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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晚期和民国时期的新疆铜元

作者:黄志刚




  清朝末年,中国在钱币的铸造技术上开始了一场革命。这场钱币革命的最根本的方法就是一改两千多年来中国铸钱技术上的范铸,而开始采用西式机器铸造钱币。就中国传统的范铸法而言,其铸造方法比较简单,主要是靠手工操作,是一种手工业生产方式,可以大量的生产,其结果则造成了钱币品质的良莠不齐和铸造费用的高昂,同时也使得民间私铸盛行,严重破坏了货币流通市场的秩序,引起了物价的波动,货币贬值,通货膨胀。中国自春秋、战国时期铸造货币至清末光绪年间,一直是通过钱范浇铸的方式铸造铜钱,而铜料本身的价值低。到了光绪末年,由于市场流通中白银使用的比例越来越高,致使铸造铜钱费用也越来越高,甚至于铸造铜钱亏赔很大,有的地方亏赔甚至达到几倍。在这种巨额的亏赔之下,当局最后只能命令铸钱局停铸。在光绪末年,新疆的库车钱局和迪化宝新局在铜料用尽后最后也只得关闭。
  清朝末年由于钱币铸造技术上的革命,从而对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钱币形制也进行了一场变革,传统的圆形方孔的铜钱形制被以机器铸造的圆形无孔的铜币所代替。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广东省率先在全国开始铸造铜元,“这在中国货币史上,是一次大的变革”①。其所造铜元枚重二钱,正面为“光绪元宝”四字,中无方孔,铸有满文“宝广”二字,面上、下部靠近钱外郭处则分别铸有“广东省造”、“每百枚换一圆”字样;背珠圈内铸蟠龙文,珠圈外近钱外郭处环铸英文“KWANG TUNG ONE CENT”(即“广东一分”)字样。广东省最初铸造的“光绪元宝”铜元,在钱上标注有“一分”,可见它最初是与银两挂钩的一种铜币。光绪三十年(1904年),就将铜元的比价由“每百枚换一圆”改为“每元当制钱十文”,而且背文中的“ONE CENT”(一分)改为“TEN CASH”(十文),从而还是与铜钱挂钩,成为清代制钱的一种延续。这种铜元逐渐成为了一种实币,直到它退出流通领域,一直显示出一种稳定的比价关系,始终与制钱保持在“十比一”的水平上。
  新铸铜元,由于是机器制造,外形整齐精巧,计算简单,兑换方便,因此,一经使用即深受商民欢迎,而政府由于铸造铜元能获得丰厚的利润,于是全国各省竞相仿行。清朝末期铸造的铜元,面额主要有五种,即当二十、当十、当五、当二、当一。根据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7月发布的《整顿圜法章程》的规定,清朝各省铸造铜元,其金属成分的构成主要为铜95%,铅4%,锡1%。在市场的流通使用中,当十铜元的数量最多,流通最广,也最受商民的青睐。
  铜元由于形制精巧,大小一致,减重最少,所以刚刚在市面行用,铜元的价格就在上升。原定银圆一元当铜元一百枚,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银圆一元只当铜元八十至九十枚之间。铸造铜元的成本为每百枚铜元需白银四钱四分左右,相对于其铸造后在市面流通的价值差不多有二倍的利润,因此各省都认为这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事,于是各省纷纷购买机器,铸造铜元。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全国有十二个省开设铸造局,开始铸造铜元。
