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陵

　　目前的中国一切都在飞速发展中，价值观念发生着急剧的变化，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腰缠万贯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梦想，也许明天就会变成现实。人们在物质世界中熙来攘往，基金的起伏涨落、股市的牛熊交替成为关注的焦点，曾经占据话语中心的精神、理想、道德等等被打入另册，娱乐至死、躲避崇高似乎成为时代的潮流。那么，在这个物质大潮汹涌澎湃的时代，有了汽车洋房就不需要精神家园的构建了吗?这种物质第一的现象究竟是时代进步的表现，还是社会整合不够的一时乱象呢?就此问题笔者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人的有限性与无限性
　　相对于茫茫宇宙来说，人是极其渺小的，无论是对世界的认识还是改造、利用程度都是非常有限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前身后世，他在时间维度中是有限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完全控制他周围的环境，都不可能让世界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运行。即使科技发展到今天，人类具有了毁灭自己赖以存在的地球的力量，但这本身就是和人的意志相反的，人掌握的不是解放自己的力量，而是否定自己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说，人依然不能控制自然，更不要说自己的命运了。所以，要精确地了解世界，没有错误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是不可能的，拉普拉斯之妖不存在。由于世界的无限性，人总是面对着不确定。这种不确定性始终对人的心灵造成压迫，为了缓解这种压力，人们于是寻找一种诀窍，一种捷径，犹如数学公式一样，通过它可以解决一切类似的问题，在这种诀窍面前，人们的心灵可以得到安宁，在不稳定的世界中藉此求得稳定，在多变的环境中求得永恒。最终，他们发现了(或者说创造出了)这种诀窍，这个诀窍就是神。神具有主宰自然的力量，神会告诉我们一个努力的方向，一个信仰，凭着这个信仰我们可以应付一切。世界本身不会告诉我们它自身的一切奥妙，而神可以。人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和神沟通。于是，人通过神在有限的存在中上升到无限，掌握了永恒。神成了力量与价值的双料凝聚体。
　　随着人们认识的发展，神主宰世界的权威逐渐被剥夺，人类自身开始承担起这样的重任。但是人类远远没有认识到自然全部，神虽然在自然认识领域中被清除出去了，但是人类再一次设定这种永恒的凭依，这就是世界是可以通过理性认识的，世界是确定性的(或者是不确定性的)，总之，在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中，科学家总有一种信念，这种信念也是未经证实的假设，在这种假设的指引下他们的心灵得到安宁，引领着科学向特定的方向(正确或者不正确的方向，如果不正确再次修正这种假设，但不能没有)前进。
　　在社会以及价值领域，神也面临着自然领域同样的处境，对于服从确定的因果律的社会事物，理性已经取代了神；但是，对于具有多种可能的价值领域的东西，我们仍然面临着不确定性，我们仍然面临着祖先寻找永恒的问题。既然神已经不能扮演这个角色，那么人就自己通过一套道理，找到一些最基本的价值信条，靠着这种信条去支配自己的行动，进行利益取舍，这也是有限者追求无限的体现。这些信条以及证明这些信条的道理就是我们精神的家园，是我们最后的栖息地。所以说，有限的人寻求无限，在变动中追求永恒的人类需求正是视精神家园存在的理由和基础。由于我们的有限性，我们所信仰的这些信条肯定在功利的层面上不可能永远让我们达到利益最大化，有些利益在我们寻求心灵的安宁过程中不得不予以舍弃，所以精神家园的首要意义在于它的价值性，在于通过对利益的调节而安顿灵魂。人只要是有限的，就需要这样的信条，就离不开精神家园，否则他便处于无穷的焦躁与不安之中。精神家园是人自身属性的体现，是人之所以成为人所不可缺少的，是人的尊严的体现。它在理性的时代取代了神的地位，因而它也是神圣的，永恒的。
　　二、功利取向的泛滥与僭越
　　反观今日中国，似乎处处呈现出与我们上述相反的趋向。首先，财富仿佛成为一些领域的硬通货，财富上的成功者成为英雄，人们被一种巨大而无形的力量引领着、操纵着去追求财富，整个社会舆论对这种现象给予空前的宽容和青睐，其他一切事情与此相比，都显得无足轻重。所有一切可以换取财富的资源都炙手可热，比如权力、地位、名誉等等。在这个疯狂的场域中，理想，信仰(对金钱的信仰除外，其实这本身并不能称为真正的信仰，只不过是人感性本能的观念化而已)，精神成为被忽略、嘲笑的对象。这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经济上努力发展自己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新的价值传统，其力量与影响绝对不容忽视。
