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陵

　　一、传统核心价值理论的主要内涵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积淀了许多独特的价值观念。其中天人合一、顺乎人性、和而不同，构成传统核心价值观念的理论框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显著的支撑作用。
　　所谓天人合一，就是把人类置身于自然之中，从自然中汲取人生智慧。这种思想在中国远古就有萌芽。西周初期出现了《易经》这样将自然与人类社会视为有机整体的经典性作品，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春秋战国时期，关于如何效法天道，形成了三种基本思路：一种以儒家为代表，主张效法天道刚健有为、宽容包含的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裁成天地之道”，“辅象万物之宜”。一种以老子为代表，认为自然界起主导作用的并不是事物刚强的方面，而是事物柔弱的方面，主张效法天道柔弱的属性，见素抱朴、知雄守雌。一种以庄子为代表，认为自然之道自然而然，既无所谓刚健有为，也无所谓柔弱无为，主张彻底摒弃人对有为与无为的分别，因循自然，与自然和谐一致。虽然对自然之道的认识千差万别，对天人如何统一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但天人合一却是中国文化主要的价值追求。
　　所谓顺乎人性，就是尊重人内心最真实的情感，听从人内心最真实的呼唤。孟子曾经指出：只有发自内心的处理方式才是解决人际矛盾最自然的方式，只有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政治才是最合理的政治。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说明人渴望“仁爱”、“尊严”、“秩序”和“理性”。人之所以要有社会交往和社会组织，最终是为了使自己的爱心更加丰富，使自己的尊严更加稳固，使自己的生存环境更加和谐，使自己的理性能力得到提升。因此，待人接物、治国安邦，要确守自己的良知，推己及人，仁民爱物。庄子认为真正的人性不是道德情感，也不是理性能力，而是回归自然的超越情怀。佛教认为真正的人性是佛性，是众生超越生死轮回、追求理想佛国的品性，但这些超越性的情怀都被内化于孟子所揭示的人性范畴，认为对“仁爱”、“尊严”、“秩序”和“理性”的顺应是实现其他超越品性的基础。
　　所谓和而不同，就是在保持自己独立的判断的同时，对事物的多样性抱有深刻的理解和宽容。和而不同的思想在古代文献中出现很早。东周时期，郑桓公问史伯：西周为什么到后期出现政治危机?史伯回答说：这是因为西周王朝“去和而取同”，抛弃了多样性，只承认同一性。“和”能使事物充满生机，就像性质不同的金、木、水、火、土合在一起就能生出百物，而“同”不能使事物持久，“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春秋时期，孔子对和与同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丰富。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君子有独立的思考和判断，不肯盲从附和，但善于倾听各种不同的声音，小人则反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事物的多样性有非常深刻的洞察。儒家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道家认为事物的多样性往往会表现出极端对立的特点，但就是在这种对立中，才显示出事物统一的深刻性，事物的多样性才使宇宙充满活力。如果摒弃了人类的自我中心论，就有可能以江河大地那样的包容性来正视各种事物及其存在方式。佛教认为：从缘起关系来看，任何事物都有相互依存，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都是真如的显现。如果从平常心、欢喜心，慈悲心去观察，就会发现众生平等，圆融无碍。和而不同既是中国文化得以发展的宝贵经验，又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之路。
　　二、传统核心价值理论的主要特点
　　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理论有三个基本特点：
　　第一，它追求“止于至善”。中国传统核心价值理论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根本目标，目的是为了建立人类社会理想的伦理和政治生活方式。但它考虑人类社会的问题，没有把人的物质利益当为主要追求，也没有把与经济活动相关的权利和自由的实现当为主要目标，而是着眼于社会和谐、礼仪秩序的考虑。中国传统价值理论虽有对于自然之道的思索，但对自然世界的探讨并没有走上追求客观真理的分析之路，自然的客观真理并没有成为人类社会伦理和政治生活的立法依据。在中国传统核心价值理论中，不是因为对自然规则认识的深化而升华对人类自身的认识水平，相反，它主要是因为对人类自身的认识的升华而革新对自然世界的认识。
