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西戎”——初唐时期

    
　　1.2 初唐时期
　　1.2.1 来自地中海地区的商贾
　　根据中国史书记载，东罗马在唐代曾经数次遣使中国。
　　太宗皇帝(627—650年)……在643年接见了携带厚礼的拂菻(即罗马，拜占庭，过去称大秦Ta Ts’in)波多力王(King Po-to-li of Fu-lin)。《旧唐书》还提到拂菻于667年、711年和719年派来了使臣，还有742年派来的一个由“德行高尚的教士”组成的使团……但是中国方面的上述记载在现存的拜占庭史料中却无迹可寻。这一点似乎表明这些所谓的使臣实际上是商人团体，他们之所以假冒外交使节乃是为了增加在中国做生意的机会，而中国的朝廷为了显示其威望也总是乐于接受这些来自遥远国度的所谓“朝贡”使团。〔1〕10
　　1.2.1.1 闪米特人(Semites)
　　到了唐代，我们发现这种外国人已经成为当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无数墓葬里随葬的陶俑中经常可以见到他们的形象。一个墓室里随葬的俑器种类大致包括动物、诸神、仆人，来自罗马以及地中海其他地区的人，还有身毒人、突厥人以及统称的所谓“胡”(西方人)。其中一种特点鲜明的商人俑就是闪米特人，他背负行囊，长着一个鹰钩鼻(图版2)。毕晓普·怀特曾对犹太人有如下描述：
　　这些商贾中必定有犹太教信徒，而在商路沿线的各个贸易中心里，这类商人所组成的团队不仅规模大而且很重要，这就使得他们得以在宗教领袖的带领下保持着自己的会堂宗教活动。某些汉文文献中有关犹太人的记载，以及墓葬中随葬的一些陶俑都证明了这一点。〔2〕
　　接下来怀特还引述了A.H.古德贝(Godbey)《部落失踪之谜》：
　　有两件犹太人文书残片已经表明了犹太教在中国新疆的影响。奥里尔·斯坦因爵士在丹丹乌里克(Dandanuliq)曾发现……一件用方体希伯来文书写的波斯语商业信函。马格里欧斯(Mar-goliouth)教授系之于公元708年。这表明这名犹太商人操波斯语，有可能是犹太化的波斯人，而他的收信人也使用同一种语言。这也意味着我们也许会从在高昌(Khocho)发现的大量记录中找到更多的犹太人材料。……鲍尔·伯希和(Paul Pelliot)在敦煌发现了其他写卷已由M.施瓦伯(Schwab)出版，其时代也属于8世纪……当时用纸张书写的文书只能出自中国。因此，这种古老的废旧文书告诉我们，那时的中国犹太商人也在使用那条商道。〔3〕
　　扫瓦格特(Sauwaget)〔4〕也指出，那波恩(Narbonne)的犹太人在9世纪曾到过信德(Sind)、印度和中国。11
　　1.2.1.2 亚美尼亚人(Armenoids)
　　在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也收藏有一件奇特的雕塑(图版3a)，富田先生(Mr.Tomita)〔5〕根据布克斯顿(Buxton)所著的《亚洲人》〔6〕的区分标准，称这尊雕塑为类亚美尼亚人。布克斯顿强调区分现代的亚美尼亚人(Armenians)、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还有难度，但是冯·鲁山(von Luschan)〔7〕却指出，在自赫梯人(Hittites)时代以来的数千年时间里，类亚美尼亚人的体质特征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他们的颅骨与现代亚美尼亚人的几乎完全一样。在古代的诗歌里就有赞美他们的大眼睛、大鼻子的诗句，而他们的鼻子曾被比作黎巴嫩(Lebanon)山上眺望大马士革(Damascus)的灯塔。〔8〕他们那在鼻梁上相连的浓黑眉毛格外显眼，冯·鲁山还指出他们那弯曲的鼻子和刀削线条的脸庞使他想起猛禽的形象。托米塔先生的分类方式似乎更精确一些，可以被用于识别塞特、多伦多和波士顿博物馆等处收藏的卖酒人俑的身份。(图版3，c与e)
　　1.2.2 波斯人(Persians)
　　位于大运河上的南方城市扬州北距扬子江(Yangtze)50公里，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集市，也是阿拉伯—波斯人的贸易中心。〔9〕《新唐书》记载说〔10〕，在760年扬州爆发的地方骚乱中，有数千阿拉伯和波斯商人被杀。这说明在隋唐时期，长江下游地区一度曾被商人们当做从南亚和西亚通往中国的贸易通道。中国与高丽、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量很大，唐代通往东方的海上交通也十分繁荣。〔11〕由于将高丽人和日本人与当地的中国人区分开来十分困难，所以我们还没有从中发现确属这些民族的塑像。12
