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一 一个军事学术史上的新课题
　　(一)矩阵由来尚矣
　　《左传》桓公五年(公元前707年)载：在周、郑的繻葛之战中，郑国军队以“曼伯为右拒，祭仲为左拒，高渠弥以中军奉公。”拒，据《淮南子·齐俗训》高诱注：“拒折，方也。”又《左传》杜预注：“拒，方陈也。”［1］，陈，古阵字。《释文》：“拒，本亦作矩。”此处借拒为矩，二字相通，知“矩”为方阵。战国以来，一般也就径称“矩阵”为“方阵”(《孙膑兵法·十阵》)。不过，“矩阵”作为一个数学概念，现在仍然被人们沿用着。
　　周王的军队在繻葛之战中编成左、中、右三军，同郑军一样，也是三个矩阵(方阵)。实际上，矩阵是一个起源很早而时间延续又很长的战斗队形，殷墟就有“丁酉贞，王作三师，左中右”的卜辞［2］。“前后整齐，四方如矩”(《淮南子·兵训略》)的方阵，由于排面大而密集，最有利于冷兵器战斗效能的发挥，故而是军事指挥家最容易接受而又首先考虑的编队方式。如果从公元前13世纪的殷王武丁的车战算起，经过步兵战术到骑兵战术结束，矩阵(方阵)竟跨越了整整2400多年的时间。只有到了火器出现之后才真正把这个和冷兵器同步的古老战斗队形撵下了历史舞台［3］。矩阵兴衰的历程，在中国和西洋，可说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秦始陵一号从葬坑内有5700左右个军吏和武士陶俑、40余乘驷马战车，从而组成一个浩浩荡荡的军事实体。研究者从查“兵书”中“对不上号”的感叹到多种多样的定性推断，经过长期潜心研讨，终于认识到了它是一个古代阵形的缩影。在总体上，本、表清楚，锋、翼、卫、体俱备，布阵严密，队列规整；在性能上，可适应攻、守、聚、散的作战要求；在布局上，对称相应，自成作战单位，又车、步协同……认识了“矩阵”(方阵)的这一形态，终于把人们从过去的迷惘中解脱了出来［4］。
　　殷周时期的车阵战均作横长形大排面的方阵，尽管军队都编为左、中、右(或上、中、下)三军，属于密集集团的性质，但无论从总体到军内的车步相间，多作以战车为核心的一线配置。武王在灭殷的“牧野之战”中，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之士三千人，行进中令“六步七步，乃此齐焉”，“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会诸侯兵车四千乘，陈师牧野，后“以大卒驰帝纣师……武王驰之”(《史记·周本纪》)。《正义》：“大卒，谓戎车三百五十乘，士卒二万六千二百五十人，有虎贲三千人。”在这里，因为战车同步卒横向地间隔排列，步卒处于一排，为了在行军中保持队形就需要走六步、七步地停下来使左右看齐(“齐之”)；也正因为战车同步卒二者前后不相干扰，才使战车能够奔驰得开(“驰之”)。但是，我们若以秦俑矩阵与之对照，就发现两者的纵深相差极其悬殊，显然，它绝不是殷周时期以战车为主组成横排面方阵的翻版。
　　春秋时期战车的隶属步兵由过去的25人制(即“一两”)增加成75人制(“三两”)［5］，于是，战车与徒卒排列的队形就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即把三个“两”既可一字排在车前，也可排在车后面［6］，或者是配置在车之两侧和后方。繻葛之战时，郑国子元“为鱼丽之阵，先偏后伍，伍承弥缝”(《左传》桓公五年)。孔颖达疏：“车战二十五乘为偏。”偏，是战车的一个战斗编组；伍，为步卒。那么，由多乘战车及其相邻的“伍”卒为一线兵力，再加上后随“伍”卒组成的二线兵力，其阵容不但有了宽大的界面，而且有了前所未有的纵深，无疑是既增强了攻击力量，又使三“两”步兵小方阵获得了独立作战的能力，还促使了战车同步卒协同，结合稳固。
