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陵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并且将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定位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到确保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来部署。实现社会和谐，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发展中，具有悠久的和谐社会发展史，产生了内容丰富、思想深刻的和谐社会的思想理论和文化，从思想理论和社会实践上都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和谐社会建设遗产。当然，古代社会和谐与现代社会和谐，不能同日而语，他们所面临的时代环境、社会条件、政治、经济、文化基础截然不同，和谐的具体内涵也有差异，但是，以史为鉴，总结古代社会建设和谐社会的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借鉴意义。本文就以西汉初期在岭南建立南越国的赵佗为例，阐述赵佗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与实践，供我们参考和借鉴。
　　赵佗(?——前137年)一生经过军旅生活、县令郡尉岁月、帝王春秋三个阶段。他在秦王朝统一岭南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任龙川县令约六年时间里，筑城凿井，发展生产，奠定了他的统治基础；在治理南越国的六七十年岁月里，为岭南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汉高祖刘邦在封他为南越王的诏书中说他“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汉书·高帝纪下》)汉高祖对赵佗的评价十分中肯。综观赵佗的一生，贯穿着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并在实践中加以实现。
　　一
　　赵佗治理军队坚持和谐思想，减轻对人民的压迫，处理好各种矛盾，稳定军心，是取得胜利的保证。
　　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说：“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真定即今河北正定，战国时属赵国，《汉书》卷95颜师古注云：“真定，本赵国之县也。”秦于公元前228年兼并了赵国，赵佗加入了秦军，并被征发到南方对楚作战。楚国灭亡后，公元前222年(秦始皇二十五年；或曰始皇二十三年)，始皇令王翦挥师“南征百越之君”(《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但此次用兵，未能逾五岭之南。而赵佗在秦灭楚后，又继续南下对百越作战。第一次是屠睢、赵佗攻越，公元前218年秦“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史记·主父偃列传》)，总共50万大军，分兵五路进攻百越(《淮南子·人间训》)。但由于屠睢等一批秦军军官采取了错误的政策，使秦军“伏尸流血数十万”，伤亡惨重，主帅之一的屠睢也被杀死。改由赵佗等率领秦军采取守势。于是秦征服岭南的战争进入了持续三年的对峙阶段。第二次是任嚣、赵佗攻越，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秦命令任嚣、赵佗“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晋书·地理志》)，这次进攻，秦军势如破竹，很快取得胜利，并在岭南设置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史记·秦始皇本纪》)。
　　赵佗治军的思想与任嚣的治军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赵佗是赵国人，据考任嚣也是赵国人。据任嚣的墓碑，推知他是高乐人，高乐，秦县，今河北之南皮。据《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南皮为陈余封邑，属赵，故知赵佗、任嚣均为赵国人。[1]《史记·南越列传》载南海尉任嚣在病危之际，急召时任龙川令的赵佗商讨在天下大乱之中，如何治军立国：
　　“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修，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嚣死，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溪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任嚣、赵佗虽是武人出身，但他们颇具战略眼光，高瞻远瞩，他们治军立国的理念：
