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陵

　　战国时齐侯因*（上次下月）镦铭文说自己田齐的高祖是“黄帝”；另外，先周文化的青铜器铭文中多见“天鼋”部族的族徽，此即古文献中所说的黄帝名号“轩辕”。这些青铜器铭文为我们探讨黄帝及其后裔部族的关系提供了新资料。
　　一、齐侯因*（上次下月）镦铭文与田齐高祖“黄帝”
　　齐候因*（上次下月）镦是战国齐威王未称王之前所做之器，其铭明确地说到黄帝是他们田齐的高祖。
　　此铭徐中舒与郭沫若先生都做过释读和考证[1]，笔者结合徐、郭两家的释读并重新断句，并按今通行文字隶定如下：
　　唯正六月癸未，陈侯因*（上次下月）曰：皇考孝武姆(桓)公恭哉!大慕(谟)克成。其惟因*（上次下月）扬皇考，邵(昭)*(左纟右東)(緟)高祖黄啻(帝)，侎嗣姆(桓)、文，朝昏(问)诸侯，合(答)扬厥德。诸侯寅荐吉金，用作孝武姆(桓)公祭器镦，以登以尝，保有齐邦。世万子孙永为典用。
　　上文中“邵*(左纟右東）”之“*(左纟右東）”，徐中舒、郭沫若皆读为“统”，容庚等读为“緟”[2]。笔者以为后说可信。但应指出的是，“緟”字不是《说文》所说“增益也”之义，笔者认为应是“踵”的通假字，义为继承、嗣承。另外，郭沫若把“邵*（上次下月）”二字属上句亦非，应属下句。
　　陈侯因*（上次下月）镦铭文中的陈侯因*（上次下月）就是陈侯午之子齐威王，齐威王之名《史记·田完世家》及《六国年表》称“因齐”，《战国策·赵策三》作“婴齐”；镦铭中“孝武姆公”即陈侯午。徐中舒先生指出：“此陈侯四器为齐威王父子两代之物，器仍称陈侯，断为称王以前之物。因*（上次下月）镦为因*（上次下月）葬桓公后所做祭器，当为即位初年时物，与威王二十六年称王说盖无不合。”并说陈侯因*（上次下月）镦当为前375年左右所做之器。[3]
　　陈侯因*（上次下月）镦及齐威王父子四器虽为出土已久，然在20世纪30年代古史辨伪风气甚浓情况下，其学术价值受到了学术界很大的关注。就齐威王因齐明确地称黄帝为其“高祖”，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有关黄帝的传说是基本可信的。丁山认为黄帝确有其人[4]；徐中舒认为“其铭文称黄帝为其高祖，此即黄帝传说已流传于当时之确证”，针对丁山认为黄帝确有其人的说法，他认为此说“虽然不能作最后的批判；但丁山先生谓：‘古帝王世系，必渊源有自，绝非晚周诸子所得凭空虚构。’则实为不可摇撼之说。商、周以前的古史，大概都可认为传说。传说中固有许多错误、重复、分化、演变种种；但传说总有若干史实为素材，绝不能凭空虚构”[5]。另一种看法虽承认黄帝为有虞氏之后陈氏的远祖，但这是从战国中期黄帝才由最上天帝演变为人王的。童书业认为“邹衍五运说起，即以最上天帝之黄帝为人王，而置其时代于夏商周之前”；“黄帝之名始见于陈候因*（上次下月）镦铭。镦为齐威王时器。而曰‘绍緟高祖黄帝’。‘高祖’者，远祖也，是黄帝确为有虞氏后之陈氏之远祖，此黄帝奉为虞帝之确证。邹衍为齐威宣时之齐人，作‘终始大圣之篇’，‘先序今以上至黄帝’，黄帝之人王化盖始自战国中叶”。[6]我们认为前说是而后说非。依童氏之说，黄帝“人王化”是邹衍五行相生历史观产生之后才形成的。而徐中舒认为黄帝传说，“当以《陈侯因*（上次下月）镦》所载为最早。再次则为邹衍之《终始五德》”[7]。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及《封禅书》记述，邹衍活动年代约在齐威、宣及燕昭王之时。据钱穆先生考证，邹衍曾在信陵君破秦存赵之后拜见平原君，其时梁惠王已死72年，燕昭王亦死22年，“衍已不及见燕昭齐宣，遑论齐威梁惠乎”[8]。而陈侯因*（上次下月）镦铭的年代依徐中舒所考应在齐威王初年，看来齐威王认为黄帝为田齐始祖绝对不会是受邹衍的影响才产生的。
　　不过，随着甲骨金文的深入研究以及文化和社会人类学理论的帮助，今天我们对有关黄帝的传说资料及其史料价值意义有一些新的认识。首先，黄帝之名在古文献中可能出现还要早些。《逸周书·尝麦》云：“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尝麦》篇的文字很多地方类似西周较早的金文，很可能是穆王初年作品[9]。以此看来，黄帝之名在西周前期就以“人王”身份出现在古文献中了。其实曾为历史人物的祖先神与上帝天神之间并非对立关系，二者之间往往可以相互转化。殷人许多先公先妣先王，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所述“社神五祀”的商族先公句芒重、蓐收该、玄冥修和熙以及帝喾、羲和、常羲，阏伯、天乙、傅说等，均是殷人的先祖又同时是殷族的天神[10]，二者之间没有绝对的畛域。
