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陵

　　关于“思想是什么”的问题，上个世纪侯外庐曾经有过定义，他认为思想应该包含三个主要层面：一是人对世界总体的看法，包括人对自身在世界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看法；二是思维方法；三是社会意识，即人们关于社会模式、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的意识、观念或理论，它既包括社会意识形态，也包括社会心理”①。也就是说，思想是以对世界整体有一定理论深度的思考为基础、有一定思维水平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比较系统的认识。
　　考古发现证明，至少在距今180万年前，中国境内就已经有人类活动。从距今170万年的云南元谋人遗址到距今2万年的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山顶洞人遗址，在这170万年之间的中国境内的人类遗存，目前被发现的有数百处，基本反映了古人类进化和旧石器文化的各个阶段。在这170余万年间，中国境内人类的体质不断进化，已经有了语言；在适应自然的过程中，他们逐渐学会了改造自然的一些基本技能，初步懂得对石器进行简单加工，与此同时，也开始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虽然当时群落的规模一般还不是太大，大约在三五十人之间，但群落之间已经有比较松散的联系；人类的灵魂观念、审美意识也在这一百余万年中萌芽。也许有人说，当我们的祖先在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对石块进行加工，使之符合自己的理想并服务于特定的用途的那一刹那，思想即已产生；或许有人说，当我们的祖先懂得用一种比较委婉的手段去表达对对象的爱恋的那一时刻，思想即已诞生……但如果根据前面侯外庐对思想所作的定义，即思想必须是以对世界整体的理论思考为基础的、有一定思维水平的社会认识，那么我们要说，这些还不能算是系统的思想。当人类还是主要靠攫取天然资源维系生存的时候，纵使他们对自然物品的属性有局部认识并有将它们初步进行改造的能力，尚不构成对自然的理性把握。当他们生活在山洞之中，即使他们已经有了对社会关系的一定认识，也不能说明他们有对社会的全面理解。
　　与此前远古人类的缓慢进化相比较，从距今约12000年-约5000年的7000年间，人类发展的步伐大大加快，人类对世界整体的认识水平和能力以及对自身情感和社会关系的思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距今12000年-9000年的3000年间，地球上最后一次冰期结束，气候逐渐转暖，人口增长加快，对食物的需求也迅速增加，中国人类开始尝试从攫取天然资源的掠食经济向以农业、饲养业为主的生产经济过渡。目前，在距今12000年-8000年前的广东英德牛栏洞、史老墩两处古文化遗址发现的水稻硅质体，是迄今为止岭南地区最早的水稻遗存。在距今约10000年的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先后两次发现了水稻谷壳。经专家鉴定，前一次发现的稻谷属于普通野生稻，但有人类初步干预的痕迹；后一次发现的稻谷，兼有野、籼、粳的特征，属于从野生稻向栽培稻进化的古栽培稻类型。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水稻实物标本。在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中发现有距今约11000年左右的石磨盘和石磨棒等加工工具，伴随出土的还有陶片和猪、狗、鹿等动物骨骼，虽然还不能肯定那就是农业的证迹，但至少可以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种植农业的出现改造了原始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它促使人类去思考土地、河流、气候与农作物之间的联系，深入了解动物和植物的习性；它推动人类为了种植农业的需要去改造更多的自然物品，制造更多的农业生产工具。考古发现证明，在距今12000年-9000年的3000年间，农业在经济生活中的比重越来越重要，饲养业得到发展，猪、狗、鸡、牛成为普遍饲养的动物，用石、骨、蚌、木制作的农具数量逐渐超过渔猎工具，成为当时的主要生产工具。种植农业的出现也改变了原始人类的生活，人类开始从山洞中走出来，相对稳定地居住在河岸、湖畔或天然泉水周围，组成一定的聚落。聚落有沿水阶地聚落和岗丘聚落两类，前者处于水旁的台地上，后者处于周围较低的高地上。规模一般在10000-20000平方米左右，生活着80-200人。人类还发明了陶器。近几年来，在中国的南方和北方不断发现有距今13000年左右的陶片，到距今9000年左右，陶器开始成为遗址中普遍存在的文化因素。
