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西市博物馆藏隋《安备墓志》考释

　　《安备墓志》是近年出土于洛阳的隋代墓志，出土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不详。此后该墓志以及墓葬中相关文物被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征集收藏，目前正在大唐西市博物馆中展出，也算是不幸中之万幸。葛承雍先生率先对该墓志做了初步考证，同时结合安阳、太原、西安等地出土的北朝祆教石葬具图案，对该墓出土的具有祆教色彩的石榻进行了细致的图像学分析。他指出安备是一名信仰祆教的入华粟特人后裔，并对北朝时期入华粟特人中祆教的传播进行了重新认识。①另外，该墓志拓片还曾在“2009年洛阳第二届民间收藏精品展”上展出，之后图版收入了《洛阳民间收藏精品集》一书。②该墓志铭共18行，满行18字，共315字，魏体，有界格。虽然字数不多，但其中蕴含的历史讯息却非常丰富。这里笔者服膺葛氏文章对于祆教石榻以及安备祆教信仰的分析考证，只是葛氏文中该墓志铭的录文及相关考证尚有可议之处。笔者长期从事洛阳隋唐外来移民研究，故结合洛阳以往出土的石刻史料，对于安备家族及其仕宦经历、宗教信仰以及安葬地点再做考释，庶几对该问题研究有所补益。墓志铭全文如下：
　　故开府长兼行参军安君墓志铭
　　君名备，字五相，阳城县龙口乡曹刘里人。其先出于安居耶尼国，上世慕中夏之风。大魏入朝，名沾典客。父知识，齐车骑大将军、直荡都督、千乘县散男。君种类虽胡，入夏世久，与汉不殊。此即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者也。善于白圭之术，蕴而不为，玄高之业，弃而不慕。讷言敏行，唯事安亲。室名龙驹，乡号指南。孝悌之响，闻于邦国。武平之末，齐许昌王莫府初开，牒为长兼行参军。一参府寮，备经驱使。虽未执断，小心恭奉。时辈之中，谦直逊顺。屡展懃诚，渐望昇进。但事与愿违，遇周统齐，许昌失宠，归于廉之第。君便义绝，遂还旧庐。敛志东罼，归田二顷。忽萦疾，医僚无工。大命运穷，奄从朝露。时年卅有四，以大隋开皇九年岁次己酉十月辛酉朔廿四日甲申葬于瀔水之南，长分桥侧。恐山壑时移，乃为铭曰：
　　门标贵胄，世代高良。比兰斯馨，譬蕊能芳。弱冠释褐，奉事君王。年始过立，奄归元常。
　　据墓志记载：安备字五相，阳城县龙口乡曹刘里人。阳城即今天的登封，北魏属阳城郡，隋初属河南郡。安备“其先出于安居耶尼国”，安居耶尼国在北朝隋唐时期的文献资料中从未出现过。根据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认为，中古时期汉地的安姓都是来自中亚粟特地区的城邦国家——安国，其具体位置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一带。安国在北魏时代称为忸密，《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载“忸密国，都忸密城，在悉万斤西，去代二万二千八百二十八里。”③忸密早在北魏时期就曾向北魏政权朝贡，《魏书》卷八《世祖纪》记载宣武帝永平二年(509)春正月，忸密和其他西域国家遣使朝贡。④到了隋唐时代，忸密在史书中被称为安国。如《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传》记载“安者，一曰布豁，又曰捕喝，元魏谓忸蜜者。”⑤玄奘西行取经经过这里时也记载中安国称喝捍国，西安国称捕喝国，东安国称屈霜你迦国。⑥墓志中安居耶尼国应该指的就是安国，只是这个称谓在北朝隋唐时期的文献资料中从未出现过，属于仅见。
　　自东汉魏晋以来，由于中原政权和西域关系的日渐密切，许多西域胡人已经来到了洛阳。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安姓粟特人早在西晋年间已经居住在当时的洛阳城了。2004年考古工作者在洛阳偃师首阳山镇北的邙山上发掘了西晋支伯姬墓，墓中出土的墓志砖铭文曰“永康元年二月廿一日安文明妻支伯姬丧”。支伯姬应是月氏人，永康是晋惠帝年号，即公元300年，安文明此时就居住在洛阳。⑦只是永嘉之乱后，北方陷入长期的战乱，洛阳遭到严重破坏。北魏时期，随着北方的统一，北魏国力日趋强大。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开始经营西域，他数次遣使臣出使西域，北魏与西域的交往逐渐频繁。