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陵

　　中国历史以“巫山人”为开端，已有200万年的悠久史。血缘家族公社历约170万年的发展，至约30万或20万年前时崩溃，母系氏族公社萌芽。它历数十万年的产生、发展，约至晚期智人(新人)阶段(约5万—1万年前)时正式形成并有所发展，母权制社会确立。先民的体质、思维能力、语言等，已基本与现代人相同，原始宗教也已形成。同世界上其他古老民族一样经历的神话时代，也随着母系氏族公社首领的普遍出现，以及少数先进地区部落长的出现而逐渐进入传说人物时代(10000—4071年前)。古代史学家树立了以中华始祖母华胥氏为开端的、血缘关系的“三皇五帝”传说时代系统。“自我国秦汉时期以来，古史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事迹已经成为当时历史结构的最初框架。”[1]因此，我们研究黄帝精神就得从“三皇”入手，全面观察黄帝业绩，才能归纳、提炼出黄帝的精神，以促进民族复兴和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
　　一、远古先民和三皇文化孕育了黄帝的天下为公精神
　　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对上承199万年先民文化、下创母权与父权制文化的“三皇五帝”进行了宏观、微观的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促进民族复兴，增强民族凝聚力、振兴中华经济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目前全国各地对以“三皇五帝”为主要代表的许多传说人物的研究，已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和新高度：从民族形成、文明起源、传统文化渊源等方面论述其事迹和价值。
　　(一)“三皇”人物及其反映的时代
　　民族、中华民族一词使用较晚，为近代的述语。其渊源则是非常悠久的，有从元谋人(175万年前)开始的，又有从巫山人(200万年前)开始的。从古人(约30万或20万年至5万年前)新人(约5万至1万年前)时期，母系氏族社会确立并有所发展，人类的智慧已接近现代人，原始宗教观念和想象力逐渐形成和丰富，出现与世界上古老民族一样的神话。《春秋元命苞》、《春秋命历序》列出了许多神话人物。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或借助于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加以形象化。”[2]母系氏族公社发展到现代人(1万年前)以后，有的首领因造福于社会的事迹多，而被人们口耳传诵，近现代史学家称其为神话传说时代。一般认为华胥氏已具备氏族公社或部落首领的特征，被尊为始祖母。中华民族源远流长，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因为史籍中记载华胥氏出现在八千多年前，比埃及、巴比伦、腓尼基、印度的史籍记载尚要早一二千年。
　　中国自华胥以来，谱系清晰，氏族、部落、民族、方国的产生，发展，形成，演变和分布等情态，也都明显实在。通过大量的岩画、岩文、陶文、甲骨文、金文、简牍文、漆文、帛文、石鼓文及纸文等记载，与丰富的地下文物互相印证。在文字与实物的真凭实据下，中国古老的历史要列为世界之首，这是任何国家和民族所难以比拟的。“华胥氏是黄河流域最早的居民，亦是中华民族的祖先。”[3]据有关文献记载：华胥氏与燧人氏通婚，“生”伏羲氏和女娲氏，其二者通婚又“生”少典有熊氏和有蟜氏。少典与有蟜氏通婚，“生”炎帝神农氏。在华胥至炎帝期间的传说人物很多，称“皇”者亦不少，古今学者大都认为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为“三皇”。他们的传说，“传诵了我国古代人类摩擦取火、渔猎和农业生产等与人们生活密切关联的重大发明和创造；同时，也反映了用火、渔猎、农业这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些传说人物，不管他们是否真实存在，但他们的主要事迹却是客观的事实，是可以相信的”[4]。“从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也证明了我国‘三皇’传说的可信性。”[5]华胥至炎帝均有世系，子孙代代袭用一个“称号”，历代事迹皆记在一个名义之下，因而形成生(故里)、邑城地(聚落或城)、葬地(后世堆土成陵，曰陵墓)、祠庙等的“多元”现象，导致学者研究的困难，各个地方对遗迹的各执己见之争论。“三皇”大体可与考古学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的“前仰韶”、“仰韶”文化阶段相比附。
　　(二)“五帝”人物及其反映的时代
　　先秦典籍的称“帝”人物，比“皇”的人物较少，也比较集中，古今学者多赞同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所归纳的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帝时代是原始社会晚期和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代，按恩格斯的分期法，属于原始社会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五帝之间可能有某些血缘的继承的关系，但不一定就像《史记》所说”[6]的那样。五帝时期已是文明曙光时代，大体可与考古学称的“龙山文化”阶段(约5000—4071年前)相比附。黄帝虽然也是少典娶有蟜氏女所“生”，但比炎帝要晚1000年(一说500年)，与炎帝八世榆罔(又曰参卢)约同期(年龄要小得多，目前何光岳研究员认为：黄帝与炎帝一样，有八世。黄陵生的为二代，新郑生的为八代。本文仍以传统说的一个黄帝论述)。黄帝(约5000年前，一说4500年前)生于西北黄土高原，兴盛和定都于中原。
　　(三)三皇与五帝的联系和不同
　　《管子·兵法》篇：“明一者皇，察道者帝。”《白虎通·号》篇：“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人之总，美大之称也。”战国时期的学者，认为原始社会是先有皇、后有帝的。依据诸文献记载的传说人物事迹，大体上可以看出：“三皇”为主要代表的传说人物，皆为“创世”者，如开天辟地，创造宇宙间万物；造人，繁育男女人口；区别男女辈分，改变杂乱性交，实行嫁娶制度和礼仪；取火、采集、渔猎，发明农业和生产、生活工具等，是具有美德的首领。“五帝”除具有这些美德外，已有治国的准则，教化百姓的内容和方法，贫富、贵贱、等级现象产生，文字、铜器、城等已出现，标志着“文明”即将到来。单就黄帝而言，他已具有与夏王接近或相似的一些特征。“三皇只是文化的创始人，而五帝则是文明的缔造者。”[7]没有“三皇”文化，就没有黄帝文明；没有“三皇”一心为民谋生存的创世精神，也就没有黄帝“天下为公”的精神。
