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陵

                                 
　　中国人自称为炎黄子孙，炎帝与黄帝都属上古社会中的龙族(即以龙为图腾的部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龙的传人。
　　龙的出现，在我国古史传说研究问题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可以说明古史中一些重大问题。
　　龙，是中华民族跨进文明史的一个标志。近代学者闻一多说：“把龙凤当作我们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可说是再恰当没有了。”所以，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龙的起源说与考古发现的龙
　　龙，究为何物?它的起源问题，一直隐于历史的迷宫之中。古今学者对此有不同说法。
　　古人释龙：
　　“龙，水物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水之怪曰龙。”(《国语·周语下》)
　　“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云气而养乎阴阳。”(《庄子·天运》)
　　“蛟龙，水虫之神者也。”(《管子·形势解》)
　　“积水成渊，蛟龙生焉。”(《荀子·劝学篇》)
　　“有鳞曰蛟龙，有角曰虬龙，无角曰螭龙，有翼曰应龙。”(《离骚》洪补注引《广雅》)
　　“龙无角者曰蛇。”(《尚书大传·洪范五行传》郑注)
　　“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说文》)
　　“龙之象，马首蛇尾。”(《论衡·龙虚》)
　　“有龙如蜥蜴而五色。”(《辨感编》卷一)
　　“(龙)形类青牛焉。”(《水经注·*水》)
　　“龙类最众，有如猫者。”(《邵氏闻见后录》卷三十)
　　“有黑龙如狗。”(《陈书·五行志》)
　　“龙，头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龙无尺木，不能升天。”(《酉阳杂俎·广动植之二》)
　　“蟠龙，身长四尺，青黑色，赤带如锦云。”(《初学记》)
　　“鹿角、牛耳、驼首、兔目、蛇项、蜃腹、鱼鳞、虎掌、鹰爪，龙之状也。”(《湧幢小品》卷三十一)
　　今人谈龙，大致有六说：
　　一说，天上雨后出现的虹，是龙的最直接的原型。来自春天的自然景象，蛰雷闪电的勾曲之状，蠢动的冬虫，勾曲萌生的草木以及雨后彩虹，等等。古人就从这些景观中想象成一条龙。龙只是春天的象征，是雨水之神，并不是图腾，不是动植物，在生物界中找不到它(胡昌健：《<论中国龙神与虎神的起源>——兼论濮阳龙虎和墓主人》，《中国文物报》，1988年6月24 日；赵天吏：《说龙》，《河南师大学报》，1983年2期)。
　　二说，龙的主型之一是蛇类。(闻一多：《伏羲考》，《闻一多全集》第一集)古人每言：“蛇化为龙，龙化为蛇”。
　　三说，龙为蛇类，包括蜥蜴类在内，是它的原型之一。(刘城淮：《略谈龙的作者和模特儿》，《学术研究》，1964年3期)“龙犹如蜥蜴”，或言蜥蜴与龙通气。或传四足蛇化为龙。龙的原形，其实就是巨型蜥蜴。
　　四说，马类也是龙的主型之一。古人将马与龙联系在一起。“龙之象，马首蛇尾”。又称“马八尺以上为龙”“马之美者青龙之匹”“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
　　五说，龙形为鳄，最早的龙是基于当时在中国大陆江海生活的爬行动物——鳄的现实产生的。上古所传说的龙，其实，就是鳄鱼的最早称号(扬钟健：《山东兖州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扬子鳄遗骸》，《考古学报》，1982年2期，祁庆富：《养鳄与豢龙》，《博物》，1981年2期)。
　　六说，龙首形象的形成，最早可能同猪这一和人类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人们最熟悉的动物(猪)有关。(孙守道、郭大顺：《论辽河流域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文物》，1984年6期)亦即猪头龙。