　　春秋时期的这种兵力配置是个很大的进步，但毕竟还是以战车为主的车战队形。而秦俑一号坑战车同步卒相间排列已是以步卒为主力，配备有强弓劲弩和长短兵器，无论其总体或局部，也不论在横的或纵的布局上，更不论在战车和步卒的依赖关系上，显然同春秋时期的方阵有着很大的区别。
　　注释
　　［1］《左传》桓公五年：“子元请为左拒。”杜预注：“拒，方阵也。”
　　［2］郭沫若：《殷契粹编》597页，科学出版社，1965年。
　　［3］火器是以火药为动力，发射弹丸或子弹杀伤敌人的武器。火药作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已在西汉作为药物使用。两晋、隋唐时期，炼丹家从实践中发观了硝石、硫黄、木炭等混合物具有燃烧的性能。至迟到北宋初年(十一世纪)，火药兵器才被创造了出来。
　　据说，唐福发明的“火箭”是用火药推送出去的箭，一次可发射五十支。至于火器以一定的规模用于战争的，还见有岳飞用的“石灰炮”。那是在洞庭湖镇压钟相、杨么起义时，点燃火药，喷出石灰雾，使对方睁不开眼。靖康元年(1126年)，宋军在丞相李纲指挥下，用火箭、霹雳炮等，在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市)击退金兵的进攻。南宋时期，金和南宋都使用了铁壳的爆炸性火器“铁火炮”。
　　最早的火枪，是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陈规守德安(今湖北安陆)时使用的长竹竿火枪。开庆元年(1259年)，创造的突火枪，是以巨竹为枪筒，内安子窠(弹丸)，用火药发射的管形射击火器。就在这一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元宪宗蒙哥在四川合州(今重庆合川)钓鱼城被宋军用火炮打死了。
　　元至顺三年(1332年)制造的青铜火铳，是截至目前见到最早的金属管形射击火器。到元末，火铳又成为元军和农民军的重要装备。明朝除大量生产火铳外，还开始制造铁炮。不过，这时的火铳是把火药、铅子、石子等从管制形口填进去的。射击时要把管托抵住肚子，左手握管，右手引火，常因燧眼喷火伤人。戚继光就在燧眼上加了个“火门盖”，避免烧人，也加大了射程和命中率。
　　16世纪中叶，中国从外国侵略者手中缴获了佛朗机铳、鸟铳、红夷炮，并仿制之，用以大量装备军队。至清雍正十年(1732年)，火器平均占军队的60%。
　　18世纪中叶以后，欧洲经过工业革命，火器制造日趋先进，而中国闭关锁国，致使火药生产落到了西方之后。
　　［4］王学理：《一幅秦代的陈兵图——论秦俑坑的性质及其编成》，《文博·秦文化秦俑研究特刊》1990年第5期。
　　［5］江永：《周社疑义举要·地官下》说，西周以前“五伍共卫一车，因谓二十五人为两”。金鹗引用史料证明“二十五人为一乘”的制度，其《求古录札记》：“方叔南征，车三千乘，每乘二十五人，三千乘得七万五千人，是王六军之制也”。蓝永蔚也据《司马法》佚文确认攻守车共30人，其中攻车25人，守车仅5人，是“周代古制”(《春秋时期的步兵》)。
　　《孙子兵法·作战篇》：“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显然是攻、守车的编制人数为100人。其中直接用于“驰敌”的攻车有隶属步兵75人。晋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里多次指出春秋时期“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唐李靖按《曹公新书》明确地指出：“攻车七十五人，前拒一队，左右角二队，守车一队。炊子十人，守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李卫公问对》)