　　二、黄帝天下为公精神重要内涵的反映和表现
　　精神属于哲学范畴，《辞海》云：“精神，指人的意识、思想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宗教信仰和唯心主义者所讲的精神，是对意识的神化。唯物主义者常把精神当做意识同一意义的概念来使用，认为它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而在哲学上，意识和思维是同一类的、同一意义的概念，都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原始社会史》云：“原始社会的意识形态，随着人和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原始公社制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原始经济制度的变革而变革。”[8]从目前研究的成果看，有从哲学、政治、经济学方面归纳的，有从民族形成方面归纳的，还有从儒释道方面归纳的等。如归纳黄帝有创造、奉献、团结、进取精神；黄帝有民本、法制、军事、哲学精神；黄帝有建功立业、为民利族、开放自强精神等。从原始社会的生产力和物质存在说，“灵魂不死的观念或灵魂崇拜是最原始的哲学唯心论萌芽”；“对自然界的一些简单规律、物质现象也有一些朴素的了解，对客观世界在一定程度上采取现实的态度。这可以说是无神论、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9]因此，我们认为黄帝精神是在“三皇”精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只有从《尚书》以来的文献中探寻，并结合考古、民族等学科予以论述。这也是“人类的历史说到底是人类创造文明的历程”[10]，“思想史和文化史可以沟通并联结为一个整体”[11]所决定的。
　　(一)以土地为根的重视发展农副业生产精神
　　《周易·说卦》云：“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尚书·泰誓上》云：“维天地，万物之母。”《黄帝经》云：“人主者，重地则得其根。”“王天下者，轻悬而重土，故国重而身安。”“夫民，仰天而生，往地而食，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可见黄帝对土地是十分重视的。《礼含文嘉》云：“伏羲乃则象作易卦。”《史记·太史公自序》云：“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太昊伏羲氏为“三皇”之一，约生于8000年前，重天地的精神来自《易》。《通志》云：炎帝“复演八卦，而为六十四卦，名之曰《归藏》”。《绎史》辑《春秋内事》云：“黄帝师于风后，风后善于伏羲之道，故能推阴阳之事。”《尸子》云：“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渔。宓羲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管子·形势解》云：“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别论》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这些书虽然是春秋以后人写的，但从中也可以看出黄帝同炎帝一样，对农业生产是非常重视的。《史记·五帝本纪》索隐案：“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帝。”标志着其时的定居农耕迈入了新阶段。
　　1.创立井田制以提高先民生产积极性
　　黄帝为提高以家庭为主体的先民生产积极性，对氏族或部落的土地公有制进行了改革。清代吴乘权综合其以前的文献资料，精心编著的《纲鉴易知录·黄帝有熊氏》云：“帝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遂经土设井以塞争端，立步制亩以防不足。使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井一为邻，邻三为朋，朋三为里，里五为邑，邑十为都，都十为师，师十为州。分之于井而计于州，则地著而数详。”这既是“井田”地制，又是地方行政管理之制，比炎帝时代要进步得多。“井田制始于黄帝，实为我国实行共产主义之最初历史。”[12]这是“随着男子在农业生产中所处地位的加强和父系家族的出现，个体劳动和家族耕作的独立性越来越大，因而产生了把土地定期分配给各个父系大家族的制度。个体劳动是私有制的源泉”。[13]家庭的劳动成果，绝大部分缴公，允许留一些家用，就大大激励了先民的生产积极性。《黄帝经》云：“赋敛有度，则民富。”
　　2.创制《黄帝历》方便先民生产和生活
　　《纲鉴易知录·太昊伏羲氏》载：“作甲历(即制造以甲子记岁的日历)，定四时(即确定一年的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起于甲寅，支、干相配为十二辰，六甲而天道周矣(即由甲寅开始，天干和地支相配合成为十二辰，以六十甲子表示自然规律就圆满了)。岁以是纪而年不乱(年以干支相记就不混乱)，月以是纪而时不易(月以干支相记就四季不会错乱)，昼夜以是纪而人知度，东西南北以是纪而方(向)不惑。”伏羲氏制定的《甲历》，经炎帝使用和改进，至黄帝时又进行了改革和创造。《纲鉴易知录·黄帝有熊氏》载(译文)：“命令大挠制定六十甲子”，“大挠探测金木水火土等五行的变化情况，观察斗柄初昏时在的位置，开始制作六十甲子配合表”；“命令容成制作伞盘相配的天文仪器，以显示天体运行的状态。综合占日、占月、占时、造律吕、作算术、作甲子等六种方法，以确定气候的变化、时序的转移。询问鬼臾区关于以前年代和以后年代的完整记载，来制定调历，年用甲寅来纪，日用甲子来纪，确定四时和节气。这一年乙酉的早晨，太阳升至南天，获取了神奇的蓍草，得到了珍贵的宝鼎。鬼臾区说：‘这是得到了苍天赐予的推算历数的用具，可以周而复始的运用。’于是推算未来的日月朔望等历数，制定十六神历，积累余下的时日来设置闰月，配以甲子而设置六十部。从此四时顺适、日月交会的日子也不会弄混了。”[14]相传黄帝到崆峒山(在今甘肃平凉市郊)向广成子学道时，得到了伏羲氏的“神”(读策，通用，神策即蓍草)。《史记·封禅书》及《五帝本纪》等，对此记载较多，因黄帝创制而曰《黄帝历》(俗称《黄历》或《阴历》)，又称《调历》。一年四季、节气、月(有了闰月)、日、时辰的完备，以及对天象的掌握，进一步推动了适时播种、收获、储藏等农序的按时进行，大大方便了先民的生产和生活。
　　3.发明生产工具与提高生产技术促进农副业发展