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日趋繁荣的洛阳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许多西域使臣前来朝贡，所谓“蕃贡继路，商贾交入，诸所献贸，倍多于常。”⑧因此来到洛阳的西域人数量相当大。《洛阳伽蓝记》卷三就记载了当时胡族来华的盛况，“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从洛阳出土的《鄯月光墓志》记载鄯月光是车师国前部王车伯生儿子的妻子，既然鄯月光葬于洛阳，车师王子当然也居住在洛阳。⑨《鄯乾墓志》记载其是鄯善王鄯宠的孙子，其父鄯视在太平真君六年归附北魏，因而他们成为洛阳洛滨里人。鄯乾就在北魏做官，先后任员外散骑侍郎、城门校尉、安定内史等职，鄯乾死后葬于洛阳邙山，鄯月光和鄯乾都是西域鄯善国来到洛阳的贵族。⑩北魏文成帝的妃子于仙姬“西城(域)宇阗国主女也”，则来自于阗国。(11)虽然目前洛阳还没有发现北魏进入洛阳的粟特人墓志，但从洛阳以往出土的唐代粟特人墓志的追述来看，这一时期来到洛阳的粟特人数量也不少，如《康婆墓志》载“本康国王之裔。高祖罗，以魏孝文世，举国内附，朝于洛阳，因而家焉，故为洛阳人也。”(12)《安静墓志》载“魏皇统历，胤华胄于周南”，周南指的就是洛阳，说明其祖上也是在北魏时期来到洛阳的。(13)
　　而《安备墓志》记载，“上世慕中夏之风，大魏入朝，名沾典客。”则安备先辈也是在北魏时期来到洛阳的粟特人，正因为如此，他担任了典客的职务。北魏有典客署，其长官是典客监，负责接待外来使臣、蕃客的职官。或许安备祖上就是前面提到的宣武帝永平二年(509)来到洛阳的，并在典客署任职。安备的父亲安知识，史书无载。据墓志记载，他曾任北齐车骑大将军、直荡都督、千乘县散男。车骑大将军职位很高，属二品。关于直荡都督，在北魏、北齐隶属禁卫军系统的左右卫府。直荡都督是其属官，为从四品。(14)是禁卫军中步游荡队和马游荡队中的将领。(15)安知识爵位是千乘县散男，散男是北齐爵位中的最后一等，品级是从五品下。
　　有趣的是：墓志记载安备“君种类虽胡，入夏世久，与汉不殊。此即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也”，说明安备家族虽然是胡人，但是他自认已经在汉地生活了很久，受到汉地地域文化氛围的影响，已经汉化，和当地的汉人没有什么区别了。后一句典出《荀子·劝学》，用在这里表明当时入华粟特人的心态。安备“善于白圭之术，蕴而不为。玄高之业，弃而不慕。”白圭是战国时代著名的商人，玄高即弦高，则是春秋时代郑国的商人，两人都以经营商业而闻名，这表明安备有商业经营的才能。众所周知，位于中亚交通要冲的粟特人就是以经商而著称的群体，《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就记载粟特地区的康国人，“生子必以石蜜纳口中，明胶置掌内，欲其成长口常甘言，掌持钱如胶之黏物。俗习胡书。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园，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16)而玄奘也指出这里“风俗浇讹，多行诡诈，大抵贪求，父子计利。”(17)结合前面墓志的记载，笔者颇疑安备家族就是一个粟特商人家族，安知识也可能是胡商。北齐后期，胡商与上层统治者关系密切，颇受信用，许多胡商因此进入北齐政权的上层，安知识或许就是其中的一个。但安备对于商业却并不感兴趣，甚至放弃了这个职业。反而是“讷言敏行，唯事安亲。室名龙驹，乡号指南。孝悌之响闻于邦国。”他非常孝敬父母，在地方上孝悌之行颇著，以至于被队为是“龙驹”、“指南”，成为地方上的才俊和楷模，说明安备尽管有商业的背景，但在行为方式上却受到儒家深深的影响。
　　据墓志记载，北齐末年的武平年间，“许昌王莫府初开”，莫府即幕府，而墓志中的许昌王史书失载，而葛氏前引文亦失考。但爬梳史料，许昌王是有踪迹可寻的。据洛阳出土的隋《冯忱妻叱李纲子墓志》中记载其祖“长叉，齐侍中、许昌王，周少司徒，隋信州总管、相州刺史、上柱国、新宁密公。”(18)叱李又作“叱列”，《北齐书》卷二十《叱列平传》记载其子长叉“武平末，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封新宁王。”《北史》卷五三《叱列平传》也有相同记载。赵万里根据前引墓志援引《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开皇十七年诏令中“新宁公长叉”的记载，指出《北齐书》本传中将叱李长叉隋朝的封爵误为北齐末年所封。对于叱李长叉在北朝隋初的宦迹，赵万里考订甚详，可参看。(19)由此确证，叱李长叉在北齐武平年间的封爵应是许昌王。