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陵

                                    
　　崇敬黄帝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情愫。黄帝作为民族人文初祖，他以帝王德性、物质开创、人文教化、社会建构的基业开启了民族文明的进程。民族成员将帝业的享育转化成多重文化敬意，怀念初祖，佑启递代，构成了中华文化大系里祭祀情感和礼节仪文的最高形式。
　　黄帝德性的民族文化情感召力
　　上古文化观念以为“帝”字内涵德性之义。具有敦厚德性而又施行仁政的部落领袖才可被先民尊认为帝。“帝”作为上古部落领袖的特别尊称，始于轩辕。轩辕黄帝德性的文化情感探讨分布于下述诸层面：
　　一是轩辕成长中的德性文化感召。轩辕成长中有其自重的器识：“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史记·五帝本纪》)。成长中的轩辕，幼弱之时即能言说，践德疾速；成年之时敦厚敏锐，思虑明达。轩辕的这些优异资质构成了他有感召力的帝者德性。
　　二是轩辕践祚中“修德抚民”的政治感召。轩辕践祚的社会背景既初朴也很错综。先是诸侯相互侵伐而暴虐百姓的社会无道局面：“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史记·五帝本纪》)。轩辕成年的时代，上古形成的初朴社会规格失去了它的统一，加之神农氏后代子孙德性衰薄，神农所开创的统治局面遭际到消解，社会生活的主导设置失去了对诸侯的有效统驭，诸侯对统一的中央不尽义务，彼此侵伐，使百姓深处涂炭。这种社会局面给轩辕展示出激促性的时代命题。秉执时代使命，“轩辕乃修德振兵，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左豸右区)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史记·五帝本纪》)，这种起于部落而殃祸百姓的战争，经过三个回合，轩辕部落获胜，社会生活又进行到有序的状况。
　　三是黄帝践祚后的社会物质生活初创。轩辕践祚是为黄帝。“治五气，艺五种”，是黄帝引领先民初创社会物质生活的主要形式。黄帝所治的“五气”是早期先民人文与自然交互的基本关系要素。三国时魏国经学家王肃以为，黄帝所治的“五气”就是后世人们延续的“五行之气”，《史记·索引》也以为是“谓春甲乙木气，夏丙了火气之属，是五气也”。人们要开展自己成规格的物质生活，而又对身处的相对环境要素无知，其生活行动必然受制于自然。“艺五种”就是播种早期的五种粮食作物。《诗经》记述为“艺之荏菽”，《周礼》记述为“谷宜五种”。东汉经学家郑玄注说：“五种，黍、稷、菽、麦、稻也”。“五种”即华夏农业生活传统所说的“五谷”。史实说明，民族农业生活进程在黄帝时期有了新的发展，作物的品目和种植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优良选择。
　　黄帝开创的政治文化导向召力
　　黄帝治辖的地域为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至于荤粥。黄帝开创的政治文化延伸到当时尽可能的领域，为上古社会机制和人文生活的历程开拓了端绪。
　　首先，是统一政治关系与自然关系的和协选择。黄帝选定第一个都邑是对自然景观的文化认识。黄帝政治实践的初始形式是征战与平夷诸侯割据状况。因此，它有着极大的游动色彩。在征战形势下，黄帝首先建立的都邑是“涿鹿之阿”。何以建都于此呢?是因为此地呈示着帝王受命于天而驭诸侯的祥瑞征兆：“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史记·五帝本纪》)。黄帝重视对自然景观的文化理解。这种观念可追溯到他生于寿丘之地的最初景观启示：黄帝生于寿丘之时，“生日角龙颜，有景云之瑞”，景云即彩云，是特殊地理区域的云彩现象：“景云者，太平之应也。一日庆云，非气非烟，五色纷缊”(《瑞应图》)《楚辞·七谏》，也有重视景云祥瑞性的说法：“虎啸而谷风至兮，龙举而景云往”。釜山呈示瑞云，征兆着黄帝的统一政治“合诸侯符契圭瑞”，这与黄帝出生时的瑞云之象是相照应的，“盖黄帝黄云之瑞，故曰‘合符应于釜山’也”(《史记·五帝本纪》)。意谓建都于釜山，是有着自然与人文和协祥洽的内在宿然性举措。
