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汗的信仰在于宣扬真主的独一无二性和遵循据传说认为是古代先知的释迦牟尼(1)的宗教。至于穆罕默德尊前(安拉保佑他平安)，他们称之为“圣人”(2)，意为“人类中的最佳者”。可汗令人于其宫殿中绘制了人类的最高领袖(穆罕默德)的画像。穆罕默德的画像完全以宝石镶嵌，他坐在一个金座上，二目凝视一块从中可以看到成千上万黑点的银牌。当某人进入大厅的时候，画像立即就会把手举向空中以恳求他，黑点也就随之而消失。当它放下手的时候，黑点立即又重新出现了。这幅画像就意味着：每当先知们的真主举手祈祷时，信徒们的罪孽就会被上帝饶恕；继此之后，成千上万可怜的罪人就会因他们不洁的行为而使其牌变黑。可汗在黄道吉日才进入该厅(小教堂)，便依其宗教的礼仪(3)参拜圣像，连连祈求和祷告：
“他的使命是推翻偶像，由他创造的人类是所有人类中的最善者。”
皇帝的新年出行仪式
可汗令人为他本人在北京(汗八里)城外修建了一座清真寺(原文如此)(4)，他每年在处决杀人犯的前夕都驾幸那里，以便在那里祭天。他令人在该清真寺内与默伽(麦加)(5)相反方向的墙壁上用穆斯林文字和汉文方块字写下了《古兰经》中的几节经文和安拉最美的名字(6)。为了进入该清真寺，其仪礼要求提前连续封斋数日，然后就登轿(仍戒斋)出发，由数千名步行的禁卫军开路。禁卫军都身披钢甲胄，全副武装，各自肩扛一把出鞘的刀。后面紧跟一队拉彩车的大象，车上拉着完全以绸缎覆盖的轿子。唯有真主才知道其具体数字。数千名演奏各种令人震惊和奇怪的乐器的乐师于左右两侧众星捧月般的簇拥着皇帝，整齐地列队前进。皇帝的御轿由其太监们肩抬，在演奏着确实令人心旷神怡的乐曲的音乐声中前进。为了表示对伊斯兰教的尊重和突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有两名骑马的穆斯林宦官为御轿开道，而汉族的尚书和官吏们则步行。
我们从中发现了四千名以其身材和力气等而引人注目的巨人(7)……分两行前进……他们各自身穿一套完全镀金的钢甲和头戴镶嵌宝石的钢盔。我们从中辨认出有一千多人各自肩扛一口镀金刀，刀刃如同流动香料商的扇子(8)一样宽大。他们庄重地行走在皇帝的前面，对民众产生了威慑力。在皇帝的身后又有另外一千名巨人庄重地行进，各自肩扛一根金色大棒，上面画着一颗人头。另外两千人行走于皇帝身旁，左右各半，各自肩扛一根粗大的涂漆竹竿，上面悬挂着颜色鲜艳的灯笼。
当可汗驾幸清真寺前时，便舍弃了其全部銮驾，仍空着肚子下轿，免冠脱履地以前额触清真寺的门槛并乞求真主的恩惠。
皇帝们尊贵的头颅触及其门槛以祈求其恩惠。
——撒阿迪
皇帝于是便起身，用汉语发表祝辞。他接着就入清真寺以重新参拜写有安拉最美名字的牌位，然后再静立于写有“《古兰经》各节”中神言的其他牌位前面，右脚置于左脚之上。他于是便开始洒泪并发出长叹：
双眼濡湿，如同咯吱作响的水斗车。
为了使你灵魂的田园能结出果实，
我向他诉苦，因为他喜欢悲叹。
他喜欢眼泪和忏悔胜过了其他任何供品。
——札兰丁
他说：“啊!我的主啊!你知道和懂得一切。你以你的授命把该民族委托给了朕。今天由朕降旨处决罪犯。朕已尽最大努力以依礼查清他们的讼案。唯有你深悟真谛……”这是几句阿塔尔式的诗。可汗就以这种方式在清真寺内忏悔和自言自语地独白，承认他的软弱无能及其苦衷，从早到晚不时地哭泣和呻吟。后来，当夜幕降临时，他以前额触地。他在此情况下则哭泣和呻吟得更严重了，一直持续到天亮。接着等到8点左右的辰时，他才从清真寺中出来。他由于苦行折磨而变得非常虔诚，对其世俗的皇权和官吏们的虚荣心充满了鄙视。他如同脱离了这一世界，变得面黄肌瘦和驼背弯腰，如同新月一般，面部有苦行折磨的痕迹。这时候，他才重新登上人抬的御座，大家以同样的銮驾把他送往京城，一直到他重新返归后宫。