另外，洛阳师范学院近年收藏葬于开元六年(718)的《唐臧君夫人临海县君叱李氏墓志》记载其先祖“长又，齐尚书令，周大司徒，封许昌王。”(20)长又即长叉之误，尽管墓志对叱李长叉在北齐、北周的仕宦情况由于时间久远而有误，但其曾任许昌王应无疑义。这样《安备墓志》中提及的许昌王就是叱李长叉。叱李长叉开府置僚属之后，可能由于安备品行出色，他被任命为开府长兼行参军。这样安备进入了仕途，根据后面安备的卒年推断，其在武平末年正好20岁，因而墓志铭中说他“弱冠释褐”。根据北齐官制，开府长兼行参军为从八品，地位并不高。(21)有意思的是安备虽出身商胡，但在叱李长叉幕府却勤勤恳恳，表现出色，因而墓志记载“一参府寮，备经驱使。虽未执断，小心恭奉。时辈之中，谦直逊顺。”此时在叱李长叉幕府担任此职务并非安备一人，据《李元暨妻邓氏墓志》记载“齐开府仪同叱列长叉坐树论功，盛开莫府。虚襟待士，侧席思人。引君为开府行参军。辞不获免，解巾斯任。”则李元也曾任叱李长叉开府长行参军。(22)
　　北周灭北齐后，叱李长叉地位下降，因此墓志载“遇周统齐，许昌失宠，归于廉之第。”廉之第不可解，或许有脱文。而安备也“君便义绝，遂还旧庐。敛志东翠，归田二顷。”而同时代的李元也在此时“毕志丘园”。(23)安备本是商胡，并没有深厚的家族背景，年纪轻轻就回归田园也就不足为奇了。回到洛阳后他居住在东罼。东罼指东汉洛阳城的东罼圭苑，据《后汉书》卷八《灵帝纪》记载光和三年“作罼圭、灵昆苑。”注文称“罼圭苑有二，东罼圭苑周一千五百步，中有鱼梁台。西罼圭苑周三千三百步，并在洛阳宣平门外也。”(24)据《河南志》的记载：东汉洛阳城城东有三门，其中的南门称为耗门，又称宣平门、望门。(25)这样安备居住在洛阳城东。
　　安备去世的具体时间，墓志没有记载。仅记载他在开皇九年(589)十月二十四日被安葬。按常理度之，安备应该卒于此前的一段时间，如以开皇九年计，其卒年仅三十四岁，可谓英年早逝，因此墓志铭称“年始过立，奄归元常。”这样他生于北齐天保六年(556)。
　　由于安备墓是被私人挖掘出土的，因而葛氏前引文仅提到该墓位于河南某地。实际上安备安葬的地点在墓志中有明确的记载，即“毁水之南，长分桥侧。”葛氏录文“瀔”误为“洁”。(26)瀔水即谷水，北魏时期的谷水从洛阳城西北流入，在洛阳城西北角分流，由此向东、南分流绕城并有部分支流进入城中。(27)而墓志中提到的长分桥是汉魏洛阳城一处非常有名的处所，长分桥位于汉魏洛阳城两清风乡。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四载“出阊阖门，城外七里有长分桥。朝士送迎，多在此处。”(28)见这里在汉魏时期是迎送宾客故旧的重要场所。杨衒之在其下小注云“中朝时，以谷水浚急，注于城下，多坏民家，立石桥以限之，长则分流入洛，故名长分桥。或云晋河间王在长安遣张方征长沙王，营军于此。因为张方桥也。未知孰是。今民间语讹，号为张夫人桥。”可见，当时此桥就有多种称谓。这在文献和石刻中都能得到印证。如《魏书》卷五八《杨椿传》载其告老归乡之时，“群公百僚饯于城西张方桥”。洛阳出土的《张礼暨妻罗氏墓志》记载张礼夫妇“葬张方桥北二里，却背邙足，前眺洛川。”(29)从近年来洛阳地区新出土隋墓志来看，此地在隋代名称还是多种多样，《张颜墓志》则记载其开皇三年(585)十月葬于张方桥西北二里。(30)《王夏墓志》记载其在仁寿四年(604)葬于清风乡张方桥冯村之北一里。而《张盛墓志》记载张盛开皇十二年(594)葬于“邙山之南，涨分桥之北。”《□光墓志》记载他在开皇元年(583)六月葬于“张夫人桥西北二里”。(31)实际上都是一地。看来这里是隋代前期未迁址之前洛阳城市居民主要的葬区之一。有意思的是《张礼暨妻罗氏墓志》与《安备墓志》中所记载的安葬于长分桥附近的时间居然是同一天，即开皇九年(591)十月廿四日。据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记载：《张礼暨妻罗氏墓志》民国十八年(1929)阴历六月出土于洛阳城东大马村东下黄村北。(32)而前述《张颜墓志》据载出土于洛阳东郊白马寺镇朱村北约三百米。二村相距不远，可见东下黄村向南、朱村东南不远就是古长分桥所在。因此，安备的墓地在当时汉魏洛阳城城西长分桥附近。另外，长分桥所在的洛阳城西是隋代前期洛阳百姓重要的葬区，如隋虎贲郎将关明、洛州宗卫长史杨畅、御仗队副桥绍等都葬在这里。(33)
