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河山丝路烟雨

　　长安，这座雄伟壮观的唐朝都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会，东方文明的中心，它吸引着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国的商人、学者、旅行家和不同信仰的教徒。他们历尽艰辛，有的在丝绸之路上跋涉万里，有的冒着生命危险漂洋过海，都怀着同一个目标：到中国去，到长安去。
　　唐代的长安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杰作。长方形的城市，南北8.4公里，东西9.7公里，面积有81.48平方公里。城内布局整齐均衡。金碧辉煌的皇宫——大明宫，雄踞于城北的龙首山上，巍峨的含元殿是皇帝接见外国使者的地方。当时来朝贡的使者踏着上百级的台阶，仰望皇宫内这座最壮观的正殿，真会有进入仙境的幻觉。城内整齐划一的街坊，繁华热闹的东、西市，造型优美的大雁塔、小雁塔，属于不同宗教的各种寺庙，风景如画的曲江池等等，无一不使外国来客新奇兴奋。城中的主干道朱雀大街竟有155米宽，而当时罗马最宽的大街只有12米。
　　唐长安城有12个城门，丝绸之路的起点是城西的开远门，今天已经看不到它的遗迹。当年的西域来客，都由此门进入长安。据唐代史书记载，当时唐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着密切的友好往来关系。唐高宗李治去世后，西域少数民族首领和一些外国特使在乾陵出席他的葬礼。武则天为了纪念此事，把来朝的宾服番王、使者像刻成石雕，立于陵前，石像背后分别刻着各人的身份和姓名，千年过去，这61尊雕像虽然大多头部被毁，但是那紧身窄袖的衣服、宽宽的腰带、短筒的皮靴，仍然保持着当年西域人的特征。
　　前来朝拜的西域使者，都带着一些本国的珍宝特产做为礼品。张骞曾经告诉汉武帝：西方的条支有大鸟，卵如巨瓮。唐高宗时，吐火罗使者献上一只大鸟，黑色、高七尺，鼓翅而行，日三百里，称之为“鸵鸟”。乾陵百刻的神鸟——朱雀，与前代根据传说雕刻的形象都不同，完全是一只鸵鸟的形象。康居、吐火罗、安息等国都向唐朝进贡狮子，这种庞大的猛兽也深为中国皇帝喜爱，被雕成威武的石像，坐守在陵墓的大门口。今天我们用现代交通工具运送狮子，尚且感到不容易，当年西域人运着它跋涉万里，穿过雪山沙漠来到中国，其艰难真是无法想象。
　　东、西市是长安城内的主要商业区，两市长宽各1050米，店铺有220行，约三四万家。这里像个世界商品博览会，来自南亚、西亚乃至欧洲的各种物品，如珠宝、犀角、象牙、玳瑁、珊瑚、皮毛、药品、玻璃器皿、毛织品、香料、马匹等等，都由丝绸之路运到这里。外国商人又大量购买中国的金银制品、铜器、丝织品、瓷器、茶叶、纸张等，运往世界各地。
　　一些来自波斯和中亚昭武九国的商人，就在长安开起店铺，以精明的头脑和经商本领在中国发了大财。长安城中的波斯商人，以善于识别宝物见长。唐人笔记中屡屡提及。其中有一则说，长安某僧人得一物，如朽钉，长数寸，不知为何物。往西市寻胡商探问，胡商大惊，表示愿出高价收购。僧人试着开价十万钱，胡商大笑道：这不是价，再开个数。僧人开到五十万，胡商说：此物是宝骨，价值千万呢!当然胡商不会这样老实，这个故事也未必真实。另一则说，长安士人窦义一向清贫，一位来自中亚米国的商人想帮助他，劝他去买一所住宅，悄悄告诉他说：住宅院中有块石头，是价值连城的美玉，剖开可做玉镯几十对。窦义半信半疑，买下住宅，并把院中石头交给玉匠加工，果然发了大财。在长安的俗话中有句反话叫“穷波斯”，意思是波斯人经商都很富有，如果说波斯人穷，一定没人相信。波斯和中亚商人不仅在长安经商，而且还扩散到中国各地，洛阳、定州(今河北定县)、扬州、广州、苏州等许多城市都有他们的行踪。他们经营的项目不仅是珠宝货物，而且还经营“邸店”——一种类似今天当铺、银行的商业机构。
　　唐代长安的出土文物，为我们展现了令人震惊的高度文明，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了1000多件唐代金银器和手工艺品，其中的“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为扁圆造型，很像西域人搭在骆驼身上的水囊，上面雕刻着一匹正在舞蹈的骏马，口中衔着一只酒杯，半蹲于地。这是向皇帝祝寿的造型。使我们联想起今日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马术比赛中最受人欢迎的项目——盛装舞步，骏马在音乐伴奏下翩翩起舞，谁想到千年以前，唐朝就有了类似的表演呢?