　　概括说，炎帝时代是“刀耕火种”的农业，黄帝时代已是“锄耕农业”，已使用“抛荒轮休”、保持地力的耕种法，且有了沟洫以排灌水、深耕施肥、铲除杂草、挑选种子、防病虫害等耕作知识和技术。锄耕乃至初兴水利、耕作程序渐备等，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兴旺。生产工具在沿用炎帝时代的磨制石质的斧、镰、铲、锛、凿、刀、棒及木质耒耜等外，又创制了扁平、加宽或延长的石铲、石锄(利于翻土与垦荒)、骨铲、双齿木耒、安柄锄与镰、骨镰、蚌镰等。黄河流域的农作物主要有粟、黍、豆及少量的稻，泛称为旱地农业区；长江流域的农作物主要是稻，亦有少量的粟、黍及豆，泛称为水田农业区。生产的发展使粮食大量增加，储备也随之增多，龙山文化遗址中大量窖穴的发现可为资证。
　　农业的空前发展，促进了动物、禽类的饲养与养殖业的发展。马、牛、羊、鸡、犬、豕等“六畜”，在黄河、长江流域均已有较多的饲养，且以猪(豕)为主(习惯久与饲料多之故)。“农业发展了，就为养猪提供了应有的饲料。农、牧结合便形成了这些氏族部落经济的基础特点。”[15]为了丰富生活资源，不同地区的部族还利用本地条件，从事采集、狩猎或渔业，作为生活的辅助或补充。“这说明以农业为主的多种经营是那时的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特色。”[16]因而以往也有黄帝是“农牧副业”的代表之说。
　　(二)以民生为本的发明创造精神
　　《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是说黄帝为神童，成年后是一个有大智慧和善于发明创造的伟人。这是由“三皇”的母系社会转型为父系社会的必然，也是原始农业的繁荣所造成之农业、手工业第二次大分工的必然。《黄帝经》云：“王天下者之道，有天焉，有人焉，有地焉，三者参用之，王者而有天下矣。”即黄帝把天、人、地之道，视为治国之道。他还曰：“吾受民命于天”，“吾爱民而民不死，吾位不亡。”因而他“以民生为本”，奋发向上，发明创造，为民谋福利。
　　1.从“轩辕”之号看黄帝在交通方面的发明
　　“三皇”的事迹中，未见到有交通工具的记载。农业、饲养业的发展，尤其是马、牛的饲养，为黄帝解决先民的交通工具问题提供了条件。《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者”，“姓公孙，名轩辕。”《说文解字》云：“轩，曲车舟藩车也。从车干声。”段玉裁注：“谓曲车舟藩蔽之车也。曲车舟者，戴先生曰：小车谓之车舟，大车谓之辕。”《古史考》云：“黄帝作车，引重致远。”《楚辞·远游》云：“轩辕不可攀援兮。”注：“轩辕，黄帝号也，始作车服，天下号之曰辕辕氏也。”可见，黄帝时创制的篷顶车已成为交通工具之一，以此功德而名或号曰“轩辕氏”。《纲鉴易知录·黄帝有熊氏》云：“命共鼓、化狐刳木为舟，剡木为楫，以济不通；邑夷法斗之周旋，作大辂以行四方，由是车制备。服牛乘马，引重致远，而天下利焉。”这些不仅利于先民出行，而且也方便了先民的迁徙和货物交换，更利于征战。
　　2.先民居住和衣服方面的发明
　　《纲鉴易知录·大昊伏羲氏》云：“命大庭为居龙氏，治屋庐。”考古资料证明“前仰韶”文化阶段已有地穴或半地穴的草、木、泥简陋房屋(如甘肃秦安大地湾、河南新郑裴李岗8000年前的村落房基)，仰韶文化阶段的“聚落中心”，在昔日基础上又有所进步，如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遗址等，广场、房屋、陶窑、葬地等已俱备，规模较大。《纲鉴易知录·黄帝有熊氏》云：“广宫室之制，遂作合宫(即后世称的明堂)，祀上帝，接万物，布政教焉。”龙山文化遗址的“聚落”规模扩大，布局合理，设施较全，已具有“城”的特征。先民的居屋出现了家庭居室(单间或套间)。《周易·系辞传下》云：“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
　　发明礼服。《礼记·礼运》云：昔者“未有丝麻，衣其羽皮”。《路史·后纪》罗苹注引《皇图要览》云：伏羲，化蚕；注引《白氏六帖》云：“伏羲作布。”《庄子·盗跖》云：“神农之世”，“耕而食，织而衣。”《纲鉴易知录·黄帝有熊氏》云：“西陵氏之女嫘祖为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而天下无皮肤干裂和生冻疮之患，“后世祀以先蚕。”考古发现的石质与陶质纺轮、骨针、蚕茧化石、麻布、丝织物残片等，佐证了伏羲至黄帝纺织麻布、丝织品的发展与制衣史实。炎帝之妻听*、黄帝之妻嫘祖的教民采桑养蚕、缫丝纺织、缝制衣服，反映了广大氏族妇女的贡献。由于黄帝时出现了等级分别，所以他又发明了表示尊贵地位的礼服。《纲鉴易知录》又载(译文)：“黄帝制作了帝王的礼帽，帽子的前后沿上悬垂着玉串，两侧放置着丝絮(表示只听忠言，若有奸言就用丝絮塞住耳朵)。制作黑红色的上衣、黄色的下裳，既象征天地的本色，又象征帝王是天地之子。向四方观看，见有五彩羽毛的野鸡(今日的凤凰)和野草、树木的花朵，于是他将各种颜色染的丝织成不同的花纹，用来表示尊贵和卑贱。从此帝王和三公的礼服、礼帽、上衣下裳礼制就产生了。”当然，此载含有后世人的观念，黄帝时还达不到这么高的礼服程度。
　　3.先民生产和生活用具的发明创造
　　制陶器。华胥氏发明彩陶，伏羲、炎帝承继。《路史》云：炎帝神农氏“大埏(以水和土)埴(揉泥为坯)以为(陶)器而人寿(延长人的生命)”。文献还有“神农作陶”之载。《纲鉴易知录·黄帝有熊氏》云：“帝命宁封为陶正。”即正式设立掌管陶器制作的机构和官员。从前仰韶文化至龙山文化的红陶、彩陶、黑陶，反映了陶器的进化过程(约12000—4071年前)，方法由“三皇”前后的手制发展至黄帝的轮制陶器(手制亦存在)。“三皇”时期的陶器已有饮食、储藏、水及炊器等类型，碗、盆、罐、瓮、缸、盂、盘及小、大尖底瓶等，器呈红色，图案为黑色。黄帝时期除有这些陶器外，又发明了器类，工艺增加，质量提高，轮制陶器多黑色、灰色，白色也已出现，且出现了动物、飞禽等的造型器。
　　制木器。桓子《新论》云：“伏羲之制杵臼，万民以济。”“杵”的发明在前，安柄者是伏羲。《逸周书》云：“神农作陶冶斤斧，破木为耜、鉏耨(除草用的曲木柄锄)以垦草木。”《周易》云：“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刘子》云：“神农氏弦木为弧，剡木为矢。”黄帝时的木器制作种类多，质量又有所提高。《纲鉴易知录·黄帝有熊氏》云：“命赤将为木正。”管理木器制造与土木建筑。
　　制玉器。“三皇”前已认识玉石的珍贵，至三皇已会制造简单的玉器。《拾遗记》云：神农“筑圆丘以祀朝日，饰瑶阶以揖夜光”。“有石磷之玉，号曰夜明。”《越绝书·外传》云：“神农赫胥(即华胥后裔)之时，以石为兵。”“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黄帝时期有玉官和专门管理机构，“城”内有了作坊，礼器、兵器、装饰品等皆有。江浙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已出土有玉琮、璧、钺、环、璜、三叉形器、镯、柱形器、锥形器、管、珠、半月形牌饰、带钩等二十余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玉琮，通体乳白色，外方内圆，四面直槽各有两个羽冠人面兽身的神人徽像，工艺水平相当高。黄帝族活动中心的黄河中上游、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址中，也出土了相当丰富的玉器。有凿、锛、斧、笄、璧、圭、坠饰、牙璋等，尤其是辽宁西部、内蒙古一带的红山文化遗址发现的丰富精美玉器，都充分佐证了黄帝时期玉器制造业的兴旺，因而有“玉器时代”[17]之称。