  新疆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于光绪三十三、三十四年(1907年、1908年)间,迪化官钱局开始在迪化水磨沟银圆局,以内地“光绪元宝”铜元为蓝本,照式试铸了新疆最早的“新省光绪元宝”铜元。新疆铜元是近代新疆货币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实质上是清代新疆红钱货币制度的延续和发展,是在西方先进的铸钱技术推动下而产生的缓慢的现代化过程。同新疆红钱一样,新疆铜元自它诞生就只能在新疆境内流通。虽然这一过程从光绪末年开始铸造,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最后退出新疆的流通市场,仅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但它对于新疆商贸经济的发展和新疆货币体系的完善意义重大。新疆铜元极富地方性特点,品类繁杂,铸量少,成为钱币爱好者竞相收藏的对象。
  新疆铜元,面值标注清楚,均与新疆红钱挂钩,标明“当红钱×文”字样。它在市场上与红钱可同时流通使用,由于新疆铜元铸工精致,面额适中(只铸有当二十、当十、当五三种品类的铜元),使用、兑换方便。在“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规则下,新疆铜元与新疆红钱一样,其实都是作为银两的辅助性货币使用。自内地各省钱局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纷纷开始铸造铜元后,新疆自然也不例外的受其影响,开始铸造铜元。但由于新疆位于祖国的西陲,地处偏僻,交通阻隔,因而铜元的铸造比内地各局要晚,到光绪三十三、三十四年(1907年、1908年)之际才开始在迪化试铸。新疆铜元作为新疆红钱的延伸,它自成体系,与内地各省铜元互不流通。由于铸造技术和工艺方面的阻碍,所铸铜元数量均不多,在铜元铸造的初期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的二十余年间,基本上保持了在新疆货币流通领域的主流地位。新疆铜元减重少,币值稳定,信誉好,商民均乐于使用,因而没有出现如内地滥铸铜元,私铸盛行,最终导致价跌和信誉丧失的问题。
  新疆铜元在光绪年间铸行,到民国时期逐渐发展完善,最终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由于新疆当时社会动荡,军阀混战,省内战事蔓延,政府财政困窘,为筹措经费,开始铸造减重的铜币。当时的南疆喀什铜元铸造局铸造了一种癸酉双旗铜元,其枚重几乎减到原有当红钱十文铜元17克(后在金树仁执政新疆时期铜元重量减至每枚14克左右)的一半还多,仅有7克重,大小也从原有直径约33毫米缩小至28毫米,几乎小到与内地各省铸造的当制钱十文铜币一样了。其结果则导致了货币的贬值和通货膨胀。据有关资料显示,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之间,新疆铜元虽标注一枚当红钱十文,但在实际流通过程中仅合红钱四文,铜元一百枚合省票一两。②到了盛世才上台执政后,由于连年战乱,民生凋敝,当时的省政府十分困难,只能依靠滥发纸币维持,其结果就是纸币越发越滥,币值越来越低,并最终导致了市场上所有的铜元连同其他金属货币均退出流通领域,销声匿迹,不可复视。
  清代新疆铜元仅在省城迪化(今乌鲁木齐)水磨沟银圆局内铸造。民国初年,新疆受内地省局铸造铜元的影响,除继续在省城迪化铸造铜元流通外,阿克苏与喀什噶尔两地也先后设立了铜元铸造局,开始铸造铜元。
  迪化从光绪三十三、三十四年(1907年、1908年)铸造铜元至民国二年(1913年)后,即停铸十五年,民国十八年(1929年)又恢复铸造铜元,两年后,即民国二十年(1931年)停铸,再未开局铸造过铜元。阿克苏铜元铸造局于民国元年(1912年)开始设局铸造铜元,连续铸造铜元三年,到民国四年(1915年)停铸,未再开局铸造过铜元。因此,阿克苏铜元局铜元的铸期短,铸量少,尤其是阿克苏铜元局的机铸中华民国新疆阿造当十文铜元留存至今的数量更加稀少,备受藏家珍视。喀什噶尔铜元铸造局于民国元年(1912年)设局铸造铜元,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间,除曾间歇停铸十一年外,前后共计铸行铜元十二年之久,因此喀什铜元局铸造的铜元时间较长,数量也大,品类复杂。