　　萨珊王朝时期的波斯人服饰特点鲜明，曾流行于互不相连的杜拉·罗普斯(Dura Europos，位于今叙利亚境内——译者注)、阿富汗和龟兹等地。我们知道他们在贸易中的作用很重要，其文化的影响也在西亚历史的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在远方的日本，著名的佛教高僧鉴真和尚的核心圈子内就有一名波斯医生。〔12〕他们在中国也人数众多，常见于史书的记载以及众多的纯文学作品里。例如，《义山杂纂》(Miscellanea of I-Shan)〔13〕第一条“不相称”(Incongruity)中就有“穷波斯”之语。
　　有些财富来自奢华的化妆品贸易。我们得知〔14〕散沫花即俗称的“指甲花”就是由波斯人带到中国的，隋朝以后即开始流行用它画眉。炀帝在位时，宫廷妇女彼此之间争相画长眉毛，值日官员每天都要支出两品脱〔15〕来自波斯的黑染料，表明了朝廷追逐时尚的刺激作用。劳费尔则认为，制作染料的靛青实际上产于印度。〔16〕13
　　1.2.2.1 与萨珊王朝的外交关系
　　数世纪以来中国与波斯之间一直就在互派使节，而638年抵达长安的一名波斯使者，则特别急切地恳求唐太宗帮助萨珊君主耶兹德格三世(Yezdegerd III，即唐代史书中的“伊嗣俟”——汉译者注)抵抗阿拉伯人。但是这一请求却遭到拒绝，波斯君主随即被杀。在阿拉伯人占领费恒(Ferheng)之后的674年，耶泽德格之子菲鲁兹(Firuz，即卑路斯，Peroz)出现在唐西京。他在此定居下来并被皇帝任命为右武卫将军，还获准建造波斯胡寺从事祭祀活动，但是他在里面只住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德拉克(Drake)在分析了各种不同的记述后总结道：〔17〕
　　耶泽德格之子菲鲁兹，汉文中称作卑路斯，曾逃到吐火罗斯坦(Tocharistan，即巴克特里亚，Bactria)。根据《新唐书》的记载，他随后遣使中国求援，但是高宗皇帝(650—683年)认为路途遥远，无法派军前往援助他。《旧唐书》对第一次遣使失载，但是两者都记载了他在661年遣使请求帮助抵抗阿拉伯人。此次唐朝派出一名官员前往西域，任命菲鲁兹为波斯都督府都督。〔18〕然而该计划却未见成效，菲鲁兹本人则在670—673年之间来到中国。皇帝给了他一个军队中的职位，并允许677年的时候在长安建造波斯胡寺。
　　《旧唐书》记载说，皇帝于678年派遣一支军队助菲鲁兹恢复波斯王位，但是领军官员却畏惧路途遥远，只到了龟兹便返回，留下菲鲁兹一人继续独自前行。菲鲁兹也没有成功，只得和数千波斯人避居吐火罗斯坦20多年。这些波斯人逐渐离散，而他本人则在708年再次回到中国朝廷并获得左威卫将军的头衔。《新唐书》将所有这些事迹都归于一直客居唐廷的纳尔塞斯(Narses，即泥涅师，Ni-nieh-shih)而不是菲鲁兹，这显然是正确的。
　　从两者各自的年龄来看(如果菲鲁兹的父亲在70年之前被杀，那么此时他的岁数就显得太大了)，这一结论更为合理。
　　波斯人信奉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s，即祆教)，该教源于公元前600年左右在伊朗高原兴起的一种宗教。中国人称之为“祆”教，意为“天神”(Heaven-God)、“胡天神”(Foreign Heaven-God)或“火神”(Fire God)的光明之神(God of Light)。他们知道除了波斯外，康国(撒马尔罕)、安国(布哈拉)、曹国(忽毡，Khojent)、史国(塔什干)、米国(Mi，弭末，Maimargh)、疏勒(喀什噶尔)、于阗(和田)和伊州(哈密)也信奉祆教。〔19〕14
　　1.2.2.2 波斯宗教在中国的活动
　　祆教在北魏的时候似乎就已经进入了中国的上层社会。灵皇后(灵太后)当权期间(516—527年)曾下令“废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魏书·灵太后传》——汉译者注)，表明该教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国家的认可。〔20〕还有记载说，北齐后主在576年以鼓舞祭祀天神，而且这种淫祀活动在他的都城邺城(Yeh，今河北临漳——汉译者注)有很多。北周当局为了招揽西域人也建立了拜“外国天神”的制度，皇帝们亲自参加祭祀，而且由于其仪式均遵从外来的习俗，所以没有人认为他们的行为有何怪异。〔21〕隋代(589—617年)专门指定政府官员(萨宝)管理外国人及其相关的宗教事务，唐代因袭之，因为我们发现了萨宝与其他官员并列。中国人在早期的时候就允许某种域外的外国人照管他们自己的人，管理自己的宗教事务。
