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西市的行肆店铺

　　大唐西市作为京师长安的商业和手工业中心之一，行肆栉比，店铺林立。据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会昌三年(843)六月“廿七日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已西十二行，四千余家，官私钱物，金银绢药等物烧尽。”[1]卷4第172页“曹门”在东市内何处，今已难详。不过，仅曹门以西，即有十二行、四千余家，其商业繁华程度，于之可知。即使如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小野胜年博士译注本所改，不是“四千余家”，而是“四十余家”，[1]卷4校勘记[五]东市商业规模仍然不小。宋敏求《长安志》说，东市所在的万年县户口减于西市所在的长安县，“又公卿以下居止多在朱雀街东，第宅所占勋贵，由是商贾所凑，多归西市。”[2]卷8第12页缘于区位优势，西市一带人口众多，“浮寄流寓，不可胜计”[2]卷10第7页特别是西市为胡人聚居之地，一直是丝路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因而，西市商业明显盛于东市。
　　从历史文献及笔记小说得知，大唐西市内有许多行、肆和店铺，现分述如次：
　　(一)行
　　1.米麦行(米行、麦行)
　　《旧唐书·食货志下》：建中元年(780)七月，敕：“夫常平者，常使谷价如一，大丰不为之减，大俭不为之加，虽遇灾荒，人无菜色。自今已后，忽米价贵时，宜量出官米十万石、麦十万石，每日量付两市行人下价粜货。”[3]卷49第2124—2125页
　　【按】此“两市行人”，当指京师长安东、西两市米麦行(或米行、麦行)的行头。于此可知，西市有经营粮食交易的米麦行(或米行、麦行)。
　　2.布帛行
　　《旧唐书·宪宗本纪下》：元和八年(813)夏四月“丙戌，以钱重货轻，出库钱五十万贯，令两常平仓收市布帛，每段匹于旧估加价十之一”。[3]卷15第445页
　　【按】古代一般以麻、葛之织品为布，丝织品为帛，因以“布帛”统称供裁制衣着用品的材料。东、西两市既有大量布帛，说明西市内有经营布帛的布帛行。
　　3.绢行
　　牛僧孺《玄怪录·吴全素》：“乃相引入西市绢行南尽人家。”[4]第400页
　　温庭筠《乾*(左月右巽)子·王愬》：“今日在西市绢行举钱。”[5]卷363第2883页
　　【按】此为西市有绢行之证。绢为平纹的生丝织物，多为丝织品的统称。此绢行当为专门经营丝织品的商行。又，此绢行可以“举钱”(即贷钱)，可知绢行亦经营借贷业务。
　　4.大衣行
　　韦述《两京新记》：西市“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市署前有大衣行”。[6]卷3第49页
　　【按】此“大衣”疑非一般意义上的衣裳。宋高承《事物纪原·衣裘带服·大衣》：“商周之代，内外命妇诸翟。唐则裙襦大袖为礼衣。开元中，妇见舅姑，戴步摇，插翠钿，今大衣之制，盖起于此。”据此推测，此“大衣行”当是经营妇人礼服的“高档”商行。宜乎其设于市署之前。(普通衣裳卖买当在衣肆)
　　5.木材行
　　温庭筠《乾*(左月右巽)子·窦乂》：“崇贤里有中郎曹遂兴，当(夜)〔庭〕生一大树，遂兴每患其经年枝叶有碍庭宇……乂请买之……中郎大喜。乃出钱五千文以纳中郎。与斧折匠人议伐其树……鬻于本行。乂计利百余倍。其精干率是类也。”[5]卷243第1878—1879页
　　【按】窦乂伐树，“鬻于本行”。此“本行”当指经营木材的木材行。崇贤里在西市东南面，距西市不远，且窦乂活动范围主要在西市，故推知其为西市木材行。又据《唐会要》卷八七《漕运》，天宝二年(743)，京兆尹韩朝宗分渭水入自金光门，置潭于西市之西街，以贮材木。西市既通漕运，有贮木场，故必有木材行。
　　6．口马行
　　宋敏求《长安志》：“西市有口焉止号行。”[2]卷8第12页
　　【按】此语费解，疑有脱讹。但学者多认为“口焉”为“口马”之误。“口”指奴婢，“马”指牛、马、驴、骡之类牲畜。说明西市有口马行。唐时奴婢与牛马一样，可以公开在市场卖买，并须由市司为立“市券”。口马行则是专门从事奴婢、牛马交易的行业。
