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至汉初胄的初步比较
张卫星 袁红蕾
199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秦始皇陵园内外城之间的东南部发现了一个大型陪葬坑(暂定名为K9801)，试掘后发现该区域内的陪葬物为各种形制的石质甲胄。目前发掘者已经整理发表了相关的试掘报告及其中的一项石胄和一领石甲的发掘整理报告。该石胄的发现弥补了先秦至汉初胄发展序列中的缺环，有利于我们探讨先秦至汉代胄的发展沿革。本文拟以始皇陵园所出土的石质胄及其他地区考古出土的材料为主，对这一问题作初步的整理认识。
在各地的工作中考古工作者已经清理了一大批先秦至汉初胄的实物，其中一定数量的胄已经过系统的整理。全国范围内出土商周时期胄的地点有殷墟安阳侯家庄1004号大墓(1)，出土了140顶青铜胄；另外在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内蒙昭乌达盟宁城县南山根、赤峰市美丽河、辽宁锦西市乌金塘、山西柳林县高红村商代大墓、江西新干大洋洲等地也有出土。属于东周时期的地点有随县曾侯乙墓(2)、战国晚期的易县燕下都M44、M13、M21、M22等(3)；各地出土的汉代甲胄较多，出土的地点计有满城汉墓(4)、淄博西汉齐王墓(5)、广州南越王墓(6)、西安北郊西汉早期墓葬(7)、徐州西汉楚王陵(8)等；秦始皇陵新发现的大型石甲胄陪葬坑目前已经清理了数顶的石胄，秦始皇陵考古队已发表了该坑T4GI胄1的发掘整理报告(9)。这些出土材料为我们开展研究工作提供了基础。
一、质地和造型的变化
目前时代最早的胄的实物资料是殷墟安阳侯家庄M1004号大墓墓道出土的青铜胄，其总数在140顶以上，这些青铜胄的造型大体一致，系整体青铜范铸。一些胄还在额头上部铸出兽面纹饰或铸出巨大的双目或大葵纹。铜胄高约20cm以上，重2000--3000克之间。
在时代稍晚的山西柳林县高红村商代大墓出土另一类半球形的青铜胄。头顶部系一带横穿的铜钮。类似的胄在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中也出土两顶，其他地区的青铜冑。
以上提及的胄都是青铜质地，均是范铸成型，这代表了早期中国青铜时代胄的制造及造型特点的一个方面。
古代胄质地与造型特点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以皮革为质地的胄。从考古发掘看皮革质地的甲胄应为商周以不的甲胄的主要形态，而且从发掘资料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甲的制作已进入到将皮革先裁制成甲片，然后编缀成甲的阶段。虽然初期的皮革质地的胄目前尚未有发现，从目前时代最早的曾侯乙墓出土的胄来看，还是参照了当时的皮甲制作方法。
曾侯乙墓共整理出皮胄七件(另有两件不完整的胄片)，以典型的l号胄(甲)为例：居中自前而后一片凸起一道圆形脊棱，与左右两片共同组成圆顶。前额片呈“*”形，垂下两角以护住双目。自颜面两侧向后围有两道胄片，悬垂胄顶下部用来遮护双耳及颈部，上排七片，与顶上孔编成可活动的形式；下排六片被上排压住一部分，其上下活动则受到限制。
战国时期，铁器已大量出现，其应用首推武器装备，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的一件战国晚期的铁质胄(编号M44：2)，其总体结构由铁札叶片用丝条或皮条穿串，自头顶至底层由七层札叶构成，整体高26cm，宽24cm。第一层用两片半径6cm的半圆形札叶叠成圆形平顶，第二至四层每层用十六札叶缀穿组成，第四层的前中及左右第一片为特型片，共同构成“T”前额，第五层各由十三片札叶缀穿，在五、六层的前部露出面部，第七层的下领部位由两片对称的“凸”札片形成胄的开合片，整顶胄应由八十九片札叶构成。总的编缀原则为上片压下片，前片压后片。
西汉初年的胄的实物资料见近年整理的西安北郊91CTDXM2:38，胄顶为一圆形片，自胄顶中心片以下另由六层札片按上片压下片、前片压后片的原则共同构成一覆钵形的胄体，另外还有护耳、护颈部位，该胄总体共用札片352片。
西汉初年的另外一种类型的胄出土于山东淄博西汉齐王墓。胄的主体为一筒形上下透空，上部由四层甲片组成，下部为左右护耳，上部四层胄片的编缀形式为自中间向两侧叠压，纵向是下排压上排。