　　其次，是黄帝统一政治关系的协调和监督。黄帝建立的早期政治对各部落具有统一性取向。统一政治的内在施政要求是：“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上竹下夹)。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史记·五帝本纪》)。统一政治的特点是：黄帝继续运用瑞云观念传统命名其大臣：“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也。春官为青云，夏官为缙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史记·集解》)。由于“黄帝有景云之瑞，因以名师与官”，官与师联袂是上古帝臣政治与教化之师职能的统一表现。统一政治的职能设置是：针对部落的松散和诸侯侵伐可能性，设置中央监督官职，保障众多部落诸侯对中央的向心臣服，筑坛辟基而祭天地以安山川鬼神，封任中央帝臣以治教百姓社会。
　　再则，是黄帝导民开创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践行。黄帝时代的华夏社会处于机制开发之势。黄帝平夷诸侯侵伐的割据态势，为社会生活主体的百姓安居、生活文明、人文教化、社会进步，开拓了有序的历史条件。这个时代，黄帝导民开创社会物质生活的主要践行是：“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史记·五帝本纪》)。文化是社会人与自然界交互活动中形成的人性化物质要素与精神要素的统一形态。黄帝开拓了华夏文化的端源：探索并遵顺天地阴阳四时交汇之道、研讨阴阳五行象数变化法则、探索并建立仪制礼则以资社会教化、造屋制衣与营殡葬以使万民免去存亡之难，这些构成了黄帝探索人与自然关系和开启先民智慧的文化创造；而顺四时之宜以播种百谷草木，驯化鸟兽虫蛾以使之温顺，广施仁德而感发天不异灾，土无别害，水少波澜，山出珍宝，勤谨于民众节制之教，使江湖陂泽山林原隰的资源收采猎捕有度，则体现了黄帝导民开发物质生活而又兼行社会政教的帝业实践。
　　民族成员追思黄帝的文化情感形式
　　黄帝德性和黄帝功业崇敬是中华文化大系里的重要涵义。先民将为民族存亡与社会进步作出卓越贡献的国君、王侯、将相、英烈视为自己缅怀的历史偶像和价值范型，将国功称为功业，将王功称为勋业，由此顶礼崇拜，习成为特有的追思祭祀礼仪，绍述先圣之事，承继先圣之志，形成了民族成员真挚而深长的文化情感传承统绪。
　　第一，三代经典以最早的史实追述黄帝的帝业。黄帝的德性和业绩在三代经典里得到最早的记述。其一是《周易》对黄帝功业的记述。黄帝继伏羲、神农之业而变革传习“使民不倦”的通变精神：“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周易·系辞下》)。黄帝“垂衣”而导民蔽形御寒的风化政教精神：“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周易·系辞下》)。伏羲、神农时代的华夏远古先民对人文与自然的关系进行着鸿蒙初辟的工作。黄帝继续二位古帝的基业，变革传习，克除惰俗，教化人性，与世偕行，治民衣裳，修造屋宇，促进了文明历程。其二是《礼记》对黄帝功业的记述。赞述黄帝开创名物制度以行文化导民，是《礼记》考说上古祭祀法则的重要内涵：“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契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灾。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礼记·祭法》)。《礼记》所载，黄帝开制了事物之名和社会制度，导向了民众的分工与合作、安其职业而各有所养。黄帝的帝业所奠定的社会生活法则，为继世的圣王颛顼、商汤、文王、武王绍述发扬，文以明政教，武以除暴虐，俾民免灾，福于帝德，因而成为民众递代尊崇和祭祀的先灵。
　　第二，孔子对黄帝功业的政教精神评述。开创上古社会制度以导民递进文化历程，是黄帝的主要功业。同时，黄帝的功业中包含着对当世和后世发挥重大影响的政教精神。除三代经典《周易》《礼记》记述黄帝政教精神史实以外，春秋时代的孔子也对黄帝功业及其政教事迹作过深长的文化评述：“宰我问于孔子曰：‘予闻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耶?何以至三百年?’孔子曰：‘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也”’(《史记·正义》)。孔子所概括的黄帝业绩是“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黄帝业绩中的政教事迹，是黄帝作为民族人文初祖的永恒精神内涵。黄帝生前为民致利，黄帝死后为民神化，黄帝以后为民惠教。三个时段，黄帝的政教精神绵延积淀，随华夏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形态的历程而偕行。