　　从历代描绘龙的形象看，应以近代学者闻一多《伏羲考》中所说的龙，相当符合考古发现的龙。文中说：“然则龙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的答案是，它是一种图腾，并且只是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龙图腾，不拘它局部的像马也好，像狗也好，或像鱼、像鸟、像鹿也好，它的主干部分和基本形态却是蛇。这表明在当初众多图腾单位林立的时代，内中以蛇图腾为最强大，众图腾的合并与融化，便是这蛇图腾兼并与同化了许多弱小单位的结果……大概图腾未合并以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便叫作‘龙’。后来，有了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团族兼并了，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和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这种看法，实是真知灼见。现在，我们看看考古发现的龙的具体形象。
　　我国考古学上，8000年前，已经出现龙形堆塑。距今5000年前后，在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中，都先后发现了龙形和龙纹。
　　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发现我国目前最早最大的龙形堆塑。这条堆塑龙，是从遗址中央穿过，采用红褐色大小均等的石块堆塑而成。全长近20米，龙身宽1.8—2米。龙头朝西南，龙尾朝东北。昂首张口，弯身弓背，尾部若隐若现，给人一种巨龙腾飞的感觉。在龙形堆塑的南侧紧靠石龙腹部下方，发现墓地及祭坛，富有宗教意识(《查海遗址发掘再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5年3月19日)。
　　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45号大墓内，墓主人骨架的两侧摆塑龙虎图案。东侧由白色蚌壳摆塑的龙，长1.78米、高0.67米。头北尾南，背西爪东。龙头似兽，头顶有角，昂首瞠目，身躯细长而略呈弓形，前后各有一条短腿向前伸，脚爪分为五叉，尾长而徽曲，尾端具有掌状分叉。与传说中的“马首、鹿角、蛇躯、鹰爪、鳞身、鱼尾”状的龙，略有相似。其实，近似鳄形象。墓的年代，经碳测(树轮校正)，为距今6460年，为我国目前出土的龙与后世龙的形象最为接近的一条古龙，在这个意义上说，它堪称“中华第一龙”(濮阳市文管会：《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3期；宋全忠、丁清贤：《中华第一龙》，《中州今古》1988年4期；李京华：《试谈六千年前的濮阳蚌砌龙》，《中州今古》，1988年5期)。
　　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土玉龙，高26厘米。体卷曲，呈“C”字形，吻部前伸，双眼突起呈棱形，颈脊起长鬣，长21厘米，占体形的三分之一以上。背有对穿单孔，系悬挂之饰物。头部并不像猪。身躯弯曲细长，无足爪，似蛇(翁牛特旗文管会：《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发现玉龙》，《文物》，1984年6期)。
　　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大墓中出土的陶盘内彩绘蟠龙纹，身躯粗长，盘曲呈环状，通身绘有对称“U”形花纹，有如遍体鳞甲。头部似鳄首，口中衔一根穗状物，无足，头顶有短角，尾部收缩成尖状。它的主型为蛇，应是鳄首蛇形龙(《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1期)。
　　甘肃甘谷新石器时代石岭下遗址，发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瓶上墨彩绘制的“龙”。瓶高38.4厘米，龙头部圆形，额部中间绘有十字纹，两眼圆睁，大嘴露出板状牙齿，颈部为“U”形纹，腹部网纹。前肢很短，具有四趾。整体呈斜“V”字形。实是人面蛇身纹。它是西北地区发现的最早龙纹。(《甘肃彩陶》，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丝绸之路”甘肃文物精华》，甘肃博物馆，1994年)甘肃广河县齐家坪齐家文化中，也出土了红陶罐肩部浮雕龙纹(《甘肃彩陶》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丝绸之路”甘肃文物精华》，甘肃博物馆，1994年)。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两块龙蛇纹陶片，一为带爪龙，残蛇形；另一块为一首两身蛇，皆为蛇形龙(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5期)。
