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师盖耶速丁老爷日记的摘要)
1419年11月24日(伊斯兰历822年11月6日)(1)出哈烈雄伟壮丽的城门，使节们于1419年12月27日星期三(伊斯兰历823年1月1日)到达希萨尔。他们从那里出发，当在乞里夫渡过阿姆河之后，于1420年2月7日(伊斯兰历823年1月22日)星期三到达撒马尔罕。伟大的国王兀鲁伯(愿真主保佑其国)于两个月之前就派遣了他自己的使者：算端沙和穆罕默德·必合失，由一批中国人陪同。因此，使臣们在他们于撒马尔罕的约定地等待真福者苏玉尔格特迷失(2)国王的使臣阿格答克、沙·蔑力克的使臣阿答完(3)以及八答黑商沙的使臣塔术丁的到达。一旦当所有这些人都聚齐之后，他们的骆驼队便在中国人的陪同下，于1420年2月25日(伊斯兰历823年11月10日)星期日离开了撒马尔罕。
在他们于1420年3月16日经过达失干(塔什干)、1420年3月27日经过赛蓝、1420年4月15日经过亦思法剌(4)之后，到达蒙兀儿斯坦(5)领土的时间为1420年5月5日(伊斯兰历823年4月21日)(6)。时值春季，大家看到了一片连一片的肥美牧场。他们以每天一程的速度前进。非常不幸，他们突然获悉兀伟思汗国王正在设法进攻锡尔·穆罕默德-斡格朗，库勒-穆罕默德和某些其他首领均为此而反叛兀伟思汗。
他们唯恐这些动乱会分裂蒙兀儿斯坦，但他们后来又获悉值得庆幸的是一切都恢复了秩序。该地区的王爷异密(埃米尔)库代答德在尽最大的可能接待和安抚了使节们之后，也回到其君主兀伟思汗国王那里去了。
1420年3月31日(伊斯兰历823年5月18日)星期五，他们到达了属于穆罕默德伯部族之辖地的必勒固图(7)。他们在那里等待大臣(中国人)、八答黑商沙的信使以及前往中国的其他旅行家们的到达。他们的大队在1420年6月3日星期五(伊斯兰历823年5月21日)(8)汇合了所有的人之后，于1420年6月4日(伊斯兰历823年5月22日)星期六(9)离开必勒固图并渡过了崆格斯河。到了5日星期天，他们受到了兀鲁思总督穆罕默德伯的使者的宴请。其子算端沙的是世界国王(沙哈鲁)的姻亲(驸马)。其夫人是大王子术克-把哈杜尔(愿真主赐给他长寿)的妹妹，穆罕默德·术克王子(沙哈鲁的儿子)曾娉娶过其二公主(10)。
1420年6月8日(伊斯兰历823年5月26日)(11)星期六，他们到达了裕勒都斯的一个牧场(12)，接着又到达锡尔·巴合蓝王子的领土(13)。后者的儿子正在那里，那里是一片相当辽阔的高原。尽管太阳已处于巨蟹宫黄道的开始处，但在水面上尚可以发现两指厚的冰层。
1420年6月21日(伊斯兰历823年5月8日)，使臣们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穆罕默德伯克(阿合马伯克)的“大臣”的儿子们——兀伟思汗的使者刚刚遭强盗抢劫。这一警报使使臣们受到了强烈震动，探事加快了脚步，冒着不停的大雨和冰雹(14)，穿过了高山隘路和荒漠大碛，于1420年7月2日(伊斯兰历823年6月29日)到达吐鲁番。
在吐鲁番，大部分居民都是事奉佛陀的不信仰天主的人(15)。那里有一座其内装满了古代和近代偶像的大宝塔，于其南侧(16)绘有一大画像，据说它代表着释迦牟尼(17)。1420年7月13日(伊斯兰历823年7月2日)星期六，他们冒着炎热离开吐鲁番，于1420年7月16日(伊斯兰历823年7月5日)星期二抵达哈剌和卓(18)。
同年7月21日(伊斯兰历7月10日)，中国的官吏们前来登录各位使臣的名字，其后是他们侍从者的名字。7月30日(伊斯兰历7月19日)，他们在一个叫做苏菲-阿塔(19)的村庄中落脚。原籍为帖尔美兹的一名赛夷(即谢里夫)、尊敬的塔术丁常住于他在那里令人建造的一座苦行僧古修院(20)。他是哈密卫穆斯林们的总督法合鲁丁的女婿。
同年8月1日(伊斯兰历7月21日)星期四，使臣们完成了进入哈密卫的旅程(21)。法合鲁丁大人令人在那里营造了一座宏伟的清真寺，装饰得很豪华。唉!不信真主的人于清真寺的对面令人建筑了一座庞大的佛塔。大家可以在那里欣赏一尊铜雕像，有10岁儿童的身材那样高大，陈列在大佛的前面，同时还有一些漂亮的雕刻故事画和绘画。在南部于进门的正面，他们绘制了两身神祇画(22)，互相格斗。当时有一名仪表堂堂的青年男子曼格利·帖木儿·巴伯儿(23)出任哈密卫的总督。8月5日(伊斯兰历7月5日)，使臣们离开了哈密。
从那里开始，他们需要翻越一条勉强能辨认出的羊肠小道，穿越令人恐怖的沙漠，每两天才能得到很少一点水。他们曾需要对付一头公牦牛(24)，稍后不久要对付一峰公驼(25)。公牦牛是一种非常强有力的野生动物，它以一只角很快就能把骑在其坐骑上的骑上挑了下来。如果相信这一切的话，那就是一次神奇的冒险。8月22(26) 日(伊斯兰历8月12日)(26)，他们又在距肃州有十日行程的地方落脚。肃州是中国边陲地区的第一座城池。一直到那里，都需要穿越一片辽阔的瀚海。在这一站，有一片风景秀丽的草地，中国官员前来迎接使臣。中国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于草地中心为他们准备了一次丰盛的宴会。眨眼之间，他们就在那里建起了一个以大顶篷遮蔽阳光的高台，于其下面放置了大量桌椅。中国人为他们端上了羊肉、鹅肉、鸡肉以及盛放在瓷盘中的干鲜果品。
每张桌席上都备有人造花束，装饰以盆景树。总而言之，他们在空旷的沙漠中带来了高低桌和一次宴会所必需的一切，甚至比在任何一个京城做得还要好得多。在用餐快结束时，他们又向使臣们奉上了各种烧酒和米酒(27)。所有准备好的这些东西均来自肃州。
他们在那里登录了由随员中的许多仆从随同的各位使臣的名字。大臣们于那里请他们不要再在已申报的名单之具体数字中更多地增加任何人了，向他们强调了以下事实：中国的章程是很严格的，任何被当场抓住有伪报的使节，此人将会永远威信扫地。许多商客都作为某一位使臣的侍从而加入其列行中，他们立即就开始自己的业务了。
表册是这样编造的：
沙的·火者和库克扎 由200名仆从服侍
算端阿合马和盖耶速丁老爷 由150名仆从服侍
阿格答克 由60名仆从服侍
阿答完 由50名仆从服侍
塔术丁 由50名仆从服侍
我们曾说过，兀鲁伯(愿真主赐予他长久执政)王子的使节出发得较早，而亦不剌金算端王子(28)(愿真主赐给他一个很长的在位期)根本未到达。“大臣”们向使臣供应了路途中的必需品：供应人员羊肉和面粉，供应坐骑大麦和草料(29)，以刚刚编造的名册为依据。
8月26日(伊斯兰历8月16日)，又请使臣们前去参加由张大臣(dangda-ji，或张大人)为欢迎他们而设的官宴，此人是边陲的总督，居住在离肃州有九程远的地方。他率领五六千名骑兵赶来，对使臣们表示欢迎。因此，他们都骑马前往张大臣的大营。
中国人的兵营都是矩形的，就如同用三角尺和直线笔所画的那样。营帐于其中互相连成一片，绳索交叉，以使任何潜越者都不能溜进去。大家只能通过按四方而布置的四门之一才能进入其中。在军营中间的宽大场地中，他们建起了一个占地约为15公亩的(30)暸望台。他们在那里的南部竖起了一座带两根柱子的中国式帐篷，其两面翘起，就如同帘子一般。其周围是一条用木板铺的巡查道(31)。所有这一切的上层都支有粗布顶篷，从而使整个暸望台都能遮蔽阳光。
他们在那里摆了张大臣的一把安乐椅，于其左右两侧还摆下了其他一些安乐椅。中国官吏于其右侧就座，使节们在其左侧就座。因为在中国，左侧是荣誉席，这无疑是由于心房位于左侧的缘故(32)。在每位使臣和各位官吏前面都摆了两张很高的桌案。一张桌案用于上各种菜肴：羊肉、鹅肉和鸡肉(33)。此外还有用中国方式制作的干果；在另一张桌案上放置饼和糕点。那些大人们还有权得到两束人造纸花和绢花。其余客人仅有权各自占一张普通的席面。
恰恰在帝王大鼓(34)的刮的对面，又安排了一个餐厅。从中可以看到大大小小双耳尖底瓷瓮，此外还有各种号码的瓶子，有瓷瓶、银瓶或金瓶。在大鼓的左右两侧站立着一些乐师。乐队系由键琴、提琴、吉他、口琴(35)、两种笛子(普通的竖笛和横笛)、中国铃鼓、箫(36)、支在三脚架上的双面鼓、铙钹、拍板和罂鼓(37)组成。乐师们为一批舞蹈者伴奏，舞队由浓妆艳抹(38)和化装成女舞蹈演员的青年杂技演员组成，他们留有女式发型，带有制成耳环的珍珠。这一切都超过了其他地方的同类表演，因为中国的娱乐活动(39)在世界上是独具一格的。
在留作招待会的空地和军营四门之间，岿然不动地屹立着两行穿戴盔甲的卫兵，以大枪武装。中国人根本不需要掌门官，他们免用这种职务是因为这些人充分地遵守纪律。
他们为客人煞费苦心地安排了座位，大家立即就开始祝酒(40)，并一饮而尽。“刀厅”(Tao-Siun?)(41)的指挥官(也就是政府的官员)首先祝酒。一名侍从站立于其身后，手持一个装满人造小花朵的盒子。当为某人的健康而干杯时，侍从立即在其头上插上一朵小花，以至于使招待会具有了一个花坛的外貌。艺术家们演出了一场很难描述的化装舞会。那些戴有以彩色纸板制成的各种动物状假面具的舞者表演各种奇怪的中国舞蹈，实际上是令人震惊的。
那些英俊的侍从在客人中来回走动，有的人拿有酒瓶和酒杯，其他人则捧有冷拼盘(42)、胡桃、大枣、核桃、栗子、枸橼、蒜瓣和醋溜葱、在我们国家根本不存在却是中国特产的生拌绿菜，此外还有切开的西瓜瓣和甜瓜块。每种食品都单独盛在冷盘中的小圆盘内。当为某一大人的健康而祝酒之后，一名侍从立即为他递上冷拼盘以让他挑食所喜欢的东西。
舞会中的最好节目是一种表演得活灵活现的鹳舞。鹳是用纱和生丝纱(43)制成的，但装饰有真正的羽毛以及红喙和红爪。它比真鹳还大，以便使童仆钻入其中并随着中国乐曲的节律而翩翩起舞，恰如其分地模拟该鸟的习惯动作。全场哗然，由于欢乐和赞赏而轰动一时。
招待会于夜间很晚的时候才告结束。
8月27日(伊斯兰历8月17日)星期二，他们进入了荒漠，在数日之后从中走了出来，然后进入喀剌兀勒(44)，那里由一条截断通道的极深堑壕严密封锁。在从西向东行进时，所有的旅行家都被迫通过一道关门进入而经另一道关门出去。当他们到达关口的中央时，许多中国军官便前来清点旅行队的成员，造册登录每个人的姓名和身份。一旦当这些手续完成之后，他们便撤走栅栏路障的关卡。使臣及其随员就这样抵达了肃州城。
在肃州城(45)，“大臣”和外交官们被领进城门处的一大馆驿。他们告诉这些人说：“这是我们的规章。从此之后，馆驿将为你们提供你们所必需的一切。”使臣们的坐骑及行囊都存放在那里,一直等到他们回程为止。中国人自己负责这一切。事实上，从那里开始，沿途各程均由馆驿向他们分发食物、日用品和运输工具。在馆驿中，每个人都有一张供睡觉的舒适的床(46)、完整的一套缎料卧具以及一名供他们差用的仆人。
肃州是一座美丽的要塞城市，其平面是用角尺和直线笔画出的非常规则的矩形，有宽为50腕尺(47)的林荫大道和经过仔细洒扫的街道。但在他们的家宅中，可以看到猪崽来回乱窜。但在肉店的案子上，却可以看到羊肉和猪肉并列挂在一起。那里有各种行业人员的店铺。那里还有许多成直角状的十字路口，可以于其附近辨认出一个凯旋门(48)，用长大的竹子(49)扎成，大量装饰以木雉堞，其上面是中国式的曲线形门顶(50)。
城墙每二十步就配有一个带篷顶的门楼。城池的四方设有四门，从其中的每一座城门都可以看到对面的另一个，但由于林荫大道很长，所以遥望起来很小。每座城门都由一个呈驴背状的两层凯旋门组成，完全如同在祃桚答而(马赞达兰)(51)一样，但这里却是根据中国习惯而覆盖以琉璃瓦。
在该城内，可以游览各占地15公顷左右的塔林。那里格外洁净，没有任何污垢的痕迹，可以将此视作凿琢的大理石。一些和蔼可亲的青年人站立在寺院的进口处，时刻准备为进香人(甚至是那些对此感到好奇的人)引路。
这里是自西而来所遇到的第一座汉人城市。从那里到北京可以计算到99程，其间的土地均被精耕细作。每天夜间都可以抵达某一城镇或某一较大的城市。大家一程一程地前进，经过几个火燧(52)和急递铺(53)。
“火燧”是20(60)肘尺的一堡塞，也就是一个经常有十名戍卒居住的燧台。他们居住在最上部，从那里可以遥望地平线上的另一个相似的烽燧。它们是用来向北京传递消息和报警(如番邦入侵)的，守卫戍卒在其堡塞的顶部点起一堆火，那些处于其视野中的同僚即可遥望到火光或狼烟，他们自己也立即点起一堆火，就这样一直传到北京。在距那里有三个月路途的地方，警报仅用24小时便可传到。
烽燧警报之后始终伴有一封详细的报表，报表由“急递铺”沿途传递。这里是指一种驿站，一般均由数名守兵及其家眷居住。那里日夜都有一名守兵准备以尽快的速度把军事情报表送往下站，由下一站接替向前传递。在两个急递铺之间可以计算到10“马拉”(Marras)，而16马拉折合一法定波斯古里(约合6公里)。
邮驿的守卫每十天轮换一次，而驿站的守卫则要在那里度过数年。他们在那里有自己的家庭并需要耕种附近的田地。
从肃州到另一个更大的城市甘州则有九站。边陲总督以及“大人”们(关隘守卫)的长官张大臣是使臣们应接受其来访的一名军官。他居住在甘州(54)，因而也是甘州的总督。
在离开每个馆驿时，都要为国王陛下以及王子殿下的使臣们牵来450匹能奔驰的马和驴以及50或60辆车子。他们称御马者为“马夫”，牵驴者为“驴夫”，拉车的苦力为“车夫”。他们始终都需要大量的苦力以拉车。下雨和山坡的陡峭都丝毫不能阻止他们疾速前进。所有的车子都由十二名青年人拉，他们身体长得很强壮，而且非常爱打扮，其长长的头发在头顶扎成了一个发髻，耳戴中国的假珍珠。驿站给您牵来的是已备好鞍和套好笼头的马以及一根马鞭。马夫们奔跑在您的坐骑前面，一站一站地前进，他们在此问题上的热心程度就如同我们的专职邮差一样(55)。
沿途按事先许诺的那样向使臣们提供给养。在每个馆驿中都为他们提供羊肉、鹅肉、鸡肉、大米、面粉、蜂蜜、米酒和烧酒、醋渍大蒜和大葱，此外还有各种凉拌绿菜及其他蔬菜，这尚且不计几乎在他们经过的每个城市都要以由当局举行的盛宴来款待他们。练剑室叫“刀厅”(Dao-Siun?)。当要会客时，在面对大鼓(它的一部分被帘子遮挡住了，始终都要把它面向其京师北京而摆放)的地方设一个由一名卫兵看守的讲台，于其脚下是一块很大而绚丽的毡毯，中国官吏和使臣们就站在那里。
其他的客人同样也站立着，排成几行，站在他们后面和置身于大地毯之外。这一切完全如同穆斯林教徒们在举行集体祈祷时一样。
站立在讲台脚下的人高声讲一句中国话，然后再重复三次。“大臣”们以前额触地三次并请使臣及其随从们也如法行事。一旦当这种礼仪完成之后，便各归各席。
张大臣会客的日子恰逢斋月12日(1420年9月20日)。这位老爷枉然地恳请和劝告使节们吃一点什么东西，因为这是以皇帝的名义而为他们举行筵席的。沙的·火者及其同事们对此表示抱歉，声称他们在白天绝对不吃任何东西。张大臣只好非常遗憾地让步了，接受了他们的辩白。但他却把为他们准备好的一切都送到了这些人的房间中以备晚餐用。
甘州有一座长和宽各为500腕尺的浮屠。从中可以看到一身卧佛像(56)，长达30步，脚部宽9步，估计其头部的周长为21步。在佛像及墙壁一侧的上方，可以发现雕刻有大量各自约为1腕尺的其他偶像，制作艺术精湛。那些与真人一样大的和尚像也如此，其中具有如此的真实感和运动状，以至于可以使人把它们当做是活生生的。大家在墙壁上可以欣赏肯定会使全世界的画家们都感到震惊的画面。
至于那尊巨大的卧佛像，其一只手放在头下，另一只则放在腰间。它全身为金黄色，穿有彩色的衣服。他们称之为“释迦牟尼佛”。不信真主的人成群结队地前往对这尊佛像顶礼膜拜。在该建筑物的周围还有许多小祭坛，就如同一座旅馆的小房间一样排列开来。佛塔中豪华地置备有用金线织成的窗帘、坐垫和涂金的桌子、瓷酒杯和烛台。
甘州还有另外十座大塔，有的塔内较其他塔更为富丽堂皇一些。此外，在甘州还可以欣赏另一个被当地穆斯林们称为“转天”(57)的古迹。这是一座十五层的八角形城堡的主塔，带有曲线塔顶，为中国式建筑。每一层都装饰以带栏杆的厅台，小房间的门都朝它开放。每一层都华丽地装饰以雕刻画和壁画的画面。特别是能从中看到一幅代表一位国王坐在其姬妾、宦官和年轻侍从中间的画，这些人分左右两行站立，各司其职。
如果观察一下这这十五层，那就会看到它们的楼梯自下向上逐渐变小，最后一层的楼梯非常小。下部第一层的那些人物画的身材有1腕尺高，但最后一层的人物画则仅有一掌尺(58)高。在城堡主堡的下部，可以看见一些代表神祇的雕像，看来好像是把该建筑物托在其肩上一样。在塔的基部，该古建筑物的周长约为20腕尺，但它在高部却只有12腕尺了。它是以精心加工的木料(竹料)建成，用漆漆成了金色。大家甚至可以把这座古建筑误作一块巨大的黄金。
