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

　　辽阳城兵马下 大好经纪 沿路觅些宜利
　　《舜子变》记瞽叟唤言舜子云：
　　辽阳城兵马下，今年大好记(纪)。阿耶暂到辽阳，沿路觅些宜利。去时只道壹年，三载不归宅李(里)。①
　　按：舜以孝事亲传说由来已久矣，历代相传，自然也就把许多后代事物掺杂进去。如本变文中既云唐尧虞舜世事，何得又有“辽阳城兵马下”，自不待辩。而云舜子“先念《论语》、《孝敬》，后念《毛诗》、《礼记》”，则更荒唐。这些看来是“无知”之举，却恰恰向我们提供了判断这篇作品创作年代的线索。
　　本文尾部题记云：“天福十五年岁当己酉。”按后晋石敬瑭建元天福，至七年(942)卒，石重贵立，初继用天福年号，至八年七月改元天运。三年(946)，亡于契丹。天福十五年则当后汉刘承祐乾祐三年。唯若天福十五年，岁当庚戌，题记所记纪年及干支，二者必有一误。有关归义军曹氏奉行五代时期中原诸王朝正朔，接受封号事，中外前贤学者考证精详，此处不欲赘引。笔者所要指出的是，这篇变文的创作年代，必在天福以前，是无疑问的了。
　　又本文结尾处，题作“舜子至孝变文”。变文作为一种创作文体，始于唐代，盛于唐代，亦为前贤所考定。由此可以判断，本文是唐代民间文学作家，以流传已久的传说人物虞舜以孝事亲的故事，加以整理，用“变文”文体，再度加工创作。其间也必然会在有意无意之中，把作者所处时代发生的事件，渗透进他的作品之中。
　　本变文中记“辽阳城兵马下”句，这里“兵马”二字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即在“辽阳城”集中了大量军队，当有大规模战事发生。然考有唐一代，并未见有“辽阳城”名。考诸史籍，在汉辽东郡下有辽阳县，②今辽宁省辽阳市附近。后魏世有辽阳城，③今山西省左权县。④汉武世及隋文帝、炀帝世，亦皆有辽海之役，似乎亦可指西汉及隋两朝之用兵。然以“变文”文体而言，又可排除这两种可能。
　　有唐一代虽无“辽阳城”名，但并非不见“辽阳”之记载，今忆唐太宗《宴中山王》诗，有云；
　　驱马出辽阳，万里转旂常。对敌六奇举，临戎八阵张。斩鲸澄碧海，卷雾扫扶桑。⑤
　　此处无须作繁琐之考证，即可知作于贞观十九年(945)，御驾亲征辽海之时。仅就“碧海”及“扶桑”句，可知诗中“辽阳”地望，濒临朝鲜之地。唐虽无“辽阳”，太宗仍用汉旧地名入诗。此亦诗人用典手法，无足为怪。或即以“辽阳”指辽水之北，亦未必不可。有唐一代，太宗、高宗两朝，多次发动辽海之役，史有详载，且前贤多有论述，亦无须于此一一赘引。
　　瞽叟称言“辽阳城兵马下，今年大好经记(纪)。阿耶暂到辽阳，沿路觅些宜利”系指何事?按“经纪”二字本意，据张文成云：
　　滕王婴、蒋王晖皆不能严慎。大帝(按指高宗)赐诸王，不予二王(按指滕、蒋二王)，约曰叔(按指滕王)、蒋兄自解经纪，不劳赐物与之。⑥
　　按，滕、蒋二王贪鄙聚敛，两唐书本传有载，由此可见，“经纪”二字，实指聚财而言。
　　瞽叟一介白丁，他的“经纪”，只能靠“辽阳城兵马下”而得以“沿路觅些宜利”。而此举指何而言?今考同时敦煌藏经洞所出之《韩擒虎话本》所记，韩领隋兵平陈，军至中牟，为探陈军机，派一官健作探。
　　丐(改?)换衣装，做一百姓装里(裹)。担得一栲栳馒头，直到萧磨呵塞内，当时便卖。探得军机，即便回来，到将军帐前唱喏便报……(萧军)大开塞门，一任百姓来往买卖。⑦
　　按此话本，虽言隋事，但未必作于隋代，且敢直言文帝之篡立，非隋时所敢道。而话本开宗明义讲到：
　　会昌既临朝之日，不有三宝。毁坼(拆)伽蓝。感得海内僧尼，尽总还俗回避。
　　此所指，为唐代会昌三年(843)灭佛之事。而以“话本”文体，亦为唐之文学形式。凡此种种，前贤多有考证，足见此《话本》，既创作于唐代，其间势必将唐代之事物渗进以隋代故事为题材的作品之中。也正反映了当时尚有小贩将馒头之类食品于军中出售。
　　按唐代军队之中，一般战士生活非常艰苦，王梵志诗记征行府兵生活云：
　　碛里向西走，衣甲困须擎。白日趁食地，每夜愁知更。铁钵淹乾饭，同伙共分诤(纷争)。长头饥欲死，肚似破穷坑。⑧
