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陵

　　黄帝是传说中远古时代的五帝之一，被看做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是秦汉儒家所称道的修仁履义、功业显赫的古圣先王，是中国军队、音乐、历法和医药等多种古代文化成果的创造者。同时，黄帝还被秦汉时期的术士和谶纬家看做是应天命世、精通五行、得土德之瑞、与仙者游的神人。另外，黄帝还被东汉以后的道教看作斋心服行、逍遥无碍、长生久视、得道成仙的仙人。由圣而神，由神而仙，中国古代黄帝形象的层层演变，既有时间的先后可考，又有逻辑的脉络可寻，但最重要的，则是在这一过程中的值得探究的深层文化意义。围绕着黄帝形象塑造的种种不同的历史演变，使得黄帝几乎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的具有多种内涵的文化符号。黄帝多元文化符号的成功塑造，使得黄帝形象在中国传统的各文化领域如儒学、道家和道教中都具有普遍的角色亲近度和文化认同感。而黄帝符号内涵的丰富性、多元性和中国人对这一形象的广泛认同，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儒、道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多元融合、兼容互补的历史特征。
　　学界对历史上有关黄帝传说与中国文明发展的研究，已做过不少的探讨。如关于黄帝与汉代黄老思想、黄帝与道教关系的研究，最近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田延峰的《论秦汉时期黄帝传说的政治文化内涵》①和杨建敏的《黄帝与道教》②。田文主要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论述黄帝形象的出现与秦汉大一统时代的对应关系，杨文则探讨了黄帝在道教诸神中的地位及后世道教对黄帝的宗教祭祀问题。上述研究均具有很高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然而，对历史上黄帝角色转变和形象塑造的相关问题，学者们尚未作深入的探讨。实际上，历史上黄帝形象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使得人们在认识和理解黄帝这一文化符号时容易产生含混模糊的隔膜之感，对多角度地准确把握历史上黄帝形象的文化内涵产生阻碍作用。有鉴于此，有必要对先秦两汉之际的史籍和诸子之书，并参稽道藏的某些记载，对历史上黄帝形象的塑造过程作一番简要的梳理。只有这样，才能够较为清晰地分辨出黄帝形象的历史层次和文化内涵，准确地理解黄帝文化的丰富内涵。
　　一、行仁修德、功业显赫的圣王：早期儒家经典中的黄帝形象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综合当时有关黄帝的各种传说，去除“百家”传说中不“雅驯”的内容，择其“言尤雅者”概括黄帝的生平如下：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左豸右区)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③
　　据司马迁自己说，他对黄帝事迹的叙述，所根据的主要是《春秋》《世本》《大戴礼记》、《国语》，以及“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总之，主要是依据儒家经典的有关记载。这说明，司马迁叙述的黄帝形象，主要是春秋以来直至西汉时期儒家所塑造的黄帝形象。如果再参考汉代儒家的有关论著，则我们可以概括出儒家所塑造的黄帝形象的基本特点。
　　首先，在儒家看来，黄帝是生而知之、无所不通的圣王。儒家对“圣”有着极高的标准。《说文》曰：“圣，通也。”《尚书·洪范》：“聪作谋，睿作圣。”《传》曰：“于事无不通谓之圣。”④《史记·太史公自序》云：“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⑤这说明，黄帝是通达天地，开创人类法度等文明的圣王。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如此看来，黄帝很符合儒家“无所不通”和孔子“生而知之”的圣人上智的标准。⑥
　　其次，黄帝一生积极有为，功业赫赫，他用军事征伐平定诸侯，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和万国，安百姓，修德振兵，劳心劳力，是天下归心的圣主，符合传统儒家理想君主的标准。
　　再次，黄帝修礼乐，行仁义，为政以德，是儒家道德的践行者。《史记·秦本纪》载由余对秦王说：“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⑦”《史记·三代世表》也说黄帝：“五政明则修礼义，因天时举兵征伐而利者王，有福千世。”⑧《韩诗外传》则说：“黄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内和平。”⑨《礼记·祭法》里对儒家祭祀古代帝王的标准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而黄帝因为取得“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⑩的统治业绩而得入儒家圣王的行列，获得历代王朝的祭祀。