　　其次，有关黄帝古史传说材料有不少可贵的自古口耳相传的口碑史料，非后人所能编造。《国语·晋语四》记述说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人，同姓仅二人。此说过去曾遭到激烈的批判。清人崔述认为此说违背了“同姓不婚”的古制，批评说“诬古圣而惑后儒者，皆《国语》为之滥觞也”[11]。顾颉刚也说“黄帝的子孙不止姬姓了，还有任、姞等十一姓。……短短一段文，错得这样厉害，可见讲‘黄帝子孙’故事的人实在是胸无定见，逞口瞎说”；并认为《国语》“造出这一说的人正是要使得相为婚姻的异姓合成一个始祖的子孙”[12]。但是从社会人类学看，这是一段十分宝贵传说资料。正如杨希枚先生所说“《晋语》黄帝父子异姓的传说也就是溯论先秦时代母系家族制度的重要原始史料”[13]。这父子异姓的传说难道是春秋战国人们所能编造出来的吗?说《晋语四》的作者有意把不同姓族合成一个始祖的子孙，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晋语四》有关黄帝父子异姓的正是原始母系氏族社会姓氏制度的反映。
　　二、战国中期田齐始称黄帝为“高祖”的原因
　　虽然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丁山、徐中舒等学者据陈侯因*（上次下月）镦认为黄帝是田齐高祖，是历史人物，但因为未把田齐祭祀黄帝以及田氏为何在战国中期才祭祀黄帝的原因解释清楚，故其说并未为学术界普遍接受。因此田氏祭祀黄帝为何晚至战国中期的原因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
　　郭沫若曾在《金文所无考》谓金文中“殷周以前之帝王，至古者极于禹。唐尧虞舜均所未见，更古者可无论矣”，后来在“后案”里说“《陈侯因*（上次下月）敦》始见黄帝之名”。[14]他在修订本《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中说“‘黄啻’字余旧未得其解，今从徐中舒说”，但不同意徐氏把“高祖”当名词解释，而解释“高祖黄帝”为“言高则祖述轩辕黄帝”。[15]此释不妥。而问题大概是他不认为黄帝是田齐氏的“高祖”，亦即他在《金文所无考》中所说的“以轩辕为黄帝，视为汉民族之祖者，乃后人之所附会”[16]。此说也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界的普遍说法。毋庸讳言，尽管战国中期陈侯因*（上次下月）镦铭中出现了“高祖黄帝”，其时代仍是比较晚的。而且，齐威王的田齐氏也就是西周春秋时在陈国的妫姓陈氏，但妫姓陈氏叙述西周春秋历史的古文献中，提到最早的先祖是颛顼、虞舜，并无言及黄帝。《左传》昭公八年史赵云：“陈，颛顼之族也。岁在鹑火，是以卒灭，陈亦如之。……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宾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史记·陈杞世家》也说陈开国君主胡公满是虞帝舜之后。这些文献中说陈国是颛顼、帝舜之后，所祭祀的高祖只是虞舜，周初所赐胡公满妫姓，也只和虞舜有关。这些古文献均未言及黄帝和妫姓陈国有何关系，这些是一些学者不愿接受齐威王称号帝为其“高祖”的原因。
　　其实，西周春秋时陈国只能祭祀帝舜；战国中期田齐氏威王已为诸侯霸主，可以禘黄帝并称其为“高祖”。这说明了陈(田)氏在不同时代政治地位不同而祭祀礼制也有所不同，正是周代礼仪等级制度在祭礼方面的反映。《国语·鲁语上》言“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礼记·祭法》言“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这两处不同的文献中所说“有虞氏”的祭祀制度大同小异，相同的是“禘黄帝”和“祖颛顼”。另外，《大戴礼记·帝系》所叙述帝舜的世系也是黄帝—昌意—帝颛顼高阳—穷蝉—敬康—句芒—蟜牛—瞽叟—帝舜重华。这说明“禘黄带”在有虞氏的祀谱中是存在的。但是，“禘”是周礼中最高的祭祀等级，非周天子及前代先王直系后代的受封君主，不可能享有“禘”的祭祀规格去祭祀远祖。《尔雅·释天》：“禘，大祭也。”《礼记·大传》：“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大祖……”《丧服小记》亦有同样的说法。所以，“禘”是称王者以禘礼祭祀所自出之帝，非王者不得行使禘礼。所以，黄带虽在有虞氏的祀谱中有禘祀之位，但作为诸侯身份的陈因君主在周代是不可能“禘黄帝”的。