　　第三，学术文化对黄帝之“帝”的德性涵义赋予。人类文化的进程包含着人对宇宙创造者和主宰者的神化想象和幻构要素。“帝”字在指作“君主”“皇帝”之前，就来自宇宙创造者与主宰者的“天神”概念，如：上帝，天帝，玉皇大帝。中华文化也体现人类文化发展法则的一般。《字汇·巾部》以为：“帝，上帝，天之神也”，《周易·益卦》首用“帝”的范畴：“王用享于帝，吉”。王弼注说：“帝者，生物之主，兴益之宗”。何休注说：“帝，皇天大帝，在北辰之中，主总领天地五帝群神也”。这些涵义昭明，人间君王之“帝”来源于总领天地五帝的皇天大帝的启发和配示。源于上述“帝”范畴的文化概念发展，东汉经学家郑玄在注《中候敕省图》时说：“‘德合五帝坐星者，称帝’。又《坤灵图》云：‘德配天地，在正不在私，曰帝”’(《史记·正义》)。人间帝王应该具有堪为民族与民众效法的德性。中华文化将可比于宇宙间皇天大帝品性的人间君王称作“帝”，且以轩辕为华夏君主第一人与人文初祖，就是基于轩辕自然人与帝王人统一于仁德的根本性。轩辕黄帝的德性合配宇宙间的五帝之德，其帝业的德政仁治精神是在于公正无私地对待上古民众上，因而颂其黄帝。
　　第四，民族诗歌对黄帝德政功绩的文学赞颂。以诗歌的文学情感赞颂古代帝王是中华文学史上不多见的文化现象。因为，古代帝王是既往社会时代与复杂历史关系的相关当事人，其功与过，其德与政，其人与君，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关系载体。但是，黄帝作为古帝第一与人文初祖，民族文学却以讴歌的文化情感对其帝业给予赞颂，这反映了民族成员对黄帝与黄帝之后帝王的情感认同差别。诗歌赞颂黄帝的文化情感兴起于三国时代，自此迭代相继。曹植开端中古以诗歌赞颂黄帝业绩的先风：“少典之子，神明圣哲。土德承火，赤帝是灭。服牛乘马，衣裳是制。氏云名官，功冠五列”(《曹子建集》)。范仲淹是中世纪以诗歌颂扬黄帝业绩的士大夫代表：“红日竿头进，青云足下藏。轩辕龙驭古，百代景冠裳。高陟桥山上，关河万里长。沮流声潺潺，柏干色苍苍”(《黄陵县志》)。孙中山为近现代以诗歌颂扬黄帝业绩的思想家代表：“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轩辕庙碑刻《黄帝赞》)。诗歌是中华文学的极致。民族成员以诗歌颂扬黄帝功业是文学情感的精致而史实的表现。
　　第五，历代朝廷对黄帝功业的缅怀祭奠。轩辕的君主第一与人文初祖决定了民族后世祭祀的文化形式。中华情感文化重视祖宗追思，而追思的情感形式是礼俗性祭奠。祭奠黄帝的礼俗起于尧、舜、禹帝王三代。《礼记》向人们昭示黄帝祭祀的端绪：“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见《礼记·祭法》)。这说明黄帝的祭祀先以子孙代的血缘宗族发端，渐而转成历代朝廷的朝祭。汉武帝开古代末期朝祭黄帝的先导。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巡守边陲后还跸，途经黄帝陵寝时奉祀黄帝：“元封元年冬十月……还，祠黄帝于桥山，乃归甘泉”(《汉书·武帝纪》)。由此开了中古以降朝廷祭祀黄帝的统绪。汉代以降的封建社会朝廷、辛亥革命而生的民国政府、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央政府，在轩辕的华夏君王初帝与民族人文初祖的崇敬上，都保持着中华情感文化的古今统一性。祭祀时间上，虽有古今差别，古有春、夏、秋、冬之祭，后世以清明时祭；祭祀地点上，有郊庙之祭，后世则以陵寝为祭，但都表现了华夏民族崇祖敬德于黄帝的民族情感文化挚忱!
　　轩辕历史地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多重情感文化寄寓。一是他开创了统一的社会政教。轩辕以自然人的德性参配皇天大帝的德性，平夷部落诸侯割据，实现万国合和统一，因而获得人间民族的德性尊重而称之为有“土德之瑞”的黄帝。二是他导民推进了华夏文明进程。黄帝政教中包含着导民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探索宇宙事物的阴阳合和转化关系、探索人世间的人生要素及其法则。正是这些推动了远古社会机制生成、发展、转化的人文政教精神，感召和启迪了中华民族的历代成员。人类是有价值观念思维和践行的主体。缅怀历史上圣哲贤君及其卓越功绩，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的基点。纪念黄帝是中华民族崇敬祖先的广义部分，追思祖先的情感文化价值取向，就是通过“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而砥砺后人弘扬中华民族的整体精神气质。
　　选自《黄帝与民族复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3年10月
　　

黄陵文典 黄帝研究卷/《黄陵文典》编纂委员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