  新疆铜元品类只有三种面值的铜元,即“当红钱二十文”,“当红钱十文”和“当红钱五文”铜元。
  新疆的铜元完全属于地方性货币,仅限于在新疆境内流通使用。由于铜料所限,铸期都不长,铸量都较少。新疆的铜元铸造虽称为机器铸造,但由于技术、工艺和设备因素,在铸造中还是半手工式。铸币过程中,冲压力弱,币面图文凸起浅,铸币铜料为本省开采,土法提炼,红铜性软,因而在流通使用中极易磨平。新疆铜元的铸模不耐用,经常更换,就造成了新疆铜元版式繁杂,品质良莠不齐。新疆铸造的铜元显示出浓郁的地方性特点,不少铜元均带有汉、维吾尔两种文字。阿克苏铜元铸造局开铸铜元后,曾经采用翻砂浇注工艺铸造过一批翻砂版铜元,由于工艺落后,造成铜元币面粗糙,不圆整,图纹模糊。
  一、光绪朝铜元
  清代光绪末年,由于铜价高涨,新疆的红钱铸造局均因铸钱成本高昂,不胜亏赔而最终纷纷停铸。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广东率先在全国开始采用机器铸造“光绪元宝”铜元,内地各省因铸造铜元能够获利,纷纷开始铸造铜元。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内地各省开始停铸“光绪元宝”铜元,而改铸“大清铜币”。新疆由于地处祖国西陲,关山远隔,交通阻塞,因此开铸铜元时间比起内地要晚,铸造的第一种铜元名称仍为“光绪通宝”,而此时内地各省铸造的铜元均已改称“大清铜币”。受内地各省铸造铜元的影响,光绪三十三、三十四年(1907年、1908年)间,新疆迪化官钱局开始在水磨沟银圆局采用机器铸法试铸了一批名为“光绪元宝”铜元。
  “新省·光绪元宝”是新疆铸造时间最早的铜元。铜元采用机铸,币面只有汉文。铜元正面以圆形珠圈将币面分为两个部分,珠圈内铸汉文“光绪通宝”四字,中心有一朵六瓣小花。珠圈外左右侧各有一朵五瓣花,作为珠圈外文字的上下分隔符。珠圈外五瓣花上部铸汉文“新省”(按逆时针方向读),下部铸“市银一分五厘”、“市银二分五厘”汉文(按顺时针方向读)。铜元背面铸有蟠龙纹,周有祥云环绕,蟠龙下部为海水。
  这一时期,内地铜元的币值均与制钱挂钩,币面标注“当制钱十文”字样;而新疆的“光绪元宝”铜元则与银两挂钩,币面标注“市银×分五厘”字样。这种铜元与银两挂钩的币值,在中国的铜元铸造史上是罕见的。只有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广东省率先铸造的“光绪元宝”铜元,在初铸铜元的币值中正面标注“每百枚换一元”字样,铜币背面有英文标注“ONE CENT”(一分)字样,显见是一种与银两挂钩的铜元类型。“可见最初的铜元是对银币作价,大概是想用作辅币。”因此新疆在初铸铜元中就采用与银两比价,显然是受到了广东早期铸造铜元与银两挂钩的影响。只是到了光绪三十年(1904年),广东省在铸造铜元时将币面“每百枚换一元”字样改铸为“每元当制钱十文”;铜元背面的英文亦改为“TEN CASH”(十文)字样。而新疆在初铸铜元中仍然与银两挂钩,显然是出于建立新疆以银两为本位的新货币体制考虑,铸造铜元只是作为辅币行用。遗憾的是设计者并未充分考虑到新疆市面上流通的大量红钱,这种铜元在与红钱混合流通使用中,与红钱的换算很不方便。当时新疆的市价白银一两(湘平)折合红钱四百文,白银一分五厘折合红钱六文,二分五厘折合红钱十文。新疆“光绪元宝”铜元试行一段时间后,即行停铸。
  新疆最早铸造的“新省·光绪元宝”铜元有两种面值,一种是“新省·光绪元宝·市银一分五厘”,一种是“新省·光绪元宝·市银二分五厘”。从现存的这两种“新省·光绪元宝”铜元看,“市银一分五厘”铜元折合红钱六文,流通使用中的换算繁琐,商民不愿行使,难于在市面上流通;故而当局又开始试铸“市银二分五厘”铜元,它与红钱的币值为“一比十”,即一枚“市银二分五厘”铜元折合红钱十文。其换算倒是方便了,但重量和直径均与“市银一分五厘”铜元一样,显然折当过多,在流通中会造成物价波动。因此,新疆早期的“新省·光绪元宝”铜元仅是试铸性质的货币,不久就停铸,退出了流通领域。