事实上，由于其豪华和从全世界得到的财富，中国政权更会使人联想到萨达德(9)政权。这就是某些人所持的观点。因为在中国人和可汗的心目中，他们天下第一，中国就是全世界。他们认为除了自己的帝国之外，世界上不再存在任何文明国度了。他们甚至连我们王国的名字也不知道。出现这样的情况无疑是由于中国人不习惯于离开契丹而前往世界的其他部分旅行，也不习惯于亲自考察一下在世界上还有除他们之外的其他大城市和王国。他们自认为，除了中国之外，全世界只是一片辽阔的牧场，原则上属于他们的可汗。不幸的事实是中国中原的大部分敌对者都是牧民，都是天朝边境上的以转场放牧为生的部族。正是由于这些人，汉人才认为，除了中国中原之外，全世界都是由某些游牧人居住的草原。
虽然可汗根据由佛陀释迦牟尼创立的教派而自称是独神主义者，但他实际上仍为哲学宗教(10)的信徒。我们甚至觉得他们的书籍都抨击多神主义(11)，认为它是“异端邪说者”(12)们所特有的一大堆谬误。他们的达官贵人也信仰帝王的宗教，甚至还自认为是一个“宗教学者”集团，皇帝是他们的“教皇”(13)。他们的官吏是专职法官，既精通教法(14)，又熟悉会计或金融学(15)，这就是说他们善于管理政治事务(16)。
历史故事。有一次，官吏们以本章向皇帝呈奏了如下事项：“在我们之中有数千户穆斯林家庭，如同麦田中的黑麦莠草一般。这就是说他们不交纳任何杂税。难道我们不能清除他们吗?”可汗对此作出三点明智的示谕：“①为什么要提出一个我们的先祖从未提出的问题?②我们应从其外表(即他们明显的行为)来判断穆斯林。为什么要介入他们内心的信仰呢?③我们也敬天，我们也完全如同穆斯林一样。”此外，该皇帝(成化，1405～1487年)的某些所作所为也可以使人相信他秘密地遵循伊斯兰教规，但他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宣传这一宗教，因为他害怕这样做会引起危及其帝国和平的某些骚乱。该帝国始终都是根据异教的礼仪来治理的。中国皇帝景泰汗(代宗，1450～1457年)是当今临朝皇帝成化(1465～1487年)的父亲，他过去非常钟爱穆斯林们。他敕封了七位穆斯林大官吏，这些人现今仍行使其职务。他希望这些穆斯林官吏们的各部衙门都设于离他最近的地方，要比汉族官吏的衙门更高大一些。
甚至有些穆斯林宦官负责在皇帝面前每天唱诗五次，提醒他做祈祷，完全如同在伊斯兰国家一样。他们奉命以波斯方式(“以突厥方式”)穿戴，在头的周围缠头巾，以便如同在清真寺中一样共同举行每日五次的祈祷。这一切都是在皇帝的眼皮下举行，而且皇帝在欣赏他们时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17)。
伊斯兰教法在汉语中叫做“清真教”(18)。不仅是契丹国不信真主的人，而且推而广之则是远东所有不信真主的人都对伊斯兰教表现出了明显的倾向。至于他们作为治理中国依据的那种教法，他们声称这是释迦牟尼的教法。
对于这一释迦牟尼，人称他是安拉的先知。他刚从娘胎中生出来就行走七步，每迈一步就会有一些玫瑰花开放，罗勒花在其步履下发出芳香味。他向集聚在一起的民众们说法，请他们崇拜真主。但后来有些坏人追逐他并企图杀害他。他于是便下令大山开门，大山果真裂开了。他进入了山崖中，山崖继他之后又重新关闭起来并变得如同水晶一般透明。释迦牟尼在那里崇拜安拉。那些不信真主的人则在那里窥伺他，站立在距出口处较远的地方，以便当他出来后不至于放脱他。经过很长时间之后，他从山中出来了，但却以一只老虎的形状出现，猛冲向不信真主的人。这些人大惊失色，拔腿便逃，所以圣人才得以平安无事地离开。他在长时间内一直不露面，最后又重新出现并继续说法。总之，大家传说他制造了许多奇迹，民众最后皈依了其宗教，崇拜其“启示经书”并开始修习其法。他生活在至今约四千年之前，所以民众们有充足的时间歪曲其宗教。因为这些人中有的已变成了“佛教徒”(偶像崇拜者)，其他人则变成了“牛的崇拜者”(印度教教徒)。这尚且不讲术忽(犹太人)和景教徒，他们也是很早之前就来到中国并在中国繁衍。目前，他们有很多人在那里生活(19)。