　　铸造铜器。《路史·后纪一》云：“伏羲聚天下之铜，仰观俯视，以为棘币，好圆法天，肉方法天。”《拾遗记》云：“炎帝采峻锾之铜以为器，峻锾，山名也。”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黄铜片，证明“三皇”时期已有采矿山之铜(红铜)造器之载不妄。《纲鉴易知录·黄帝有熊氏》云：“黄帝范金(用模子铸造金属)为货，制金刀(黄铜刀币)。”又云：“黄帝采首山(在今河南灵宝市西)之铜，铸三鼎荆山(今河南灵宝，一说在陕西富平，今划归阎良区)之阳。”考古资料证明黄帝时期的采矿铸铜业，比“三皇”时期有了发展。“在甘肃齐家文化的主要遗址中，都发现了数量不等的红铜器，从而表明齐家文化已经进入金石并用时代了。铜器的制造和使用，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的重要标志，是过渡到金属时代的开端，为农业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18]
　　4.改进和发明医学而延长先民的生命
　　先民的衣食住行解决后，为其解除疾病之患就成了迫切要求。于是黄帝便在“三皇”发明医学的基础上，又予以了发展和创造。《孔丛子·连丛子》云：“伏羲始尝草木可食者，一日而遇七十毒，然后五谷乃形。”《太平御览》卷721引《帝王世纪》云：伏羲“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天枉焉”。《纲鉴易知录·炎帝神农氏》云(译文)：“远古时，先民吃草木的果实、飞禽走兽的肉，不知耕种土地种植庄稼”，不知熟食，易得病而死。“患了病，不懂药物，炎帝尝花草树木的滋味，体察它们寒、湿、平、热的药性，辨别它们主治、辅助、兼治、引导的性能和作用。他曾一天遇到七十种毒草，都奇异地化解了，于是就将体验写成医书，为先民治病，医术随之产生了。”后世托古书有《神农百草》。又云：“黄帝依据人类生存的状况，发现他们背阳怀阴，吃各种食物，穿各色衣服，严寒酷暑冲击着他们，喜怒哀乐扰着他们，夭折短命，君主和百姓世代都有。于是他往前探索到远古的尽头，往后研究到当时，观察人的五脏在体外的表征，用五行加以说明，洞察人天生的体质性格、遭受的命运，以阴阳变化为准则，向岐伯询问，作《内经》书。又命俞跗、岐伯、雷公考察人体的经络血脉，研究脉搏跳动的次数和征象；命巫彭、桐君制定处方，而人们用此能享尽天年。”后世托古的中医学书有《黄帝内经》、《黄帝岐伯按摩》、《岐伯经》、《难经》、《内外术经》等。这就是说，黄帝时对人疾病的诊断医术进一步提高，对症使用中草药，效果更好了；又会按血脉、穴位针灸治病，还会使用外科手术。
　　5.发明指南车与黄钟(亦称十二律)
　　黄帝与蚩尤大战，突然遇恶劣天气，风沙弥漫，迷失方向，大臣风后献指南车子黄帝，才稳住了阵脚。对此传说，相信者不多。但从黄帝时人们智慧分析，可能有了辨别方向的仪器，不一定就是后世说的指南车。
　　黄钟。《吕氏春秋·古乐》载：“黄帝又命伶伦与朵将铸十二律，以和五音，以施英韶。”又云：“伶伦自大夏(今阿富汗之北)西，乃至阮之阴，取竹于谷，以生空窃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舍少。”
　　黄帝时发明的十二律，据《汉书·律历志》记载，是用竹管做成的律管。除具有乐器的功能外，还具有计量、数学、天文等功能，是远古中国乃至世界上的一项重要而伟大的科学发明。其长度为9寸，横截面积为9平方分，容积为81立方分，用它吹出来的声音作为音符中的基音[19]。在“制作乐器时要通过振动频率的共鸣来确定新乐器的基调，这便是所谓‘同声相应’的效果。另外，规定黄钟律管的体积为1龠，2龠为1合，10龠为1升，10升为1石。这样，容量单位便确定了。黄钟律管中盛入黍，可容1200粒，重为12铢，它的两倍24铢为1两，16两为1斤。这样，重量单位就确定了[20]。《汉书·律历志》云：“权轻重者，不失黍累。”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十黍为累，十累为一铢。”以此计，1铢为100粒黍。由于1年为12个月，所以黄钟的基本参数也就与天文数字有了紧密关系。[21]《国语·周语》云：“是故先王制钟也，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律、度、量、衡于是乎生。”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1900—1996年)与其他科学家均认为：“黄钟的发明，把中国的音乐、天文、长度、面积、体积、重量等单位统一为一体，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伟大创举。这一发明和规定对中国几千年中的计量、数学、天文、器乐乃至许多科学技术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黄钟制最初采用的九和十二成了中国文化中相当重要的数字。以计量学的角度看，它构成了中国科学技术的重要基础。此举开创了以自然界不变常数(在这里是固定律管的振动频率)为基准确定单位制的先例。”[22][23]甚至有学者认为：1960年第11届国际单位计量大会通过的基本单位，从计量科学发展的历史上可以看出，与公元前两千多年中国古代所制的普通原器有关[24]。
　　6.发明多功能的管器和创作乐曲
　　《世本·作篇》云：伏羲作琴瑟。《广雅·释乐》云：“伏羲氏瑟长七尺二寸，上有七十二弦。”《皇王大纪》云：“太昊帝庖牺氏”，“作瑟三十六弦。”《世本·作篇》云：“神农作琴，神农作瑟，神农氏琴长三尺六寸六分，上分五弦，曰宫、商、角、徵、羽(即五音名称)。”炎帝还造有筝、鼓、笛等。黄帝在沿用这些乐器的同时，又发明了具有定“五音”之调、制历法、定度量等多功能管器。《吕氏春秋·古乐》载：黄帝命伶伦作十二律的竹管后，“次制十二筒，以之阮之下，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鸡为六，雌鸡亦六，以此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纲鉴易知录·黄帝有熊氏》载(译文)：“伶伦取回竹竿后，挑选节匀称的从节间断开，装入芦苇灰放置于台上，按不同节气之风吹响的声音作为黄钟的首位宫调。再作十二个竹管，以模仿凤凰的鸣叫声，用来区别十二律的音调高低。凤的鸣声分为六种，凰的鸣叫声也分为六种，用来与黄钟的宫调相排比，产生了六律和六吕；与节令之风相适应，而进一步确立宫、商、角、徵、羽五音；研究自然界的阴阳冷热，调节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推算历法的具体时日，决定增减，纠正每年与四季所差的时日。”《通典·乐》云：“伏羲乐曰《扶来》，亦曰《立基》。神农乐名《扶持》，亦曰《下谋》。”《纲鉴易知录·黄帝有熊氏》云：“帝命大容作《承云》，是为《云门》、《大卷》，命曰《咸池》。”这就是说，黄帝时的科学水平、乐理、音调、乐曲等，均达到了原始社会的最高程度。音乐对先民的身心健康、社会稳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7.创造发明记事和思想交流的文字
