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陵

　　考察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炎黄二帝、炎黄文化因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炎黄二帝、炎黄文化的认同过程。为此，我们研究炎黄认同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对我们今天构筑中华民族凝聚力，构建和谐文化、和谐社会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历史上的炎黄认同
　　对炎黄的认同，从文献记载看，自虞夏时期就已开始。有虞氏、夏后氏“帝黄帝而祖颛顼”，自称为黄帝的后裔。商周时期，有祭祀五方帝之礼，炎帝、黄帝等配食。战国的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因鄜畤、吴阳上下畤及密畤，位于雍城附近，称“雍四畤”。秦统一后，仍重祭“雍四畤”之祀。西汉高祖时，刘邦“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武帝祭“黄帝冢桥山”。至宣帝时，“祠及黄帝……于肤施”。王莽摄政，自谓黄帝之后，立祖庙，“郊祀黄帝以配天”，东汉于洛阳，设圆坛以郊天，“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黄帝位在丁未之地”。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上沿用汉制，各在其国都设祠坛郊天及祭祀五帝。隋唐以后，仍行郊天及祭五帝之礼，于京城内置庙祭，由此开启京都立庙祭祀炎帝、黄帝等古帝王之先河。宋朝皇帝尊黄帝为圣祖，诏示各州要立黄帝祠庙。宋徽宗时作宝成宫，以祠黄帝。南宋仿旧而祭祀。元代统治者虽为异族，但为了巩固其一统天下，很快接受了炎黄二帝以来的文化。元成宗继位之初“命郡县通祀三皇”，并于大都(今北京)建造三皇庙，供奉伏羲、神农、黄帝及历代名医像。至顺帝遍置三皇庙于全国各地。明代建三皇庙于太医院北。将黄帝一体而三位，各以帝王、圣师及先医的名义与伏羲、神农等合祭于诸庙。清代为满人统治，几乎全盘汉化，悉遵旧制，康熙年间于文华殿东建传心殿，奉祀伏羲、神农、黄帝等，康熙等帝亦亲祭，行三跪六拜礼。
　　对炎帝的认同，主要表现在“藉田”上。正如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中所说，神农最先懂得使用地力，种植五谷蔬菜，因而成为农业始祖，被尊奉为“地皇”。夏商以来，就开始有了祭奠农神、祈求五谷丰登的典礼。周人将后稷(弃)、烈山氏之子“柱”，与炎帝一样视为“农神”(神农)加以祭祀。战国时，秦灵公有“祭炎帝”之举。至汉，汉高祖刘邦开祭“五帝”之先，汉武帝多次“行幸雍，祠五田寺”，汉文帝首开“藉田”礼仪，以祭“先农”，即“炎帝神农”，以后汉帝大都效仿之。曹魏及晋武帝、晋孝武帝也都有祭祀先农的举动。隋唐以后由于对农业的重视，更重视藉田礼仪。隋设藉田在京城长安南郊，奉耒耜载于“象路”。唐代皇帝亲自参加藉田，并设先农坛祭祀炎帝。唐除了在京城长安设先农坛外，还在洛阳设置先农坛和藉田。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敕建三皇五帝庙祭祀神农。北宋刚一建立，宋太祖便让其官员寻访“炎帝陵”，在酃县(现炎陵县)御祭，“三岁一举，率以为常”。不仅如此，北宋王朝还于都城汴京朝阳门外七里筑造先农坛，藉田祭神农。元明清祭祀、藉田礼仪更为完善。元代虽皇帝未亲藉田，但此事照常进行，“其祀先农，命有司摄事”。明太祖定都南京，于洪武二年建先农坛于南郊，亲祭先农，躬耕藉田。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在宫城之南建起了先农坛，每年仲春二月，由北京地方最高行政长官顺天府尹致祭。清朝基本上继承了明代祭祀礼仪，38次派大臣到酃县祭祀炎帝陵。清朝的祭祀先农一直延续至光绪年间。
　　在历史上对炎黄的认同，不仅表现在华夏汉民族中，而一些非华夏汉民族亦予以认同。例如，春秋战国时期，地处长江上、中、下游的蜀、巴、楚和吴、越等族自称黄帝、炎帝苗裔之正宗。魏晋南北朝时期，夏国赫连勃勃自称大禹之后。鲜卑慕容氏称“其先有熊氏之苗裔”。氐秦苻氏称“其先盖有扈之苗裔”。鲜卑拓跋氏自认为是“轩辕之苗裔”。鲜卑宇文氏也称“其先出自炎帝”。刘渊、石勒都认为他们是匈奴别部，其先祖淳维为夏后氏之苗裔。契丹族先自认是炎帝之后，继而又认为是出于黄帝苗裔。这些族源认同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认同反映了非华夏汉民族与华夏汉民族的一种强烈地认同心理。
　　由此可以看出，从炎黄部族到华夏族到汉民族再到中华民族，即从起源到形成再到发展、壮大，始终与对炎黄的认同是分不开的。
　　二、炎黄认同的类型及原因
