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

　　清陆蔚亭稿本《龙门造像目录》记有：
　　高昌张安造像
　　总章二年二月十日①
　　按：此造像题记出于龙门何所窟龛，张安所造复为何像，陆氏稿本无有记载。冢本善隆等据40种清至民国初年中、外著录所辑之《龙门石刻录》中，亦未见收有此题记。然陆氏所辑，当有所本。
　　题记中所云“高昌”，即指立国于今吐鲁番盆地的麹氏高昌王朝。而高昌张氏之内徙，与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平高昌国后，对麹朝大族处置之政策有关。
　　按该地区之汉人，本汉魏之黎庶。东晋成帝咸和二年(327)，前凉王于此建高昌郡。历经前秦、后凉、西凉、北凉世。公元460年，柔然灭孤据高昌之北凉，立阚氏为高昌王。嗣后，张、马、麹诸氏相继立为高昌王。麹氏立国最久，共11王，历140年。历代之高昌王及其重臣，本皆是由河西走廊迁徙入高昌之大族，系汉族血统，并保持着汉族封建文化传统。麹氏王朝不仅先后与中原的北魏及北朝，而且与江南的齐、梁保持着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但是，在政治上更直接的是先后臣服于柔然、高车、铁勒及西突厥。因此，高昌国的建立与存在，是在统一封建王朝瓦解(或重建初期)的这个特定情况下，由当地大族在当时一势力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支持下，得以建立和维护的地区政权。因而在长时间的过程中，这些大族由此而得到的政治、经济特权，只要臣服一强大少数民族就可存在下去，维持住其地区政权，势必滋长他们的割据性。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中、外学人著作颇多，笔者在此仅列举若干资料，以证其割据性的存在。
　　据《北史》所记：
　　和平元年(460)……蠕蠕以阚伯周为高昌王。其称王自此始也。太和初，伯周死，子义成立。岁余，为从兄首归所杀，自立为高昌王。五年，高车王阿至罗杀首归兄弟，以敦煌人张孟明为王。后为国人所杀，立马儒为王。以巩顾礼、麹嘉为左右长史。二十一年(497)，遣司马王体玄奉表朝贡，请师逆接，求举国内徙。孝文纳之，遣明威将军韩安保率骑千余赴之，割伊吾五百里，以儒居之……(后失期未果)……儒复遣(巩)顾礼将其世子义舒迎安保。至白棘城，去高昌百六十里。而高昌旧人情恋本土，不愿东迁，相与杀儒而立麹嘉为王。②
　　由上引可见到高昌王之废立与当时一强大少数民族之关系，及大族内部权势之争。同时，也可见到马儒之被杀，是因他向北魏政权请求“举国内徙”。而所谓“高昌旧人情恋本土，不愿东迁”，除了不排除一般居民的情绪外，更多反映了业已建立基业、并在政治上取得独占势力的大族的担心，深恐因“内徙”后，不仅要重建家园，而且高昌国割据地位的丧失，他们在割据时所得到的政治特权亦难保持。故此杀马儒，另立麹嘉为王。
　　根据《北史·高昌传》记载，在麹氏王朝时期，亦曾两度向北魏政权表示要求“内徙”，当时北魏政权的答复是：
　　卿地隔关山，境接荒漠，频请朝援，徙国内迁。虽来诚可嘉，即于理未帖，何者?彼之氓庶，是汉魏遗黎，自晋氏不纲，因难播越，成家立国，世积已久。恶徙重迁，人怀恋旧。今若动之，恐异同之变，爰在肘腋，不得便如来表也。
　　这里表明北魏政权亦知高昌王国“成家立国，世积已久”，造成大族割据局面，影响已深。如果“举国内迁”，就会造成那些深怀“旧恋”的大族起来反对，马儒被杀的局面必将重演，最终是徒劳而不成。