　　这里讲的是碛西行军之困境，背着沉重的衣甲，急行赶往前站宿营地，而军食量少质差，十人一锅就餐，不得不相互争抢。因此出现“肚似破穷坑”，长期处于饥饿欲死的境地。据刘仁轨所云，太宗朝辽海之役：
　　见百姓人人投募，争欲征行，乃有不用官物，请自办衣粮，投名义征。⑨
　　足见此“投名义征”者，尚有钱财。就是到高宗朝，虽不见有“义征”者，但被征发的府兵中，亦非俱是穷困百姓。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之高宗朝人左憧憙墓之墓志，表面他虽非如墓志所言“财丰齐景”之大富户，但仍是举放小额高利贷、并能购买园地者。据该墓出土《唐麟德二年(665)赵丑胡贷练契》记：
　　1.麟德二年八月十五日，西域道征人赵*(外□里丑)
　　2.胡于同行人左憧憙边贷取帛练
　　3.叁疋。其练回还到西州拾日内，还
　　4.练使了。⑩
　　按麟德二年西域道行事，当与是年闰三月于阗战事有关，史称：
　　疏勒、弓月两国共引吐蕃之兵，以侵于阗。诏西州都督崔知辩及左卫将军曹继叔率兵救之。(11)
　　据此则知，左、赵被征行，应与赴援是役有关。左墓同时出土二份《支用钱练帐》。其间涉及在“胡乍城”、“据史德城”、“拔换城”、“安西”。考读史籍，安西都护府置于龟兹，其余上述三城，俱在安西管内(12)。可见此二支用帐皆记左从行是役，赴安西管内，用钱练购物帐。有关此二帐考释，当另撰文论之，此处表明左与赵同赴安西之役，赵向左借钱，未必定作沿途行军改善生活用，但左必有钱财另行购买食物，以补军食之不足。
　　由上可知，唐行军途上，因军食之量、质俱差，且至少兵士之中，带有钱财的，要向商人购买。因此，瞽叟所谓之“沿路觅些宜利”，即是跟随大军，做些小生意谋利。此种情况，犹见于后世，近代左宗棠军西进时，天津及其附近小贩亦随之而西行，最后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市)成为一帮强大的商业势力。
　　瞽叟所谓一去辽阳，三年不归。三年举其成数而言，且民间作家创作文学作品，数字未必精确，但言其停留久矣。太宗、高宗朝多次发动辽海之役，各次时间长短不一，此处亦无必要详考。总之，本变文作于太宗、高宗两朝辽海之役时(或稍后)，应是无疑的。
　　南阳白水张，见王不下床
　　按《前汉刘家太子传》云西汉末汉帝(当指平帝而言)患病，恐日后权臣篡位，故遗言其子，若有难可投南阳郡，因“彼先有受恩之人，必会救汝”。后果有王莽篡位。
　　其太子逃逝，投于南阳郡……郡中唯有一人，名曰张老，先多受汉恩德……(遂遣其子)引(太子)至入门……便识太子，走至下阶，即便拜舞，问其事[理]已了，却便充为养男，不放人知……(后太子)遂兴兵却得父业。故云：“南阳白水张，见王不下床。”此之事也。
　　本传早经前贤考定，事属子虚乌有，且笔者无意于文学作品探源，而旨在探讨创作年代。传文中既称“南阳白水张，见王不下床”，知其必为推崇“南阳白水张”一族，这里也就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使我们得以找出本传文创作的时代和地域。
　　张公救助刘家太子事既属子虚乌有，而虚构这个故事的目的，显然是为推崇“南阳白水张”，云其立有殊勋——保护刘家太子脱难，助其复国，因故得此荣宠——“见王不下床”。这也必然同该传文作者所属时代与地区有关。
　　敦煌藏经洞中所出各种文学作品，当然不少是来自沙州以外地区，但也有若干是出自当地民间作家的手笔。因此，这些作品也势必要反映当时当地政治生活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势必要歌颂当地的最高统治者。在《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中，就可见到在归义军张氏时期，对两位节度使歌功颂德，已达无以复加的程度，若以本篇传文与这两篇变文相比较，有理由认为本传文也同样是在归义军张氏统治时期，由当地民间作家加工创作的。