　　第一，“中国扰乱”，即各地人民起义，是由于“秦为无道，天下苦之”，即秦对人民压迫过甚，所以人民起来推翻它。要统治好南越大地，必须减轻人民的负担。
　　第二，绝秦道聚兵自守。因为赵佗恐怕秦派遣军队来镇压，所以派兵坚守横浦、阳山、湟溪三关，因为这三关是秦通岭南的必经之道，绝了此三关，就是断绝了秦军南下的通道。
　　第三，“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赵佗虽行南海尉事，但此时秦所置长吏还很多，“长吏”系秦在边郡之地所设置的官，隶属于郡尉，“掌兵马，秩皆六百石”(《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赵佗恐怕他们不听号令，故杀秦所置长吏，提拔自己的心腹党羽担任郡守、县令、长吏之类的重要职务，使赵佗真正成为岭南的最高长官，为以后称王奠定基础。
　　第四，“击并桂林、象郡。”赵佗虽代任嚣行南海尉事，但桂林、象郡内的一些越人部族，亦趁中原大乱之势，纷纷独立，不受南海尉的节制。赵佗要立国，必须兼并桂林、象郡，达到岭南统一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这是赵佗非常有远见之一招。
　　第五，修筑关防城池，加强防卫力量。
　　(1)筑乐昌“赵佗城”。
　　乐昌，是北江的重要支流武水流经的重要地点，武水源于湖南南部的宜章，流入广东后，经乐昌、韶关，与浈水合流为北江。故在湖南顺武水而下，可达北江，然后顺流下番禺等地。所以，武水是一条有战略意义的河流，乐昌傍武水，近南岭，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任嚣任南海尉时，即在乐昌傍武水，抵泷口处筑“任嚣城”，并置备成兵。赵佗继任后，在任嚣城的河对岸“乐昌西南二里上抵泷口”处(即今乐昌县南五里处)，修筑了“赵佗城”(刘远铎：《乐昌县志》卷19)。20世纪80年代初，广东省考古工作者进行文物普查时，在乐昌城南武水北岸洲仍发现了西汉早期建的城址，有石柱础、绳纹板瓦、筒瓦堆积以及利用河卵石而砌成的城墙基址，被认为可能是赵佗用以隔绝通岭北险要水道的屯兵防守城[2]。赵佗傍“任嚣城”而修筑“赵佗城”，不仅可以牢牢控制武水水道，而且还可以对湖南地理形势起一定的控制作用，即清初屈大均所说的“扼楚塞”(《广东新语·水语》)，阻止敌军由此南下；而且“赵佗城”与“任嚣城”夹武水而筑，加强了乐昌附近的防卫力量，与附近的秦关防联为一体，形成较大区域的军事防卫区，更有效地阻击敌军南下。
　　(2)新筑仁化城。
　　仁化亦紧邻湖南，为防卫前沿之一，赵佗在“仁化北一百三十里，即今城江筑城”(屈大均《广东新语·地语》)，到了明朝，“城址尚存，勒‘古秦城’三字”(胡居安《仁化县志》卷5，卷1)，清朝重修时曾勒“古秦城”之横匾。屈大均认为仁化之城“仁化接壤桂阳，乐昌接壤郴州，当时东岭未开，人粤者多由此二道”，而赵佗在乐昌、仁化筑城，就可防备从南安(今江西境内)间道从彬、桂直趋而入粤之敌军，“此佗设险之意也” (《广东新语·地语》)。
　　(3)英德、清远筑“万人城”。
　　英德城南，有浈水(即今北江)流经浈阳峡，峡长20里，水流湍急。浈水之上源为洭水。秦时即在洭水、浈水交接处设洭浦关。赵佗“为城于此山(浈山)中，名万人城”(刘远铎：《乐昌县志》卷19)。
　　清远距番禺仅一宿之路程，其北为英德，系“两粤之孔道，北吏之门户”，地理位置亦重要，赵佗亦在此“筑万人城”(董佐：《广东通志》卷120)，以利于士卒北上驰援英德、南下保卫番禺。
　　除乐昌、十二化、英德、清远的城址外，近年的考古发现证明，在广东的澄海、始兴都有汉代城址，也有可能为赵佗时所筑。
　　(4)首筑龙川城。
　　赵佗首任龙川县令，他在龙川经略六七年，首筑龙川城。龙川县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它位于广东北部，与江西定南县和寻乌县接壤，处于东江、韩江上游，在两江流域分界线上，雄踞两流域交通要冲。清嘉庆《龙川县志》载：“郡据上游，当江赣之冲，为汀漳之障，则固三省(粤、闽、赣)咽喉，四州门户，可不谓岩邑哉。”赵佗在任龙川县令，亲自踏勘当地山川形胜，选择城址，指挥筑城。唐朝丰昌明在《越王井记》中说他“登山望景”，最后确定“建池于嶅湖之东，阻山带河，四面平旷”(《全唐文》卷816)。赵佗建的佗城，三面环山，山峰秀丽，南临东江，江水如龙，易守难攻，既利于运输，又方便吸水，甚为得当，故历千年城址没有搬迁。[3]
　　(5)加强国都番禺城的防卫。
　　番禺是南海郡治，也是南越国国都。它处于东、西、北三江交汇处，负山面海，内河航道发达，海道亦交通频繁，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任嚣任南海郡尉时，亦在此筑任嚣城。赵佗建南越国，定都于此，在任嚣城的基础上，扩建成赵佗城。“任嚣城”、“赵佗城”即是番禺城(广州最早的城市)。经过最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了南越国的宫殿遗址，宫署走道，大量的巨型建筑材料，万岁瓦当，越王井等。根据考古材料结合有关文献，赵佗建番禺城的大致范围：其南界大约在今中山四路向南约300米处，即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东侧，西界大约至今人民公园，北界与宋代子城北界相接，约当今东风路以南、东界在今仓边路。[4]
