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

　　唐长孺师主持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与研究，早已为海内外学术界所知晓，但唐师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即已关注敦煌文书，在教学中业已引用，并撰写发表论文。特别是在1957年夏，开始着手系统阅读、分类抄录敦煌文书则罕有人知。
　　记得1957年夏，在给本科生讲授隋唐五代史时，讲到“均田制”时，就引据敦煌户籍残卷中所记“应授”、“已授”及“租调”，指出“均田”虽行，但看来多数授田不足，而“租”、“调”不变。讲到农村中的雇农问题时，引王梵志诗作证。诗云：“妇即客舂捣，夫即客扶犁。黄昏到家里，无米复无柴。男女空饿肚，状似一食斋……如此硬穷汉，村村一两枚。”用此表明农村雇农如何挣扎在饥寒交迫的境地。在讲到五代史时，就辽之“投下军州”，唐师说“投下”亦作“头下”，在解释完后，复又讲到敦煌文书中的“寺户”记载，犹云“某某团头下某某”之意。
　　也就是在唐师的讲授和答疑中，我们知道了刘复的《敦煌掇琐》，罗振玉的《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许国霖的《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蒋斧的《沙州文录》，从此也就与敦煌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9年11月，考取唐师的硕士研究生，本想能有机会好好随唐师认真读点书，但当时形势是继续深入“教育革命”，批判迷信资产阶级专家权威，研究生不能由专家培养，而应由集体培养，在斗争中成长。接着就于1960年11月中旬下乡，参加“整风整社”，至次年4月返校，就忙着补课，撰写毕业论文，也就没有时间向唐师请教敦煌文书了。
　　1962年9月，毕业留校，在唐师所主持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工作。开始下乡劳动锻炼，11月初返校。当时唐师交我两项工作：一是通读《全唐文》，并作出分类资料卡片；二是整理校对补充唐师所抄录的敦煌文书资料。这时我才对过去陆续听到的有关唐师早在1957年夏已开始着手系统阅读、抄录敦煌资料一事，有了较完整的了解。
　　1957年夏，武汉大学的“大鸣大放”正在轰轰烈烈展开。唐师当时还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在得知科学院图书馆有北京图书馆与英法交换所获斯坦因、伯希和敦煌文书的缩微胶卷后，遂赴北京阅读、抄录。但后来是反右斗争，接着又大办钢铁，教育革命，到1958年11月下罗田党史调查，唐师当然都免不掉的，尤其是教育革命这一关，所以不得不中止有关敦煌文书的阅读、抄录及其研究。
　　1961年春以后，由于贯彻高教“六十条”，唐师建议成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被批准，唐师首先重视资料室的建设，调谭两宜女士(也是唐师抗战时在湖南兰田的国立师范执教时的学生)入室工作。同时唐师也购回北图所掌握的包括斯坦因、伯希和文书的全套缩微胶卷，唐师亦将他当年所录文书，一并交于研究室资料室中。这里附带要说明的是，因见施萍婷女士为《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所撰前言中云：“196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以下简称“总目”)。得到此书后不久，当时中国科学院的竺可桢副院长到敦煌考察，当得知我所尚无英藏敦煌遗书缩微胶卷时，答应回京后给我们从科学院图书馆拷贝一份……60年初期，中国有这部份缩微胶卷的，只有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敦煌文物研究所三家。”(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页)事实上，至迟在1961年底，唐师即已为武大购回全套缩微胶卷拷贝。