　　在当时的都城里以及“碛西诸州”中都有很多祆祠(他们的宗教建筑被称为“祠”shrine，而景教(Nestorians)和佛教的则被称作“寺”mon-asteries)，长安有5座，洛阳有3座，凉州(Liang-chou)1座，沙州1座和敦煌1座。〔22〕这些祆祠主要供外国居民使用，中国人则禁止参加里面的祭祀活动，这也是唐代使外国人在中国感觉如在家乡的政策的一部分。据记载，“祠中没有偶像，只有一间西开的小屋，礼拜者面向东方。据说礼拜的对象有天与地、日与月、水与火，还有一些净化仪式的细节。”〔23〕15
　　与基督教和摩尼教不同，该教是一个不对外宣教的集团，但是其成员还是和其他外国人一样在845年的禁法中遭受磨难，这些琐罗亚斯德教的圣徒们被强迫还俗。根据不同的记载，其人数估计在2000～3000人之间，甚至少至60人。〔24〕
　　除了中国文献的证据外，在中亚发掘出的材料也显示出了波斯人在通往中国的道路上的巨大影响。冯·勒柯克在1904—1914年之间就发现有穹顶波斯建筑、波斯钱币、写本，并在吐鲁番、焉耆、克孜尔(Kizil)和库车等地毁弃的寺院和居住遗址内的壁画中发现了波斯人的形象。〔25〕俄国的报告则表明，粟特人(Sogdiana)在向东方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6〕
　　1.2.2.3 波斯人(Persian people)
　　尽管萨珊波斯对中亚和中国的影响很大，但是唐代史籍有关西方的记载却偏于新奇而疏于准确，所以并不完全可信。对此，沙畹(Cha-vannes)根据唐代的历史的记载告诉我们：
　　波斯(Po-se)位于底格里斯河(Tigris river)以西……人民祭祀天与地、日与月、水与火。在祭祀那天的夜晚，他们在面颊、前额、鼻子和耳朵上涂抹膏油……他们习惯赤脚行走，男子剪发，长袍用整块布制作且正面不开襟；他们制作绿色和白色的帽子和衬衣，以杂色丝绸镶边。女子则辫发于身后。他们在作战的时候骑骆驼，每个骆驼配备100名战士，被征服者都将处死。判案不使用书写的文书，判决由法庭作出；遇到叛乱的案子就用烙铁烤灼舌头，灼伤为白色的无罪，黑色的则有罪。刑罚包括剃发……砍掉双脚和鼻子，轻一些的是割掉胡子或者依照时间和季节长短在脖子上带枷。抢劫者终身监禁，偷盗者罚款。人死了就扔在山上，丧服要穿上一个多月。那里的气候一直很炎热，土地成片且平敞，人民勤于劳作和耕作。那里的鹰鹫能吃羊，还有很多良犬、驴和骡子……〔27〕16
　　按照波斯人自己的经典《赞德·阿维斯塔》(Zend Avestā)中的描述，他们的体质特点是这样的：
　　身材高大，体型苗条，强壮，灵活，眼睛明亮，脚跟小巧，胳膊修长，小腿圆润。女子的面容美丽、高雅，十分迷人。外形匀称，细腰大眼……是少女的主要美丽之处……还有面色尤其是胳膊的肤色较浅，手指纤细，乳房丰满。〔28〕
　　在吉若(Geiger)的笔下，这些波斯人后裔现在的样子如下：
　　普通男子一般身材高大、结实，胸部宽阔而饱满……眼睛大而明亮……胡须浓密。大部分人的头发是深棕色，但是浅棕色和红色〔29〕的也很常见……脸型椭圆，鼻子、嘴、前额、肢体和手足都线条分明。〔30〕
　　在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公元前5世纪雕刻的石浮雕像中，阿契美尼德波斯人(Achaemenid Persians)的形象被刻画得栩栩如生。〔31〕那时的男子身着齐膝的圆领短袍，长袖松软、宽松而合体的外套挂在肩上，就像是一个短斗篷。〔32〕头上戴的尖顶高帽上的尖顶前倾，就和我们在一座小金属像上见到的一样。〔33〕从石雕像上两名骑马女子的装束来判断，当时的女子们身穿百褶长裙、紧袖上衣，头上蒙着长头巾。〔34〕
　　萨珊王朝时期，以上这些风尚仍在继续流行。在石刻中和一些金属碗与盘子上可以见到君主与大臣们的形象，〔35〕而在《综览》〔36〕以及萨勒的著作〔37〕中则有女子供奉的场景。巴尔迪莫瓦尔特斯藏品(Walters Collection)中(图版4)的一只碗上装饰着一对国王夫妇的形象，理查德·埃廷汉森(Ettinghausen，R.)将其时代系于公元5世纪，并称之为耶兹德格二世(Yezdegerd II)国王夫妇，而《综览》则认为他们是巴拉姆·菊尔(Bahram Gur)国王夫妇。〔38〕他们的形象被同时代的人雕刻在石刻浮雕、〔39〕印章，〔40〕可能还有钱币上。〔41〕他们现在的体质特征仍然表现为高耸的鼻子、深陷而犀利的眼睛、卷曲的头发以及趾高气扬的神态。〔42〕17