　　复次，传说黄帝发明创造，定历作乐，使中国人初尝人类文明的成果，这也是黄帝被历代儒家歌颂为功业赫赫的古代圣王的重要业绩之一。综合各种文献的记载，传说黄帝发明了以下各种文明成果：数学：黄帝令隶首作数，定度量衡之制。军队：黄帝大臣风后衍握奇图，始制阵法。音乐：黄帝令伶伦取谷之竹以作箫管，定五音十二律。衣服：黄帝的妻子嫘祖始养蚕纺纱以制衣服。医药：黄帝与岐伯讨论病理，至今仍有《黄帝内经》传世。铸造：黄帝采首山之铜以铸鼎和造钱。另外，传说黄帝还发明了舟车、弓弩、房屋甚至蹴鞠这种游戏。另外，据《帝王世纪》的记载，黄帝对伏羲八卦的发展和完善，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11)《太平御览·职官部》引《帝王世纪》曰：“黄帝使仓颉取象鸟迹，始作文字之篆，史官之作，盖自此始。记其言行，册而藏之。”(12)据此，不仅是文字，就是中国最早的书籍和史册也是在黄帝的主导下发明的。传说中的黄帝的种种发明，与道家的清静无为和道教的遗世飞升两不相涉，应视为儒家对黄帝人文始祖形象的历史塑造。
　　正因为儒家所塑造的黄帝的历史形象符合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是两汉以后中国历代儒学思想家对理想君主期许的最高标准，因此黄帝受到了历代儒士的高度赞扬和期许。晋代牵秀所作的《黄帝颂》就赞美黄帝说：“邈矣轩辕，应天载灵。通幽远览，观象设形。诞敷厥训，彝伦攸经。德从风流，化与云征。皇猷允塞，地平天成。爰登方岳，封禅勒成。纷然凤举，龙腾太清。违落九土，陟彼高冥。民斯攸慕，涕泗沾缨。遐而不坠，式颂德声。”这则颂文，虽然文字古雅，但仔细梳理一下，就会发现，它也主要是从黄帝的道德、功业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和文化影响立论的。
　　二、感天应人、祥瑞并臻的神王：战国秦汉时期黄帝形象的神化
　　不过，上引《史记·五帝本纪》中对黄帝的叙说，还有几句话值得注意，其一是司马迁说黄帝“生而神灵”，其二是说黄帝“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再次是说黄帝“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这几句话所展现的黄帝形象，涉及秦汉时期的谶纬经说、封禅思想和祥瑞灾异政治文化，明显不同于传统儒家对黄帝的角色塑造，应该看做是司马迁由于时代的局限，在折衷儒家和百家诸言的过程中未曾处理好的参差和矛盾之处。但这种矛盾恰恰反映了历史上黄帝形象演变的某些关键之处，对于理解战国秦汉时期黄帝形象的神化转型有直接的帮助。我们认为，黄帝形象在秦汉时期发生的这种微妙的转变，其实是与战国以来“五德终始说”谶纬经学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
　　“五德终始说”是流行于战国秦汉时期的政治文化。秦汉时期，人们利用五德终始说而对黄帝加以种种附会和重新塑造，完成了黄帝形象的神化过程。“五德终始说”是战国时期齐人邹衍所创立的一种神秘的历史循环观，它以金木水火土五种德运相生相克的原理来解释中国古代的政权更迭和王朝更替。这种学说认为，从远古以来的每一个王朝都代表一德，一个王朝衰落后，就会被代表另一德的王朝取代。与这一过程相适应的，则是在天意支配下自然界必定出现某种祥瑞来昭示天命和德运的所在。
　　《史记·封禅书》记载说：“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13)这段史料所揭示的自“黄帝→夏→商→周→秦”的朝代更替和自“土→木→金→火→水”的五行生克，已经形成整齐划一的顺序，是秦汉时期“五德终始说”趋于成熟的表现。黄帝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富有特色的政治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就是因为在秦代以前，黄帝作为远古圣王的形象已经被人们广为接受。(14)把黄帝整合进五德终始的政治秩序内，其目的不在于论证黄帝具有的圣德，而在于借助黄帝的权威形象论证秦帝国一统天下和建立千秋万代牢固统治的天然合法性。不过，由此一来，黄帝为土德之帝，享土德之瑞的历史形象，在秦汉时期也算是最终确立起来了。曹魏王肃《孔子家语》里就说：“故其生为明王者，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少昊配金，颛顼配水，黄帝配土。”由此而附会出的有关黄帝的神话，借助汉代谶纬经学的力量，便层出不穷地呈现于人们面前。
　　《周易·系辞上》说：“阴阳不测之谓神。”《说文》曰：“神，天神，引出寓物者也。”总之，具备超自然的力量，能够上应天命，下安万民的人，就可以称为神。在秦汉时期的方士看来，黄帝正是这样的一位神王。《史记·封禅书》是秦汉时期五行和方术思想的集中体现。其中说：“闻昔泰帝兴神鼎一，一者一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又说：“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封禅七十二王，惟黄帝得上泰山封。”通过这样的逻辑推理，黄帝就成为一位能够沟通天地人，具有圣德和“神通”的神王。