　　7.鞘辔行
　　阙名《逸史·李君》：“可西市鞧辔行头坐。见讫复往，至即登楼饮酒。”[5]卷157第1130页
　　【按】“鞧”指络在马股后尾间的绊带，“辔”指驾驭马的缰绳。鞧、辔连称，泛指马具。故推测此“鞧辔行”为经营马具的商行。又据“至即登楼饮酒”推测，此鞧辔行有用以接待客商的酒楼，其经营规模之大可想而知。
　　8.麸行
　　李复言《续玄怪录·驴言》：“驴曰：‘……麸行王胡子负吾二缗，吾不负其力。取其缗半还汝，半缗充口食，以终驴限耳。’……遽令货之。人酬不过缗半，且无敢取者。索入西市麸行，逢一人，长而胡者，乃与缗半易之。问其姓，曰‘王’。”[4]第454页
　　【按】麸即麸皮。《太平御览》卷八五三引汉崔寔《四民月令》：“五月五日至后可籴麸至冬以养马。”此麸行即是经营马料的商行。
　　9.屠沽行
　　《太平广记》卷二一二《吴道玄》：“又景公寺老僧玄纵云，吴生画此地狱变成之后，都人咸观，皆惧罪修善。两市屠沽，鱼肉不售。”[5]第1623页
　　【按】“两市”即东、西市。屠沽亦作“屠酤”，指宰牲和卖酒。此指宰牲(以下句“鱼肉不售”推之)。可知西市有屠沽行，以屠宰为业。《太平广记》卷一三二《屠人》云：“唐总章、咸亨中，京师有屠人，积代相传为业。”此亦可为当时长安城内一直有屠沽业之证。
　　10.兵器行
　　《大唐六典·太府寺·两京诸市署》：“其造弓矢、长刀，官为立样，仍题工人姓名，然后听鬻之。”[7]卷20第385页
　　【按】唐代实行府兵制度，府兵征行时，除重兵器与战马由国家供给外，其他器物均应自备，重兵器一般为“禁兵器”。《唐律疏议·擅兴律》云：“禁兵器谓甲、弩、矛、矟、具装等，依令，私家不合有。”又云：“弓、箭、刀、楯、短矛者，此上五事，私家听有。”既然弓、箭、刀、楯及短矛之类可以私有，也就是说，禁兵器以外的兵器可以在市场出售。《大唐六典》在规定弓矢、长刀可以在市场出售的同时，为确保质量，特别规定这些兵器必须按照国家标准(即“官为立样”)，并必须刻上工人姓名(即“物勒工名”)。两京诸市允许出售弓矢、长刀之类禁兵器以外的兵器，说明西市有经营兵器的兵器行。
　　11.秤行
　　温庭筠《乾*(左月右巽)子·窦乂》：“西市秤行之南，有十余亩坳下潜污之地，目曰小海池”。[5]卷243第1877页
　　【按】秤为旧时用杠杆原理衡量物体轻重的器具。西市为商贾云集之地，必有制作和出售杆秤的行业。据引文可知，西市秤行在小海池之北。
　　12.药行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会昌五年(845)正月三日，道士长赵归真奏仙药名目，“敕令于市药行觅，尽称无。”[1]卷4第181页
　　【按】药行即出售各种药材的商行。柳宗元《宋清传》谓宋清为“长安西部药市人”。“西部药市”只能是西市药市，李肇《唐国史补》卷中谓“宋清卖药于长安西市”，即可为证。
　　以上是有明确记载的西市诸行。据温庭筠《乾*(左月右巽)子·郑群玉》，唐东市有铁行；据释道世《法苑珠林·十恶篇》，西京东市有笔行；又据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提供的考古资料，“上都(即长安)东市大刁家”印过历日，“京中李家于东市”印过药书，[8]说明东市有印刷行业。由于西市总体比东市繁荣，东市有的行业，西市很可能也都有。《长安志》说东市“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此说是否确凿，姑且不论，但当时两市行业较多，当是事实，只是文献失载，或笔者孤陋寡闻，未能寓目而已。
　　(二)肆
　　1.酒肆
　　《太平广记》卷七六《李淳风》：“唐太史李淳风……奏曰：‘北斗七星当化为人。明日至西市饮酒，宜令候取。’太宗从之。乃使人往候，有婆罗门僧七人，入自金光门，至西市酒肆。登楼，命取酒一石，持碗饮之。”[5]第479页
　　阙名《逸史·齐映》：“齐公乃行至西市北，入一静坊新宅。……人报有送钱百千者，老人曰：‘此是酒肆所入。某以一丸药作一瓮酒。’”[5]卷35第322—323页