　　对财富的追求成为主流意识，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也是中国千年未有的“变局”。夏商时期是一个笼罩在浓厚宗教、巫术气氛中的时代，海外学者张光直先生把商朝概括成一个世俗王权与宗教神权合一的社会形态[1]。宗教夹杂迷信是必然的，但宗教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崇高，崇高并不是对人的欲望的直接承认，而往往是以否定这种感官需求，推崇某种超越性的神圣的东西。西周以礼乐文明的形式把人的各种社会规范神圣化，并且内化为自觉的追求。在上述情况下，财富以及其他的感官诉求都不是体系化、显形的意识形态的主流。东周以来，中国的思想文化体系进行着重新的整合，法家曾经在某些地区、某一时代短暂地流行，它赤裸裸地追求政治利益，剥掉了人的神圣性与崇高性；但是它的反面影响很快就突出出来了，经过西汉儒生的激烈批判，法家退出显形意识形态层面，君主尽管都在执行这种路线，但是并不敢大张旗鼓地宣传，成为隐形的阴谋之术。自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道德意识、崇高感就一直压制着对物质的追求，使之不能成为显形的主流意识和社会心理。近代以来，救亡图存为主流意识，压倒其他，物质追求也不可能成为显形的主流意识。1949年以后，是革命、政治本位，尤其是废除私有制，物质利益更是受到空前的压制和批判，直到改革开放时期。合理的物质需求当然不能过分压制，应该适度承认。但是利益是人的本能追求，儒家一直有这样一个预设：本能的追求无须提倡，人们自然会这样做；需要提倡的是压制这种追求不能使之超过一定的度，并且人的道德意识应该无限地提升，以达到圣人的境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第一次公开地把对财富的追求放到显形的层面上，以适应资本主义以来财富极大增长的世界形势，改变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争取国际地位和发言权。这本来是百年强国梦得以实现的正确举措，但是起码是在大众传播的层面上我们忽略了对人的本能的适当控制，忽略了对精神家园的建构(政府一直提倡精神世界的建设，但是还有很大不足，下文对此进行论述)，造成了现在崇高消解、价值失范、灵魂放逐的乱局。
　　其次，大众传媒也空前规模地加入到这种功利化的大合唱当中。曾经凝聚着崇高、担负着信仰的媒体现在成为感官化、世俗化的急先锋，它们疯狂地争夺着受众，而汇聚受众的关键是大家关注点的公约数。因为当代的媒体在出卖节目、出卖报纸的过程中是赔钱的，它们的收入就是靠受众的量，也就是在为市场推销商品汇聚一群宣传的对象，这种对象越多，得到的广告投入越多，媒体越赚钱。于是不论个人的职业、文化程度甚至性格如何，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就是媒体努力的方向。那么什么是大众关注的公约数呢?最大的公约数无非就是人最原始的欲望与需求——物质的需求与自然欲望的满足，也就是所谓的食色之欲。于是媒体就围绕着这个问题做文章，这是当代媒体低俗化的原因所在。除了满足基本的需求之外，人另外一个天生的兴趣点就是求新、求异，于是各种消解传统价值的节目甚嚣尘上。这实际是一种反文化的倾向，是把充满个性的人干枯化，把人“物化”、工具化。
　　物质利益第一、大众传媒的普遍低俗化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失序，带来非常明显的消极后果，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媒介本身也对此非常无奈和不满，有识之士痛切地喊出“收视率是万恶之源”[2]的心声。
　　第三，政治建构精神家园的不足。远的不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没有放弃对国民进行精神领域建构的努力，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说就是对人民的教育，虽然改革开放以来这只手有些不硬，但是手本身毕竟一直存在着。尤其是十六大以来的新一届党的领导集体，他们看到了“仓廪实”民并不自然地“知礼仪”，看到了社会在精神领域的失范，那些“极少数”的消极腐败现象总是以“极少数”的形式存在着，不能消除，而且时时掀起大浪，严重地毒害着社会风气。鉴于这种情况，党和政府先后提出“公民道德建设纲要”、“八荣八耻”等措施和口号，希望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动机、出发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就其方法、效果来说也有可深思之处。
