，常使诸侯”见称，当以儒生的身份出现在刘邦面前“说称《诗》《书》”的时候，招来的是刘邦的谩骂。但是，这个时候的陆贾显得十分的自信，针锋相对地反问“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前后行为之所以有如此的差别就是因为时移则事异：楚汉战争中，刘邦考虑的是如何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统一以后，刘邦面临的则是如何巩固江山，防止秦朝短祚的悲剧重演。所以。陆贾面对刘邦的谩骂，才能理直气壮地反诘，并使刘邦接受自己的意见，同时改变了开国武将们对儒生的态度，在听了陆贾的奏议以后由衷地发出了“万岁”的欢呼。若从《新语》的内容分析，陆贾立足现实的价值取向就更为明显了。《新语》鉴于大战之后、民生凋敝、满目疮痍的现实，以儒家政治伦理为主干，吸收道家的无为观念，以亡秦为鉴，指出当务之急是减省刑罚、与民休息，兴教化、倡仁义以矫秦政以及战争所来的不良政风和民俗，可以说，《新语》是一部解释新政的理论著作，是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代表作。在《新语》中，再也看不到“今不如昔”的历史痕迹了。
　　叔孙通本来是秦朝的博士，辗转投到刘邦麾下以后，“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从弟子百余人，然无所进，剸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数年，幸得从降汉，今不进臣等，剸言大猾，何也?’通乃谓曰：‘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叔孙通明白，战争年代，刘邦需要的是冲锋陷阵的勇士，自己虽然是儒生，向刘邦推荐的都是那些“群盗壮士”等亡命之徒。但是，当刘邦称帝以后，叔孙通就不再向战争年代那样处处看刘邦的眼色行事了。因为叔孙通知道，打天下和坐天下不同，儒学不能进取，但守成是离不开儒学的。
　　刘邦称帝伊始，昔日的战友们并不认为称帝后的刘邦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并没有对刘邦这个皇帝表现出应有的尊敬，刘邦心有不怿而又无可奈何。叔孙通看准了机会，主动对刘邦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可。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在刘邦的心目中，儒生都是些繁文缛节之士，对叔孙通的建议将信将疑，担心朝仪繁琐，要求叔孙通不要太难。叔孙通回答说“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叔孙通到鲁地召集三十个儒生，有两位不愿意，以为叔孙通没有气节，批评叔孙通说：“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百年积德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污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时变。”[3]这一段故事典型地说明了当时绝大多数儒生服务现实的政治目的。礼仪是儒学的核心内容，鲁地儒生尤其重礼，而礼仪制度的特点是遵守古制。叔孙通擅长礼仪，当然明白礼仪源自于周制，在儒生心目中，虽然不能恢复周礼，起码也要相近，但是，叔孙通更知道礼仪的功能是规范尊卑秩序，只要能够规范尊卑秩序，至于是否符合古礼倒是次要的，不存在什么遵守什么古制问题，事实上，也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礼制。所以说“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从而“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这是典型的古为今用!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持这种看法的不仅仅是叔孙通一个人，而是大多数儒生。叔孙通到鲁地征召32个儒生，只有两个人不愿意随行，其理由一是不肖叔孙通的人品，二是认为现实根本不是兴礼乐的时候。这两个人所持意见是否合理，暂且置而不论，我们要注意的是30比2这个数据。这随行的三十个儒生，都同意叔孙通的儒学发展观：根据现实需要，改变儒学传统，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再坚守什么传统，只能是食古不化的“鄙儒”了。这一类的“鄙儒”经过秦汉鼎革的洗礼，实在是少而又少了。
　　从制度上说，汉承秦制。在刘邦的时代，在法律的层面上依然是禁止私人藏书和讲学的。也就是说，秦朝的“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法条在汉初是继续存在的，虽然在朝野一片过秦声浪中，许多成为具文。然而，禁令既然存在，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官吏钳制思想的工具。中央高层虽然无视禁止诗书的律条，地方政府和基层官吏则未必。因为汉初地方基层官吏相当一部分是秦朝故吏，他们的职责是依法办事，只要法条存在，他们就有可能依法执行。而刘邦一方面因为文化水平的限制，意识不到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问题，一方面忙于稳定内外政局、巩固刘家江山。终其一生，在文化建设方面没有什么作为，对如何治国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指导思想，只是鉴于战争之后、民生凋敝的现实，停止了秦朝的滥事徭役、酷苛百姓而已。刘邦听取了陆贾的分析，虽然赞赏有加，群臣对陆贾也推崇不已，知道了仁义之道、德政无为对于治理天下的意义，但并不明白陆贾《新语》的思想价值。直到曹参接替萧何出任相国以后，最高统治集团才明确以黄老无为治理天下，真正地开始了古今所艳称的黄老时代。到汉惠帝四年三月，修改法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才最终消除了学术传播的法律障碍，在过秦的历史背景下，学者们从不同层面开始探讨治国理民之道。如所周知，汉初推行黄老政治，其特点是无为，但是，这个无为是相对于秦朝的滥事徭役和思想控制而言的。若就思想学术来说，西汉前期远非无为，而是大有为、大解放、大发展的时代，黄老学说姑且不论，儒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等都因为思想禁锢的解除而活跃起来，著书立说、课徒授众，先秦学统得以延续，大有子学复兴之势[4]。
　　思想者的思维方式、思考内容、思考目的决定于思想环境。统一已经成为现实，也就成为思想家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探讨巩固统一之道。这是西汉前期学术特点。其形而上者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哲学层面探究现实的合理性；其形而下者则是讨论具体的理民之道，解决现实问题的具体措施，即使是像战国时代那样从事着学理的讨论和传承的学者，也在默默地根据现实需要阐释自己的理论。无论是儒家、阴阳家、法家，还是黄老，在继续学统的同时都不约而同地把学术和现实政治紧密结合，在指出现实不足的时候，更注重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建设性意见。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儒家走在了历史最前沿。儒生们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要求他们思考现实问题，根据现实需要，从事理论创新。对此，只要对贾谊思想稍加留意就不难明白。贾谊是明汉前期儒生新生代的代表，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刘家江山忠心耿耿，虽然对现实当政集团的文化特点认识不足，但是其讨论的问题无一不是当务之急：改正朔、易服色是为了使汉家的政统和道统相一致；对匈奴的威胁、诸侯王势力的膨胀、农民的苦难困境等问题的分析，均是现实最为迫切的问题，所提出的应对之策虽然有些书生气，但是其可操作性、思想上的启发性是毋庸置疑的，大部分主张被后世执政者付诸实践或者部分地付诸实践。当然，贾谊关注的多是具体的现实问题，提出的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还是就事论事，属于“器”的层面，没有在学理上把儒学和汉家政治结合起来。而董仲舒则是从“道”的层面改造儒学，从学理上论证了以皇权为中心的权力秩序的正义和永恒，尽管也用天命建立一套制约皇权的理论体系，但是，其实践意义微乎其微。而就其实践意义来说，儒学由现实权力秩序的批判者变成了现实权力秩序的维护者。这些无需赘言，学界所周知，我们只要明白儒学这一变迁与儒生价值追求的内在关系就行了。
　　注释
　　[1]《汉书》卷四十三《郦陆朱刘叔孙传》第2016—2017页。
　　[2]同[1]第2113页。
　　[3]同[1]第2126、2128页。
　　[4]关于汉初诸子余续复兴及演变情况，参见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56—63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1/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