　　［6］《周礼·夏官·大司马》：“险野人为主，易野车为主。”郑玄注：“险野人为主人居前，易野车为主车居前。”
　　(二)新型的矩阵实例
　　秦俑矩阵是战国时期，特别是秦国演进了的一种新型阵形(图Ⅰ-2：1)。它同殷周和春秋时期的战车方阵有着相似与非是的区别。那么，秦俑矩阵在兵力部署上究竟有哪些特点呢?我认为有以下四点：
　　第一，是以步兵为主力的多兵种混合编队。
　　一号坑内的兵种虽是战车兵和步兵两种，但步兵已不是殷周时期定制的隶属步兵，且不论其阶级身份如何，单就使用兵器的不同、单独编列来看，不但数量大，占全坑俑数的97%，而且已分化出“射兵”和“长铍兵”来［1］。所谓“多兵种”，这里还没有包括骑兵。事实上，骑兵作为参与野战的一支重要力量，文献记载中是不乏其例的，秦俑二号坑里也有骑兵俑宿营的实例。战车上有乘员3人，一号坑充其量不过150多人，大大少于步兵俑。
　　第二，纵深加大，阵形灵活。
　　秦俑矩阵的前锋和后卫由射兵组成，各作3行计204人的横队。射兵在前，是步兵出现并成为作战主力的前提，因为它不但提高了步兵远战的能力，而且多行弩兵作战时可以轮番射击。阵体中的车步相间，横向11道、纵向15组，不但有宽大的界面，而且有更远的纵深，从而突破了殷周以来一线到三线的配置(图Ⅰ-2：2)。
　　战车的战术编队，除去单车随步之外，还出现了“双车编组”。双车有主有副(副车又称“贰车”［2］、“属车”［3］、“仆车”［4］、“后车”［5］、“佐车”［6］、“倅车”［7］等)，其编法有一左一右的，如车1行、5行、7行的G2和G3的合一组，G9和G10的又合一组，车13行的G3和G4合一组，G8和G9的又合一组；也有一前一后的，如车6行、7行的G4前后合一组，G6前后合一组和G8前后合一组；车8、9行的G3前后合一组和G9前后合一组。战车一组分主、副，其副车应称之为“倅车”。横向双车，右为主，左为倅；纵向双车，前为主，后为倅。这种双车在进攻中可以夹击敌车，在防御中又能掩护自己的一个侧面。但在秦阵中的双车似乎更是为了增强攻击力量。
　　秦俑矩阵中的随车战斗步兵的人数不等，按6个过洞的32辆战车统计，分别有12、28、40、44、60、108、152等7个级差。其中随车步兵12人的有12乘车，占车数的37.5%；40人的有6乘车，占车数的18.75%；有28、44、60、108、152人的各2乘，还不到6.25%。可见秦以战车及其隶属步兵组成的战斗单位大小不等，以12人为常。尽管这不合“两”制，但多规格的编制，则是适应战场上复杂情况的一种反映。而这不同等的单位，放置在矩阵中作对称排列，成偶数，相当整齐，也正是车、步协同又各自为战的表现。由几近万名的兵马组成的大型矩阵(方阵)，其基本单元是战车及其随员的大小队形，也可以是某一特定兵种组成的队形。而吴起说“秦阵散而自斗”(《吴子·料敌》)实则指的是作战队形。其实秦军在布阵时，既能做到“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隅落勾连，折曲相对”(《李靖问对》)，“军中容军，队中容队”(沈括：《梦溪笔谈》)，又能杂而不乱、相当灵活，“有如率然(蛇)”，“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孙子兵法·九地篇》)。
　　第三，车、步协同，隐疏于密。
　　俑群同车马固然因受坑内空间的限制，放置得相当紧密，但这只是临战队形，显然是不能对敌的。一旦接战，拉开距离，就变得相当疏散。这是因为长兵器的挥斥需要足够的空间，车、步同时作战还得互相掩护。况且单辕战车转向不灵活，本身也需要疏散。那么，雄壮的秦阵，在各部分兵力的布置上，就为迅速展开作了巧妙的安排。“散”的结果，无论是从横的或是纵的方面，都会构成一个以石击卵、强鹰捕食的态势，对敌人形成无比的军事威慑。