　　【按】酒肆为售酒及饮酒之处。西市多有。李白《少年行》诗之二：“五陵少年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李太白集》卷六)关于“金市”的解释，向达先生赞同于石田幹之助氏之说，以为系指长安之西市而言。“长安胡店多在西市，则其间有侍酒之胡，固亦至为近理者也。”(见《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之三《西市胡店与胡姬》)又李肇《唐国史补》卷下：“酒则有……京城之西市腔，虾蟆陵郎官清、阿婆清。”酒肆往往兼有作坊，为“前店后坊”之制。其“西市腔”美酒必酿于西市酒肆。
　　2.衣肆
　　沈既济《任氏传》：“郑子游，入西市衣肆，瞥然见之，囊女奴从。郑子遽呼之，任氏侧身周旋于稠人中以避焉。”[5]卷452第3693页
　　【按】此衣肆当为出售一般衣裳的集市，与“大衣行”之专卖妇人礼服不同。《任氏传》谓郑子游入西市衣肆，猛然见到任氏婢女，急忙呼唤，任氏不愿与之相遇，能“侧身周旋于稠人中”，可知此衣肆为露天市场，而且人比较多，非一般店铺。
　　3.帛肆
　　白行简《三梦记》：“长安西市帛肆有贩粥求利而为之平者，姓张，不得名。家富于财，居光德里。”(《全唐文》卷六九二)
　　【按】帛为古代丝织物的通称。此“帛肆”内“有贩粥求利而为之平者”。“粥”，同“鬻”，“贩粥”即贩鬻，为贩卖之义。此肆内既有以贩卖布帛为业者，亦可知此帛肆为开放型市场，非一般店铺。
　　4.卜肆
　　《仙传拾遗》：“杨伯丑，冯翊武乡人……隋开皇初，文帝搜访逸隐，闻其有道，征至京师，见公卿不为礼……常被发佯狂，游行市里……亦开肆卖卜，卦无不准。”[5]卷18第126页
　　《原化记》：“开元中，有一人姓刘，不得名，假荫求官……闻西市有李老善卜，造而问之。”[5]卷216第1656页
　　裴铏《传奇·许栖岩》：“许栖岩，岐阳人……将为入蜀之计，欲市一马而力不甚丰，自入西市访之。有蕃人牵一马，瘦削而价不高，因市之而归。……试诣卜肆筮之，得《乾》卦九五。道流曰：‘此龙马也，宜善宝之。’”[5]卷47第294页
　　【按】卜者即卖卦者。此类行业无需店铺，或当街摆摊，或席地占课，卜者不仅为人测前程，还为马筮吉凶。卜肆疑即卜者所聚的街巷或集市。
　　5.凶肆
　　白行简《李娃传》：“生怨懑，绝食三日，遘疾甚笃，旬余愈甚。邸主惧其不起，徙之于凶肆之中。绵缀移时，合肆之人，共伤叹而互饲之。后稍愈，杖而能起，由是凶肆日假之，令执繐帷，获其值以自给。……初，二肆之佣凶器者，互争胜负……西肆皆不胜。”[5]卷484第3987—3988页
　　【按】此“二肆”指东、西两个凶肆，“西肆”即指西市的凶肆。凶肆所经营者，一为制作和出售丧葬用的诸如陶俑之类明器，一为出租方相、輀车之类送丧之具，一为执繐帷、唱挽歌，参加送葬活动。1975年考古调查中，在西市西大街中部现代修掘的窖穴积土中，发现唐朝后期作为明器的残陶俑和陶俑头部，当为西市有凶肆之实证。[8]
　　6.坟典肆
　　白行简《李娃传》：“娃命车出游，生骑而从，至旗亭南偏门鬻坟典之肆，令生拣而市之，计费百金，尽载以归。……二岁而业大成就，海内文籍，莫不该览。”[5]第484第3990页
　　【按】“坟典”为“三坟”(传为“三皇”之书)、“五典”(传为“五帝”之书)的并称，后转为古代典籍的通称，故所谓“鬻坟典之肆”即售书之肆，亦即书肆。“计费百金”即可把所需要的典籍“尽载以归”，说明书肆规模较大，所售书籍品种亦较齐全。由于唐代印刷业尚在初始阶段，此“坟典之肆”所售书籍大多应为抄本。
　　7.口马肆
　　宋敏求《长安志》“安善坊”云：“高宗时，并以此坊及大业坊之半立中市署，领口马牛驴之肆。然已偏处京城之南，交易者不便，后但出文符于署司，货鬻者并移于市。至武太后末年，废为教弩场。”[2]卷7第13页
　　【按】此“货鬻者并移于市”之“市”，当指东、西二市。于此可知，西市有专门卖买奴婢及马牛驴骡之类家畜的口马肆。
　　以上为有据可考的西京诸肆。肆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这些肆可以是店铺，可以是作坊，可以是集市，亦可兼而有之。
　　据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一《支诺皋上》，元和中，东市有“毕罗肆”。(“毕罗”原指抓饭，后亦指饼类)据《太平广记》卷四四《穆将符》、卷三〇二《卫庭训》，东市亦有酒肆。