　　赵佗驻重兵于番禺西边的北江的天然险要之一——石门。明朝胡荣《粤会堂记略》称，“距番禺上流四十里，有山对峙曰石门”。可知石门系因两山夹江而得名，地理位置险要，也是水道交通要冲。倘若石门被攻破，“则南越之险夺矣”(屈大均《广东新语·事语》)。
　　这样，赵佗就以番禺为中心，建立了三道防线：最外面的一道防线，以湟溪、阳山、横浦三关为主，辅以乐昌、仁化城，使得关、城连为一线，部署最强兵力；第二道防线，集中于南海郡中北部，以北江中游为中心，在英德、清远两座万人城布防，配置一定的兵力；第三道防线则为石门要塞[5]。这样，番禺城就固若金汤，万无一失了。
　　第六，稳定南越军队。南越的军队多是中原人。秦始皇南征百越的50万大军，全部留在南越“谪戍以备之”(《汉书·严助传》)。赵佗“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这一措施对减轻士兵思乡、思家之情，安定他们的情绪，消除不稳定因素，起了很大作用。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赵佗的治军思想，就是要减轻人民的负担，利用岭南的有利地理形势，建立自己的绝对统治，加强军力，巩固边防，稳定军心，建立和谐的军队环境，这是治国安邦的基本保证。
　　二
　　在政权建设上，赵佗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汉越联合政府，正确处理民族关系，使治理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南越国是一个社会和谐的政权。
　　任嚣以自己的丰富经历和敏感的政治嗅觉，向赵佗提出，在岭南立国的有利条件之一是“颇有中国人相辅”(《史记·南越列传》)。这“颇有中国人相辅”的内容，应包括两方面的人，一是南征百越大军的50万人，既有各级官吏，也有广大士兵；二是一批在岭南长久居住的中原人。如史定，据说其先为越人，但其祖辈史禄是随秦军入南越的，后居于揭阳，赵佗便授史定为东部重镇揭阳令。赵佗需要原属中原而长久居住南越的人士帮助治国，是因为他们有较高的文化，也有中原的传统观念。他们久居南越，多少融入了越人社会，融合了两地文化。这是南越政权的一股重要力量。
　　南越政权的另一股力量，就是赵佗任用越人酋长为吏、为将，作为地方官长去治理其地。这些越人与中原来的人共同组成强大的统治集团。如吕嘉，号称“越人之雄”，赵佗拜之为丞相，并以其弟为将军，吕氏家族中许多人都得以担任官职。吕嘉的儿子娶赵佗的女儿，女儿嫁赵佗的儿子。吕嘉是南越政权中的核心人物。此外，南越国册封了一些王侯，如西于王，驰义侯何遗，归义侯郑严、田甲，膫侯毕取；任命一批文武官员，如瓯骆左将军黄同，桂林监居翁、越郎都稽，交趾、九真二郡的典郡使者等。这些人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越人。[6]
　　这两部分人在统治集团中，由于利益相一致，消除了他们之间的疑虑，很好地相处，团结一致，使行政权力运作顺畅。这是社会和谐表现的重要一面。
　　南越国政权采取适合时宜的民族政策，概言之，就是文献上所说的“和辑百越”。
　　首先，鼓励汉越通婚。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联婚，从来是和睦民族关系，消除民族间隔阂的重要措施。赵氏王室从自身做起，带头与越人通婚。如第三代明王婴齐娶越女为妻，生子建德。第二代文帝赵昧墓东侧室出“右夫人玺”金印，同出“赵蓝”象牙印，这位“右夫人”可能是越女，从夫姓赵。丞相吕嘉的宗族中“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弟宗室”(《汉书·西粤传》)。吕氏家族还与南越所封的苍梧王赵光家族联姻。在赵氏统治集团的带头与鼓励下，中下级官吏兵卒及其他中原人与越族的通婚更为普遍。汉越通婚为南越政权建立和谐社会提供了基础。
　　其次，中原人入境随俗，遵从越人风俗习惯。风俗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因水土、气候、物产等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风尚和社会行为习俗，风俗习惯属于一个民族共同的心理因素，注入了一个民族的感情。对于越族的风俗习惯，如果轻蔑地加以否定，则会伤害越族人民的民族感情，不利于统治。如果遵从之，则会有助于汉越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和睦相处，有利于统治。赵佗居粤多年，对此深入体验。因此，他对越族的风俗习惯采取良则从之，恶则禁之的态度。他自称“蛮夷大长”，以越族的衣冠和礼仪，“椎结箕倨”接见陆贾，就是他从越俗的见证。在他的治理下，“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则是他禁止越族不良习惯的历史记录。所以汉越民族日益融合。
　　第三，让部分越人“自治”。岭南越族支系众多，各部越人的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赵佗因地制宜，让一部分地区，实行由越人“自治”。如对交趾地区，赵佗仅派二使者前往“典主”，同时又在交趾地区分封了一位“西于王”，让他们“自治”西瓯地区。