　　第四，弓少弩多，长短兵器相杂。
　　矩阵之表多以远射程兵器装备，阵本战车上除了劲弩之外，步兵则执矛、戟、戈、铍等长柄兵器，另外还配置有剑一类卫体武器和弓弩。大量用弩，固然可以减少白刃格斗，是野战防御战术中常见的武器配备。但秦俑矩阵所显示的，似乎不全是为了防御，更多的则在于进攻。而多种兵器的配备，正是适应多方面的需要，既可用于远距离的进攻、退却时的掩护，也用于近身的白刃格斗。
　　“方阵主攻，圆阵主守”［8］，这是中国古代用阵经验的总结。当两军对峙并准备会战时，西洋军队的战术进攻有四种方法，即：“全正面攻击”、“翼侧攻击”、“中央攻击”和“斜行攻击”。而中国古代军队的进攻方法，在盛行战车作战的春秋时代早期以战车并列为横队，双方作正面冲突，利用错毂之机，一次即可决定胜负。因此，这时的战术变化不大。但从公元前707年的周、郑“繻葛之战”到公元前597年的晋、楚“邲之战”的百年之间，战术的发展则改变了以蛮力较量的最简单的全正面攻击方法，从而创立了侧击(即“翼侧攻击”)、包抄、诱退、伏击等奇诡战术［9］。春秋中期以后，随着铁兵器的登上战争舞台后［10］，普遍用弩装备队伍［11］，步、骑兵作为一个独立兵种的出现并逐渐担任了战斗主力的角色，战场地域扩大，参战人数增多，战争方式由过去的车阵战演化为步、骑兵的野战和包围战，于是进攻手段也带上运动的性质，如急速进攻、争取主动、迂回运动、合围集中兵力、阵地攻坚等战略也较多地采用。多种阵形及其变化，多兵种协同作战，或因时因地制宜的单兵种进攻方式，可说是极其丰富的。秦俑矩阵作为战国时期的主要阵形之一，不但提供了布阵的实例，而且也使人们借此对秦军在野战中的战法做一些推理。
　　秦俑一号坑既是完成了布阵程序的完整阵形——矩阵，锋、后、翼、卫具备。其中锋(前锋，也就是孙膑说的“末甲”)、后(后队，即“本甲”)是阵的主要组成部分，当然是取胜的主力。孙膑也曾多次以剑喻阵，强调二者的重要性。他所说的“八阵”，据很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并非“八种阵形”，而实为“八阵本一”(《李卫公问对》卷上)，从而给予“八阵是方阵自身队形变化的统称”(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的合理解释。那么，秦俑矩阵自身的队形变换，除了由内部各作战单位不断调整战车和步兵的位置外，大概还创造性地运用“八阵”，由“中军握奇”(阵中的指挥者)向八个方向上作频繁地队形变化，从而形成“变化制敌，则纷纷纭纭，斗乱而法不乱，混混沌沌而势不散……散而成八，复而为一”的局面(《李卫公问对》)。
　　注释
　　［1］在一号坑前部出土的戴武帻执长铍的铠甲武士俑有403尊，分布在第一、二、三、九、十、十一等6个过洞里，略去第一和第二列战车之间。因为对称排列，就形成了此类俑较为集中的“方阵”，其排列关系如下表：
　　执长铍的步兵单独编列，说明它不同于其他兵种。是一支别有用场的武装力量。《史记》、《汉书》的“高祖功臣表”中有隆虑侯周灶，曾以“长铍(鈈)都尉”的身份击项羽有功。可知“长铍兵”是秦汉军中就有的建制。
　　［2］《左传》昭公二十七年。
　　［3］《后汉书·舆服志》：“秦灭九国，兼其车服，故大驾属车八十一乘，法驾半之。”《汉书·贾捐之传》：“鸾车在前，属车在后。”
　　［4］《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景公遣使者持节赦贾，驰入军中，穰苴……乃斩其仆车之左驸，马之左骖，以徇三军。”