　　这种圆领短袍正面开襟，领子和开襟上都饰以织锦或刺绣。打开领子就成了两片漂亮的翻领；与此相对应，窄袖的袖口上也缝缀着一条织锦或刺绣宽带。一条宽腰带束紧短袍的腰身，腰带上垂有带扣，用以悬挂佩剑或短刀。〔43〕紧身的裤腿被掖进齐膝长筒靴子里，或者被寻花问柳的护花使者们用“斗篷”(chaps)盖上。最后这种特点见于早期的安息服饰中，〔44〕后来在中国也出现，而穿它的人有脚夫、〔45〕马夫(图版5a)甚至闪米特旅行者(图版5b)。绝大部分用以说明萨珊人高贵的例证，都会选取他们身上穿的用波斯出产的著名织物裁剪而成的服装，这些令人称羡的织物曾被输往中国和日本，可能还在萨马尔罕被复制，〔46〕也曾出口到欧洲并被仿制。18
　　1.2.2.4 波斯习俗对唐人服饰和生活的影响
　　中国墓葬中的那些随葬塑像俑并没有像波斯贵族那样身穿华丽的服装，但是在六朝时期的敦煌壁画上，画匠则描绘了他们身着华服的形象。〔47〕俑像中风格最接近高雅的是那些身着浆过的翻领外衣的狩猎俑或驯鹰俑(图版6)，他们虽然和萨珊人一样身材苗条，但实际上大部分人属于突厥人而不是伊朗人。大量其他俑像身上所穿着的衣服中，例如短袍、翻领和类似的腰带等，也可以看到波斯影响的证据，而且他们所穿的靴子也是近东样式的，只不过由于这些人的身份是体力劳动者或仆人而不是贵族，所以穿的衣服也就显得松垮、多皱和破旧。这些俑像大部分是随马队一起从西方来的养马人或马夫，他们虽然族属各异，但无一例外都穿着东伊朗样式的服装。这些马匹身上的装扮也是波斯式的，例如马鬃上的饰品、马穗以及棕榈叶饰件(palmettes)都和萨珊人的马一样。〔48〕中国人在打仗时所穿的锁子甲也是来自波斯的另一种重要物品。
　　萨珊的女子也穿圆领、长窄袖的短袍；而且我发现有一种齐脚踝的百褶裙，〔49〕要比《综览》中所提到的裤子〔50〕更为常见。围巾或披肩的使用则可以追溯到阿契美尼德时代，并在阿拔斯时代(Abbasid peri-od，750—900年)的萨马拉(Samarra)仍然使用。〔51〕公元7、8世纪，围巾或披肩已经在整个中亚和中国流行开了。(图版8，参见本书原著108页有关习俗方面的章节)在更早的六朝时期，在一件时代为457年的石碑上〔52〕就有波斯在北中国影响的证据，石碑上刻画着佛陀之母生产时的场景：她手扶树枝，而那个神奇的婴儿便从她的右侧诞生出来。她和云冈石窟中的供养人(属于世俗人物和不是神祇)雕像一样，身着近东样式的紧身翻领短袍、百褶长裙，这说明北魏的女士们和一些高丽人显然已经接受了这种习俗。〔53〕19
　　尽管这种样式的服饰未能改变中国人当时的时尚(这也不大可能，因为当地人多少可能会把它们视为作为入侵者的落后的戎狄样式)，但是它后来确实产生了影响。在隋代和初唐时期，由于与波斯和龟兹直接接触，大量使臣和艺人从西方进入中国，带来了紧袖服和百褶裙的服装样式。这些面部着妆、衣着紧身而合体的外国人显得优雅、美丽，这种与过去传统的飘逸长袍风格不同的女装赢得了中国人的赞同；所以戎狄没有做到的事情，他们却获得了成功。即使严肃的编年史也强调了这些艺人的重要性：开元、天宝年间(713—755年)，波斯派遣了10名使节携带礼物来到中国，礼物中包括一个玛瑙床、一队舞女以及“火毛绣”，〔54〕最后一件东西据劳费尔考证是石棉。〔55〕粟特和费尔干纳进贡的有铠甲衣、石水晶杯、一件玛瑙瓶、鸵鸟蛋、侏儒以及舞女，〔56〕而米国(Mi，即Maimargh)则进贡了宝石戒指、狮子、托垫和舞伎，〔57〕史国(Kesch)王子献上了舞女和一只斑点豹。〔58〕俱密(Chümi，位于吐火罗斯坦)的突厥人国王献舞女和马，〔59〕而骨咄(Khottal)王则遣来一支女子乐队。〔60〕由于波斯是西亚大部分地区的时尚中心，〔61〕我们据此推测这些舞伎可能来自伊朗及其邻近地区。他们被送到唐明皇的宫廷，其穿着影响到宫廷里的一些中国女子，并使之放弃了所钟爱的“宽袖”。尽管如此，皇帝宠爱的杨贵妃在8世纪所作的一首诗中仍然有赞美此种服装的诗句：20
　　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秋烟里。
　　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
　　为使飘袖下的舞姿更加高雅、张扬和优美，中国人给“西方式”的紧身服加上了一个宽松的百褶袖口(图版7)，而中国乐师所穿的则是紧袖服装，与雕刻在塔奇布斯坦(Taq-i-Bustan)石壁上著名的波斯库斯老二世(Chostoes II)游猎场景中女子乐队的那些乐师们穿着相似。〔62〕在这些深目高鼻的伊朗人俑像中并没有舞伎和乐师，然而那些来自波斯及其邻近地区的舞女们则无疑是唐代绚丽多彩生活的组成一部分。〔63〕
　　由于这种“西风东侵”(Western Invasion)，导致公元七八世纪时中国人的时尚和仪态发生显著的变化，并引起了当时保守权贵的诘难以及唐代正史的评议。向达的著作依据当时文献曾对长安的情况进行了描绘，〔64〕其中引述了《旧唐书·舆服志》(Costumes and Carriages)的如下记载：