  二、宣统朝铜元
  在史料中正式记载通行使用的新疆铜元是“宣统元宝”。据《新疆图志》记载:“(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迪化宝新局)铜斤铸竣,停铸。藩司王树楠因就机器局铸造银元匠工改铸铜元。仿照内地式样,以一当十,铜元四十枚当红钱四百枚,即可作银一两,准其纳粮完税,照价折算。于是年十二月开铸,每铜元一圆用净铜五钱,阳面镌刻宣统元宝,新疆通用,当红钱十文字样;阴面镌刻龙文,边加缠文‘当红钱十文’五字,每元抵红钱十文,作市银二分五厘。”③宣统元宝铜元是新疆第一种与红钱挂钩的正式流通行使的货币。由于它面值标注每枚“当红钱十文”,四十枚铜元当红钱四百文,折合纹银一两,在使用中换算方便,再加之它形制规整,图文精美,重量直径等大小一致,因而一经使用即受到新疆商民的喜爱,并习惯地将其称之为“铜普”(即“铜元”与“普尔”的合称)。
  宣统元宝铜元制作精美,整齐规范。铜元正面有珠圈,将币面分为两个部分,珠圈内铸汉文“宣统元宝”四字,中铸一朵六瓣小花;珠圈外上部铸“新疆通用”四字汉文,下部铸“当红钱十文”汉文字样。铜元背面铸有蟠龙纹,最下部铸有察合台文“On Dachinlik”(即“当红钱十文”)。此类“宣统元宝”铜元共有三种式样:一是铜元背面无纪年宣统铜元,为宣统元年(1909年)初铸品。二是铜元背面铸有“庚午年造”字样纪年的宣统铜元,为宣统二年(即庚午年,1910年)铸造。三是铜元背面铸有“辛亥年造”字样纪年宣统铜元,为宣统三年(即辛亥年,1911年)铸造。
  自新疆迪化水磨沟银圆局铸造正式流通行使的“宣统元宝”铜元后,直至民国时期阿克苏、喀什铜元局,在铸造铜元时均采用面值标注“当红钱十文”制式。新疆铜元铸造铜料主要是本省开采,矿料经土法提炼,纯为净铜,含有少量天然矿物杂质,色泽红润,与新疆红钱质地一致,仅限在新疆境内流通行使,与内地各省铜元互不流通。由于铸量少,重量足,币值稳定,深受新疆商民欢迎。
  三、民国时期新疆三大铜元铸造局及其铸造的各式铜元
  民国时期,新疆铜元从民国元年(1912年)开始铸造,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止,前后经历二十余年。当时新疆铸造铜元由于受到内地各省纷铸铜元的影响,除省城迪化继续在水磨沟银圆局开铸铜元外,还在南疆阿克苏、喀什两处分别开始铸造铜元。由于铜料限制,三处地方开铸铜元时间都不长,时铸时停。
  其中喀什铸造铜元的时间最长,铜元铸造量最大,这是因为喀什道属范围内商贸经济繁荣,财政收入丰厚,道库中的白银、红钱储备充裕,完全能够保证喀票的兑现。当时喀什道属(包括喀什、和阗两个地区)市面行用喀票(仅限在喀什道范围内使用的专用纸币),为保证喀票的信用和兑现,喀什道属铸造了大量的铜元。在新疆,由于铜元本身所具有的货币价值尺度的独特作用,铸制精巧、规范,大小一律,重量足,币值稳定,在市场流通中找零、换算方便,作为小额贸易的一般等价物,大大促进了喀什道属范围商贸交流繁荣发展,使这一时期喀什道属纸辅币(喀票)的需要量大大减少。
  省城迪化铸造铜元,一如清代光绪末期一样,仍然在水磨沟银圆局铸造。民国时期,迪化铸造铜元具有较高的权威性,虽然延续时间较长,但实际开铸铜元的时间不长,前后仅有四年。故而铜元的铸量比较少。
  阿克苏铸造铜元,则采取了机铸、熔铸的办法铸造,由于其技术力量不足,因此铸造铜元的时间最短,仅有三年。
  新疆铜元自宣统元年铸造“宣统元宝”,在币面明确标注“当红钱十文”面值以来,直至民国时期,各地铸造铜元均标注“当红钱×文”字样,一直没有改变。新疆机铸铜元形制规范,铸作精巧,自成体系,市价稳定,找兑方便,因而深受民众欢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新疆开始陷入地方军阀混战之中,社会动荡,战火迭起。喀什最后铸造的“中华民国癸酉十文”铜元已经减重一半,大小与内地十文铜元一样,这是新疆铜元贬值的开始。这一时期由于纸辅币泛滥,导致了铜元价格狂跌,当局不得不完全停铸。迨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新疆铜元终于彻底退出了货币流通领域。