　　［5］《诗·小雅·緜蛮》：“命彼后车。”《孟子·尽心篇》：“驰骋畋猎，后车千乘。”
　　［6］《礼记·少仪》郑玄注：“朝祀之副曰贰”，“戎猎之副曰佐”。
　　［7］《大戴礼·朝事》孔广森补注：“乘车之副曰贰，田车之副曰佐，戎军之副曰倅。”
　　［8］李兴斌等：《孙膑兵法新译》之《十阵》注释，齐鲁书社，2002年。蓝永蔚在其《春秋时期的步兵》一书中也明确地说：“阵形名称尽管繁多，但是若从队形排列来说，它的基本形态却只有方阵和圆阵两种……方阵是进攻的队形……圆阵是由方阵变化而来的一种阵形，是方阵的收缩，是方阵处于防御阶段的形态。”
　　［9］参阅卢林：《战术史纲要》，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
　　［10］1972年、1977年在河北藁城县台西村和北京平谷县刘家河的商代中期遗址和墓葬里，都发现了用天然陨铁制造的铁刃铜钺。
　　但真正地把铁用来制造兵器的材料，则见于湖南长沙出土的一柄属于春秋时期的铜格铁剑，其长38.4厘米。我们知道，炼铁技术由块炼铁(熟铁)经过铸铁(生铁)，发展到钢铁阶段，才能造出真正的钢铁兵器。从文献记载到考古发现，战国时期的三晋地方、南方的楚、北方的燕，甚至中山国，已经在普遍地用钢铁兵器装备了自己队伍。但这时，青铜兵器仍然广泛地在生产和使用。只有经过秦到西汉时期，随着封建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以及钢铁冶炼技术的进一步提高，钢铁兵器才真正地取青铜兵器而代之。
　　［11］我国的弩，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韩非子·说林篇》说“羿执鞅持杆，操弓关机”。考古中也出现有骨、蚌制作的原始悬刀。
　　在实践中重视用弩应该是春秋时期的事，而普遍用弩则在战国中期以后。孙武和孙膑在其兵法中也多处说到“矢弩”、“劲弩”的作用。河南洛阳市中州路曾出土一只战国中期的弩，其弩机为青铜质，在木质弩臂后端装有错金的铜弩机，其前端则安有错银的蛇头样铜承弓器。当是我国目前见到最早的较为完整的弩。但这时的弩部属于“臂张弩”，所承之弓也较小，弩箭短，射程也不远。至战国晚期出现的“蹶张弩”，有的还增加了铜郭，强化了机槽，从而也大大地增强了弩的张力和射程。
　　(三)便于战术机动的临战队形
　　秦俑矩阵的正方向面东，阵体作38路的纵队，是个全正面的规则阵形。但它不是作纵队进攻的战斗队形。道理很简单，纵深太大固然“末甲劲，本甲不断”(《孙膑兵法·擒庞涓》)，但因为接敌面相应地变小，使得大部分后续部队发挥不了战斗作用。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推断：秦俑矩阵既不是战斗队列，也非行军队形，而属于临战队形。如果在平坦地域上进军或者是一旦会战，其队形将会疏朗地作多种变换。
　　对阵前，隔相当距离，对正面之敌的攻击首先是万弩齐发，形成类似火器时代那种“火力网”。重创以至于摧毁敌人的阵地，后再近战而占领之。发弩的作用在于：一是侦察对方的作战意图；二是打乱敌人阵脚，寻找战机；三是军事威慑，为肉搏战的取胜创造条件。苏秦说秦军布阵和攻击的兵器配备是“强弩在前，锬戈在后”(《史记·苏秦列传》)，有时则是长戟在前。在这里，秦俑矩阵提供了攻击性队列的实例，如前锋一律是穿战袍(轻装)、执弓弩(远射程器)的“射兵”，接后是擐铠甲(重装)、持戈、矛、戟、铍等(长兵器)的战斗步兵。