　　首先，政治是在功利层面对社会秩序的调节，它更多地指向人的有限性。除了政教合一的情形之外，政治调节的是人的功利层面的关系，并不能囊括人精神领域的全部，也就是说，政治指向人社会化的公共层面，而个性化的私人空间政治很难发生作用。所谓“恺撒管恺撒的事情，上帝管上帝的事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其次，对于个人来说，政治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力量，个人深层次、精神领域的问题则更多靠一种自觉，两者难以完全合拍。休谟发现了道德律与自然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自然律的规律在道德领域往往是失效的。康德在休谟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道德应该是人的自觉，外在的强制已经不是道德的内涵了。中国传统的儒家自其创始人孔子以来就一直强调自觉是道德的必要条件，在外在压力下的“道德行为”已经是不道德的了，是“乡原，德之贼”(《论语·阳货》)。关于道德标准问题不在本文的讨论的范围之内，但是康德以及孔子、孟子所强调的正是私人领域高度发达，高度精致的道德构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精神家园，可以肯定地说，只要人类存在，这种超越性的精神家园的构建就一直是必须的。
　　综上所述，利益是一种本身不能为自己确定方向的力量，它需要外在的价值观的调节与指挥。物质利益可以把一个人从地狱解救到天堂，但是同样也可以把人从天堂放逐到地狱。财富永远指向人的有限性，不仅一个人拥有的财富量最终是有限的，财富本身并不能解决人的安宁、幸福等问题，并不自然地使人崇高，只有在一定价值观调节下，对财富的合理支配才能使人崇高化。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建设人的精神家园呢?如何重铸崇高呢?
　　三、文化的可移植与不可移植
　　近代以来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就是西方的先进、中国的落后，落后对先进的学习成为中国人不得不走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直到今天仍在继续。民主、科学这二位“五四”时期就请进来的先生是我们学习的主要内容。科学在今天已经没有争议，而且我们已经相对成功地移植了西方各个门类的科学技术，传统的科学技术在西方强势的冲击下可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不得不亡；只有那些不顺不逆，按照自己的理路存在的，西方科学尚不能融摄、解释的一些科学体系和科学现象(如中医中的针灸现象、经络理论等)还在苦苦支撑。
　　民主的问题相对要复杂一些，从政治操作层面而言，把这种有效的管理社会的工具移植过来也基本上达成共识，民主政治制度背后有一系列的价值观，如平等、自由、世俗化(世俗化是相对于人格不平等的等级制、精英化，与低俗化有着本质的区别)等就比较复杂了。本文认为，民主以及背后支撑这种制度的必要观念和价值已经构成了现代化的基本平台，犹如科学也是物质上现代化的平台一样，我们也应该接受，只有接受了这个平台，我们才能谈得上现代化，传统的思想应该通过这个不可逾越的卡夫丁峡谷，这也是“五四”留给我们的一般认识。
　　民主是一种抽象的原则和精神，如何落实到制度上，必须从各个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实际出发，针对具体问题逐渐推进，世界上很难找到具体形态完全一样的民主制度。归根结底，民主最终仍然指向工具性，最终落实到政治上，背后的观念是为政治服务的，也即是说它属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可以移植，关键是工具理性之外的价值理性能不能移植，有没有必要移植?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族群认同感。目前民族的界限远远没有消除，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仍然非常激烈。对于一个国家、民族来说，民主只是组织该社会的一种方法，在这种政治组织下人如何生活、如何思想则是千变万化的。犹如我们有了粮食和蔬菜，如何烹饪成食品则是有很大的不同的。而且并不是拥有了民主这张通行证，世界就可以大同了，利益纷争就不存在了。对于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具有巨大空间存在和经历了悠久时间绵延的族群来说，族群认同是一个文化的人、社会的人的精神需求，也深刻包含着长久以来的民族、国家利益认同。她不仅使人有一种家园的感觉，给人一种稳定性、归属感，她还是组织她的成员产生巨大合力的无形力量。《周易》固然不能炸沉潜水艇，但是通过《周易》汇聚起来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则激励着我们不仅克服潜水艇甚至航空母舰、核武器的威胁，屹立不倒。国民党与共产党有着血海深仇，但是在涉及族群存亡的危急关头，仍然能够联系起来。目前在台湾的国民党，在政治理念、意识形态方面与共产党有着巨大的区别，但是从上古的黄帝、中古的岳麓书院一直到新传统凝聚体的孙中山面前，可以再度握手，这就是族群认同的文化力量。借助这个力量，在这个文化、族群认同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慢慢解决一切问题。随着民主制度及其价值观念舶来的是英国的历史、美国的光荣、法国的精神甚至古希腊的文化，我们在对这些人类伟大创造给予由衷敬意的同时，切不可失掉自我。