　　距今约9000年-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开始成为各具特征的两大农业地区。这一时期，聚落规模有所扩大，有些聚落已经有环壕。聚落布局体现凝聚式和向心式特点。这一时期陶器的制作水平有显著提高，种类有所增加，包括碗、钵、盆、罐、瓮、盂、缸、小口类底器、小口平底以及大口尖底器等许多品种，涉及饮食器、储藏器、水器和炊器等多种类型。当时陶窑的温度在900-1000摄氏度之间，由于氧化作用，出窑的陶器呈红色、器面上的图案则为黑色，这样的陶器被称为彩陶。编织技术已达到一定水平，有斜纹缠结、棋盘格式、间格纹等多种编织方法。
　　距今约7000年-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是中国种植农业的迅速发展时期。在黄河流域，种植业已经成为主导性的经济，当时谷物收获量已相当可观。半坡晚期的115号窑穴中堆积的粟的朽灰，折算成新鲜小米有500多公斤。山东胶县三里河一座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窑穴中堆积的粟的朽灰，折合成新鲜小米约有2000公斤。长江流域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距今约7000年-6500年)，在第一次发掘的400多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由稻谷、稻壳、芦苇茎叶等混杂而成的堆积层，厚度不等，大多10-40厘米，最厚处达80厘米。专家推测，假定当时的堆积层平均厚度为1米，其中1／4为稻谷和稻壳，则此处堆积的稻谷的重量至少有120吨。说明河姆渡人的粮食不仅可以满足食用，而且已经有较多的剩余。河姆渡遗址还出土了270余件大型偶蹄类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大多是水牛的肩胛骨，臼部经过锉削，正面的左右各凿有一个长方形孔，有些肩胛骨出土时还残留着用藤条穿过方孔捆缚住的木柄，可见原本是铲类农具，专家将其定名为“骨耜”，是与当地沼泽型地貌相适应的锄草、翻土、排水用的工具。与“骨耜”同时出土的农具，还有用动物肋骨制作的骨镰、中耕农具鹤嘴锄和加工谷物用的木杵等，表明河姆渡人早已渡过了“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进入到了使用成套农具、普遍种植水稻的“熟荒耕作制”阶段。这一时期的聚落规模一般在1-6万平方米之间，一般居住80—600人，最大的聚落估计达到数万人。此时聚落环壕设施增多，每个聚落均有居住区和墓葬区，有的还有陶窑区。墓葬区与居住区的聚落、房群、房组三级结构相对应，形成墓地、墓区、合葬墓三级结构，几个合葬墓构成一个墓区，几个墓区构成一个聚落的墓地。在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中还出现了面积很大、规格很高的大型房屋。在红山文化中出现了像牛河梁那样的贵族墓地，每座墓不但用大石板砌坑，随葬品是玉器等精美物品，而且在上面修筑巨大的积石冢。②此阶段陶器制作也进入全盛时期，无论是中原仰韶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还是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燕辽地区的红山文化，都有非常发达的彩陶。仰韶文化出土的彩陶器、陶土经过精细淘洗，不含粗大砂粒，在陶坯将干未干时，将表面打磨光亮，然后用红色(赭石)或黑色(锰化物)绘上各种编织纹、十子纹、方格纹和花纹或各种动物图像。有时在上彩之前，还涂上一层白色或浅红色的陶衣，使整个画面更为鲜艳。最后放入封闭不很严密的窑中烧制，火候一般高至1000-1400摄氏度之间。陶器因氧化作用而变成红色或红褐色，彩绘纹饰附着在陶器上，洗刷也不会脱落。浙江余姚河姆渡陶器呈黑色，俗称夹炭的黑陶。从石器手工业中开始分化出玉器手工业，在红山文化后期和同时期的许多文化中都出现了玉器。
　　从距今约12000年-约5000年的7000年的发展时期，人们一般把它称为新石器时代，它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12000年-约9000年)、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9000年-约70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7000年-约5000年)。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是在哪个时期，中国思想开始萌芽?
