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

　　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变文、传文、话、赋之类文书，多有前贤从文书拼合、释文、标卷、断代、定名等方面，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多部各有千秋的集子，把这批珍贵瑰宝初步整理研究的结果，奉献于世人。这类集子的整理者所作的注释、校议等成果，也都是帮助读者领悟要义，或作进一步研究的入门津梁之作，前贤及同辈学人，从文字、语言、文学诸角度出发，进行了多学科的分工合作研究，亦取得了斐然成果。
　　这类民间文艺创作成果，从文艺分类上讲，无论是变文、传文、话、赋之类，其共同点是有讲有唱，一般说来是以讲为主，辅以韵文唱颂。如果归纳而言之，称作讲唱文艺作品亦未尝不可。
　　作为“讲唱者”，首先要掌握一文字记录之“底本”，平时不仅要熟读，以达到完整背诵之程度，而且要对底本所描写的事件的发生发展、人物喜怒哀乐情绪的变化等，有深刻体会，方能在讲唱之时，达到“声情并茂”的境界，方能使听众“乐闻其说”，并能达到最终目的，也即“以悦俗邀布施”。
　　向达先生在《唐代俗讲考》中指出：
　　宋代说话人以及傀儡戏弄影戏者，俱有话本，而齐梁以来僧人唱导，亦各有依据。①
　　这里虽说的是齐梁之世的“僧人唱导”及宋代的“说话人”，但无论“唱导僧”，亦或“说话人”，在其“唱导”、“说话”时，“亦各有据”，也即有“底本”。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宋元话本》中曾指出：
　　说话之事，虽各运匠心、随时生发，而仍有底本，以作凭依，是为话本。②
　　应是最早提出“话本”为“底本”之说。施蛰存先生在驳日本汉学家增田舍《论“话本”的定义》的观点——“话本”的定义不能解释为“说话人的底本”时，首先就引述了鲁迅先生上述论断。
　　施先生还进一步考定“底本”的涵义，应有三个阶段：
　　首先是一个能创造故事(话)的艺人，他自己记录下他的讲话，一则防止遗忘，二则以备随时修改，这是“底本”的最初意义，可以说就是“底稿”。重点在“底”字。这种“底本”，每一个艺人都各有自己的一份，不向外传的。
　　第二阶段是，多数艺人不会自己创造故事。他们没有自己的底稿，就利用师傅的讲稿，作为他们的底本。这时候，所谓“底本”，应当解释为他所依据的文本，重点在“本”字。③
　　以上虽主要就宋代“话本”而言，但无疑对讲唱文艺中的讲唱“依据”——“底本”，理清了脉络，道出了原委，同样适用于在雕版印刷盛行前的唐代，即敦煌藏经洞所出变文、传文、话、赋之类，皆是民间讲唱艺人所持之“讲唱”的“底本”。
　　据这些“底本”所见，作者固有一定文化素养，却也并非上乘，而且作为文艺创作之特性，并不等同于经史之作。故即令其本取材于佛典史传之题材，由于其自身素质之限制，大多生吞活剥，但若照本宣科，听者自感索然无味，“讲唱者”复何能得“布施”。故“讲唱者”为取悦世人，自然蔓生枝叶，添加杜撰，不顾史实真实，而作文艺夸张。至于取材民间传说之作，更是荒诞无稽。在这些作品中，也就往往出现或子虚乌有之处，或张冠李戴之处，因而往往易为世人忽视其真实性。如果揭去这层面纱，就会发现作者往往因时而作，总是直接间接反映了时代之特征，如世人所关心的现实问题，时代风尚变化发展与社会现实的变化发展、制度变化等等。特别是作者总是在有意无意中，把当代风俗及现行之各种制度糅掺于自己作品之中，看似“无知”却又“有知”。因此，在进一步探讨这一批民间文艺瑰宝时，还应从历史角度去考察，方能进一步深入认识其价值，同时也更有利于对文字、标点、断句以及创作时代与动机的准确判断。
　　一、以断句为例
　　《伍子胥变文》(s.0328)原件抄录如下：
　　1至晓即至江西 子胥告令军兵 大须捉搦 此是平王之境 未曾谙悉
　　2山川 险隘先登 远致虞候 长巡子将 纹略横行 傔奏偷路而行
　　3游奕经余一月 行逞(程)向尽(下略)
　　大约由于此三段原件抄录行式如此，故诸本录文断句皆作如下：
　　未曾谙悉山川，险隘先登，远致虞候，长巡子将，绞略横行。傔奏偷路而行，游奕经余一月，行程向尽。
　　但若据此种断句标点方式，仔细玩味，几不可解。但若从历史研究角度出发，据《太白阴经》、《通典》等史籍，依照每种军职的执掌特点去进行考察，就可发现上种断句标点仅据原文书抄录形式而定，实欠妥当。
　　笔者曾撰文指出，据史籍，按照唐代之行军制度，并及虞候、子将、傔人、别奏、游奕等武职之执掌、择用标准诸方面去考定，应作如下断句标点：
　　未曾谙悉山川险隘，先登远致：虞候长巡，子将绞(较)略，横行傔奏，偷路而行游奕。经余一月，行程向尽。④
　　总之，这类民间文艺的”底本”的抄录，并不如佛、道经典的抄录，还要从其本身以及所涉及到的各种制度去考察，方能找到一种比较符合原意的标点方式。
　　有关此类事例尚多，此处不一一指出。
　　二、以专有名词为例
　　《汉将王陵变》中，述汉军拟夜袭楚营，行前王陵语灌婴曰：
　　陵语大夫今夜出，楚家军号总须翻。
　　同文中，述及楚将季布奉霸王令巡营云：
　　中军家三十将士，各执阔刃蓦(陌刀)，当时便喝：“既是巡营，有号也无?”
