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敦煌——匈奴在敦煌的活动和汉匈战争

　　匈奴占领河西，是在冒顿单于时期。冒顿即位之初，匈奴曾西击月氏；约在汉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之前，匈奴又向月氏发动了第二次进攻。这次进攻的结果是“夷灭月氏”。正如汉文帝四年匈奴冒顿单于给汉文帝的书信中说：“今以少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已定。愿寝兵休士养马，除前事，复故约。”①匈奴对月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迫使其暂时降服。到了老上单于时(公元前174年～公元前160年在位)，匈奴与月氏间又进行了第三次大战。在这次战争中，老上单于杀了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于是“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②。从此河西地区便被匈奴占据，由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直接驻守。
　　随后冒顿单于又经过多年的东征西战、南侵北伐，不断开拓疆域，从而控制了东起辽东，横跨蒙古草原，西与羌、氐相接，北达贝加尔湖，南抵河套及今山西、陕西北部的广阔地域。
　　当匈奴冒顿单于东征西战，大力开拓疆域时，中原地区则正在进行楚汉战争。当公元前202年西汉王朝建立时，由于经过了长期战争的消耗，中原大地已是残破不堪，国困民贫，急需休养生息。而在长城之北的匈奴，则因有三十余万的“控弦之士”正在跃跃欲试，想跨越长城，立马中原。“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对生存空间的激烈争夺，自古以来各民族间怨仇的积淀，预示着汉匈两大民族之间的战争势不可免”③。
　　西汉初期，由于汉帝国的统一没有巩固，地方封建王侯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因而使汉朝政府不能集中力量抗御匈奴。加之在楚汉战争之后，国内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亟待恢复。“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④。在这种情况下，西汉政府实在无力对外作战。所有这些，便是汉初不得不对匈奴采取妥协的“和亲”政策的原因。
　　但“和亲”政策并未能满足匈奴奴隶主的贪欲。在汉朝对其和亲的同时，他们不断侵扰汉边，杀掠吏民，劫夺财产。这正如班固所说：“昔和亲之论，发于刘敬。是时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难，故从其言，约结和亲，赂遗单于，冀以救安边境。孝惠、高后时遵而不违，匈奴寇盗不为衰止，而单于反以加骄倨。逮至孝文，与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厚其赂，岁以千金，而匈奴数背约束，边境屡被其害。”⑤因此，汉王朝积蓄力量，准备反击匈奴的战争势在必行。
　　在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之后，至武帝即位，汉朝国力已很充实。《史记》载：“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则民人给家足，都鄙仓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⑥这说明了社会的安定富庶。而且经过平定“异姓诸王”的背叛，又经过文、景的削藩，地方割据势力和大商贾的势力都遭到了极大打击，中央集权已经加强与巩固。这样，西汉王朝就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反击匈奴了。武帝采纳抗战派大臣的主张，开始了抗击匈奴的战争。
　　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诱敌的马邑之谋，揭开了抗匈战争的序幕。它是西汉王朝与匈奴由和亲转化到战争的转折点。汉王朝对匈奴的反击战争，主要有三次，即公元前127年的河南之战，公元前121年的河西之战和公元前119年的漠北之战。经过河南之战，汉朝收复了“河南地”；经过漠北之战，“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⑦。河西之战共两次，主要是由青年将领霍去病指挥的。
　　霍去病出生于奴隶，他的外祖母卫媪和母亲卫少儿都是平阳侯曹氏家里的侍婢，他本人则是这家的奴产子。后来，霍去病的姨母卫子夫被汉武帝立为皇后，舅父卫青受宠，他因此才结束了奴隶生涯，来到了汉武帝身边。由于他“善骑射”，得到汉武帝的赏识，被提拔为侍中。在汉匈激烈交战的时候，霍去病踏上了抗匈战争的战场。
　　公元前123年，霍去病随大将军卫青出塞作战。这一年，他才18岁，汉武帝任命他为票姚校尉。在这次战争中，霍去病“斩首虏二千二十八级，得相国、当户，斩单于大父行籍若侯产，捕季父罗姑比。……(武帝因此)封去病为冠军侯”⑧。由于霍去病勇敢善战，有勇有谋，因此，汉武帝把指挥河西之战的重任交给了他。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霍去病率轻骑万人，由陇西出发向河西做尝试性的进攻。汉军的进军路线，是经过慎重选择的。因为“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⑨。因此其进军路线既不能深入羌中，与强大的西羌相遇，遭其阻击；又不能接近匈奴本部，惊动匈奴之骑兵主力，使自己陷于重围，难以自拔。当时汉军只能在匈奴统治势力薄弱和接近西羌本部的边缘地区，即两大势力的结合部穿行而过，这样才能迅速到达河西浑邪、休屠王部驻地，收到轻骑出击的效果。