　　同时出土的“鎏金熊纹六曲银盘”和“鎏金凤鸟纹六曲银盘”也展示了很高的工艺水平。这种手工打制的盘子和动物的造型带有明显的西方传统，非常地生动写实。还有一件“镶金兽首玛瑙杯”，色彩鲜艳，借助材料的原形雕刻出牛头的形象，前头镶嵌一个金制的鼻子。有人说这是波斯的工艺品，有人说是西域的。这些器具，件件都是当时国宝级的，大家一致认为是皇家收藏，在战乱期间埋藏的，所以能够保存到今天。
　　1984年8月，考古工作者在清理扶风法门寺塔基时，发现了唐代供奉佛舍利的地宫。这些出土的皇家器物震动了世界。这些器物不仅代表了当时皇家工艺的最高水平，而且有些东西是前所未见的。例如一件扁口细颈贴塑淡黄色琉璃瓶，其晶莹透明的程度已经接近今天的玻璃制品。还有一件丹芭纹蓝色琉璃盘，考古学者认为这两件琉璃制品属于东罗马帝国的产物，而且代表了当时琉璃制品的最高水平。在一千多年前，没有吹氧设备的条件下，工匠竟能烧出这样纯度的琉璃器皿，使人难以想象。这些文物，真实地反映了唐代文明，也反映了长安作为世界之都的繁华和璀璨。
　　丝绸之路也带来了文化艺术的交往。西域和中亚昭武九国人能歌善舞。西域的音乐也以它优美动听的曲调享有盛誉。唐太宗平高昌，下令将高昌国乐队全部迁往长安。宫廷中经常演奏的十部乐中，来自西域的龟兹、安国、疏勒、高昌、康国乐占了一半。来自曹国的曹保、曹善才、曹纲祖孙三代，都以擅长演奏琵琶闻名。许多著名的诗人都听过他们的演奏，写下赞叹的诗篇。白居易在著名的《琵琶行》中描写的琵琶女，就曾是曹善才的学生。西域舞蹈刚柔相济，热情奔放，在长安最流行的是胡腾、胡旋、柘枝三种舞。胡旋舞来自康国，白居易在《胡旋女》诗中描写道：
　　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干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
　　身为皇帝的唐玄宗本人，对西域乐舞爱好极深。他可以亲自作曲，指挥乐队，还能击一手好羯鼓。大将安禄山为了讨好玄宗，在宫中跳起胡旋舞，肥胖的身躯旋转如飞。可见西域乐舞在中原的兴盛和普及。
　　随着西域人大量来华，长安城中的生活方式也产生了许多变化，追求胡化成为一种时髦。许多王公贵族穿胡服，带胡帽，吃胡饭、胡饼。妇女化妆不再施朱搽粉，而是画上两条粗黑的眉毛，用黑唇膏涂嘴，状如悲啼。有的把脸抹成赭石色，让人不明白她们到底赶哪家时髦。敦煌绢画有一位盛装妇女的画像，身穿翻领服装，色彩艳丽，即使今天看来也是相当时尚的打扮。
　　除佛教外，一些来自西方的其他宗教也在长安传播。来自波斯的袄教，又称拜火教，由高昌传入中国，在长安有四处庙宇，称为“胡天祠”。罗马东正教的一支——景教，在盛唐时代传入中国。现存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立于公元781年，大秦指的是罗马，第一个来中国传播景教的阿罗本是个波斯人，所以长安的景教寺又被人称为波斯胡寺。碑文用中文和叙利亚文刻成，碑顶的十字架在千年之后的今天，仍然使慕名而来的外国游客大感兴趣。
　　长安中外交流的繁荣，与当时唐朝政府的宽容政策有直接联系。唐太宗本人就是汉人和鲜卑人的混合血统，使他自豪的是当年来朝拜的北方和西域各族酋长尊称他为“天可汗”，而不仅仅是中国的君主。所以他对外来的文化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不以中国正统而排斥外来事物。他本人是一个马球迷，对这种由波斯传入的骑马打球的体育游戏的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唐章怀太子墓中的壁画，展现了当年王公贵族们角逐的热闹场面。唐高宗、唐玄宗也莫不如此。中国传统文化到唐代发展到光辉灿烂的顶峰，是中国各族人民和来华的各国人民共同创造的结果。