　　湖北黄梅焦墩遗址，发现卵石摆塑巨龙。龙呈侧面图案。全长4.46米，头朝正西，尾朝正东，昂首，颈至头顶高达2.26米。头上一角，为牛头形并作冠状，龙口大张，吐出长舌并向上卷至头部，腹下两足为爪状。龙身呈蛇身鱼尾，距今约6000年左右，可称“长江流域第一龙”(《黄梅发现新石器时代卵石摆塑巨龙》，《中国文物报》，1993年8月22日)。湖北石家河出土一件相当于龙山文化早期距今约4400年的龙形玉环(张绪球：《石家河文化的玉器》，《江汉考古》，1992年1期)。
　　湖南澧县孙家岗墓中出土透雕龙形玉佩，长9.1厘米，宽5.1厘米，为龙山文化时期玉器。乳白色玉，龙体蟠曲，头顶作高耸华丽的角状装饰，小圆眼，双足蟠曲于腹下。系片状镂孔透雕技法琢成。
　　其他各地也出土所谓“龙”，其实，有些并不似龙。例如：陕西宝鸡北首岭墓中出土的蒜头壶上绘有“鸟啄鱼纹”(《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这条鱼头呈方形，有点像泥鳅之类无鳞鱼。内蒙古赤峰巴林右旗的一件兽形玉雕，高约15厘米，体作卷曲状，背有穿孔，头似猪，不似龙，应为兽形玉。辽宁牛河梁积石冢随葬玉器之一的“玉猪龙”，(辽宁省文物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8月期)其实，似龙非龙。
　　浙江余杭瑶山与反山良渚文化出土的“龙首”镯与大玉琮上的“龙首”，实为“神人兽面纹”的简化变形(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1期)。
　　综观考古发现的龙，从目前看，只有查海、濮阳、黄梅、孙家岗、三星他拉、陶寺、齐家坪等遗址中出土的龙，应是古代龙形象。尤其是濮阳龙，它的形象已脱离了龙的原始形态，而与后世龙形象并无大的差异，是一条形象“进步”的龙。
　　上古龙的主型，总的说来，是蛇、鳄与蜥蜴之类，吸收了多种动物(如：牛、马、鹿、鹰、鱼等)的局部特征结晶而成，于是，出现一种综合体的新“动物”——“龙”。从此，中国之龙，这一千古之谜，由于地下龙的出土而大白于世。不仅如此，也为古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龙的形成是华夏部族大融合的象征
　　古史传说，龙与华夏部族有着密切关系。
　　我国古代部族的分野，大致可分为华夏、东夷与苗蛮三大集团。(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而我国古代文化的形成，正是由于三集团之间长期交流与融合的结果。其中，以华夏集团为主干，势力大，文化也较发达。稍后，它把其他二集团几乎全掩蔽下去了，成为当时中国全族的代表。华夏集团是由炎帝与黄帝联合组成。黄帝曾率领熊、罴、貔、貅、*(左豸右区)、虎等图腾氏族或部落，经过52次战争，战胜了各族，“天下大服”([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从而组成中原部落大联盟，取得了中原盟主的地位，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国家基础。
　　黄帝部族(古代人名与族名往往综合为一)有自己的图腾体系。黄帝族原系由几个氏族与部落融合组成为一个部族，即以龙为共同族徽(图腾)的中原华夏族。
　　《史记·天官书》：“轩辕，黄龙体。”轩辕星座，如龙之体，当系由黄帝之龙形体而来，意即黄帝之状如龙。
　　“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史记·封禅书》) 
　　“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韩非子·十过》)
　　“轩辕之国……人面蛇身，尾交首上。”(《山海经·海外西经》)此处蛇身应即龙身。
　　“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山海经·大荒北经》)
　　“黄帝轩辕氏……龙颜、有圣德。”(《竹书纪年》)
　　“黄帝龙巅，得天匡扬，上法中宿，取象文昌。”(《白虎通·圣人》)
　　“黄帝出游，驾龙乘凤，东上泰山，南游齐鲁，邦国咸喜。”(《绎史》卷五引《易林》)
　　(黄帝)“生日角龙颜，有景云之瑞，以土德王，故曰黄帝。”(《史记·五帝本纪》“正义”)
　　据以上古书记载，黄帝确系崇奉龙为图腾的部族。
　　炎黄时代，是我国上古一个大动荡时期，过去氏族部落林立的局面，经过不断兼并与融合，逐步组成部落联盟，“诸侯咸来宾从”。华夏集团在历史进程中占有极大优势，居于主导地位。于是，“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史记·五帝本纪》)，登上部落联盟最高首领之权位。黄帝也就成为“综合”与“统一”的象征。同时，黄帝族的龙徽，也就成为华夏部族的标志。
　　在东方，太昊氏亦以龙纪，这是由龙部族联合派生出来，伸向东方的氏族。