　　综合关于思想定义的各种要素，我们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是中国思想的产生时期。主要原因有五点：
　　首先，新石器时代晚期古代农业经济开始出现规模化。古代农业文明的发展，大致要经过植物驯化、刀耕火种、锄耕、犁耕四个阶段。从现有的考古材料看，10000年前，湖南道县玉蟾岩人开始驯化稻米，经过5000年-6000年左右的发展，到距今约5000年前后，中国逐步形成了南稻北粟的农业经济基本格局。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半坡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就已经走出了植物驯化和刀耕火种的阶段，进入了翻土播种、中耕锄草的锄耕农业阶段。
　　其次，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的分化程度增强。新石器时代前期和中期，社会经济尚处于原始的氏族公有制时期，氏族成员享有平等的地位。虽然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已经开始有穷人和富人的区别，但这时的分化还不明显，流行多人二次合葬，在人死后先对尸体进行暂时处理，等肉体腐烂后再把骨骼收拾起来，同亲近的人一起埋葬。新石器时代晚期，在聚落遗址内部，个别房子建造得特别讲究，如前述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中编号为F901的房子，而大多数房子还是简易的窝棚。墓葬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已经开始出现一些特殊的墓葬。西安半坡一座幼女墓木棺，随葬玉耳坠、陶器、石珠等物。这时期的墓葬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成年男女的双人合葬墓和成年男女双人并带小孩的合葬墓。不同墓葬中随葬品种类和数量都表现出巨大差异。大汶口文化晚期的133座墓葬中，面积最大的已达14平方米，有朱绘的木椁葬具。大墓的随葬品少则50余件，多的达180余件，黑陶、白陶和彩陶、玉器、象牙器、鳄鱼鳞板及镶嵌绿松石的骨雕筒等珍贵物品几乎都出于大墓。中等墓少数也有木椁，随葬品一般有一二十件或二三十件。小墓仅能容身，仅随葬少量陶器，甚至一无所有。在红山文化中还出现了像牛河梁那样的贵族墓地，每座墓不但用大石板砌坑，随葬品是玉器等精美物品，而且在上面修筑巨大的积石冢。③
　　第三，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社会聚落之间的分化。新石器时代前期和中期，虽然相近的聚落之间已经有了一定的联系，但还没有构成一个聚落对另一个聚落的主导关系。新石器时代后期，在特定区域内，个别聚落通过优先发展而获得主导地位，并以一定秩序形成聚落群。仰韶文化后期、红山文化后期、大汶口文化后期各遗址开始出现规模很大的中心聚落，如大地湾约36万平方米，大汶口80多万平方米，而同期一般遗址仅有几万或几千平方米。
　　第四，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有了文字的萌芽。文字的发明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在汉字产生以前，中国曾有用实物记事的阶段。结绳和刻契是其中的重要手段。《易传·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20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半坡遗址中，发现圜底钵口沿的宽带纹上有27种刻划符号。半坡类型的文化陶器大多有刻于器物烧成以前的符号。符号有固定的位置，一般在陶钵口外面的黑色带缘上。晚于半坡类型的其他文化，也有类似的陶器符号。如青海乐都柳湾出土的马厂类型彩陶壶，下腹部外面常有绘写的符号，刻划有符号的陶器有679件，据统计有50多种。马厂类型的符号有两类，绝大多数是几何形符号，有139种之多，如人字形、十字形、三角形、丰字形、卐字形等，另有少量的牛、羊、犬、鸟、虫等动物符号。有些符号与后世的某些文字，如一、二、三、四、五、七、十等几乎相同。
　　最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有复杂的原始崇拜。迄今为止，有关原始崇拜的考古资料，最为集中和丰富的是在红山文化辽宁喀左东山嘴遗址、辽西凌源的牛河梁遗址所发现的积石冢、女神庙和金字塔式的建筑。辽宁喀左东山嘴遗址红山文化晚期祭坛，距今约5000多年。遗址中心部分是一座大型方形基址，东西长11.8米，南北宽9.5米，四边墙基用外形规整的条石错缝相砌。基址内有三处石堆，而以南侧中部的石堆为最大，由密排立置的长条石组成，略呈椭圆形。专家推测，东山嘴遗址北部中心方形石砌建筑是一平台式祭坛，可能是祭祀地母的场所。祭坛与石圆圈之间是一片空地，显然就是一个公众的活动场所。石圆圈可能是供奉妇女陶塑像的祭坛，陶塑像可能是生育神或者农神。