　　隋之统一与炀帝的拓边时期，麹伯雅入朝称臣纳贡，并取隋宗室女为妻。③唐太宗世，麹文泰亦曾入朝，称臣纳贡。④然终不见高昌王再度表请内徙之举。这里除了表明他们固然如同过去那样维持着与汉族中央政权的传统关系，以取得政治上的认可。同时，也反映了他们依然想继续维持割据的局面。
　　贞观年间，麹文泰虽在西突厥支持下，敢于攻击焉耆等国，但也绝无问鼎中原之心。唐太宗《伐高昌诏》，虽列举麹文泰之种种罪名，但据魏徵所言，不过是：
　　陛下初临天下，高昌王先来朝谒，自后数有商胡，称其遏绝贡献，加之不礼大国诏使，遂使王诛载加。⑤
　　所谓商胡之言，不过言麹朝要对过境之胡商征税。设若麹朝不许西来商胡道经高昌而东去唐王朝，对其税收不利。而“不礼大国诏使”，则正反映了麹文泰依倚西突厥而割据高昌的心态。
　　正因为如此，当唐太宗下诏切责麹文泰时，文泰犹云：
　　鹰飞于天，雉窜于蒿，猫游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岂不活耶?⑥
　　麹文泰虽以鹰与雉、猫与鼠以譬唐与高昌，然犹云“各得其所，岂不活耶?”亦必反映了高昌国某些执政大族的割据心态。
　　吐鲁番阿斯塔那206号墓出土《唐垂拱四年故伪高昌左卫大将军张君夫人永安郡君麹氏墓志铭》一方，名为麹氏墓志，实则相当篇幅用以追述其卒于贞观七年(633)之亡夫张雄家世及在麹朝的显赫地位。其间云及贞观初年，麹文泰有“偷安之望”，妄图“阻漠凭沙”，与唐抗衡。张雄因“规谏莫用”，遂以“殷忧其疾”，卒于麹文泰延寿七年(时唐贞观七年，公元632年)。故有人因此而认为张雄反对分裂，主张统一。其实墓志之文多为谀词，何况此墓志系其妻卒于唐世所作。而高宗永徽之初，为对付西突厥，曾起用内徙之麹氏及麹朝旧时大臣之后，张雄之子张怀寂亦被任用。张氏一族亦因此而得返回旧地，从而在麹氏墓志中追述张雄生前即力主归朝，取消割据，实是夸耀张氏一族对唐王朝的忠心。若从墓志所记，张雄卒于贞观七年。而史称麹文泰在贞观四年(627)冬入朝唐廷，估计次年春始能返高昌。又据唐太宗《伐高昌诏》中所言麹文泰诸种罪状，可考者皆在贞观十年后。至于朝贡一事，据两《唐书》及《册府元龟》、《通典》等所记，直至贞观九年，麹文泰贡使基本一年一次。由是推知，张雄卒前，麹文泰与唐的关系应属正常。故墓志所记张雄拥护统一、反对分裂之事，未足为信。
　　当麹文泰闻讯唐发兵进攻高昌时，犹云：
　　吾往者朝觐，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设今伐我，发兵多则粮运不给。若发三万以下，吾能制之。加以碛路艰险，自然疲顿。吾以逸待劳，坐收其弊，何足为忧也。⑦
　　由此可见，麹文泰认为唐不如隋之强盛，秦陇凋残，无力支援大军进攻，故可“阻漠凭沙”以御之。但唐军已渡漠直抵其国门时，文泰忧惧而卒。子智湛继立，尚自割据不降。
　　唐军进围其“东镇城”——田地城，侯君集“谕之不降”，遂以“撞车”、“抛车”等当时重型攻城器械破之，继而进围高昌王都。此时麹智盛虽向唐认罪，犹归之于其父麹文泰，并不出降。侯君集遂令强攻：
　　因命士卒填其隍堑，发抛车以攻之。又为十丈高楼，俯视城内，有行人及飞石所中处，皆唱言之。⑧
　　而更主要的是，本来西突厥欲谷设与麹文泰有约，“有兵至，共为表里”，因而驻兵可汗浮图。但唐军克田地城，进围高昌王都时，“欲谷设惧而西走千余里。”⑨是故，在大军兵临城下，西突厥又惧不敢援助的情况下，麹智盛“计无所出，遂开门出降”。由此亦可见麹氏王朝之国王及重臣大族始终希望在西突厥支持下，利用自然条件的保障，以长期维持割据局面。
　　贞观十四年八月平高昌后，太宗下《慰抚高昌文武诏》云：
　　其有邪佞之徒，劝文泰为恶损害，彼者即令与罪，以谢百姓。自外一无所问，咸许自新。其有守忠直之节，谏争文泰及才用可称者，当令收叙，使无屈滞。今即於彼置立州县……其伪王以下及官人头首等，朕并欲亲与相见，已命行军发遣入京。⑩