　　《纲鉴易知录·太昊伏羲氏》：“命朱襄氏为飞龙氏，造书契。”已有了“六书”造字法。《春秋元命苞》云：“仓颉受河图篆字，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龙山文化遗址发现的陶文、甲骨文字，比前仰韶、仰韶文化遗址的陶器刻画符号要进步得多。因此，黄帝时期已形成初步的汉字是可信的[25]。《尚书·序》云：“伏羲、神农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汉书·艺文志》载：“《风后兵法》十三篇，图二卷，《孤虚》二十卷，《力牧兵法》十五篇”，“《鬼容区兵法》三篇”等。这只能说是反映了黄帝时已有文字，书则皆为后世托古之作。
　　8.祭祀设施的发展和礼仪的增多
　　我国的祭祀坛、台等始置甚古，“三皇”时期渐盛。《史记·封禅书》载：“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伏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泰山，在今山东泰安市。《正义》云：“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平)地，报地之功，故曰禅。”祭台至黄帝时，发展为方坛圆丘，沿用炎帝时“明堂”之称。《通志》云：“《郊特牲》曰伊耆氏(即炎帝)始作蜡，明堂位曰土鼓、蒉桴、苇(芦苇秆做的笛子)，伊耆氏之乐也。”黄帝祭祀百神或庆丰收时，则以各种乐器演奏《咸池》曲，更加虔诚和隆重。大体可与黄帝时期相结合的江浙良渚文化类型遗址中的祭坛，辽西、内蒙古一带红山文化遗址的祭坛，都在规模、祭祀等方面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时，“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黄帝祭祀中比较重要的进步特征，就是举行祭祀太昊伏羲氏、女娲氏、少典、有蟜氏、炎帝神农氏等祖先。黄帝在伏羲一鼎祭万神的基础上，将万神分为天、地、人三类，铸三个铜鼎祭祀，且祖先神之鼎居中，就是对人的强调和尊重。
　　在“三皇”、“五帝”中，发明创造的最多者是黄帝，具有上总三皇伟业、下启三代文明的功绩。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云：“自燧人氏以迄唐虞洪水之时，其历年虽无确数，以意度之，最小当不下数千年。故合而观其制作，则惊古圣之多；分而按其时期，则见初民之陋。(庖)牺(神)农之时，虽有琴瑟罔罟耒耜诸物，其生活之简单可想。至黄帝时，诸圣勃兴，而宫室衣裳舟车文书图画律历算数始并作焉。故洪水以前，实以黄帝为最盛之时，后世盛称黄帝，有以也。”可见黄帝的伟大创造发明，既承袭三皇，又有己功，故最多。又云：“然黄帝之制作，或恃前人之经验，或赖多士之分工，万物并兴，实非一手一足之烈。故知社会之开明，必基于民族之自力，非可徒责望于少数智能之士。而研究历史，尤当涤除旧念，着眼于人民之进化，勿认开物成务，为一人一家之绩也。”[26]
　　(三)黄帝以和合为纲的创立民族和谐精神
　　《易·系辞上传》孔子曰：“《易》甚至矣乎?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黄帝可以说是继“三皇”之后，以至善至美的《易》之道理修德，创立和谐民族大家园的“圣人”。《论语》云：“礼之用，和为贵。”《孟子》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吕氏春秋》云：“天地和合，生之大经也。”和合与“和而不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全世界人民的一个永恒追求[27]。原始社会的“和合”，虽然是生产力低下，财富有限，实行的是“原始共产主义”制度，但却是人类最高的追求。我国“三皇”时期的部族是和合的，也是和而不同的，至黄帝时部落的普遍出现，又出现更大的“部落联盟”(有称古国者，有称酋邦者)，部族的“和合”达到了一个新阶段。
　　1.帝氏族部落与部落集团的形成
　　公孙氏族从上(今甘肃天水市清水县山门镇三皇沟村一带)兴起后，迁居于陈仓(今宝鸡市)，再徙于桥山，形成部族中心聚落。其部落在泾水以北和北洛水等地(今陕北)发展壮大后，逐渐向西、向北迁徙，黄帝则带大部分族民沿北洛水南下，再过黄河沿北岸东徙，沿途有的氏族留居，居于涿鹿(今属河北)，有的氏族继续向东北迁徙；炎帝榆罔率大部分族民从陈仓沿渭水东下，沿黄河南岸迁入陈(今河南淮阳)，再徙入曲阜(今属山东)。榆罔帝是世袭的“天下盟主”，威望和势力胜于公孙。公孙氏臣服于炎帝，遂曰“炎黄西北民族集团”，分别徙入黄河中游北部、黄河下游后，各自仍保持着“部落”、“盟主”地位。
　　《史记·五帝本纪》载：公孙有25个儿子，长子玄嚣、次子昌意形成氏族部落后向西南发展，分别建中心聚落于江水、若水(今四川中部及其以北的岷江流域)，其他23个氏族或部落约分布在渭水以北、汾水及其以北及冀州的地域，北部与东北的以兽为图腾的6个氏族部落归依于他，遂又有其为“北方氏族部落的祖先”之称[28]。公孙的25个子氏族除西南迁的两个姬姓部落外，又形成12个部落，和归依的已有18个部落，再加上《山海经》等先秦文献记载的本族及北狄，少说怕已有大小二三十个部落，可称为“公孙部落(或民族)集团”。其集团小于炎帝榆罔集团，大于东方的蚩尤集团。东方(今山东)的少昊部落时归依炎帝，与公孙亦保持友好关系。
　　2.部落之间的争夺使黄帝集团势力增强
　　从世界上的古老部族看，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共同劳动、共同享用财富、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原始氏族社会，必然被破坏，随之出现等级、战争，从而向文明国家过渡。我国的“三皇”与各自同期传说人物，一般都是“创世”首领，事迹为同自然斗争，未见关于战争的记载。黄帝时期大变，征战较多，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礼记·礼运》、《抱朴子·诘鲍》等对大同社会做过详述和赞扬。《商君书·画策》云：“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史记·五帝本纪》云：“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索隐》：“世衰，谓神农氏后代子孙道德衰薄，非指炎帝之身，即班固所谓‘参卢’，皇甫谧所云‘帝榆罔’是也。”《黄帝经》载帝曰：“诸库藏兵(指兵器)之国，皆有兵道。世兵道有三：有为利者，有为义者，有行忿者。所谓为利者，见民饥已极，国家不暇，上下不当，举兵而伐之。虽无大害，亦无大利焉。所谓为义者，伐乱禁暴，起贤废不肖。”公孙部落集团进行的是“义”战，得到了诸侯(部落)的拥护和支持，势力大增。