从质地上看始皇陵出土的石质甲胄应是另一个系列的甲胄实物，但是其形制特征仍不外乎战国至汉初胄的基本特点。目前发现的秦始皇陵的石胄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以T4G1：胄1为代表。T4G1：胄l整体由74片札片组成，自胄项至护颈由六层胄片组成，在第三至五层胄片的前部露出面部，第六层片在前部有一开合的锁扣装置；其二以T2G2；胄2为代表，该胄总体形制．与T4G1：胄1相似，但是胄片的形制与T4G1：胄1相差很大。胄片的编缀原则为前片压后片，上片压下片，其中在护顶部位的第三层胄片下部已形成相当程度的外翻。
从质地上看自殷周至汉初制作胄的材质经历了从青铜、皮革至铁、石的变化，当然，石质胄应该作为一类特殊情况另行考虑，出土材料证明青铜、皮革至铁的演变为这一时期的基本发展脉络，至于青铜与皮革材质的早晚，目前尚没有更多的材料可以定论。
从造型和结构看，商周时期多为覆钵形，没有专门露出面部，对头部的两侧、后部、颈部缺乏防护，而东胡式的半球形的胄也是胄的一种简单形态，春秋晚期的曾侯乙墓出土的胄已将皮革制成札片根据人体头部特征来制作胄，有特制的面部及防护两侧的札片，覆钵形的胄所保护的部位趋于扩大，战国后期燕下都的铁胄已是相当完善的保护头部的装备了。始皇陵出土的秦朝时代的胄比前者的更为大方，最下层外翻，并且考虑了胄与甲在肩部的接触要求，专门设置与甲的肩部的接触部位。西汉初年的胄则改变了战国时期将头部包严的传统，发展出了专门的护耳、护颈部位，所以胄的整体造型与战国晚期、秦朝有所不同。
二、胄片形制的比较
除商周时期采用整体范铸的青铜胄外，春秋战国以来皮、铁、石质地的胄基本制作方法是先制作基本的札片，再编串成为具有特定形制的胄，我们认为比较其基本札片的形制，可以更进一步认识其发展演变。胄的形制与甲的形制有相同也有不同之处，根据胄专门保护头、颈部的基本功能，胄由一些基本片与特殊功用片组成，基本片是指组成胄的最常用的胄片，这些基本片代表甲胄发展沿革中的基本状况；特殊功用片是指排布于胄的顶部、开脸部、颔部、颈部、耳部等特殊部位起特殊作用的胄片，这些胄片决定了胄的具体形状。
在已发现的几个标本中，胄片具体形制见下表：
在可比前提下，春秋至西汉早期组成胄的一些札片在形制上变化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
1．基本片。所谓基本片，指除特殊部位以外的常用札片，基本札片的形制各地各时代不尽相同，在曾侯乙墓出土的胄表现为一种横长的札片。始皇陵出土石胄的札片基本上保持了规整的形制，其基本片多为梯形，棱角分别，秦始皇陵K9801 T4G1胄l第二层胄片较细长，上缘2-3cm，下缘3—4cm，高度多为7cm左右，第三至六层片基本上表现为规律的梯形，其厚度在0.34—0.74cm之间，多厚0.5cm；秦始皇陵K9801 T2G2胄2第二层片呈规整的梯形，上缘2．3cm，下缘3.3cm，高3.5cm，厚0.5cm，其他层的胄片与该层片类似。
2.胄顶中心片：春秋早期的曾侯乙墓出土的胄的顶部为一种皮质的覆钵体结构，具有一定的深度和拱起度，并且具有装饰性，其整体直径约29cm，高约18.5cm。而战国后期，秦汉时期的胄顶已演变为一种圆形片。始皇陵出土石胄的胄顶中心片有两种形状，其一直径为12cm，稍拱起，其二直径为10．5cm，表面平直。西安北郊出土的编号为91CTDXM:38的胄，顶部中心片则宽5—5.4cm；山东临淄齐王胄则无中心圆顶。
3．前额胄片形制
曾侯乙墓已有专门为前额设计的胄片。横长15cm，通高9cm，为倒“凹”形，其两侧片分别为前额的两侧片，横长约15cm，宽7cm。
燕下都M44、M21、M13、M22等出土的胄前额扎叶的形制已发生变化。前额部位由三片组成，中间片为“凸(倒)”，大约宽6.4cm，高7．7cm，小的宽5.85cm，高4.6cm，该片左右分别压住二片对称放置的“矩角形”也为“『”“*”形。
始皇陵K9801之T4G1胄1中间片亦为“*”形，伸出的尖状结构短锐，其宽约4．4cm，高6．1cm，压住的两侧片形状为“『”“*”，宽4.6cm，高7．2cm。
4．护领部位的形制
燕下都M44出土的胄及秦始皇陵T4G1胄1都有专门的护颔胄片，都呈曲尺形，从形制上看燕下都棱角不明显且较小，如秦始皇陵T4G1胄1则较大，横宽10cm、高8cm。
三、胄片布孔的比较
在甲胄札片上开一定数量的孔眼，以某种连结物在孔眼内串穿，这是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制作以札片为基本组成单位的甲胄的固定模式。孔眼在甲胄片上的排布情况，虽然不必然决定甲胄片的连结方式及整副甲胄的编缀模式，但是孔的排布情况与后二者有相当的联系。单片的札片无法体现出甲胄的功用，只有通过丝、皮条等的连结，札片才得以连缀成甲胄，所以探讨札片上的穿孔问题，有利于对编组规律的认识。
在本部分我们将重点探讨这一方面的一些问题。
1.孔的形制