　　唐代的长安就是这样一个城市：世界上大多数物品在这里都能买到，各国的音乐舞蹈都在这里流行，不同的僧侣教徒在这里和平共处，不同的文化可以在这里相互交流。正因为长安具有国际都会的特征，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来这里观光学习。尤其是东方的日本，每年都要派遣大批使节和留学生，把中国的一切都学过去。古都奈良是仿照长安建筑修造，日本的文字来源于唐代的草书，唐代的相扑至今仍是日本的国技，今天日本的民族服装和节日庆典还保留着唐人遗风。
　　长安不仅是日本人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也使许多西域和中亚人流连忘返，甚至定居下来。当年外国使团来长安朝贡，都由唐朝政府的鸿胪寺安置住宿和饮食。“安史之乱”后，由于吐蕃侵扰河西走廊，丝绸之路阻塞不通，许多中亚人便滞留长安，一住几十年，置起了住宅田园，娶了中国妻子，而朝廷还要按月供给他们食用。后来朝廷查账，发现胡客人数已超过四千，实在是沉重负担，便下了一道命令，宣布停止供给，遣散他们回国。如有不愿走的，必须改变国籍，归化为唐民。命令宣布之后，竟没有一个人愿意回国的。于是唐朝政府每年节省了50万匹绢的经费，这在当时可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呢。
　　法门寺
　　位于扶风县城北十公里的法门镇，始建于东汉末年，鼎盛于唐，被誉为“皇家寺庙”，因安置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而成为佛教圣地。法门寺因舍利而置塔，因塔而建寺。原塔俗名“圣冢”，唐贞观年间改建成四级木塔，明万历年间建十三级八面砖塔，高47米。清顺治十一年(1654)因地震塔体倾斜裂缝，1981年8月24日因阴雨连绵宝塔崩塌。1984年政府决定重修宝塔，清理塔基时发现了自唐懿宗咸通十四年(743)封闭的唐代地官，考古清理出如来真身舍利及上千件法物宝器，成为中国考古最重大的发现之一。
　　遣唐使
　　唐朝时期，日本对唐朝的繁荣昌盛极为赞赏，因此向唐朝派遣的使者、留学生和学问僧数量很多。631年(贞观五年)，日本派出了由留学生和学问僧组成的第一次“遣唐使”。到838年(开成三年)止，日本派出遣唐使共十三次。唐初，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团一般不超过二百人，从8世纪初起，人数大增，如717年、733年和838年派出的三次遣唐使，人数均在550人以上。日本奈良东大寺内正仓院所存放的唐代乐器、屏风、铜镜、大刀等珍贵文物，就有一部分是遣唐使带回去的。为了吸收中国的文化成果，日本选派了不少留学生来唐学习，他们被分配到长安国子监学习各种专门知识。如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长期留居中国，擅长诗文。在唐历任光禄大夫、秘书监等职。他与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人有着深厚的友情，常作诗相酬赠。日本留学生回国以后，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