　　弩射取得成效之后，或向两侧闪开，令战车和战斗步兵作正面冲击；或出两角［1］，形成两翼包围。《孙子兵法·行军篇》说“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阵也”。轻车，是攻击型的战车。布阵时，使轻车先出军门，故而孙武把它看做判断敌情的标志之一。但在战国时期，由于车战不再是唯一的作战方式，因而从兵种到阵形以及攻击方法就自然不同于以前。当然，全正面进攻在车阵战中都极为少用，更不用说在多兵种与战的战国时期。接战的先奏，往往是从正面冲击，在行进中很快斜行展开，成为“角”的队形，从两侧包抄接敌。纵队只有在急速冲锋中，沿着敌军两侧方向迅速运动，变成更为疏散的作战横队，源源而进的战车和战斗步兵才在白刃格刺中派上了用场。根据军事指挥者的策划，出现在战场上的必然是，高明的决策所追求的那种宽大界面和纵深地域。
　　有着特大纵深的秦俑矩阵，无论是在入主阵地或是行进中，如有必要，随时都能向左或向右旋转90°，变为作战的横队。这时，持远射程兵器的两侧翼队就变成了前锋和后卫。而战车无论是单车或是双车的关系也没有变，只随车的战斗步兵变成了“弥缝”的那部分罢了。
　　本来矩阵是“无前无后”的规矩，其布阵能适应“回军转阵”的战术机动，做到“以前为后，以后为前”(《军志》)，在行进方向上作出新的调换。至于阵内队形变换与否，则依战场情况而定。公元前550年的秋天，齐庄公伐卫后伐晋，长途行军，其队形是由6个小方阵组成，齐侯及副车居“贰广”。在他前面的有两个方阵：前锋曰“先驱”，后随的次前军曰“申驱”；后卫曰“大殿”。其左右翼分别称作“启”和“胠”(《左传》襄公三十三年)。这固然是个以战车为主组我的行军队形，实际也是个“矩阵”队形(图Ⅰ-2：3)。如果回军转阵，是无须掉头180°，只要在阵内作旋转调整即可。公元前541年，晋大夫魏舒在同狄人的遭遇战中“毁车为行”，把甲士同步卒混编在一起，由5个互相掩护的小方阵(基本单元是五伍)组成一个大方阵，即“为五阵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有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左传》昭公元年)。这个按前、后、左、右配置而中间空缺的4个小方阵，再加上为诱敌而设的“前拒”，被称作“五阵”(图Ⅰ-2：4)。当时，遭到狄人的讥笑，结果是大获胜利。魏舒随机应变的这一战术，有着重要的意义。既把在狭窄地形上的行军队形直接展开变换为作战队形，减少了布阵时间，而每个小方阵又能以战年为中心在八个方位上机动转换(蓝水蔚：《春秋时期的步兵》)。同样，大方阵的转换，包括回军转阵在内，也是极为方便的。在这点上，秦俑矩阵的本体如果再增加兵种和兵额，也是不难做到“四头八尾，触处为首”的(《军志》)。
　　行军中，作180°的战术机动，一般是出于两种情况的需要，即：反包围和退却。而前者对秦军说来，多属于进攻的继续。如果是冲锋失利、交战遭围，方阵就立即收拢，转为圆阵防御。秦俑矩阵之表，皆有外向的持弩射兵，当变为圆阵时，原来的锋、卫、翼消失而整体为一，有“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究之”?(《孙子兵法·势篇》)
　　注释
　　［1］“角”，是春秋中期出观的一种战车在追击中直接展开两翼的战斗横队。公元前597年，在邲之战中，楚国的乐伯向晋军挑战，“晋人逐之，左右角之。乐伯左射马而右射人，角不能进”(《左传》宣公十二年)。
　　角的队形到战国时期就演化为“雁行之阵”。据《孙膑兵法·十阵》讲：“雁行之阵者，所以接射也。”《威王问》说“雁行者，所以触侧应□也。”角阵的形状如一个倒“人”字形，其作用在于用“劲弩趋发”前后无碍地击溃敌之翼侧，使其中主军孤立彀而败之。这一进攻队形，同恩格斯说的两翼同时进攻、中央兵力控制在稍后的地方的“翼侧攻击”有些近似。从角的队形到雁行之阵，我们可以看出：有着大纵深的矩阵是个暂注的临战队形。
　　二 秦矩阵的历史性战例选析