　　除东、西两市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居民需要，长安城内坊中亦相继出现了一些“肆”。据《太平广记》卷八六《任三郎》，开化坊西北角有酒肆。据《旧唐书》卷二〇《宗室传》，宣阳坊李晦私邸有楼，下临酒肆。这些酒肆有的称之为“旗亭”，如《太平广记》卷一九六《贾人妻》云：崇仁里贾人之妻，夫亡十年，“旗亭之内，尚有旧业。朝肆暮家，日赢三百。”又如苏鄂《杜阳杂编》卷下云：同昌公主宅于广化里，公主步辇夫(即轿夫)常以锦衣换酒于“广化旗亭”。韦应物《酒肆行》诗云：“豪家沽酒长安陌，一旦起楼高百尺。碧疏玲珑念春风，银题彩帜邀上客。”(《全唐诗》卷一九四)酒肆有百尺高楼(如亭)，又有银题彩帜(如旗)，这大概就是称有的酒肆为“旗亭”的道理。又据《资治通鉴》卷二三六，永贞元年(805)，权臣王叔文、王伾所在坊中有“饼肆”。据《太平广记》卷二二四《卖*(左饣右追)媪》，京城内有“卖*(左饣右追)媪肆”。据刘肃《大唐新语》卷一二《劝励》，徐文远曾在其兄徐林开设的长安“书肆”读书。又据《旧唐书》卷一六九《王涯传》，太和中，永昌里有“茶肆”。韦述《两京新记》卷三“丰邑坊”云：“此坊多假赁(即租借)方相、輀车送葬之具。”可知亦有“凶肆”。上述东市及坊间诸肆，见或不见于记载，西市当都有之。
　　(三)店铺
　　1.食店
　　《太平广记》卷三八四《牛生》：“复开第二封书，题云：‘西市食店张家楼上坐。’牛生如言，独止于一室，下帘而坐。”[5]第2759页
　　【按】此张家楼食店即饮食店，店内有楼，楼上有单间，室外有竹帘，显为“雅座”。1960年考古发掘发现，在西市南大街东端街南，除出土建筑材料外，有大量瓷碗、盆等残片，其中以厚胎白釉低圈足碗、盆为多。在房址内还发现有石臼、石斧、石杵。在遗址南侧临街的地面发现有小圆坑数处，并埋有坛和罐。据专家判断，这可能是一处饮食店的所在地。[8]
　　大的饮食店还有“礼席”(即以礼待客的宴席)。
　　李肇《唐国史补》卷中云：“德宗非时召吴凑为京兆尹，便令赴上。凑疾驱诸客至府，已列筵毕。或问曰：‘何速?’吏对曰：‘两市日有礼席，举釜铛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馔，常可立办也。’”[4]第177页
　　《太平广记》卷四九五《邹凤炽》云：“西京怀德坊南门之东，有富商邹凤炽，……尝因嫁女，邀诸朝士往临礼席，宾客数千。夜拟供帐，备极华丽。”[5]第4062页
　　【按】德宗任吴凑为京兆尹，吴凑骑马请客，客到宴席已备。客问何其快也，府吏答道：两市日有礼席，三五百人的酒宴，常可立办。此“两市”即包含西市。说明西市有可立办三五百人礼席的饮食店。富商邹凤炽家在怀德坊南门之东，紧邻西市，可知此数千人的礼席也在西市备办。于此可知，西市有规模不小、规格很高的饮食店。
　　2.鱼店
　　《太平广记》卷一八《杨伯丑》：“可于西市东壁南第三店，为我买鱼作鲙。”[5]第126页
　　【按】此卖鱼之店即为鱼店。
　　3.药店
　　《太平广记》卷219《田令孜》：“长安完盛日，有一家于西市卖饮子，用寻常之药，不过数味，亦不闲方脉，无问是何疾苦，百文售一服。千种之疾，入口而愈。”[5]第1679—1680页
　　【按】此“饮子”即中药汤剂。杜甫《寄韦有夏郎中》诗云：“饮子频通汗，怀君想报珠。”仇兆鳌注：“古人称汤药为饮子，孙真人有甘露饮子。”以此知西市有药店。
　　4.邸店
　　牛僧孺《玄怪录》卷一：“[杜子春]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长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于东市西门，饥寒之色可掬，仰天长吁。有一老人……袖出一缗，曰：‘给子今夕。明日午时，俟于西市波斯邸，慎无后期。’及时，子春往，老人果与钱三百万，不告姓名而去。”[4]第344页
　　《太平广记》卷一七《卢李二生》：“有卢、李二生，隐居太白山读书。……[李生]欠折官钱数万贯……逢一人，草*布衫，视之乃卢生。生昔号二舅。李生与语……[二舅]曰：‘公所欠官钱多少?’曰：‘二万贯。’乃与一拄杖，曰：‘将此于波斯店取钱。’……波斯见拄杖，惊曰：‘此卢二舅拄杖，何以得之?’依言付钱，遂得无事。”[5]第118—119页