曾侯乙墓甲胄片孔径为2cm左右，由于孔壁上漆膜占有一定的厚度，故甲片上原钻孔径应为2.5cm左有，为圆形。皮甲制作的复原研究者认为钻孔工具为管形皮冲子。
燕下都胄孔径也约2mm左右。西安北郊出土的西汉初年91CTDXM2：38孔径也在2mm左右，圆形孔，目前尚不清楚铁甲胄札叶的开凿方法。
始皇陵K9801T4G1胄片上孔全为圆形，孔径在0.34—0.74cm之间，绝大多数为单面钻孔， 孔的内壁留有螺旋状的钻孔痕迹，推测为一种硬质的钻通过旋转钻成的。
2.孔的数量、位置、形式组合与功用
胄片上孔的数量会因胄片类型的不同而不同，单纯讲某一胄片上布有多少数量的孔应该没有太大的意义。就其组合而言，甲片上的孔眼从表面现象上表现为个体，但是从出土迹象上可以看出，甲片上的某一个孔相当多与本甲片上的某一个孔或一些孔发生串穿关系，其次才与相邻甲片的孔眼通过联结物进行串穿，这类孔在表象上通常表现为一组，这一组中至少应包含两个孔眼，抑或是三个、四个，判定是否为一组孔的原则是串穿的方式。
比较各地出土胄的实物，札叶上开孔的排布并非杂孔，而是有章可循的。就孔的开凿位置看，绝大多数位于札叶的边缘，少数位于札叶内部。位于边缘位置的单孔排布形式是固定的，但是位于札叶边缘部位的双孔排布形式就至少有两种可能，一是双孔平行于边缘，二是垂直或斜置于边缘。这不仅表现在胄片的基本片上，而且圆形的胄顶中心片也有同样的情况。
从使用频率上讲单孔应为孔排布的常规形式，其次双孔或对孔也是一种常用的排布方式。在始皇陵K9801T4G1胄1中很明确，第一至五层胄片上下边的两个孔被一根扁青铜丝双向自正面分别插入。依此规律，自曾侯乙墓8顶胄至汉初的齐王胄札叶上有相当部分的孔应是双孔或对孔。依此类推，似乎应有三孔、四孔之组合规律，但目前就具有明确出土串编形式的札叶看，还缺乏支持的例证。
札叶上之所以开孔其功用之首要一点就是与相邻的上、下、左、右片连结，其次为装饰功能。孔眼分布的边缘位置与分布于札片的中部，应该是性质或者说意义不一定完全相同的，一般情况下，分布于边缘的孔眼相当部分起上下左右连结的功用，这在战国晚期至秦朝及汉初的甲片上表现尤为明显，而分布于甲片中间部位的孔眼有相当程度上另穿以装饰性的连结物。但是这种认为并不是绝对的，有些情况下，装饰性与实用性的连结形式二者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各种类型的孔，并不是某一片札叶上只排布某一种孔，而是各种孔都可能排布。
四、串穿和编缀
在研究以札片作为基本组成元素的甲胄时，不可避免地我们会遇到札片的连结问题，札片的连结是通过孔及串穿于其间的各类连结物来完成的。孔眼及连结物二者的有机结合使甲胄的编缀得以最终完成，因而探讨二者本身的规律及二者结合的规律实际可以对认识一副甲胄或一系列甲胄有着重要的意义。
1.串穿形式
从出土迹象上看，始皇陵K9801T4G1胄l札叶上的各类孔都有着明确的串穿迹象，西安91CDTXM2：38部分胄片间也有明确的串穿物的遗存，从这些遗留的迹象基本上可以归纳出胄片上孔眼的串穿规律。
始皇陵K9801之T4G1胄l，从串穿形式上看可分为四类情况：
A类.该类串穿与以上双孔相适应，这种串穿主要连结上下层之间的胄片，上层胄片的下端两孔与下层胄片的上端两孔重合，铜丝的两端分别插入该两对孔，交叉于下层胄片的背后。在T4G1胄1中第一至五层上下层间的连结都是这种形式。另外，胄顶中心片与第一层胄片也是这种连结形式。
B类．该类串穿与以上单孔相适应，这种串穿主要连结同一层相邻的胄片，由一根铜丝两端分别插入相邻两个胄片相应位置的两孔，交叉于被叠压片的背后，本胄中第一至五层左右相邻片间的连结都是这种形式。
C类．该类情况见于胄顶中心片的圆孔的串穿，由一根铜丝的两端同时插入该孔中，铜丝在胄顶上形成一椭圆形的环。这一串穿形式不具备连结功能，应为装饰性的串穿。
D类．下颔处的连结，这实际为一开合装置。
从公布的资料看，始皇陵K9801之T2G2胄2串穿的形式主要为A类情况，这里令人注意的是该胄胄片左右相邻片间的连结也是采用这一形式。
一根铜丝或丝、绳类的连结物双向分别插入胄片边缘稍有叠压的相邻两片的两个孔，交叉于胄片背后，这种连结方式在与秦的统一时代接近的燕下都M44胄、西安北郊汉墓91CTDXM2：38上也有同样的表现，而在时代稍晚的山东临淄齐王甲胄上却很少这类串穿形式。
在这几例标本中对一些特殊部位施以特殊的串穿，如燕下都M44胄前额中间片、齐王甲的护耳部位的两个三角片等也是通过单孔连结的。
属于胄片内部的单孔，多是属于附加装饰物的连结孔，如K9801T4G1胄顶中心片的中心孔插一个铜环，燕下都西安CT—DXM2：38可能也有同样的装饰。曾侯乙墓胄札叶上也有相当多的单孔，其串穿形式不详。