中国的法律是欢迎所有外来宗教团体的信徒，只要他们明确宣布承认中国皇帝为其君主(20)。中国人就利用这一机会而同意给予他们公民权和永远居住在中国的权力。如果他们出现在中国边境上，不是为了申请中国国籍，而仅仅是为经商和出使而申请关文，那就为他们签署有固定限期的关文，也就是说禁止他们最终定居中国。其中有许多人是穆斯林，他们也承认中国可汗为其皇帝并最终永远地在那里定居。定居在甘肃巩章府城的三万多个穆斯林家庭的情况即如此。那里是出口黄色麝香的中心。有许多藩部民族(穆斯林)前往中国定居，他们在那里不仅被永远免除赋税，而且中国政府还向他们敕封官爵和分发赏赐。皇帝用他的经费令人在北京为穆斯林们修建了四座大清真寺。在中国其他各布政司建筑的贾米(Jafmi'，中国清真寺的通称)清真寺的情况也如此。中国人始终是以国库资金建筑各种信仰的寺庙。现在，根据同一原则，各种信仰都在那里拥有古迹、建筑和寺庙，由官费维修寺庙。
总而言之，中国政府的习惯是各自信仰其宗教，而又不会表现出以不宽容的态度对待其邻居的信仰。但是，他们对伊斯兰教的偏爱胜过了其他所有宗教(21)。
注释：
(1) 为了于其中概述有关释迦牟尼的波斯传说，需要整整的一部巨著。下面就是朵豁剌惕人米儿咱·海达儿在其《拉失德史》中之所说(巴黎国立图书馆新增波斯文藏卷第1483号，第286页背面)：“吐蕃人的宗教是释迦牟尼(shakamaui)之宗教，也就是中国北方人(契丹人)的宗教，但中国北方人却称之为Shighamuni(释迦牟尼)……某些波斯作者把他视为印度的先知之一，其他人则把他看做是一位普通的哲学家。他的信徒们也认为如果穆斯林教徒行为端正，也可以升天。他们非常尊重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尊前，但并不认为全世界都应信仰伊斯兰教。”
“他们声称，伊斯兰教和佛教具有同等地位，同样均为善宗，因为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其善行。释迦牟尼可能说过：‘继我之后将会出现另外124名先知，最后一名叫做Djal Ksbh，他是已丧父母的孤儿。’他宣布了一种所有人都将信仰的教法，形成了一个吉祥的宗教集团，我的弟子们也将归附之。他可能为他们留下了该先知的画像。现在(公元1531～1532年)，其佛塔中的主要偶像(即主要佛陀)仍较其他次要偶像占突出地位，具体代表着这一Djal Ksbh。他们对之作了如此之描述，以至于使我们从中辨认出了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
这一描述早于蒙古人皈依喇嘛教的时代。公元1812年，赛义德·埃扎图拉赫穿越了西藏(巴黎国立图书馆新增波斯文藏卷第1346号，第10页背面至第12页正面)，他同样也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当时那里没有非常熟悉教法的喇嘛，我对他们的语言一窍不通。火者·沙—尼雅兹阁下禁止我研究他们的宗教，而且我也没有任何上乘译师。我只好满足于居住在西藏的穆斯林商人就这一问题向我传播的观点。他们的宗教叫做佛教，承认至高无上的真主及其先知，为了积累功德而在其佛塔中收藏大博士及古代喇嘛们的画像。