　　【按】“波斯邸”又称“波斯店”。为波斯等地商人开设于长安西市，供外来进贡的人进行珠宝古董交易的处所。唐时邸店兼具货栈、商店、客舍性质。《唐律疏议·名例四·平赃者》：“邸店者，居物之处为邸，沽卖之所为店。”不知姓名的老人于波斯邸给杜子春钱三百万，李生凭卢生一拄杖在波斯店取钱二万贯，均说明此波斯邸(店)亦经营存钱业务。
　　5.金店
　　《太平广记》卷三五《王四郎》：“洛阳尉王琚，有孽侄小名四郎……唐元和中，琚因常调，自郑入京，道出东都，方过天津桥，四郎忽于马前跪拜……乃曰：‘叔今赴选，费用固多。少物奉献，以助其费。’即于怀中出金，可五两许，色如鸡冠。因曰：‘此不可与常者等价也。到京，但于金市访张蓬子付之，当得二百千。’……[琚]及至上都……因谓家奴吉儿曰：‘尔将四郎所留者一访之。’果有张蓬子，乃出金示之……蓬子曰：‘此王四郎所货化金也。西域商胡，专此伺买，且无定价。’”[5]第323—324
　　【按】张蓬子住在长安西市金店，能鉴定金块，收买金子，说明此“金市”即经营金银及金银饰品的金店。因“西域商胡，专此伺买”，可知此金店在西域胡商聚居的西市。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之十五云：“东邻有富翁，藏货遍五都。东京收粟帛，西市鬻金珠。”(《全唐诗》卷四二八)亦即西市有金店之证。
　　6.珠宝店
　　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五《寺塔记上》：“[平康坊菩萨寺]内有郭令玳瑁鞭及郭令王夫人七宝帐，……又僧广，有声名，口经数年，次当叹佛，因极致右座功德，冀获厚*(左亻右亲)。斋毕，帘下出彩篚，香罗帕籍一物如朽钉，长数寸。僧归失望，惭惋数日，且意大臣不容欺己，遂携至西市，示于胡商。胡商见之，惊曰：‘上人安得此物?必货此，不违价。’僧试求千百，胡人大笑曰：‘未也，更极言之!’加至五百千，胡人曰：‘此值一千万。’遂与之。僧访其名，曰：‘此宝骨也。’”[4]第757—758页
　　温庭筠《乾*(左月右巽)子·窦乂》：“[胡人米亮]谓[窦]乂曰：‘崇贤里有小宅出卖，直二百千文，大郎速买之。’……书契日，亮语乂曰：‘亮攻于览玉，尝见宅内有异石，人罕知之，是捣衣砧，真于阗玉。大郎且立致富矣!’乂未之信，亮曰：‘延寿坊召玉工观之。’玉工大惊曰：‘此奇货也!’……计获钱数十万贯。其宅并元契，乂遂与米亮，使居之以酬焉。”[5]卷243第1877页
　　【按】西市胡商能识“宝骨”，胡人米亮擅长览玉，又据钱易《南部新书》，西市胡人善辨珍珠。此类胡人多在西市以鉴定和经营珠宝为业，可知西市有珠宝店。据1962年考古发掘发现，西市西大街中部街南遗址内，除建筑材料外，有大量骨制装饰品(梳、钗、笄及刻花骨饰)、料珠、珍珠和玛瑙、水晶等制的装饰品。此外，还出土了少许金饰品和两件骨制的标识书籍的“牙签”及大量的骰子与制作骨器的骨料。专家判断该处可能是一处制作和出售各种装饰品的珠宝店遗址。[8]
　　7.油靛店
　　《太平广记》卷二四三《窦乂》：“西市买油靛数石。”[5]第1876页
　　【按】“靛”即靛青，也叫蓝靛，系用蓼蓝叶泡水调和石灰沉淀所得的蓝色染料。此所谓“油靛”者，疑为含有油质的蓝靛。用途不明。
　　8.法烛店
　　《太平广记》卷二四三《窦乂》：窦乂召“长安诸坊小儿及金吾家小儿等……拾槐子，又令小儿拾破麻鞋……雇日佣人(即短工)于(宗)〔崇〕贤西门水涧，从水洗其破麻鞋，曝干，贮庙院中，又坊门外买诸堆弃碎瓦子，令功人(犹工人)于流水涧洗其泥滓，车载积于庙中，然后置石嘴碓五具，剉碓三具，西市买油靛数石，雇庖人(即厨师)执爨。广召日佣人，令剉其破麻鞋，粉其碎瓦，以疏布筛之，合槐子、油靛，令役人日夜加工烂捣，候相乳(尺)〔入〕，悉看堪为挺，从臼中熟出，命工人并手团握，例长三尺已下，圆径三寸，垛之得万余条，号为‘法烛’。建中初，六月，京城大雨，尺烬重桂，巷无车轮，乂乃取此法烛鬻之，每条百文，将燃炊爨，与薪功倍，又获无穷之利”。[5]第1876—1877页
　　【按】据高承《事物纪原·布帛杂事·法烛》：“汉淮南王招致方术之士，延八公等撰鸿宝方毕，法烛是其一也。余非民所急，故不行于世。然则法烛之起，自刘安始也。”以此看来，淮南王刘安所创制的法烛是一种用于照明的灯烛。而其所以以“法”名烛者，当是指按法定规格制作的烛。与“法酒”之名取义一也。但从窦乂在大雨连绵，薪贵于桂的情况下，以法烛代薪柴，用于炊爨来看，又不似灯烛。或以为“法烛”为“法器”，疑非。岂有以穿过的破麻鞋及废弃的碎瓦子做法器原料者乎?