　　黄帝氏族时，最初以“云”为图腾，《左传·昭公十九年》：“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后来，“云从龙”，云族成为龙族的组成部分，又黄帝号有熊氏，曾以“熊”为图腾，有谓此处“熊”应为三足鳖。亦即“天鼋”，为龙的另一种形态。所以，黄帝族原以龙而非“熊”为图腾。
　　以黄帝为代表的华夏部族已经逐步统一中原。其中，包括着众多的氏族部落。《列子黄帝》：“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左豸右区)、虎为前驱，*(左周右鸟)、鶡、鹰、鸢为旗帜。”这次战役，他指挥着以熊、罴、狼、豹、躯、虎为图腾的氏族打前锋；命令以*(左周右鸟)、鶡、鹰、鸢为图腾的氏族打着战旗，这些氏族都是黄帝族成员。还有“黄帝之子二十五宗”，表明黄帝华夏部族是融合了众多氏族而形成的一个强大部族。
　　龙，已成为华夏部族的族徽，而龙的形象，前面也已说过，是以蛇、鳄、蜥蜴为主型，采用了牛、马、羊、鹿、虎、鱼等多种动物肢体上的某一部位特征综合而塑成的。龙的形成过程，正是当时众多氏族部落形成为华夏部族的象征。龙的突出特点，就在于它的综合性与统一性。因而，也就赋予了时代的特征。龙的出现，意味着中国古代文明的黎明期已经到来。
　　早在8000年前，虽然有了龙形堆塑，但它带有很大的原始性，恐未能与濮阳龙相提并论。濮阳龙，可以说是仰韶时期的代表物。
　　黄帝去世后，继之者为高阳氏帝颛顼，都于帝丘(濮阳)。他从小就在东夷集团少昊族内成长的，深受东夷文化的熏陶。他进一步将华夏文化与东夷文化融合为一体。他的主要事迹是命重黎“绝地天通”，是“重实上天，黎实下地”，是“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火正黎司地以属民”。简言之，即使人神分开，有人专管人间社会秩序方面的事，有人专管上天宗教方面的事，进行了一次宗教大改革。这在古代宗教进化方面有着特别重大的作用。为了改革的实际需要，“履时以象天”，按天象行事，“理四时五行之气，以教化万人”。历法受到特别重视，西水坡45号墓龙虎摆塑，东龙、西虎以及墓形，全部构图与真实天象完全吻合，这就是当时重视天象历法的最好说明。我国上古时代，只有在颛顼时，天象历法才进一步得以大发展。颛顼所创作的新历法，据说能使天时正常，大地繁荣，人们愉乐，万类舒畅，而颛顼之神异，由此也凸现出来了。
　　《山海经·大荒西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按《礼记·月令》的说法，颛顼为北方帝，即北方大神。风自北来，或言颛顼从北方兴起，他的神通广大，能使蛇变化为鱼，若不是大巫，岂能有如此神通!这里，也可说明他是一位大宗教主。颛顼为黄帝之孙，黄帝以龙为图腾，颛顼理应属华夏龙族。
　　《大戴礼·五帝德》：“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今北京一带)，南至于交趾(今广西南部及越南北部)，西至于流沙(今甘肃西部一带)，东至于蟠木(东海中的度朔山，今地不详)”。这可说，东自东海之滨，西至甘肃西部一带，南至于广西南部及越南北部一带，北至北京一带。中原部落联盟大首领颛顼龙族的声威已远播在这块辽阔的土地上。
　　在《山海经》中，帝颛顼之名，见于《海内经》《海外北经》《大荒北经》《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像他这样东、西、南、北，“无远弗届”的情形与《大戴礼》中所记载的乘龙远行四方情况大致相似。他的声名洋溢，也只有他，可与黄帝媲美(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左传·昭公十七年》：“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今濮阳)”。1987年下半年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了仰韶文化的三组蚌龙图。
　　在45号墓内，用蚌壳摆塑龙虎图案。该墓为竖穴土坑墓，东西宽3.10米，南北长4.10米，深0.5米。墓主人为一老年男性(原说壮年男子)，身高约1.72米(原说1.84米)，仰身直肢，头南足北，在墓主身躯两侧，摆塑龙虎图案，东侧为龙，西侧为虎(濮阳西水坡遗址考古队：《1988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12期)。“布列方位与东西二陆一致”。墓主足端摆塑蚌壳三角形图案，图案的东侧紧接横置两根人的胫骨，是为北斗图像。(冯时：《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文物》，1990年3期)依此说法，墓主人是一位“足踏北斗，执掌乾坤”的联盟大首领兼宗教大巫了。在当时，只有帝颛顼才有如此权位。据此，该墓应是帝颛顼之墓。