　　牛河梁遗址位于辽宁西部凌源，距今约5000年。女神庙位于牛河梁主梁北山丘顶，位于这一带红山文化遗址的中心位置上。女神庙出土了人物像泥塑残块，当有不同等级的女神。在女神庙周围已发现大型积石冢遗址20多处，风格奇特，结构复杂，墓主人可能是部落联盟的首领。金字塔式的巨型建筑位于牛河梁遗址的南部。该建筑的地上部分，中心是人工夯筑的高25米直径达40米的圆形土丘，每层夯土厚5-15厘米。圆丘外面用大块白色硅质石灰岩围砌，直径约60-100米。总面积将近10000平方米，仅夯土就达100000立方米。牛河梁遗址群以女神庙为中心，以金字塔式的建筑为前卫，四周山岗上的积石冢形成拱卫之势，彼此呼应，形成了严谨完整、恢弘博大的布局。这一切都向人们暗示，当时的宗教形态已经形成了初步的体系。它说明红山人不仅有了设计和建造宏大的神庙的能力，而且有着创造瑰丽的神祗世界的思维。④
　　新石器时代晚期正是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从文献资料来看，黄帝在中国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显著地位。
　　黄帝，姓公孙，因居姬水，改姓姬，号轩辕氏。据南宋人所作《轩辕黄帝传》的记载计算，黄帝居位之年距秦灭东周有2731年，秦灭东周是公元前256年，距今2263年。黄帝居位的时间距今4994年，只差6年就是整整5000年。黄帝就是生活在距今5000年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铜石并用时代早期。
　　传说在黄帝诞生的时候，中国境内已经并存着许许多多有不同经济特点和宗教意识的氏族群体。在黄河上游、中游地区，有炎、黄两大部落，黄帝在陕西东北部和山西南部，炎帝在陕西的渭水上游，东可能到山西。在山东和江苏北部地区，有九黎部落，此外还有长江流域的一些部落以及内蒙古和甘肃的一些部落。在每一部落群体乃至部落集团之间，已经存在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在黄帝时代，改变以往相对封闭的生活状况，加强部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成为当时的时代课题。
　　在5000年前，最有资格捕捉这一历史机遇的是以炎帝为首的炎帝部落、以黄帝为首的黄帝部落和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据文献记载，炎帝生长于姜水，即今陕西宝鸡境内的姜河流域。黄帝生长于姬水，即今陕北黄土高原。炎帝与黄帝具有共同的祖先。据《国语·晋语》记载：
　　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
　　黄帝和炎帝都是从少典族中分出来的两个氏族，两个氏族“成而异德”，在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点。据现有史料分析，炎帝部族相对保守传统，而黄帝部族表现出较强烈的开拓精神。炎帝不但将火使用于山耕，而且还扩大了火的用途，把它运用于饮食和器物制造等方面，开启了“日中为市”的贸易市场。后世遂将饮食、制陶，即衣食器用方面的发明创造归之于炎帝，炎帝也被道家打扮成一位非常懂得养生保健的古代圣王。而黄帝族的主要功绩在于它在神农山耕农业文化的基础上，开启出中原平原农业的新形式，并奠定了与中原平原农业相适应的社会管理制度。
　　据《史记·五帝本纪》，轩辕黄帝的功绩之一是“艺五种”。“五种”据郑玄注释，是指“黍、稷、菽、麦、稻”五谷。黄帝能种植多种粮食作物，说明黄帝将农业生产作了进一步的发展。黄帝还非常重视平原农业的规律的探索。他对土壤气候与农业生产的关系给予了高度注意：
　　(黄帝)设灵台，立五官以叙五事，命谀区占星，计苞授规；命羲和占日，尚仪占月，车区占风，隶首定数……
　　正因为黄帝深深懂得平原农业与土壤、气候的重要关系，重视对其规律的探究，所以他和他的部族掌握了平原农业的许多特点。相传在他的时代，“岁时熟而亡凶，天地休通，五行期化，故风雨时节，而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⑤所以黄帝理所当然成为中原平原农业生产科学的发明者。