  (一)迪化铜元
  民国元年(1912年)迪化继续在水磨沟银圆局铸造铜元,延续宣统铜元的形制,直至民国十九年(1930年)停铸,前后时间达十九年。其间,曾停铸十五年,真正铸造铜元的时间仅有四年。因此,迪化铜元铸造的数量不多。
  1.“壬子”铜元
  “壬子”铜元由迪化水磨沟银圆局于民国元年(1912年)铸造。铜元正面珠圈内按照逆时针环读的方式铸“中华民国元年”汉文,珠圈外铸汉文“新疆通用当红钱十文”。汉文首尾相连,按逆时针方向环读。这是迪化铸造铜元采用的一种新的文字排列方式,并为之后喀什和阿克苏铸造铜元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铜元背面铸有相互交叉的双五色旗图文,五色旗图文为竖条而非横条,上、下分别铸有汉文“壬子”二字。“壬子”为干支纪年,即1912年(民国元年)。
  2.“新疆通宝”铜元
  清末宣统元年(1909年)铸造的铜元名为“宣统元宝”,此时铸造铜元则更名为“新疆通宝”。“新疆通宝”根据现存实物看有两种,一种是面值“当红钱十文”铜元,一种是面值“当红钱二十文”铜元。两者币面图文基本相同,只铸有汉文。币正面珠圈内铸汉文“新疆通宝”,中心有一朵五瓣梅花,珠圈外铸汉文,首尾相连,按逆时针方向环读“中华民国当红钱十文”和“中华民国当红钱二十文”。币背面则铸有相互交叉的双五色旗图文,此币五色旗图文已改为横条,符合规范。
  “新疆通宝”铜元币面无纪年,其铸造时间应该是在民国二年(1913年),铸造地点仍然在迪化水磨沟银圆局内。在铸造完成“新疆通宝”铜元后,省城迪化铸造铜元即停歇。
  3.新疆省城造“己巳”铜元
  省城迪化在民国二年(1913年)铸造完成“新疆通宝”铜元后即停歇。十五年后,即民国十八年(1929年)才又开始铸造铜元,其铸造地点仍然在迪化水磨沟银圆局内。民国十七年(1928年)7月,当时的新疆军阀杨增新被刺身亡,其后继者金树仁登台主政新疆,并于1928年7月1日通电承认国民党政府统治。民国十八年(1929年)金树仁命迪化水磨沟银圆局恢复铸造铜元,并在迪化铸造了有干支纪年的“新疆省城造己巳”铜元。“己巳”铜元,恢复了原先的干支纪年体例,并将过去铜元背面的双五色旗交叉图文改铸为相互交叉的国民党政府国旗(即“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和国民党党旗(即“青天白日”旗)图文。此次恢复铸造的“新疆省城造己巳”铜元与民国初期铸造的铜元相比,尺寸虽未改变,但铜元的重量已经减轻。
  “新疆省城造己巳”铜元主要为两种面值的铜元。一种为“当红钱十文”铜元,一种为“当红钱二十文”铜元。其铸造时间为民国十八年(己巳年,即1929年)。
  4.新疆省城造“庚午”铜元
  金树仁上台主政新疆后,于庚午年即民国十九年(1930年)在迪化水磨沟银圆局又铸造了“新疆省城造庚午”以干支纪年的铜元。“新疆省城造庚午”铜元完全继承了“省城己巳”铜元的图文形制,并综合了民国时期新疆省城迪化铸造铜元的体制模式,分为两类。
  一类为“新疆省城造己巳”铜元的翻版,属于同一体例,只是将铜元正面珠圈外左、右两侧的干支纪年“己巳”改为“庚午”(左右对读),其余仍照原式不变。铜元背面图文几乎与“己巳”铜元一致。
  另一类则综合了“新疆通宝”铜元和“新疆省城造己巳”铜元的文字排列方式,铜元正面珠圈外汉文采用首尾衔接环读方式,背面图文作了一些变化。铜元背面相互交叉国民党政府国旗与党旗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将国民党党旗放在了左边,右边为国民党政府国旗,旗帜的周边呈飘扬的波浪形,旗帜的形状由“空心”旗变为“实心”旗,“白日”变为实心圆,余则不变。
  (二)阿克苏铜元