　　所谓认同，就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某种群体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炎黄认同就是指对炎黄二帝、炎黄文化的认知和感情依附。通过考察炎黄认同的历史过程，归纳起来，大概有如下几方面的类型和原因：
　　一是血缘认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是一个特别看重伦理的民族，认祖归宗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大特点。因而，不管是虞夏商周的华夏族，还是夷蛮戎狄的“四夷”族，都视黄帝为“高祖”，自称为“黄炎之后”“炎黄之后裔”。秦汉以降，随着“大一统”观念的出现，司马迁在《史记》里，以“五帝”为开端，编排了一个系统而完整的华夏血统。他在《三代世表》里说：“舜、虞、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相较而言，先秦及秦汉时期表现的基本上都是情感即血缘归属的认同。
　　二是文化认同。文献记载，炎帝发明创造了农耕、陶器、医药、交易、音乐、衣裳、房屋等等，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黄帝也是一样，在衣、食、住、行、农、工、商、文字、历数等方面都有发明创造。炎黄二帝所发明的这些东西，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不仅为华夏汉民族所享用，而且也为其他非华夏汉民族所享用。为了纪念炎黄二帝为人类所做出卓越的功绩和政德，弘扬其创新、奉献之精神，后代人便称炎帝为“农业之神”“医药之神”“太阳之神”；称黄帝为“人文初祖”。今天，我们称炎黄为“人文始祖”或“中华始祖”“华夏始祖”，自称为“炎黄子孙”，均是从文化的角度加以认同。所以，“炎黄子孙”不仅仅是一个代表血缘的称呼，即“子子孙孙”，而更多的是指文化意义上的“徒子徒孙”。“炎黄子孙”实际上是指“中华民族”，是中华民族更具有人性化的代称或称呼。因为随着汉族与其他各少数民族数千年以来的交流、融合，各民族从血统上来说，已是说不清道不明，尽管还有姓氏的存在，但也是很难追溯出自己的祖先是谁，也难以从血缘上理清其来龙去脉的，随着中华民族日益发展壮大，对炎黄二帝、炎黄文化认同的日益扩大和加深，中华民族也就日益凝聚、成熟和强大。
　　三是政治认同。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历史时期，为少数民族主政，他们为了表示其政权的合法性，即正统性(亦不排除汉族)，也自认为“其先出自炎帝”“夏后氏之苗裔”“黄帝之后”“有虞氏之苗裔”。清代自顺帝始，曾先后御祭炎帝陵38次，黄帝陵22次。这里除了文化的认同外，我认为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认同。
　　三、炎黄认同的意义
　　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考察，炎黄认同至少具有四个方面的意义。
　　一是有利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凝聚力是民族兴旺的基础，民族强大的源泉。对此，石兴邦曾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有了凝聚力，才能有民族成员和民族整体之间的向心力，成员之间的亲和力，才能激起民族无限旺盛发展的生命力，进而会形成众志成城的坚强集体”。而一个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是由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形成的结果，既有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也有共同心理状态、亲情、乡情、民族感情和国家感情的爱国主义思想等因素。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也不例外。但在这多重因素中，从历史的渊源上来说，世代相传、绵延不断的炎黄文化，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无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思想和祖根”具有核心的作用。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是由汉族和其他55个少数民族构成，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其前身为华夏族，华夏族的开端是炎、黄、蚩，即华、夷部落联盟集团。所以，中华民族虽经数千年风风雨雨，甚至发生内乱，遭到外族列强的侵略，但始终裂而不散，弱而不垮，今天依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泱泱大国，这不能不与炎黄认同有极大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每在历史发生转折的重要关头，或是涉及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或是战胜某种大的自然灾害，或取得某次御敌的胜利等等，总是要去祭祀炎帝、黄帝，其原因就在这里。总之，实践告诉我们，从血缘到文化再到民族关系，愈来愈突显出炎黄认同所具有的巨大的凝聚力量。