　　1962年9月工作后，唐师一再强调要细心认真阅读。同时唐师还将他已购的王重民、刘铭恕二位先生所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给我，以利阅读缩微胶卷。我遂决定白天上班去大图书馆缩微阅读室看拷贝，晚上则阅读《全唐文》并作资料卡片。
　　唐师在1957年作录文时，买了一批蓝灰色封面的柏纸簿，共抄录40余本，用蓝黑墨水书写。校图书馆有一台屏幕较大的英制阅读器，已往罕有人用。初次使用时，颇有一些新鲜感，特别是可调成各种角度，放大缩小，极易变换。但看上一二天后，新鲜感没有了，而两眼吃不消。况且那间小室冬天极冷，夏天又极不通风，加之阅读器用久也发热，更难忍受。更困难的是文书拍成缩微胶卷，毕竟不如看原件，在阅读器上阅读总有诸多不便，唐代官府文书尚易辨认，而民间书写不仅字无规范，且多有涂改或污染，故辨认极难。当时所能借助的工具书不多，只有赵之谦的《六朝别字记》、罗振玉的《碑别字》等工具书，有的实在无法辨识，就只好依样画葫芦了。
　　以上两点回忆，是个人亲身经历，当年自己才二十五六岁，正当青年，阅读犹感困难，而唐师两眼深度近视，虽戴镜矫正后，右眼尚只有0.2，左眼0.4。如伏案看阅读器，反复辨识，再反复低头抄录，抄录后还需核对，这几个动作反复下来，眼睛的难受可想而知。而唐师用了不到两月的时间，就从斯坦因6980件文件、伯希和4039件文书中抄录出二大类文书。
　　根据唐师的录文所见，唐师挑选了两大类先作，一是契券类，一是社邑文书，此二类皆是从缩微胶卷上依原编号顺录，并未照每份文书所记年款按先后顺序编排。契券类包括租佃、借贷、买卖、典赁、雇佣等；社邑文书包括各类结社、社司转帖等等。应该承认，唐师虽嘱我补入漏录部分，但唐师前期绝大部分皆已录入，所补部分甚少，就文字校对而言，唐师本工于书法，且所见前人书画法帖又广，我是不可能有什么更正的。
　　当时我的作法是购入一大册财会人员所使用的“万能表纸”，按校勘记法划出行格，凡有遗漏处，表中注明，遗漏文书则别册抄录，凡有误释者，用此勘误表注出。同时附带商务印书馆所出《总目索引》，据缩微胶卷，一一校勘。查出一些漏录，所引题记有讹有脱，一并作在勘误表上。因为当时我从唐师谈话中，已感到唐师于1957年在京抄录部分文书，绝不是只关注这两方面，而是计划分类抄录，限于时间，只能抄录这些。故1961年购入北图的缩微胶卷，也正是为今后全面开展敦煌文书的录文作准备。
　　1963年夏，唐师交给我的这项校补任务已完成。是年秋，我因缺乏阶级斗争观念等原因，被派去“五反三清”办公室锻炼一年，接着劳动一月，1964年秋下乡“四清”，也就脱离了业务工作。但我知道唐师为研究室购买了一台荷兰产的缩微阅读器，并由谭两宜先生使用这台“投射式”的阅读器，重新用唐师所录录文与我所作校勘表，再与原件拷贝核对，按“投影格式”用毛笔抄录在精美的白“磅纸”上。唐师于1964年赴北京参加校点二十四史工作，虽然其间发表过利用敦煌文书撰写的文章，但已无力量来作他早已关注并付出了相当大心血的抄录原文的后续工作。虽已购回斯坦因、伯希和与北图藏敦煌文书缩微胶卷及阅读器，但唐师亦无分身之术，作为他的学生，我也投入运动之中，无法继续从事敦煌文书方面的整理工作。
　　最后谭两宜先生完成了唐师交给的任务，然后将唐师的录文、我所作的补录及校勘表与谭先生的最新录文用布包好，放在资料室中，不知何故，被人盗走。记得1973年5月，我脱离困踬三载的襄阳隆中，回到系里即问及这包“宝贵财富”的下落，方知被盗，自然伤心。所以我自1975年任唐师助手十多年，一直不敢当唐师面提及此失窃事。因为我想他为录文所付出的牺牲如此之大，而且他寄厚望于将这批文书与传世文献结合研究，以解决他多年所关注的问题，如果把失窃事告诉他，恐会增添他的伤感。
　　关注敦煌文书是学界的共识，但斯坦因、伯希和文书缩微胶卷的回归北京，当时能够通读，并就其中某些类型文书作系统录文的恐亦不多见。只是在当时那种形势下，唐师无法继续坚持，因此这不仅是唐师个人的损失，也是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原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1辑(唐长孺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专辑)，《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2004年，收入刘进宝主编《百年敦煌学：历史 现状 趋势》，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