  民国时期,阿克苏为南疆重镇,在全国铸造铜元的影响下,于民国元年(1912年)开始铸行铜元。阿克苏铜元铸造分为翻砂(浇铸)、机铸两种。翻砂浇铸版铜元从外形上看,不规整,大小不一,厚薄不均,工艺粗糙,质量低劣,大多文字模糊不清。民国三年(1914年),阿克苏开始采用土法机器铸造铜元,俗称“阿克苏机铸版”铜元。在此期间,阿克苏还使用机铸版式采用翻砂(浇铸)方式铸造了一批“机铸版翻砂”铜元。之后不久,由于阿克苏铸造铜元的技术力量不足,即停铸铜元。阿克苏铸造铜元前后共计三年,由于铸期短,所铸铜元数量甚少,尤其是阿克苏机铸版铜元,留存至今的数量更少,颇为难得。
  1.翻砂版铜元
  阿克苏铸造翻砂版铜元,是采用原来的红钱浇铸的技术方法,但由于铸造铜元的要求更高,因此翻砂版(浇铸)铜元质量差,多数文字模糊。翻砂版铜元正面珠圈内铸汉文“中华民国”,币面中心铸有一小圆圈文,珠圈外上部铸有汉文“新疆阿造”,下部铸有汉文“当红钱十文”字样。铜元背面铸有双五色旗,相互交叉,五色旗为横条,符合规范。旗杆交叉处上、下部铸有维吾尔文,上部维吾尔文要倒着看,并自下而上逐行读“Min Koi”(汉译“民国”),下部维吾尔文自上往下读作“On Dachin”(汉译“红钱十文”)。
  阿克苏翻砂版铜元由于铸造过程中的技术工艺,造成铜元大小不一,厚薄亦不均。
  2.机铸版翻砂铜元
  此类铜元铸于民国三年(1914年),使用了阿克苏机铸版铜元的文字体例,采用浇铸翻砂方式铸造,故称之为“机铸版翻砂铜元”。其铸造时间应晚于机铸版铜元。
  铜元面文珠圈小,内铸“中华民国”,币中央铸有一小圈纹,珠圈外上部铸有汉文“新疆阿造”,下部铸有汉文“当红钱十文”。铜元背面铸有交叉的双五色旗图文,五色旗横条,旗杆交叉处上、下部分铸维吾尔文,上部维吾尔文需倒着看,自下而上读作“Jong Ha Min Koi”(汉译“中华民国”),下部维吾尔文自上而下读作“On Dachinlik Mis Pul”,底部标注有回历“1332”(汉译“当红钱十文”,回历“1332”)。回历1332年换算成公历为1914年。
  3.机铸版铜元
  由于阿克苏初铸铜元采用浇铸翻砂,铸造的铜元品质差,轻重不等,于是在民国三年(1914年),阿克苏开始采用机铸铜元。阿克苏机铸铜元完全采用土法机器冲压制成。由于冲压力不足,币面文字凸起浅,在流通中极易磨平,因而,品好者少。
  铜元正面小珠圈内铸“中华民国”,珠圈外上部铸有汉文“新疆阿造”,下部铸有汉文“当红钱十文”。铜元背面铸有交叉的双五色旗图文,分为五色旗横条和五色旗竖条两种版式,旗杆交叉处上、下部,分铸维吾尔文;上部维吾尔文需倒着看,自下而上读作“Jong Ha Min Koi”(汉译“中华民国”),下部维吾尔文自上而下读作“On Dachinlik Mis Pul”,底部标注有回历“1332”(汉译“当红钱十文”,回历“1332”)。回历1332年换算成公历为1914年。
  (三)喀什铜元
  民国时期,喀什为南疆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物产丰饶,商贸经济发达,历来财政宽裕,市面上流通使用的银块、银圆、红钱、铜元较多。喀什道属还通行有一种喀票(纸辅币),仅限在喀什道属统辖的喀什、和阗两地流通。喀票信用好,币值稳定,商民均乐于使用。民国元年(1912年),在全国各省铸造铜元的影响下,喀什也开始铸造铜元。自民国元年开铸铜元以来,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铸造最后一种“喀什癸酉十文”铜元后停铸。其间前后二十三年中,喀什铸造铜元时断时铸,先后停铸过三次,计有十一年,开铸铜元的年数总计为十二年。属于民国时期新疆铸造铜元时间最长、铸造铜元数量最多的地方。
  喀什所铸铜元均有汉、维吾尔文,铜元面值有三种,当红钱五文、当红钱十文、当红钱二十文,体系较全,铜元类型亦繁杂。
  1.喀造“单旗”铜元