　　秦汉时期的谶纬学说和方术思想对黄帝形象的神秘化塑造，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谶纬”是流行于两汉时期的“谶”与“纬”文化的合称。谶纬虽然有一定的区别，但都是以方术迷信、谶语谣言来附会儒家经典，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方术是中国古代用自然的变异现象和阴阳五行之说来推测解释个人和国家的吉凶命运的方法和数术的总称。在秦汉时期的谶纬经说和方术论说里，黄帝的形象大量出现，并被大肆地作了神化的渲染。
　　比如《诗含神雾》说：“大电绕枢炤郊野，感附宝，生黄帝。”《河图握枢》曰：“黄帝名轩，北斗黄帝之精。母地祗之女附宝，之郊野，大电绕斗枢星耀，感附宝，生轩，胸文曰：‘黄帝子。’”显然受了此类纬书影响的《潜夫论·五德志》也说：“大电绕枢照野，感符宝，生黄帝轩辕，代炎帝氏。其相龙颜，其德土行。”这是黄帝感生神话的主要类型。另外，《春秋合成图》曰：黄帝游玄扈、上洛，与大司马容光、左右辅周昌等百二十人临之，有凤衔图以置帝前。(15)《水经注》云：“昔黄帝之时，天大雾三日，帝游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始得图书。”这种说法，也是受纬书《河图》影响的产物。《河图》曰：“黄帝云：余梦见两龙授图，乃斋，往河洛而求，有鱼折溜而止，鱼泠得图，跪而受之。”(16)《河图挺佐辅》曰：“黄帝修德立义，天下大治。乃召天老问焉：‘余梦见雨龙挺日白图，即帝，以授余河之都，觉昧素善，不知其理，敢问于子。’天老曰：‘河出龙图，洛出龟书。……然后凤凰处之。今凤凰已下三百六十日矣，合之图纪，天其授帝图乎?’黄帝乃祓斋七日，衣黄衣，冠黄冕，驾黄龙之乘，戴蛟龙之旗。……五色毕具，天老以授黄帝。黄帝舒视之，名曰《录图》。”这是黄帝交接天人、获得祥瑞的通神神话。此外，《龙鱼河图》曰：“黄帝摄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仁不慈。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仁义，不能禁止蚩尤，遂不敌，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以制八方。”(17)在这些纬书的记载中，黄帝不仅成为感天而生的精宝，而且还是具有乘龙御天，与上天玄女交接，能够呼风唤雨，使得河出《图》、洛出《书》，感天应人，祥瑞并臻等超凡能力的神王。两汉时期谶纬经学所神化的黄帝形象，有一点值得注意之处，就是黄帝在谶纬家的心目中，还只是具备通神的能力，要依靠玄女或天老的赐予才能够取得剿灭蚩尤的胜利，其自身并不具有神仙的法力。不过，即使是这样的角色转变，秦汉时期的传统儒者也感觉难以理解，十分困惑，不由得会产生“黄帝者人耶，抑非人耶?”(18)的疑问。
　　黄帝神化的形象塑造与角色转变，在汉代主要是由方士这一特殊群体完成的。在秦汉时期方士的心目中，黄帝已经不止是神王，而且已经具有仙人的某些特征。《史记·封禅书》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黄帝且战且学仙。……百余岁然后得与神通。”《史记·封禅书》还记载齐国方士公孙卿为了鼓动汉武帝封禅，就说封禅是古代圣王的盛典，黄帝就因举行封禅典礼而升天成仙。他对汉武帝说：“黄帝采首山铜，铸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须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馀人，龙乃上去。馀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须，龙须拔，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须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这个故事让向往封禅、渴望成仙的汉武帝羡慕不已，他说：“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19)另外，术士李少君也有黄帝封禅而不死的说法。《史记·孝武帝纪》中则有方士说“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于执期，命曰迎年”，(20)这些都是黄帝通于天神的记载。
　　总之，在秦汉时期的方士和儒生的共同渲染下，黄帝已经渐渐由古代的圣王，演变成为应天命，获土德，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王，并且有成仙的趋势。不过，成仙得道的黄帝形象，最终是由道家和道教塑造完成的。
　　三、清静无为、得道成仙的仙人：道家、道教对黄帝形象的塑造
　　中国传统道家的经典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不同于儒家传统看法的黄帝形象。《列子·黄帝篇》说：
　　黄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养正命，娱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皯酶，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忧天下之不治，竭聪明，进智力，营百姓，焦然肌色皯酶，昏然五情爽惑。黄帝乃喟然赞曰：“朕之过淫矣。养一己其患如此，治万物其患如此。’于是放万机，舍宫寝，去直侍，彻钟悬，减厨膳，退而闲居大庭之馆，斋心服形，三月不亲政事。昼寝而梦，……黄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闲居三月，斋心服形，思有以养身治物之道，弗获其术。……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21)