他们在该塔下辟出了一间地下室。那里有一张铁桌子，承负着一个铁轴的脚。该铁轴是本塔的主要支架，由下自上支撑着整个建筑，其塔顶嵌入了遮蔽该古建筑的一个厅子的构架中。只要到地下室中去稍稍转动一下铁轴即可使整个塔围绕该轴旋转。
全世界的高级木工、铁匠和画家都应去欣赏该建筑以便向中国艺术家学习。
随着这些使节们逐渐接近北京，在他们下榻的每个城市，中国人为了对他们表示敬意而献给他们越来越鲜艳的花束。他们将其大部分行李都存放在甘州，把所有送给皇帝的贡品都交付给了中国官员。但唯有一头狮子却由他们自己负责，这是由贝孙忽儿王子殿下作为贡物而奉献给明朝皇帝的。这头猛兽在驯兽人撒剌丁大人看守下被带到了中国宫廷。
简单地说，他们每天晚上都到达某城的馆驿，在约一个星期左右就到达某座重要城市的馆驿。一直到10月23日(伊斯兰历10月14日)星期日(59)，他们来到了黄河(60)口岸。该河如同阿姆河一样宽阔。那里有一座由23条船组成的舟桥，这些船用如同人腿一般粗的大链子拴在一起，用缆绳系在如同人体粗的铁桩子上。在各岸每隔10腕尺左右就有一根这样的桩子。那些不太粗的锁链和小钩子把船同定在主链上。那些如同楼板一样光平的厚木板装配成了小船。这种舷梯在四足动物的脚下也不会移动。大队人马毫无困难地渡过了宽阔的黄河。
在大河的彼岸有一座很大的城市，即兰州(61)。为了欢迎他们而在那里组织了一次出色的盛会。他们在那里欣赏了一座从未见过的巨塔。这一庞大建筑由三条大街环绕，由美貌的妓女占据。有人向他们保证，其中有几个尚为童贞女，刚刚从事这一职业。那些非常熟练的精巧匠役属于所有的手工业行会，在那里都大量存在。中国的少女在一般下均非常美貌，但是，兰州的姑娘却属于最负美名之列。其诨名“美人城”即由此而来。
在经过其他几个城镇和城市之后，使臣们于1420年11月18日(伊斯兰历823年11月12日)星期二来到了一条江畔(62)，此江可能比阿姆河宽两倍。巨浪推起层层波涛，但他们安然无恙地乘船渡了过去。
他们在途中还渡过了其他几条江河，有的是借助于小船摆渡过去的，有的则是通过大桥而走过去的。这些人于1420年12月3日(伊斯兰历823年11月27日)星期二到达真定府(63)。
真定府是一座居民众多的大城，城中有漂亮的宫殿和一座壮观的佛塔，于其中可以看到一座巨人般的用青铜浇铸的佛像。其身高可能有50腕尺左右，其四肢的大小也很匀称。他们在其整个身体上都绘有一只手以及手中一只眼睛的形象。他们称之为“千手佛像”。它在所有这些地区均以此名而著称。佛像及其所在的佛塔都位于铺有漂亮石板的一块开阔的空地中。他们于其内部布置了雕像、游廊、楼台和分成了几层的凉廊(64)。第一层超过了佛像的踝骨，第二层未达其膝盖，第三层达到了膝盖之上，另一层达到了其腰部，又一层又达到了其胸部。依此类推一直到由一曲线塔尖(中国风格的拱形圆顶楼房)居高临下俯瞰的其头顶。大家面对如此这般的艺术而赞叹不已。人们可以在这一庞然大物的八层楼内内外外自由行动。
这是一座站立像，其脚各有10腕尺，脚踏两把不太臃肿的铸铁(钢)(65)剑上。大家远远望去就会感到这尊雕像如同出现在地面之上的幽灵，就会觉得那里似乎使用了3万多吨(100万头驴的负荷量)青铜一般。
大家在那里还可以欣赏大量其他的画像以及涂金和着彩的烧陶小佛像，位于那些画在山坡、石窟和岩洞中岩石上的凸形画面的中央，所有这一切都按照我们的砖瓦工所建造的烧陶钟乳石状装饰的样子而悬挂在墙壁上。大家于那里还可以在他们的石窟或僧房中发现正在苦修和冥想世间之空的比丘、瑜伽行者和托钵僧(66)。他们在山岩上雕绘了大角野羊(67)、羱羊(68)、老虎、蛟龙等图形，所有这一切均由森林中的树棵环绕。全部画面都显得极其精细和具有罕见的美。除了这些烧陶浮雕和圆雕图案之外，我们于墙壁上还可以发现会使您陷入震惊的绝妙壁画。佛塔周围的其他建筑物在其美观程度方面也并不比我们刚才描述的主要建筑逊色。
在真定府的这一佛塔内部，还可以看到另一个“转天”，与甘州那一个相似，但更为庞大和更为豪华一些。
使臣们就这样按每天25～30公里(4～5波斯古里)的速度赶路，直到他们抵达北京的城门为止。——这一天是1420年12月14日(伊斯兰历12月8日)星期六。当时还可以看见星辰，因为他们是在后半夜赶路的(69)。他们于黎明时看到了一座一望无垠的京城，其地面呈长方形状，由一堵城墙环绕，城墙的每侧都有1波斯古里(6200米)，全长为4波斯古里(24800米)。他们发现有十万多副脚手架(以各为50腕尺的成材竹子绑成)倚在泥瓦工们正在完工的城墙上，因为当时尚未最终完成城市的建设。由于尚未到应打开中国京城大门的晨曦升起的时候，使节们只好通过已竣工的建筑——城楼的地方进入那里。中国官员径直把他们领到了宫门。在那里让他们下马并继续在一条长七百步的美不胜收的林荫道中徒步前进，这条路铺有蔚为壮观的长石条，它把宫门与军营(斡耳朵)连接起来了。那里有十头大象，军营进门处每侧各有五头。使节们从它们那高高升起的鼻子中间通过。
仍在清晨的一个时辰(因为天尚未亮)，就已经有十万人于其宫前恭迎皇帝了。使臣们望见一个院子，更应该说是一个长300腕尺和宽250腕尺左右的辽阔广场，其中的一切都安排得具有艺术性和令人惬意悦目。他们在广场的南端看到了一个凯旋门(70)，高达30腕尺，一直到顶部都用大量各为50腕尺的成材竹竿加固，它承负着一副也覆盖了一个华丽大厅(71)的脚手架，这后一个厅长60腕尺、宽40腕尺，超过了凯旋门的高度。华丽的大厅拥有三道门或通道，其中居中的最大者是供皇帝专用的，左右的侧门供侍臣们使用。
一口钟悬挂在凯旋门之上的鼓一侧。为了撞钟，有两名官员时刻等待着皇帝登上御座的具体时刻。在那里于御座的门前共集聚了三十多位男女。此外还有两千多名乐师，准备在演奏中国乐曲的乐器的伴奏下为君主诵赞歌。
那里有两千多名御林军，一部分武装以刀剑、棍棒、长枪、圆盾、梭、双枪(72)、戟、斧、矛、华盖和中国扇子。其他人于御林军的大厅前列队恭候在院子中。大家看见了向装饰以壮观柱子的厅廊开放的一排排大厅，它们通过由精细的木工制成的宽大窗棂而接受光线。地面到处都铺有漂亮和磨得非常光滑的石条。总而言之，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使我们的各行各业都感到震惊的东西。
最后，一旦当天亮之后，等待皇帝驾临的官员们立即于凯旋门的上部敲击或吹奏钟鼓、饶钹、喇叭、铜锣、笛子、响板和钟铃。到了此时，便大开三座大门，所有人都秩序井然地进入广场内部。中国的仪礼要求所有见驾的人都要拔腿快跑。
使臣们从这第一套院子中又来到第二套院子。它宽三十步，对面是另一座比第一座更大的凯旋门。
当时就为皇帝搬来了一个约4腕尺高的台子。在座位周围有某种如同蒙古包(73)架子一样的东西，但这种架子不是以毛毡覆盖，而铺着黄缎子。这一漂亮的用具完全被漆成了金色(74)并绘有龙凤(75)图案。大家在蒙古包下的台子上可以看到一个金座，在下部可以于左右两侧看到排成两队的达官贵人：公、侯、伯(76)等，共有一万名之多，他们各自手执一块有1腕尺长和1/4腕尺宽的木板。在他们身后，可能有二十多万穿胸甲、使长矛的士兵和武装以无鞘刀的军官，所有人都立正。这些不计其数的不信真主的人保持着沉默，以至于可以使您把他们当成雕塑像。
突然，皇帝从其“后宫”出来了。有人就把一个包括五个台阶的巨大银梯推向高台。皇帝登上了高台并在一个金座位——御座上就座。
大明汗(永乐)为中等身材。他既不是一个大胡子，也绝不是无胡须的人。他的胡须有200～300根，长到可以绕卷成了几个圈。
在皇帝的左右侍立着两个美貌的姬妾。她们的头发都盘在头顶，脖子和双耳完全裸露，每个人都佩戴两个巨大的珍珠耳环。她们每个人都备有一支毛笔，随时准备记录出自皇帝之口的任何金语玉言。这些姬妾们必须记录皇帝的所有言语。但当她们与皇帝返回“后宫”时，便把她们的记录呈奏皇帝以便让他在发表之前看一下是否有修改的地方。在官吏们的心目中看来，唯有这后一种修订稿才具有法律作用。
总而言之，一旦当皇帝就座之后，便有人同时把使臣和罪犯传到他面前!
他首先开始了解对违犯普遍法的囚犯的审讯记录(77)。
那里共有囚犯七百多人，有的人脖子上带枷，其他人脖子和双手都带铁链。某些人完全被绑在木板上。其中甚至有五六个囚犯被束绑和固定在一种木架上，脖子被虎钳钳住了。但是，每种刑具都与其罪行相当。每个人都被一个行刑人抓着头发一直拖到皇帝脚下，以让皇帝按照其意愿宣判发落。皇帝把一部分人判下牢狱。其余人则被判绞刑。
在整个中国，连一名司法官吏也没有，无论是警官(78)，还是有权宣判某人死刑的最高法官都一概没有。当他们抓获某一被告人、从事详细地调查、获得他的口供时，他们的作用仅限于将一切都登录在挂于其脖子上的木板(其中记载了他们根据异教徒的法律条款而对他的惩处)中以及脖子带枷和双手带链地押解往北京。
接着，他们又把使节们带到距御座有15腕尺的地方。这就是“可汗”[指哈里发(79)沙哈鲁]陛下和王子殿下的使节。一位官吏跪着根据写在木板上的汉字而宣读。他简单扼要地呈奏说，他们携有其主致中国皇帝陛下的厚礼并前来在你们陛下的御座下叩首。
当他刚刚读完他的木板之后，推事哈只·玉速甫便走上前来。此人操波斯语、突厥语、蒙古语、阿拉伯语和汉语。此人官居“公”位，作为皇帝的谋士同样也在重要的时刻充任翻译。他主持皇帝的十二部之一(80)。他率领其僚属迎上前来，这些人也是操波斯语和突厥语等语言的中国-穆斯林语言学家。这些翻译围着使节们，提醒他们首先要上身参拜，然后再三次以前额触地。使节们当然依礼行事，但小心翼翼地注意不要认真地以前额触地(81)。
接着，他们以双手把可汗陛下(愿真主赐给他长久临朝期)和贝孙忽儿殿下(愿真主永远让他留在其国内)的国书高高地举过头来，同时呈上的还有其他王子和诸公们的国书。这些文书装在黄缎套中，正如中国的仪礼所要求的那样。
推事大人于是向前几步，从他手中取过国书，然后再递给站在御座脚下的一名太监。太监再把这些国书呈奏皇帝，皇帝取过来，打开审视了一会儿又重新交给了太监。
皇帝于是便从御座上下来，坐在一个普通的座位上。有人向他献上三千块未经裁剪的衣料，其中有一千块是为裁制衬衣，两千块是为了做长袍。他将这一切分给了其官吏和孩子们。
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才把七位使节传到了他面前：沙的·火者和库克扎、沙哈鲁陛下的侍从算端·阿合马和盖耶速丁(作者)、贝孙忽儿殿下的仆人阿格答克、苏玉尔格特迷失殿下的使节火剌扎的沙蔑力克以及八答黑商沙的使者塔术丁。大家要求他们跪拜，所有人都依礼行事。
皇帝于是便询问沙哈鲁算端陛下(愿真主赐给他较长的执政期)的身体情况，询问西域诸邦的谷物是否便宜、那里是否有大量的牲畜等。他们回答说那里的粮食价格非常低廉、肉很丰富，他说：“是的，当国王对上天心诚时，上天就会使生活必需品丰富起来了。”
永乐于是便又了解波斯沙使节的情况。他说：“为什么波斯沙哈剌·玉速甫(1406～1420年)不向朕遣使以贡方物?”(哈剌·玉速甫是八答黑商沙君主的名字。——译者)他们回答说：“陛下，他们曾向您派遣过一个使团，难道您的大臣未向您呈奏吗?他们未自边境向您呈奏一个携带贡品的波斯使节的到来吗?”他又询问道：“朕记得曾亲自向波斯沙遣一携带厚礼的使节，因为朕非常钟爱波斯马(82)。在波斯有世界上最好的骏马。”他接着又打听波斯通路的情况，随口问道：“此时道路安全可靠吗?”“道路绝对安全可靠，陛下。只要沙哈鲁算端衷心希望如此。”他又打断来人的话说：“朕对此毫不怀疑。你们旅行已非常疲劳了，去用膳吧，已为你们准备好膳食了。”
使臣们站立起来，有人把他们带到各自的位置上。在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高桌，上面摆满了食物。当他们按照上文已描述过的仪式用饭之后，又有人把他们领到分拨给他们的馆驿。大王兀鲁伯·曲烈干(愿真主保佑他长期任王子)的侍从算端——沙和巴合失·蔑力克下榻于附近的馆驿中。
在这些馆驿中，每个人都拥有一张上好的床，上面铺有缎面床垫、丝绸坐垫和用类似丝绸精制的拖鞋[尚不要忘记为进城而穿的绳底帆布鞋(83)]、一套床帐(84)、许多座位、一个火盆、一个火炉。此外还有其他十张床分排左右(85)，这些床上同样也铺床垫以及丝绒坐垫。套间的地板上铺着普通的地毯(即条纹地毯)(86)，以及那些无法折断的精美席子(可以不加分别地横卷或竖卷)。
有关伙食问题。每个人都有一整套炊具：锅和长柄平底锅；一套瓷餐具：碗、盘、刀、匙。这尚且不包括用来就餐的一个高桌。有关食物供应问题：每十人每天都可以得到一只鹅或两只鸡。同时，还为他们每人提供两斛面、一大碗米、两张塞满果酱(突厥果仁糖)的饼、一杯蜂蜜、醋渍大蒜和大葱、盐巴，此外还有中国所特有的生拌绿菜。每人还有权得到两坛料酒和一个小冷拼盘。
他们每人日夜都有数名年轻的、专心致志和惹人喜欢的仆人服侍，寸步不离地跟随他们。
翌日，即1420年12月15日(伊斯兰历12月9日)星期月，当寺人(87)前来叫醒使臣们的时候天还很黑。他们就是这样称呼自己委派护卫使臣的人。正是这些“寺人”在宫中和无论其他什么地方都负责有关外交使节的所有准备工作。因此，他们的职责与我们的典礼官相同。他们对使臣说：“请起，快走。因为皇帝今天为欢迎你们而举行盛宴。”已经备鞍的马匹在下面等着他们。有人扶他们上马并将他们带到皇帝的住地，但又让他们在第一道院子的门口(88)等待，晨曦尚未升起。
在这一时辰，还是漆黑的夜。但早已有20～30万人恭候于那里了，他们集聚在栅栏后面，等待着开门的时间。当晨曦最终升起的时候，使臣们便被带到了御座前(89)。当他们装模作样地以其前额五次触地之后，皇帝便从御座上走了下来。
有人告诫他们要去方便一下，因为在宴会期间禁止离席。他们为此目的而分散开了，然后又重新集合起来以从第一道院子进入第二道院子，御座大厅就在第二道院子内。再从那里到达第三道院子，他们发现该院子很庞大，满地铺有精心打凿的漂亮石块。他们看到了一座60腕尺长和12腕尺(90)宽的朝南开的大厅，中国的习惯要求建筑物和房舍的正面以及任何一种住宅的大门都要准确地朝正南开放。
他们在该大厅中欣赏了有一人高的一座庄严的高台。为了登上这一高台，在它的前面(南方)、左侧(东方)和右侧摆了三个银凳。两名太监的嘴被一块纸板一直蒙到双耳处，他们在那里站在台下和台上待命。大家在那里还看到了第二个较小的台子，它使人联想到了一个多角形的座位，备有许多倚在靠背上的垫子，带有制造得非常奇怪的腿。在那里的左右侧有两种香炉，上面放有圆铃(91)。尽管这种家具仅仅是以漆木制成的，可是大家却会将之误作一大块黄金。推事哈只·玉速甫大人对使节们说该台座是在八年之前上漆的，但其高质量的油漆在如此之久的时间内尚从未剥落。大厅的剩余部分，如柱子、细木护墙板、扶梯等都漆成了橘红色(92)，这种油漆确实以其色美而引人注目。如果我们的中亚和波斯画师们看到它，那肯定会对此感到惊讶不已。
在皇帝面前设下了数张摆满食物和冷拼盘以及大量雕花的桌子。于其下部左右两侧站立着一些大臣，他们都是身材魁梧而身体健壮的人，武装以箭囊、大刀和盾牌。从他们背后可以看到站立着几行执长枪的士兵，沿途又有其他几行举着闪闪发亮大刀的士卒。
使臣们的位置被安置于皇帝的左侧，也就是在荣誉席一侧。中国人始终在那些品级很高的官吏(因此也包括使臣)面前摆下三桌宴席，在那些品位不太高的官吏面前摆两桌。至于那些普通官吏，他们每人有权获得一桌。所以这一天大厅中共有一千多桌。
他们在紧靠以细木工制作的栅栏格附近安置了一面大鼓。在一侧的一个专席上站立着一位指挥乐队的人，他即该乐队的队长。在御座前面可以看到七个分别为七种颜色的华盖。在宽敞的院子中，可以透过栅栏而看到二十多万全副武装的士兵，分左右两行站立(在两行之间，于恰恰面对御座的地方留下了一条很宽的通道)。在通道的中间，于正常的一箭射程的地方(93)，大家可以在一个长宽各为10腕尺的黄缎床帐(94)之下看到御膳房，那些膳食官在那里为他准备吃喝的东西。当他们给皇帝端上一盘蔬菜、肉食(95)或一杯烧酒时，乐队立即就演奏一支曲子，七顶华盖也根据膳食总管的指挥而旋转，一直转到御座脚下。所有的膳食、菜肴或饮料都是放在一种独脚小圆桌中呈上的，它有一个呈钟形的罩，用以遮蔽食物并为之保温。这些奇怪的用具组合了统一的整体。