　　但在战国中期齐威王即位之初，齐威王虽未称王，但已是东方诸侯霸主。陈候因*(上次下月)镦铭云：“侎嗣姆(桓)、文，朝昏(问)诸侯，合(答)扬厥德。诸侯寅荐吉金……”这是说当时齐威王继承了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而“朝问诸侯”，这里的“朝问”是动词的使动用法，与《孟子·梁惠王上》中孟子谓齐宣王意欲“朝秦楚”一样，是说齐国成就霸业使诸侯来齐朝见，且答扬齐侯的功德，并向齐贡献吉金。又，齐侯午镦铭说齐侯午十三年所铸之镦是“台(以)者(诸)候献金”铸造的[17]。这说明齐威王即位初年及其父齐侯午时已是东方诸侯霸主了。春秋战国时诸侯霸主也应以天子的身份去祭祀上帝天地鬼神，如果不以天子的身份去行使祭礼，反而会受到神灵的惩处。《左传》昭公七年记载晋平公患病卧床三月不愈，子产说病因是“晋为盟主”却没有郊祀鲧，于是韩宣子“祀夏郊，晋侯有问”。这说明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盟主就应像天子一样，不仅用禘、郊、祖、宗等祭礼祭祀远祖和始祖神灵，而且如《国语·鲁语上》所说那样遍祭过去有功于民的异族神灵：后土、黄帝、颛顼、尧、舜、鲧、禹、契、冥、汤等。春秋时晋平公身为盟主，却不郊祭鲧，便受到了鲧神灵的惩罚。以此来看，春秋时期陈国以“不王不禘”的祭礼，不能“禘所自出”之帝黄帝，也未提到“高祖”黄帝，是符合礼仪规定的；而战国中期齐威王即位之初，齐国已为诸侯盟主，这就和春秋时晋为盟主晋平公则必须行天于祭礼一样，“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便以有虞氏之后的身份“禘所自出”之帝黄帝，且称其为“高祖黄帝”，是合乎周代祭礼规定的。新出上博藏《楚竹书(一)·孔子诗论》言后稷受祭“见贵”是因为“文武之德”[18]，也反映了“不王不禘”亦“不郊”的祭祀制度，正因为文武王受命称王始祖后稷便可入郊祭祀谱。
　　另外，新莽量器铭云：“黄帝初祖，德帀于虞；虞帝始祖，德帀于新。[19]《汉书·王莽传》亦载王莽自述其世系云：“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自东汉以来，今文学家多斥之为王莽、刘歆伪造。这实际上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正如徐中舒先生所说的“今出土《陈侯因*（上次下月）镦》竟以黄帝为陈氏高祖，与莽说合，此可证莽说并非无所本”[20]。笔者以为这里也涉及一个祭礼等级问题：王莽未称帝之前是不能提及“初祖”黄帝的，更不能以禘礼去祭祀黄带，不然就触犯僭越的大逆之罪；王莽称帝之后又不能不追溯“黄帝初祖”，不能不以禘礼去祭祀黄帝。这种情况也不能以伪造家谱视之。
　　三、周金文“天鼋”与黄帝名号、图腾问题
　　黄帝的名号、国号甚多，史籍记载的有轩辕、有熊氏、缙云氏、帝鸿氏等。《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索隐引皇甫谧(《帝王世纪》)云：“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正义亦云：“黄帝有熊国君，……号曰有熊氏，又曰缙云氏，又曰帝鸿氏，亦曰帝轩氏。”司马迁说黄帝“姓公孙”，古学者辨其非[21]；而皇甫谧说黄帝因姬水而为姓，是有根据的：《国语·晋语四》解释黄帝“姬姓”是因为“黄帝以姬水成……故黄帝为姬”。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及索隐引《帝王世纪》均谓黄帝号“有熊氏”，其国称“有熊国”，近现代一些学者遂以为黄帝是以“熊”为图腾，笔者曾指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22]。“有熊”实即“有能”之讹，古文献中“能”常误为“熊”。《史记·夏本纪》正义：“鲧之羽山，化为黄熊，人于羽渊。熊音乃来反，下三点为三足也。东[束]皙《发蒙纪》云：‘鳖三足曰熊。”’《路史·后记》卷二亦记此事，但“黄熊”作“朱熊”；《左传》昭公七年陆德明《释文》谓“熊”异文作“能”，亦音乃来反。按：束皙训“鳖三足”、陆德明引异文作“能”是对的。既能“入于羽渊”，则为龟鳖属而非熊罴属；以语音来看，“熊”古音匣母冬部，“能”泥母蒸部，“乃来反”是泥母之部字，与泥母蒸部的“能”是阴阳对转，与匣母冬部“熊”差异较大，故“乃来反”是“能”的注音却非“熊”的注音；《国语·晋语四》谓“黄帝以姬水成”而姬姓，《五帝本纪》索隐引皇甫谧言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段玉裁注《说文》“龟，旧也”日“龟古音姬”。生于寿丘是因龟鼋的长寿 之义，长于姬水姓“姬”盖因龟古音同姬，看来黄帝姓姬名号轩辕氏盖均与龟鼋图腾有关。