　　9.饭铺
　　韦述《两京新记》卷三：“[惠日寺]开皇六年立。本富商张通宅，舍而立寺。通妻陶氏，常于西市鬻饭，精而价贱，时人呼为‘陶寺’。”[6]第65页
　　【按】惠日寺在怀德坊东门之北，紧邻西寺。张通妻就近在西市开设饭铺，且物美价廉，宜乎其致富也。
　　10.钱贯铺
　　《太平广记》卷四二《贺知章》：“贺知章，西京宣平坊有宅，对门有小板门，常见一老人乘驴出入其间。积五六年，视老人颜色衣服如故，亦不见家属。询问里巷，皆云是西市卖钱贯王老，更无他业。”[5]第263页
　　【按】钱贯即穿钱的绳子，唐代以“开元通宝”铜钱为通货，铜钱外圆内方，须以绳子贯穿，方好携带和保管。因使用普遍，故有以出售钱贯为业者。《汉书·食货志》：“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说明使用钱贯由来已久。元稹《赠吕三校书》诗云：“共占花园争赵辟，竞添钱贯定秋娘。”是唐时使用钱贯之证。
　　11.寄附铺
　　蒋防《霍小玉传》：“玉……资用屡空，往往私令侍婢潜卖箧中服玩之物，多托于西市寄附铺侯景先家货卖。”[5]卷487第4009页
　　【按】寄附铺为唐时一种代人出售物品并放高利贷的商行，类似后世的当铺与寄卖店。《永乐大典》卷一四五七六引南宋时吴曾所著《能改斋漫录》之“寄附铺”云：“今世所在市井，有寄附铺，唐世已然矣。按：唐《异闻集》：(薛)〔蒋〕防作《霍小玉传》。有云：大历中，寄附铺侯景先家。”以此可知，至宋时亦有寄附铺。
　　12.陶器铺
　　文献阙。
　　【按】据1957年考古调查，西市东大街南部，在近代修掘的壕沟壁面上，发现长约5米、厚约10—30厘米的陶瓷器层，内有捺印“(刑)〔邢〕娘”两字的陶片。专家推断，此处可能为一陶器店铺遗址。[8]《大唐六典》卷二〇《太府寺·两京诸市署》云：“其造弓矢、长刀，官为立样，仍题工人姓名，然后听鬻之。诸器物亦如之。”出土陶片中“(刑)〔邢〕娘”二字，即是按当时政府“仍题工人姓名”的要求捺印的。
　　13.铁器铺
　　文献阙。
　　【按】据1961年考古发掘发现，西市北大街中部街南有为数不少的铁钉、铁棍与小铁器残块，专家推断，此处可能为一铁器店铺遗址。[8]
　　14.石刻铺
　　文献阙。
　　【按】据1961年考古发掘发现，西市北大街中部街南有一部分石刻。石刻有佛像头和卧牛。专家推断，此处可能为一石刻店铺遗址。[8]
　　15.骨器铺
　　文献阙。
　　【按】据2006年考古发掘发现，西市西大街中部偏南的东侧不远处，不仅出土了一些精美的骨器，还发现有相关加工骨器的遗迹等。专家推断，此处可能是西市一处加工、制造和出售骨器的骨器店铺遗址。[9]
　　以上为有据可考的西市各种店铺。当时，长安城内店铺种类繁多，分布也比较广。据李冗《独异志》，东市有卖高档胡琴的乐器店。又据段安节《乐府杂录》，崇仁坊南赵家开有修理琵琶的乐器铺。通化门长店车工云集，有制造、修理和出售车辆的大车店(见《太平广记·异人四》)。宣阳坊有经销各种纺织品和染织品的彩缬铺(见孙棨《北里志》)。各种食品店则星罗棋布，无处不有，如长兴坊有毕罗店(见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春明门有馎饦店(见《太平广记·巫》)，其余卖糕(见李复言《续玄怪录》)、卖饼(见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卖胡饼(见《太平广记·神仙四十二》)以及卖胡麻饼(见白居易《寄胡饼与杨万州》)的店铺，举不胜举。凡此之类，西市即未见于记载者，依理亦当有之。
　　(四)其他
　　1.柜坊
　　温庭筠《乾*(左月右巽)子·窦乂》：“尝有胡人米亮，因饥寒，乂见，辄与钱，凡七年，不之问……乂方闲居，无何亮且至，谓乂曰：‘崇贤里有小宅出卖，直二百千文，大郎速买之。’(又)〔乂〕西市柜坊，锁钱盈余，即依直出钱市之。”[5]卷243第1877页
　　【按】柜坊为代客保管金银财物的商铺。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编第二章第五节云：“唐时商业多至二百余行，每行总有较大的商店。据现有材料看，最大的商业当是放高利贷的柜坊。柜坊又有僦柜、寄附铺、质库、质舍等名称，类似后世的当铺。”[10]第3册第268页
　　2.茶阁
　　《新唐书·宦者传下·田令孜传》：“僖宗即位，擢令孜左神策军中尉。……令孜语内园小儿尹希复、王士成等，劝帝籍京师蕃旅、华商宝货举送内库，使者监閟柜坊、茶阁，有来诉者，皆杖死京兆府。”[11]卷208第5884—5885页
　　【按】茶阁指经营茶叶批发、零售的商店，茶阁与柜坊并列，说明茶商与柜坊主人一样，是能获取暴利的富商。“便换”、“飞钱”的兴起与茶商有直接关系。“蕃旅”是对外国商旅的泛称。“蕃旅”、“华商”多在西市，西市有茶阁是情理中事。
　　3.车坊
　　《唐会要·军杂录》：“大中六年(852)九月，敕：京兆府奏条(流)〔疏〕，坊、市诸车坊、客院，不许置弓箭、长刀，如先有者，并勒纳官。”[12]卷72第1301页