他们不仅崇拜任何刚刚圆寂的喇嘛们的画像，而且也崇拜现在居住(远离文明地)在草原、海洋和水域中心的先知们的画像。有些穆斯林商人便由此而得出结论认为这就是先知以利亚(希德尔，愿真主保佑他)的画像；其他的穆斯林商人则根据他已升天并一直在那里生活的传说而得出结论认为，这里所代表的先知则是耶稣(愿真主像对待我们的先知一样保佑他)。他们的经书(他们称之为‘启示经书’)和提到……的著作都会令人联想到基督徒们的《福音书》。该教禁止他们吃马肉和骆驼肉，但他们有权吃牛肉、山羊羔和绵羊羔肉。严禁他们实行一夫多妻制，其新年定于12月25日(摩羯星座开起时)……他们接受一种三位一体论：上帝、先知和启示书……但有些人却焚烧其死者。据某些伊斯兰教徒认为，正是这后一点和对灵魂转移论的信仰才使他们有别于基督徒。在拉萨(大喇嘛就居住在那里)，他们则埋葬死人……”
总而言之，与汉地和西藏相毗邻的穆斯林都奉释迦牟尼为具有启示能力的先知，但却不能具体知道他究竟是以利亚、耶稣还是穆罕默德，因为穆斯林神职人员禁止他们深入论述这一问题。
(2) 原文作shin-djin，系汉文中“圣人”的对音。但是，穆斯林教徒却取这一称号“至圣”的意义，也就是伊斯兰教中的先知。蒙哥汗的辞典(巴黎图书国立图书馆汉文藏卷第9188-1号)把波斯文中的“先知”译作了“圣”，有一位耶稣会士神父又译作拉丁文Sanctus(圣人)和Sapientissimus(智者)。我们很难说本处的画像是否真正代表伊斯兰教的先知。我们由此可以从中联想到他们的意欲所为，而这一画像在儒教徒们的心目中究竟代表谁则无关紧要。唯一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穆斯林教徒们看来，它代表着“至圣”，也就是穆罕默德。
(3) 原文作Kish(教派)。这是波斯人对所有外来信仰的称呼。其最初本义为“口袋”和“盒子”，用于贬义。
(4) 原文作Masjid(清真寺)。这可能是一个敬天的小教堂，盖耶速丁同样也讲到了它(第10页背面)，但仅简单地称之为“青楼”。这里是否是指天坛呢?
(5) 原文作Qibla，它最早仅具有“南方”的普通意义，后来才具体指默伽(麦加)“方向”的意义。在吐鲁番发现的摩尼教经文把“宗教圣人”译作Vjydzg Vat(在现代波斯语中叫Bad-iguzidèh)，其意为“经过选择的风”，指“好方向”或“正确的方向”。这里很可能是指南方。在《旧约》中的Qibla一词同样也具此义。据说，伊斯兰教的先知在麦地那的清真寺内首先面向北(耶路撒冷?)祈祷。天使突然间抓住其肩膀并绕了半圈。从此之后，他就面向南(麦地那)祈祷了。西班牙作者赛尔希称摩尔人为“南方人”(ahl-al-Qibla)。罗盘在中国叫做“指南针”，葡萄牙人自13世纪以来就称之为“指南”(Qibla-numa)。萨法威王朝的第二位沙就使用了指南针以检验其帝国清真寺的壁室的准确性，他到处都发现距默伽的方向有几度的误差。因此，他令人在所有的清真寺中都堵塞了在逊尼派教徒们时代修造的古老壁室并下命重新开凿壁室。我们在起源于逊尼派的所有波斯清真寺中都可以发现这种变化。该沙就这样证明了逊尼派教徒从来不遵循“正确的方向”。
在本处契达伊的书中，qibla一词并不一定是指“默伽方向”，而更可能是指南方，也就是儒教徒们的方向。
(6) 原文作Ayat-i Kèlam Allah u asma-i a'zham。我们很难断言契达伊亲眼看到了这些用阿拉伯文字写成的文献或仅仅是据传闻而论述的。无论如何，他相信并认为大明王朝秘密地信仰伊斯兰教。此外，当时帖木儿朝人写法的阿拉伯文在中国非常流行。