　　矩阵的历史，在秦人的军事生活中同样是悠久的。但其内容和作战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遗憾的是，历史留给我们可以作为直接凭借的史料却很稀少。在这里只能选择三则战例，主要从战术史的角度而又兼及胜负的综合因素，探寻其关系来加以阐释。
　　(一)秦、晋的“韩原之战”
　　战况：公元前645年(秦穆公十五年)，“秦穆公发兵，使丕豹将，自往击之。九月壬戌，与晋惠公夷吾战于韩地［1］。晋君弃其军，与秦争利。还而马鸷，穆公与麾下驰追之，不能得晋君，反为晋军所围”(《史记·秦本纪》)。“晋人已环穆公之车矣，晋梁由靡已扣穆公之左骖矣。晋惠公之右路石奋投而击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野人之尝食马肉于岐山之阳者三百有余人，毕力为穆公疾斗于车下。”(《吕氏春秋·爱士篇》)“驰冒晋军，晋君解围，遂脱公而反生得晋君。”(《史记·秦本纪》)
　　提示：第一，秦、晋两国君直接指挥战斗，实是车阵战时代的特点之一。
　　第二，战场选在地势平坦的“韩原”，两军均取“方阵”(矩阵)与战。而“晋君弃其军”，“穆公驰追之”，都是脱离阵体而冒险“争利”的行为。虽然结果各别，但犯了脱阵大忌的教训是一致的。
　　第三，秦穆公从被包围到反包围的过程，是借助了步卒对孤立的晋君“疾斗”而最后取胜的。这正显示了在战场上车与卒具有一种依赖的关系。
　　注释
　　［1］此处“韩地”在《吕氏春秋·爱士篇》、《左传》“僖公十五年”里均做“韩原”。实属于晋地，当今陕西韩城县西南。
　　(二)秦伐楚的“拔郢之战”
　　战况：秦为了攻取楚都鄢郢，从公元前280年(秦昭王二十七年)起就由三路进军。一路是秦将司马错领兵从陇西入川，经过补充，率10万之众，带大船1万艘，载米600斛，从巴的涪水而下，攻取楚的商于之地，建立了黔中郡［1］。然后又分兵一部分由巴郡东下，抵夔巫，拟出巫峡攻楚的西部(《史记·秦本纪》、《华阳国志·蜀志》)。第二路秦军出武关东下。迫使楚割让上庸、汉北地(《史记·秦本纪》、《楚世家》、《六国年表》)，进入了桐柏山区。第三路军是大将白起率军由攻打赵国代邑的北方前线南下的。秦利用渑池会后秦、赵两国停战之机，攻取了楚的鄢(楚的别都。因距郢很近，时人以“鄢郢”连称。地当今湖北宜城东南)、邓(今襄樊市北)、西陵(宜昌市西南津天)等五城(《史记》的《六国年表》、《楚世家》、《白起列传》)。秦军攻鄢时，曾遭到楚的顽强抵抗。白起在鄢城西立堨，引长谷水(即蛮水，也称鄢水)灌城，从东到西，城东北角塌陷，溺死军民数十万人(《水经注·沔水》)。楚国防守郢都的第一道防线从此被突破，主力军也随之被消灭了，使郢都成了一座无援的孤城。
　　公元前278年(秦昭王二十九年)，秦军三路已越过北、西、南三面的险地，进入楚西平原。白起下令进围楚都郢(今江陵东北)，迅速将城攻克，楚军大部被歼，少数溃散。楚顷襄王仓皇出逃，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县，也“郢陈”)。接着，秦军又东取竟陵(今湖北潜江市西北)，南攻洞庭湖的江北和江南地，建立南郡。楚国因为失去了江汉、湘黔之地，国力就更加衰落了。
　　提示：第一，秦拔郢之战历经三年，是秦昭王蚕食楚地、夺取襄汉上游，使巴蜀的秦军得以东出长江，再向前推进的战略构想下的一次重大战役。
　　第二，选择的战机良好，对秦极为有利。三晋经过秦的一系列打击，特别是公元前293年(秦昭王十四年)白起发起的“伊阙之战”使韩、魏之精锐被击灭而从此一蹶不振，其他诸侯国也为之震惊。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率军攻破齐都临淄，取70余城，虽以后由田单收复，但燕、齐两国的力量都遭到了很大的损耗。此时，东方诸国已无力抗秦，就给秦国专力对付南方像楚这样一个大国以极大的方便。