　　3.炎帝榆罔授命黄帝摄政而擒杀蚩尤
　　曲阜本是少昊之都(部族的中心聚落)，被强盛的蚩尤所占有。处于衰世的炎帝榆罔对东方(今山东)两个部落的争夺无力征讨，只好封蚩尤为“卿”，承认其地位，以稳定东方。蚩尤又向西北扩张，与“九黎”(今山西东北)联合，构成有81个氏族的集团，不从榆罔帝令。帝带兵进入东方问罪，蚩尤让出曲阜，迎炎帝榆罔居住。后来，蚩尤以其兵强，驱逐炎帝，战争爆发。《史记·五帝本纪》云：“蚩尤得为暴，莫能伐。”北齐刘昼《刘子·兵术第四十》云：“神农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盛天下。其后蚩尤强暴，好习攻战，销金(铜)为刃，割草而甲，而兵遂兴矣。”战争起，帝榆罔败，撤退到近族共工部落(邑地在今河南辉县市)处，合军抵抗。蚩尤大军追至大战，炎帝榆罔联军复败，只好又向东北撤退。尊奉其为“盟主”的公孙迎而入居于涿鹿，炎帝榆罔以让“帝位”使公孙“摄政”，指挥反击蚩尤的战争。《史记·五帝本纪》载的次序是黄帝先与炎帝战，后伐蚩尤，不确。《正义》引《龙鱼河图》云：“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弩，威震天下，诛杀无道，不慈仁。”可见是与蚩尤之战在前，“摄政”，明显是炎帝榆罔所授之权。罗泌《路史》云：“帝榆罔立，诸侯携贰，胥伐虚弱。乃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小颢(即曲阜)以临西方，司百工。德不能驭，蚩尤产乱。出羊水，登九淖，以伐空桑(指榆罔帝住的曲阜)。逐帝而居于浊(涿)鹿。”是说蚩尤大军至，攻占了炎帝、黄帝居住的涿鹿，自封为天下盟主，自号为“炎帝”。这也就是把蚩尤判定为炎帝后裔、曾为炎帝的由来(如《路史》载云：阪泉氏、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实误。《路史》在另一处明确记载炎帝退至涿鹿后，“参卢于是与诸侯委命于有熊氏(黄帝)。”
　　公孙“摄政”后，带领“众诸侯”反击蚩尤，战争规模大、战场多而持久，《路史》云“三年九战”；还有七年、二年等说，均难知具体年月。因战争相继在冀州(约在今河北及山西的一部分)进行，打得艰苦、激烈，故古文献加进了“神兵天将”故事，实为“诸侯”的象征。《正义》引《龙鱼河图》又云：“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当是晓谕战争久，兵力不足，妇女也参战了。《山海经》云：“黄帝令应龙攻蚩尤。蚩尤诸风伯、再师以从，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神话资料载，魃为旱神，系黄帝之女儿死后天帝所封)，以上雨。雨止，遂杀蚩尤。”《路史》云：黄帝命“力牧神皇，厉兵称旅。法文昌(星名)而命(六军)将。熊、罢、貔、貅(即四个以兽为图腾的部落军)为前行，雕歇雁鸮(四种飞禽)以为旗帜。士既成矣，逮蚩尤，逆筮之。巫咸曰：果战而有咎(会胜利但有波折)。乃率风后、邓伯温之徒，及尤嘬兵浊(涿)鹿之山。三年九战而城不下。问之五胥，乃设五旗五军，具四面攻之，三日而得志。传战执尤于冀(今山西运城盐湖区)而诛之。爰谓之解。以甲兵释怒，用六政，顺天思，叙纪于太常。用名之曰绝辔之野。身首异处。”战争过程涉及问题很多，不多叙[29]。黄帝率军追至泰山，封禅报功后，任命少昊统领东方的部落，便返回涿鹿，大战的主将是力牧。
　　4.公孙征服炎帝榆罔后被诸侯拥立为黄帝
　　黄帝取得了击杀蚩尤的重大胜利后，炎帝却食言不让“帝位”，遂又发生了战争。《中国史稿》云：“在蚩尤战败之后，接着黄帝和炎帝的联盟破裂，发生了又一次激烈的战争，因为这时(引文见《史记·五帝本纪》)‘炎帝欲侵陵(凌)诸侯’，争夺盟主地位。可是，‘诸侯咸归轩辕’，被黄帝争取去了。争夺的结果，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30]《史记·五帝本纪》云：公孙“擒杀蚩尤”、战胜炎帝榆罔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严格地说，公孙轩辕氏取代炎帝的“盟主”地位后，才正式被尊奉为黄帝，华夏部落联盟初步组成(帝榆罔南走)。
　　涿鹿、阪泉两次大战不仅是姬轩辕成为天下“盟主”而号曰“黄帝”的分水岭，而且也是民族大融合、“古代五大民族集团”出现之新时代的标志。传说，黄帝还在西泰山(今山西霍州市的霍山)举行了庆贺胜利的大典。《史记·五帝本纪》云：轩辕为帝后，“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在今山东临朐县东南)，及岱宗(泰山)。西至于崆峒，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今河南西南的熊耳山)、湘(今湖南岳阳东南的湘君山)。北逐荤粥(北狄族初名)，合符于釜山(一说在今河北怀来县北，一说在今涿鹿县保岱乡窑子头村后之山丘)，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对“合符”有多种解释，从略。《索隐》释：“合诸侯符契圭瑞，而朝之于釜山。”《吕氏春秋·孟秋纪》云：“黄帝五十五战而天下服。”可知，黄帝是经过许多战争才统一了各部族的。
　　5.以都城新郑为中心建立和合万国的民族家园
　　具有以战争实现北方各族和平统一重大意义的“合符釜山”会盟后，次年黄帝在臣民和军队护卫下由涿鹿南迁，定都于“有熊之墟”(今河南新郑市)。安置好后，黄帝在大隗山(一名具茨山)顶设坛祭告天神、地神及四方五岳神灵，告天下统一之功。《黄帝经》载其告天曰：“我黄帝承天道得助，得天时地利人和，一统天下。”其部落联盟机构、制度、吏制、宗教、文化等等，有很多记载。[31]具体有联盟、古国、酋邦及城邦等称谓，总体上说还是《国语·鲁语上》所说的“明民共财”社会。《中国史稿》云：“传说黄帝能‘明民共财’，基本上还属于原始共产制。”《礼记·礼运》记载孔子对“三代”前的社会评论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不过，黄帝时期的社会，已处于阶级、剥削、压迫的产生阶段。《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奠定疆域后，“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部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即阴阳五行，占数而知之)。死生(作仪制礼)之说，存亡(生死)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明星辰水波(言天不异灾，上无别害，水少波浪，山出珍宝)，上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节俭自然资源)。有土德之瑞，故曰黄帝。”说明黄帝时期的多元一体“联盟”社会，是一个地域广大，礼仪周全，制度渐备，财富充裕，民族和谐，社会安定，生态优良，风调雨顺的美好精神家园。