　　其次，是中国巨大的时空存在也使全盘的文化移植成为不可能。中国既有非常现代化的大都市，又有着广泛的、相对处于孤立状态的乡村。而且是经历了5000多年未经中断的传统文化的陶铸与洗礼，尽管“五四”以来传统文化受到有意识的批判与否定，但是仍然具有巨大的惯性力量，在潜意识层面支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一个人可以全盘西化，可以完全接受其他文化，但是对于一个情况如此复杂、差别如此巨大的中国来说，重新接受另外一种文化是不可能的。这种传统的坚固与移植因素增加只能导致文化冲突而引起族群矛盾与混乱，破坏既定的和谐。
　　再次，保持本土文化的独特性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即是有基本价值认同的西方国家也在致力于保护自己固有的文化，抵制其他强势文化的侵略，并且把这一行为提高到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法国、瑞典都通过相关的立法保护本国的文化，在新闻、出版领域都有明确的规定，以抵制英国强势文化的侵入。加拿大也通过相应的法律手段，以抵制美国的文化入侵。[3]上述这些国家在民主制度以及其他一些方面都分享着共同的价值观、实行着本质上相同的制度，但是除了这些组织社会的工具性文化之外，他们对自己民族多年来独特的文化仍然进行着保护，以维系自身的族群认同感。
　　四、传统文化与精神家园的建设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物质财富以及其他一切功利性的力量，这些不过是指向人的有限性需求，这些力量是中性的，它既可以给人带来幸福，同时也可以成为一种巨大的破坏性的力量，毁坏人的安宁和幸福。随着传播手段的革命性变化，传媒逐渐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本来主要作为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传播手段，逐渐与一般人的水平持平，甚至还低于一般人的道德精神标准，人性中恶的一面、动物性的一面被释放，并且被恶性放大和炒作，产生了一种很强的回归动物性的倾向，人的尊严被异化、剥夺。人在几千年中积累的尊严与崇高正在被消解，这种倾向是反文化、反文明进而也是反人类的。在巨大的物质性倾向面前，在文化以及传播领域必须维持、重建“生态平衡”，让“精英文化”占有相应的位置，重新构建精神家园是挽回人的尊严、维持人的幸福的必要手段，在目前形势下，这个任务已经非常迫切了。
　　由于我们处于物质与制度双重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些基础的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价值观必须要移植过来，通过移植来改进我们国家、民族的社会组织方式，也只有通过这种移植，才能有效地遏制传统中的不良成分，才能拯救其中的精华。出于目前世界民族、国家利益的冲突性现状，民族、国家间利益的对立、冲突还将长期存在；出于文化多样性的世界趋势，考虑到中国巨大的时空存在的特点，传统文化就成为我们构建精神家园的不可或缺的资源宝库。笔者不揣浅陋，试从以下方面提出传统文化对构建精神家园的作用与意义。
　　(一)用理性构建信仰与内在超越的路径
　　20世纪以来，对于中国文化的主体——儒家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许多成果，其中一个很大的共识就是儒学是一种具有实践理性品格的价值体系，它是关于人如何社会化的学问，也就是张岂之先生所说的关于人的学问，是“人学”，而不是对客体的中兴玄思，是一种价值体系。它是建立在血缘亲亲的经验性认识基础上的一种通过理性方式规范人们行动，最终构建复杂、精深的信仰体系的学说形态；它不同于基督教诉诸外在的信仰，因而是一种内在的超越性的体系。它既满足了人们的信仰需要，又是理性的，海外新儒家将这种特点概括为“内在超越”，得到大陆学界的普遍认同。这种既具有理性特点又具有超越性、满足人们信仰需求的学说形态是适应时代需求的，我们应该在这方面着手深入挖掘，重建中国的精神信仰体系。
　　(二)“义利”、“理欲”关系的重新审核