　　最后，关于安备的宗教信仰，墓志中没有反映。葛承雍先生根据其墓中出土的石榻上祆教色彩的图案认为安备是一名信仰祆教的粟特人后裔。(34)笔者认同这一论断。值得关注的是：建国前洛阳曾出土过葬于隋大业十一年(615)的《翟突娑墓志》，翟突娑是来自于粟特地区并迁居到洛阳的胡人后裔，他居住在嘉善里，而翟突娑也具有祆教信仰。(35)这表明隋代洛阳有一定数量信仰祆教的粟特人，而且洛阳地区粟特移民的祆教信仰一直延续到唐前期。根据《唐两京城坊考》卷5以及张鷟《朝野佥载》卷3的记载，此时祆教祠庙分布在洛阳的会节坊、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等处。粟特人还经常在祆祠举行宗教活动，“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酹神之后，募一胡为祆主，看者施钱并与之。其祆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吹毛不过，以刀刺腹，刃出于背，仍乱扰肠肚流血，食顷，喷水咒之，平复如故。”(36)
　　《安备墓志》是目前洛阳仅见的生活在北朝时期的粟特人的墓志，安备一生经历北齐、北周和隋三代，其墓志虽然内容简略，却蕴含了丰富的中古时期社会历史文化讯息，揭示了北朝时期外国移民进入中原地区的生活状态。我们看到：作为一名有商胡背景的粟特人，安备是入华粟特移民的第三代，尽管在宗教信仰上还保持着祆教的信仰。但他已经遵从儒家的孝悌之道，而且不愿意从事本民族所擅长的传统商业经营，反映出入华粟特人后裔身上多元文化的影响。众所周知，北齐上层社会胡风盛行一时，统治者沉溺于西域的歌舞、游戏和物品，一些胡人乐工凭借自己的歌舞技艺，一些胡商则凭借自己的雄厚财力接近统治阶层并得到他们的宠信，最终获取高位，在北齐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37)但对于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普通胡人而言，他们更多的是逐渐接受中原社会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努力成为以汉族为主流的社会群体中的一员。这方墓志给我们提供了当时普通胡商的生存状态以及面对汉文化的心态，尤其是墓志中“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的表述说明了此时汉地粟特人后裔的自我认知。而绝大多数北朝粟特人后裔就是在这种状态下最终融入了汉地社会。
　　附记：
　　笔者最早注意到安备墓志是在《洛阳民间收藏精晶集》中，当时惊喜异常。因为上个世纪以来，尽管洛阳出土了相当数量的北朝墓志，也有西域胡人的墓志。但是安备墓志则是第一个族属确定为粟特人的墓志。于是笔者就开始了对这方墓志的研究。之后，看了葛承雍先生的《祆教圣火艺术的新发现——隋代安备墓文物初探》，才知道这一珍贵墓志已经被大唐西市博物馆收藏。文章写成后，《考古与文物》2011年5期刊布此稿，当时考虑到大唐西市博物馆安备墓相关文物的展示，于是笔者采纳了葛承雍先生文中安备祆教信仰的观点。此后，胡戟师告知专家对具有祆教内容的石床与安备墓志的关系有疑问。为此，笔者也询问了洛阳的一些资深收藏家，其中的知情人告知，安备墓志与石床构件的确不是一起出土的，安备墓志出土于洛阳无疑，墓中除了墓志之外，还有数件白石俑。而汉白玉石床则非洛阳出土，但确是河南省内出土的，而且不止一套。这样的话，所谓的汉白玉石床就无法论证安备的宗教信仰了。而就墓志而言，丝毫看不出安备的祆教信仰。因此，其宗教信仰值得我们继续探讨。墓志中安备字五相，五相本身就是佛教的术语，即密教行者成就佛身所应具备的五种实践法门，就是所谓的五相成身，即通达菩提心、修菩提心、成金刚心、证金刚身、佛身圆满。安备的名与字就是备五相。因此，安备具有佛教信仰也有可能。文章写作过程中承蒙赵振华先生指正，谨致谢忱。
　　(本文原刊于《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5期。作者毛阳光，河南郑州人，史学博士，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副院长，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成员，研究方向为隋唐历史和古代碑刻。)
　　① 葛承雍：《祆教圣火艺术的新发现——隋代安备墓文物初探》，《美术研究》，2009年第3期，第14—17页。
　　② 王绣编：《洛阳民间收藏精品集》，解放军外语音像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页
　　③ 《魏书》卷一〇二，中华书局，1974年，第2270页。
　　④ 《魏书》卷八，第207页。
　　⑤ 《新唐书》卷二二一，中华书局，1974年，第6244页。
　　⑥ [唐]玄奘、辩机，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中华书局,2000年，第92—94页。