　　据《汉书·霍去病传》载：元狩二年春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有功。上曰：‘票骑将军率戎士逾乌盭，讨速濮，涉狐奴，历五王国，……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鏖皋兰下，杀折兰王，斩卢侯王，锐悍者诛，全甲获丑，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捷首虏八千九百六十级，收休屠祭天金人，师率减十七，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户。’”
　　引文中“逾乌盭”的“乌盭”，即汉代的乌逆水或乌亭逆水，今天的庄浪河。⑩按地理方位推测，霍去病所经之地，必然是渡乌逆水，沿南山西行，过谷水，向焉支山进军。那么颜师古为何将“乌盭”注为山名呢?这主要是没有细察地形，望文生义。认为“逾”就是翻越山岭，故将“乌盭”注为山名。据陈梦家《汉简缀述》称：古代“逾”不作翻越山岭解，而作渡水解。因此，“逾乌盭”，乃是渡乌逆水。
　　“涉狐奴”的“狐奴”是河名，正是《汉书·地理志》所记的谷水，即现在由武威南山流入民勤白亭海的石羊河。
　　霍去病从谷水西行，中间经历了五个王国后，到达焉支山。焉支山在今山丹县境内，它与祁连山都是匈奴右部的主要牧场。因为这次进兵是尝试性的轻骑奇袭，因此霍去病到焉支山后，没有继续前进，而是立即回军，复经千余里，到达皋兰山下，又“杀折兰王，斩卢侯王”。
　　霍去病进军的路线，是由陇西郡西北上，约在今兰州市西渡过黄河及乌逆水，经过速濮驻牧地，渡过谷水，到达焉支山而返。这条路线基本上就是汉代“丝绸之路”东段的一部分。
　　霍去病这次出击取得了较大的胜利，并了解到了匈奴在河西活动的一些情况，熟悉了地形环境。因此同年夏天，武帝又命他乘胜出击，再次进军河西。据《汉书》记载：“其夏，去病与合骑侯敖俱出北地，异道。……去病至祁连山，捕首虏甚多。上曰：‘票骑将军涉钧耆，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鱳得，得单于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谓能舍服知成而止矣。捷首虏三万二百，获五王，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11)汉军的胜利，给了匈奴势力又一次沉重的打击。
　　河西的匈奴在一年中连遭两次打击，已有不能支持之势，而匈奴单于又怪罪浑邪王和休屠王无能。“其秋，单于怒昆邪王(即浑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昆邪、休屠王恐，谋降汉”(12)。浑邪王、休屠王经过商量，便派人和在黄河沿岸修筑边塞的将军李息联系。李息立即报告汉武帝。“上恐其以诈降而袭边，乃令去病将兵往迎之”(13)。当汉军渡过黄河与浑邪王、休屠王部众相遇时，休屠王临时反悔，浑邪王部众也有不欲降者，浑邪王杀了休屠王，并收编了他的部众；这时霍去病也当机立断，率军驰入浑邪王营中，“斩其欲亡者八千人”，尽将其众渡河东进。匈奴降汉者“凡四万余人，号十万”。(14)接着霍去病派人护送浑邪王到长安，受到了汉武帝的隆重接待，武帝并封浑邪王与其亲信数人为侯。汉王朝把投降的匈奴部众安置在“河南地”之原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故塞之外。从此，河西走廊正式归入了汉朝的版图。
　　浑邪王归汉后，汉武帝对其部众的安置措施是有利于汉匈融合的，是值得称道的。而直接促成这种汉匈融合局面出现的，则是霍去病的功劳。
　　河西之战是汉匈关系史上关键性的一次战争。其结果，使汉朝与匈奴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开始发生变化。汉朝占领河西本身，就是对匈奴势力的严重打击，因为祁连山和焉支山松柏茂密，水草丰盛，冬温夏凉，是匈奴宜于夏天放牧的优良牧场之一。匈奴一旦失去它，实谓痛心疾首。《史记正义》引《西河故事》云：“匈奴失祁连、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其慜惜乃如此。”加之数万之众的损失，对其力量的削弱是很大的。而汉武帝在此基础上又把战果的影响继续扩大。这样，汉朝在军事上逐渐由原来的劣势转变为优势，相反，匈奴在军事上则由原来的优势逐渐转向劣势。
　　① 《汉书》卷94《匈奴传》。
　　② 《汉书》卷96《西域传》。
　　③ 宋超：《汉匈战争三百年》，17页，华夏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④ 《汉书》卷24《食货志》。
　　⑤ 《汉书》卷94《匈奴传》。
　　⑥ 《史记》卷23《平准书》。
　　⑦ 《汉书》卷94《匈奴传》。
　　⑧ 《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
　　⑨ 《汉书》卷61《张骞传》。
　　⑩ 王宗维：《论霍去病在祁连山之战》，载《西北大学学报》，1982(3)。颜师古注；“乌盭，山名也。”非是。
　　(11) 《汉书》卷55《霍去病传》。
　　(12) 《汉书》卷94《匈奴传》。
　　(13) 《汉书》卷55《霍去病传》。
　　(14) 《汉书》卷94《匈奴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