　　在黄帝的众多名号中，以“轩辕”最常见。但“轩辕”是其名抑或其号古文献说法不一。司马迁说“轩辕”为黄帝之名，此是因袭《大戴礼记·帝系》之说“少典产轩辕，是为黄帝”；而皇甫谧认为既为其名，亦为其号。而轩辕名号的来源古文献说法也不一致。《汉书·律历志》云“黄帝始有轩冕之服，故号曰轩辕”；而皇甫谧说“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后说亦见诸更早些的文献之中：《大戴礼记·帝系》与《五帝本纪》均曰“黄帝居轩辕之丘”；《山海经·两山经》谓玉山“西四百八十里，曰轩辕之丘”。郭璞注《西山经》云“黄帝居此丘……因号轩辕丘”，郭氏之说与皇甫谧说法相反，谓“轩辕丘”是因黄帝居住而得名。
　　郭沫若于20世纪30年代对黄帝轩辕名号的来源重新作了考证。他说：“古彝铭有图形文字作**者，其例至多。旧释‘子孙’，实则为国族之名余疑即是天鼋，亦即轩辕。”[23]后来他又进一步说青铜器图形文字的“天鼋”，“盖古之轩辕氏”，轩辕为天鼋之音变，是部族图腾转而为“国族之名号”和氏族族徽。[24]对郭沫若释读的“天鼋”，杨向奎先生同意其说，并认为轩辕即天鼋，而天鼋即《国语·郑语》中的“玄鼋[25]，还有一些学者也赞同此说[26]；但也有一些说法不同此说。不同者或释为“子黾”[27]，或释为“天黾”[28]，或释为“大黾”[29]，这些说法虽有不同，但相同的则均认为此图形文字是“黾”属动物。笔者认为此合文释“天鼋”是对的。《国语·晋语四》云“我姬氏出自天鼋”，就已表明了姬姓与天鼋的关系。但我们不赞成郭氏把“天鼋”与天上星宿联系起来，另外他没有从字形上说明释为“天鼋”的原因，所以我们需作些说明还需与“黾”作些比较。于省吾先生说：“‘黾’后足曲，无尾，与‘龟’形有别。”[30]其实，从“天鼋”的“鼋”字看，与甲骨金文中的“龟”字十分相似：或无尾，或有一很短的尾巴(如《三代》13·5·5天鼋父癸卣)；或后足蜷曲，或则为分叉形；而共同重要特征是身体部分为圆形或椭圆形。但“黾”字及以“黾”为形符的后汉“*”等字的特征是，前足、后足都特长，身体部分狭长。[31]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若把“天鼋”之“鼋”与龟鱼纹青铜盘的“龟”纹饰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十分相似：龟纹背部往往有圆圈，“鼋”或“龟”背上有圆点，龟足皆作罗圈腿之形，但相同的是龟背甲呈圆形，龟的形体特征比较明显。
　　“鼋”与“龟”龟背部在甲骨金文中除画圆点外，还有或作“×”，或作“+”。《合集》10076云：“乙卯卜，宾贞：甗龟翌日，十三月。”“甗龟”即“献龟”。《书·禹贡》云“九江贡锡大龟”；《礼记·月令》夏命渔师“登龟，取鼋”；《逸周书·王会》曰“请令以丹青……神龟为献”；《诗·鲁颂·泮水》曰“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元龟”与“象齿”并列，可见“献龟”之“龟”不可用“黾”去解释。至于龟、鼋的区别，从字形似乎看不出什么区别。《说文》云：“鼋，大鳖也。”单一龟字不好判别是小的龟鳖还是大鼋，但“天鼋”二字连读，显然此处就应读为“鼋”。《周礼·龟人》言“六龟”中第一就是“天龟曰灵属”，《周易·颐卦》初九、《尔雅·释鱼》、《史记·龟策列传》等皆有“灵龟”。《左传》成公五年宋公子围龟，字子灵，“围龟”就是“圆龟”(王筠《说文释例》卷八谓圜、圆、围三字最初只是一字)，亦即大鼋，故以“天龟曰灵属”的“灵”为字。可知“天鼋”、“天龟”就是指大龟鳖，古人认为它们富有灵性。因“天”在甲金文中常与“大”通用，“大乙”也作“天乙”，“大邑商”也作“天邑商”。所以当“天(大)”与龟鳖之字连用时，应读为“天鼋”。
　　黄帝及其部族还有浑沌(混沌)，浑敦等称号。笔者认为浑沌等称号应来自天鼋、玄鼋、龟鼋头可伸缩潜藏，潜藏时便成无面目的浑沌之状。《庄子·应帝王》言“中央之帝为浑沌……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山海经·西山经》言天山“有神焉，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为带江也”；《左传》文公十八年谓“帝鸿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谓之浑敦”。《西山经》中“帝江”就是《左传》文公十八年中“帝鸿氏”，《五帝本纪》集解引贾逵云“帝鸿，黄帝也”，索隐与正义说法亦同；《太平御览》卷七十九引《帝王世纪》亦云“黄帝亦号帝鸿氏”。黄帝部落称“浑沌”或“浑敦”之号，是因为其形状“浑敦无面目”[33]，无“七窍以食息”，笔者以为黄帝部落之号“浑沌”或“浑敦”应是龟鼋缩头藏尾时的圆形之状。