　　赵佗在南越国建立的汉越联合政权，实施较正确的民族政策，比较成功地处理好民族关系，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南越国内民族关系和睦，汉越人民友好相处，不仅“和辑百越”，“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而且也使“中县人以故不耗减”(《汉书·高帝纪(下)》)。南越国政权政通人和，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三
　　以人为本，大力发展岭南经济，努力解决民生问题，为岭南的社会经济发展到第一个高峰奠定了基础。
　　岭南地区属于边疆地区，古人多称之为“南蛮之地”。解放以来，两广地区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不但发掘了一些重要遗址，而且发掘和清理了数以万计的墓葬。如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广州象岗第二代南越文帝墓、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两广的汉代墓群等，都有十分重要的发现，出土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把这些文物结合历史文献研究，可以比较清晰地勾画出南越国时期岭南地区经济发展面貌。
　　由于大量中原人南迁，他们带来了铁制农具、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知识，对岭南地区的开发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考古资料证明，秦汉时代岭南地区已进入了铁器时代，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例如农业，农作物种类繁多，园圃业发达。耕地面积日益扩大，粮食产量不断提高。生产的水果蔬菜，源源北上。手工业生产有突破性的发展。青铜铸造业已达较高的水平，有铸造和锻造两种，而以铸造为主，并且懂得了先进的“失蜡铸造法”。已经有了冶铁业。岭南地区的陶瓷业发展到第一个高峰。纺织业有长足的发展，西汉南越王墓出土一套铜制印花凸板，被认为是到目前为止世界纺织史上最早的一套彩色套印工具。岭南出土的丝织品，种类繁多，工艺精湛，基本上赶上了中原地区的水平。漆器制造业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南越国都番禺和桂林郡治布山两地都设有市府作坊制造漆器，成为岭南漆器制造中心。玻璃制造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南越王墓出土22块平板玻璃，为我国汉墓中首次发现，是目前为止时代最早的平板玻璃，经专家鉴定，这些玻璃一部分是岭南地区自己制造的。玉器制造业的成就令人鼓舞，南越王墓出土玉器244件(套)，随葬玉器数量之多，品种之繁和保存之好，是全国汉墓所仅见。这些玉器精致美丽，造型和设计风格与中原地区无多大的区别，而且大部分是南越国宫廷作坊制作。总之，南越国时期，农业、手工业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为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到第一个高峰奠定了基础。
　　这些成就的取得，与赵佗以人为本，努力解决民生问题，大力发展经济的思想和实践是分不开的。
　　赵佗任龙川县令约六七年时间。秦制，县行政长官称县令或县长，万户以上为县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县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官阶即俸禄有一倍之差，反映了县的等第。赵佗既为龙川县令，说明龙川的政治地位高，地理和军事交通地位重要。龙川置县之初，辖区包括现在的龙川、河源、和平、连平、兴宁、五华、梅县、平远、燕岭、大埔、丰顺、梅江区等，以及新丰、陆丰、紫金、寻邬等县的部分地方。可见当时龙川县的范围相当辽阔。当时龙川密林遍布，瘴气袭人，自然条件恶劣。土著越人用刀耕火种方法开垦土地，仍未脱离原始农业阶段。秦统一岭南，带来先进生产工具，尤其是铁工具使砍伐大片森林取得土地，兴修水利，深耕细作成为可能。赵佗指导当地人民开荒辟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唐代韦昌明在《越井记》中说：“南越王赵佗氏，昔令龙川时，建池于嶅湖之东，阻山带河，四面平旷，登山景望，惟此为中。厥土沃壤，草木渐包，垦辟定规制。”(《全唐文》卷816)，所见为一望平畴沃野，草木丛生景观，生态环境非常良好，适于人类开垦繁衍。所谓赵佗在龙川“垦辟定规制”，自然包括土地利用方式、耕作制度，以及相应技术措施、管理和环境保护等。赵佗为开发龙川，改变龙川的落后面貌作出了重要贡献。