据上表按双孔形式的组合孔有两种情况，一是处于平行边缘，二是垂直或斜置于边缘，从出土现场观察秦始皇陵K9801T4G1胄1及西安北郊91CTDXM2：38双孔的穿串方式为铜丝或绳索双向插入该组的两孔，该两孔与相邻片的两孔垂直叠压，在燕下都胄也为这种串穿形式，秦始皇陵、曾侯乙墓、西安北郊、西汉齐王胄的双孔的串穿大多数应是这种方式。
但是在实物资料中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如单孔与双孔的串穿、不同组合的双孔的串穿、多组孔洞的串穿，应在出土材料的支持下作进一步的规律性考察。
2．编缀
从札叶到成形甲胄的编缀方式也是探讨甲胄的一个重要方面，以战国晚期到汉初的三顶胄为例，遵循着这样一个原则：上片压下片，一般先编缀同一层中的各片，然后再进行层与层间的联缀；同一层中，以正前部一片为起点，其余片则依左右两侧顺次向后叠压，最后两侧片同时叠压在后方居中片之上，该层合拢。但是在较早的曾侯乙墓出土胄和稍晚的齐王甲胄中，编缀方式与上述又不太一致，表现出了胄的制作上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小 结
出土的先秦至汉初胄的实物资料虽然时代早晚关系较明确，可以建立起一个胄的发展序列，但是受出土材料的限制，这个序列到目前来说是相当粗略的。
胄与甲有一些相通之处，也有相异之处。从胄的质地上看，在胄的早期阶段，其材质应该是多方面的，经过长时期的淘汰选择，最终能适应人们各方面要求的胄被保留下来。出土物所见的早期胄多是青铜质地，这应是胄发展序列中的一支，胄质地的另一支应是皮革，从考古出土物上看东周时期已经比较娴熟的制作出了皮胄和马胄，因而皮革始用于胄的制作应早于这一时代。胄的材质序列中应该有主要有两支，青铜质地和皮革，虽然从目前的出土物上看这两个系列有时代早晚关系，但是我们认为二者不一定为继承关系，皮革质地的胄应有自己的来源，其发展虽然受青铜胄的影响，但应该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系列。而在甲胄制作比较成熟的阶段，其他材质胄的制作显然继承了皮胄的制作，这从整体造型札片形制、札片上的布孔与连缀物的串穿、编缀等各方面可以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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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第七册1954年；梁思永未定稿，高去寻辑补：《侯家庄(安阳侯家庄殷代墓地)》第五本《1004号大墓》1970年台北版。
(2)随县擂鼓墩一号墓考古发掘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7期；湖北省博物馆：《湖北随县擂鼓墩一号墓皮甲胄的清理和复原》，《考古》1979年第6期。
(3)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墓发掘报告》，《考古》1975年第4期，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满城汉墓》，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满城发掘队：《满城汉墓发掘纪要》《考古》1972年第1期。
(5)淄博博物馆：《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临淄区文管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术室；《西汉齐王铁甲胄的复原》，《考古》1999年第11期。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术室、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上铁铠甲和复原》，《考古》1999年第9期。
(7)白荣金：《西安北郊汉墓出土铁甲胄的复原》《考古》1998年第3期。
(8)徐州博物馆：《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8期。
(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1999)》，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
秦汉文化比较研究：秦汉兵马俑比较暨两汉文化研究论文集/吴永琪，杨绪敏，邱永生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