在准备工作完成之后，使臣们仍站立着。当皇帝从后宫驾临的时候，他是突然间从被一个涂成白色的、安置在御座后并以用两根丝绳扎起来的遮光帘(96)所掩饰的门中走出来的。恭立在两侧的两名太监同时拉动绳索，遮光帘便如同自动的一般，绕着一根帘杆被卷了起来。它使人联想到了一种帘子(97)，约为1德黑兰尺宽。当看到皇帝时，乐队便开始演奏一支赞歌，恰恰结束于皇帝在御座上就位的时刻。在他的御座之上张开了一面黄绸华盖，长14腕尺。大家看到其中印(98)有代表彼此格斗的四条龙的图案。
当皇帝就座时，便有人把使节传到了他面前，告诫他们要五次以前额触地参拜。当他们这样做了之后，随着皇帝的示意，他们又被带到了自己席上。
除了已端上的冷盘之外，不时有人为他们上某种热盘：切成小块的羔羊肉、鹅肉和鸡肉以及一杯杯温热的酒。
大家还发现，就在他们吃午饭的同时，舞蹈和杂耍节目一场接一场地表演。首先是随着中国音乐的节奏由青年男子表演的舞蹈，他们化装成寺院舞女，穿有绣金的长衣，带有珍珠耳环，头发及双臂都点缀以用丝绸和彩纸制成的花朵，如玫瑰花和郁金香(99)等。接着便轮到杂技演员们了：由两个十几岁的儿童在两根杆顶表演的令人头昏目眩的倒翻筋斗节目。
到了此时，又有一种新的杂技节目，有一个人背朝地躺在那里，把双脚伸向了空中。其脚底上顶着另一个人，后者倚靠着一根长7腕尺的竹竿。有一个10岁或12岁的小杂技演员攀上了这根竹竿上部，表演了许多技艺，让竹竿一根根地掉下来，最后他只剩仅有的一根了，但他继续在其顶端表演一些仍为非常复杂的技巧。当他正在完成一种新节目时，他假装自己表演失手，大家以为他即将摔落在地。但转眼之间，背朝下躺在地上的那个人一跃而窜到空中，于空中接住了他。
乐伎们同样也表现了他们极大的敏捷灵巧。一名扬琴(100)演奏家突然间背离了中国的调式，而从事演奏属于我们所特有的音乐曲调(101)。接着出场的是两位名家，其一演奏一支笙(102)，另一位则演奏箫(103)。他们各自以一只手执他自己的乐器，另一只手执其同伴的乐器，同时又敲一响板。但大家辨别出了两种明显不同的旋律和调式。筵席要延长到中午祈祷(104)时辰之末。于是，皇帝便令人把成捆的现钞分赏给其乐伎们。当皇帝退朝回到其后宫时，使臣们才得以自由而返归其馆驿。
在大家所处的宽敞庭院中，有成千只鸽子、斑鸠、鸢、松鸡、喜鹊、乌鸦、小嘴乌鸦和乌鸫，它们夜间在树上和房脊上栖身，白天啄食筵席的残渣或树上的果实，但却丝毫不怕人(105)。
这些使臣在北京住了五个月，即从1420年12月14日(伊斯兰历822年12月8日)星期六到1421年5月4日(伊斯兰历823年5月初)星期日。他们能够非常按时地收到从他们到达那一天就为他们确定的口粮，这尚且不包括为欢迎他们而举行的宴会，更不包括他们应邀出席的筵席。这都是一些豪华的和点缀以非常多样化的娱乐活动的宴会。
这次隆重召对的翌日(1420年12月16日，星期一)，恰逢大拜兰节(祭祀易卜拉欣的节日)(106)。皇帝自己出资修建了一座漂亮的清真寺以供北京的穆斯林使用。为了参加拜兰节的祭礼活动，使臣、其随从以及京师的穆斯林们都前往那里。在第三天(1420年12月18日)，大家又为他们举行了一次豪华的官方宴会，其间伴有非常有意义的竞技和娱乐活动。
1420年12月23日(伊斯兰历822年12月17日)，有一批死刑犯被解去处决。
中国那些不信真主的人有一部订成数册的刑法(107)，其中为各种大罪都规定了一种刑罚。罪犯(108)们都根据情节而分别被判作用刀斩首、在绞架上绞死或被凌迟。
在真正开始施刑之前，他们在囚徒的头上抛撒生石灰，以使其头发一下子全都脱落。然后再在脑袋的周围把头颅上的皮都割下来，就如同摘下一顶普通小帽一样把它取了下来。他们向被如此拔毛的头颅又抛撒了第二把生石灰。接着，他们通过绑脖子、身体和踝骨而把罪犯捆在绞架上，双手倒剪背后。于是便有一个刽子手收拾他，因为那里为每个罪犯都专设一名行刑手(不包括学徒的行刑人，他帮助其师)。那里不像我们之中一样仅有唯一的一名刽子手，而是刽子手与受刑人的数目一样多。
一旦当受刑者被如此处置得无法行动时，刽子手便挑破了其胸膛。他使用一把长柄叉和一口刀。当在已剖开的胸膛上只剩下一簿层肉的时候，他用长叉挑下用刀剁碎的肉体。刽子手便武装一根大木锉，用力锉去流阻和流脓的那些令人恐怖的伤口。在此期间，其助手之一从旁边烧开的一锅水中汲水，借用一把喷壶而喷洒，另一人用马鬃扫帚拼命摩擦受刑者的伤口。受这种野蛮处置的异教徒最终发出了痛苦的惨叫。但也有些人始终一言不发，甚至无动于衷，似乎能泰然自若地承受这种刑罚(109)。刽子手在用开水重新烫开伤口之后，便把两口刀捅进了胳膊以上的锁骨一侧，仅在用两块烧红的铁取代时才把它们拔出来。
他们同时还在罪犯身上刺两个张开的大洞，再从中插入两个铜漏斗。这些漏斗与在我们这里向瓶子中灌注花露水的那种漏斗很相似。但他们于此使用之则是为了向受害者的胸膛中灌开水，从而使受害者的仍发红的肌肉突然间完全变成白色。假如认为这一囚徒尚未死亡，那么行刑手就耐着性子操刀。经过巧妙地分阶段的安排，行刑过程应持续整整一天，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要连续十几天。
当受刑人最终死亡时，刽子手便打开他的胸膛，一件一件地取出其内脏，再剁成碎块。在取出各种腑脏的间隙，刽子手把刀咬在牙齿间，完全如同屠夫们所做的那样。最后，受难者的身体仅剩一堆彻底刮过的骨头以及一大堆经过仔细切剁的肉馅了。最后，整个这具发出恶臭的死尸都用车运往北京城外，并抛在某一已被遗弃的采石场中。
然而，中国的整个罪行侦审程序都非常复杂和特别漫长。那里不会轻易地判决一个人。据说，大明汗拥有十二个法庭，在证实某人是罪犯之前，被告要轮番被解往这十二个法庭中的每一个之中审判。有时甚至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被告被十一个法庭判为罪犯后，却被第十二个法庭宣告无罪。例如，只要他提到一位居住在离北京有六个月行程之地的证人，立即就有人前去寻找他并把他携往京师以听他阐述自己的所见所闻。然而，在整个这一期间内，被告始终都被收监看押(110)。
为了讲得更准确一些，我们还应指出，许多被告在被宣判之前就死在狱中了。但在此情况下，典狱官无权把他们秘密埋葬以了事，他们必须将此上呈皇帝(皇帝有权开始一场侦破)(111)。
到了1421年1月28日(伊斯兰历824年1月23日)，盖耶速丁日记中的一条记载说，当时北京出现了一场强大的寒流。他写道，使臣们在这一天很早就起床以便进入大明汗的宫中。他们甚至就在宫门口发现了大批普通案犯冻僵的尸体，这些人是从中国边陲地区递解到那里以交给皇帝决审的。此外，沿道路两旁，在街头或交叉路口，使臣们的马匹被迫从冻死的人尸之上越过。由于他们对此特别感到震惊，某一位可信的人对他们说：“在此地的京师城墙以内，人们可以避严寒。你们在那里看到的景象与今天在城外旷野中所看到的比起来则不足为奇了。在那里，从昨天晚上起，被冻死的人可达数万之众。”
横卧在那里的死尸没有被埋葬，比死苍蝇(112)还受人鄙视，而且还都受枷锁的羁绊。这些悲惨的人只穿有单薄的服装，他们是蜷缩着的被冻死的人。
1421年2月1日(伊斯兰历824年1月27日)星期六，推事老爷(哈只·玉速甫)向使者们派去一名“寺人”以告诉他们，按照中国历法，次日(2月2日)便是新年(113)，皇帝要利用这一机会迁居新宫。使节们当然要应邀前往，但皇帝让人告诉他们，他们于这一天千万不要像波斯人那样穿白色的衣服，也不要扎白色的头巾或蹬白色靴子。因为中国人看来，白色是一种服丧的标志。
2月3日(伊斯兰历824年1月29日)夜，刚刚到子夜的时候，寺人便牵着备鞍马前来迎接使臣以把他们领到新宫。此宫经过十九年的工程刚刚竣工。
这一夜，在庞大的京城，每个人都用灯笼、蜡烛和灯照亮了其住宅或店铺，灯火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使人觉得旭日已冉冉东升。大地照得如此明亮，以至于能够清楚地看到掉落在地上的一根针。寒流也同时结束了(114)有人把所有来人都领进了新宫殿内。从契丹、江南、摩诃支那、卡尔梅克(蒙古)、吐蕃、哈密、哈剌和卓、女真(满洲)、海滨地带(渤海国)(115)和其他未知名地区的四面八方拥来了十万之众。有人把他们引进了新宫殿，皇帝在那里盛宴群臣。
使臣们被安置在金銮殿的对面，中国官吏则置身于里面。那里有聚集起来整装待命的二十万御林军，各自武装以大刀、狼牙棒、斧钺、长枪、双枪、圆盾和勾镰等。他们列队站在宫院中。有一千人各自肩扛一把中国扇子，宛如一盾牌大小，其颜色各有所异。由年轻人表演的杂技和舞蹈一场接一场地演出。这些表演和舞蹈都是前所未见的，演员们身穿难以描述的华丽服装。如果用言辞来描绘新的皇宫，那同样也是困难的。
从宫门到金銮殿的门共计1925步。至于皇帝的“后宫”，则严禁入内。在左右两侧是连成一片的亭阁、庭院和花园。院子中地铺宽大块白色瓷砖，它使人联想到了一块占地长、宽均为200～300腕尺之面积的大理石。它绝对是用一整块大理石铺成，如同一张画成格子的纸一般。那里没有任何起伏不平的感觉，大家可以闲散地欣赏一些用凿子雕琢的大理石和斑岩，如同他们按照中国方式把玉石雕琢成龙、凤和鲜花盛开的树枝一般，或呈现凹陷状，或呈圆雕形(116)。面对如此的艺术，大家都不自禁地赞叹不已。我们的中亚和波斯的雕刻家、细工木匠、画匠、花匠和瓷器匠远不能完成如此精致的代表作。如果相信我的话，那就应该前往中国旅行并前去亲眼欣赏这一切。当他们从那里返回来时，就会给我正确的评价。
天将近中午前后，当御宴结束时，使臣们又返回了他们的馆驿。
1421年2月13日(伊斯兰历824年2月9日)，在清晨3时(117)，又有人牵来备鞍之马以迎接使臣们去见驾。
自皇帝离开后宫前往乡间居住在一座青楼(118)中以来，即将有八天的时间了(因而是从2月5日开始)。据说，在该楼阁中没有任何偶像和画像，他习惯于每年前往那里静心修养八天以修持三昧。在其静修期间，他不近任何女色、不见任何人，戒食任何肉类(119)。他声称在那里崇拜天神。
因此，他于2月13日这一天结束了其静修期并返回京师和后宫，由以军队、禁卫军与华丽地披挂的大象组成的豪华和威严的銮驾簇拥。他坐在一个圆形的涂金轿子中，由其侍卫肩抬。他由黑色、红色、黄色、绿色和灰色(120)的旌旗开道和断后，旌旗上装饰以太阳、月亮、星辰、山脉和圣海图案以及汉文题记。在皇帝的前前后后都有禁卫军簇拥，他们武装以长矛、大刀、梭镖、长枪、斧钺、双枪、钩叉(121)、钩镰、圆盾、狼牙棒、画戟，装饰以牦牛尾的旌节、中国扇子和华盖。在皇帝后面较远的地方，又由禁卫军肩抬五乘相似的和装饰华丽的大轿，其前面则由难以描述的乐器开道。总而言之，其銮驾仪仗系由五百多人组成，他们纪律严明，步伐整齐地行进，排着密集的队伍，非常镇静地向前走。一言不发。大家只能听到中国乐曲，颂扬皇帝功德的赞歌。
一旦当皇帝还宫之后，使节们便最终得以返回其馆驿及其房间中了。
他们的新年习惯要求连续七夜放灯。在此情况下，他们习惯于建造一座竹山，完全以小冷杉树(122)覆盖。如果仔细观察它，那么就会有人说这是一座绿宝石山。在这座“居住”有几千名用彩纸精巧制作的人像的山上有十万根蜡烛(123)，远望起来就觉得好像是一群真正的人。蜡烛由灯芯连在一起，当用石蜡油所做的药捻(相当于大炮的火药)(124)一旦被点燃之后，就拿着它顺着拉直的一根绳子往前跑，在途中点燃所有的蜡烛。所有的蜡烛在一分钟内即照亮了此山。店铺和市民们的大建筑也利用这一机会都同样被数千根蜡烛照亮。
在整个这七天期间，所有的违法行为都会得到宽恕，君主也于同时广施赏赐。他令人释放大批囚犯，甚至对那些征税人在尚未向国家上交他们收缴的财税中的舞弊行为也视而不见。
一些星相家曾预言，这一年将发生一次爆炸事件，从而造成一次大火灾，火灾将烧毁皇宫。所以这一年放弃了传统的放灯。但有一群官吏集聚在那里，参加了每年一次的聚会以欣赏已从节目单中取消的烟火。皇帝为了安慰他们，便为他们举行最为隆重的御宴，接着又广施恩赐。
1421年1月17日星期一，禁卫军前来迎接所有的使臣并把他们携往皇宫的第一套庭院中。来自中国所有地区的十万人都集聚在那里幸谒龙颜。最终在他们面前打开了第一道凯旋门，皇帝前往坐在塔顶一个以宝石衬托的高台上。所有人在就座以观看即将演出的戏剧之前，都要在其御座下参拜(125)。
在皇帝的对面摆了一个很高的看台，有三位官吏登上了高台。有两位是手捧其主刚刚颁布的敕旨，第三位则是为了高声宣读圣旨。他宣读的声音能被所有人都清楚地听到。但令人遗憾的是他是用汉语宣读的，我们的同伴对此一窍不通。有一人曾向他们做了概述：敕旨说本月10日(126)是中国新年，皇帝将赦免所有的在押犯、所有犯有舞弊罪的收税官和所有违犯普通法的罪犯，唯有杀人犯例外，从此到十年期间，他不向各个布政司派遣钦差大臣(127)去视察。
一旦当这道敕旨颁布时，立即就向各州抄送一份，，其原文荣幸地以一顶华盖保存。敕旨用一根细丝绳扎住，绕在一根漆成金色的竹竿上。在鼓声和喇叭声的伴奏下，便把一份敕旨从塔上递了下来，落在下面等待它的两乘轿子中。一旦当它被置于两顶轿子之中时，这些轿子就迅速离去，由大鼓、喇叭伴奏和在护送它的人群簇拥下一直到达我们使节下榻的国家馆驿。因为所有敕旨都有一份从那里送往各州。
皇帝于是便从凯旋门上下来，他令人把使臣们传到他面前并赐以御宴。1421年3月6日，他又把这些使节们宣进宫并同时令人把十只鹰(128)也带来了。他说：“朕仅赐给你们之中为朕带来骏马的人。”在以下方式分赐雄鹰之前，他有时讲得很坦率，有时又使用了一些很隐晦的话，兀鲁伯殿下的使者算端沙获得三只，贝孙忽儿殿下的侍从算端阿合马同样也获得三只，接着又把三只鹰赐给沙哈鲁(愿真主保佑他长治久安)陛下的使者沙的·火者。但大明汗把这些鹰交给了他自己的驯鹰人(129)。他在翌日召对使臣时又命令他们在好好看过各自的鹰之后要牢记它们的形状。他们回答说已经这样做了。
皇帝说：“朕的士兵将返回西关，你们要迅速做好准备以便随他们而去。”
使节们回答说：“我们将遵照陛下的敕旨。”皇帝于是便转向享真福者苏玉尔格特迷失的使者阿格答克并对他说：“朕没有鹰送你了。况且朕何必要再送你一只呢?因为朕送给亦不剌金·把哈都尔王子和朕交给其侍从锡尔扎德(阿尔德希尔?)的那一只，他已经把它放飞了。”阿格答克回答说：“如果陛下赐予赏给我一只鹰的荣耀，那么世界上就不会有任何人敢于把它放飞。”皇帝回答说：“朕十分愿意。那么你就留在这里直到有人为朕奉来新鹰为止。恰恰已有人答应送朕两只，朕将把它们交给你。”
1421年3月13日(星期三)，中国皇帝又召对了算端沙和巴合失·蔑力克，以便向他们赏赐礼物。这在汉语中叫做“赏赐”(130)。
他让人赐给算端沙大人8锭(131)白银、30套带里子的宫服、24块做和服的塔夫塔绸(132)、罗(133)和“里儿”(134)。此外还有2匹马(其一完全备鞍)、100支箭、23条蒙古短披风(135)(在胸侧和背部中央向下开口)、5000张现钞(136)。他令人赐给了巴哈失·蔑力克大人同样的礼物，只少1锭白银。每个人都为其夫人而获得了上述一半的同样织物，但绝没有白银。
同在3月13日星期三，蒙兀儿斯坦的汗兀伟思的使节也在250名侍从的陪同下到达了。此人叫不花·帖木儿·阿特格(137)。他前来拜谒大明汗并在他面前叩头。皇帝诏令赐赏他们所有人礼袍并确定了他们停留期间的生活用品。
1421年3月18日(星期一)，皇帝召对了所有人以向他们降旨：“这就是你们的鹰，从此之后就由你们亲自照料它们了。因为朕即将出发去狩猎。这样一来，如果朕返回太晚，你们就不必等待朕了。”他接着又严厉指责说：“每当你们带走优良鹰时，你们作为交换却为朕带来了劣种马。”他向使臣们分别赏赐了猎鹰之后便出发狩猎去了。
在皇帝外出期间，一位王子从南京(138)来以代行皇权。面对要继承皇位的太子，大家都严格遵守如同在其父面前那种分左右的礼仪。因此，使节们像以前一样应邀入席就座吃午餐，然后便返回其馆驿。
4月4日，寺人前来向使节通报大明汗已从围场返回的消息以及他们必须参加欢迎仪式的义务。他们到北京城外大道上恭候圣驾，在那里一直等待到下午的一两点钟的时候(139)。寺人于是便对他们说皇帝只能于第二天才能返回，这就促使他们重返馆驿，在那里却发现了交付给算端阿合马的蓝色大鹰已死。在他们惊魂未定的时候，寺人策马疾驰而来，要求他们重新上马和星夜赶程以在清晨一两点钟的时候能接驾(140)。