　　第二，它重视内在力量的激发。传统核心价值理论注重激发人的内在力量，认为一旦内在的力量被唤醒，人便会发自内心地转向对善的追求。孟子说：当舜居深山之时，与木石为邻，与鹿豕嬉戏，和深山中的野人差不多。但是，一旦心中向善的力量被唤醒，舜便像江河一样，沛然而莫之能御。中国传统价值理论具有惊人的自我反思色彩，特别重视对“内在自我”的叩问，把感悟、体证当成了展现核心价值的重要方式。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心斋”、“冥忘”、“主静”、“穷理尽性”、“止观”、“定慧”、“功夫”等一系列范畴与此有密切关系。
　　第三，它突出皇权的主导作用。中国传统核心价值理论的基本框架比较稳定，但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同一时代的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理解。而各种表现方式和不同理解的调适主要突出皇权的主导，作用。例如，孝在孔孟那里主要是对家族长辈的礼敬心理与行为，源于人的不忍之心。荀子和董仲舒意识到道义的客观规则有助于孝的恰当表达，而到东汉章帝时期的《白虎通义》，孝被归结为帝王对于天道必然性的发现。孝除了继续被视为对家族长辈的礼敬以外，还被转化为对君主的忠诚。在处理忠孝的矛盾冲突时，孔孟有家族本位的倾向，荀子则强调社会本位，并有天无二尊、在矛盾冲突中高扬君主地位、遵从理性的倾向，董仲舒则希望协调家庭与社会本位，并希望从天道中予以具体分析，《白虎通义》表现为信奉君主圣人的教化。中国传统核心价值理论的各种纷争往往通过皇权意识的主导而化解。
　　三、中国传统核心价值理论的建设途径
　　中国传统核心价值理论的革新主要通过对经典的重新诠释。众所周知，老子和孔子即在对上古文献的解读过程中，形成关于文化发展方向的洞察，老子给上古文献特别是《周易》的天道注入了新的内涵，揭示出从事物柔弱方面观察天道的独特视角，提出天道凭借柔弱、否定的方面生育万物的观点，从而使上古经典文献焕发出新的涵义。孔子对上古文献的人道思想赋予新的内涵，凝炼出入的道德情感与理性能力是人道内核的基础的判断。魏晋时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家们发现原来以为有绝对差异的孔子与老子的思想可以沟通，调和孔、老成为当时经典诠释的重要理念。在《论语》和《周易》之中，玄学家发现了《老子》的思想内容，而在《老子》与《庄子》中，玄学家又领悟到《论语》与《周易》的真知灼见。这种调和性的解读，使得无论是儒家原典还是道家原典都发生了变异。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毕其一生都在注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直到临终之前还在推敲注释的准确性，《四书集注》被后人认为是最能反映朱熹理学思想的代表性作品，而被朱熹诠释的《论语》、《孟子》与前人的理解发生巨大的差异。理学不但使《论语》、《孟子》为代表的儒学经典体系焕发出新的意蕴，同时也更新了对于《老子》、《庄子》等道家经典的理解。对经典的重新解读是中国传统核心价值理论创新的主要依托。
　　中国传统核心价值理论的传播主要通过教化。中国古代很少采取通过法典使核心价值理论制度化和普世化的模式，而主要是依靠教化。孔子认为，一般人通过教养可以成为君子，他重视教化活动在价值观的熏陶与培养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孟子甚至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法度禁令再完备，也不如良好的教育赢得民心。教育不但使人明察五伦，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知道基本的价值准则，而且能使人在经典的研习中，了解核心价值理论的主要思路。明智的君王都很注意通过教化的方式使人文明：“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孝经》)
　　目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建设已经提上日程，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建设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它离不开与现实生活的对话，离不开与世界其他先进文化的沟通，也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发掘。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的核心价值理论和观念，无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的重要思想源泉之一，我们有责任将这些根源性力量释放出来。
　　

纪念人文初祖黄帝 建设民族精神家园 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陕西省公祭黄帝陵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