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袁仲一先生在《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说，一号坑出土1087件俑的上衣中，红色衣88件，紫色衣52件，绿色衣118件，天蓝色衣16件，白色衣2件。王学理先生的《秦侍卫甲俑的服饰与绘彩》也说，“秦俑服色缤纷多姿，而且秦宫室的壁画，同样绘得富丽堂皇，如秦都咸阳北坂第六号高台建筑，曾发现两种作几何图形的壁画，一种是彩绘，另一种是粉底墨绘。”张占民先生在《秦俑坑年代考辨》又说，“当时在秦国流行的服色有黄、绿、白等。如《中华古今注》说，袍以朝见也。秦始皇制，三品以上，绿袍深衣，庶人白袍。”说来说去就是回避有黑色的衣服。
　　刘占成的《秦俑战袍俑》一文说：“秦俑战袍的颜色，统计有朱红、枣红、粉绿、天蓝、粉紫等色，其中朱红、粉绿占比例最大。”王学理在《秦俑专题研究》一书中，也指出：“组成秦俑军事序列的诸坑俑群，以三号坑陶俑的颜色保留较多。其所涉色阶有朱红、玫瑰红、粉红、桔红、紫红、粉紫、深兰、珠宝兰、石绿、赭、深赭(褐)及粉白等十三种。在1977年第一次发掘时，刚刚出土的陶俑色粉绚丽，鲜艳如初。”根据这四位考古学家描述的材料来看，在当年的这个秦俑坑里面，完全是一个五颜六色的缤纷世界。可惜的是，大部分陶俑衣服上的颜色，已经被人为因素毁坏了。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六年，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更名民曰黔首，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由此可见，“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这是秦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
　　服色，指的是国家正式推行的服御之色。什么叫服御之色?服御之色，就是按照“五德”理念，“改制度，易服色”，规定天子的服饰和装束，又以“服制、服章”的方式，制定各级官员必须遵循的衣服器物使用制式，如《汉书·元后传》所说的，“变更正朔，服制亦尝自更”那样，一切要按照规章去办。《左氏春秋》里也说，“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围绕着“水德”两字，秦始皇是做足了文章的：“更名民曰黔首”，黔是黑的尊称：“收天下兵”，以铁兵取代，铁是“黑色的金子”；秦陵选址“南依骊山、北临渭水”，骊是黑色的马，北方的水，它本身就象征着“水德”。
　　秦始皇陵以北阙为正，面向的是北方，而秦俑坑以东阙为正，面向的是东方，两种布局的方式，没有任何一点相同之处，如果秦王朝“尚黑”制度确实得到贯彻执行的话，那么以“红、紫”为主调的秦俑服色，不可避免地就要向前推移到崇尚“火德”的那个朝代中去了。一边有秦代“尚黑、水德”的制度，一边有秦俑的“尚赤、火德”的铁证，这“水、火”不兼容的两件事，当然是不可能同时并存的。应该说，在整个秦俑坑里面，是看不到任何“黑色”服装的，为什么在一个“衣尚黑”的秦代，反而见不到黑衣，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吗?
　　袁仲一先生发表文章，解释说：“尚什么色，是以某种色为贵，并不是规定天下子民，都穿同一种颜色的衣服。历代的舆服志中反映得很清楚。始皇陵铜车马上的铜俑，穿天蓝色外衣，镶着彩色的衣缘，能说这些不是始皇帝的陪葬品吗?”张占民先生也出来说明：“关于秦武士服装来源问题，云梦秦木牍两封家信曰：‘遣黑夫钱，毋操夏衣来，今书即到，母视安陆丝布贱，可以为禅裙者’，可见秦士卒服装是自备的。秦俑塑造的士卒形象，来自全国各地，而各地服色各异。因此服色杂的特点，完全合乎情理。”几句轻描淡写的话，就把秦代“尚黑”制度给彻底否定了!
　　其实，楚国人向来有一种“尚赤”的风俗。在《墨子·公孟篇》上说：“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袍，以治其国。”绛衣，就是赤色的衣服。湖北江陵马山楚墓出土的大量衣衾，图案虽然繁缛，但仍以赤色为主色。俑坑的赤色和楚人的“尚赤”，在此竟然合二为一了!《韩非子》中说：“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邹君好服长缨，左右皆服长缨。”《刘子·从化》中也说：“鲁哀公好儒服，举国皆着儒服；赵武灵王好*(左夋右鸟)鸟，国人咸冠*(左夋右鸟)冠；楚灵王好细腰，臣妄为之约食，饥死者多。为何如此，随君所好也，君好之，民必从之，人之从君，如草之从风，水之从器。”
　　说秦始皇推行“水德、尚黑”制度，居然得不到任何人的响应，而且竟能容忍以“火德、尚赤”的秦俑，作为自己的陪葬品，这种莫明其妙的说法，论证上的矛盾之处，实在是太多了!有人以《广博物志》中“秦始皇三品以上，绿袍深衣，庶人白袍，皆以绢为之”的记载，以《史记索隐》中“襄公始列为诸侯，自以居西峙，祠白帝，……献公时，祠白帝”的记载，以秦咸阳宫中的彩绘壁画为依据，因而就认为秦始皇并不真正崇尚“水德、尚黑”，以此为秦俑违背“水德、尚黑”制度，找到了一个正式的理由，为秦俑“定性”打通一个久攻不下的学术“突破口”。
　　但是，那些都是秦统一中国以前的材料。林剑鸣先生在《秦尚水德无可置疑》这篇论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应当指出，秦尚水德，以六为纪，乃是统一中国以后才定为制度的。在统一以前，尽管‘五行终始说’对某些方面已经出现了强烈的影响，但并没有起法典的作用，所以并非一切事物均非‘六’不可。……举秦俑坑中的一些例证，企图否认‘秦尚水德’，自然也难于成立。因为众所周知，关于秦俑坑的建造年代，至今仍未有一致的看法，而多数学者，则认为应建于秦统一中国前。用统一中国之前的资料，来否认统一中国之后的问题，自然是南辕北辙了。”

兵马俑真相/陈景元著．—北京：华文出版社，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