　　从铸刻有“天鼋”或“天”族青铜器的出土时代及地貌，可考察其部族在商周时代的地理分布情况。邹衡先生曾收集有“天鼋”图形文字的传世青铜器100件左右，有出土地点的仅成王时的献侯鼎二器(《通考》38；《三代》3.50.2和3.50.3)，出于陕西乾县。从时代来说，天鼋器也有属于先周文化的，如天鼋父癸方鼎(《宝蕴》16)，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三期”；天鼋镦(《武英》71)，当属先周文化第二期。[34]邹衡先生还认为以“天”为族徽的天族，是周族的一个著名氏族，他找到同样族徽的铜器有50多件。根据有出土地点的9件，他认为天族早期曾居住在陕北绥德，再迁至泾渭地区的岐山、扶风、长武一带，克商后，有的支族迁至河南。并认为“今黄陵县有黄帝陵(《文物》1962：l，封底)，其地正在绥德与岐山间。黄帝族早期活动的地域也许就在洛河之东北一带，往后才发展到泾渭地区”。[35]
　　出土楚竹书与古文献所记述史前至商周时众多部族或方国之名中也多见“轩辕氏”或“天鼋”。上博《战同楚竹书(二)·容成氏》简1云：“……卢是(氏)、赫疋(胥)是(氏)、乔结是(氏)、仓颉是(氏)、轩缓(辕)是(氏)、神戎(农)是(氏)、*(左木右韋)是(氏)、跸是(氏)之有天下也，皆不授其子而授贤。”[36]《庄子·胠箧》也说：“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大庭氏”亦见晋定公所作晋公其铭云“广司四方，至于大廷，莫不来[王]”(《殷周金文集成》16.10342，下简称《集成》)，“大廷”即“大庭”。《续汉书、郡国志》注引杜预及《文选·东京赋》薛注皆言“大庭”为“古国名”，郭沫若谓“今案大庭氏既为古国名，举一反三，则容成、尊卢、轩辕之属，亦古国族之名号也”[37]。楚竹书《容成氏》中“轩缓是”即《庄子·胠箧》的：“轩辕氏”。《集成》3·891铭“天鼋乍妇姑酱彝”；《集成》4·2013铭“天鼋乍父戊彝”；《集成》11·5766铭“天鼋乍从彝”；《集成》12·7213铭“天鼋献祖丁”；《集成》14·9100铭“甲寅子易天鼋贝，用乍父癸尊彝”。上引铭文是中，“天鼋”都是商周时方国或部族名称，特别是《集成》14·9100角作器者自称“天鼋”，是名，可见“天鼋”则为氏族之称。另外，在商周金文中单铸“天鼋”或在父祖庙号之前或之后铸“天鼋”的情况则更多。从文献及古文字资料看，史前社会到商周时代轩辕或天鼋部族是一直存在的。
　　注释：
　　[1]徐中舒：《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上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09—444页；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图录见上册第206页下，释文见下册第219页下—220页下。
　　[2]容庚编著，张振林、马国权摹补《金文编》，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861页。
　　[3][5][7][20]徐中舒：《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上册，第425、434，445，438，444页。
　　[4]丁山：《由陈侯因镦铭黄帝论五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1933年。
　　[6]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8]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07页。
　　[9]李学勤：《<尝麦>篇研究》，见《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75页。
　　[10][22]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8—59、86—87页。
　　[11][21][清]崔述：《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6—37、33页。
　　[12]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6—17、99页。
　　[13]杨希枚：《先秦文化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