　　二是有利于构建中华民族的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首要的也是最基础的，就是民族的团结，民族的凝聚。这种团结和凝聚，不仅是指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凝聚，而且也指每一个民族内部的团结和凝聚，还指中国内地各民族人民与港澳台同胞及海外华人华侨的团结和凝聚。这样，才能实现构建中华民族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反之，构建和谐社会就是一句空话。当今因民族矛盾、宗教派别而引起的中东社会的紧张局势就是一例。
　　三是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炎黄文化从广义上说，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对炎黄文化的认同，也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要振兴中华民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继承和弘扬炎黄精神，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四是有利于带动旅游文化、旅游经济的发展。由炎黄认同而引发的炎黄祭祀，不仅是一种祭祀文化活动，同时也是一种旅游文化和旅游经济活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陕西黄陵和宝鸡、河南新郑、湖南炎陵、湖北随州、山西高平等地陆续举办的祭祀炎帝、黄帝大典，对提高当地知名度，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对吸引港澳台及海外炎黄子孙来大陆投资、观光旅游，带动当地经济，尤其是旅游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加强炎黄认同的几点建议
　　自20世纪80年代始，“炎黄热”至今持续不断，还有愈热愈烈之势。在中国内地凡有炎帝、黄帝遗迹的地方，不仅多次召开炎帝、黄帝学术研讨会，而且年年举办炎帝、黄帝祭祀活动。不管是研讨会，还是祭祀活动，其规格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在祭祀场所的建设方面，不管是重修，还是新建，其规格、规模也是越来越高、越来越大。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规模较大的炎帝陵、殿、庙、堂约有10余处，黄帝陵、殿、庙、堂约有6处(包括炎黄同在一处的)。不仅如此，有些地方还陆续开展了对伏羲氏、女娲氏、华胥氏、颛顼、尧、舜、禹等先祖的学术研究和祭祀活动，也修建起相应的祭祀陵、殿、庙、堂等纪念性建筑物。这些说明近30年来，炎黄二帝、炎黄文化已愈来愈深入人心，海内外炎黄子孙的炎黄认同思想愈来愈强烈。在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建和谐文化、和谐社会之际，如何更进一步加强炎黄认同，并由文化认同升华为民族认同，我认为应继续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进一步加强炎黄文化研究，为炎黄认同奠定学术理论基础。尽管在研究炎黄文化方面，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发表论文数以千计，出版专著几十部。但是，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炎黄文化来说还显得远远不够，尤其是全面的、系统的、深刻的理论思考方面的专著还没有出现或还很少，还没有建立起炎黄文化的理论体系，而更多的是阐释性的。这就影响了炎黄文化研究的深入。现在，我们应该着手建立“炎黄学”，使其逐步形成一门学科。要形成一门体系较为完备的学科理论，首先，须整合各方面的力量，建立起一支较为稳定的有一定理论素养的研究队伍；其次，整合研究成果，分门别类加以总结，如近百年以来关于炎黄文化的研究就应该从学术的角度给予很好的总结；第三，将地域性炎帝文化或黄帝文化、炎黄文化研究变为全国乃至国际性的研究，使其成为“显学”。