(7) 原文作Adiyan(巨人)，也就是指“阿马莱克人”。这里是指身材高大的人。至于“阿德人”，史学家伊本·赫勒敦曾亲自参观了他们的废墟。他写道：“我们研究了他们房舍的门，发现其大小规模正常适度。因此把他们作为‘巨人’的传说是毫无根据的。”
(8) 原文作Tkhth dkan'atarn，即takhtèh-dukan-i'attaran。这里是指相当宽大的用于行刑的鬼头刀。
(9) 萨达德在某种意义上是穆斯林们的尼禄(罗马暴君。——译者)。在有关他的问题上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传说，不过它们在一点上是互相吻合的：萨达德是迫害“先知”呼德的人。但是，在《古兰经》中，呼德在某种意义上是“耶呼德”的简称(Kunu Hudan aw Nasara……你们装作犹太人或尼萨尔人……)。我们是否应该把呼德先知仅仅看做是耶呼德，也就是犹大·马加伯。(卒于伊斯兰历160年)或其父马太(他于伊斯兰历165年抵抗了安提俄攸斯四世伊壁芬尼亚)呢?在此情况下，萨达德就仅仅是这位安提俄攸斯四世，否则就是德迈特里尤斯·索特。后者是呼德(耶呼德)的劲敌，呼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马加伯。据传说认为，雅赫维的怒气落到了马其顿暴君头上了，其住地“具有巍巍高桂的埃及赖姆”(“亚历山大的拴马桩”)被一场(宗教的?)风暴所埋没。阿拉伯人(他们把这位安提俄攸斯当做了一名也门——国王)误将其埃赖姆的宫殿确定在阿拉伯半岛南部了。因为“埃赖姆”正相当于位于苏西亚那的城市和寺庙埃利马伊斯。安提俄攸斯·伊壁芬尼亚曾企图劫掠城以便用圣器中的金子交纳许诺给罗马人的贡品，当时恰逢民众起来反对该国王的时候。此外，在东方，特别是在东伊朗，马其顿人被称为“耶槃那”人(Yavana)，有时又作“雅马纳人”(Yamana，详见比鲁尼的《印度志》一书)。由此而出现了将此地与也门混淆并把大部分马其顿人的传说都归于阿拉伯半岛的南部的做法。
总之，穆斯林们的尼禄——萨达德是异教徒帝国主义的卫道士和真主信徒们的迫害者，同时也是真主于人间惩罚了的人。
(10) 原文作Hakim-mazhèb(哲学宗教)。这里明显是暗示儒教。Hakim-mazhèb本指新柏拉图主义或新毕达哥拉斯主义理论的信徒，他们曾试图把“伊朗的”信仰归于柏拉图，特别是归于毕达哥拉斯的办法而赋予它们一种“合理的”基础。契达伊于本章中传播了两种传说：“一种是穆斯林大众的传说，它把儒教与伊斯兰教相混淆了；其二是穆斯林文人们的传说，如努格塔维派信徒，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了理学‘通鬼神魔法’的全部面目。某些努格塔维派信徒受到了帖木儿朝人的迫害，被迫亡命于中国，完全如同同一时代狂风般的摩尼教徒们一样。当时他们之中有些人亡命于土耳其并在那里创建了土耳其近卫军士兵们的教团。”
众所周知。帖木儿迫害努格塔维派信徒们并把他们从阿斯塔拉巴德(今之古尔干)驱逐了出去。但这些通神魔法的人却在马赞德兰和吉兰维持了很长时间，最后与大苏菲们的教派合并了。在由查尔丁传播的萨法威王朝历书中，除了什叶派十二伊玛目的诞辰纪念之外，我们还非常惊奇地发现了由一名圣母所生的“先知”毕达哥拉斯和同样由一童贞所生的“先知”柏拉图的诞辰纪念日!大苏菲们的首席星相学家很可能就是努格塔维派信徒，他们原籍为马赞德兰或吉兰。
(11) 原文中作But-pèrèsti。该词本指佛教，其引申意义又指以崇拜偶像为基础的所有宗教。本系指理学派文人对佛教的鄙视。
