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西市的社会生活

　　大唐西市作为当时国内外最大的商业市场，货通四海，人杂五方，其内的社会生活可谓五彩缤纷，呈现出少有的包容性、多样性和时尚性。无论是服饰、饮食，还是娱乐活动，都展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长安气象”。
　　(一)服饰
　　服饰是一个时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反映。都城长安作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服饰的发展演变上，无疑起着带头作用，并具有代表性。
　　唐代长安的服饰于前代而言，有继承，也有创新。就继承而言，它是在前代“法服”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统一的服装；就创新而言，它大胆吸收了西北少数民族，特别是今新疆地区及中亚、西亚诸国的服式，出现了许多花样翻新的时装、新装，即所谓的“胡服”。
　　《新唐书·车服志》谓“开元中……士女衣胡服”，[1]卷24第531页《新唐书·五行志一》谓“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1]卷34第879页似乎唐代胡服盛于开元、天宝时期。沈从文先生在其名著《中国古代服装研究》一书中，经过对大量出土材料的比较分析，认为这种说法“似非事实”。[2]第304。此亦可从刘肃《大唐新语》记载的“追禁西市胡”一事得到证实：“贞观(627—649)中，金城坊有人家为胡所劫者，久捕贼不获。时杨纂为雍州长史，判勘京城坊市诸胡，尽禁推问。司法参军尹伊异判之曰：‘贼出于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亦须汉里兼求，不得胡中直觅。请追禁西市胡，馀请不问。’……俄果获贼。”[3]卷9第138页由此可见，“胡着汉帽，汉着胡帽”这种服饰上的“胡化”现象，在唐朝初年的长安城中，已经非常普遍，并非到了开元、天宝年间才“衣胡服”和“好为胡服胡帽”。上个世纪以来，长安地区出土的许多唐墓壁画和陶俑已经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就长安地区胡服的发展变化而言，沈从文先生认为，“大致可以分作前后两期：前期实北齐以来男子所常穿，至于妇女穿它，或受当时西北民族(如高昌、回鹘)文化的影响，间接即波斯诸国影响。特征为高髻，戴尖锥形浑脱花帽，穿翻领小袖长袍，领袖间用锦绣缘饰，钿镂带，条纹毛织物小口绔，软锦透空靴，眉间有黄星靥子，面颊间加月牙儿点装。后一期则在元和以后，主要受吐蕃影响，重点在头部发式和面部化妆。特征为蛮鬟椎髻，乌膏注唇，脸涂黄粉，眉细细的作八字式低颦，即唐人所谓‘囚妆’、‘啼妆’、‘泪妆’，和衣着无关。如白居易新乐府《时世妆》所咏，十分传神。传世的唐人绘《纨扇仕女图》、《宫乐图》中妇女形象，有代表性。”[2]第304页沈先生的这段论述，是对唐代长安地区胡服的发展趋势和各阶段特征所作的高度概括。以下依据唐墓壁画及陶俑资料，从服装及帽、鞋三个方面对长安地区的胡服分别予以简述。
　　首先看服装，初唐到中唐时期，男子服装虽仍沿袭了北朝以来流行的裤褶服(即上襦下裤，襟袖窄小)，似无多大变化，而女子服装则呈现出了一派新的气象，归纳起来，主要有两大亮点：一是上身着短窄袖襦衫或长窄袖襦衫，下身着高及腰的长裙；二是女着男装，其中一种为圆领小袖长袍，一种为翻领小袖长袍。而不管是圆领或是翻领，穿这种小长袍都是中间束带，下露条纹窄腿裤。这种服装，从《册府元龟》等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来看，显然是受西北少数民族(如高昌、吐谷浑)及中亚与波斯地区的影响。与此同时，短襦高裙加帔帛(或帔子)亦是当时妇女服装的另一大特色。常任侠先生在论及唐永泰公主墓壁画时，把帔帛和帔子统称为帔巾，认为帔巾“在中国西部古已有之，那其实是染了西域的风习，到唐代则变成了一种时兴的装束”。[4]第63页此所谓的“西域的风习”，据《旧唐书·波斯传》及近年发现的文物资料，当来自波斯萨珊及中亚粟特地区。