　　【按】车坊指赁贷车马的店铺。此敕行于京兆府诸坊、市，无疑包括西市在内。说明西市有车坊。
　　4.客院
　　出处同上。
　　【按】客院指客店。同理，西市亦有客院。
　　西市的其他主要商业，有记载的即以上柜坊、茶阁、车坊、客院。此外，东市和城内坊间，亦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商业。如长安富民罗会，以剔粪(即往城外挑粪)为业，里中谓之“鸡肆”。(见张鷟《朝野佥载》卷三)田令孜的仆人到西市买饮子药，返回途中到过一所染坊，说明城内有染坊。(见《太平广记·医二》)恭靖坊有个地名叫“毡曲”，可能是加工和出售毡制品的小巷。(见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五)有“贩缯为业”的客户，(见薛调《无双传》)有鬻衣的张十五娘，(见沈既济《任氏传》)有人以赁驴为业，(见《太平广记·鬼三十一》)有医人(即医生)或“自榜姓名”，(见《太平广记·医二》)或“大署其门”(见李肇《唐国史补》卷中)，犹今之挂牌营业。西市虽然未见有关这些商业的记载，但同一城内，贸迁有无，声气相通，以《长安志》所谓“商贾所凑，多归西市”推测，亦当有之。
　　(五)业者种种
　　西市商业规模大，行业多，除市署各种官员及平准署、常平署有关人员从事管理外，还有许多不同的从业者服务其中，如管理行、肆的行头，肆长，从事中介活动的牙子、主人，以及以概量为业者与在帛肆中“为之平”者等等。
　　1.行头
　　《唐会要·泉货》：元和四年(809)闰三月，宪宗重申贞元九年(793)三月德宗在长安查禁欠陌钱的禁令，规定：“自今以后，有因交关用欠陌钱者，宜但令本行头及居停主人、牙人等检察送官。如有容隐，并许卖物领钱人纠告，其行头、主人、牙人重加科罪。”[12]卷89第1629—1630页
　　【按】大唐西市各行均有行会，行头即行会的头领。《周礼·地官·肆长》：“肆长各掌其肆之政令。”唐贾公彦疏：“此肆长，谓一肆立一长，使之检校一肆之事，若今行头者也。”行头又称行老，一般是由市司指派(或由同行推举)的商人，并非官吏。但“行头有统一本行商品价格和监督管理本行商人买卖的权力，又有对官府提供本行物资、代官府出卖有关物资以及代官府看验有关物资、估定价格的责任。”[13]第249页从上引贞元九年三月德宗禁令可知，行头还有协助官府检察本行交易税交纳情况的职责。
　　2.肆长
　　《太平广记》卷四八四《李娃传》：“初，二肆之佣凶器者，互争胜负……其东肆长知生绝妙，乃醵钱二万索顾焉。……阴教生新声，而相赞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长相谓曰：‘我欲各阅所佣之器于天门街，以较优劣。不胜者，罚直五万，以备酒馔之用，可乎?’二肆许诺，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证，然后阅之。”[5]第3988页
　　【按】东、西两凶肆均有肆长，估计当时其他各肆也有肆长。从以上引文看，二凶肆的肆长既已相互商议说：“我欲各阅所佣之器于天门街，以较优劣。……可乎?”随之又有“二肆许诺”之语，可知肆长在作出重大决定后，尚需得到肆中同业者同意，方可实施。一般而言，行指行业，肆指交易市场，二者有所不同。但从贾公彦所谓“肆长……若今行头也”可知，肆长一职，亦犹行头，具体负责本肆各种交易事务。同行头一样，也是市司指派(或同业者推举)的商人，并非官吏。
　　3.牙子
　　《旧唐书·王涯传》：建中四年(783)六月，德宗依赵赞奏请，在“税间架”(征房屋税)的同时，行“除陌法”(即征交易税)，规定：“天下公私给与贸易，率一贯旧算二十，益加算为五十(指税率由千分之二十增至千分之五十)，给与物或两换者，约钱为率算之。市主人、牙子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自署记，翌日合算之。有贸易不用市牙子者，验其私簿……其有隐钱百，没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赏钱十千，出于其家。法既出，主人、市牙得专其柄，率多隐盗。公家所入，百不得半。”[3]卷135第3715—3716页
　　【按】牙子又称牙人，指居于买卖双方之间从中撮合，以获取佣金的人。以其活跃于市中，又称“市牙子”或“市牙”。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编第二章第五节论及唐代商业中的“行”时说道：“行有行头，又有牙人(也称牙子、牙郎、牙侩)。牙人招揽买卖，协议物价，官府和商人交涉，有时也使牙人出面，”上引建中四年行“除陌法”时，由官府发给牙子与行头、市主人各种表、簿及证件(即“印纸”)，让其各自随时登记交易情况，据以收税。可见牙子有时也充当市场管理者的角色。
　　4.居停主人