　　按张氏之迁至敦煌，张氏之族源，以及自汉以迄于唐张氏家族之迁徙与地方政治，前贤多有考证，此处不欲赘引。我们知道，五胡十六国时期，长期生活在敦煌的一支张氏，迁入当时的高昌郡。在麹氏高昌王国时期，凡出土墓志，张姓例称敦煌张氏。但一入唐之后墓志则改为“南阳白水”。如吐鲁番阿斯塔那206号墓出土的《唐故伪高昌左卫大将军张君夫人永安太郡君麹氏墓志》，(13)以及早年出土的《张怀寂墓志》，(14)皆称张氏“源出白水”。敦煌藏经洞所出《张议潮张淮深别传》所记张氏源出，亦同前引二碑，俱云出自南阳白水，(15)有关张氏族源，前贤学人数有考定。此处不在于探讨何说有据，无须详辩。总之，无论张氏自汉由何地迁入敦煌，今所见明确提及“南阳白水”是在唐代。今见敦煌所出《天下姓望氏族谱残卷》所记，南阳郡十姓，张姓为首，(16)故敦煌张当在唐时，据氏族谱，而以南阳白水作郡望。
　　又自大中十年(856)，张议潮逐吐蕃，上表唐宣宗，而得授归义军节度使，此后张氏历代相传。唐此时已衰微，内外交困。沙州张氏虽奉唐正朔，受其封号，但唐已无暇顾及，而张氏坐大矣。反映在当时当地创作之文学作品中，明显地看到了这个现象。如《张议潮变文》中记：
　　三光昨来转精耀，六郡尽道似尧时……再看太保颜如佛，恰同尧王似重眉……某乙口承阿郎万万岁。
　　这里把张议潮比作唐尧圣主，比作释迦牟尼，并且在封建等级森严的时代，敢对之高呼“万万岁”，这都反映了在归义军张氏统治沙州地区时期张氏的特殊地位，以及权势之显赫。因此，在由当地民间文学家所创作的作品中，出现“南阳白水张，见王不下床”也就不足为怪了。
　　据此可知，题为《前汉刘家太子传》的文学作品，是在归义军张氏统治沙州地区时期，由当地民间作家，据民间传说，进行旨在歌颂统治者张氏家族的加工整理，创作而成。
　　大云经 □□门街西边寺 河北二十四采访使
　　《唐太宗入冥记》中，记唐太宗如阴曹地府，遇冥判官崔子玉事，云及崔判官敲诈太宗得官之事，并云崔嘱太宗还阳后，应做功德事。
　　(太宗赐崔)蒲州刺史兼河北廿四州采访使……仍赐蒲州县库 钱二万贯……(崔又云)陛下若到长安，须修功德，发走马使，令放天下大赦，仍□□门街西寺录，讲《大云经》，陛下自出己分钱，抄写大□□(云经)。
　　上段照抄《敦煌变文集》所收之文。有关本件文学作品，研究者甚多，已考其故事渊源，以及文中涉及的玄武门之变，同时研究了对后世小说，如《西游记》之影响，此处亦无须赘引。本文则在于考证该篇作品创作于何时，是否中间又经再度创作，以及有关寺名地望之解释。
　　按有关《大云经》的考释，观堂先生《唐写本大云经疏跋》已有详考。(17)总之，《大云经》的受到重视，是武则天为取代李唐的政治需要，故令天下诸州置大云寺，颁《大云经》于天下。“寺各藏一本，令升高座讲说。”这个诏书是得到了认真贯彻的，我们从杜环的记载中，也可见到，直至碎叶城都建有大云寺。(18)
　　太宗既入冥，若要还阳，当然应该做功德，也就是要写佛经若干。同时敦煌藏经洞所出的黄仕强入冥记，就是要写《证明经》，(19)这也正反映了某位民间文学家创作本作品当在武则天载初改元、尊崇《大云经》之时。
　　至于“仍□□门街西边寺录，讲大云经”句，前因有残缺，甚或还有脱漏，故难于补阙纠谬。但若与后半句中《大云经》结合起来考察，似乎就可得到解决。
　　“寺录”仅就二字，殊不可解。唐虽有“僧录”，但不可写作“寺录”。今据宋次道《长安志》知：
　　当皇城南面朱雀门，有南北大街，曰朱雀街……东西广百步……万年、长安二县以此街为界。万年领街东五十四坊及东市。长安领街西五十四坊及西市(20)。
　　这里的记载，似乎可以帮我们补入缺字，应是“朱雀门街西边”。如果我们沿这条路线，再探索下去，就会发现一所寺院。前引《长安志》卷10记载了朱雀门街西之第四街，即皇城西之第一街，内有一怀远坊，坊东南隅有大云寺，该条下注云：
　　本名光明寺，隋开皇四年文帝为沙门法经所立……武太后初，此寺沙门宣政进《大云经》。经中有女主之符，因改为大云经寺。遂令天下每州置一大云经寺。此寺当中宝阁崇百尺，时人谓之七宝台。
　　由此可见，崔子玉嘱太宗还阳之后，所作功德，即指定于朱雀门街西边大云寺内，抄录《大云经》，并延僧升高座，宣讲是经，所谓太宗出“己分钱”抄写，即谓做功德，要心诚，须用自己分内之钱，而不得聚敛钱财来写经。此句亦可补正为：“朱雀门街西边大云寺，录讲《大云经》。”据此，知这篇作品当作于武周推崇、宣扬《大云经》时期。