　　其次来看帽子，帽子又叫首服。首服在唐代变化较大。据《旧唐书·舆服志》：“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着幂*(上罒下離)。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寻下敕禁断，初虽暂息，旋又仍旧。……则天之后，帷帽大行，幂*(上罒下離)渐息。中宗即位，宫禁宽弛，公私妇人，无复幂*(上罒下離)之制。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着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5]卷45第1957页按：所谓“幂*(上罒下離)”，为一种用以障蔽全身的头巾；所谓“帷帽”，系周围垂网的帽子。这两种帽子都来源于西北少数民族和波斯地区(即所渭“发自戎夷”)，而所谓“胡帽”，笼统而言，是指妇女骑马外出时所着的不障面之帽。这种帽子又称“浑脱帽”。浑脱帽指用小动物的整张皮革制成的囊形帽子，或形式类似的仿制品。这种帽子与翻领胡服相配，为典型的中亚服饰。这种帽的顶部呈尖形，四周织花纹或镶宝珠，多呈卷沿上翻式，其面料有用锦缎的，也有用毛毡织成的，张鷟《朝野佥载》卷一所谓“赵[国]公长孙无忌以乌羊毛为浑脱毡帽”，[6]第12页即是用毛毡制作的一例。帽子由全身障蔽的幂*(上罒下離)，到仅遮头部的帷帽，再到面部外露的胡帽，以至发展到不用帽子，这种越来越开放，越来越便利的现象，同样与受西北少数民族及中亚、西亚地区服饰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接着来看鞋。作为与服装和帽子配套的鞋，也深受西域及中亚诸国的影响。从长安地区的唐墓壁画来看，唐代男子大多穿一种黑色的长统靴，而胡服宫女及侍女大多穿一种软底透空的锦靿靴。这种靴帮短，有绳带系束，或尖头，或圆头，往往还有绣花。它多与条纹小口裤及翻领(或圆领)齐膝小袖长袍相配，成为一套胡服新装。章孝标《柘枝》诗云：“柘枝初出鼓声招，花钿罗衫耸细腰。移步锦靴空绰约，迎风绣帽动飘飘。”[7]第1280页张祜《观杨瑷柘枝》诗云：“促叠蛮鼍引柘枝，卷檐虚帽带交垂。紫罗衫宛蹲身处，红锦靴柔踏节时。”[7]第1293页诗中所谓“锦靴”即指的这种靴。柘枝舞来自中亚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唐代长安妇女所穿的锦靴无疑受中亚诸国的影响。
　　唐代长安服饰在天宝(742—756)以后，特别是元和(806—820)以后，逐渐由前期健康活泼的清新景象演变成了“完全近于一种病态”的“时世妆”。[2]第335页白居易《时世妆》诗云：“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圆鬟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元和妆饰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7]第1048页《新唐书·五行志一》云：“元和末，妇人好为圆鬟堆鬓，不设鬓饰，不施朱粉，惟以乌膏注唇，状似悲啼者。……唐末，京都妇人梳发以两鬓抱面，状如椎髻，时谓之‘抛家髻’。”[1]卷24第879页向达先生说：“赭面(按：即以赤色涂脸)是吐蕃风，堆髻(按：堆髻即椎髻，谓一撮之髻，其形如椎)在敦煌壁画及西域亦常见之。此种时妆或亦经由西域以至于长安也。”[8]第47页古人以这种妆饰属于“服妖”，为“忧恤”、“抛家”的“播迁之兆”，实则仍是受了西北少数民族和西域“胡风”的影响。伴随“时世妆”而来的是衣服日渐宽大，尖顶帽及靴不再盛行。
　　以上，就是唐代长安服饰的一般情况。
　　大唐西市作为当时都城中的国际性大市场，特别是作为沿丝绸之路东来长安后的首要落脚之地，对于西域那些伴随驼铃而来的、带有异国风情的新颖服饰，无疑会因“得风气之先”，在吸收和借鉴方面占有天然优势；同时，西市及其周围多为胡人胡商聚居之区，胡汉错杂，相邻而居，彼此影响，相互学习，“胡着汉帽，汉着胡帽”，对胡服中那些式样新奇美观、穿着舒适便利的服饰，必然会由内心喜爱到自觉仿效；加之西市为长安最繁华的商业场所，精明的商人往往会通过观察社会风尚、揣摩顾客心理，为满足贵族及士民的需要，率先把一些新装、时装推向市场。如果说都城长安在唐代服饰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起着带头作用的话，西市无疑在这个带头作用中，实际扮演了引领潮流的角色。