　　武德(618—626年)、贞观(627—649年)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羃*(上罒下离)，虽发自戎狄，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用此制。永徽(Yung-hui，650年)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寻下敕禁断，初虽暂息，旋又复旧。咸亨(Hsien-heng，671—672年)二年又下敕曰：“百官家口，咸预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著帷帽，遂弃羃*(上罒下离)，曾不乘车，别坐担子，遞相仿效，浸成风俗，过为轻率，深失礼容。……理须禁断。自今已后，勿使更然。”21
　　开元(713—741年)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粧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鞾衫，而尊卑内外斯—贯矣。
　　开元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故有范阳羯胡之乱，〔65〕兆于好尚远矣。
　　为了强调波斯在服饰方面的影响，向达还引述了中唐时期的3首诗歌作品：
　　唯刘言史(Liu Yen-shih)《观舞胡腾》诗有“细*胡衫双袖小”之句，李端(Li Tuan)《胡腾儿》诗云“拾襟搅袖为君舞”，张祐《杭州观舞柘枝》诗亦云“红罨画衫缠腕出”。
　　装扮方面的变化所带来的恐惧在白居易(Po Chü-i)的诗中也有反映：
　　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圆鬟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元和(806—820年)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66〕
　　向达在此很恰当地将赭面美容归因于吐鲁番绿洲城镇(汉译者按：即高昌)样式的影响，在勒柯克刊布的壁画中〔67〕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一习俗在当地流行的证据。到公元9世纪，随着波斯势力和声望的衰落，来自中亚突厥人的时尚取代了近东，开始在中国流行。人们注意到那时骑马的女子着回鹘装，特别是那些小腰身者。〔68〕22
　　回鹘人也和汉人一样深受伊朗的影响，公元8世纪时他们甚至接受了出生于波斯的先知摩尼的教义，并奉摩尼教为国教。对中国生活与对外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所有操突厥语的人群中，回鹘人既是最伟大的朋友，也是麻烦的敌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北路的吐鲁番地区定居下来，并从西部割断了辽阔的新疆与敦煌之间的联系。
　　〔1〕Hudson，G.F(赫德逊)，Europe and China.(《欧洲与中国》)London，1923.pp.29-30.汉译者按：本书有汉译本。此处译文见王遵仲、李申、张毅等译、何兆武校：《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1995年，第102-103页。
　　〔2〕White，W.C(怀特)，Chinese Jews.(《中国的犹太人》)Toronto，1942.Part I，p.10.
　　〔3〕White，W.C(怀特)，Chinese Jews.(《中国的犹太人》)Toronto，1942.Part I，p.136.
　　〔4〕Sauvaget，J.(索瓦格特)，Relation de la Chine et l’Inde rédigée en 851.(《851年中国与印度的关系》)Paris，1948.Introduction，p.xxxviii.
　　〔5〕Tomita，K.(富田)，“Three Chiese Pottery Figurines of the T’ang Dynasty.”(《唐代的三尊中国陶制塑像》)In th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ine Arts，Boston(《波士顿美术博物馆集刊》)，v.XLII，Dec，1944.pp.64-67.