当他们牵来马时，下起了瓢泼大雨。他们在馆驿的门口，于一批狼狈不堪的人中看见了推事大人。他们于是就询问他沮丧的原因。他以隐晦的语言告诉他们说，皇帝在狩猎时骑上了由算端陛下(沙哈鲁)刚刚奉献给他的那匹马，但马把他摔了下来，造成了大腿损伤。皇帝愤怒得满脸通红，刚刚诏令逮捕穆斯林使臣以把他们放逐到中国最东部的省份中去。这一令人非常恼火的消息使所有这批人都陷入了痛苦之中。但他们还是骑马前去了。当时正值黎明(141)，恰逢祈祷的时间。在9点时(142)，他们尚未行进10公里路(143)，道路被一列列的士兵阻塞了，他们都要回城。
他们仅在夜幕降临时才接近皇帝滞留的营地。该营地长和宽各为五百步，由一堵高10腕尺和宽4腕尺的围墙环绕，它是皇帝到达此地的当天夜间匆匆忙忙地建起来的。中国人利用木板做模具，很快就建起了这样的护卫墙。皇帝营地的围墙开了两个门。由于建墙用土而在营地的周围掘成了一条壕沟，全副武装的禁卫守护着进口。为了保护营地不受夜间任何不测事件的袭击，许多士兵巡视于壕沟周围，在那里如同形成了一道篱笆墙。
基本是在营地的中央竖起了两顶矩形黄罗华盖，由各为25腕尺左右的四根彩杆支撑。大家于其整个周围都可以看到一大批其他幕帐和其他黄罗华盖之脊顶。所有这些华盖都以中国的武器为标志。在从北京前来的途中，于非常远的地方就可以遥望到这一切。
当带领这一队人马的推事大人令他们下马步行时，离皇帝营帐尚有五百步。这样做是为了等待大明汗驾临，因为已有人把他们的到达呈奏皇帝了。当推事大人来到营门的时候，他在那里发现了被中国穆斯林们称为“李达宅”和“张宅”，也就是说一个是“李达之宅院”(144)，另一个是“张府”。在皇帝召对他们时，淡到了逮捕和放逐使臣们的问题。突然间，李大臣和张大人以及推事大人立即叩头，祈求饶恕使臣们。他们说：“如果陛下因受痛苦而感到愤恼，那么其错误并不是由于这些无辜的人，而应归咎于向陛下奉献如此之劣马的主人。马匹的好坏并不取决于他们。他们不能做主强迫其君主向陛下奉献迎合陛下需要的贡品。现在，如果陛下凌迟他们，那就如同同样对待其遥远的主人。啊!这样仅仅有损于陛下的美名。那样在全世界就会有人说，中国皇帝在即位数年之后仍诏令逮捕和惩罚使臣们，他违反了数世纪以来外使们所享受的豁免权。”
大明汗经过仔细思考之后，发现这一进谏相当正确，于是便对他们明智的意见表示感谢，赦免了使臣们。当推事大人前来为使臣们带来这一喜讯时，全场爆发出了一片欢呼。推事还补充说，至高无上的和仁慈的陛下刚才对失落在不信真主者之中的可怜的穆斯林教徒们表示了宽恕，因为他突然间开导了中国君主的心。恰恰于此，为了表示大明汗的恩赦，又送来了盛有丰富食品的筵席。令人遗憾的是其中把猪肉和羊肉混合在一起，当穆斯林们看到这一切之后，任何人都不敢吃其中的饭菜。
皇帝终于从营地出来了，他骑着黑色的高头大马，其四肢为白色。它曾作为帖木儿陛下的坐骑，是由兀鲁伯殿下(愿真主永远使他成为其国之主)作为贡礼而进贡的。这匹马披着黄色的大马甲(145)，系用金线织成的。中国皇帝也穿着同样也是用金线织成的大红袍。其胡须装在一个黑缎套中。其后面是轿夫，肩抬七乘完全带帘的小轿。这是七名随他前来狩猎的嫔妃。再往后是跟着一乘由七十名轿夫抬着的大轿。皇帝坐骑的缰绳由两名穿金色号衣的马夫用手牵着，走在皇帝的左右，牵着马小步走。在皇帝左右两侧保持一定距离的地方(146)，又跟随着两列骑兵。他们军纪严明，从营地直到城内，其行列从未中断过。
在队伍的中间走着大明汗，由推事大人的十名“大臣”以及李大臣和张大臣簇拥。
到了此时，推事便对使臣们说：“当大明汗经过你们面前时，应下马行大礼参拜。”他们都照仪礼行事。所以，他们跟在皇帝的两侧前进。突然，皇帝开始埋怨沙的·火者大人并且对他说：“国王之间交换的礼物应该是十全十美的，以加强他们之间的友谊关系。你为朕带来的马却不是这样(147)。那一天，朕骑上了该马。这匹牲畜突然间力气不支而倒下了，造成了朕的落马。从此之后，朕的胳膊一直疼痛，甚至现在还完全是青紫包的。朕的御医于胳膊上贴了许多膏药，现在朕的疼痛略有缓解。(148)沙的·火者大人回答说：“陛下，这匹马是撒希卜吉兰(幸运之主)帖木儿异密陛下的纪念物，沙哈鲁算端陛下为了表示对陛下的尊重才把它奉献给了您。”皇帝对这种歉意感到满意并向使臣对此表示谢意(149)。
于是就有人带来了一只猎鹰。皇帝令人把一只鹤放飞于空中，又放出大猎鹰去追捕它。猎鹰飞得很快，在飞行中抓住了鹤，用爪子打了三下就制服了它。大明汗于是便下马，登上一个高台，在已于那里准备好的一把椅子上就位。他召来了算端沙并把猎鹰赐给了他。他又令人带来了第二只鹰并将它赐给算端阿哈马陛下。他始终未向沙的·火者赏赐任何东西，又上马前进了。大家正在行路期间发现了一只野兔，大明汗把始终抓在手中的猎鹰放出去追捕它。但两只猎兔狗立即前去追捕野兔，野兔却一跳一窜地摆脱了其敌人。它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消失了。当使臣们接近北京时，他们发现一大群中国人和藩邦异国人跑到大明汗面前拜谒他。他们摆队在皇帝眼皮下通过。当皇帝最终还宫时，使臣们也回到了其馆驿。
1421年4月8日(星期一)，寺人又来找使臣们，声称大明汗想赏赐他们。当他们到达皇帝就位的御座之前时，看到摆满珍贵礼物的案子。他们不让已获得了丰富赏赐的算端沙和巴合失·蔑克接近。但大明汗把摆放赏赐品的案子推到了沙的·火者大人面前，他传算端阿合马上前，赐给了他一桌子赏赐物。接着，盖耶速丁(作者)、沙的·火者殿下、库克扎、阿格答克、阿答完。最后是八答黑商的塔兀丁一个接一个地各自荣获一桌子赏赐，下面就是其具体情况。沙的·火者所获的赏赐品包括：在银钱方面有10锭白银；在织物方面有缎子、30匹零70块制和服的塔夫塔绸(150)、红绸饰带(151)、罗(152)、纱和“夹底”(153)；现钞共有5000。他为其夫人获得了上述数量三分之一的织物，但既无金币又无钞票。算端阿合马、库克扎和阿格答克各自获得的赏赐有：在银钱方面共有8锭白银；在织物方面有16匹缎子、94匹做和服的塔夫塔绸、罗、纱等，其中包括送给其夫人的布匹：在现钞方面共有2000。盖耶速丁(作者)、阿格答克和塔术丁各自获得的赏赐物：在银钱方面共有8锭白银；在织物方面有70匹，其中16匹是缎子，余者为红绸饰带、罗、纱、“夹底”等：在现钞方面共有2000。他们携赏赐而返回了馆驿。
在此期间，他们听到了大明汗的嫔妃之一——其宠妃薨逝的消息。由于皇帝在丧事期间，他不再召对使臣们了。中国宫廷中的习惯是在一切准备工作之后才发丧诏。所以，众百姓只是在举行殡葬的前夕(154)(5月23日星期一)才获知宠妃死亡的消息。
从星期一到星期二(24日夜)，正如星相学家们所预言的那样，一个霹雳落在了刚竣工不久的一座漂亮的宫殿之上，它就如同十万支火把(155)一样地燃烧起来了。这一宫殿共包括一个长30和宽80腕尺的上朝厅，内有木柱，木柱如此之粗大以至于三个男子都不能以其双臂合围。它用八答黑商的碧蓝色染料(156)加油而绘染。整个城市都被大火照亮。大火蔓延到了距第一座楼有200多腕尺远的第二座楼。后宫中还有许多很漂亮的楼榭，下面覆盖了国库房(157)。这场火灾蔓延到了所有人。所以，250套房间和楼堂都成了火灾的受害者。一直到翌日(158)，为灭火所做的各种努力都徒然无效。受害者人数众多，既有男也有女。这一天，皇帝及其官员们都远避不祥之地。因为根据这些不信真主者们的信仰，这是一个黄道吉日。
皇帝被这场灾难彻底吓倒了，于是便退避到一个佛塔中，眼泪也哭干了。他祈祷说：“啊!天神啊!你为什么生朕的气?你为什么放出霹雳袭击朕的御座?但朕却未犯过任何罪孽。朕从未违背先父和先母的训令，朕从未行为不端!”他最后因此而病倒了。
由于这一事件，旅行家们根本不可能看到中国人是怎样埋葬宠妃(159)的尸体。但他们利用这一机会而挂出了许多幡幢。送殡的仪仗中包括一大批东西，其中有许多是华丽地装饰绘画的幡幢，挂在弯钩(160)上。大家还在送葬的队伍中发现一个以纸扎的10腕尺高的高台，绘有各种颜色的图案，上面用纸片扎有与真人一样大的偶像。其后面是用纸片制成的正常体材的马匹和骆驼，但也有假毛，尚且不说马鞍、马具和骆驼驮鞍。他们带来了两千多桌盛满各种食物和酒的筵席。据说，那里有一座开凿有宽敞山洞的大山，中国人在山洞中存放高贵嫔妃们的尸体。但他们也在那里关闭活着的宦官和死者个人的女仆以及足够五年吃的食物。在吃完这些贮备物之后，那些可怜虫就在这些山洞中饿死于她们女主人的身旁。至于死者的马匹，他们将之留在山涧以让它们在那里安静地吃草，任何人都不敢捕捉它们。使臣们看到了所有这些准备工作，但不能参加皇帝宠妃的殡葬仪礼。
大明汗患病并卧床了，于是其太子便代他执掌朝纲。使臣们已获许离开，但准备工作尚未完成。此外，自从他们得到了即将出发的诏令之后，中国政府就停止为他们继续逗留的开销付款了。因此，他们于1421年5月19日离开北京，由“大臣”们带路。完全如同他们前来时的旅行一样，中国人在他们回程时也在每一程为他们提供征调来的马匹和车辆，在他们所经过的重要城镇和大城市中都为他们举行盛宴招待。
1421年7月2日(星期三)，他们来到了西安府(161)，这是一座非常宜人和漂亮的城市。中国的官吏和社会为了对他们以及那些大臣表示敬意，便前往城门去隆重地迎接他们。边关人员在那里毫无例外地打开了所有旅行家的箱子和包裹检查，以防止禁止出口的某些商品流出中国，现钞即属此类。但为了谨慎起见，使臣们携带有中国政府致这些边关人员的文牒，命令他们千万不要打开外使的箱子、不要搜查使者们及其行李。在他们到达西安府的翌日，他们也应邀出席了一次盛大的招待会。刺史为欢迎他们而在那里举行了一次非常豪华的午宴。
他们以每天一程的速度前进，于1421年8月5日(星期五)渡过了黄河口。他们从那里继续向前赶路，每晚到达一座馆驿，约每周到达某一座新城，在那里都要为他们举行豪华的晚宴。
8月23日(星期六)，他们到达了甘州。他们来华的时候在那里把自己的仆人(162)和坐骑委托给了中国官员精心照管。现在他们在那里发现其所有财产和所有人员都处于完好状态。但不幸的是来自蒙兀儿斯坦的消息非常糟。传说在这些边陲地区爆发了非常严重的动乱。甚至有人声称道路特别不安全。所以使臣们在甘州滞留了两个半月，直到1421年11月3日(星期一)才离开该城。
11月13日(星期四)，他们到达了肃州，一直在打听有关道路安全状况的消息。数日之后，他们获悉失剌思和亦思弗罕的使臣到达肃州了。这就是由亦思弗罕的大公鲁斯塔王子殿下派遣的帕剌汪·札马鲁丁大人和由失剌思的大公亦不剌金算端殿下派遣的异密哈散大人(163)。这些人向他们非常仔细地描述了蒙兀儿斯坦路途中所呈现的不安全状况，指出他们只有绕开大道和经由荒凉的山区才能摆脱灾难。
使臣们被迫又在肃州停留了一些时候，直到1422年1月9日(星期五)才离开。在玉门关(喀剌兀勒)，该关的官吏告诉他说，中国的律例要求造册登记他们以及其同伴们的名字和身份。这一条例对于离开中国领土和进入中国领土一样适宜。这里是指验证一下是否有缺席和是否有人未签出境关文就离开中国了。边境巡视官要对此负责，他们必须执行律例。使臣及其随从都必须履行这种手续。他们过去就是经该堡塞(玉门关)进入中国的，而且于1422年8月29日(星期五)又以同样的方式离开了中国。
一旦离开中国之后，为了避开蒙兀儿斯坦不安全的道路，使臣们便取道穿越沙漠的小路，他们于1423年2月19日(星期五)平安无恙地越过了该戈壁。他们在那里滞留了数日，在戈壁中徘徊，因为他们怀疑绿洲居民会不友好地对待他们。这一行人于6月30日(星期三)在于阗停留，穿越了从哈实哈儿到俺的干(164)之间的隘路。
从这一程起，这一骆驼队便分成了两路。一路沿撒马尔罕的道路前进，其他人则沿哈剌特沁(165)和八答黑商(166)的道路前进。
7月30日(星期五)，这些人到达了希撒儿，接着又到达了久越得健(库巴迪安)(167)。8月8日(星期四)，他们在把力黑(巴尔赫)稍事停留。8月17日(星期三)，他们到达了这次长途旅行的终点站，算端国(愿上帝使它不遭灾)的首府哈烈。由于真主的保佑，他们有幸和高兴地吻了陛下(沙哈鲁算端)雄伟城门的门槛。
注释：
(牛津本指牛津大学博德林图书馆埃利奥特第422号抄本。国立图书馆本指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波斯文抄本第106号。)
(1) 国立图书馆本作822年11月16日。我们比较更为相信牛津本。
(2) 该王子是沙哈鲁算端的儿子。“真福者”是暗示他在哈菲兹·阿不鲁抄本时已早丧。
(3) 这位王爷是沙哈鲁的主要军事首领之一，自1413年成为重要商业中心火剌扎的“公”。
(4) “赛蓝”是一个使用得非常广泛的地名，在东突厥语中指一个依靠灌溉耕种的地区。这里是指费尔干纳的法拉卜古城的突厥文名称，此地曾被认为是阿勒法拉比乌斯(艾布·奈斯尔·法拉比)领土的组成部分，这是《波斯文辞典》根据《征服天下》一书所做的解释。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新增突厥文抄本第744号是由穆罕默德·霍伊所著的《阿拔斯王朝简史》，它原来是对《诗集》中诗歌的注释文。该书也持同样的观点，把赛蓝置于了达失干和巴拉沙衮之间。
从推论来看，亦思法剌就是巴拉沙衮晚期的名字。
阿失帕拉(Asparah)是一种随心所欲的读法，因它而产生了鲁布鲁克的额乞乌思(Equius)这种“翻译”办法。亦思法剌位于同一名称的一条河畔，是紧傍卡尼巴达姆，介于乌什和霍真特(列宁纳巴德)之间。“亦思法剌”(Isfara)一词原指麝麂，因此它与“马”(Asp)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们在亦思法剌可以得到世界上最好的水果：苹果、梨、石榴和杏子等。该地区现在的某些果树已有二百多年的树龄了。这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城市，它拥有一种以该地区的鲜花做原料的香料业。
因此，盖耶速丁的沙漠旅行队在离开达失干之后，便朝霍真特—亦思法剌—霍罕—马尔格兰—俺的干方向前进。这支人马从俺的干起没有取道把他们带到哈实哈儿的乌什之路，而是取道左路并到达了乌治肯特(乌治根)并一直通向伊塞克湖，也就是“热海”。
(5) 蒙兀儿斯坦在当时指我们今天所说的准噶尔以及前苏联的整个东南部和哈萨克斯坦。其居民是当时被轻微蒙古化的突厥人，形成了兀鲁思人，帖木儿家族正是出于这一民族，在这些民族和蒙兀儿斯坦诸部首领之间存在有联姻关系。由帖木儿创立并由沙哈鲁勉强艰难地维持到15世纪中叶左右的这种政治制度似乎往往是比较脆弱的，因为几乎所有这些以放牧为生的部族都陷入了一种彻底的无政府混乱状态，彼此之间进行连绵不断的战争。
(6) 巴黎国立图书馆本作823年4月11日。我们更为相信牛津本，即823年4月21日。
(7) 必勒固图似乎就相当于渴石，位于崆格斯河和喀什河的汇合处，地处固勒札的东南。无论如何，这一必勒固图是重要的一程，因为粟特人的商队在那里一方面等待八答黑商的帕米尔商队的到来，另一方面又等待中国大臣们的到来。
原文于此作da-ji。张星烺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930年版，第3册)第四编注(9)中认为应是汉文“大人”的拼写。但它却似乎是“大臣”的对音。
(8) 巴黎国立图书馆本作823年5月22日，但我们更为相信牛津本。
(9) 牛津本作823年5月21日。
(10) 因此，蒙兀儿斯坦的国王是沙哈鲁的姻亲，文中称后者为“皇帝”或“世界的国王”。我们顺便指出，在该年6月初，这些突厥王族设牙帐于距崆格斯河不远的地方。
(11) 巴黎国立图书馆本作823年5月28日，我们更为相信牛津本。
(12) 小裕勒都斯河、崆格斯河和喀什河均为伊犁河的支流，它们都注入了巴尔喀什湖(据朵豁剌惕部的米儿咱·海达尔认为是科克恰河谷)。我们可以区别出大小两个裕勒都斯来。
裕勒都斯如同伊犁一样也是一个地名。在19世纪初叶，蒙古王子(卡尔梅克人图拉赫)将伊犁出让给了满族人，他们自己则定居于裕勒都斯。这是位于山区的一个地点，位于文明地区的北部边界(赛义德·埃札图拉赫，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波斯文新增抄本第1346号)。在赫尔曼的地图集(第60和69幅地图)中，裕勒都斯位于东经85°和北纬43°处。