　　赵佗以人为本，为民生解决实事，发展南越国经济，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史记》、《汉书》记载的高后采取“别异蛮夷”政策，令赵佗大为不满。
　　《史记·南越列传》载：
　　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自为功也。”于是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竃往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岁余，高后崩，即罢兵。
　　《汉书·两粤传》载：
　　高后自临用事，近细士，信谗臣，别异蛮夷，出令曰：“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与牝。”老夫处辟，马牛羊齿已长，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辈上书谢过，皆不反。又风闻老夫父母坟墓已坏削，兄弟宗族已诛论。吏相与议曰：“今内不得振于汉，外亡以自高异。”故更号为帝，自帝其国，非敢有害于天下也。……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于今抱孙焉。然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汉也。今陛下幸哀怜，复故号，通使汉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
　　我们对这两段记载，略作分析，可以看出赵佗对发展南越国经济的关注，并为此而作不懈的努力。
　　第一，“有司请禁南越关市”。“关市”对于南越国的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南越的社会经济比中原地区落后，赵佗十分重视与周围邻国和汉朝的关系和商业贸易，充分利用秦平南越时开辟的新道，设置“关市”，从中原引进南越所无的商品、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文化。同时亦将南越的特产在“关市”向中原销售。“禁关市”等于是对南越国实行经济封锁。这点赵佗是不能容忍的。
　　第二，“禁南越铁器”“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铁器在当时是先进的生产力，南越需要从中原输入。正是因为南越从中原获得大量铁农县和铁手工业工具，才使南越的农业、手工业获得突破性的发展。“禁南越铁器”，也是对南越经济封锁的一个方面。这点也使赵佗暴跳如雷。
　　第三，“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与牝。”马、牛、羊在南越奇缺。马是主要的交通工具，牛是主要的农耕畜牲，羊是主要的肉食之一。马牛羊对南越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吕后的政策，“予牡，毋与牝”，即只供给雄的，不能提供雌的，唐颜师古注《汉书》说“恐其蕃息”，使马牛羊在南越不能繁衍。吕后的政策是非常毒辣的。这使赵佗寝食难安。
　　第四，这三件事，对于关注南越经济发展，重视民生的赵佗来说，如五雷轰顶。他“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他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一是“使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辈上书谢过”，希望吕后改变政策。但吕后不但不依从，反而扣留这三人于京，不让返回南越。二是派兵攻打长沙国边邑。三是“自尊号为南越武帝”。万变不离其宗，总的目的，是要吕后改变封锁南越经济的政策，以改变民生。
　　赵佗关注民生，重视发展经济的举措之一是带领民众，在南越广筑水井。水井的发明，是人类从居无定所走向定居，从靠采集天然食物为生走向发展种植农业的必然结果。水井的发明为人类摆脱傍水而居的限制，从河湖两岸走向内陆提供可能，是人类不断提高对自然界的开发能力的表现，是人类对水资源利用的重大进步。赵佗任龙川县令时，在龙川筑有越王井。据韦昌明《越井记》称“井周围为二丈许，深五丈。虽当亢旱，万人汲之不竭。其源出嶅山，泉极清冽，味甘而香。自秦距今，八百七十余年，其迹如新”(《全唐文》卷816)。韦昌明认为，赵佗在龙川筑井，是赵佗的政绩之一。此井在当时可供万人汲用，估计是供县城戍卒及附近居民的饮用井，对于改善县城居民的饮水卫生状况，保障军民健康，有重要意义。据新编《龙川县志》载，井位于龙川旧县城佗城镇光孝寺内。井为砖石结构，深40米，井口开有一直径0.6米的圆形汲口，井台高出地面0.7米。六角形的台面，以四块石板平铺而成。井膛用三层红色方石叠砌，叠石下用青砖铺至井底，中部直径约2.5米。现保存完好，是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广州也有赵佗修建水井的文献记载和遗址。《太平寰宇记》说：“(越王井)深百余尺，云是赵佗所凿。诸井咸卤，惟此井甘泉，可以煮茶。”《岭表录异》记载：“(越王井)在州北越王台下，深百尺余，砖甃完备，云南越赵佗所凿。广之井泉率卤硷，唯此井冷而且甘。”越王井又名天井、越台井、赵佗井，后因宋番禺县令丁伯桂在井上盖上九孔石井盖，故又名九眼井。屈大均《广东新语》云，九眼井“相传尉佗所凿。其水力重而味甘，乃玉石之津液。志称佗欲斯水，肌体润泽，年百有馀岁，视听不衰”，“广州诸井此最古”。此井位于今广东科学馆后花园内，直径2.1米，全身用石块砌筑，井底淤积深达7.0米[7]。此井不但井深，结砌讲究，且远离珠江而紧靠越秀山，故水质清澈而甘甜。