　　在这段记载里，黄帝由儒家的孜孜矻矻、废寝忘食、竭尽心智治理国家的圣王，一变而成为斋心服行、顺遂自然、垂裳而治的君主，成为道家自然无为思想的信仰者和实践者。这一具有道家色彩的黄帝形象与先秦儒家圣王的形象差距很大。虽然，《列子》一书被学界视为魏晋时期伪造的道家典籍，(22)并不能反映先秦道家对黄帝角色的历史塑造，但与《列子》成书时代相同的《抱朴子》里也说：“黄帝西见中黄子，受九品之方，过空桐，从广成子受自然之经”的记载。可见，魏晋时期，道家的某些思想家，都有着类似的黄帝问道于道家，从而成为道家思想信徒的记载。其实，无论是《列子》，还是《抱朴子》，都真实地反映了道家和道教对黄帝角色认同和形象塑造的一贯努力。
　　《老子》中没有有关黄帝的记载，但《庄子》中却有多处借黄帝问道而阐释道家思想的内容，这说明，道家对黄帝形象的塑造，是从战国时期的庄子开始的。《庄子·在宥篇》有黄帝问道于广成子的记载：“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山，故往见之，曰：‘我闻吾子达于至道，敢问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谷，以养民人，吾又欲官阴阳，以遂群生，为之奈何?’……广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问乎!来!吾语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天地有官，阴阳有藏，慎守女身，物将自壮。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岁矣，吾形未常衰。’黄帝再拜稽首曰：‘广成子之谓天矣!’”(23)这段记载，应该就是《列子》和《抱朴子》问道于道士的故事的来源。
　　不过，在《庄子》中，已经有黄帝得道而“登云天”(24)的记载，这种说法则开启了后世道家和道教对黄帝仙化的先河。汉代盛行的方士对黄帝的神化无疑也为道家和道教对黄帝的仙化提供了现成的思想资源。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对黄帝的神仙塑造乃最后完成。西晋葛洪的《抱朴子》，是我国古代道教的重要经典，里面说：“黄帝生而能言，役使百灵，可谓天授自然之体者。……故涉王屋而受丹经，到鼎湖而飞流珠，登崆峒而问广成，上具茨而事大隗，适东岱而奉中黄，入金谷而咨老子，论道养则质玄素二女，精推步则访山稽、力牧，……故能毕记秘要，穷尽道真。”又曰：“昔黄帝东到青丘，过风山，见紫府先生，受三皇内文以劾召万神。……北到洪堤，上具茨，见大隗君，黄盖童子授神芝图，还陟王屋，得神丹金诀记。”(25)《登真隐诀》则说：“昔黄帝火九鼎於荆山，太清中经亦有九鼎丹法即是。”(26)《玉匮经》云：“黄帝封为五岳丈人，乃岳渎之上司，真仙之崇秩。……群峰掩映，互相连接，灵仙所宅，祥异则多。”(27)《云笈七签》是道教的类书，其中的《轩辕黄帝》的传记，杂糅了儒、道和秦汉时期的谶纬、方术对黄帝故事的所有记载，综合塑造出了一个道教的最全面的黄帝形象。这部书里说黄帝“生而神灵，幼而徇齐，弱而能言，长而敦敏，成而聪明。龙颜日角。河目隆颡，苍色大肩”“心虑无所不通”“乘八翼之龙游天下”“(黄)帝之行也，常有五色云气，状如金枝玉叶”，能够“试百神而朝之”“黄帝以天下既理，物用具备，乃寻真访隐，问道求仙，冀获长生久视，所谓先理代而后登仙者也。”(28)总之，黄帝已经彻底地变成为一位道教的神仙。
　　通过以上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历史上，黄帝的形象先后经过了儒家、道家、谶纬经学和道教等不同的角色塑造。儒家把黄帝看做是统一天下、实行仁政、功业显赫的圣王；秦汉的方士和谶纬学者则把黄帝看做是应天命世、感应天地、祥瑞并臻的神王；道家和道教则把黄帝看做是清静无为、长生久视、得道成仙的仙人。黄帝的形象经过了由圣到神，由神到仙这样一个既各自展开又相互影响的角色塑造历程。不过，就思想的源流来看，谶纬属于儒家经学的一个流派，而方术、道教又可以看做是道家思想的衍生流派。这样，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思想体系对黄帝形象的角色塑造，最终都可以看做是儒道两家对黄帝这一文化符号的不同认识。
　　不过，在今天，黄帝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普遍尊奉的人文象征和一个兼容儒道、代表着入世和出世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的文化符号。这个现象里面，包含着值得人们深思的文化内涵。众所周知，在中国文化中，孔、孟的儒家思想关注社会，提倡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倡导“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文品格，并以治国安邦为士人的最高理想，但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则关注个体，主张顺应自然，清静无为，倡导以谦益的态度保全自身的生命和精神。这两种思想学说和价值体系看似矛盾，实则有深刻的共通之处，是可以融合互补的。历史上儒家和道家对黄帝角色的不同塑造，集中反映了儒道两家不同的思想特质，实际上也是儒道两家对理想人格和人生追求的体现。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求同存异，同异互补，儒道两家的思想张力和文化兼容性由此可以得到集中的体现。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上儒道两家对黄帝形象的塑造，反映了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多元融合、兼容互补的历史特征。