(13) 原文中作Ⅱ-i Sher-Behram，意指“锡尔·巴合蓝的部族”。Ⅱ具有部族之义，它是兀鲁斯族的一分支。请不要把它与伊犁河相混淆，它实际上位于距裕勒都斯河畔不远的地方。然而，盖耶速丁或抄写其行纪的哈菲兹·阿不鲁把伊犁河与Ⅱ(部族)两个词混淆了。我们可以假设认为，在我们这位旅行家的笔记本中写有“Ⅱi，sher-Behram”，或者是字母i掩饰了其属格关系。
(14)无论它表现得多么令人奇怪，这里应该是指敦代—凯勒代山口，从那里可以翻过哈利塔克山岭。商队应经过那里以便从伊犁河谷抵达小裕勒都斯河流域。这一山谷约有3670法尺(每法尺相当于325毫米。——译者)，在整整一个6月间，那里都有冰冻、大雪和冰雹(?)。
在苏联地图集的地图中(1954年版)，伊犁城(地处同一名称的一条河畔)位于哈萨克斯坦的首府阿拉木图城(野苹果树之城)以北。通向塞米巴拉金斯克的铁路也经过古老的首府伊犁(朵豁剌惕和埃扎图拉赫书)。
(15) 在波斯文中称佛陀为But，正如我们通过上下文所看到的那样。比鲁尼把该词用阿拉伯文转写作al-Budd。至于佛教徒，比鲁尼(11世纪)和赛赖夫·宰曼·麦尔韦齐(11世纪)等人都间接地使用了阿拉伯文al-buddiyya(佛教徒来自波斯文butpérèstan)和ash-Shamaniyya(来自波斯文shémènan，指和尚)等词。
(16)在本书以及其他数部类似的波斯文著作中，古典波斯文peshan意为“南”或“南方”，与另一古典波斯文payan(北)相对。这两个词在中亚尚在行用，但在主要的波斯文辞典中都付诸阙如。大家既可以单独使用它们作为名词，也可以作为形容词。本处的peshan-soffa意指“南部的空地”或“南侧”。
(17)原文作Shakmun和Shamkun，指释迦牟尼。此词仅从13世纪中叶起才在波斯文中出现。在此之前的波斯文献中仅以其尊号“佛陀”而著称。
(18)哈剌和卓位于吐鲁番以东(赫尔曼地图45CI，46—7D2a，a.49D2，54-55F2，位于东经89°处)。它在萨珊王朝人和萨曼王朝人统治时代，尤其是于公元763年左右，是摩尼教徒们的一重要中心。柏林典藏的几乎所有摩尼教写本都是在吐鲁番和哈剌和卓发掘出土的。佛教徒们同样也于那里留下了公元2～8世纪之间的许多遗迹。景教徒随着向中国退却的最后几位萨珊王朝的王子们也到达了那里。在整个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时代，在波斯和伊斯兰教的其余地区都流传说中国人信仰摩尼教。事实上，仅仅是某些畏吾儿部族信仰摩尼教。在13世纪和14世纪时，这些摩尼教徒变成了穆斯林。但那里在明代尚有某些摩尼教残存。
(19)此地名可作Ata-Sufi或更应该是Sufi-Ata，就如阿拉木图的写法Alma-Ata一样。它位于哈密的西北，在赫尔曼的第69号地图中基本位于东经93°处。这里究竟是指了敦、七角井还是位于东经91°处的鄯善呢?我们认为阿拉木图(Alma-Ata)掩饰了蒙古人之前的一座城市“野苹果树城”(Almaygh)之名，所以Ata意为“城”，虽然其本意为“父亲”。然而，在sufi-Ata和Alma-Ata的例证中，Ata一词系指某一地区的“圣者”，正如波斯文pir既意为“父亲”和“老人”，又具有“圣人”的意义一样。
(20) 我们把原文中的langer(抛锚地)一词译作了“苦行僧修院”。这里是指一座修院，它是由纳合西班底教团建于某一真正的或虚构的苏菲派信徒的陵墓之上的。为了避免使用当时已不再时兴的khangah(修道院)一词，突厥斯坦蒙古人之后的伊斯兰教中纳合西班底教团的苦行僧便采用了lanqer一词，其本意为“抛锚地”或“小港口”。从前，在萨曼王朝人时代，khanagah一词系指摩尼教徒们的修院(参阅《世界境域志》)。
(21) Qamul或Qamyl是哈密的畏吾儿文名称。在15世纪时，哈密是明王朝统治下的畏吾儿或蒙古人的领地。1405年，他们于那里承认了安克帖木儿土司，但此人早逝。其母查卡夫坦代他执政。脱脱帖木儿继任了他。到了15世纪末左右，伊斯兰教已最终传入整个城市。孝宗甚至可能对保卫肃州还感到有些害怕。也可能是由于把哈密(Qamyl)与Qabil(该隐)相混淆而使穆斯林们把中国人归于该隐的后裔(参阅下文契达伊的论著)。马可·波罗曾记作Qamyl或Camul(哈密)。
(22) 原文说是指两尊凶神。
(23) 这一曼格利·帖木儿·巴伯儿很可能与汉文史料中的安克帖木儿为同一人(冯秉正：《中国通史》第9卷，第247页)。他于1405年6月被天朝承认为哈密王。1420年时此人还很年轻，但他应该死于此后不久。
(24) 原文中作Gav-i Qutaz。某些波斯百科全书根据词形的相似性而把Qutaz(牦牛)与Qitus或Qitis(抹香鲸)相混淆了。牦牛尾被染成红色，在商业中出售，用作旌节。朵豁剌惕部的海达儿王子(米儿咱)在谈到他于哈实哈儿和小吐蕃狩猎时，对这些野牦牛作了非常精辟的描述。他断言说这都是一些巨兽，强壮而又危险。1532年7月，他杀死了一只公牦牛并把其肉分配给70个人，可供他们食用四天。他声称为了运送一头牦牛皮，他需要找12匹“马”，当然是指小型马种。
(25) 据斯文·赫定认为，双峰野驼是一种很难捕捉的猎物。因为它拥有一种很发达的嗅觉，能嗅到很远地方的危险。公野驼会对人类构成危险。那位朵豁剌惕在他于东突厥斯坦于阗附近狩猎时，同样也描述了这些野生动物。突厥斯坦和蒙古地区的双峰驼虽然体骼结实和善于奔跑，但却没有单峰骆那样的力气。这两个品种的杂交就为波斯人提供了一种混合品种。他们称之为“双峰驼”(besurak，而阿拉伯人则称之为bukhti)。
(25乙) 这是阿伯特柴拉克的一种看法。
(26) 巴黎国立图书馆本作8月14日，牛津本作8月12日。
(27) 牛津本作araqiu süurmah(烧酒和琼浆玉液)。第二个词不仅出现在瓦萨夫和贝纳凯提的著作中，而且也出现在拉施特的《农艺学研究》中。然而，sürmah一词很可能是畏吾儿文，出自Syrmah，它又出现在那瓦依的著作中，他提供了一个突厥文动词Syrmek(清除、排泄)。如果以Syrma Shèrbèti(泻药)的形式出现，那么它就代表着一种正规的动词形式。事实上，由于突厥人不敢承认他们所饮的酒，他们便叙说自己以服“泻药”的方法来清火。自从突厥人皈依伊斯兰教以来，他们对饮酒时喝得酩酊大醉而感到羞耻。因为13、14和15世纪的古文献都把泻药与其他酒精饮料相提并论了，如奶子酒、粮食酒、黄酒和米酒等，所有这些酒均是通过发酵而酿成的。在波斯文中，Syrma写作Srmh，很早之前就已与Surmeh(锑)相混淆了。Kohol(酒)在阿拉伯文中译作al-kohol或al-kuhal，即法文alcool(酒精)一词的原形。该词可能于13世纪末或14世纪初传到了意大利。
大家经常讨论酿酒的起源。学者们各自根据自己的倾向有时把这种荣誉归于“阿拉伯人”，有时又归于“印度人”。但是，无疑应把这一调查方向转向中国一方。在13世纪时，波斯人继畏吾儿人和蒙古人之后也以酿造大米酒和小米酒而出名，这里当然是指白酒而不是啤酒(即阿拉伯人所说的米酒和粮食酒)。araqi和raki等词在亚美尼亚文中系指葡萄酒，而arrack在印度—乌尔都语中则是指朗姆酒。它们都要追溯到同一辞源。Araqi又叫ari'kxi，在鄂尔多斯蒙古语中作xara ari'kxi，指粮食酒；在蒙古文中作arik'kxi，指奶子酒。但鄂尔多斯人在指烧酒时称之为an'kxi dararun。这些也确实是自13世纪中叶传入波斯人中的词，也就是说是自远东传入他们之中的词语。在中国，“烧酒”指用小米酿制的酒精饮料，而“绍兴酒”则是指用大米酿制的酒(参阅布勒斯奈德：《中国植物志》第2卷，第154页以下)。
我们难以断定“大米酒”是从什么时代开始酿造的。在Syrma和Syrmek等词中，有一个词根Syr或Sur，该词早在萨曼王朝时代(819～1005年)就已经出现在波斯了，指通过发酵大米粉而酿制的酒(阿萨迪和拉施特等人的说法)。波斯的辞典编纂者们针对该字而引证诗人莱比比的一首诗(公元10世纪)：
“饱食了萝卜和白菜，我的肚子发痛。又饮下了两口米酒，我现在醉了。”
Sürgar被作为酿造和卖酒人的名字了。“米酒”(古奈韦，1245年，《突厥—阿拉伯文辞典》的出版者)则是另一种来自远东的酒。buza-Saz、Buzafirüsh和Buzach则是指这种酒的酿制人(《波斯文辞汇集》)。古奈韦在突厥—回鹘人所知的酒中提到了蒙古人的Sudju或Südjü以及tchaqü(r)，qamlaqn是一种朗姆酒，用蜂蜜或甘蔗梢酿成。“它会比葡萄酒更快地使您发醉。这是突厥人所喜欢的饮料”。《波斯文辞汇集》提到了keh，它是指用小米酿制的一种酒。
总而言之，自10世纪以来就已经在波斯出现的各种大米和小米“酒”都拥有一些或为回鹘文(畏吾儿文)或为汉文名字，但从未有过印度文名字。在13世纪时，蒙古人开始饮用大米酒和小米酒，他们如此贪杯，以至于成吉思汗被迫要求他们适度节制(由贝纳凯提到引证的《成吉思汗的敕告和名言》，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新增波斯本藏卷第1347号，第107页正面)，但却未取得成果。在他们的蒙古式筵席中，伊利汗为他的士兵们宰祭了数千只绵羊、数百匹马和牛，同时又赏给他们数千皮囊“酒”。有奶子酒、啤酒和米酒(瓦萨夫书第1卷，第19页；第4卷，第452页)。其中的békni即等于伊朗语中的pukan，也就是啤酒。
对于印度的情况，我们所掌握的波斯文史料仅于15世纪下半叶才提到了饮用烈性饮料的问题。《克什米尔史》(巴黎国立图书馆新增波斯文藏卷第245号和第1612号)仅在1465～1467年间才提到酒(克什米尔王国是唯一一个拥有官修编年史的印度王国)，即在讲到该地区第一个穆斯林“突厥”王朝的亚历山大二世算端薨逝的时候提到的。史学家指出该王子是因为酗酒过量而亡命的。
克什米尔所拥有的全部褐色糖都用于酿制其酒(克什米尔酒)。在该算端执政年间，于那里再也找不到棕色糖了。棕色糖与可以廉价得到的白糖、粗红糖和精炼糖不同(巴黎国立图书馆新增波斯文藏卷第245号，第202页)。为提醒大家注意，我们还应指出，亚历山大二世所属的这一“突厥”—穆斯林王朝把中亚帖木儿朝(撒马尔罕和把力黑)的几乎所有穆斯林技术都起源于中国，如造纸术，它们当时尚根本不存在于印度。
这些工艺中有许多是由宰因·乌尔—阿比丁(1424～1465年)传入印度的。在他执政期间，印度出现了其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之一，穆斯林教徒首次使那里的印度人怀着极大的震惊心情了解到了火药、烟火、纸张和酿酒等。宰因·乌尔—阿比丁不断地与亚洲穆斯林国家交换使节并令人把有关各门各类技术的波斯文文献译成了梵文。
他的宫廷变成了所有穆斯林学者和技术专家们的聚合地。因此，霍亨斯托芬的弗雷德里克二世和学者阿尔丰斯都是通过印度而被拉丁世界所了解的。由于这一亲伊斯兰教的摩诃罗阇，“阿拉伯科学”和中亚的中国技术才得以传入梵文地区并很快就被印度人吸收了，从而在次大陆导致了一场文化复兴。
(28) 兀鲁伯是沙哈鲁的儿子以及未来王位的继承人。他当时任撒马尔罕的“大公”，在那里正研究天文学。他专心致志地学习天文学，对经济学不感兴趣。但是，商人们步步紧逼地纠缠他，迫使他经常向大明宫廷派遣“使臣”。
亦不剌金算端是沙哈鲁的另一个儿子，当时是失剌思的“大公”。作为忽鲁模斯(霍尔木兹)的封建君主，他具有经海路通大明的一切方便条件。然而，他也以通过从丝绸之路上向大明遣“使”而得到好处。埃及的麦木鲁克王朝(奴隶王朝)的人每次在可能的情况下也都使用丝绸之路，而不是海路。哈烈的赛义菲(《哈烈史》)指出了阿富汗北部的山地人于10世纪中叶(而且这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抢劫经大夏前往中国的埃及商队的事实，这些骆驼队满载麻织品和糖。他指出，古里斯坦的山人“很久”就没有任何东西可吃了，也没有可能穿的东西，只好咀嚼冰糖和穿戴麻织细纱“绑腿布”。
(29) 对于原文中的“大麦和大麦秸”，我们不应咬文嚼字地理解。因为在中国(引自拉施特《天文学》一书)，驮兽均食小米和谷秸。
(30) 如果我们按每公亩1556平方米计算，那就是15公亩；如果高估为每公亩为258平方米，那就会得出不足10公亩的数字来。在当时(瓦尔特·辛茨：《天文学论集》，1952年威斯巴登版)，1公亩指每年生产12曼小麦的土地，每曼重2.9公斤。小麦的这一重量更主要是和土地是的肥力而不是与耕地面积有关。不可避免的是根据地区而存在不同的公亩值。
(31) 原文中作Talar，这是马赞德兰地区的术语，未见诸13世纪之前的波斯文古典著作中。我们于此把它译作“巡查道”。这是一种蔽顶的木台，围绕一座塔或一城堡而铺设。
(32) 这是阿伯特柴拉克的看法，他是那个时代的一位幽默学者。他自己的《比扎纳加尔游记》就充满了这类幽默内容。中国的定向方法具有比较严肃的基础。中国人一般是面向南方而立，这样东方始终位于其左侧。他们的定向方法与我们(巴比伦式的)不同，因为我们的文化先祖苏西安人和苏美尔人在举行每天的宗教仪式中始终都转向北方以观察日晷上的影子，因而东方位于其右部。中国人的先祖在夜间举行宗教崇拜仪式时都观察苍穹中明显的运动，苍穹在此情况下是向左转动的。他们特别注重掌握夜间的时辰。我们的定向法以及以黄道为基础的天文学均诞生于苏西安人和苏美尔人的习惯，它要求把荣誉席保留在右部。中国的赤道和星辰天文学则诞生于中国特有的习惯，造成了远东把荣誉席留在左部的惯例。
(33) 在沿丝绸之路全程的行进中，于即将提到的所有馆驿中，仅仅食用穆斯林教徒们所允许的肉类。在那里从来不食用猪肉，也不吃饲养场中的狗肉，但它们却是古代中国人最通常的两种菜肴。绵羊和鹅一般是由穆斯林亲自依礼宰杀的。
(34) 这里并不是指随便一种什么鼓，而是指一种神圣的鼓，在中国皇帝的(儒教的)礼仪中的特定情况下才击响，天主教堂中的“铃”可以与之相比。中国人最早的“求雨鼓”即起源于此。神圣的大鼓在方向问题上始终都有特定的位置，完全如同拉丁人礼仪中的祭坛和钟楼或者如同穆斯林清真寺中的壁室和尖塔都具有固定的方向一样。穆斯林们不理解这一切，便利用这些机会参加了皇帝的儒教仪礼，皇帝于其中在某种意义上即使不是“教皇”，也是“哈里发”。
(35) 原文中的“提琴”作kèmantchèh。此字未出现在最为古老的波斯文著作中。阿穆利(《波斯百科全书》，14世纪初叶的作品)指出，“鼓现在叫kèmantchèh……”，古奈韦(公元1243年)指出，“畏吾儿文Yiqil(大提琴?)在阿拉伯文中译作al-rabab，而大提琴演员则译作al-rababi(胡斯玛版本)”。花剌子米(《宝藏》)中告诉我们，“al-rabab是一种著名的乐器，尤其是可以在中亚和波斯发现它”。瓦萨夫于其书(第4卷，第469页)中偶然间向我们提到，rabab是提琴的名称。而kèmantchèh(原义“小弓”)则是琴弓。这是中亚，也可能是中国的一种乐器，由行吟诗人专用。西方古典时代的古代可能从来不知此物。西方第一次出现的“弦琴”形象则相当古怪：行吟诗人在那里以左手执弦琴!kemantchèh应相当于中国的“琴”。
我们把yatughèn译作了“键琴”。至于“吉他”，它应相当于中国人的琵琶。
(35乙) 有关bisha(在阿拉伯文中作bishaq，口吹水琴)一词，这是一种加水以吹的小乐器，有许多小管子。它是中国和波斯中亚所特有的一种口琴，同样也称之为bisha-mushta(花剌子米：《科学入门》)。
(36) 某些人把musiqar译作“箫”。但据《波斯文辞典》解释，这种乐器系指大提琴。它是于伊斯兰历300年(公元912/913年)由粟特人伊本·艾赫韦斯大师在巴格达“发明”的(上引花剌子米书)，这个粟特人也可能仅仅是改装了一件中国乐器。
(37) 这里是中国人称作拍板和鼗鼓的乐器。
(38) 盖耶速丁时代的主要娱乐节目，如喜剧、舞蹈和杂技等完全由那些化装为女子的青年男子来表演。这完全如同在“中世纪”一样，也就是说完全如同在“穆斯林”文明占优势的时代那样。但在15世纪下半叶，也就是在契达伊时代，在南中国的影响下，中国偏离了宋代理学的“复兴”，女子大量地进入了中国社会生活中，如代替了太监的女奴、女演员、女舞蹈家、女笛子演奏者和艺妓等。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拉丁世界和南印度。是否应将此看做是“新”民族和海洋民族为反对一般均被称为“阿拉伯文明”的大陆文明而作出的反应呢?