　　〔6〕“很明显，犹太人与亚美尼亚人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性，尽管在本族中为主的亚美尼亚类型在犹太种族的构成中只是属于次要类型。”他在第90页中还继续谈到：“闪米特一词常常被当做种族的或语言的概念在使用，与含义使用混乱的雅利安一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它有时被用以指称犹太人，有时又是阿拉伯人，有时又泛指操闪米特语的人们。在其他情况下，它又被作为闪米特种族的意思使用，意为在象年(the Year of Elephant，即公元570年——本书作者按：此说不确。570年是阿比西尼亚基督徒侵占麦加的标志年份，而阿拉伯人直到639—640年的时候才侵占北非。)以及此后扩张到北非的阿拉伯征服者的后裔们。我曾遇到过一些自称为阿拉伯人的人，他们有些人的血统实际上更接近欧洲人，有些则是纯粹的黑人(Negroes)，还有一大部分是马来人(Malays)，而有些人在外表上与中国人区别不大。所有这些人都操闪米特语。当我们在纯体质意义上讨论种族的时候，这种含义过于宽泛的概念显然不适于用作种族区分。”Buxton，L.H(布克斯顿)，The Peoples of Asia.(《亚洲人》)New York，1925. p.97.
　　〔7〕Von Luschan，Felix(菲里克斯·冯·鲁山)，Vilker，Rassen，Sprachen.(《民族、种族和语言》)Berlin，1922，pp.142-148，and Pls.11 and 14.
　　〔8〕参见Song of Solomon(《雅歌》)，Old Testament(《旧约》)，7：4.
　　〔9〕Reischauer，E.O(赖治华)，“Notes on the T’ang Dynasty Sea Routes.”(《唐朝海路考》)In HJAS，1940，vol.5，pp.142-164.
　　〔10〕Reischauer，E.O(赖治华)，“Notes on the T’ang Dynasty Sea Routes.”(《唐朝海路考》)In HJAS，1940，val.5，p.143，note3.
　　〔11〕Reischauer，E.O(赖治华)，“Notes on the T’ang Dynasty Sea Routes.”(《唐朝海路考》)In HJAS，1940，vol.5，p.144，以及Edwin O.Reischauer(赖治华)，Ennins’Travels in T’ang China(《圆仁的唐代中国之旅》)，New York，1955，pp.42-47.汉译者按：圆仁(794—864)即慈觉大师，日本佛教天台宗山门派创始人，838年以请益僧身份随遣唐使到中国求法，著有《入唐求法巡礼记》4卷，汉文本有(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又有小野胜年校注，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修订校注，周一良审阅：《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
　　〔12〕Takakusu，J.(高楠顺次郎)，“Le Voyage de Ganshin.”(《鉴真航海》)In BEFEO，vol.XX-VII，1928—29，p.4.
　　〔13〕Li Shang-yin(李商隐，813—858)，I-shan tsa tsuan(《义山杂纂》)，p.127，转引自Edwards，E.D.(爱德华兹)Chinese Prose Literature of the T’ang Period.(《唐代中国的散文文学》)London，1937—1938，I，p.129.
　　〔14〕Li Shang-yin(李商隐，813—858)，I-shan tsa tsuan(《义山杂纂》)，p.127，转引自Edwards，E.D.(爱德华兹)Chinese Prose Literature of the T’ang Period.(《唐代中国的散文文学》)London，1937—1938，I，p.156.
　　〔15〕汉译者按：品脱(pint)，液体的计量单位，1品脱相当于0.56或0.473升。
　　〔16〕Laufer，B.(劳费尔)，Sino-Iranica.(《中国伊朗编》)Chicago，1919.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no.201，Anthropological series，Vol.XV，no.3。P.317.“奇怪的是中国人有一个时期从波斯输入靛青，波斯无疑是从印度得到的，而中国人不把印度看做产靛青的主要国家。”汉译者按：本书有汉译本。此处译文见于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97页。
　　〔17〕Drake，F.S(林仰山)，“Mohammedanism in the T’ang Dynasty”.(《唐代的伊斯兰教》)In Monumenta Serica(《华裔学志》).VIII，Peking，1943.pp.1-8.
　　〔18〕汉译者按：《旧唐书·波斯传》：“卑路斯龙朔元年(661)奏言频被大食侵扰，请兵救援。诏遣陇州南由县令王名远充使西域，分置州县，因列其地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授卑路斯为都督。”
　　〔19〕Drake，F.S(林仰山)，“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T’ang Dynasty.”(《唐代的对外关系》)In The Chinese Recorder(《中国纪录》)，June 1940，vol.LXXXI，no.6，Shanghai，pp.347-348.
　　〔20〕Drake，F.S(林仰山)，“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T’ang Dynasty.”(《唐代的对外关系》)In The Chinese Recorder(《中国纪录》)，June 1940，vol.LXXXI，no.6，Shanghai，pp.349 et seq.