　　《旧唐书·食货志上》：“自今已后，有因交关用欠陌钱者，宜但令本行头及居停主人、牙人等检察送官。如有容隐，兼许卖物领钱人纠告，其行头、主人、牙人，重加科罪。”[3]卷48第2102页
　　【按】“居停主人”指客商寄居处的主人。简称“主人”。这种“主人”主要为客院、邸店主人。这些人以其与客商有主客关系，因而往往与牙人一样，协助客商进行市场交易活动。以此之故，居停主人也被称为“市主人”。上引《旧唐书·王涯传》中，居停主人与牙人一道，接受官府发给的“印纸”，从事交易税征收工作，说明主人与牙人一样，是西市商业活动中的中介人。
　　5.以概量为业者
　　《新唐书·叛臣传·梁崇义传》：“梁崇义，京兆长安人，以概量业于市，力能舒钩。”[11]卷224第6374页
　　【按】“概”指量谷物时刮平斗斛的器具(旧时民间俗称“刮斗”)，“量”指斗斛等量器，据此可知，此人是粮食市场的中介者，以用斗斛量谷物和用概刮平斗斛、从中抽取佣金为业(有时也可能居间协议价格，以促成交易)。
　　6.帛肆中“为之平”者
　　白行简《三梦记》：“长安西市帛肆有贩粥求利而为之平者。姓张，不得名。家富于财，居光德里。”
　　【按】《淮南子·主术》：“衡之于左右，无私轻重，故可以为平。”扬雄《法言·学行》云：“一巷之市，必为之平。”“平”指旧时一种衡量标准。据《三梦记》文义，张某当是在西市帛肆中一面贩卖纺织品，一面为买卖双方执尺、秤等衡量器作中介者。“平”当是一种职业，与“概量”相似。又见房山石经题记有“涿州磨行邑平正”、“涿州诸行市邑平正”，洛阳龙门石窟题记有北市丝行“平正严知慎”，[14]第137页疑此所谓“平正”与此“为之平”者相似。
　　7.估客
　　在西市的业者中，除本文所述各种行、肆、店铺的商家与活跃于市中的行头、肆长、牙子、主人，以及以概量为业者和在帛肆中“为之平”者等等之外，还有大量来自外地的客商，即所谓“估客”。元稹《估客乐》诗云：“经游天下遍，却到长安城。城中东西市，闻客次第迎。”[15]第1023页据此可知，当时长安西市应有不少估客。这些估客东西南北无所不至，各种货物无不经营。正如诗中所说：“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炎洲布火浣，蜀地锦织成。越婢脂肉滑，奚僮眉眼明。通算衣食费，不计远近程。”[15]第1023页他们东面到达沧海，南至荆山、衡阳，西去蜀地、吐蕃，向北至于党项，大凡珠宝玉石、宝马鹦鹉，以至名贵的丝织品“织成”与来自西域的火浣布(即石棉布)，无不求购，就连南方越地的美婢、塞北年幼的姣童，也都不远千里，贩运而来。大唐西市商业的繁荣，从一定意义来说，也离不开这些“估客”。
　　参考文献
　　[1]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宋敏求《长安志》，长安县志局民国二十年重印毕沅新校正本
　　[3]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4]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5]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新1版
　　[6]韦述《两京新记》，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辛德勇辑校本)
　　[7]李隆基撰、李林甫注《大唐六典》，三秦出版社1991年据广池本缩印
　　[8]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第一工作队《大唐西市2006年考古发掘报告》，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胡戟主编《西市宝典(上)》
　　[10]范文澜《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重排版
　　[11]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12]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版
　　[13]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14]阎文儒《房山石经》，见《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十三、十四期)，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15]《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据康熙扬州诗局本剪贴缩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