(12) 原文中的Juhèla，即nadandan，jahiliyat即nadani，这些词分别指异教徒和信奉异教的行为。与该词相对应的则是dana，或’alin，danish或’ilm，均指“教法博士”和“神学博士”。“文盲”与“文人”也具有同一意义。斯多葛主义者(特别是埃皮克提图派信徒)都用“哲学的”和“关于学识的”来解释这些观念。
(13) 原文作A'lam，指非常博学的人。作者于此令人非常满意地译出了该词的意义，而耶稣会士神父们则把它译作“文人”。契达伊是正确的，这些“文人”实际上是特许诠释《五经》(中国人的《摩西五书》)的疏注者，而作为“没有学问的人”的佛教徒(也就是“异教徒”)则不懂这些经典。因此，这些“有知识的人”都是大学者，而“皇帝”(可汗)即为其首领，皇帝是主要的教法博士，也就是“教皇”。请勿忘记，《大明律》是由文人们根据洪武帝的敕旨而在《唐律》基础上制订的，又由永乐帝于1408年审阅和修订。唐律(《唐律疏义》，1324～1327年颁布)是于公元583～653年所“撰”(德鲁斯塔尔书)，也就是说形成于伊斯兰教先知(571～632年)们的活动和《古兰经》出现的时代。当时在“西方”出现了现在仅部分保存下来的科斯洛埃斯一世(531～579年)的琐罗亚斯德法典和为基督徒们制定的查土丁尼法典(527～565年)。因此，唐律也形成于人类立法的伟大时代，当时作为文明轴心的丝绸之路的两端都由一些从事立法的国王主宰了至少是一千年的人类命运。
(14) 原文为Din，指“教法”。契达伊把中国的立法当做了一种教法，即一种有关在思想、社会和政治方面的义务的法典，具有《旧约》和启示书的宗教特点(Din一词会使人联想到汉文中的“天”字)。
(15)～(16) 因此，中国官员所受的教育包括两种专长：①法学。②算学。这取决于他们将来要成为文人、诉讼代理人、法官(即契达伊所说的穆夫提)或者仅仅是财经部门的秘书。
所以，“政治事务管理机构”当时取决于国库管理的好坏，财会人员实际上仅仅是管理人而不是真正的财政官。我们于下文第五章将会看到，“国库”除了银库之外还包括其他各种物品，如粮食、织物、酒、药品、燃料等，每座仓库都由一批特别财会人员管理。
(17) 这一特点使我们想起了弗雷德里克二世皇帝(1194～1250年)对于居住其国度中的穆斯林所表现出的好感、他与叙利亚和埃及库尔德算端(总而言之是与所有的穆斯林王国)的友好关系。
(18) 早期经海路到达当时叫做Khanfu的广州的“大食人”(阿拉伯人)与晚期的葡萄牙人处于同样的处境，他们的足迹很快就消失了。相反，稍晚经由丝绸之路而传来的土兰伊斯兰教则发现其势力越来越壮大了。“大汗”忽必烈对伊斯兰教和理学表示出了同样的尊重(公元1336年)，从而使先知的宗教具有了“清真教”(中国的南方人读作Tsing Tchen Kiao)的官方尊号。
事实上，土兰伊斯兰教在中国所取得的全部成就都应归功于布哈拉的赛义德·祖拜尔(Sayyid Zubayr)，即所非尔，他率一批穆斯林教徒于公元1070年到达中国，他们之中的部分人均为河中地的商人。他的后裔赡思下·乌马儿(1210～1297年)则更以其尊号“大赛夷”(赛典赤)而著名，他成了忽必烈的平章政事，后又成为其将军，因为他征服了云南的古老独立王国并使之皈依了伊斯兰教。在蒙古人统治时代，(1206～1370年)，中国的穆斯林变得人数众多和力量强大了，并且在那里受到了所有人的爱护和尊重。明朝的创始人太祖对穆斯林教徒们重新实行了元代的政策。经过他的特许，“大赛夷”的后裔侯爵忽辛在南京、西安、云南、闽(福建)、粤(广东)等地建了许多清真寺。
