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二、秦皇汉武封禅文化心态与思想背景
　　(一)秦人功利主义的文化价值观
　　秦人的功利主义文化价值观特征，不仅在其统一六国的战争中，而且在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都具有重要作用。林剑鸣曾指出：“在秦人的价值评价中，没有给道德伦理留下位置，而完全是以世俗的功利为标准，内心修养或道德的自我反省，在这里是没必要的，需要的是对自我以外实际世界的探求和自身物质需要的索取。所以，人们关心的是生产、作战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利、害，而不注意仁义之兴废，礼乐之盛衰以及道德之完善。”[1]自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而被封为诸侯以来，秦人虽然相对中原文化较为落后的状况尽管有所改进，但仍固守着“重功利”而“轻伦理”的文化价值观不变。贾谊曾对此有所论述：“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钼，虑有德色；毋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居，妇姑不相悦，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2]从这里可以看出秦人的价值观具有西戎游牧民族古朴、率直、以实际利益为重的特点。因此，在先秦诸子中，秦人不能占有一席之地，春秋以来其哲学思想始终处于较低级、原始的水平。秦国的政治、军事家商鞅、吕不韦、李斯、尉缭等也无一个是秦人。
　　秦人文化传统中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在统一战争中表现出穷兵黩武、好大喜功以及积极进取的精神，如《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初见秦孝公，谈“帝道”、“王道”，孝公认为其“久远，吾不能待”。商鞅改说“强国之术”时，孝公“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急功近利、求强求霸之贪欲尽显于形。又如商鞅变法就是以奖励耕战、功利诱导来激发将士获取战功，以事功、军功来作为实行封爵封邑之标准，以致作战时“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锐士”。[3]再如秦立国君，不论嫡庶，而是“择勇猛者立之”[4]，以适应战国形势。因而秦人无严格的宗法制之束缚，对其最终取得一统天下的胜利，也起到积极作用。
　　这种价值观，在秦人的文化中也显露无疑。如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日书》中(有400余支竹简)，竟没有“道”、“德”这类表示修养、伦理的字眼，而却多为反映原始自然崇拜中急功近利的杂祀多神信仰。其求神问卜或祭神驱鬼的目的完全是为了祈求福利、保佑，祈求的方法也仅限于祭祀、禁忌和驱避，而决无以自身道德修养或“赎罪”的方式获取鬼神的赐福。但利用鬼神宗教发挥政治功能，秦人却颇为得心应手。《史记·封禅书》谓：“秦缪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梦见上帝，上帝命缪公平晋乱。”[5]为此，“神话是秦统一的武器，故功利性极强”[6]。殷、周人崇拜信仰的“帝”只有一个，而秦人信仰的帝却有白帝、青帝、炎帝、黄帝好几个。原来白帝青帝是秦族的远祖，而祀炎黄则是为笼络华夏民族，谋取统一事业。故秦人的鬼神宗教观反映出一种直观、质朴的功利性和兼容性特点以及西方游牧民族多神拜物教的文化传统。同时，这也为秦吞并六国后，能在统一宗教中容纳包含各国鬼神祭祀奠定了文化基础。秦统一天下后，其价值体系审美标准中含大尚多的功利主义倾向更有突出表现。秦始皇称“皇帝”[7]，修建壮伟如山岳的郦山墓与豪华巨大的兵马俑阵容、“三百里”的阿房宫，万里长城和通贯天下的驰道、直道以及巡狩名山铭功颂德等等，都蕴涵着一种粉饰神圣帝国和王权的功利色彩。
　　综上论述，一个民族根植于其文化深层的价值观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王国维曾指出：“秦之政治文化皆自用而不循人，崇今而不师古。”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统的国家形式与观念，开创了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故秦始皇追求举行泰山封禅旷世大典，不仅在于承天命统治天下等原因，而且在于秦族文化深层好大喜功的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催动作用。《礼记·曲礼上》疏：“泰，大中之大也。”《易·泰卦》曰：“天地交，泰”；《彖卦》亦曰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8]因此，在天下“峻极于天”、最大之山上与天地交通，追求一种自上古以来只有圣贤帝王方能举行的封禅神圣盛典，开创万世帝业，名扬千秋万代，这种无上的虚荣光耀，正是秦始皇将秦人功利主义价值观推向极致与巅峰的典型表征。
　　注释
　　[1]林剑鸣：《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文化的特点》，《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2]《汉书·贾谊传》。
　　[3]《汉书·刑法志》。
　　[4]《公羊传·昭公五年》。
　　[5]林剑鸣：《秦人的价值观和中国的统一》，《人文杂志》1988年第2期。
　　[6]田兆元：《神话与中国社会》第187页、第180—18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7]《白虎通义·号》：“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人之总，美大之称也。”
　　[8]《说文》释泰，“从水，大声”。这是否同秦为水德而崇祀泰山有关，尚待研究。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1/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