　　一般认为，唐朝宫廷和王公贵族是新装、时装的倡导者，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完全都对。(不可否认，有些华美服饰，特别是地方和异国进奉的贡品或由贡品为材料所制成的珍贵服饰，首先是出白宫中的。)唐朝政府出于维护其“法服”地位和防范异族的心理，对胡化的新装、时装，开始时往往加以反对，或者明令禁止，即使唐朝前期也是如此。如《旧唐书·舆服志》就记载了咸亨二年(671)针对戴帷帽而弃幂*(上罒下離)、坐檐子而不乘车所下的诏书，斥其“递相仿效，浸以成俗，过为轻率，深失礼容”。认为“此并乖于仪式，理须禁断”。下令“自今已后，勿使更然”。[5]卷45第1957页但胡化的新装、时装因其新奇美观，舒适便利，已经深受上流社会和下层民众的喜爱，往往禁而不止，正如咸亨二年诏书所谓“前者已令渐改，如闻犹未止息”。结果，随着时间推移，统治者不得不面对现实，由禁止到默许，这几乎成了当时服饰发展变化中的一条规律。
　　(二)饮食
　　西市有“张家楼”食店(见《太平广记》卷三八四)，有张通妻饭铺(见《两京新记》卷三)，有酒肆(见《太平广记》卷三五、卷七六)，有茶阁(见《新唐书》卷二〇八)，既能备办“礼席”(见《唐国史补》卷中)，又制造过煎饼、团子(见《太平广记》卷二四三)，并有“西市腔”名酒(见《唐国史补》卷下)。虽然更多的资料已难以查找，但西市作为“四方辐辏，商贾云集”的国际性大市场，商业繁华，人口众多，其饮食业无疑极为兴盛，而各阶层各民族民众的饮食也必定非常丰富。我们只要大体知道了唐代长安城内的饮食状况，则西市的饮食也就基本上都知道了。
　　唐代长安城内，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其主食以麦面为主，杂粮及稻米次之。而面食之中，似又以饼类居多。其所以如此，当如王三聘《古今事物考》卷七引宋人黄朝英《素缃杂记》所云：“凡以面为食者，皆谓之饼。故火烧而食者，呼为烧饼；水瀹而食者，呼为汤饼；笼蒸而食者，呼为蒸饼；而馒头谓之笼饼是也。”[9]第149页其中最常见的为胡饼。
　　胡饼起源较早。高承《事物纪原》引《续汉书》曰：“灵帝好胡饼，京师皆食胡饼。”[10]卷9第471页可知东汉就有。据《太平御览》“饮食部”引《赵录》，十六国时，“石勒讳胡，胡物皆改名，胡饼曰博卢。石虎改曰麻饼”。胡饼在唐长安城中已很普遍。据沈既济《任氏传》，升平坊北门内“有胡人鬻饼之舍”。[11]卷452第3693页据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安邑里巷口“有鬻饼者”，常边操作边唱王维的《渭城曲》。[6]第794页贺知章给西市卖钱贯王老送了一颗明珠，王老令童子换回三十余胡饼回赠。[11]卷42第263页因京都胡麻饼有名，白居易不远千里，寄胡饼与友人杨万州。[7]第1098页宁王(即“让皇帝”李宪)依势夺宅左卖饼者妻，王维写诗表示同情。[6]第1239页天宝十五载(756)，玄宗李隆基仓皇逃至咸阳县境的集贤宫时，日中未食，杨国忠自市胡饼以献。[12]卷218第1484页日本僧人圆仁在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述说，会昌六年(846)正月初六“立春节”那天，武宗“赐胡饼、寺粥”，他以此认为“时行胡饼，俗家皆然”。[13]卷3第146页由此可知，胡饼在当时长安是无处不有、贵贱皆食的最常见之物。
　　又有蒸饼：如上引《古今事物考》所说，“笼蒸而食者，呼为蒸饼”。张鹭《朝野佥载》卷五载：“邹骆驼，长安人。先贫，常以小车推蒸饼卖之。每胜业坊角有伏砖，车触之即翻，尘土涴其饼，驼苦之。”[6]第68页胜业坊在东市北。可知当时长安城中有卖蒸饼者。
　　又有汤饼。《古今事物考》谓“水瀹而食者，呼为汤饼”。瀹者，煮也。据《后汉书·梁冀传》，“跋扈将军”梁冀毒汉质帝时，即“进鸩加煮饼”，煮饼亦即汤饼，说明此物汉代已有。晋人束皙《汤饼赋》云：“元冬孟寒，清晨之会。涕冻鼻中，霜凝口外。充虚解战，汤饼为最。弱似春绵，白若秋练。气勃郁以扬布，香飞散而远遍。行人失涎于下风，童仆空噍而斜眄。擎器者舐唇，立侍者干咽。”此赋引自《能改斋漫录》。作者吴曾以此认为，“知煮面之为汤饼，无可疑者。”[14]卷15第455—456页据赋中“弱似春绵，白若秋练”来看，此汤饼即汤面，亦即带汤的面条。《新唐书·后妃传上》记玄宗王皇后失宠后，曾哭着对玄宗说：“陛下独不念阿忠(按：指其父王仁皎)脱紫半臂易斗面，为生日汤饼邪?”[1]卷76第3491页看来，以面条作为生日食品寓意长寿，唐已有之。后世所谓生日之“汤饼宴”、“汤饼会”，皆源于此。《资治通鉴》记天复二年(902)，唐昭宗被李茂贞挟持至凤翔后，“在内诸王及公主、妃嫔，一日食粥，一日食汤饼”。[12]卷263第1828页亦足证唐代汤饼已是一种很普通的面食。