　　但文内又见太宗赐崔子玉官至“蒲州刺史兼河北廿四州采访使”。按，采访使，即采访处置使。“玄宗开元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初置十道采访处置使，”(21)按采访使本按道分置，此处所言“蒲州刺史兼河北廿四州采访使”，当指太宗任崔子玉为蒲州刺史，又兼任河北道采访处置使。很明显，民间作家又把玄宗世置设之使衔名，加到太宗世。综前所述，从对《大云经》的尊崇，反映这篇作品创作于武周载初之世，从“采访使”名的出现，又反映了在开元二十二年后又经过再度加工。
　　(原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九、十期，《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出版，1988年12月)
　　注释：
　　①王重民、周一良等编：《敦煌变文集》上册卷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后凡引本书之处，不再一一注出。
　　②《汉书》卷28《地理志》辽东郡条。
　　③《魏书》卷106上《地形志上》，乐平郡辽阳县条。
　　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43，山西五辽山废县。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4册，中华地图学社1975年版。
　　⑤《全唐诗》卷1，太宗皇帝，中华书局1960年版。
　　⑥赵守俨点校：《朝野佥载》卷4，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⑦王重民、周一良等编：《敦煌变文集》上册卷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⑧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⑨《旧唐书》卷84《刘仁轨传》。商务印书馆1958年，缩印百衲本。
　　⑩《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六册，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11)《册府元龟》卷995，外臣部，支侵。中华书局1982年版。
　　(12)《新唐书》卷43《地理志》安西西出条。商务印书馆1958年缩印百衲本。
　　(13)新博、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1975年第7期。
　　(14)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
　　(15)藤枝晃：《沙州归义军始末》，载《东方学报》第十二册之三、四分册，第十三册之第一、二分册。按藤枝教授将两件文书拼合为一。
　　(16)唐耕耦：《敦煌社会经济资料真迹释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17)王国维：《大云经疏跋》，载《观堂集林》册4。
　　(18)张纯一笺注本《经行记笺注》，中华书局1963年版。
　　(19)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上辑，阳字21号《佛说普贤菩萨说证明经》题记，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20)宋敏求：《长安志》卷7，长安县志局本。
　　(21)《唐会要》卷78诸使中采访处置使条。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