　　第二组蚌壳龙虎图案，在距45号墓20米处的灰坑内。龙头朝南，虎头朝北，鹿卧于虎背上，三者联在一起。蜘蛛摆塑在龙头之东，头向南，身在北。另在鹿与蜘蛛之间，置一精致石斧(濮阳西水坡遗址考古队：《1988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12期)。
　　蚌图中，鹿卧虎背，应如何解释7这里似可说，此鹿并非鹿，应为麟。《说文》说：麟“形略如鹿”“麟，大牝鹿也”。《大戴礼·易本命》意示“有毛之虫三百六十，而麒麟为之长”，而且是“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公羊传·哀公十四年》)的神物，反映墓主人具有“王者”的权位。
　　而蜘蛛的寓意，可示为织女星，师织女而纺织。又可示为“师蜘蛛而结网”(《抱朴子·对俗》)，“罔水行舟”。意为纺织而衣，农耕与渔猎而食，富裕生活，无相侵扰。
　　那精致的石斧，意示以此为祭祀礼器。可能古人已认识到社会的发展，应表现在生产工具上，首先是斧、钺等类的发明和改进与应用，可以促进农业的发展，故置于“至上”的地位。
　　该坑蚌图的寓意，从历史的角度推测，当时人们已掌握了精致的工具和武器，降服了凶猛动物的严重威胁，系初步摆脱了“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孟子·滕文公上》)的境地，可以“禽兽可系羁而游”(《庄子·马蹄》)。“虎豹可尾，虺蛇可持”(《淮南子·本经训》)。
　　同时，对一些动物如龙、麟、虎等认为赋有灵性，从而表示敬畏。所以突出地表现这类神物的形象。也在幻想依靠这些神物的协助，进入文明境界。
　　第三组蚌图，在第二组蚌塑南25米处一灰沟中，龙头朝东，尾向西，龙背骑有一人，两足跨在龙背上，手在后，面部微侧，像在回首观望。虎在龙的北面，头西尾东，作奔跑状。从整体看，这条灰沟像是一条天空银河。这人骑龙和奔虎，如在空中奔驰腾飞，非常形象，非常壮观(濮阳西水坡遗址考古队：《1988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12期)。这骑龙者是谁?按理说，很可能是45号墓主死后神化的图像。在相当于仰韶时期，古书上只有黄帝乘龙与颛瑞乘龙的记载(祝融·蓐收乘两龙之说，仅见于《山海经》中)。
　　《史记·封禅书》：“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坠，坠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
　　《中华古今注·草木》：“黄帝……乘龙上天，群臣拔龙须，须坠而生草，曰龙须。”
　　黄帝乘龙，不在帝丘。此意示当时人视黄帝为通天大帝。帝颛顼为黄帝之孙，也曾“乘龙而至四海”。灰沟内的人骑龙图像，应是表明墓主系以龙为图腾的黄帝部族中一位大宗教主——帝颛顼乘龙遨游天地之间的写照。
　　上述距今6000年左右仰韶文化时代，大致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炎黄时代。以龙为图腾的华夏部族建立了部落大联盟，统治了中原大地。因而，龙的形象也就发展成为华夏民族的象征。西水坡龙的发现，从考古资料上得到了新的佐证。同时，中华文明之曙光，也已在望。
　　龙进一步成为国家形成的标志
　　帝颛顼是古代部落联盟大首领，又是一位大宗教主。威灵显赫，可以说：“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他“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民，絜诚以祭祀”。社会得以安宁。颛顼去世后，他所居住的帝丘(濮阳)，仍继续为宗教圣地。
　　继颛顼之后，帝喾为中原部落联盟首领。《大戴礼·五帝德》：“帝喾春夏乘龙，秋冬乘马(即龙马)。”《国语·鲁语》：“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韦昭注：“能次序三辰(日、月、星)以治历明时，教民稼穑以安。”《五帝德》又说他“历日月而迎送之”。可知帝髻也是当时对天象有所观测，对历法有所推进。
　　帝喾之后，到了尧、舜、禹时代。这时原始社会即将解体。尧舜二帝为部落联盟首领，是处于古史上的过渡期。尧舜与龙也有关系。《竹书纪年》：“帝尧陶唐氏，母曰庆都，生于斗维之野……及长……常有龙随之，一旦，龙负图而至……赤龙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帝舜有虞氏，母曰握登，见大虹(古有视虹为龙)意感，而生舜于姚虚。目重瞳子，龙颜，大口，黑色。”可见，尧、舜二帝均为龙的子孙，属龙族。但尧舜自身与龙的直接关系，却未见于记载。
　　尧“在位七十载”“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舜继尧位。曾伐三苗，流四凶，周边的许多氏族部落融合于华夏族之内，已形成以华夏族为主的多民族共同体。当时，禹、皋陶、伯益、弃、契、夔等能臣辅佐舜治理天下，“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史记·五帝本纪》)。而部落联盟机构也具有国家的雏形。这为夏王朝的建立，拉开了序幕。