　　【注释】
　　①田延峰：《论秦汉时期黄帝传说的政治文化内涵》，《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2)。
　　②杨建敏：《黄帝与道教》，《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6(2)。
　　③《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④孔颖达《尚书正义》卷十二《洪范》，(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第2522页。
　　⑤《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⑥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十六《季氏》，《十三经注疏》，第2522页。
　　⑦《史记》卷五《秦本纪》。
　　⑧《史记》卷十三《三代世表》。
　　⑨韩婴：《韩诗外传》卷八，《汉魏丛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第57页。按李昉《太平御览》卷九百一十五《羽族部·凤》引《韩诗外传》此段文字为：“黄帝即位，施圣仁恩，承天明命，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内和平。”
　　⑩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四十六《祭法》，《十三经注疏》，第1590页。
　　(11)李昉：《太平御览》卷六百零九《学部·易》引《帝王世纪》曰：“庖羲氏作八卦，神农重之，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引而伸之，分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日《连山》；殷人因黄帝曰《归藏》；文王广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谓之《周易》”，中华书局，1960，第2738页。
　　(12)李昉：《太平御览》卷二百三十五《职官部·太史令》，中华书局，1960，第1114页。
　　(13)《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
　　(14)黄帝在秦国享有独特的文化地位，对黄帝的祭祀很早就开始了。比如《史记·封禅书》记载：“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
　　(15)李昉：《太平御览》卷四十三《地部·玄扈山》，中华书局，1960，第205页。
　　(16)李昉：《太平御览》卷六十二《地部·洛》，中华书局，1960，第297页。
　　(17)上引各种纬书，除特别注明外，均见(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七十九《皇王部·黄帝轩辕氏》，第367-370页。
　　(18)戴德：《大戴礼记》卷七《五帝德》，《汉魏丛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第86页。
　　(19)《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
　　(20)《史记》卷十二《孝武帝纪》。
　　(21)张湛注：《列子注》卷二《黄帝篇》，《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98页。
　　(22)杨伯峻：《“列子”著述年代考》，见杨伯峻《列子集释》附录三，中华书局，1979。
　　(23)《庄子》卷四《外篇·在宥》，《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38-39页。
　　(24)《庄子》卷三《内篇·大宗师》，《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29页。
　　(25)葛洪著，王明校释：《抱朴子内篇校释》卷十三《极言》，中华书局，1985，第241-242页。
　　(26)李昉：《太平御览》卷六百七十一《道部·服饵》，中华书局，1960，第2990页。
　　(27)李昉：《太平御览》卷四十四《地部·青城山》，中华书局，1960，第210页。
　　(28)张继禹主编：《正统道藏》第29册《太平部·云笈七签·轩辕黄帝传》，华夏出版社，2004，第769-771页。
　　

黄帝与中华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朱恪孝，谢阳举主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