　　“利”、“欲”问题都是指向人的有限性的，当然也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必要前提，应该做必要的肯定。尤其是中国长期是一个农业国家，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小农停留于简单再生产，无法进行扩大再生产，处于一种温饱性的自发和谐状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革命的展开，在新的工业社会形态下财富有了革命性的增加，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也不再满足于温饱性的自然和谐状态，而且工业、商业的力量已经成为国家力量的主要体现，传统的、农业社会的“义利观”必须要改变。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就开始反思这种“义利观”，真正在这方面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还是改革开放以后，追求财富成为一种光明正大的普遍意识，成为社会的主流心态。现在不是如何告诉人们追求利益的时代，而是利益对人们产生了普遍压力的时代，形成了某种类似资本原始积累的疯狂，人性在利益的面前被摧残、异化。许多社会问题都出在利益方面，最明显的就是分配不公平、贫富差距悬殊。“利”已经到了不需提倡而要压制的程度了。“欲”包括生理的欲求以及对功利性东西的追求，后一层意思就相当于“利”，生理的欲求自然无法消灭，但是它必须被限制在一定的形式和一定的限度之内，超过了这个限度和形式，也是反文明、反人类的，都会导致人的尊严的丧失。传统的尤其是理学时期的理欲观首要的错误是过分压制，其次是在男女之间要求的不平等。通过“五四”以来的解放运动，自然人性已经回到它应有的位置，现在不是如何解放的问题，而是如何合理形式化和节制的问题。“利欲”虽然在历史上，在不同的文化中都受到过不合理的压制，但是这种出于人的本能的东西一旦不合理的过分的压制被取消之后，就不需要意志的努力，会自然地膨胀，逼近、冲破必要界限。而到当下形式上利他的道德必须要经过意志的努力才能达成。儒家不鼓励人在“利欲”方面的追求就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之下的。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也十分容易让人接受，但是在贯彻到行动中就有很大的难度，需要复杂的心理、思想力量为支撑，需要一种超越的信条来维系。两千年的儒学在这方面积累的深厚的文化资源，这也是需要我们开发的。[4]
　　(三)否定性的佛家般若智对人的治疗作用
　　如果说儒家是建构的话，佛家就是解构。佛家最终肯定的就是空，大乘佛教尤其如此。既然现实存在的世界不可能被任何理论否定掉，那么佛教为什么会有那么顽强的生命力，而且在当今科学昌明、理性因果联系被大众习知的时代仍然风行不已呢?大乘空宗就是一把剃刀，它发挥的是割除的作用，减的作用，那么什么样的割除、什么样的减是社会、人类所需要的呢?自然是病灶、毒瘤和多余的东西。佛教不是童年时期的教师，是成年人的大夫。人只有到成年的时候，随着社会化的加深，各个方面在奋力前进，在前进的过程中，在屈服于各种不合理障碍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衍生出许多非人性的、有害于自己和他人的东西，世俗的说法是异化，佛教的说法就是执著。在异化、执著的初期会感觉到痛苦，感觉到不正常，时间长了就不自觉地认为是自然的了，也不觉得不合理了，就是佛家所说的“反认他乡是故乡”。因为社会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不是完全合身合体的，海德格尔说人被“抛”到这个陌生的、异质的社会中，在顺应、屈服的过程中就会长出许多赘痈，佛教存在的基础就是这些赘痈，它的作用就是割除这些赘痈。释迦牟尼修行的目的就是解除成年人的烦恼，不管这个故事是否真实，但是它象征性地说明了佛教的使命与存在的意义、适用的范围。中观法就是否定两个极端，不肯定任何一个恒定的存在。对于没有赘痈的人来说，对于一切符合中庸的人来说，佛教的般若智是没有意义的，孔子不需要佛教可以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如果我们把佛教的中观法理解为一种对于病态执著的治疗的话，佛教就具有积极意义，这也是佛教存在的基础。
　　儒家是一种建构，强调人的社会化，改变社会；佛教是解构，是在承认既定现实的前提下对人的内心世界的调适。社会不能不改变，人不能不进取，但是社会变化的步调不可能总是适应人的需求，而且往往是不能适应人的需求，所以，就需要调适自己，寻求内心的平衡和安宁，在变动中寻求精神的永恒，佛教和儒家应该结合起来，实际上在理学中已经结合起来了。尤其是在王阳明，他把儒家的道德主体与佛教的中观法相当圆融地融合在一起，具有般若智的“洒落”，又有道德良知的敬畏。当代学者牟中三先生能够深透阳明学之三昧，提出“即存有即活动”的命题，直接儒家的生命智慧，他坚定地肯定了价值性的良知，认为价值先于工具，人的精神应该并且要敢于支配物质力量。同时，通过“良知”的“活动”，容纳了制度性的民主、工具性的科学。无论我们对他的思想怎样评价，但是这确实是一种在肯定本民族血脉、精气的基础上对精神家园的建构，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真正的精神家园不是什么“鸡汤”之类的文化快餐，它首先应该有一个坚实的价值肯定作为信仰的阿基米德点，任何有限的力量、任何功利性的东西都应该以此为坚实的支撑，通过这种支撑，有限的人在纷繁多变的世界中获得永恒，超越有限，得到安宁。