　　又有煎饼。煎饼为在鏊子上摊匀烙熟的饼，多用调成糊状的小麦面或杂粮面作原料。据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正月七日为人日……北人此日食煎饼于庭中。”可知煎饼唐以前即有。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诺皋记下》云：僧惠恪“好客，往来多依之。尝夜会僧十余，设煎饼”。[6]第671页同书载，淄青张评事夜率仆从数十，至一驿，因被酒，“连呼驿吏索煎饼”。[6]第666页西市商人窦乂为引诱诸坊小儿在其购买的“小海池”中投掷瓦砾，特意绕池设六七个店铺，专门“制造煎饼、团子”，分发给中标的小儿们吃，[11]卷243第1877页说明煎饼在西市是一种很普通的食品。
　　又有馅饼。馅饼，顾名思义，是一种包有诸如肉、糖之类馅料的糕饼。唐李濬《松窗杂录》云：“上(按：指时为临淄王的李隆基)因联饮三银船，尽一巨馅，徐乘马东去。”[6]第1214页此“银船”指银质船形酒杯。“馅”即指馅饼。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谓“唐御膳以红绫饼餤为重”。所谓“饼餤”即馅饼。卢延让于唐昭宗光化中(898—901)中进士，曾在曲江宴会中得食御赐红绫饼餤。老年时做诗云：“莫欺零落残牙齿，曾吃红绫饼餤来。”苏鹗《杜阳杂编》卷下云：同昌公主出葬时，唐懿宗“赐酒一百斛，饼餤三十骆驼”。[6]第1396页说明馅饼在唐代也很普遍。
　　又有烤饼。烤饼即在炉上烘烤而成的面饼，亦称炉饼。薛能《并州》诗所谓“饼炉南畔曲西头”[7]第1430页即是。其实，一般的烤饼最为常见，与今之烧饼相似。
　　又有油饼。油饼系用食油煎炸的面饼。源顺《和名类聚钞》作“*(左麥右上立，右下口)*(左麥右主)”，音部斗，谓为油煎饼。[8]第48页皇甫枚《三水小牍》卷下云：乾符四年(877)，郏城令陆存为王仙芝部所俘，“其酋问曰：‘汝何等人也?’存绐之曰：‘某庖人也。’乃命溲面煎油作*(左麥右上立，右下口)*(左麥右主)者。”[6]第1188页可知油饼当时又称“*(左麥右上立，右下口)*(左麥右主)”。
　　又有*(左饣右追)。亦为一种用面粉制的饼类食物。其中以油煎者为油*(左饣右追)，以火炙者称焦*(左饣右追)。《北齐书·陆法和传》云：“梁人入魏，果见*(左饣右追)饼焉。”是唐以前已有。唐颜真卿、李萼等《七言馋语联句》云：“拈*(左饣右追)舐指不知休，欲炙侍立涎交流。过唇大嚼肯知羞，食店门外强淹留。”[7]第1938页于此可知道*(左饣右追)为很香的食品。唐初名臣马周初入长安，即“停于卖*(左饣右追)媪肆”(即卖*(左饣右追)老妇的店中)。[1]卷224第1719页无疑*(左饣右追)为当时长安常见的食品。
　　除过饼类面食外，唐时长安以及西市仍有一些其他面制食品。
　　有馄饨。为一种用薄面片包馅做成的面食。《酉阳杂俎前集》卷七“酒食”云：“今衣冠家名食，有萧家馄饨，漉去汤肥，可以瀹茗。”[6]第611页据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五二，唐长安颁政坊有“馄饨曲”。颁政坊在西市东北，“曲”者小巷也。以馄饨名曲，说明这个小巷的馄饨很有名气。
　　又有馎饦。为一种水煮的面食。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饼法》云：“馎饦：挼如大指许，二寸一断，著水盆中浸。宜以手向盆旁挼使极薄，皆急火逐沸熟煮。非直光白可爱，亦自滑美殊常。”[15]第240页就是说，做馎饦，要将面搓成大拇指粗的条，切成两寸长一段，放在水盆里浸，应用手在盆边压成极薄的片，用大火趁着水开时煮。这样做成的馎饦，不仅白嫩可爱，而且滑美不同寻常。由此看来，有点类似北方的麻食。馎饦又叫“*(左饣右不)饦”，唐代长安春明门附近就有卖饼和*(左饣右不)饦的酒食店。[11]卷283第2258页
　　又有毕罗。也作“*(左饣右毕)*(左饣右罗)”。唐李匡乂《资暇集》卷下《毕罗》云：“毕罗者，蕃中毕氏、罗氏好食此味。今字从‘食’，非也。”[16]《资暇集》第28页向达先生在其《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文中说：“安国西百余里有毕国，其人常至中土贸易，故疑所谓‘*(左饣右毕)*(左饣右罗)’者，因来自毕、罗等地，遂以为名耳。”毕罗“乃是今中亚、印度、新疆等处伊斯兰教民族中所盛行之抓饭耳”。[8]第49—50页唐代长安亦有之。东市有毕罗肆，[6]第715页长兴里有毕罗店，[6]第716页韩约能作“樱桃*(左饣右毕)*(左饣右罗)”，其色不变。[6]第661页