　　笔者复据李荃《太白阴经》第五十二夜号更刻篇及《通典》兵典引李卫公兵法，这“军号”及“号”即军中夜所行用之制，犹如近代以来军中之“口令”。
　　故当季布被问“有号也无”时，答曰：
　　“有号，外示得?”中军将士答：“里示!”合，惧(拒)马门霍地开来，放出大军。
　　根据《通典》引李卫公兵法的规定，“不得高声唱号”。故季布所云“有号，外示得”以及中军家将士答云“里示”，即是季布反问“能大声吗”之意，回答“里示”，即表示“小声”之意。而“合”，表明双方“掷号”相符于大将军所定当夜之“号”。故开“拒马门”放季布出营巡探。⑤
　　有关此类例证亦复有之，此处不一一列出。
　　三、以判断写作年代为例
　　以《舜子变》为例：
　　按舜以孝事亲，传说由来已久，且有儒家著作为证。但唐尧虞舜世事，历代相传，难免多有增改。而作为民间文艺创作，自必难于判断该篇变文创作年代。但该篇记舜父瞽叟唤言舜子云：
　　辽阳城兵马下，今年大好经记(纪)。阿耶暂到辽阳，沿路觅些宜利。
　　该篇尾部题记用后晋石敬塘天福年号，但此绝非创作年代。据前云“辽阳城兵马下，今年大好经纪”，则据两《唐书》及《资治通鉴》，应指唐太宗或者是唐高宗征辽之时。唐无“辽阳”，但或因用旧典，或指辽水之北，亦未尝不可。
　　以《唐太宗入冥记》为例：
　　按此文记唐太宗入阴曾地府，遇冥判官崔子玉及还阳之事，末云：
　　太宗赐崔子玉，蒲州刺史兼河北廿四州采访使……(崔子玉云)陛下若到长安，须修功德，发走马使.令放大赦，仍□□门街西边寺，录讲《大云经》。陛下自出己分钱，抄写大□□。
　　笔者据史籍补订：
　　仍*(外□里朱)*(外□里雀)门街西边寺
　　抄写大*(外□里云)*(外□里经)
　　并考“朱雀门街西边寺”，应指“大云寺”。
　　从而表明该文应是作于武则天登基后，重视《大云经》，在全国各州县建大云寺时。而到唐玄宗时，于开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采访处置使”后，此篇变文尚在民间流传，有人讲唱，故又将新出现的、亦为世人所尊重之衔名，加在崔子玉的头上。⑥这也足证前引施蛰存先生所论及“一个能创造故事(话)的艺人的‘讲稿’，以备随时修改”的论断是正确的。
　　此类例证尚多，不一一列举。
　　四、因“与时俱进”而改写之例
　　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两种写本之《燕子赋》，无论是文艺价值还是史学价值，都是引人注目的。两种写本之《燕子赋》，俱以“雀占燕巢”为创作题材，俱用“拟人化”的创作方法。且就故事情节的发展而言，其基本线索、情节发展及结局，也是大致相同的。由于创作者生活在唐代，虽然不悉制度，但直接统治其身的制度却又不可能不熟悉知晓，因为那些有关“编户齐民”严格控制、管理与惩治的法规，正是专制中央集权下的紧身咒。
　　因此作者以“候鸟”燕子比为“浮逃户”，以“留鸟”雀儿比作具有“编户齐民”身份的在“籍”之民。“雀儿”见“浮逃户”身份的“燕子”辛苦造得一宅，故先以“括客”恐吓“燕子”，继而以武力夺得。
　　“燕子”遂向百鸟之王凤凰投诉，经讯问判断，舍宅断还燕子。但在若干重要情节的变化与描写之中，却又看到大不相同之处，甚至某些在我们今天看来极为重要的部分，在甲种本中作如是的描写，而在乙种本中，却又作了迥异的改写。
　　笔者就两种写本，将若干部分，加以对比，看出其差异，结合《唐会要》、两《唐书》、《全唐文》等典籍，并结合敦煌吐鲁番文书，考定甲种本写在武周圣历元年(698)，即李峤证圣元年(695)提出搜括“浮逃户”的方法之后。而乙种写本，则是作于唐玄宗开元九年(721)至十二年(724)，采纳宇文融之搜括处置“浮逃户”的建议之后。
　　“浮逃户“的出现与地域、规模之扩大，不仅造成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齐民”减少，以致影响国家赋税收入，并使兵源枯竭，而且一旦“浮逃户”成为“光火大贼”，还会影响社会稳定，最终都会危及封建国家的存在。