在16世纪初叶，由于阿布·萨玛·不花里(Abd us-Samad Bokhari)和郁虚白(Yu sha'ban)，大明汗正德(1505～1522年)皈依了伊斯兰教，取名马哈木(穆罕默德)。后来在17世纪中叶，一批纳哈西班底派的苦行僧们和一批火者都定居在中国而形成了一个大型殖民区并开始用汉文写作(马注：《清真指南》，1683～1684年，第1卷，第56页背面，由多伦马考察团书第436页引证)。契达伊讲到了在中国各布政司存在有九十座清真寺，但在半个世纪之后(公元1552年左右)，赛菲·宰莱比(见引上谢飞书)却讲到了三百座。在19世纪时，大家估计中国穆斯林的数目为两千万(达布里·德·蒂埃桑)。请参阅布鲁姆霍尔：《伊斯兰教在中国》，1910年版。德微理亚：《中国伊斯兰教的起源》，1878年版；多伦：《有关中国穆斯林的研究》，1911年版。
这些中国穆斯林大众最早是由回纥人(即元代的畏吾儿人)组成的，由此而产生了他们的别名“回回”。据鄂多立克神父估计，他们共有四万“户”，也就是四十万人(见鲍狄埃：《近代中国》第166页；微席叶于1913年3月在《伊斯兰世界杂志》中发表的文章)。在与本文有关的问题上，我们感到回纥人过去则隶属于摩尼教。事实上，他们的改宗使人联想到了波斯尼亚人改宗信仰伊斯兰教的过程，波斯尼亚人过去是鲍格米勒派信徒。此外，在刺桐(泉州，该港口曾使马可·波罗产生了很深的印象)的穆斯林墓地上，已于其中间发现了13和14世纪波斯穆斯林的墓。那里有14块摩尼教文字的碑，其中有摩尼的凸像，他头裹缠巾，完全如同穆斯林们的一名伊玛目，但双眼却有蒙古褶(吴文良：《宋元穆斯林、基督教、婆罗谜文和摩尼教碑文》，1957年版，第39页；巴黎国立图书馆汉文藏卷第10930Ⅱ号)。这些石刻肯定出自宋代一个经商的摩尼教团体。
所以，或经丝绸之路，或经海路到达中国的穆斯林一直在不同程度上追随摩尼教商人聚落的踪迹。他们多少有些像我们的新教徒，后者也沿着印度之路而发现了葡萄牙人的踪迹。
摩尼教于13世纪的消失不亚于它在一千年之前于萨珊王朝初期出现时引起的震惊。这无疑是由于蒙古穆斯林(新苏菲派)的新生宗教力量引起的，它造成了远东摩尼教徒(如畏吾儿人)和西方摩尼教徒(如波斯尼亚的鲍格米勒派信徒)向伊斯兰教的过渡。
(19) 除了注(9)之外，有关释迦牟尼的情况，还可以参阅由贝纳凯提(巴黎国立图书馆新增波斯文藏卷第1347号，第93页背面)引自克什米尔人鸠摩罗·师利比丘所著的一篇小传，这些书是根据阿八哈汗的敕旨而译成波斯文的：“佛陀驾祥云降临到拘尸那揭罗国的一个英雄的民族中。在将这些民族皈依之后，他于某一晴朗的日子离开他们而消失在一个水晶窣堵波的中央。他又从那里驾祥云以一道光(火?)柱的形状升天。贵霜人痛苦地为他哭泣，但释迦牟尼于天空的高处向他们显原形并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哭我?你们认为我圆寂了吗?我从来就不是诞生的，永远也不会圆寂。我既绝不是降生到世界上的，也绝不会离去。我过去从未那样，也永远不会那样。’他们把这些不连贯的言语以经书的形式汇集成了几十本。我们宁可祈祷安拉的保佑也不要倾听类似的神魂颠倒的语言。”
这些“崇拜牛的人”留下了许多婆罗谜文字的墓志铭(巴黎国立图书馆汉文藏卷第10930号，第2卷，第7页)。
中国的挑筋教(挑去肉中之筋的教，也就是犹太教)可能是于公元34年左右传入中国的。利玛窦神父后来在开封发现了七十多个犹太人的“姓”，他们既不懂安息日，也不举行割礼，几乎是被中国完全同化了。他们过去居住在宁波和汉口等地。现在，这一神奇集团的经书都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和耶鲁学院〔阿德勒：《中国的犹太人》；管宜穆：《开封府犹太碑》，载《汉学论丛》；史密施：《开封府的犹太人》，珀尔曼：《中国犹太人的历史》；上引《百科全书》中国一条〕。犹太人经常受到周围宗教的影响。