　　又有寒具。据《齐民要术》，亦称“环饼”。[15]第239页为一种油炸的面食，即今馓子。因古时寒食节(清明节前一二日)有禁火之制，故此日以冷食充饥。寒具即寒食节主要食品，故名。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云：“昔桓玄爱重图书，每示宾客。客有非好事者正餐寒具，以手捉书画，大点污。”手捉书画，即留下污点，说明寒具确为油炸食品。
　　又有团子。为米粉做成的圆球状食物。如上所述，西市商人窦乂为引诱诸坊小儿为其捡瓦砾填洼地，特设店铺，制作煎饼和团子，分发给小儿们吃。[11]卷243第1877页说明西市即有团子。据白居易《寒食日过枣团店》诗，[7]第1174页团子亦有枣团。又有“粉团”，系用糯米制成，外裹芝麻，置油中炸熟，犹今之麻团。见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6]第1782页
　　又有黄儿。《新唐书·五行志二》云：“黄巢未入京师时，都人以黄米及黑豆屑蒸食之，谓之‘黄贼打黑贼’。”[1]卷35第922页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九《黄儿》云：“唐都长安，今自陕而西，以黄米为粉，团枣蒸之，曰黄儿。其荞麦面者曰黑儿，盖出于此也。”[10]第472
　　又有糕。唐李复言《续玄怪录》卷二云：国子祭酒包佶里门旁“有鬻糕者”。据其文义，糕为片状。[6]第434页据《大唐六典》，光禄寺太官署供中书门下、供奉官及监察御史食品即有糕糜、粽饐及糕。[17]卷15第321—322页糕糜为米粉制成的糕，粽饐即粽子。《酉阳杂俎前集》卷七说“今衣冠家名食”，即有“庾家粽子，白莹如玉”之语。[6]第611页
　　又有粥。上举唐昭宗被李茂贞挟至凤翔，即“一日食汤饼，一日食粥”。[12]卷263第1828页又光禄寺太官署供中书门下、供奉官及监察御史食品，亦有“冷淘、粉粥”及“饧粥”(按：“饧”原作“锡”误)。[17]卷15第321页“冷淘”据说是“过水面或凉面一类食品”(见《汉语大词典》)，“粉粥”当为用糯米粉做成的粥，而“饧粥”则是一种甜粥，白居易《赠举之仆射》诗中所谓“鸡球饧粥屡开宴”[7]第1163页之“饧粥”即是。又，李商隐《评事翁寄赐饧粥走笔为答》诗[7]第1368页有“粥香饧白杏花天”句，此“饧”指用麦芽或谷芽熬成的饴糖，亦说明饧粥是加了饴糖的甜粥。
　　以上为主食。主食之外，西市还有更为丰富的副食。
　　唐长安的蔬菜品种很多，常见的有萝卜、芹菜、菠菜、葫芦与葱、蒜、姜、韭，以及芋、笋、藿、藕等。肉食种类更为广泛，除牛、驴、马、犬、猪、羊、骆驼之外，还有鸡，鸭、鹅、鹌鹑与鹿、兔、熊、猴等禽兽及各种鱼类和龟、鳖、蟹、蚌等水产。可谓畜禽兼备，水陆并有。牛僧孺《玄怪录》云：“何处有屠案最大?其一曰：布政坊十字街南王家案最大。”[6]卷3第400页布政坊在西市东北隅，紧临西市，说明西市一带屠沽业十分兴旺。不仅蔬菜、肉类品种繁多，各种佐料亦很齐全，诸如油盐酱醋，辣椒姜桂，无不俱备。烹饪技术也有了很大提高，无论煎炒蒸煮，炙脍炸熬，与后世相比，可谓应有尽有。另外，从有关文献来看，当时食品中还有各种汤、羹、脯、酪之类及经过酱、腊、酥、饧等技能制作的食品。为满足市场民众和达官贵人饮宴的需要，东、西两市还有一些较大的食店，日日备办各种“礼席”，往往是举铛釜而取之，“三五百人之馔，常可立办”。[6]第177页
　　除过各种食物，西市还有很好的饮料。
　　唐代长安的饮料，主要为酒。据苏鹗《杜阳杂编》卷下，唐懿宗赐同昌公主御物中，“其酒有凝露浆、桂花醑”。[6]第1395页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记各地名酒，谓“酒则有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乾和葡萄，岭南之灵溪、博罗，宜城之九酝，浔阳之湓水”，特别记述了京城名酒，谓有“京城之西市腔，虾蟆陵郎官清、阿婆清”。此外，还记述了唐时由波斯传入的“三勒浆”，《唐国史补》谓：“三勒”为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并说其“类酒”，[6]第197页意为与酒相似，又似有别。《诗·小雅·大东》云：“式以其酒，不以其浆。”可知酒与浆是不一样的。故此“三勒浆”很可能是一种类似于酒的饮料。苏轼云：“唐人酒多以‘春’名。”