  喀造“单旗”铜元无纪年,为喀什最初铸造的铜元,推断应铸于民国元年(1912年)。铜元正面竖列“中华民国”四字汉文,左右分列“铜币”二字汉文,正面平坦,无任何花饰。铜元背面珠圈内为一面平展的五色国旗,旗周边围绕一圈维吾尔文,首尾相连,汉译为“中华民国当红钱五文(十文)铜币喀什造”,珠圈外上部为汉文“当红钱五文(十文)”,下部为汉文“新疆喀造”。此种喀造“单旗”铜元有两种面值铜元,一种为“喀造单旗当红钱五文”铜元,另一种为“喀造单旗当红钱十文”铜元。此种铜元由于铸造过程中机器冲压力弱,图文凸起浅,尤其是铜元面文在流通中极易被磨平,品佳者少。
  2.喀造“双旗”铜币
  相对于喀造“单旗”铜币,民国二年(1913年)至民国四年(1915年)喀什铸造了有回历纪年的背双旗铜元。此种铜元有两种面值,一种为“喀造双旗当红钱五文”铜元,一种为“喀造双旗当红钱十文”铜元。
  铜元正面珠圈内铸汉文“中华民国”四字,珠圈外左、右分列汉文“铜币”二字,珠圈上部铸汉文“当红钱×文”,下部铸汉文“新疆喀造”字样。铜元背面为交叉的双五色竖条旗,双五色旗上、下部分别铸有维吾尔文。
  3.喀造“洪宪”铜币
  “洪宪”为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成果后,在北京称帝后的年号。新疆此时由杨增新主政,为了表达其对袁世凯帝国的拥护,民国五年(1916年)喀什铸造了有袁世凯年号的“洪宪”铜元。
  铜元正面珠圈内铸有汉文“洪宪铜币”,珠圈外上部铸有汉文“当红钱十文”,下部铸汉文“新疆喀造”。铜元背面为交叉的双五色旗,旗杆顶部有旄头,五色旗上、下部铸有维吾尔文,上部维吾尔文“Kashgarda Kilgan,1334”,汉译为“在喀什噶尔造,(回历)1334”,下部维吾尔文“On Dachinlik Mis Pul”,汉译为“当红钱十文铜币”。回历1334年换算为公历即1916年。
  4.中华民国“丙辰喀造”铜元
  “丙辰”为干支纪年,即民国五年(1916年)。喀什铸造此类铜元时,其形制与喀造“双旗”铜元一致,只是正面珠圈下方的“新疆喀造”被改为“丙辰喀造”,余则一致。背面亦同喀造“双旗”铜元体制完全一致,仅是回历纪年改为1334年。回历1334年换算为公历即1916年。
  5.新疆喀什造(新疆喀造)十年、十一年铜元
  民国五年(1916年),喀什在铸造“丙辰喀造”铜元后,遂即停铸。五年后,民国十年(1921年)喀什恢复铸造铜元,先后于民国十年(1921年)、民国十一年(1922年)铸造了中华民国十年、十一年铜元。
  6.“民国铜元新省喀什造”铜元
  民国十一年(1922年)至民国十二年(1923年)间,喀什铸造了“民国铜元·新省喀什造·当红钱十文”铜元。铜元正面珠圈内铸有汉文“民国铜元”四字,珠圈外汉文首尾相连,呈逆时针环读“当红钱十文新省喀什造”。铜元背面为交叉的双五色竖条旗,双旗旗杆顶部无旄头饰,上、下部铸有维吾尔文,上部维吾尔文“Kashgarda Kilgan”,汉译为“在喀什噶尔造”,下部维吾尔文“On Dachinlik Mis Pul,1340”,汉译为“当红钱十文铜币,(回历)1340”。回历1340年换算成公历为1922年。
  7.“民国铜元新省喀造戊辰”铜元
  民国十一年(1922年)喀什铸造完成“民国铜元·新省喀什造”铜元后,即停铸五年。直到民国十七年(戊辰年,即1928年),喀什才开始恢复铸造铜元。民国十七年(1928年),喀什铸造了又一种以干支纪年的铜元,“民国铜元·新省喀造·戊辰”铜元。这一类型的“民国铜元”可分为背“日”、背“维吾尔文”和背“铜元”三种。
  8.“中华民国新省喀造戊辰”铜元
  民国十七年(1928年),杨增新遇刺身亡,金树仁开始主政新疆。喀什在此时铸造了以干支纪年的“中华民国戊辰”铜元。戊辰年,即民国十七年(1928年)。
  “中华民国·新省喀造·戊辰”铜元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中华民国·新省喀造·戊辰”铜元,一种是“中华民国·新疆喀造·戊辰”铜元。两种铜元区别仅在于一个是“新省喀造”,一个是“新疆喀造”。文字排列及钱体形制均与“民国铜元·新省喀造·戊辰”铜元一样。