　　⑦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偃师商城博物馆：《洛阳偃师西晋文伯姬墓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3期，第40页。
　　⑧ 《魏书》卷六五《邢峦传》，第1438页。
　　⑨ 赵力光：《鸳鸯七志斋藏石》，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21页。
　　⑩ 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212《魏故征虏将军河州刺史临泽定侯鄯使君墓铭》，科学出版社，1956年。
　　(11)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38《大魏文成皇帝夫人于墓志铭》。
　　(12) 周绍良、赵超编：《唐代墓志汇编》贞观13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6页。
　　(13) 《唐代墓志汇编》显庆059，第267—268页。
　　(14) 《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中华书局1973年，第758页。
　　(15) 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第869—872。
　　(16) 《旧唐书》卷一九八，第5310页。
　　(17) 《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窣利地区总述》，第72页。
　　(18)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521，第352页。
　　(19)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卷九，第107页。
　　(20) 《唐故戎州都督府司马臧君夫人临海县君叱牵氏志石文并序》，洛阳师范学院河洛石刻艺术馆藏墓志。
　　(21) 《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第769页。
　　(22) 《汉魏北朝墓志集释》，图版507。
　　(23) 《汉魏北朝墓志集释》，图版507。
　　(24) 《后汉书》卷八，中华书局，1965年，第345页。
　　(25) [清]徐松辑：《河南志》，中华书局，1994年，第40页。
　　(26) 葛承雍：《祆教圣火艺术的新发现——隋代安备墓文物初探》，《美术研究》，2009年第3期，第15页。
　　(27) 段鹏琦：《汉魏洛阳与自然河流的开发和利用》，《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28) [北魏]杨衒之著、杨勇校笺：《洛阳伽蓝记校笺》卷四，中华书局，2006年，第201页。
　　(29) 《鸳鸯七志斋藏石》，第175页。
　　(30) 乔栋、李献奇、史家珍等：《洛阳新获墓志续编》，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14页。
　　(31) 赵君平、赵文成：《河洛墓刻拾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55、51、45页。
　　(32) 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洛阳大华书报供应社，1941年，第54页。
　　(33) 《鸳鸯七志斋藏石》，第171、172、176页。
　　(34) 葛承雍：《祆教圣火艺术的新发现——隋代安备墓文物初探》，《美术研究》，2009年第3期，第15页。
　　(35) 《鸳鸯七志斋藏石》第218页，相关研究参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第90—91页。
　　(36) [唐]刘餗、张鷟：《隋唐嘉话·朝野佥载》卷三，中华书局，1997年，第64—65页。
　　(37) 相关研究参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第297—300页。最新的研究参毕波：《论北齐宫廷内部及都城周边的胡人与胡化》，《文史》，2009年4辑，第47—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