　　三、黄帝天下为公精神是中华民族的高尚精神
　　黄帝是整合原始文化、开创三代文化先河的第一位古帝，也是创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格局的第一位古帝。他在继承三皇精神中创立的以土地为根、以民生为本、以和合为纲的“天下为公”精神，既是古代“五大民族集团”的伟大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因此五千年前的黄帝精神，对我们促进民族复兴，以科学发展观又好又快建立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黄帝精神为中华民族精神之说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华夏民族与四夷民族集团的关系
　　以中原为重心的华夏部落联盟，主要有姜姓炎帝族团、姬姓黄帝族团、嬴姓少昊族团组成，以黄帝为部落联盟最高军事民主首长。其时的疆域虽然认识不一，但东至海(今山东)、西至崆峒(今甘肃东部)、北至荤粥(今内蒙古南境)、南至湘(今湖南北部)，则是可信的。黄帝的政治影响和文化传播，比此疆域更大更远。司马迁采访的地域，基本上反映了黄帝的直辖疆域。被“华夏”按地域称谓的东夷族团，约分布在今山东沿海、鄂苏皖北及东北；北狄族团约分布今陕北、晋北、冀北及以远地区；西戎族团约分布在今甘肃中部及青海东部；南蛮族团约分布江汉地区与江南。“五大”民族集团的分布区域，自然还有互相交错的。从黄帝时期的情况看，黄河中游、下游的华夏族团与“四夷”的关系基本上是友好的，发生战争的仅见于“北逐荤粥”，南征苗蛮(今河南省南部与湖北省北部)及伐蚩尤，均是在华夏族团的近邻或辖地。
　　(二)黄帝族团与四夷族团的交往和融合
　　黄帝时华夏族团的“联盟机构”比较进步，经济、文化、地域等优于“四夷”。因而黄帝受到周边族团的崇奉，中原为四夷所向往；华夏族团的向四方迁徙与文化传播处于优势，交往与战争又促进了华夏与四夷族人的融合。黄帝的“臣”和部落首领等，已包括了华夏、东夷、北狄、西戎族团之人。如东夷加入华夏联盟的少昊，“六相”之一的风后(东夷中风夷的首领)，“六相”之一的力牧(九黎的一个氏族首领)，以兽为图腾的六个部落长(北山戎)等。“在古代的传说里，后人不仅把夷人和羌人的一部落列为黄帝的子孙，而且把原始社会中劳动人民的许多发明创造，如衣服、舟车、天文、历法等，都归功于黄帝。黄帝越来越具备帝王的形象。”[32]
　　氏族或部落迁徙现象增多、规模及距离增大，约从三皇或稍早时期就开始了，黄帝时期氏族部落的较多出现，尤其是部落联盟的形成，迁徙范围更加广远。黄帝子孙多达25人，亦即有25个氏族又分立为15个部落，再传再分立，形成庞大的血缘群体。随着社会的发展，部族的增多，仅以黄帝族系而言，就分布于各地各族中；同时还形成尊奉黄帝为祖先的不少民族，超越了“五大”民族集团的区划和分界线。如《山海经·大荒西经》云：“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大荒北经》云：“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肉食。”此为黄帝后裔与北狄的融合；《国语·鲁语》云：“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祀而祖舜。”是其与东夷的融合；《左传·文公十八年》云：“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颃嚣不友，是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混沌。”杜预注：“即欢头也，帝鸿黄帝也。”欢头又写作欢兜，尧舜时被流放于南方。其子苗民亦然。楚人的祖先也是黄帝后裔，苗、瑶亦是黄帝族系[33]。至于黄帝后裔的迁徙，更举不胜举。到由成百上千的小国发展到“战同七雄”阶段时，融合而成的各大、小国家的人民，已没有古代“五大民族集团”的烙印。不论有否血缘关系，“七国”之君皆认为是炎帝(齐国)黄帝(韩、赵、魏、鲁、秦)之裔。
　　秦朝统一六国，建立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统一王朝(公元前221年)后，战国七雄之民统称为华夏族或秦民，少数民族主要有越、氐羌、匈奴等。西汉王朝建立(公元前206年)后，秦民称汉族，少数民族仍然存在。以南方的越族说，主要是由古越人发展而来的。其中由于越、吴越发展而来者，均奉黄帝为祖先。蛮人主要由土著发展而来，次之为华夏、东夷、羌等南徙之族，多奉黄帝为祖先。以北部的匈奴族说，《史记·五帝本纪》《索隐》云：“匈奴别名也。唐虞已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维(夏桀之后)，殷曰鬼方，周曰猃狁，汉曰匈奴。”《史记·匈奴传》云：“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即其为黄帝后裔。三国时期在东北与内蒙古接境地区兴起的鲜卑族，也自认为是黄帝后裔。《晋书·载记》、《魏书·序记》、《北史·魏本纪》等均载：黄帝有子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黄帝以土得王，北俗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拓跋)为氏。”其后匈奴、鲜卑等不论怎样分裂、演变，至元朝的蒙古族、清朝的满族，皆奉黄帝为祖先。东夷和氐羌后来多演变为汉族，少部分演变为少数民族。于右任《黄帝功德记·序》云：“其子孙之蔓延于各地也。如汉族人为其苗裔，而西藏族之羌，回族之安息，苗彝族之禺号，蒙古族之匈奴，东胡族之鲜卑。金人之祖且为黄帝之子，满则金人之后也。是皆近世治史者所能考信，是中华民族之全体，均皆黄帝之子孙也。”
　　(三)黄帝族系的姓氏遍布于中华民族
　　黄帝本姓姬，在25子中又形成除姬姓以外的12个姓。子子孙孙不断延续，又形成许多姓，分布于各个民族之中，构成中华民族的姓氏主干之一。从目前最新研究成果看，黄帝族系形成的姓氏多达1832个[34]，而以姬姓演变出来的姓氏最多。又据对各地汉族及主要少数民族姓氏的研究，黄帝族系的姓氏，几乎在今56个兄弟民族中皆存在过，或至今还有。这都起码说明黄帝与各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何光岳《华夏子孙为何共祭炎黄二帝》云：“炎黄后裔互相联合、互相通婚、互相竞争又互相摩擦，且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争斗，但毕竟是同祖共宗，其最终归于和好团结和联合，各兄弟民族共同形成了一个大团结的中华民族，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化。”[35]