  9.“中华民国”新疆喀造、喀什造己巳铜元
  己巳年,即民国十八年(1929年),喀什铸造了系列“中华民国·己巳”铜元。铜元正面珠圈内铸有汉文“中华民国”四字,珠圈外左、右分列汉文“己巳”,对读;珠圈上部铸汉文“新疆喀造”或“新疆喀什造”,珠圈下部铸汉文“当红钱十文”。铜元背面铸有国民党党徽大十二角白日图案,白日内铸有汉文“铜元”二字和维吾尔文“On Dachinlik Mis Pul”,汉译为“当红钱十文铜币”。
  此类中华民国己巳铜元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华民国新疆喀造己巳”铜元,一类是“中华民国新疆喀什造己巳”铜元。区别仅在于一个是“新疆喀造”,一个是“新疆喀什造”。其余面、背图文、形制均一致。
  10.新疆喀什造己巳双旗铜元
  己巳年,即民国十八年(1929年)。自民国十七年(1928年,即戊辰年)喀什开始恢复铸造铜元,采用以干支纪年的方式,其所铸“戊辰”(1928年)、“己巳”(1929年)纪年铜元的面文变化较多,有“民国铜元”(主要是“戊辰”铜元)、“中华民国”(“戊辰”、“己巳”铜元均有)。铸造地名称的变化主要有“新省喀造、新疆喀造”(主要是“戊辰”铜元)、“新疆喀造、新疆喀什造”(主要是“己巳”铜元)。铜元背文均采用国民党党徽十二角白日图案,白日内铸有汉文“日”字、汉文“铜元”和维吾尔文“On Dachinlik Mis Pul”(汉译为“当红钱十文铜币”)等系列。
  自民国十八年(即己巳年,1929年),喀什铸造完“中华民国己巳背十二角党徽”铜元后,随即采用了省城迪化铸造的“新疆省城造己巳背双旗”铜元的体制模式,作为喀什铸造铜元的一种定式,不再改动。先后铸造了喀什“己巳”、“庚午”、“癸酉”背双旗铜元。
  11.新疆喀什造庚午双旗铜元
  庚午年,即民国十九年(1930年),喀什继续按照“新疆喀什造己巳背双旗”铜元的铸造定式,铸造了“新疆喀什造庚午背双旗”铜元。
  “新疆喀什造庚午背双旗”铜元的面、背文字、形制与“新疆喀什造己巳背双旗”铜元完全一致。
  12.新疆喀什造癸酉双旗铜元
  癸酉年,即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是年,喀什铸造了“癸酉背双旗”铜元,这是民国时期新疆官方铸造的最后一种铜元。1933年,金树仁执政新疆时,哈密发生了农民武装暴动,甘肃军阀马仲英率部进入新疆,新疆境内的军阀势力纷起,为扩张势力,开始了军阀混战,战乱迭起,社会动荡。这一年喀什铸造的癸酉背双旗当十文铜元,其尺寸缩小、重量几乎减重一半。这足以反映当时新疆省政府当局为了解决财政极为紧张的状况,开始铸造减重铜元。同时,为筹措军费,还在该地区大量印发纸币。此后,随着新疆境内战乱的不断扩大,新疆省发行的纸币越来越多,导致了严重的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官方铸造的铜元也由于纸币贬值的拖累而停铸,最终不得不退出流通领域。
  “新疆喀什造癸酉背双旗”铜元,为喀什铸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癸酉年,即1933年。喀什铸造铜元,继续按照“己巳、庚午背双旗”铜元的铸造定式。铜元的面、背文字,形制与“新疆喀什造己巳、庚午背双旗”铜元完全一致。
  ①彭信威:《清代的货币》,见《中国货币史》第8章,84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②按当时定价,红钱400文合纹银一两,“当红钱十文”铜元需40枚合银一两。而此时已经是铜元100枚合银一两,可见铜元贬值已经非常严重。
  ③王树楠:《新疆图志》,食货三,铜币一,迪化局。

丝绸之路货币研究/黄志刚主编.-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0;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