　　《国语·鲁语》上说：“黄帝成命百物。”所谓成命百物，包含两项含义，一是为自然事物定名，它表明黄帝时期人们对某些自然事物的认识已经形成概念；二是发明创造出自然界所没有的事物。黄帝的发明创造有很多，据文献记载，黄帝发明的主要器物有：①井。《易·井卦·释文》引《周书》云：“黄帝穿井。”②釜、甑。《太平御览》卷七五七引《古史考》云：“黄帝始造釜、甑。”③灶。《云笈七签》卷一百《轩辕本纪》云：“(黄)帝作灶。”④杵、臼。《周易·系辞》下：“(黄帝)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⑤宫室。《新语》：“天下人民野居穴处，未有室屋，则与禽兽同域。于是黄帝乃伐木构材，筑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避风雨。”⑥衣裳。《风俗通义·皇霸》：“黄帝始，……垂衣裳。”⑦舟楫。《周易·系辞》下：“黄帝……刳木为舟，刻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⑧车。《古史考》：“黄帝作车，引重致远。”⑨阴阳五行。《春秋内事》：“黄帝师于风后，风后善于伏羲之道，故推演阴阳之事。”⑩音律。《路史·后纪五》罗注引《晋志》：“黄帝作律，以玉为琯，长尺六寸，为十二月。”这些器物从①—④显然是与平原农业息息相关的器具。而⑤—⑥也明显是在平原农业发展了，生活条件得到较大改善，人们对自然规则有了较深入的认识后才可能出现。
　　《国语·鲁语》还说：黄帝“明民共财”。黄帝不但将山耕农业发展为平原农业，发明了平原农业生产生活的器具和自然知识，而且还通过“明上下、等贵贱”，使社会形成一定制度，调剂部族成员对劳动财富的占有。黄帝发明了礼法制度。《尚书大传·略说》：“黄帝始……礼文法度，兴事创业。”黄帝造屋宇、制衣服、营殡葬，他试图通过将社会秩序规范化来加强人们与自然现象作斗争的能力，缓和因贫富分化带来的氏族冲突。
　　所以，在5000年前，炎、黄两个具有共同历史传统的部族已经具有各自的文化特点，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炎帝族相对保守，它崇尚传统，崇尚自然，内部组织比较分散，具有流动性；而黄帝族则注重开拓，它崇尚现实，崇尚创造，内部组织比较严密，具有安定性。
　　在炎、黄两大部族之外，当时势力较为强大的是以蚩尤为首的九黎族。九黎是居住于古黄河下游，即今山东、江苏北部一带的庞大部族。这一部族也有其独立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炎、黄部族相比较，他们的农业水平更为发达，部族人员也更为富足。考古证明，在山东、淮北、皖北曾经有独立发展的大汶口文化类型，它始于公元前4300年前，大约在公元前2400年前后过渡到龙山文化，距今约6500年-4500年。大汶口文化以农业经济为主，家畜饲养业也比较发达。从制骨手工业的进步可以知道渔猎在当时社会经济活动中仍占一定的地位。陶器的制作均采用轮制技术。出现了大量的白陶器、玉器、象牙器，说明手工业生产已经从农业中逐步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经济部门。大汶口文化以及继承了大汶口文化许多重要特征的山东龙山文化的分布区域，大体与历史典籍中所谓“东夷”人的活动区域相当。“东夷”较早使用了双齿耒这种农具。与仰韶文化相比，大汶口文化石斧较少而石铲较多，并且普遍使用蚌镰、牙镰，说明从耕作到收割，技术都较为先进。大汶口文化已经使用尊、斝、盉、鬶、觚形杯等专用酒器，而“清醪之美，始于耒耜”，饮酒习俗的出现以谷物剩余为条件。东夷人还有独立发展的生活习惯。如大汶口文化各地墓葬的人骨，多有枕骨人工变形和成年人拔除上侧门齿的现象，在有的墓葬中，还发现齿弓变形的例子，在严重变形的部位置有小石球或陶球，这与中原仰韶文化明显不同。东夷人还有较高的精神生活水平，玉铲、玉斧纹样精细，居室建筑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
　　在炎、黄部族和蚩尤部族为代表的黄河流域文化系列之外，还有长江流域的苗蛮集团，这一集团最有名的氏族是三苗氏，也有悠久的、独立的古史文化背景。在黄帝时代，他们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但还没有构成对炎、黄部族的威胁。到虞夏时期，他们势力壮大，并开始与炎黄部族和九黎部族展开长期争夺，炎黄部族联合九黎部族，才最后将他们融入华夏族的主流之中。
　　历史给当时的各部族提供了这样一个机遇：谁能铸造华夏文化的共同体，谁就有资格成为天下霸主。当中国原始文化发展到距今5000年左右的时候，吸取不同部族文化创造的长处和成果，缩小部族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隔阂，组织较大规模的部落联盟，共同抵御自然灾害，建构趋同的文化精神，就成为当时的时代课题。而要完成华夏民族共同体的铸造工程，第一步就是要将黄河流域的不同部族统一起来，缩小部族之间的发展差异，将黄河流域建设为华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黄帝族在华夏大地所呈现的这一宝贵机遇面前崛起，通过统一黄河流域而奠定了华夏文化的基本格局。