　　关于南越同时期的水井，近年来在南越国宫署遗址发现多口，特别是1996年在蕃池遗址之西发现的一口食水砖井至为精巧，该井建在一个圆井坑中，井圈用特别制造的弧扇形砖叠砌而成，井底铺垫细沙，起过滤作用。其上平铺五块砂岩石板，石板中心和四周各凿一个圆孔以透地下水。井圈与井坑壁之间再用纯净的黏土夯实，以隔断地表污水渗入井内，以保持食水清洁。这是目前岭南发现年代最早的砖井。说明当时广州已掌握先进的造井技术。此外，还发现有用陶井圈叠砌的渗水井、用木方架设的蓄水井，还有竖穴土坑井。从井的所在位置和井的类型以及深度来看，这类井应是用于浇花的灌溉井。由此看来，广州地区已根据不同的需要，运用不同的材料来建造不同类型的水井。
　　南越国时期，水井的运用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个地区。两广南越国时期的墓葬中出土大量陶井模型，这些墓葬有达官贵人，也有平民百姓。井有用于汲饮，也有用于灌溉。而且有井盖，说明人们已懂得环境保护。
　　以上材料是赵佗以人为本，努力解决民生问题，发展社会经济、促进社会和谐的生动体现，也是他建设社会和谐思想与实践的历史见证。
　　四
　　坚持“和而不同”的理念，吸收各种不同文化的精华，建立和谐的社会文化。
　　中华民族精神是一种文化会通精神，对待不同文化主张“和而不同”。什么是“和”?什么是“同”?“和”就是能够吸收、消化、融合各种不同文化精神的精华，善于博采众家之长，创立一种新的精神文化，也就是多样性的统一。“同”就是单调、呆板的统一，听不进不同意见，对异己采取排斥的态度。春秋时期，晏子对齐景公说，“和”就像八音的和谐，一定要有高下、长短、快慢各种不同的声调，才能组成一首完整和谐的乐曲。“同”就正相反，如果琴瑟的音调是一样的，那么怎么听呢? (《左传》昭公二十年)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就是说，君子以“和”为准则，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声音，独立思考，不要盲从附和。小人则正好相反。
　　赵佗在统治南越国时期，对待不同的文化，正是采取“和而不同”的态度。赵佗首先吸收了中原文化的精华，建立了与中原大抵相一致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礼仪制度。
　　首先，在南越国建立郡国并行制。秦始皇建立郡县制，汉初刘邦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实行郡国并行制，除了推行郡县制外，还实行了分封制。与此相适应，建立了一套由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体系庞大的官制系统。赵佗建立南越国之后，仿汉制，在南越国设立南海郡、桂林郡、交趾郡、九真郡，每郡下设若干县。同时又分封苍梧王、西于王等。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并建立一套完整的官僚制度，这是汉初刘邦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而制定并首创的制度，对汉初社会的安定、和谐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赵佗仿效汉朝制度，在南越国实行郡国并行制，并建立完备的官制，对南越也起了同样的作用。
　　其次，在文化、礼乐制度上积极汉化。积极推广汉语言文字，史称“赵佗王南越，稍以诗礼化其民”(黎崱：《安南志略》)，使得岭南“华风日兴”、“学校渐弘”(黄佐：《广东通志》卷40)。考古资料中的汉文材料十分丰富，简牍、皇帝印玺、公私印章、御用乐器、随葬器物、常用各种质料的器物(如陶器、铜器、漆器以及棺椁)等，均刻写有汉字。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墓出土木牍《从器志》，写有汉字达372个。特别在广州市南越国宫署遗址的一口井中发现百余枚木简，简文内容主要是籍簿和法律文书。简牍制度与中原和西北发现的简牍大同小异。这是南越国考古的重大发现，是南越国推广汉语文字的铁证。[8]
　　赵佗在南越国推行汉朝的度量衡制度。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汉墓中，出土了计量实物多件，可以说是度、量、衡俱全。经研究，证明南越国的度量衡制与中原汉朝的制度基本一致。[9]
　　葬制亦仿中原。南越国时期的墓葬，其形制以土坑墓、土坑木椁墓为主，随葬品也往往配有一套效法中原的陶质礼器，如鼎、壶、钫、盒等。南越文王墓的葬制仿中原葬制，是最具代表性的。南越文王墓凿山为墓，系仿中原汉室帝王之葬制；南越文王入殓时身着丝缕玉衣，系仿中原汉代王侯之制；文王墓中出土了数套青铜编钟、编磬、勾*(左钅右翟)，不仅证明南越国设有仿效汉朝乐府的主管音乐的机构，而且证明南越国也盛行汉朝的礼乐制度。