其所举有“金陵春”(见李白诗)、“竹叶春”、“曲米春”(并见杜甫诗)、“抛青春”(见韩愈诗)、“梨花春”(见白居易诗)、“若下春”(见刘禹锡诗)、“石冻春”(见郑谷诗)、“土窟春”、“烧春”(并见《唐国史补》)、“松醪春”(见《裴铏传奇》)。[18]卷20第213页另外，唐初平定高昌后，引进了西域“马乳葡萄”(即“马奶子葡萄”)，唐太宗将其种于苑中，用其酿酒。此或是中原制作葡萄酒之始。唐诗中多有咏葡萄酒者，说明长安城中，葡萄酒也为常见之物。当时长安城中的酒，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也有城中官私酿造的。诗人白居易家就造过酒(见其《对新家酿玩月花》诗)。长安周围还有“新丰酒”(见王维、李白等诗)、“鄠县酒”(见白居易诗)、“灞陵酒”(见韦庄诗)。唐代的酒虽有种种不同的名称，但大都是以谷物酿造的酒，也就是今天的黄酒类型，含酒精浓度不高，有糟，并非今天常见的蒸馏酒。李白《行路难》诗中“金樽清酒斗十千”[7]第384页的“清酒”，当是把糟滤掉的，因而一斗十千，价比较高。而岑参《青门歌送东台张判官》诗中“胡姬酒垆日未午，丝绳玉缸酒如乳”[7]第467页的“如乳”之酒，有可能就是今日长安地区的稠酒。稠酒状如牛奶，色白如玉，酒度不高，老少咸宜，这就是何以唐人善饮之故。当时长安东、西两市有不少“旗亭”、“酒肆”，无酒不成宴，无酒不成诗，盛世的西市，无疑是“无人不沽酒”[7]第877页的去处。
　　酒之外，还有茶。茶在唐代长安，也逐渐成了常见饮料。唐懿宗赐给同昌公主的御物中，“其茶则绿花、紫英之号”，[6]第1395页《唐国史补》谓“风俗贵茶”，其“茶之名品”：“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牙，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簝，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浥湖之含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睦州有鸠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牙，蕲州有蕲门、团黄，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6]第196页长庆元年(821)，右拾遗李珏针对盐铁使王播增收茶税上疏穆宗说：“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5]卷173第4503—4504页由此可见，茶在当时已为上至公卿士大夫，下至平民老百姓，不可缺少的“食物”。长安东、西两市均有经营茶叶批发零售的“茶阁”。[1]卷208第5884—5885页据《旧唐书·王涯传》，永昌里有“茶肆”。[5]卷169第4404页坊间能有茶肆，西市无疑亦当有之。
　　(三)娱乐活动
　　西市商业繁华，市场活跃，加之胡人胡商较多，不仅物质生活丰富多样，人们的娱乐活动也丰富多彩。
　　先说乐舞。唐代的所谓“雅乐”，用于郊庙祭祀和朝会大典，基本上与民间无关。与民间有关者，即相对于“雅乐”而言的所谓“俗乐”。俗乐源自民间，内容丰富，形式活泼，极富娱乐性。唐代长安的俗乐依其服务对象和演出场所不同，分为宫廷乐舞(亦称“燕乐”)和民间乐舞。流行于西市之中的，当为民间乐舞。但民间乐舞与宫廷乐舞虽有区别，却没有严格的界限，有的宫廷乐舞原本出自民间，而有些原本在宫廷演出的乐舞，后来也传入民间。因而，民间乐舞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多姿多彩，长盛不衰。
　　在当时长安城内，坊市之间流行的乐舞除曲子外，还有一种汉族传统的民间集体歌舞——踏歌。每逢正月十五、八月十五之夜，长安城内的妇女们即口唱曲子、手挽手地结队联臂，于月下踏地为节，载歌载舞。其情景非常热闹。[19]第156页《朝野佥载》卷三云：“玄宗先天二年(713)正月十五、十六夜，于京师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绮，饰以金玉，燃五万盏灯，簇之如花树。”有“宫女数千”之外，还“妙简长安、万年少女妇千余人，衣服、花钗、媚子亦称是，于灯轮下踏歌三日夜。欢乐之极，未始有之”。[6]第40页此安福门为皇城西门，其外的隆政坊(后改布政坊)西南隅紧临西市，西市无疑有不少民众参与其事。