　　战争首先在炎帝与黄帝部族之间展开。关于战争的起因，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左豸右区）、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
　　《史记》所谓神农即炎帝，它沿袭战国以来炎帝神农合称的说法。按司马迁的记载，战争的大背景是原先居主导地位的炎帝部族仍然按照传统的方式处理部族内部之间的关系，但它已经无力制约各部落之间的相互侵凌。而富有开拓精神的黄帝族逐渐取代炎帝族的地位，在诸部落之间享有越来越高的威望。战争的直接原因是炎帝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试图通过暴力维持自己的霸主地位，在“并兼无亲，交无所立，智士寒心”“诸侯衅之”的情形下，炎帝族诉诸武力，挑起战争。
　　黄帝族在与炎帝族的战争中，团结了很多部族，并与炎帝族展开了多次大战。最重要的决战是涿鹿之战，当时的战斗很激烈，“血流漂杵”⑥。炎帝因抵挡不住黄帝族的联合进攻，败退到涿鹿城东一里处的阪泉。黄帝率领以熊、罴、狼、豹、貔、虎等为图腾和名号的氏族部落，挥舞着用雕、鶡、鹰、鸢等的羽毛制作的旗帜，向炎帝族展开进攻。经过多次战斗，方“诛炎帝而兼其地”，取得了最后胜利。故《论衡·率性》篇云：
　　黄帝与炎帝争为天子，教熊、罴、貔、虎以战于阪泉之野，三战得志，炎帝败绩。
　　黄帝在这场战争中获得胜利，证明了平原农业具有比山耕农业更大的发展优势。
　　与炎黄之争相比较，黄帝与蚩尤族的战争包含的因素就复杂得多。《史记·殷本纪》记载说：
　　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乃弗予，有状。
　　意思是说，从前蚩尤同他的部下在百姓里作乱，于是天帝不保佑他，他的罪行愈来愈显露。《尚书·吕刑》说：
　　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
　　此段大意是说，古代传说蚩尤开始作乱，蔓延到平民里面。当时他的部族里的人没有不强取杀人、轻疾贪冒的。他们倾邪反侧，攘夺人财，诈无为有，戕害人民。上述蚩尤部族的罪状，归结起来，似乎不如炎帝部族那样有明确的内容，蚩尤族向黄河中游发展，主要目的是拓展生存环境，自然不可避免地造成对居于黄河中游南北两岸区域的炎、黄部族的威胁。蚩尤为首的九黎族向黄河中游的发展得到考古材料的印证。在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已经具有山东大汶口文化和继大汶口文化而起的山东龙山文化的某些特征，譬如玉器的制作和使用，已明显地显示出九黎部落文化西移的迹象。
　　战争的起因是蚩尤驱逐榆罔。“蚩尤氏强，与榆罔争王，驱榆罔”⑦。榆罔据说是神农的后代，它可能与黄帝族有血缘关系，居黄河中游地区。榆罔在受到蚩尤进犯而无法抵挡的时候，便向黄帝求救。黄帝答应了榆罔的请求，并用仁义感化蚩尤，但未能达到目的⑧。黄帝只好用战争来对付战争。
　　黄帝非常重视这场战争的准备工作。他制弧矢，制甲胄，采首阳之金，铸为鸣鸿刀，并设八阵之形。尽管这样，黄帝并没有一下子就取得军事上的主动权，黄帝“九战九不胜”⑨。面对战争失利，黄帝采取了外交手段，他一方面巩固了原有的军事联盟，另一方面还对九黎部落进行分化，他使信仰鸟图腾的玄女、女魃、风后也加到他的军事集团中来。据《黄帝玄女战法》载：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有妇人人首鸟形，是谓玄女，授黄帝战法”。《龙鱼河图》说：“天遣玄妇下授黄帝兵符，伏蚩尤。”《山海经·大荒北经》说“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令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这些资料都表明黄帝通过联合东夷的某些部落共同对抗蚩尤，才最终将蚩尤擒获。
　　蚩尤虽被黄帝擒获，并被杀于凶黎之丘(或曰中冀绝辔之野)，但黄帝并没有做到使九黎部落诚心归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黄帝仍然无法全面控制九黎部族。他只好把那些曾经协助过黄帝作战的九黎部落安置在比较好的地方，把那些助蚩尤作乱之徒迁徙到寒冷荒凉的不毛之地。《拾遗记》记载：“迁其民善者于邹屠之地，迁恶者于有北之乡”。但这样还是不能消弭九黎部落的反抗，所以黄帝只好仍然认可蚩尤的权威。《龙鱼河图》中有“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
　　经过与炎帝、蚩尤的艰苦战斗，黄帝通过政治上的主导作用影响中原和东夷文化的发展趋势，进一步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西汉时期，史学家司马迁追述各民族的发展历史，认识到黄帝的独特地位，因而他所作《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就以黄帝为首。