　　〔21〕汉译者按：此处依据的是《隋书·礼仪志》的记载，原文为：“〔后齐〕后主末年，祭其非鬼，至于躬自鼓舞，以事胡天。邺中遂多淫祀，兹风至今不绝。后周欲招来西域，又有拜胡天制，皇帝亲焉，其仪并从夷俗，淫僻不可纪也。”
　　〔22〕Drake，F.S(林仰山)，“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T’ang Dynasty.”(《唐代的对外关系》)In The Chinese Recorder(《中国纪录》)，June 1940，vol.p.352.
　　〔23〕Drake，F.S(林仰山)，“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T’ang Dynasty.”(《唐代的对外关系》)In The Chinese Recorder(《中国纪录》)，June 1940，vol.P.348.
　　〔24〕Drake，F.S(林仰山)，“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T’ang Dynasty，”(《唐代的对外关系》)In The Chinese Recorder(《中国纪录》)，June 1940，vol.P.354.
　　〔25〕Le Coq，A.von(勒柯克)，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中国突厥斯坦地下的宝藏》)London，1928，P.83，97，100，124，142(汉译者按：汉译本见陈海涛译：《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Soper，A.(索珀)，“The Dome of Heaven in Asia.”(《亚洲的“天穹顶”》)In the Art Bulletin(《艺术集刊》)，vol.XXIX，Dec.1947，pp.225-248.
　　〔26〕Zhivopis Drevnego Piandzhikenta.(《片治肯特古代彩画》)Akademin Nauk SSSR(俄罗斯科学院)，Moscow，1954.Institut Istorli Materyalnoi Kultury(物质文化史研究所).
　　〔27〕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Tures)Occidentaux.(《突厥史文献》)St.Petersburg，1903；该书补充注释后又在巴黎重印，无年代，pp.170-171.初刊于Tong Pao(《通报》)，1904年，v.V，pp.1-100。此处引《文献》。汉译者按：此书有冯承钧先生译本，名为《西突厥史料》，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华书局1958年重印，2004年新1版。沙畹此处引述的是《新唐书·波斯传》，原文为：“波斯，居达遏水西……祠天地日月水火。祠夕，以麝揉苏，泽耏颜鼻耳……俗徒跣，丈夫祝发，衣不剖襟，青白为巾帔，缘以锦。妇辫发著后。战乘象，一象士百人，负则尽杀。断罪不为文书，决于廷。叛者铁灼于舌，疮白为直，黑为曲。刑有髡、钳、刖、劓，小罪耏，或系木于颈，以时月而置。劫盗囚终老，偷者输银钱。凡死，弃于山，服阅月余。气常歊热，地夷漫，知耕种畜牧。有鹫鸟，能噉羊。多善犬、骡、大驴……”
　　〔28〕Avestā(《阿维斯塔》)，转引自Geiger，W(吉若)，Civilization of the Eastern Iranians in Ancient Times.(《古代东伊朗人的文明》)London，1885，pp.51-52.
　　〔29〕Dr.Karl Menges(卡尔·蒙哥斯博士)的看法与吉若不同，他认为红头发的很少见。
　　〔30〕吉若上引书。
　　〔31〕Sarre，F(萨勒)：L’Art de la Perse ancienne.(《古代波斯艺术》)Paris，1921，pl.26.
　　〔32〕Sarre，F(萨勒)：L’Art de la Perse ancienne.(《古代波斯艺术》)Paris，1921，p.25.
　　〔33〕Sarre，F(萨勒)：L’Art de la Perse ancienne.(《古代波斯艺术》)Paris，1921，pp.42-43.
　　〔34〕Sarre，F(萨勒)：L’Art de la Perse ancienne.(《古代波斯艺术》)Paris，1921，p.30.
　　〔35〕Pope，A.U.(波普)主编，A Survey of Persian Art.(《波斯艺术综览》)New York，1938—1939，vol.IV，pls.160，166，209-214，239A；以及奥贝里与特雷佛(Orbeli，J.Trever，C.)，Orfèvrerie Sassanide.(《萨珊金银器》)Academia，Moscow and Leningrad，1935.
　　〔36〕Pope，A.U.(波普)主编，A Survey of Persian Art.pls.233A.
　　〔37〕Sarre，F(萨勒)：L’Art de la Perse ancienne，p.129.
　　〔38〕Pope，A.U.(波普)主编，A Survey of Persian Art.pp.730-731，p.230A in vol.IV.
　　〔39〕Pope，A.U.(波普)主编，A Survey of Persian Art.p.163A&B，162；Sarre，F(萨勒)：L’Art de la Perse ancienne.ps.86-89.
　　〔40〕Pope，A.U.(波普)主编，A Survey of Persian Art.p.256.
　　〔41〕Pope，A.U.(波普)主编，A Survey of Persian Art.vol.IV，pls，253-256；Babelon，J.(巴伯伦)，“L’art monétaire sassanide.”(《萨珊石刻艺术》)In Revue des Arts asiatiques(《亚洲艺术评论》)，vol.XII，p.XXIX.