(39) 我们不应该把“中国的娱乐活动”理解为已被萨珊—阿拉伯文明所抛弃的戏剧和喜剧。如同异教徒艺术一样，这种艺术被他们完全如同对待雕塑和某些油画一样而抛弃了。事实上，在“中世纪”的文明中，戏剧(尤其是喜剧)已遭“遗忘”。“中世纪”在佛教的影响下放弃了这一切。中国的宋朝，尤其是15世纪的明朝则必须重创戏剧。在拉丁世界和南印度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当时在世界的三极，在远离伊斯兰教直接影响的地方，存在着三个复兴中世纪大陆文明的中心。即“中国的娱乐活动在世界上是独具一格的”这句话的意义。
(40) 原文作Qush u qarav，即“祝酒”或“干杯”。
(41) 原文中作Dw Swn。
(42) 原文中作Nuql(Nuql u mèzeh)，该词在当时(就如在比较古老时代的aysh u mèzeh一样)可以译作“冷拼盘”。波斯人今天称之为tanaqqulat。Nuql一词仍用作指一种由“麝柳”薰香的丸药，其最佳者来自乌米亚(位于同一名称的一个湖附近)，那里盛产“麝柳”。nuql一词来自晚期希腊语Nuclaeus(Nuclaei)，即各种果核中一种能吃的果仁。这种果仁原来是盐制吃的，但后来却是加坐糖衣吃，或者是用柠檬汁烤食。
(43) 原文作kèrpas。这是一种棉纱或生丝纱。Turghu或turqu一词是一个畏吾儿文，但在12世纪中就已经出现在波斯文中了，它指一种玫瑰色或红色的缎子。
(44) 波斯人称“玉门关”(嘉峪关?)为喀剌兀勒(Qara’-ul)。非常著名的旅行家玄奘于公元7世纪时就已经提到它了。鄂本笃称之为Chia(iu) cuon。其正确的发音是由毛拉纳赛尔—穆罕默德记录下的(1777年)：Tcha(yu)Kuwèn(见埃扎图拉赫书)。
(45)肃州一名具有各种写法：Swjw、Sjw或Skjw等。肃州是中国大陆一侧的“门户”。相当于海路一侧的广州以及澳门和香港。喀什噶里在其亚洲地图(12世纪)中把肃州和甘州置于了唐古特(“耳状地毯”)地界之内。马可·波罗把肃州和甘州称为Succiu和Campiciu。鄂本笃则把肃州的经济作用比作澳门。在他那个时代(1605年)，在肃州有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居住区”，于那里居住了八年的穆斯林(见下文契达伊书)还被视作是外来人，也就是说他们仍有权返回故乡。在于那里连续居住九年之后，大家便把他们视为“汉人”(鄂本笃的说法)，这无疑就是说禁止他们永远离开中央帝国了。唐古特或吐蕃族的土著居民居住于肃州城郊的大山一侧。从前，那里曾有一些摩尼教徒和景教徒。但在15世纪时，藩属聚落则几乎完全由穆斯林教徒组成，其中大部分均为畏吾儿血统，于近期由从信仰佛教转而皈依伊斯兰教。
波斯商人穆罕默德·吉拉尼老爷于15世纪下半叶在肃州和威尼斯之间从事中国药品贸易，他为其顾客们准备有一本图解药品目录，从中可以看到普通中国人用药的情景。他对其意大利顾客说，在肃州附近有非常丰富的大黄，人们用来喂家畜，还作为“神香”而用来在偶像前焚烧。檀香木(中国檀香木)、麝香、诃子、茶叶、姜黄(“印度红花”)等使肃州成了一个向西方出口的重要中心(卫匡国：《中国新舆全图》)。最后，我们还应补充说明，中国人把相当于我们所说的“阿拉伯数字”称为“肃州数字”。
(46) 原文中作kèt-y。kèt指“印度罗阇们的王座”，Nim-kèt则指半个床架，也指一个板凳。当然，这里是指没有弹簧的家具。
(47) 原文中于此和其他处均作gèz，我们一般都把它译作“腕尺”。事实上，这里是指“国王的腕尺”，它通用于波斯中亚(呼罗珊)，事实上相当于1腕尺半(见《波斯百科辞典》和《波斯文辞汇集》)。因此，这里是指25～26米宽的街道。
(48) 原文作Tchèhar-taq。也可能应将之译作“更楼”、“守夜楼”或“凉亭”。
(49) 巴黎国立图书馆本作Mjwzh，牛津本作Bhwrh，不带音标符号。在其他地方(下文第401页正面)又作Fhwrh，始终未带音标符号。对它的释读难以定夺，很可能是指某种汉文词的对音。我们认为应读作Dju-zeh或Zhu-zi，即已长成的“竹子”。
(50) 原文作Moqarnès-i khitayi，即“中国式的曲线门顶”。阿拉伯文Moqaranas来自Qarnasa(qrnsh)和波斯文koronis，我们将之译作“檐口”，即一个用柞柱盘顶装饰的线脚。但用波斯文建筑术语来说，Moqarnès系指一类几乎是“哥特式”建筑的钟乳石装饰。盖耶速丁于此明显把它理解作中国式的曲线门顶了，这种式样在唐末得到了推广。
(51) 那里与中亚的平台屋顶习惯相反。在里海的波斯沿岸，屋顶均呈“驴背”状，上面覆盖罗马瓦。在加兹尼王朝人的统治之下，于一次舞弊事件之后，祃桚答而(马赞达兰，原指袄教徒)和真格利(原指森林)才指地中海各行省了。直到那里为止，“真格利”仅指中印度的森林，其土著人(玛桑人)在公元2世纪时就被塞种人(印度—斯基泰人)击败，鲁斯塔姆“行省大首领”鲁陀罗达曼统治了他们，此人定都于我们所说的孟买东部的乌贾因。
(52) 在牛津本中，该词被非常古怪地分别写作gragw、gr'w、qw'w，在巴黎国立图书馆本中作qwqw。也可能应读作“烽火”。
(53) 原文中ki-di-fu的对音似乎比较好，即相当于鄂多立克神父所说的Chidebeo，用英文转写为Chiribo，也就是“急递铺”。这里是指一种邮驿，各自相距3英里。那些携带公文的飞跑的铺卒皆在腰带上悬铃(裕尔：《东域纪程丛录》第2卷，第233页)，完全如同伊斯兰中亚以及后来大莫卧儿人(蒙兀儿人)的印度的邮差一样。在大清时代，每一站都有一驿站长和四名信使，各佩一只邮袋(扎在带铃的腰带上)，即配备一个盛放信件的皮囊。此外还有一顶帽子、一件雨衣、一根红杖(信使的标记)和一份回程的许可证(施古德：《荷华辞典》第3卷《邮政》一条；同一人于1891年9月在《通报》中发表的文章第266页；上引裕尔：《东域纪程丛录》)。
在波斯和波斯文化的国家中也行用一种类似的机构。“我们发现为大王爷服务的是一种信使，他们胸前挂铃以在铃声的鼓舞下跑得更快一些，一般在24小时内奔驰14或15古法里(每法里约合4公里。——译者)的路程。”(拉阿尔普：《游记史》第5卷，第113页)
(54) 原文作Qmjfw，在契达伊的书中作Knjw，在马可·波罗的书中作Campicio，在《中国新舆全图》中作Cancheu，在毛拉纳赛尔·穆罕默德的书中作Knjw，在我们今天的地图中标作Kan chow，此外还有其他许多拼写法。这是一座堡塞城市，有一位“军事”总督治理该地区。波斯商人穆罕默德·吉拉尼老爷曾对该地区作了一番相当别开生面的描述(裕尔：《东域纪程丛录》第1卷，第218～219页)。我们将于此重新翻译一次，即使是仅仅纠正其中的几个错误也罢。甘州居民于冬季穿戴黑色棉织品(?)，外套一件马海呢大衣。如果他们贫穷的话，那么就穿一件羊皮袄，如果富庶的话则穿貂皮和黑貂皮大衣，头戴圆锥形糖块形的帽子……他们的住宅是用石块或砖头砌成的，有时包括二三层，配有颜色鲜艳的屋顶。大家在那里可以看见一条街道，其中似乎只有画店。达官贵人乘坐以银丝和金线织成的丝绸轿子，上面装饰珍珠和玫红尖晶石。这些威严的双层轿各由40～50名轿夫抬着。一般的高贵人物则由4～5名轿夫抬着。他们的寺院如同大教堂一样庄严，其中可容4000～5000人。我们在寺院内发现了两尊雕像，一尊为男子像，一尊为女子像。后者呈卧姿，长40步。它们是用这些人到距那里2～3个月行程的地方寻求的一块漂亮石头的两半雕刻而成的。为了从事这类运输，他们使用了具有40个带铁轮辋的大轮子(!)的车辆运输，每辆车由500～600头小种马(或骡子)拉。我们在那里还可以看到一些不太大的雕像，分别长有6只、7只或10只手，各执一种不同的物品：蛇、鸟、花等。他们拥有一些由隐修士居住的修院，每个隐修士都心甘情愿地被囚禁在一僧房中，然后封门，仅留一个洞以通过那里向他们递送盛食物的碗。他们有一些如同基督教修士般的和尚，身穿白色棉织品(!)以表示戴孝。这些人服装的裁剪式样如同威尼斯人一样，也穿有如同威尼斯人那样的宽大裤子。最后，他们也有印刷机。当穆罕默德·吉拉尼老爷与我一起前往圣·吉乌利亚诺去参观托玛索·吉翁提的印刷厂时，他告诉我说曾在甘州见过同样的一家印刷厂。
据说，甘州的城墙如此之宽以至于三辆人力车可以在那里同时通行。大家可以在那里看到一些由如同奥斯曼算端的火炮那样的大炮严守的工事。在那里还可以看到一种极大的牛，它们长有很细的和长长的白毛(牦牛)。居民们无权离开中国前往外国经商。我们在甘州可以遇到一些非常灵巧的魔术师，他们可以表演一些令人震惊的把戏。例如，他们当着观众的面砍断一个人的手，使鲜血流了出来，然后再把手接合起来。赫瓦扎赫·穆罕默德·吉拉尼的波斯文记述已由米歇尔·芒布尔为拉姆希奥使用而译出来。请参阅拉姆希奥文，载裕尔：《东域纪程丛录》第1卷，第214～220页；引自拉姆希奥的论述，见《航海和旅行》第2卷前面的记述。
(55) 原文中作paygan。波斯文paig(邮差)在阿拉伯文中作al-faij，后来在波斯又获得了shatir一名，均指“邮差”。有关他们的服装，请参阅上文注(53)。邮差或送信人始终是身材高大和两腿很长的人，在经过真正的“马拉松”比赛之后才选拔出来。他们洋洋得意地在其圆锥帽子的上部插有一根取自鸭尾的卷曲羽毛。
盖耶速丁记载的pa-fou一词应相当于汉文“马夫”〔见张星烺书，第4编，第3册，第302页注(10)〕。
Kawlanfu相当于兰州(皋兰府)，请注意不要把该城与凉州相混淆。
(56) 这身卧佛像与鸟宗·哈桑(1453～1478年)的使者为拉姆希奥所描述的那尊相同。参阅注(54)。
(57) 原文作Tchèrkh-i Fèlèk。
(58) 原文作Bè-dest，即掌尺。每掌尺约合20～22厘米。
(59) 巴黎国立图书馆本作伊斯兰历10月4日，即公元10月13日。我们于此比较相信牛津本，即伊斯兰历10月14日，公元9月23日。
(60) 原文中作Qara-Murèn，即哈剌沐涟，指黄河。该词在蒙古语中指“黑马”，“黄河”则意为“红花色的河”或“姜黄色的河”，“姜黄”又称“印度红花”。
(61) 盖耶速丁没有提到该城的名字。它当时被称为“皋兰府”，在契达伊的著作中作Kulanfu(皋兰府，即兰州)。
(62) 这里始终是指黄河，它在东经110°处获得了渭河之水。阿姆河的宽度随地区不同而变化。盖耶速丁很可能是指它流经凯利夫时的宽度。
(63) 这里是指由哈实哈儿的毛拉纳赛尔—穆罕默德(1777年)称作Jngdngfu的城市，即真定府(真定府自清雍正年间改为正定。——译者)。它是石家庄附近的一座小城市，介于太原和保定之间，位于到达北京之前的11程左右(埃拉图拉赫书，第26页背面)。真定(见《中国新舆全图》第41～42页)是该城明代的名称，在唐代则叫做恒州，在汉代叫恒山。在该城的东区有一座雄伟的寺院，高130腕尺，由五层组成。大家可以在那里欣赏一尊有70腕尺高的观音雕像。该城共包括另外四大佛塔。请不要把真定府与常德府相混淆。常德府位于京汉铁路的南段，而真定府则位于该线的最西部(原文如此，应为最北部。——译者)。
(64) 在原文中，这些术语分别作rèwaq-ha(游廊)、Mènzèrè-ha(楼台)和ghorfè-ha(凉廊)。
(65) 原文中作do teghè-yi rikhtè，rikhtè一词则更可能是指青铜。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契达伊经常提到“炼钢的铸铁”为Thuvun或Ahèn-i Khitayi，即中国钢(普林尼作Ferrum Sericum)。
(66) 原文作Bikhshiyan，u rèhbanan u jukiyan，即“比丘、瑜伽行者和托钵僧”。这几个字分别自Bkikshu(梵文—巴利文，比丘)、gogin(同一辞源，瑜伽行者)和rah-ban(在中期波斯语中意为“看路人”，指基督教修士，他们在萨珊王朝时代以自己耕种其附近土地的客店为修院)派生而来。这类隐修当时在整个伊朗都很发达，无论是在佛教徒中、祆教徒中还是在基督徒中都一概如此。
(67) 原文中作Qotchghar，即大角野羊。这种角非常发达的野羊出现在波斯和中亚的整个丝绸之路沿途。它很可能是最早出现的驯养羊，即苏西安人和苏美尔人羊的先祖。
(68) 原文作Tèkè，有时也写作Taka，即羚羊。此字是羚羊的北方波斯语和东突厥语的名称，也就是我们在伊朗和中亚山区可以遇到的野山羊。这种长有威胁力很大的双角的强壮牲畜在古典波斯语中叫rèn、rènd或rèng。11世纪的波斯散文作者和诗人都经常描述猎狩羚羊的场面。现在，这种被波斯人称为“野羊”的动物则很少见了。它无疑是现在所知的最早的驯养羊，也就是苏西安人和苏美尔人的家羊之先祖。伊朗古代的青铜器和陶器都经常绘有这些动物。
(69) 在每夜的最后四分之一时间，旅行队(无论他们是否是军人)都经常利用星辰向前赶路。在刚出发时以火把照亮。由于他们当时正处于11月间和北纬40°的地方，所以沙漠骆驼队必须在每日清晨3点或3点半时登程。
(70) 原文作Kushk，这一波斯文在突厥文中读作Kiushk，我们在法文中作Kiosque(凉亭)。在古典波斯文中，Kushk意为“主楼”，也就是一城堡或一宫殿中最高的建筑。然而，我们于此则依照北京的耶穌会士们的做法把它译作“凯旋门”。
(71) 原文于此误作Tnyy，当代在亚兹德和克尔曼仍使用此字。它应读作Tinèbi或Tènèbi，指一座鸟瞰整个场地的高大亭子。在古典波斯文中，称柱廊为ègwan，由此而衍出了阿拉伯文al-liwan，帕提亚文edwan/ewdan，它们均自apa-daana衍生而来。
(72) 原文作Dur-bash或du-shakhé。我们把它译作“双枪”，它使人联想到了羊的双角，这主要是一种象征性军械。它是“骆驼队之王”的标记。“商队队长”在一般情况下就是其中的主要商人，由其同伴们选举做队长并由算端批准他出任这一职务。他对其临时“臣民”——组成其商队的商人拥有生杀大权。他有时也滥用其权力，完全如同船长一样，在整个旅途中有权推迟或提前商队出发的日子和时间，以利于其同伴或使他个人方便。整个商队如同一条船一般地遵守同样的规则。
(73) 原文作khargah-i qassin，指khèssèn，即“麻”、“毡”或“毛毡蒙古包”。原文中的blak应读作bilisk或bulusk，在古典波斯时代指一种架子，一般是由三根铁桩组成，其上部用一环套束在一起，但能向下分开。大家于其上面挂一个吊锅钩以把饭锅吊起来，或者是挂一些钩子以固定烤肉。这是一种在“野营”、狩猎或旅行时使用的炊具。
(74) 原文为Zèrafshan-i khitayi，即“中国漆”。
(75) 原文中作Semurgh，即“凤凰”。这是中国人所说的一种朱雀，它是南天的一种星辰象征。萨珊王朝时代的宗教文献称之为“中国鸟”。这是一种“长翅犬”的犬科动物，是印度—斯基泰人的象征物。它在《阿吠陀》中似乎也具有在古代中国的那种同样的星辰意义。龙是中国的另一种星辰象征物，东方(左)的象征与“苍龙”有关。我们将会看到其中阙“玄武”(北方)和“白虎”(西方)，这是两个不吉利的方向。
(76) 原文作Umèra-yi tuman u hèzarè u sèdè，本意指“万户”、“千户”和“百户”诸官吏。这些名称无论是在蒙古之后的波斯还是在中国，都指一些可能握有兵权的贵族等级。
(77) 同时召对“贡使”和审理罪犯也完全是一种仪礼。契达伊在八十年之后仍谈到过这一情况。
(78) 原文中作Darugèh。蒙古词darugèh是塞尔柱朝时代波斯文dargah的讹变，本意为“军事法庭”或“算端宫殿之门”。但这里是指中国所借鉴的一种蒙古文官制度，它与“阿拔斯朝”时代的“治安法庭”没有任何关系，该法庭具有纯粹的《古兰经》特点。
(79) 该哈里发被从巴格达驱逐，于是便定居在古老的开罗，处于麦木鲁克王朝人的保护之下。这一“阿维尼翁式的囚禁”在剥夺了他的世俗权力的同时，只留给了他少量的宗教光环，这种无能为力的状态仅有利于麦木鲁克人。早在15世纪中叶，在伊斯兰教学者以及土耳其、波斯、印度的和中亚的算端国(尚不要忘记莫斯科国以南的诸算端国)的压力下，唯有帖木儿朝的人才通过礼物而追求并获得了“哈里发的封地”，他们认为这样会使自己成为“合法者”。阿拔斯王朝在政治上对亚洲和欧洲都失去了兴趣，该王朝当时仅仅受麦木鲁克人的操纵，他们不用过多请求就向他们颁发了使之合法化的封册和法地。这就使人想到他们当时尚存在。
(80) 元朝确实有十二个部。穆斯林(木速蛮)的作者们却在继续讲“十二署”或“国务会议”。但是，明代却仅有六部了。契达伊指出存在有宫内六部和官外六部。
(81) 穆斯林外交官们在举行中国的“叩头”礼仪时每时每刻都在作假。因为以前额触地是一种专门用于安拉的崇拜仪式。在拜谒伊斯兰教算端们时，礼仪要求他们根据情况而吻他们的“门槛”、“地毯”、脚或手。永乐的使臣们被允许吻沙哈鲁算端的手。
(82) 有关这些马的情况，见前文《导论》部分。
(83) 原文中作Kwskh，该词也出现在契达伊的著作中。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词，辞典中都付诸阙如。我们可以把它与阿拉伯文alkafs相比较，它应追溯到伊朗语kaws和kaps。这里可能是指在北京穿的那些很厚的毡底布鞋。
(84) 原文中作Jnbliq或Jbnliq，即“床顶帐”。这一畏吾儿文在巴黎国立图书馆本中仅出现于此处以及下文。其中把它描述成了一顶10腕尺长和10腕尺宽的帐子。它未出现在牛津本中，该本的抄写者不会读该词，于是便把它留作了空白。专业辞典把它译作shamiyanè，即于其中用晚餐和过夜的一顶普通帐篷。它于此是指能离群索居者的一种屏风。
(85) 契达伊说是“另外十二张床”。它们是为那些被登记为“使匮侍从”者们准备的。
(86) 原文中作Ziluj。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中，此词意为ghilim，即“条纹地毯”、“短绒地毯”或无毛地毯。我们知道，中国地毯是用丝绸制成的。
(87) 原文作Tsi-jen(寺人)，也可能是汉文“僧正”的对音。
(88) Kryas应读作kurgas，这一起源于拜占庭的词系指皇宫，它是一个很大的院子，就如同布哈拉(卜花儿)诸汗们的故城堡一般。但特别是它那条大通道(有时是带有拱顶的)通向了一个始终是加高的类似院子。
(89) 原文中作pay-i tēkht-i didgah，指御座。契达伊也正确地使用了同一表达方式。这就可以使人联想到，除了丝绸之路上的专用行话(以畏吾儿文和波斯文为基础)之外，还有另一种汉文—波斯文行话，特别适用于中国京师的穆斯林居住区。当时中国的京城就是“北京”(Pigin)，北京的所有主要古建筑都有其波斯文名称。这样就可以解释在盖耶速丁和很久之后的契达伊著作中都存在有同样的术语或名词了。我们于下文不远处还会发现takhtgah-i-dad一词，指“御座厅”。
(90) 有关该大厅的规模问题，很可能是出现了某种错误。因为在下文不远处，他又指出大家为了招待客人而拥有一千多张筵席桌。
(91) 在柏塞波利斯的浅浮雕中，我们发现了真谢德(克谢尔克谢斯)的御座。一名宦官在其头上和御座前撑一顶华盖，我们在下部发现了两种特殊的物品，它们早就引起了首批西方旅行家们的好奇，因为在大苏菲宫廷中没有见过相似的东西。骑士约翰·莎尔丁的功德就在于猜测这是两个香炉。因为他写道自己曾在南印度佛塔的偶像前见过类似的物品。我们在萨珊王朝的历史建筑中未曾见过类似的摆设，穆斯林国王们也不会有更多。在他们心目中来看，这是异教的象征，它意味着国王是神的化身。