　　大禹“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唯禹之功为大”(《史记·五帝纪》)。而又伐有扈，征三苗，南北文化进一步汇合交融。加之夏族农业发展，势力强大，所以，舜死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夏本纪》)。禹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一个早期的统一国家(前24—前18世纪)已出现在亚洲东方。
　　大禹，又称夏禹(《国语·郑语》)。是夏王朝的创立者，为夏代第一任国君。因他是中原华夏龙族首领，被视为龙的化身。
　　《说文》：“禹，虫也。”古人认为“龙为鳞虫之长”。此处实以禹为龙。“禹”字在金文中从“虫”，“虫”在卜辞中与“巳”同字。夏人姓“姒”，“姒”与“巳”同。“巳”则与“蛇”字同(刘师培：《姒姓释》；刘城淮：《中国上古神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75页)。“蛇”实谓“龙”。表明禹者龙也。夏禹不仅姓和名与龙有关。而且常有龙伴随出现。
　　“禹南省，方济乎江，黄龙负舟……”(《吕氏春秋·知分》)
　　“(禹)南巡狩，济江，中流有二黄龙负舟，……”(《竹书纪年》)
　　“禹治水既毕，天锡玄圭，以告成功。夏道将兴。草木畅茂，青龙止于郊。”(《竹书纪年》)
　　“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史记·封禅书》)
　　“禹治水时，有应龙以尾画地，导水所注当决者，因而治之也。”(《楚辞·天问》注)“禹平天下，二龙降之。禹御龙行域外，既周而还。”(《敦煌旧抄》《瑞应图》引《拓地图》)
　　说明禹与龙的关系至为密切，龙为夏族图腾。当时的龙是什么形象呢?晋南陶寺考古已发现龙纹。
　　晋南，古称夏虚，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大墓中，出工彩绘蟠龙陶盘，龙的形象，是以蛇为主体，体长而蟠曲，无足，头部似鳄首，遍体绘有对称成行的“U”形花纹，有似鳄甲状。(《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1期)头顶有角，有谓近似羊角(王克林：《龙图腾与夏民族的起源》，《文物》，1986年6期)，如照此说，羊，原为羌人或姜氏族图腾，他们本以游牧生活为主，居于甘陕之间，部分羌人迁于晋南。“龙来氐羌”(《殷墟文字缀合》626)意示夏与羌联盟，羌人已成为夏族成员，两族融合为一体。同时，“禹兴于西羌”(《史记·六国年表》)表明关中羌水流域是大禹的发祥地。
　　龙口吐出叶脉状物，有谓此物近似禾穗状农作物。意示夏代农业发展，并居于突出地位。
　　总之，陶寺蟠龙图像，是以巨蛇为主型，综合了鳄、羊的一些特征，创作成的一种新型“神物”——蛇形龙。作为夏族图腾，同时是夏王朝的标记。
　　夏族在各个方面都渗透着龙的影响，真可谓龙的国度。
　　夏禹作为夏王朝第一任国王，常以龙来表征自己。制作礼服，绘有龙纹。《尚书·益稷》：“……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祭祀天地，制用龙盘，意在通过龙，以沟通天地，表达人类祈求。
　　夏人在日常器物上，又多以龙为饰。《礼记·明堂位》：“夏后氏以龙勺。”“夏后氏之龙簨*(悬钟、磬之具)。”在器物上往往画上本族龙的标记(如陶寺龙盘)，藉此以识别为夏物，也寓有龙神保佑之意。而且在旗帜上画龙，举龙旗，以显族威。《礼记·明堂位》：“夏后氏之緌。”郑玄注：“夏后氏当言旂。”旂即旗帜。《周礼·司常》：“交龙为旂。”《释名》：“交龙为旂倚也。画作两龙相倚状。”夏族以交龙为旗。
　　“旂”的作用。《说文》：“旗有众铃以令众也。”即是在旗杆顶上系有“众铃”(《尔雅·释天》：“有铃曰旂。”郭泣曰：“悬铃于竿头”是也)。举旗，以旗上铃声号令于众，听从国王的命令，以显示国王的权力。
　　夏王朝以龙旗为主旗，即以龙旗为国旗。这样，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第一面龙旗已飘扬在华夏大地上。
　　综上所述，濮阳龙的出土，是中国考古的一大发现。龙，作为华夏族的标志，结合考古发掘与古文献记载，既可说明中原部落大联盟的形成，又可反映早期华夏国家的建立。而45号墓的文化遗存，更为距今6000年前的仰韶时代已进入父系社会乃至文明史的黎明期，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证。
　　选自《黄帝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