比鲁尼(《印度志》)也讲到了犹太人(可能是定居在印度的犹太人)，认为他们在其犹太教寺中供有偶像。阿穆利的《艺术之珍》(巴黎国立图书馆新增波斯文藏卷第1819号，第212页背面)谈到了波斯犹太人，他们都是哈马丹的叶胡德·布德甘的弟子，布德甘派信徒忌食任何肉和禁饮任何酿酒，否认“其他犹太人的共同信仰”神人同形论。最后，甚至在我们今天，居住在东方穆斯林地区的犹太人也允许一夫多妻，完全如同他们那《圣经》中的先祖一样；而欧洲和美洲的犹太人则仿效基督徒们的榜样实行一夫一妻制。中国的犹太人也如同许多欧洲犹太人一样吃猪肉，他们在一切方面都酷似其他中国人。
至于定居在中国的首批基督徒，他们都是继最后的萨珊人之后迁往那里的波斯基督徒(聂斯托利派，即景教徒)。这一内容曾由许多作家作过广泛论述，在中国也有出自这些景教徒的大量碑刻。拉丁基督徒自公元13世纪起就到达中国了，但他们在中国的影响仅开始于16世纪中叶。景教徒几乎与摩尼教徒同时消失了，也就是在蒙古人统治的元代。然而，在契达伊时代，中国还应该有某些基督徒，无疑都是亚美尼亚人(阿蛮人)，他们的商业高潮恰恰就开始于元代。这些亚美尼亚商人可能仅仅是继承了景教徒。
(20) 由于这是在举行伊斯兰祈祷之前的说教，所以本处的意义基本是宗教性的。事实上，根据穆斯林教法(这是获得永久拯救的关键)，穆斯林教徒们只有在中国皇帝本人也是穆斯林时才能成为他的“臣民”。因此，为了确保其穆斯林“臣民”们的忠诚，大明王朝曾试图以标准“算端国”自居。在举行穆斯林们的公开祈祷时，很可能是以“大明汗”的名义作呼图白(演讲、圣训)。当时曾流传说大明人是秘密信仰伊斯兰教的，那里有祭天的绿色教堂以及用阿拉伯文写成的载有《古兰经》主要章节的牌子。
如果认为明朝人的所有这些做法仅仅是装模作样，那同样也错了。他们似乎确实受伊斯兰文明的吸引，伊斯兰信仰的简单形式、穆斯林天文学和医学都具有吸引大明王朝人的内容。在大清时代，当耶稣会士神父们入华时，他们完全是沿着纳哈西班底派穆斯林们的足迹前进的，以类似的魅力吸引了大清人。
(21) 理学(新儒教)的创始人朱熹完全如同圣·奥古斯丁一样，他也被认为是接受了摩尼教徒们神秘学说，其学说令人难解的一面及其非常宽宏的容忍精神即由此而来。孔夫子本人的施教就是一种不可知论和一种无神论。曾有人断言，忽必烈首先把理学变成了中国的一种信经和他希望成为其“哈里发”的一种教派。因此，取代了元帝国的大明皇帝继续为官方新教派的宗教首领，其官吏们形成了他的教士。所以，早在契达伊那个时代，理学就以其倚仗“先知”孔夫子名义的“哈里发”和广泛容忍外来信仰之双重特点而引起了外来人的注意。正是这种双重特点后来在大清时代轮番地引起耶稣会士们及其对手——18世纪的“哲学家”们的好感。前者向它借鉴了由大清人传入的“禁书索引”，后者向它借鉴了一种广泛的宽容制度，甚至面对外来宗教也无动于衷。
我们知道帖木儿朝人在15世纪时是何等宽容，主要是针对“自由主义者”、纳格塔维派信徒以及其他各种光明异端派。但在16世纪时，尤其是在阿克伯时代(1556～1605年)，他们改变了态度，采取了一种与其先祖们完全不同的政策。某些人认为从中发现了印度背景的影响。至于我们，我们则觉得这种态度的突变根本不是由印度引起的，而更可能是与明王朝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的关系造成的，当时明王朝是唯一一个能够作出宽容示范的国家。我们同样也觉得，由阿克伯在其大臣——学者艾布·法兹勒的帮助下创建的一种“帝王宗教信仰”是使理学适应于伊斯兰教的一种尝试。帖木儿朝人极力想使大明人皈依他们的伊斯兰教，最后却使自己也采纳了后者的理学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