　　综上所述，黄帝精神是原始社会发展到社会即将转型、物质达到史前丰富阶段的产物，也是上承“三皇”、下启“三代”之重要时代的精神结晶。其以土地为根发展经济、以民生为本创造发明、以和合为纲建立古国的精神，可以综合概括为“天下为公”的伟大精神，亦可泛称为“黄帝精神”。这一高尚的精神不仅是三皇、五帝所追求的，而且也是阶级社会“帝王”所追求和崇奉的。孙中山总统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后，“天下为公”成为其治国的最高准则和精神，也成为中华民族的高尚道德和精神。在坚持马列主义、高举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大旗，以科学观又好又快建设和谐精神家园的21世纪，弘扬黄帝的“天下为公”精神，是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和各族人民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责任与应尽的义务。愿世界上的十三亿多华人共同携手，团结奋斗，使“天下为公”精神永放光芒!
　　[1]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3页。
　　[3]何光岳：《炎黄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前言、正文第16页。
　　[4][5][6]田继周：《先秦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102，103，132页。
　　[7]启良：《中国文明史》，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
　　[8]林耀华主编：《原始社会史》，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77页。
　　[9]中国哲学教研室、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版，第1页。
　　[10][11]张岂之主编：《中同思想文化史·序言》，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12]郭沫若主编：《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转引自曲辰等《黄帝与中华文明》，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版，第464页。
　　[13]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94、95页。
　　[14]译文参考许中田、管成学、傅孙铭主编：文白对照《纲鉴易知录》(清代吴乘权编著)，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不再注明。
　　[15][16]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96页。
　　[17]邓淑苹：《黄帝之时，以玉为兵——我对“玉器时代”一说的看法》，载《黄帝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1页。
　　[18]林耀华主编：《原始社会史》，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97页。
　　[19]参见薮内清：《中国·科学·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6—48页。
　　[20][21]王鸿生：《中国历史中的技术与科学——从远古到今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9页。
　　[22][23]王鸿生：《中国历史中的技术与科学——从远古到今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
　　[24]杜晓庄：《黄钟：中国五大发明之首》，《文汇报》1989年3月7日。
　　[25]杨东晨：《中国文字起源述论》，《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3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
　　[26]柳诒征：《中国文化史》，台北：正中书局1968年第8版，第26—27页。
　　[27]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在2005年“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载《和合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研讨会论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28]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18页。
　　[29]详见何光岳、杨东晨：《中华炎黄时代》，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0—147页。
　　[30]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24页。
　　[31]详见何光岳、杨东晨：《中华炎黄时代》，第140—147页。
　　[32]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25页。
　　[33]何光岳：《南蛮源流史·前言》，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34]何光岳：《中华姓氏源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24—1034、1384—1560、1988—3246页。
　　[35]何光岳：《华夏子孙为何共祭炎黄二帝》，《南方青春参考报》2004年10月1日。
　　

纪念人文初祖黄帝 建设民族精神家园 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陕西省公祭黄帝陵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