　　黄帝的功绩首先表现在他将山耕农业改变为平原农业，而且在征服蚩尤之后，吸取了九黎部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使中原平原农业上升到更高的发展阶段。
　　黄帝与蚩尤的战争主要因为部落对生存环境的拓展和不同行为习惯和宗教习俗的冲突而起，战争的结果虽然是黄帝取得了最后胜利，但面对比黄帝部族还要发达的农业经济，黄帝只能吸取其先进的经验。黄帝推进了中原平原农业的生产方式。而在战胜蚩尤之后，中原平原农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后来黄帝姬姓部落甚至出现了一个在农业方面成绩卓著的领袖——弃。他被称为周人的祖先、中国平原农业的代表，被尊为后稷。他生当“陶唐虞夏之际”，即黄帝时代稍后。《诗经·生民》说他种的大豆(菽)、谷子、麻、麦都特别好，他能认识不同土壤(“有相之道”)并懂得拔去杂草(“弗厥丰草”)。他还知道挑选种子(“种子黄茂”)，知道鉴别良种，他的功德简直可以与天相配：“思维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难推想，本来具有较高农业发展水平的东夷部落竟然没有一个为后世推崇的农业发明和创造者，而姬姓部落却出现了后稷，且被后世尊为农神，这显然与黄帝族吸取东夷农业生产技术有关系。
　　黄帝部落农业经济和技术的突飞猛进得到了考古材料的印证。分布在陕西、河南、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及安徽西北部的黄河中游龙山文化，是继仰韶文化而来的又一文化类型。它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800年-公元前2000年之间，距今4800年-4000年。这一时期，社会经济有了突出的进步，石制生产工具磨制得更加精细，打制石器极为少见，已经使用挖土工具木耒，有的遗址还发现石钺和三角犁形器。这些改进了的生产工具，大大提高了开垦土地的能力。穿孔石刀以及石镰、蚌镰等收割工具的大量使用，表明农业生产已经具有一定规模，收获量有所增加。当时人的衣着材料，也多由兽皮演进为植物纤维，村落分布更加稠密，甚至出现了都市城堡。手工业技术水平相当高，特别是制陶和制玉，有的已达到精妙绝伦的程度。陶、石、玉、漆、木等质料的礼器和乐器令人惊叹。有的刻划和书写符号大体可以确定为汉字的雏形。畜养家畜的品种和数量都有所增加，有的墓葬中用猪头随葬。
　　黄帝的功德还表现在他根据新的生产方式的特点所制订的制度，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在中原创立创造了条件。国家的出现必须有相对稳定的地域和居民，黄帝在推进农业生产基础上，将“迁徙往来无常处”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部落结构改变为比较稳定的具有一定地域色彩的社会结构，这就为国家的出现奠定了基础。黄帝还是宫室的发明人。《白虎通》说：“黄帝作宫室，以避寒暑，此宫室之始也。”这说明黄帝时开始营建都邑，使之作为政治经济中心。
　　黄帝还肇造了与平原农业水平相关的社会管理制度。《尚书大传》说黄帝始立礼文法度，传说又云黄帝任用“四辅、三公、六卿、三少、二十有四官，凡百二十官，有秩以之共理，而视四民”⑩。《淮南子·览冥训》还夸张地说：
　　黄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辅之，以治日月之行、治阴阳之气、节四时之度、正律历之数、别男女、异雌雄、明上下、等贵贱，使强不掩弱，众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岁时熟而不凶，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令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渔者不争隈，道不拾遗，市不豫贾，城廓不关，邑无盗贼，鄙旅之人相让以财，狗彘吐菽粟于路，而无忿争之心。
　　虽然黄帝时期的社会管理效果不一定达到《淮南子》所说的程度，但可以肯定，黄帝曾经为建立一套社会管理系统作出了贡献。黄帝还创造了“分土建国”的册封制度。据《路史·后纪一》罗泌注：“黄帝始分土建国”。结合黄帝在打败蚩尤之后对蚩尤遗民的处理情况，黄帝确实有可能改变屠杀不同氏族的俘虏的做法，探索一种控制被征服氏族人员的统治方式。