(92) 原文作Jwèn，应读作tchushèn，即“橘子”或“橘红色”。《波斯文辞汇集》把该词译作“朱红色”或“朱砂”。这一切就颜色而言可能基本是正确的，但就其实物本身来说则并不正确。因为“橘红色”不是一种矿物色。在中亚，这种红色并非鲜为人知，但它可能很稀少，如同印度漆一样。这完全是由于其成本的原因。波斯人是从朱砂或胭脂虫中提取他们的普通红颜料的。胭脂虫是一种小幼虫，于春天侵入所谓浅红色的红橡树中。无论如何，“橘红色”是指一种很淡雅的石榴红色，它明显与波斯人从13世纪起就根据一个畏吾儿文名字而称为“花红色”的颜色相同。伊利汗国的红色御玺中刻有一个名词al-tamgha，本意为“红色官印”。至于畏吾儿文al，它可能是lat或la'l的异文，即指从八答黑商开采的玫红尖晶石。在古典波斯诗中，经常在论述面颊和唇舌时提到这种红色，但那里13世纪之后的诗人们则使用畏吾儿文al。
总而言之，在盖耶速丁时代，“橘红颜料”自一段时间以来可能已经进入丝绸之路的贸易中了，作为染料而浆染花红色或石榴红色的布。
在波斯文献中，当讲到“朱红色”的时候，并不一定都是讲朱砂，有时也讲其他物资。此外，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古旧地毯或古老的小艺术品，那就可以区别出多种来历不明的红色。有些人曾认为这些红色来自粉碎的宝石，但这似乎是不足为信的。我们应主要是从自遥远的地方运来的具有“异国情调”的染料中去寻找其来源。
(93) 原文作Mqdar gzvar kh bkman Shib andaznd。这里是指举行射箭比赛时使用的标准弓。
(94) 原文作Jonlq或Jnblq。有关这一畏吾儿文术语的情况，见上文注(84)。
(95) 原文作N'mt-ha。这一烹饪术语过去曾具有一种现今已完全失去的特殊意义。它当时指各种猎物和各种肉。我们可以将之比作《古兰经》的术语an’am(驯养畜，家畜)。Mutana'in系指有能力盛情待客的人。
(96) 原文作Bkrh，即bukrèh。这是一个专门术语。
(97) 原文作Bradh、pèrdèh、bmtlhsyry kh dr byjnd。我们所说的“帘子”令人过分联想到了Str一词，其复数形式为astar，所以它不可能是前一个词的派生词。它实际上是指为了遮阳光和避灰尘的外窗帘。本处所提到的遮光帘可能是用幼竹破成竹篾而编织的，所以作者才把它比作一领席子。
(98)原文中作Basnèh。这是一个畏吾儿文。该字自从蒙古时代起就行用于波斯，意指在绢纱或纸张上印刷图案，有时也可能是文字。最早的印花绸、丝帕等是从10世纪由中国出口到中亚的。笔者于今年(1971年)在埃尔米塔日博物馆发现了一些被认为是出自埃及法蒂玛王朝时代的印花布或印花亚麻布。这种技术从那里传到了哈烈(15世纪)，后又从那里传到了大蒙兀儿王朝时代的印度和在大苏菲们统治下的亦思弗罕。在波斯，一直到19世纪末叶，印刷术一直叫做basmèh(完全如同在土耳其的情况一样)，但它逐渐却被加尔各答的一个乌尔都词取代了，即chapa。它是一个西突厥词tchap(无疑已为察合台语了)经印度化之后的形式，意指“技巧”和“特技”(见霍伊：《察合台文—波斯文辞典》，巴黎国立图书馆科技书藏书部第744号)。
(99) 原文中作Lalè-ha，即郁金香。这里是指“中国罂粟花”，而不是普通的虞美人花。真正的郁金香花在15世纪时就已为哈烈的花商们所熟悉了。郁金香花从哈烈传到了西方，在帖必力思(大不里士)经过风土驯化之后又传到了伊斯坦布尔。在德文中，郁金香叫做“突厥花”。我们难以判定在蒙古人之前的波斯是否完全不知道郁金香。
(100) 原文作Yatughèn。这一畏吾儿文一般应用波斯文Samtur或Santur来翻译。阿拉伯人称这种乐器为al-qanun，也就是中国人的扬琴，虽然这一汉文词是比较近代的。
(101) 中国音乐和穆斯林音乐的相互依赖关系是一重大课题，我们在其他地方已对这一问题作了长篇论述，难以于此仅用几行文字来概述。此外，这一内容也非常重要，无法于此草草触及。我们仅仅指出以下事实：早在15世纪初叶，大明宫廷中就有一些演奏名家，他们可以在统一指挥下以“穆斯林”风格演奏“穆斯林”乐曲，而中国听众则具有欣赏这一切的能力。也可能是在同一时代，在哈烈、帖必力思，无疑还有安纳托利亚的科尼亚，都有一些能够演奏“中国”乐曲的苏菲派音乐家。这些文化交流应追溯到13世纪的蒙古人时代。在公元1257年，当蒙古人包围八哈塔(巴格达)时，“毕达哥拉斯第二”(毕达哥拉斯即发明乘法表的数学家。——译者)——阿伯莱斯的库尔德人赛·费丁·阿卜德·穆明采纳了蒙古人的乐曲和曲牌而摒弃了哈里发们的“阿拉伯”曲调。旭烈兀大悦，便把他带到帐下供差，使他任自己的“教堂大师”(瓦萨夫书，第1卷，第43页)。他在萨珊王朝人(也就是中亚人)的曲牌中发现了“蒙古人”的曲调。
此人以及其后裔和弟子——乌尔米亚的舍里甫丁等人使蒙古音乐具有了萨曼人音乐的深奥形式。它同时也成了元帝国的官方音乐。
发祥于中国南部的明王朝则拥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音乐传统，这是一种土著传统，盖耶速丁称之为“中国的调式”，保留了伊利汗和帖木儿朝的“十二种固有的曲调”这一名称，它与元代的曲调是相同的。
总而言之，北京的艺术家仅仅演奏明代华南的乐曲和元代的蒙古乐曲，而且对于后者还是根据乌米亚人舍里甫丁及其师赛费丁·阿卜德·穆明的“新毕达哥拉斯”方式演奏的。如果我们可以说，这种蒙古音乐一方面是由大蒙兀儿人强加给了印度北部，又一方面又由大突厥人使巴尔干的东正教教徒和利凡得的“阿拉伯人”所接受，那么这就是一种奇怪的现象。蒙古帝国远没有崩溃，而且一直生存到元代之后，甚至以损害其附近的文化为代价而得到了发展。如蒙古人的烹饪术等继续象征着其心理上的统一。
(102) 原文作Byèh，即bis'eh，实际上应读作bishé，即“笙”。据花剌子米认为(《宝藏》)，这种起源于中国的乐器在中亚叫做bsyh msth，即beshé-yimushti，意为“手提管风琴”。在巴格达的阿拉伯语中，它叫做al-mistaq。有关这一问题，请参阅威廉：《大纲》第248～251页。
(103) 原文作Mwsyqar，即musiqar，指箫。
(104) 午时祈祷是于12～14时之间举行的。但据《蒙哥汗辞典》〔巴黎国立图书馆汉文藏卷第9188(1)号]认为，波斯人的午时相当于中国人所说的“未时”，即13～15时之间。据同一部著作认为，中国的“申”时(15～17时)则相当于波斯和突厥人称之为diger和在阿拉伯语中叫al-’asr的时辰。中国的时辰在波斯语中有相对应名称，但在阿拉伯文中却从未有过相对应的名称。所以，从子夜到中午，波斯文的时辰分别叫做Nimsèp、Sèpger、Pègah、Cast-i Kucek、Castah、Buzurg、Castgah-Fèrah，分别相当于中国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时辰，也就是分别相当于23～1点、1～3点、3～5点、5～7点、7～9点、9～11点和11～13点钟。此外还应说明，这些时辰(一共有12个)中的每一个都相当于一个音符、一种音乐曲调、一种器官、身体的一组成部分、星辰的一种黄道宫带等。
(105) 在对于“上天的代表”，也就是皇帝和中央帝国的保护神所表现出的这种尊重起因中有一种迷信成分，也就是契达伊为了长篇发挥的那种宗教思想。
(106)穆斯林的这一主要节日被确定在12月10日，相当于基督徒的圣诞节。这是一个与“小节”相对应的“大节”。小节被定于10月1日，从其地位来看则会令人联想到复活节。
(107) 这里是指《大明律》，《永乐大典》中共包括22900条，于1408年农历十一月间呈奏永乐。《大明律》开始修于洪武年间，但却是由永乐亲自作序。其第1版于1367年出齐。它似乎是删除了元代从中加入的内容之后的《唐律》。
(108)盖耶速丁日记中直到“1421年2月1日星期六”之前都非常幸运地由哈菲兹·阿不鲁为我们保留下来了。至于阿伯特柴拉克，他被对中国酷刑的详细描述吓呆了，所以他更喜欢干脆从其《两颗福星的升起处和两海之汇合处》一书中删去了所有这些内容。他指出：“至于对这些酷刑的细节和有关这一切的发挥，我的芦苇笔绝对拒绝介绍它，所以我对此保持沉默”(巴黎国立图书馆新增波斯文藏本第269号，第90页背面)。此外，因为该特藏中的波斯文藏本第106号是一残本，从第117页背面起残缺。所以我们采用了可以追溯到哈菲兹·阿不鲁的《历史的精华》的埃利奥特第422号抄本，仅仅在从中汲取异文时才参阅新增波斯文藏卷第269号和第1818号。
(109) 无论是通过天朝作者们的承认还是传教士们的资料，都可以确认中国人对于忍受痛苦具有一种为我们的人远所不及的耐力。难道我们会像中国人那样忍受文身吗?难道我们会有更多的想象力吗?匈奴人以及后来的蒙古人的“残忍性”以及无情的暴戾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这也可以用他们那对于痛苦无动于衷的性格来解释。当然，这一切均与中国的立法者们希望使其惩罚具有一种明显的典型恐怖特点的坚强意志没有任何关系。
(110) 这一段文字吸引了阿伯特柴拉克，使他颇感兴趣，他的“芦苇笔”很想记录下这一切来。
(111)《中国志》第七、八等章可以使人补充这些段落。
(112) 原文作：Mtl sk kh dr wlayt islam mrdh basd，本意为“如同伊斯兰地区的死狗一般”。
(113)在中国，新年约开始于冬季中期和午夜。它根据月亮而有所变化。1420年的新年降临于1月15～16日，1421年是2月2～3日，1422年则是2月23～24日，1423年是2月11～12日。
本处所提到的中国年开始于2月2～3日夜间的子夜。所以，2月2日即旧的一年的最后一天，2月3日为新的一年的第一天。在编制任何中国年和公元年之对照表时，都应牢记这一规则。
(114) 北京离海洋不远。月亮的变化，因此也就是海潮排除了寒流并使气候变得温和了。契达伊是同样气候现象的见证人并讲到了“冬季封斋期”的结束。
(115) 原文作drya bar，即dèniabar，意指“海滨地带”或“沿海地区”。它可能是指朝鲜，也就是契达伊所说的“高丽斯坦”，但也可能包括日本。
(116) 原文作Yèm trasy，即yèsm-tèrasi，实指雕玉。
(117) 原文作Séhar，指丑时，夜里1～3点钟。见前(104)。
1421年2月13日是举行盛大御宴的时间，这同样也记载于《明实录》第19卷第16页和《明史》卷7第7页等汉文史料中。
(118) 原文作Hanh Shzy，即hanèh-yi sèbz-i，意为“青色的楼阁”。这种青色的楼阁是用青瓷砖砌成的，它无疑与被契达伊称之为《古兰经》中的那种楼台相同。这种小教堂可以被当做“清真寺”，因为其中没有“任何画像和任何偶像”，很可能是一座祭天的小庙。至于其颜色，波斯文Sèbz本意为“青色的”，但同样也可以译作天的颜色——蓝色。中亚的空气中往往都充满了黄色尘埃，这灰尘的黄色与空气的蓝色之混合使天空具有了一种更趋向青色的颜色。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天空”在波斯文中叫“苍穹”(即青天)。但在春秋两季，雨水把灰尘压下去了，天空则又具有了其真正的绿青和靛蓝的颜色。
(119) 这种守斋要在前三天中仅吃一碗大米饭，在以后的日子里仅吃少量的生拌绿菜，同样也戒食肉类和脂肪(冯秉正：《中国通史》第9卷，第399页注释)。
(120) 愿文作’Im-ha-g w srh w zrd w Zingary，意为黑、红、黄、绿和灰绿色。这五色分别象征着北(玄武)、东(苍龙)、南(朱雀)、中(黄帝)和西(白虎)。这种“白”实际上是“铁白色”(列奥波尔德·德·索絮尔书)，也正相当于原文中的Zèngari一词，在阿拉伯文中作Zinjari。然而，铁锈(Zengar)是由醋或其他任何一种酸对金属的侵蚀作用而产生的。唯有当金属是铜或青铜时，其锈才能产生“灰绿色”；一旦涉及铅或锌的时候，其锈就为“灰蓝色”。
(121)原文作Hrbh，即harbēh，则钩叉。原指苏西安或苏美尔人鱼商们使用的一种鱼叉，他们把它置于马尔杜克神的手中。在希腊文中，也称之为harpe。我们法文中所使用的harpin(钩头篙)和harpon(铁钩)即源出于该词。为了与海魔相斗，苏西安人和苏美尔人的神以渔网和鱼叉武装自己。
(122) 原文作Srw=Sèrv。该词具有冷杉树的意义。有相当数量的针叶树在波斯文中都叫做Srw。如果单独使用Sèrv一词则应指柏树。不呈锥形冠状的松树则不属于“杉树”类。在波斯，杉树叫Kaj，在波斯中亚(因而也就是在古典波斯语中)作Naz或者更应该作Nazu。为了具体说明是指杉树而不是柏树，大家有时就讲Sèrv-i Kuhi，即“山柏”或“野生针叶树”，以与Sèrv-ibustani(栽种的针叶树)相区别，后者就是在波斯人园林中非常著名的柏树。
(123) 原文作Crag，即蜡烛。在古典波斯语中，Cèrag指蜡烛或烛台，而Cragdan则仅指烛台(《库曼法典》)。该词最早具有“灯”的意义，烛台在萨珊王朝时代叫做Spendar。
我们通过盖耶速丁的描述而看到，装饰以蜡烛的新年“松树”并非未在中国出现过，甚至那里也是在子夜和一次点燃。这一节日就是波斯人的点火节。
(124) 原文作Sb-rag，即Sèp-cèrag，本意为“照明”，此处用于“烟火”之意。事实上，我们通过上下文便可看到，这里是指使药捻一直燃烧到引信处。官员们前来参观“放灯”或“烟火”，但他们失望了。这一天根本未放灯，因为他们害怕发生占星家们所预言的火灾。所以，作者本人并未亲眼看到放灯或烟火，他的描述是根据前几年曾亲眼见过这一切的穆斯林教徒的叙述而作出的。星相学家们所预言的爆炸事件发生于5月23日(星期一)到5月24日(星期二)的夜间，是由霹雳造成的。
有关奉天、奉盖、谨身三大殿遭火灾的时间，汉文史料中将之置于永乐十九年夏四月庚子，也就是公元1421年5月9日星期五，而不是本处所说的23日星期一(参阅《明实录》卷120，第1页，1940年南京版；《明史》卷7，第7页，百衲本)。
(125) “叩头”是我们已描述过的中国俯拜顶礼仪式。19世纪末的英国人生造了一个动词to kowtow和一个动名词the kowtowing(均指“叩头”)。至于我们的文献，它则写作sr br zmyn nhadnd，意为“以前额触地”。
(126) 原文作dhm yn mah，意为“本月10日”。这里是指中国的农历月。我们已经看到，农历二月二至三日恰逢穆斯林月1月28～29日，也就是中国的朔日。因为伊斯兰历中的朔日与中国农历月中的朔日不相吻合。我们是否应该把原文中的dhm(10日)改作jhar-dhm(14日)或bnz-dhm(15日)呢?事实上，“元宵节”被定于中国农历元月的十四至十五日之夜。此外，其中伊斯兰历的日数是yksnbh Syzdhm，意为穆斯林历2月13日星期日(公元1421年2月7日)。中国的春节开始于公元2月2～3日夜间，当时确实正值农历元月的满月。我们觉得中国存在着有关新年的两种传统：一种是皇帝的(因而也是达官贵人们的)新年，定于最接近公元2月中旬的满月之时；另一种是民间的新年，出现在14日之后的满月时。他们按照新月确定一年之开始的办法是比较先进的，因而也不会太古老，满月要比很少能看到的新月容易观察得多。在汉人历法与畏吾儿人、摩尼教徒、粟特人、萨珊王朝人历法之间的比较是颇有教益的，条件是必须小心翼翼地去做。祆教徒们实际上同样也有两种新年的时间，即民间新年和官方新年，彼此之间有六日之差。
这一年中国的元宵节是农历元月十五日，在汉文史料中则相当于公元1421年2月16日而不是17日。《明实录》卷119第2页和《明史》卷7第7页中也都记载了皇帝大赦天下的事情。
(127) 原文作Ayljy，即相当于élci。契达伊也长篇大论地谈到了这些钦差大臣们。他们巡视各州官府。
(128) 原文作Sngar，即指鹰或大隼，这种飞鸟既不存在于波斯，也不存在于波斯中亚。商人们从中国进口鹰，而中国人则在黄海海岸捕捉这种飞鸟。鹰是一种比较大的飞鸟，可以捕获鹤和狐狸，甚至是野兔。它们低空飞行，以其爪捕获猎物。法国养驯鹰人协会的菲利普·朗博先生批评了日本的一部有关鹰的电视片(《巴黎快报》，1962年第10～11期)，其中把这类飞鸟说成是秃鹰而不是飞得很高并以其胸膛袭击猎物的大隼。由立陶宛大公和波兰国王西吉斯蒙所颁布的《立陶宛法典》由已故去的纳瓦卡斯夫人译出。该法典在有关杀死一只狩猎鸟而应交付赔偿的一章中，我们可以读到下面的税率：“红色游隼和大隼12格罗斯卢布，白色游隼10格罗斯卢布，灰色游隼和秃鹰6格罗斯卢布，猎隼、匈牙利猎隼和燕隼为3格罗斯卢布，雀鹰和灰背隼1格罗斯卢布。”从蒙古人时代就在波斯变得很时髦的Sngar这种隼可能既不是北欧大隼，也不是秃鹰。这一课题必须以详细研究为前提，而我们尚没有时间从事这项研究工作。
古典时代的伊朗就知道了鹰和Jèrg(Carg，我们通过阿拉伯文as-saqr而称之为猎隼)，这是一种全身发红、没有任何白色和长有小青爪的大隼。被我们称为“猎隼”的鹰是一种很难驯养的好猎鹰，非常珍贵，其羽毛要比被称为“兔虎”的鹰明亮得多。
这些大隼比鹰还要大，其颜色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越来越明亮，也越来越珍贵(请参阅《驯鹰记》，于11世纪由穆罕默德·维斯姆吉尔著，由12世纪的《新年记》引证，德黑兰版，第57～59页)。这些猎鹰主要是猎取红色山鹑。大家在波斯里海岸可以捕获到这类鹰，它们从大海的北部和东部飞来在那里栖息。据说，那些娇弱者于途中会坠落于水，只有那些强壮者才会完成它们那冒险的远征。最后是秃鹰。在阿拉伯文中叫al-basaq，即一种身体较小的鹰。我们在天体图(牛郎星和织女星图)中所看到的两种鸟就是阿拉伯人所说的“秃鹰”，波斯人称之为basèh。
古奈韦(又叫胡斯玛)在其《阿拉伯文—突厥文辞典》中把as-saqr(兔鹰)译作balban，把Sahen或as-sahin(鹰)译作Lajin，但对于“大隼”却只字未提。他确实是于1245年写成此书的，即在蒙古军队夺取八哈达(巴格达)之前的13或14年，当时阿拉伯人和塞尔柱朝人尚对大隼一无所知。
(129) 原文作Janwr-daran，即janevèrdaran，指驯放狩猎动物的人。除了猛禽和猎犬之外，他们还驯放灵猩或(虎)、猞猁狲或黑獾。我们于下文在《中国记》的笺注中再采论述之。
(130) 原文作Sieng-xi，它是汉文“赏赐”的对音。
(131) balish指一锭白银，约为11630克。瓦萨夫断言它重500米特喀勒。一锭钞重50赛儿，正如他们所计算的那样，相当于10个第纳尔。一锭白银要比它重二十倍，而一锭黄金则比它重二百倍。
(132) 原文作Tafth qlgy，即taftèh-yi qalagi，指塔夫塔绸。见契达伊书第九章。
(133) 原文作Lay。这是自中国进口的一种丝绸织物，同样也在瞿折罗(印度)仿造之。它既可以是本色的，也可以是彩色的(《波斯百科辞典》)。我们抄本中的Lw可能为Ly之误，Ly应读作Lay=lèy，相当于汉文的“罗”。
(134) 原文于此作Lyl，在稍后不远处作lyly，其他地方又作ktky，它很可能是kty或kèti之误，意指被子、被套或“床单”。它无论如何也是指作床上用品的织物。在《中国志》和尼宰姆·盖里的《服装诗文集》中经常提到它。