　　由上可知，太宗平高昌后，即于其地置立州县，结束了长期割据局面。对高昌国之官员，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而麹氏王室及“官人头首”，则一律内徙。后者必包括有当地的大族。
　　由于史籍记载的缺乏，除麹氏王室外，“官人头首”包括哪些家族不清。但据吐鲁番出土墓志，我们知道有张氏一族。据前引张雄妻麹氏墓志及张怀寂墓志，知张雄虽早已逝世，然其妻及未成年之子皆已在内徙之列。今据《唐永隆二年张相欢墓志》(11)，知非是张雄一支的张相欢亦内徙。在出土墓志，如张礼臣、张团儿等墓志，皆见内徙记载，均非张雄一支。足见张氏一族各支多为麹朝“官人头首”。张氏当属内徙之列。
　　麹朝“伪王以下及官人头首”内徙后，迁居内地，史无记载。据罗振玉所获出土墓志，知麹氏居洛阳。又据前引《张相欢墓志》所记：
　　城宾之际，投化归朝……蒙补怀音队正。
　　又据《张团儿墓志》记：
　　大唐□历，抽擢良能，授洛阳怀音府队正。(12)
　　《新唐书·地理志》称洛州有折冲府39，其一为怀音府。又据《唐两京城坊考》称怀音府在洛阳外郭城之宣教坊内，(13)其“地团”当不止一宣教坊。由此可知，张氏内迁后，居于洛州外郭城宣教坊一带。
　　对于留居高昌旧地的大族及麹朝官吏如何处置，前引《慰抚高昌文武诏》中，仅有原则一句：
　　朕为人父母，无隔新旧。但能顾守忠款，勤行礼法，必使尔等永得安宁。
　　但据太宗《巡抚高昌诏》云：
　　高昌旧官人并首望等，有景行淳直及为乡间所服者……景拟骑都尉以下官奏闻。庶其安堵本乡，成知为善。彼州所有官田，并分给旧官人、首望及百姓等。(14)
　　这个诏令中关于授予勋官的执行，也为吐鲁番出土墓志所证实。根据《唐永徽三年王欢悦墓志》及《唐乾封三年(667)王欢悦妻麹氏墓志》，知王欢悦为麹朝殿中将军，又与王族麹氏通婚。志云：
　　属大唐启运，泽被西州，首望乡官，诏赐骁骑之尉。(15)
　　又据《唐贞观廿一年唐武悦墓志》记武悦本为麹朝兵部参军。志云：
　　属大唐统驭，泽及西州，蒙授云骑尉。(16)
　　按《旧唐书·职官志》载：
　　四转为骁骑尉，比正六品……二转为云骑尉，比正七品。
　　可知唐据麹朝政权中官员品位高低，从而授予不同品级的勋官。是否同样授予勋田，史无所载。但勋官的授予，表明唐王朝对他们的笼络，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们的政治心理要求。正是唐太宗考虑到高昌长期割据的历史，因而形成某些大族头领的割据心理，故在平高昌后，将麹氏王族及“官人头首”全部内徙、安置于洛阳，以便就近控制，同时允许他们在唐政府内充当官吏。前引张团儿等墓志，知皆已入折冲府任下级军官。张怀寂亦官至州司马。而对留在旧地的“旧官人并首望等”则给予某种安抚，使之“安堵本乡”。正因为如此，太宗既消灭了可能出现的分裂割据的苗头，同时又安定了西州的局面。
　　高宗永徽之初，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叛乱，复又起用内徙麹氏王族及“官人头首”。以麹智湛为西州都督，“以统高昌故地。”(17)张氏一族各支多返归故里。《张怀寂墓志》称：
　　永徽之初，再怀故里，都督麹智湛以公衣缨重望，才行可嘉……奏授本州行参军。(18)
　　张团儿墓志称其归高昌后，授交河县尉。同时，又启用留在高昌旧地未内迁之麹朝官吏，前引《王欢悦妻麹氏墓志》称：
　　至都督归国，知湛部分，强干灼然，遣摄天山县丞。