　　[14][16][23][37]《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5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114、114、113—114页。
　　[15]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下册，第220页上。
　　[17]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下册，图录见上册第259页，释文见下册第216页上—219页上。
　　[18]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图版第36页，释文第153—154页。
　　[19]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第74页。
　　[24]《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4卷《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2页。
　　[25]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义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3页。
　　[26]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目录第2页下56号、57号，第9页上240号，第9页下254号；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2版)，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2页；刘启益：《西周纪年》，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4页。
　　[27]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2·37·4—7，目录见第146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28]王世民等：《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
　　[29]唐兰：《西周青铜器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5，87页。
　　[30]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2册1866条，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823页。
　　[31]《甲骨文编》，中华书局影印，1989年，“龟”见513页，“黾”见514—515页；《金文编》，中华书局影印，2003年，“龟”字878页，“黾”，“*”等见878—880页；唐兰《甲骨文自然分类简编》，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32]图1见《三代吉金文存》13·5·5；图2见《三代吉金文存》3·18·6；图3见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文物出版社1984年)117页图94；图4见《殷周青铜器通论》图版128。
　　[33]《庄子·应帝王》言“中央之帝为浑沌”，《山海经·西山经》言天山之神帝江“浑敦无面目”，《左传》文公十八年说帝鸿氏不才子囚“丑类恶物，顽嚣不友”而被称为“浑敦”，说明“浑沌”或“浑敦”是黄帝部落之号，然一个被称为有德有权的“中央之帝”，一个被视为“丑类恶物”的“不才子”，原因应是一为兴盛期，一为衰败期。参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第83页。
　　[34][35]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2版)，第312、310—312页。
　　[36]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图版93，释文第250—251页。
　　

黄帝祭祀与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帝陵基金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