　　第三，楚都郢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占有江汉咽喉之地，西据巫巴之险，北有桐柏之固，南控湘黔，东制吴越，实为强国之雄都。秦选郢都作为进攻的目标，是深谋远虑的一种选择。秦调三路大军从关陇一带，以及北线，分别穿三峡、越巫夔、过秦巴、渡汉水，经长途奔袭，从三面包围郢都，是一次大的运动战。在以后秦的统一战争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第四，时间经过三年，行程跨越千里，水陆并进，步车协同，矩阵攻坚，出奇制胜。
　　注释
　　［1］司马错攻楚，建立黔中郡的时间，《史记·秦本纪》作秦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而《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作周赧王七年(公元前308年)。周赧王七年，当秦武王三年，显然有错，应以《秦本纪》所载为是。
　　(三)秦伐赵的“长平之战”
　　战况：在韩、魏、楚三国相继削弱之后，剩下的赵国是唯一能同秦国抗衡而又是阻止秦国东进中原的劲敌。但秦昭王两次派兵越过韩国攻赵的要地阏与(今山西和顺县西)，以便东出武安、直袭邯郸的军事行动，都被赵奢挫败。于是，秦改变战略，就向距秦最近的韩国进攻。公元前265年(秦昭王二年)，取韩的少曲(今河南济源县东北)、高平(孟县西)。公元前263年，取韩国通上党郡的孔道——太行山南端的南阳地。次年，又攻取野王(沁阳县)，致使上党郡(今山西长治市一带)同韩国的本土完全断绝。此时，上党郡守冯亭不愿降秦，就把上党郡十七县献给赵国(《史记·赵世家》、《战国策·赵策一》)。公元前260年(秦昭王四十七年)，秦派左庶长、大将王龁攻取韩之上党，赵军退守长平(今山西高平县西北)。赵派大将廉颇率大军驻守长平险阨，同秦军对峙。
　　由于赵国老将廉颇筑壁垒固守，以消耗秦军，相持三年而不分胜负。后来赵孝成王中了秦的反间之计，改派只会纸上谈兵、“不知合变”(《史记·赵奢列传》)又年少气盛的赵括为将。这时，秦密派白起为上将军、王龁为裨将军，向赵军作试探性的进攻。面对来犯的赵括，先诈败后退，诱敌追击。至壁垒前，即派一支2.5万人的奇兵切断赵军的后路，又一支5000人的骑兵插入赵壁垒间。不但把赵军切成两段，使之首尾不能相顾，而且也断绝了赵军的粮道，实行围困。另派轻车兵攻击赵军，迫使赵军退守壁垒，转入坚守防御。经过46日，赵军得不到接济，竟“皆内阴相杀食”，并分成四队实施突围，均遭失败。最后，赵括亲率“锐卒”搏战，遂被秦军射死。赵军大败，40万人全部被俘。白起除释放240个年幼的战俘外，竟把其余的人活埋了(《史记·白起列传》)。长平之役中，前后有45万赵国士兵死亡，秦军也损失惨重。
　　提示：第一，这是我国古代战争史上首次出现的大规模歼灭战。
　　第二，秦军获胜的原因，除去政治的和经济的优势外，还成功地运用了“远交近攻”的策略，破坏了各国合纵抗秦的企图。秦采用离间之计，诈退诱敌而歼之，正表现了懂得“诡道”的兵家才能(《孙子兵法·计篇》)。
　　第三，白起灵活地采用迂回运动，正奇结合。其全正面后退也必定是方阵回军的办法。以奇兵插入赵军，再以展开的矩阵对敌，因而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第四，以步兵为主力，包括车、骑在内的多兵种参加作战，量机使用，组织严密，分工也细，其进攻队形是射兵在前的部署。

解读秦俑：考古亲历者的视角/王学理著．—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