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陕西黄帝陵基金会、湖南炎帝陵基金会联合拟定每两年在三地分别召开一次炎黄文化研讨会的做法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二)进一步完善炎黄祭祀礼仪，为炎黄认同搭建平台。祭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美德。祭祀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对炎黄二帝的祭祀也是如此。从文献记载看，炎黄祭祀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如何从历史的炎黄祭祀文化中吸收有益的合理的内容，然后结合我们今天的生活习俗、科学理念，制定出一套新的祭祀礼仪?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既不要像有些人所主张的一味的延用旧制，但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不顾民族的心理、习俗而“标新立异”。当然，祭祀性质的不同，可采用不同的礼仪形式。公祭不妨多一点“现代”的东西，民祭可多一点传统的东西。但不管是公祭，还是民祭，都要注意防止两种不良倾向：一是随意性。在祭祀活动中，中国传统祭祀活动，很注意祭祀时间的选择。具体对炎黄而言，或是在春秋两祭的某一天，或为炎帝、黄帝的诞辰及忌日，或为人为的习以为常的某日，如黄帝祭祀，公祭在清明节，民祭在重阳节。但我们现在一些地方，为了招商引资，发展地方旅游文化，也抬出曾在本地或生或死或传说的始祖，这本无可厚非，但问题是，为了与某一次或经贸或演出结合，而把祭祀时间随意改动，今年在8月份，明年又在6月份，没有一个固定的日子，群众不知所云。所以有些地方虽搞了10多年的炎帝或黄帝祭祀，还不能扎根于群众，更不要说形成“传统”了，这无形中就削弱了祭祀的意义。这样，还容易产生另一些问题的出现。一是祭祀活动可能会因某个领导人的好恶而中止或时办时停；二是商业性。祭祀活动实质上是一种文化活动。它与经贸是不同的，不能直接的产生经济效益。而有些地方以“文化搭台，经贸唱戏”为宗旨，以经贸成果为标准，有经济效益了就办，没有经济效益或经济效益不明显，就不办或时办时停。另一种情况是，有些地方为了减少祭祀费用，或是通过祭祀争取捐款，以卖主祭人身份或冠名使祭祀变了味。使本来极其神圣的祭祖活动而变得不严肃甚至有点俗。从目前炎黄祭祀中出现的以上现象看，要完善炎黄的祭祀礼仪，并将祭祀活动搭建成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祭祖的平台，达到炎黄认同之目的，我认为应坚持两点：一是连续性。以政府或较大社会团体主办的祭祀活动，应有固定的祭祀日子，且要连续。习以为常，逐步使其形成“传统”。二是严肃性。祭祀活动可以借助企商业，但不能商业化，更不能把祭祀活动变成商品推销、推介场所。鉴此，国家应该尽快出台《祭祀法》或《祭祀条例》。在国家未出台前，可先出台地方性的法规或条例，以便遵循。这也能有效制止因祭祀活动的过于频繁或规模过大而造成不必要的人力物力的浪费。
　　(三)进一步搞好炎黄文化宣传、普及工作，使炎黄认同渗透于群众的思想意识。从目前的研究和祭祀活动看，研究还仅限于专家学者的圈子，祭祀活动虽有群众参与，但也仅限于有炎黄遗迹地方的群众。基于此，搞好炎黄文化的宣传和普及，是很有意义的，是增强全民族炎黄认同的重要渠道和有效手段。从现在起，首先，应把炎黄作为长期宣传报道的内容，不仅仅只在一个时间段内，过后就无声无息；其次，编写通俗读物，如儿歌，连环画，简明扼要的读本，故事等；第三，从大、中、小学生抓起，除了在历史课讲授外，利用报告会、讲演会，主题班会等形式普及炎黄文化知识，从小开始灌输炎黄认同的思想。当然，这种宣传、普及应是经常的，长期的。通过这样经常的、长期的宣传和普及，炎黄认同就会逐步化为群众的一种思想意识，人心入脑。这就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真正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应从民族凝聚、民族和谐、民族复兴的历史高度认识炎黄认同的意义，做好炎黄认同的工作。加强炎黄认同，以炎黄认同凝聚、团结海内外炎黄子孙，“我们的事业才能无往而不胜，我们的国脉才能永延而不坠”，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黄帝与中华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朱恪孝，谢阳举主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