　　黄帝的功德还表现为他促进了华夏族的形成和中原地区最早的文化大融合，他促进了华夏族与东夷、苗蛮族的融合，为后世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通过与炎帝的战争，以“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为标志，黄帝统一了中原各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它就融合成被后世称之为“华夏族”的新的部族。黄帝统一这些部落后，相互结成联盟，使各部迁徙、杂居和交流成为可能。这就协调了中原各部族的经济生活水平，使华夏族在文化艺术和生活习俗方面形成共性。
　　通过与蚩尤的战争，华夏族与东夷族有了深入的相互了解。黄帝打败东夷族，并创造出一种相应的军事占领方式，为华夏族融合苗蛮族以及其他部族提供了范例。在黄帝打败东夷族首领蚩尤之后，华夏族与东夷族之间有较长时间和睦相处的局面。而它与苗蛮族的冲突开始加剧，这种冲突和战争一直持续到尧舜禹时期。对此，古籍有不少记载。如《尚书·尧典》曰：尧“窜三苗于三危”。《吕氏春秋》记述尧战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墨子·非攻下》也云禹征有苗。可见当时战争旷日持久。而每当华夏族进攻苗蛮获胜时都更易其俗，使之同化。江汉地区从“湖北龙山文化”到楚文化一系列地区文化遗存中有越来越多的中原华夏族的文化因素，反映了苗蛮与华夏族同化的趋势。苗蛮族被华夏族融合的经历和特点，与黄帝同化蚩尤九夷部族极其相似。
　　在夏、商、周、秦时期，华夏族进一步融合四周的苗蛮夷狄等族，逐渐发展壮大。到今天，中华民族有五十多个民族，虽然各自都有自己的族源，或传说中的始祖，如蒙古族的族源是蒙兀室韦，传说来自额尔古纳河，藏族传说他们的祖先是一个神猴与罗刹女所生子女，羌族传说他们的始祖是“无弋爰剑”，维吾尔族传说他们的祖先是“卜可汗”或“乌古思可汗”，南方各族有的传说自己的祖先是“盘瓠”或“廪君”，但他们都认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始祖，之所以千百年来被各民族所认同，不能不说是因为黄帝确立了民族文化交互融合“一体多元，多元一体”的格局。
　　黄帝的功德还表现为他在原有宗族传统的基础上奠定了中国文化艺术的基本形式。在文化艺术上最引人注目的一项创造发明是黄帝之臣仓颉发明了文字。据考古发现，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中期遗址中，都曾发现有刻契符号。在黄帝时代，经济文化生活的繁富，使得结绳记事已无法适应更多、更快地记录、传递信息的需要，仓颉从“兽蹄鸟迹”之中，捉摸一套方便适用的交流手段，从而发明了文字。文字的发明为黄帝充分吸取其他部族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方便。黄帝充分吸取了九夷族宗教信仰的长处。他曾经试图将九夷族关于天象的信仰中的某些因素运用于农事。这影响到他的族孙颛顼试图绝地天通，改变“人人巫史”“民神杂糅”的局面，使宗教服务于最高统治权力，以世俗权威制约宗教权威。黄帝对炎帝部族的医药养生之术也予以高度关注。自战国时期开始，就有越来越丰富的关于黄帝学习养生、医学的记载，如《庄子》记载，黄帝曾到陇右(今甘肃酒泉县)空峒山问“养民人”“官阴阳”之道。黄帝后来也被养生家当做他们学说的始祖。黄帝对人类现实生命的高度关注，影响了后来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
　　由上可见，黄帝时代不但实现了黄河流域中国远古各种思想萌芽的初步整合，而且它所形成的基本思路甚至影响了中国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注释】
　　①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卷首，新知书店，1947。又见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人民出版社，1987，第11页。
　　②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8)。
　　③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8)。
　　④张岂之：《中国思想文化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第23-24页。
　　⑤《路史·疏仡纪·黄帝》。
　　⑥《新书·益壤》。
　　⑦《庄子·盗跖》。
　　⑧李昉《太平御览》卷七十九引《龙鱼河图》，中华书局，1960。
　　⑨李昉《太平御览》卷十五引《黄帝玄女战法》，中华书局，1960。
　　⑩《路史·疏仡纪·黄帝》。
　　

黄帝与中华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朱恪孝，谢阳举主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