　　当时西市作为国际性大市场，中外客商云集，民族成分复杂，来自西域的胡妆以及胡乐、胡舞对其影响很大。元稹《法曲》诗云：“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7]第1025页此“咸洛”之“咸”代指西京长安。“火凤”和“春莺啭”都是胡乐曲名。诸如龟兹乐舞、西凉乐舞、胡部新声，以及《胡腾舞》、《胡旋舞》和《柘枝舞》等著名乐舞，无疑在受“胡化”风气影响的西市及其周围坊间广泛流行。除此之外，来自西域的集体歌舞泼寒胡戏，也在西市及其周围坊间盛行。据《旧唐书·中宗本纪》载，景龙三年(709)十二月乙酉，中宗曾“令诸司长官向醴泉坊看泼胡王乞寒戏”。[5]卷7第149页“泼胡王乞寒戏”即泼寒胡戏。此戏出自西域康国，表演者“裸体跳足”、“挥水投泥”，于寒冷的十一月间，“鼓舞乞寒，以水相泼，盛为戏乐”。[5]卷198第5310页中宗能令朝中诸司长官一同前去观看，可知此戏已在当时长安城中极为盛行。而表演之处在醴泉坊，恰在西市之北，仅隔一条大街(金光门大街)，说明在西市及其周围胡人聚居的坊间，胡乐胡舞是很受欢迎的。
　　唐代东、西市及坊间的酒店(或酒肆)，规模稍大一点的，往往建有层楼，其上悬挂酒旗，以招徕顾客，因而，多称之为“旗亭”。韦应物《酒肆行》诗云：“豪家沽酒长安陌，一旦起楼高百尺。碧疏玲珑含春风，银题新帜邀上客。……繁丝急管一时合，他垆邻肆何寂然。”[7]第454页由此可知，旗亭之中不只饮酒，还有奏乐(即“繁丝急管”)。谁在奏乐?是当垆的胡姬。李白《前有樽酒行二首》之二云：“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7]第384页可知旗亭胡姬不只为客人奏乐，也表演舞蹈。有的酒肆往往还举办宴会，由客人约请“妙妓”登楼演奏，脍炙人口的诗人王之涣旗亭贳酒的故事即是一例。当时王之涣同与其齐名的诗人王昌龄、高適三人一起到一旗亭饮酒，“忽遇梨园伶官十数人登楼会宴”。“俄有妙妓四辈，寻续而至，奢华艳曳，都冶颇极。旋则奏乐，皆为当时之名部也。”其间有唱王昌龄诗者，有唱高适诗者，最后，“诸妓之中最佳者”唱王之涣《凉州词》(即“黄河远上白云间”诗)，三人因大谐笑。诸伶知情，乐邀三人一起饮酒，“欢醉竟日”。(见薛用弱《集异记》卷二)长安城中除有许多旗亭酒肆之外，还有不少青楼妓院。这些妓院多有以乐舞侍奉客人的。李廓《长安少年行》诗云：“青楼无昼夜，歌舞歇时稀。”[7]第1215页《旧唐书·武宗本纪》，会昌二年(842)五月，敕庆阳节百官合宴，“令京兆府供帐，不用追集坊市乐人”。[5]卷18上第591页又据《唐会要》载，会昌三年(843)十二月，京兆府上书武宗时，即有“近日坊市聚会，或动音乐”之语，[20]卷34第632页说明当时长安坊市之中，凡有聚会，演奏乐曲的情形是很普遍的。刘禹锡《百花诗》所谓“长安百花时，风景宜轻薄。无人不沽酒，无处不闻歌”，[7]第877页虽是咏仲春二月百花生日时情景，但“无人不沽酒，无处不闻歌”，当是盛世长安的真实写照。前引《刘宾客嘉话录》说，安邑里巷口一鬻饼者，每日清晨，都要一边“当垆”(操作、待客)一边“讴歌”(唱王维名篇《渭城曲》)。[6]794页其实，当时人们不仅在欢聚和高兴时奏乐唱歌，人死之后，也有作“伎乐”(指音乐舞蹈)者。如《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三云：“世人死者，有作伎乐，名为‘乐丧’。”[6]第650。于此可见，乐舞在当时长安城中已经渗透到了市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随着民间乐舞的普及，长安东、西两市之间，亦形成了斗声乐(即进行音乐比赛)的习俗。据段安节《乐府杂录·琵琶》记载，“贞元(785—805)中，有康昆仑，第一手。始遇长安大旱，诏移两市祈雨。及至天门街(即承天门南的朱雀门街，当时又称为‘天街’)，市人广校胜负及斗声乐，即街东(指东市)有康昆仑琵琶最上，必谓街西(指西市)无以敌也。遂请昆仑登彩楼，弹一曲新翻《羽调录要》(按：“录要”即“绿腰”，或作“六幺”)。其街西亦建一楼，东市大诮之。及昆仑度曲，西市楼上出一女郎，抱乐器，先云：‘我亦弹此曲，兼移在枫香调中。’及下拨，声如雷，其妙入神。昆仑即惊骇，乃拜请为师。女郎更衣出见，乃僧也。盖西市豪族厚赂庄严寺僧善本，以定东廛(指东市)之胜。”[21]《乐府杂录》第9页由两市祈雨中斗声乐的记述，可知当时东、西两市不仅常有乐舞表演，而且还不时进行竞赛。这种竞赛不只表现在两市之间，也表现在两市同行之间。白行简《李娃传》生动记述了当时东、西两市的“凶肆”之间比赛唱挽歌的情景。两肆为了互争胜负，赛前都做了充分准备，并约定输者罚钱五万，还立了合同。