　　仿汉朝实行纪年。汉朝高祖刘邦用在位的年序纪年，如高祖元年、二年、九年等，一直到高祖驾崩。南越文王墓出土一套勾*(左钅右翟)，皆阴刻有篆书“文帝九年乐府工造”及“第一”到“第八”的序号。[10]据查，南越文王九年为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表明南越国仿汉实行纪年制度。
　　汉朝实行敬老制度。汉朝提倡以孝治天下，其措施之一是实行尊老。景帝下诏称：“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遂群生。”(《汉书·景帝记》)尊老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赐老人以鸠杖。鸠杖就是带有鸠首的木杖，受鸠杖的老人，“比六百石，入官府不趋，吏民有敢殴辱者，逆不道，弃市”。汉朝的鸠杖出土较多，如甘肃武威就曾出土过三根鸠杖。1982年，广州市郊瑶台柳园的一座汉墓中发现一根杖的鸠首，这是南越国实行尊老制度的见证。
　　第三，广东是岭南文化的发祥地，南越国时期是岭南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岭南文化是在土著文化的基础上，接受中原及各地优秀文化，并吸收海外文化精华，从而形成自己特色的本地区文化。岭南文化的兼收并蓄、多元性、兼容性的特色，在南越国时期已显露出来，西汉南越文王墓的随葬物就是历史见证。南越文王墓的遗物，具有秦文化、巴蜀文化、匈奴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南越文化以及海外文化因素。[11]在已发掘的全国四十余座诸侯王墓中，具有这么多文化因素的器物并存，南越文王墓是唯一的。这说明赵佗是用开放的精神，兼收并蓄的气魄，创造了南越的文化氛围，才在他的孙子文王的墓葬中有这种多元、兼容的文化气象。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说：“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化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现代性。”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就是我们应当吸收的精华。在西汉初期，赵佗在岭南建立南越国，是开拓岭南的功臣。他治理南越国的社会和谐思想与实践，是一笔可供我们借鉴的历史遗产。陕西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中华文明的源头。陕西省人民政府，为贯彻十七大精神，在纪念人文初祖黄帝的时候，召开建设民族精神家园学术研讨会，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对陕西省人民政府和本次研讨会组委会邀请，表示衷心的感谢。
　　[1]龙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龙川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76—677页。
　　[2]朱非素：《广东考古三十五年概述》，载《广东省博物馆馆刊》1991年第2期。
　　[3]参看王子今：《龙川秦城的军事交通地位》、司徒尚纪：《赵佗经略龙川与东江流域早期开发》，此两文载《佗城开基客安家》，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版。
　　[4]麦英豪：《广州城始建年代及其他》，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5]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页。
　　[6]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页。
　　[7]《广州文物表·越王井》，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
　　[8]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州市南越同宫署遗址西汉木简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3期。
　　[9]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
　　[10]《西汉南越王墓》上册，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40—42页。
　　[11]“西汉南越文王墓研究”课题组：《岭南文化多元性、兼容性的历史见证——西汉南越文王墓研究》，未刊稿。
　　

纪念人文初祖黄帝 建设民族精神家园 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陕西省公祭黄帝陵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