　　〔42〕Lamb，H.(兰博)，“Mountain Tribes of Iran and Iraq.”(《伊朗和伊拉克的山地部落》)In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国家地理杂志》)，March，1946，pp.385-408.
　　〔43〕Pope.A.U.(波普)主编，A Survey of Persian Art.p.166.
　　〔44〕Codard，A.(高达尔德)，“Parthian Statues of Shami.”(《沙米的安息塑像》)In Athar e Iran(《亚述与伊朗》)，no.2，1937，pp.285-305；Sarre，F(萨勒)：L’Art de la Perse ancienne.p.54.
　　〔45〕Stein，Sir M.A.(斯坦因)，Serindia.London，1921，vol.IV，pl.LXXXIV，汉译者按：此书有汉译本，巫新华等译：《西域考古图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46〕Simmons，P.(西蒙斯)，Chinese Patterned Silks.(《中国丝绸图案》)New York，1948；波普，《综览》，同上，vol.IV，pls.198-202；Serindia，vol.IV，pl.CVI，CXI，CXII，CXVI.
　　〔47〕Pelliot，P.(伯希和)，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敦煌石窟》)Paris，1920—1924，vol.IV，p.CCLII，from cave 120N.
　　〔48〕Pope，A.U.(波普)主编，A Survey of Persian Art.p.211 and 214中的公元4世纪和7世纪的碗；176页的墙画。
　　〔49〕Rowland，B.Jr.(罗兰)，Wall Paintings of India，Central Asia，and Ceylon.(《印度、中亚与锡兰的墙画》)Boston，1938.p.18.
　　〔50〕Pope，A.U.(波普)，Survey，vol.III，p.2232.
　　〔51〕Herzfeld，E.(赫兹非尔德)，Die Malereien von Samarra.Berlin，1927.p.II.
　　〔52〕Sirèn，O.(喜龙仁)，Chinese Sculpture.(《中国雕塑》)New York，1925，vol.II，p.117.
　　〔53〕Eckhardt，A.(埃克哈德)，A History of Korean Art.(《朝鲜艺术史》)London，1928，p.I.
　　〔54〕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Tures)occidentaux.p.173.
　　〔55〕Laufer，B.(劳费尔)，Sino-Iranica.p.499.
　　〔56〕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Tures)occidentaux.p.136页，汉译者按：《新唐书·西域传》原文为：“开元初，贡锁子铠、水精杯、玛瑙瓶、鸵鸟卵及越诺、侏儒、胡旋女子。”
　　〔57〕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Tures)occidentaux.p.145.汉译者按：《新唐书·西域传》原文为：“开元时，献璧、舞筵、师子、胡旋女。”
　　〔58〕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Tures)occidentaux.pp.146-147.汉译者按：《新唐书·西域传》原文为：“开元十五年，君忽必多献舞女、文豹。”
　　〔59〕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Tures)occidentaux.p.164.汉译者按：《新唐书·西域传》原文为：“开元中，献胡旋舞女……天宝时，王伊悉烂俟斤又献马。”
　　〔60〕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Tures)occidentaux.p.167.汉译者按：《新唐书·西域传》原文为：“〔开元〕二十一年，王颉利发献女乐。”
　　〔61〕Hackin J.and others(哈金)，Studies in Chinese Art and Some Indian Influences.(《中国艺术与印度的影响研究》)London，1936，pp.5-13.
　　〔62〕Pope，A.U.(波普)，Survey，p.163 A&B.
　　〔63〕Ishida，K.(石田)，“Iranian Girls in Ch’ang-an，Metropohs or the T’ang Empire.”(《唐都长安的伊朗女子》)Bukkyu Bijutsu(《佛教美术》)no.15，text in Japanese.
　　〔64〕向达(Hsiang Ta)，T’ang Tai Ch’ang-an Yü Hsi-yüWen-ming，(《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Yenching Monograph no.2.(《燕京学报》专号之二)Peking，1923，pp.41-45.汉译者按：原文出版于1933年，此处和附录参考文献均作1923年，误。此文后来收入向达先生同名的论文集中，195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台北明文书局198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重庆出版社2009年再版。
　　〔65〕汉译者按：本书此处与向达先生所引《旧唐书·舆服志》原文稍异，另加入了范阳羯胡之乱的时间：天宝末年(755年)。原文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第44页。
　　〔66〕汉译者按：以上原文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47页。
　　〔67〕Le Coq，A.von(勒柯克)，Chotscho(《高昌》)，Berlin，1913.p.11 D.
　　〔68〕向达，T’ang Tai Ch’ang-an Yü Hsi-yü Wen-ming.p.43.汉译者按：本段原文为：“唐代宫人又有为回鹘装者。花蕊夫人《宫词》云：‘明朝腊日官家出，随驾先须点内人。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