　　(四)特定的民族心理结构与审美方式、存在方式
　　民族心理结构是传统文化长期陶铸而形成的一种群体的特殊的心理状态，是一个民族具有固定性的生存方式。比如中国人习惯于用含蓄的方式表达意见，习惯于给别人留有余地(面子)，这些都是一种民族的心理倾向，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同样是处理一个问题，可以用直率的方式也可以用含蓄的方式，两者没有优劣之分，不应该用一种取代另外一种。审美方式也是在长期的文化熏陶中逐渐形成的，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倾向，中国的各个门类的艺术与西方有着明显的差别，只要是美的，风格不同不会构成高下的区别，我们在本民族固有的审美方式中感到亲切，美自然成为构筑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艺术的表现形式可以变，本民族特有的美学精神也应该保留。在艺术领域中我们完全可以中国化，追求中国气派。在中国特有的价值系统中，审美方式中，形成我们自己的存在方式。
　　[1]参见张光直著《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99年版。
　　[2]http：／／club.lywww.com／Announce／Announce.asp?BoardlD=140&ID=199335
　　[3]法国在1983年成立了电影与文化投资委员会，以保证包括出版业在内的文化产业能从银行获得专门贷款。加拿大从1990年开始设立了文化基金银行，为书刊出版商提供优惠贷款。1995年，加拿大政府还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的基金会来促进和提高加拿大图书出版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个计划规定，每个加拿大书店如果购买和安装新的电脑软件，政府将为其支付总费用的一半，其最高资助额为1万加拿大元。主要是由于政府的支持，加拿大出版业迅速发展，成为西方出版业的后起之秀。德国政府不惜财力对学术著作进行资助。在德国联邦研究与技术部领导下，德国研究协会设立“印刷补贴”基金，直接补给出版社，以资助学术著作和学术期刊的出版。除资金资助外，德国政府还明令对图书出版物实行国家统一定价。1984年，联邦德国议院通过动议，确定出版物应坚持限价销售，并认为，“没有限价的保护，图书业和出版业就不能防止对阅读文化的多方面的威胁”。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当代，哪一个环节出现了空当，外国就会乘机渗透，在出版领域，外国的渗透往往意味着文化的入侵以及文化的被殖民，这也是许多国家不遗余力地进行出版业保护的重要理由。这些措施保护了德国出版业的发展。参见于友先：《文化变革与现代出版产业的发展》，《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第7期。
　　[4]张恒寿先生在1986年的文章中就对理学以来的各种理欲观进行过系统地分析，提出理学的理欲观是“节欲”，而不是“禁欲”，而且张先生还在那个时代就明确地提出传统理欲观对于物质发达社会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他说：“越是改革之际，越需要遵守道德(理)，克服自私，因为这个时期，最容易当事人造成图谋私利的机会，一切营私舞弊，不正之风，都是不能克服利己欲望而产生的。所以以理节欲这一传统道德，即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今天，也是实际上起指导人的工作态度及其他行为之作用(口头上理论上可以换一句别的话讲)。”“我们因为对第一步的物质生产问题还未解决，所以要积极从事经济改革，补走以前未走的道路，但这只是一种补课性质，而不是最后的目的地。我们在补课过程中，仍要有一个远大理想的明灯指引前进，才不至于重现某些西方人所感到的迷惘。”王俊才编：《张恒寿文集》(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456—457页。
　　

纪念人文初祖黄帝 建设民族精神家园 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陕西省公祭黄帝陵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