　　从而表明高宗在太宗处置麹朝“官人头首”及当地大族取得成效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他们巩固唐边陲地区的作用，与西突厥争夺“西域”的控制权，保护河西走廊。
　　内徙的张氏一族各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永徽初复又迁回高昌。而张安造像题记表明，张氏依然有人留居洛阳不归。吐鲁番出土洛州寄达西州的书函也证实了这一点。但作为整个高昌地区大族而言，已失去了旧时显赫的政治地位。在唐朝中央不见有高昌地区的大族人物充任高官。麹智湛虽在永徽二年(651)任西州都督，但至迟在麟德二年(665)已是崔智辩任都督。(19)张怀寂最高不过做到武威军之总管。张氏一族其他人员，则所见均在折冲府中充任各级军官，已不复再有当年的显赫地位。作为张氏一族，据吐鲁番出土墓志所载，凡在麹朝时所撰墓志，皆称“敦煌”人，入唐之后墓志，皆称“南阳白水”。《张安题记》中，既不称“敦煌”，又不用“南阳白水”，而行用“高昌”，似乎亦反映了由于统一，从而失去了过去政治经济特权，由此而产生怀旧感。
　　(原载黄约瑟、刘健明合编《隋唐史论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3年版)
　　注释：
　　①载《文物》1961年4、5合期，第88页。
　　②《北史》卷九七《西域·高昌传》，第3212—3213页，中华书局标点本。《魏书》缺此传，据《北史》补入。又按：有关此条记载，冯承钧氏之《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63年第2版)有考，但不涉及本文要点，故不一一注出。
　　③《隋书》卷八三《高昌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④《旧唐书》卷一九八《高昌传》，《新唐书·高昌传》。
　　⑤《贞观政要》卷九《安边》，第2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⑥《旧唐书》卷一九八《高昌传》，第5295页。《新唐书·高昌传》。
　　⑦同上，第5292页。《新唐书·高昌传》。
　　⑧《旧唐书》卷六九《侯君集传》，第2511页。
　　⑨同上。又见《通典》卷一九一《高昌传》，王文锦等点校本，中华书局1988年版。
　　⑩《文馆词林》卷六六四，《适园丛书》本。岑仲勉《西突厥史料编年补阙》(载《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年版)考云“当今”应作“当令”，“谅宜”应作“量宜”。
　　(11)Stein：《INNERMOST ASIA》，Lxxr AST.010ASTANA。
　　(12)藏新疆博物馆。
　　(13)参见徐松撰、张穆校补，方严点校《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中华书局1985年版。
　　(14)《文馆词林》卷六六四，前引岑仲勉氏文，此“景拟”为“量拟”之讹，然岑考此诏作于贞观二十二年底或二十三年初则非。
　　(15)Stein：《INNERMOST ASIA》，CXXVII.Ast.ix.Ⅱ XXV Ast.ix.1.03ASTANA。
　　(16)参见《新疆文物》，文物出版社1973年版。
　　(17)《册府元龟》卷九九一《外臣部·备御四》，中华书局1982年版；又见两《唐书·高昌传》。
　　(18)罗振玉：《西陲石刻录》，原志今藏新疆博物馆。
　　(19)《新唐书》卷三《高宗纪》，中华书局标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