Lyl一词相当于汉文“里儿”，即衣服或被子的“里子”；kèti则相当于汉文“夹底”。“里儿”也出现在向外国贡使赠送的礼单中(《明实录》卷119，第16页)。
(135) 原文作kyyr sh bhlwly，应读作kbyrh sh bhlwy(htayy)，相当于keplrèh-y seh pèhlu-yi(hiayiu)指蒙古短披风。穆斯林商人——阿卜杜拉的儿子穆罕默德(巴黎国立图书馆新增波斯文藏卷第1441号)于18世纪中叶曾经从圣彼得堡经伊犁到北京旅行，他对这种衣服作了下述描写：“这是一种一直垂到踝骨的大衣，从下端于背部和两肋开口，在三个开口附近缀有小纽扣。”它最早无疑是骑士的大衣，它的三个开口可以使人比较容易地上马和骑在马鞍上。所以，它更可能是起源于蒙古人而不是汉人。在古代成吉思汗的整个领地范围内都穿这种服装。在波斯，人称之为“三口短披风”。意大利文Cappa(短披风)似乎应追溯到阿萨息斯—萨珊王朝的词Kappa，在阿拉伯文中叫al-qa-ba’。它有一个一直垂到背上的大翻领，有时可以做风帽使用。它是如同紧身衣一样按尺寸裁剪，以至于使古奈韦把阿拉伯文al-qaba(短披风)译作了突厥文Caftan(紧身衣)。此外，这两个字均系波斯文起源。我们也注意不要把该词与波斯文barani(阿拉伯文为al-matariyya)相混淆，后者指一种骑士的斗篷，套穿在短披肩的外面。
在13世纪时，蒙古人定居到了波斯，从此一直到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高潮，由于相互影响，又出现了一新的时兴和几乎是一种全新的服饰艺术，这是模拟了契丹人和宋人的风格而形成的。蒙古之后的波斯人逐渐地放弃了阿拔斯朝人的那种口袋形的宽大服装(斗篷、长衫、长袍、衬裤等)而采纳了蒙古式的裁缝术(尼宰姆·盖里书)。从此之后，他们的服装就根据已浆洗过和熨(熨斗，即烙铁，由汉文传入波斯文中作utu，传入俄语中作utug)过的衣服样子裁剪。哈里发时代的裁缝从此之后就让位于宋朝和契丹的裁缝方式了，后者的缝纫术也通过蒙古人而传到了西方。此外，当西方人到达印度时，他们在那里发现摩诃罗阉(印度土邦王子)们自己穿着以汉人—蒙古人裁剪式的服装。穆斯林教徒们仅从哈里发时代和萨珊人那里继承了蒙头巾以及剃发和蓄胡髭的习惯。总而言之，我们在亦思弗罕细密人物画和壁画中发现的那些土兰人的服装仅仅能追溯到完泽笃和哥疾宁时代。细微画家后来甚至把这种蒙古人服装强加给了《列王记》中的人物身上了。这种时代错误也如同我们的错误一样容易犯，即我们按18世纪的方式为《旧约》书中的人物穿戴，使《新约》和《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按19世纪初叶的奥斯曼人方式穿戴。
(136) 原文中作Jaw，即汉文“钞”的对音。忽必烈在征服宋王朝之后，便以蒙古人的现钞取代了“天子”的钞票。一锭50赛尔的蒙古钞相当于10个第纳尔(瓦萨夫书，第1卷，第22页)。参阅契达伊书第十八章。
(137) 此人的名字可作Bwya Tymwr Otka(牛津本第422页)、Bwdta Tymwr Rabka(新增波斯文藏卷第269页)或Zayka，……Zanka等，所有这些写法都是可能的。我们于此相信了第一种抄本(埃利奥特藏本第422号)。
(138) 原文作Nmtay(南京)。参阅契达伊书第九章。大明直到最后仍视南京为其真正的首都和他们的圣城。仅仅是由于历史的和一时的原因，才迫使该王朝“暂时地”迁都北京。在蒙古人时代，南京叫做金陵府(《鄂多立克多游录》，载上引裕尔书，第2卷，第204页)，葡萄牙人同样也称之为金陵(Chelim)。在1260～1265年间，该城由南宋加固。1365年，明王朝在那里夺取了政权并自称“天子”。南京以其无数的运河和桥梁则更会使人联想到威尼斯而不是阿姆斯特丹。在那里只能以人力黄包车(当然还包括船)通行。1406年，永乐放弃了该城而前往“暂时”居住在北京，但南京仍为其圣都。大明的情况就如同放弃了马其顿关前往巴比伦居住的亚历山大的情况一样，或者与放弃了麦加和尤其是麦地那以前往巴格达定居的哈里发的情况很相似。历史学只能提出问题，而唯有地理学才能解决问题(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非常引人注目的是我们发现穆斯林教徒赋予了蒙古人的继承者大明皇帝“可汗”的尊号，而不是从此之后已过时的“天子”的称号。甚至对于明王朝家族的名称也如此，他们把“大明汗”改为“明之大汗”。这更应该是一个突厥一蒙古文尊号，而不是汉文尊号。
(139) 请参阅上文注(104)。
(140) 请参阅上文注(104)。
(141) 请参阅上文注(104)。
(142) 请参阅上文注(104)。
(143) 原文作20马拉，每马拉合1/16波斯古里和3/16英里。
(144) 原文作Syrayy Ly da。此人的汉文尊号叫“李大宅”。因此。“李大宅”很可能是中国穆斯林们对他的称呼。“张府”的名称也可能如此，同一批人也称之为“张大宅”。
大家可以参阅“大臣”〔注(7)〕一词。汉文Li Da无疑代表着“李达”。他是著名的宦官之一，曾多次出使哈烈，如1418年(参阅《明史》卷332)。
(145) 原文作Qbay-y，指一件“披风”，实际上应为马甲。
(146) 原文中的此字不堪卒读。它应为一个畏吾儿文或察合台文短语。该短语已由哈菲兹·阿不鲁保存下来了，但阿伯特柴拉克则用tyr brtab=tar-pèrtab(巴黎国立图书馆新增波斯文藏卷第1818号，第821页背面)来翻译，意为“一箭之射程”或“一箭之地”。
(147) 这一段文字仅出现在巴黎国立图书馆新增波斯文藏卷第1818号中。
(148) 原文作Bsyar tla andahtymata，其中的tala应为yatlu，指涂一种药膏。但tila或tèla则为“纯金”。“我们花费了许多黄金”的译法应摒弃。我们不明白皇帝为什么如同平民一般抱怨为其身体的健康而花钱了。如果读一下《中国志》则可以使我们以另一种方式理解永乐皇帝的极度不快。事实上，中国人可能会把坠马解释为不祥之兆。它可能意味着上天不再保佑皇帝了，永乐已失去了“天命”等。
(149) 其中有一段文字仅见诸于巴黎国立图书馆新增波斯文藏卷第1818号中。这就证明，阿伯特柴拉克或得到了一册原著，或一册哈菲兹·阿不鲁著作的单行本。否则，那就应该承认他仅仅得到最好的一册《历史的精华》。
“陛下”(Hazrèt或Hazrèt-i A'la)是对帖木儿的常用称呼。该词本来具有宗教意义，因为帖木儿过去曾被我们认为，现在仍被纳哈西班底教团的苦修士当做是神的化身，他们一直在等待他转世。此外，瘸子帖木儿尚活在人世的时候就享有两个具有同一宗教意义的尊号：“时代之主”和“大合之主”。这就是说随着他而开始了“世纪末”和“近代”。沙哈鲁在他致永乐的国书中，当讲到其父帖木儿时仅仅说“我为之效劳的人”(主人)或“神主”。帖木儿可能是以成吉思汗的化身自居。毫无疑问，在非常迷信的、专心苦修和希望留下神圣美名而死去的沙哈鲁看来，帖木儿的老马也堪称是一头特别神圣的牲畜。肯定是由于沙的·火者的雄辩口才使永乐相信了这一传统神圣贡品的价值。我们不应忘记，沙哈鲁始终希望使永乐皈依伊斯兰教。
(150) 见《中国志》第九章。
(151) 原文作twqw，即turqu，指玫瑰色或红色的饰带。参阅上文注(43)。
(152) 见上文注(132)。
(153) 见上文注(134)。
(154) 作者所描述的这种中国殡葬仪轨基本与晚期耶稣会士神父们之所说相吻合。有关1614年农历二月间太后薨逝的情节，冯秉正神父(《中国通史》第9卷，第398页)曾写过一条资料丰富的注释。由“风水人”根据堪舆数据而决定灵柩离开死者家宅的日子和时辰，同时也决定“殡葬”入殓的时间。事实上，下葬要在死后很久才举行。契达伊(其书第20章)简单地触及了这一内容。商人苏莱曼(《中国游记》第35～36节)讲得比较具体。冯秉正神父在其地图集(1785年)中刻了一幅代表送殡仪式的图，完全与盖耶速丁于此所作的描述相同。
见纳凯提(巴黎国立图书馆新增波斯文藏卷第1347号，第97页背面至第103页正面)指出了下述情况：在圣文时代(可能系指周文王时代)，创立了把尸体盛入灵柩的礼仪。从此之后便决定，王子的尸体应于灵堂中停尸7日，然后在下葬之前再在大自然中陈殓6个月。其墓有3古拉吉(每古拉吉相当于1小腕尺，这就是说1米稍多一些)高；“文人”的尸体要在家中陈殓5天和在野外放5个月，其墓高2古拉吉，在那里要栽种冷杉树；最后，“第三等级人”的尸体要在家中陈殓三日并在野外停灵三个月，其墓仅高4腕尺，在那里栽种柳树。
有关本处所指的女亡人，可能是指死于1421年4月23日的“贤妃喻氏”(见《明实录》卷119，第9页，但其中没有提到为死者陪葬的太监和女婢等活人)。
(155) 见上文，巴黎国立图书馆本第411页背面至412页正面以及本书注(124)。
(156) 八答黑商的碧蓝色染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天青石染料是八答黑商的主要出口商品之一。这种商品售价昂贵。它一般被用在瓷器业中，在波斯、中亚、土耳其，甚至在明代的中国都使用它，特别是在永乐时代，这种产品叫做“回回青”。这种氧化铝、氢氧化钠和钙的硅酸盐呈一种非常漂亮的碧蓝色，同样也用作绘画。它算作宝石之列。13和14世纪的蒙古文抄本、15世纪的帖木儿朝抄本以及16世纪的波斯文与印度—蒙古文抄本中有时都以这种绘画做装饰。
就在同一时代，大家又用这种颜料衬托清真寺和宫殿的色彩。由于这种颜料极其昂贵，中国人便在瓷器中用钴的蓝色取代之。在波斯，帖必力思的蓝色清真寺以及完泽笃的清真寺都被古董商及其他旅行家剥落了其天青石色的砖。但时至今日，那些神圣的地方，如由蒙古人所建的库姆、卡尔巴拉和迈谢德以及由帖木儿朝人营建的哈烈清真寺却逃脱了破坏文物者们的魔爪。然后，在被某些有关人士大肆吹嘘的亦思弗罕的古建筑物中，从来未曾有过天青石染料。因为在17世纪时，乌兹别克人阻止向波斯出口这种原料。大苏菲们在那里只好非常遗憾地用一种质量要低劣得多的蓝色染料取而代之(参阅J．查尔丁书)。
我们不禁要思忖，这一大厅柱子上的天青石究竟是像文中所说的那样是用油固定的还是用清漆油的。因为这里使用的波斯文rwgn (rogen)就如同阿拉伯文术语中的duhn和madhun一样，同样都意指“油漆”。作为一种含树脂的液体物质的油漆可以助燃木头。对于焚烧了古大马士革的那场著名火灾，帖木儿在其回忆录(据某些英国东方学家认为是伪托的)中矢口否认他曾下命令烧毁该城。他说：“相反，我却命令麾下士兵灭火。如果说他们未能成功地扑灭火灾，那是由于建筑物的上层是用涂了油的木材建成的。”即使在此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怀疑这里究竟是指油漆还是指油。如果这里是指油漆，那么它就可能是来自中国的。我们觉得，在某一时代，曾用“油”作为非常昂贵和非常匮缺的油漆的代用品。
(157) 参阅下文《中国志》第五章。
(158) 原文作Nmaz dykr(申时)，见上文注(104)。
(159) 参阅上文注(154)。
(160) 原文作Jwkan-ha，即相当于Covgan-ha，意为“曲杆”或“曲柄”。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还应提到，在波斯中亚，当皇帝出宫前往某一地，如前往举行公祭时，便有一名封建领主在他面前扛一种如同主教权杖一样的东西，上面悬挂一个钢球。这可能是伊斯兰教之前的一种仪礼，甚至也可能是基督教之前的。事实上，在《阿吠陀》(《阿维斯托》)中，经常提到耶麦(杰姆赛德)国王的“幽灵”和“杯盘”。
(161) 原文作Skan，即Snkan。我们认为这里是指Sianfu/Singanfu，马可·波罗译作Cinghianfu。大家一般更喜欢把它考证成“镇江府”，但毛拉纳赛尔·穆罕默德·喀什噶里(埃扎图拉赫，巴黎国立图书馆新增波斯文藏卷第1346号，第28页正面)把Snganfù置于东部的临潼和西部的咸阳城之间，距这两站各有50阿拉伯里。他指出：“临潼”在汉文中意为“灼热”和“铜”。那里确实有天然热水浴池，从中发出一股强烈的硫黄味。这种含硫温泉被认为能治疗皮肤瘙痒症。从那里向西50阿拉伯里的地方便是咸阳府。咸阳府是坐落在太平原中的一座大城，以井水供饮用。大家可以在那里看到大量由“潼关人”(Tungani)经常出入的清真寺。“潼关人”在喀什噶里辞典中是对汉人—穆斯林人的称呼。据认为，他们沿用这一名称是由于中国最古老的一批穆斯林教徒(即土著穆斯林)首先是在我们已于上文讲到的潼关出现的。“正是这些穆斯林被印度斯坦的印度人称为突厥人”。针对“潼关”(Tnggn，应读作Tung' gèn)问题，喀什噶里写道：“这是一个位于一条从北向南流的大江畔的城市，该江宽5阿拉伯里。其水很深，船舟可以摆渡。在城内使用汲自井内的水。”总而言之，它是一座距“西安府”(Singènfu)之东有数日行程的城市，也就是说有220里的地方。拉盖特先生告诉我们(《突厥—德语辞典》)，25阿拉伯里相当于1塔斯，塔斯是一个相当于4.5“法定英里”的里程单位。
至于“咸阳县”(Sèn-yeng-Sèn)，它是位于“西安府”之东的一重要中间站。毛拉纳赛尔·穆罕默德指出，它同样也位于一条大江的左岸，该江自北向南流，江中有数百只帆船航行(1777年)。
(162) 原文作Nwkran，即Nèvkèran，指仆人。我们知道，这些“仆人”实际上都是商人，其数达310人左右。他们之中有10%或20%(也就是说30人或40人)是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商人，这些人附使臣一直到达北京。剩余的270人或280人被滞留在甘州。
(163) 亦不拉金——算端·把哈都儿王子是沙哈鲁的儿子和法尔斯斯坦的“大公”。他更愿意通过丝绸之路，而不是经忽鲁模斯(霍尔木兹)由海路向北京派遣自己的使节。在15世纪中叶，海上旅行仅仅是一种迫不得已而选择的下策。我们在《导论》中已分析了这一问题。
(164) 赛义德·埃扎图拉赫(巴黎国立图书馆新增波斯文藏卷第1346号，第35页正面和背面)详细地描述了介于哈实哈儿和乌什之间的路程。大家从屈奇克—安集延(当时那里是中国清朝的西部边境)逆喀什河而上。在7月中旬，埃扎图拉赫从托盖—巴什起便在那里发现了雪和冰。考克苏河(蓝水)增加了喀什噶尔河的流量，因此它如同该河的源流一般。我们的旅行家从那里到达了安集延附近，即锡尔河的发源地。他从阿查利克开始便区别出了两条道路。其一是左路，向南走经3～4程就可以到达色勒库尔。在7月间，由于冰雪融化而可能造成山洪，于是便绕开了特兹克之路，大家则更喜欢或取道其左部，或取道其右道。在甘奇吉克和伊基吉克之间，积雪有一人多深，有时则有两人多厚。在那些无法排除积雪的地方，便在其上面拍打之以便压实它。这一艰巨的工作传统上是由沙漠商队雇佣的柯尔克孜偷越国境者们来实施。
安集延(Andigan，经阿拉伯文化之后的形式为Andijan)是自哈实哈儿前来那里时途中经过费尔干纳河上游的第一座城市。在中世纪，大家认为其山中盛产曼德拉草。但我们觉得这种被波斯人声称分别为Sahbyzk、hzarksay、(a)shrnk、Shahbezag、hezargusay或(u)Sturègn的植物就是中国的著名人参，而我们所说的“曼德拉草”仅仅是其代用品。这是一种价格非常昂贵的商品，中世纪的医药学家们已经长篇大论地谈到了这个问题。大家当时之所以称之为“人参草”，是因为它具有一种人形。大家都承认它有成千种医疗作用。因此，大家所说的“as-Sanam”应为“as-Sini”之误，意为“中国的产品”，即“中国的曼德拉草”。我们在自己的笔记中发现了哈烈的艾兹赖基的这些诗句(由奥菲引证，见《诗萃》，德黑兰1335年版，第317页)：
因为商贾为他(赛尔柱朝人萨姆苏—道拉赫)从中国带来了奴婢，因为在中国一带生长有酷似人形的人参。
其中的Strnk很可能是由缮写者对Snznk一词的误写，也就是人参。因此，毫无怀疑，“人参”是中国和波斯之间大宗贸易的货物，完全如同大黄等商品一样。萨珊王朝的药典(《智慧的乐园》)、萨曼王朝的药典——哈烈的艾布·曼苏尔·穆埃费格的《医方指南》和塞尔柱朝的药典《花剌子模沙的财宝》都曾长篇地讲过它。总而言之，“曼德拉草”仅仅是一种价格便宜的代用品。
(165) 原文作Qranks。它很可能是抄写者对Qratkyn=Qaratèghin(哈剌特沁)的误写。现在，此名仍为塔吉克斯坦一条山脉的名称。但在当时，它却是使一座居高临下的山峰获名的地名。
(166) 八答黑商是阿姆河(希腊人把瓦赫河当成了阿姆河)上游的一个古代独立王国。该地区以三种产品而著称：喀拉湖的羔羊皮，我们称之为“阿斯特拉罕羔皮”和波斯人称之为“布哈拉羔皮”；从矿中开采的天青石，出自八答黑商河上游；最后是玫红尖晶石，其古矿在瓦罕的边境(比鲁尼：《马苏第的天文学和占星学原理》)。由于这种矿石已开采枯竭，所以就用多种其他产品替代，它们都是在一次大地震之后才发现的。例如天青石就是这样。过去的价格与红宝石一样昂贵，但由于突然间变得产量巨大而使价格暴跌。玫红尖晶石具有玫瑰色，又略呈胭脂红色，并不完全像所谓印度红宝石那样的深红色，后一种宝石实际上出自西藏和缅甸。
(167) 原文中作Qubadiyan，在阿拉伯文中应为al-Qabadiyan(库巴迪安)，这是大科斯洛埃斯的父亲库巴德(科阿德斯)为抵御突厥人(*(左口右厌)哒人)而筑起的一城，它一直保存下来了。比鲁尼(《马苏第的天文学和占星学原理》第2卷，第547页。我们所掌握的是在海德拉巴德根据巴黎国立图书馆藏的孤本而印制的一个很糟的本子)也提供了盖耶速丁所走的路线，其具体情况如下：
a．麦尔兹·土兰隘道。大家之所以称之为“麦尔兹·土兰”，那是因为其意为“突厥人的通道”。
b．把力黑，从前叫做巴米。
c．位于阿姆河河畔的库巴迪安。
d．“铁门”(即巴贝尔的帖木儿—噶布)，位于萨加尼人之北的地区。
e．八答黑商(位于卡塔尔人，即*(左口右厌)哒人)地区。
仍然是在*(左口右厌)哒人(卡塔尔人)地区，比鲁尼于同一名表中又把帕米尔置于八答黑商之后了，帕米尔可能就是杜尚别—斯大林纳巴德的中世纪名称。他同样也提到了位于该帕米尔稍偏东北的“特拉斯堡”，此地很可能就是盖耶速丁所说的哈拉特沁的古名。该地位于*(左口右厌)哒人(即本文中所说的八答黑商王国)和“费尔干纳”(萨斯)的北部边境。
比鲁尼接着又提到了另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Bnkt(贝纳凯特)是萨斯的首都，突厥人称之为塔什干，希腊人把它译作“石堡”。无论如何，在由比鲁尼偶然提到的丝绸之路的行程各站地名表中，没有提到安集延，它在11世纪时应拥有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名称。
同样，在乌尔都肯特(“王帐城”，指哈实哈儿或疏勒)和乌什之间，有一个叫做阿特巴什和古噶尔巴什的城市，这些11世纪的地名可能相当于赛义德·埃扎图拉赫所说的坎治克利克(Qantchighliq)和伊基吉克(Ikkizik)。因为比鲁尼提供了中亚各城市和各站以及其经度(甚至还附有纬度)的重要名表。但令人遗憾的是海德拉巴德的“刊本”质量相当低劣，唯有巴黎国立图书馆藏12世纪的秀丽字体抄本尚可使用。我们就沿用了该本。
哈烈以及于阗向八答黑商派遣使节一事同样也记载于《明史》卷332第15、18页(有关于阗一节)以及第17页(有关八答黑商一节)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