消息传出，京城轰动，一时“士女大和会，聚至数万”，“四方之士，尽赴趋焉”。以至“巷无居人”。里胥将此情上报给负责京城治安的“贼曹”，贼曹又立即报告给京兆府尹。比赛在天门街展开，从清晨一直进行到正午，双方都一一展示了各自制作的种种“明器”及用以租赁的送葬时使用的輀车、方相之类“辇舆威仪之具”。各项比赛，西市都不胜东市。西市肆长虽感惭愧，但不认输。他下令在街南面搭建一座高台，然后让唱挽歌者登场。唱挽歌者留着长胡子，在几个护卫的簇拥下，手持铃铛，“奋髯扬眉，扼腕顿颡”，走上台来，演唱《白马》之歌。他仗着其以前曾经获胜，左顾右盼，旁若无人，很快得到台下一片赞扬之声。他自以为独步一时，不会有人比他唱得更好。过了一会儿，东市肆长让人在街北面并起一座大台。只见有个戴黑头巾的青年男子两旁随从着五六个人，持翼(古时出殡时的棺饰，状如掌扇)而至。他们整理衣服，俯仰甚徐，“申喉发调，容若不胜”，演唱《薤露》之歌。“举声清越，响振林木”。一曲未完，台下听众已是抽噎叹息，哭声一片。西市肆长一看又输给东市，更为羞愧，便秘密把五万钱罚金交给东市肆长，悄悄溜走了。[11]卷484第3988页
　　唐代长安坊市还常常有杂戏演出。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云：“予大和(827—835)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6]第749页这表明“小说”(即说话)这种说唱艺术至迟9世纪初已在长安坊市出现。其他如以滑稽调笑为主的“参军戏”，以歌咏为主、伴随舞蹈的“合生”和傀儡戏(木偶戏)等，在长安城中也是“闾市盛行”。特别是歌舞戏《踏摇娘》(也作《谈容娘》)，男扮女装，边走边唱，每唱一段，旁人就齐声和上两句：“踏摇和来!踏摇和来!”因其边哭边唱，并随节摇动身体，故谓之《踏摇娘》。常非月《谈摇娘》诗生动描述了演唱此戏时的状况：“举手整花钿，翻身舞锦筵。纪围行处匝，人压看场圆。歌要齐声和，情教细语传。不知心大小，容得许多怜。”[7]第481页此戏有歌、有舞、有白，又有演员与众人互动(即和歌)，表演逼真，情节感人，深受市民欢迎。当时东、西两市都有各种杂戏表演团体，经常在街市表演，并应邀到达官贵人宅中，以至宫廷之中演出。乐史《杨太真外传》卷上记载说：“[天宝]五载(746)七月，妃子以悍妒忤旨，乘单车，令高力士送还杨铦宅。……妃初出，上无聊，中官趋过者，或笞挞之，至有惊怖而亡者。力士因请就召。既夜，遂开安兴坊，从太华宅以入。及晓，玄宗见之内殿，大悦。贵妃拜泣谢过。因召两市杂戏以娱贵妃。”[22]第132—133页又据《资治通鉴》记载，僖宗乾符元年(874)二月，以清慎著闻而被贬外放的前宰相刘瞻奉诏回京，即将到达长安时，“长安两市人率钱雇百戏迎之”。[12]卷252第1740页此所雇之“百戏”，亦当是东、西两市的娱乐团体。由于唐时的“百戏”包含戏剧、杂技、魔术与部分体育项目以及说唱艺术，[19]第4—7页可知当时西市的娱乐活动是很丰富的。
　　除大型娱乐活动外，据钱易《南部新书·辛》载，“驸马韦保衡之为相，以厚承恩泽，大张权势。及败，长安市儿忽竞彩戏，谓之‘打围’。不旬余，韦祸及。”[23]第122页此“打围”即今骨牌戏的前身。韦保衡为唐懿宗之女同昌公主的丈夫，其亡约在咸通、乾符之际(873—874)。说明当时包括西市在内的长安儿童中曾一度盛行玩骨牌的游戏。
　　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云：“长安风俗，自贞元(785—805)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绘画，或侈于博弈，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各有所蔽也。”[6]第197页李肇此书作于长庆(821—824)年间。自贞元至长庆，不过三十余年，长安风俗就一会儿时兴这，一会儿时兴那，说明唐代长安坊市的风俗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缘于资料阙失，本篇虽然偏重于从总体上对长安坊市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作些简述，但大唐西市的独特精神风貌和由之展现出的“长安气象”，仍可粗略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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