　　李峤、宇文融的建议被武则天、唐玄宗采纳，并以法令形式颁布实行，对社会都会产生重大影响。甲种写本《燕子赋》中的有关描写，反映了当时对“浮逃户”的处置方式。但到了玄宗开元时期“浮逃户”问题又在新形势下成为社会重大经济政治问题，宇文融根据当时形势，也考虑了武周圣历括户的情况，提出了新举措。如果讲唱者还照甲种写本讲唱，自然不为世人所喜。故在保留甲种本的描写手法、主要情节的前提下，作了适应新形势的改写。
　　由于从历史角度去考察，不仅解决了写作年代的问题，阐明了改定的历史背景，同时对一些可说是“关键”之字的理解，亦可避免单从文字角度去考察。如燕子云“我得永年福”之“福”，据宇文融之建议及《唐会要》所记开元十六年十月敕所记，“福”字应正作“复”，“永年福”即“永年优复”。
　　在所有讲唱文艺之中，仅此两件保存了改写的实物。它们不仅有重大文学价值，而且从历史角度去考察，不仅解决了许多本身存在的谜团，而且对历史研究也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五、于怪诞之作中见真情之例
　　《庐山远公话》一篇，最为怪诞。刘铭恕先生在《敦煌遗书总目》中，引元人之说，指出“远公七狂”出于伪作《莲宗宝鉴》，周绍良先生更有详考。但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庐山远公话》中所云，大都有据。
　　如“话”中之“庐山远公”，实是孤明先发，首倡“一阐提人皆可成佛”而又上过庐山的竺道生，主净土，结莲社的身居庐山的惠(或作慧)远，以及立“涅槃宗”的小远(隋高僧慧远)。“话”中反映了“涅槃”、“天台”二宗之创立年代。尽管今天我们所见的文书后有开宝五年(972)题记，足证此时尚有人抄录，以供讲唱，但其中似并无禅宗明显之证。而远公之被掳掠下庐山，后又卖到东都，是因“寿州贼白庄”上庐山掳掠之故。考史东晋末卢循曾上庐山见远公，但并无丝毫掳掠之事。这个“寿州贼”，笔者考为唐末本为寿州屠户的王潮，后为光州刺史。因与秦宗权交恶，遂挟兵南下过江入闽，有途经江州之事。故此我们从历史(包括佛教史)的角度来考察，就可以从根据伪作生吞活剥、张冠李戴之作中，看到它的真实价值。
　　此虽列一例，但不少讲唱作品中，皆有此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多学科的、多视角的综合考察，研究敦煌藏经洞发现的这批民间文艺瑰宝的重要性。而从历史角度的考察，“以史证文”、“文史互证”，自能更加有力地、全面地发现和利用这批瑰宝，从而各学科皆可得到“互补”、“互利”的结果。
　　(原载项楚、郑阿财主编《新世纪敦煌学论集》，巴蜀书社2003年版)
　　注释：
　　①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04页。
　　②《鲁迅全集》十二册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0—117页。
　　③施蛰存《说“话本”》，载《文史知识》1988年第10期，中华书局版。
　　④朱雷《<伍子胥变文>、<汉将王陵变>辨疑——读敦煌变文札记(一)》，收入武汉大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7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24页。
　　⑤朱雷《<伍子胥变文>、<汉将王陵变>辨疑——读敦煌变文札记(一)》，收入武汉大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7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24页。
　　⑥朱雷《<伍子胥变文>、<汉将王陵变>辨疑——读敦煌变文札记(一)》，收入武汉大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7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