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宗乾元二年(759)秋，杜甫辞去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携妻带子，跋山涉水，来到了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市)。在秦州生活了三个月左右，后为生活所迫，又移居同谷(今甘肃省成县)。到了同谷以后，生活更加艰难，几乎陷入了绝境。只在同谷住了不到一个月，便不得不奔赴成都。在流寓陇右的近四个月里，杜甫共写下了117首诗。这些诗内容丰富，艺术精湛，在杜诗中占有重要地位。其陇右诗在抒情方面亦颇具个性化特征，归纳起来有三点：一是抒情范围广泛，思想内涵深厚，既抒发了伤世之情，更表达了悲己之意，并抒写了亲情和友情等；二是抒情方法多样，既有直接抒情，亦有借景抒情，用典抒情，通过叙事以抒情等；三是情感抒发强烈，表现在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鲜明突出，感情炽烈，作品中充满着浓厚的悲剧气氛和忧郁的情感色彩，能给读者以震撼。由此可见，杜甫堪称抒情圣手。
一
杜甫陇右诗的抒情是多层面、多角度的。悲己是这一时期诗人情感的主调，但伤世之情亦多有流露，而与悲己、伤世之情相联系的亲情和友情也较为集中地抒写了出来。这几个层面情感的叠加，充分表现出杜甫陇右诗抒情范围的广泛和思想内涵的深厚。
我们知道，公元759年是杜甫生活中最艰难困苦的一年。这年春天，他回到河南老家去探望亲友，一路上目睹了战乱中穷苦百姓在官吏的残酷压榨下遭受的血泪苦难，写下了著名的组诗“三吏”、“三别”。秋天又携眷远赴秦州，初冬再移居同谷，不久又踏上了艰难的蜀道，于年底到达成都。“一岁四行役”《发同谷县》的漂泊流离生活，使杜甫及其家人饱尝了居无定所之苦。但“穷年忧黎元”的诗人，并未因罢官华州的政治失意和生活的极度困苦而忘怀国事和人民，他身处逆境仍关注着平叛战争，仍关怀着饱受战乱之苦的军民，忧国忧民之情始终萦绕于胸怀，试读他的陇右诗《遣兴三首》其一、其二：
下马古战场，四顾但茫然。风悲浮云去，黄叶坠我前。朽骨穴蝼蚁，又为蔓草缠。故老行叹息，今人尚开边。汉虏互胜负，封疆不常全。安得廉颇将，三军同晏眠。
高秋登寒山，南望马邑州。降虏东击胡，壮健尽不留。穹庐莽牢落，上有行云愁。老弱哭道路，愿闻甲兵休。邺中事反复，死人积如丘。诸将已茅土，载躯谁与谋?
第一首诗是杜甫来到秦州后，看到秦州古战场的凄凉景象而产生的对外患内乱的忧虑。由下马凭吊古战场写起，感慨战争造成的“朽骨穴蝼蚁”的可怕景象。他为“今人尚开边”而叹息，为“汉虏互胜负，封疆不常全”而担忧。他希望能有廉颇那样的将军来戍守边疆，以使战争平息，三军将士得以“晏眠”。我们知道，廉颇是战国时赵国著名的将军，他善于打仗，屡立战功，使邻国不敢轻举妄动。同时，廉颇也不自恃军力强大而寻衅滋事。他是一位既善于安边又不生事的良将。正如王嗣奭所说：“前章恨开边者，思及廉颇，谓其止于备御，不开边以要功也。”[1]由此，我们也可以管窥杜甫知人善任的人才意识，而这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因此需要特别指出来。第二首诗写诗人登高远眺而引发的对国事的忧虑。他看到“降虏东击胡，壮健尽不留”的战祸不断和“老弱哭道路”的悲惨情状后，心中十分不安，他多么希望战火早日熄灭，人民得以生存。但是，事与愿违，当想到“邺中事反复，死人积如丘”的唐军惨败和“诸将已茅土”的无功晋爵时，诗人便发出了“载躯谁与谋”的感慨。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诸如此类关心时事的诗句在陇右诗中屡见。例如：
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掩留。(《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一)
士苦形骸黑，旌疏鸟兽稀。那堪往来戍，恨解邺城围。(同上其六)
一望幽燕隔，何时郡国开?东征健儿尽，羌笛暮吹哀。(同上其八)
警急烽常报，传闻檄屡飞。西戎外甥国，何得迕天威。(同上其十八)
风连西极动，月过北庭寒。故老思飞将，何时议筑坛。(同上其十九)
限于篇幅，不再列举。但仅从以上所举诗句亦足以看出，杜甫虽身在秦州，却心系国事。仍然以政治家的眼光去观察平叛战争，还不忘为朝廷出谋献策。这种命运多舛却始终忧国忧民的精神，正是杜甫成为备受人们敬仰的“诗圣”的根本原因。然而，流寓陇右，毕竟使杜甫远离了政治中心，且变成了地地道道的难民，因而悲己便自然成为了这个时期诗歌的主调。读杜甫陇右诗，深感字里行间都充满着悲愁之情，且读《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一：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水落鱼龙夜，山空鸟鼠秋。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
此诗是组诗的第一首，有引领全组诗的作用。开头两句先交代了离开华州的原因及西赴秦州的缘由。《杜诗言志》评云：“此二十首，则自明其游秦之由。看他开口便说‘满目悲生事’，是其所可悲之事，不一而足。半生期许，至此尽蠲，一可悲也。遍历艰辛，都付流水，二可悲也。进既莫容，退又无归，三可悲也。干戈未息，骨肉远离，四可悲也。君国多难，忠孝莫解，五可悲也。边塞凄凉，惊心鼓角，六可悲也。风雨凄其，秋阴短少，七可悲也。老骥伏枥，壮志难忘，八可悲也。羁栖异地，送老何时，九可悲也。回忆鸳行，寒云愁对，十可悲也。夫抱此多般愁苦，难以缕析，故以‘满目’二字概之。”这段评论对“满目悲生事”一句分析得具体、详细、准确，可谓知杜之言。我们从杜甫陇右诗中读到的，确是满纸“悲”字。此类抒写悲愁的诗句在陇右诗中俯拾即是，兹再举数例：
清渭无情极，愁时独向东。(《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二)
万方声一概，吾道竟何之?(同上其四)
俯仰悲身世，溪风为飒然。(同上其十二)
生涯能几时，常在羁旅中。(《遣兴三首》其二)
丈夫贵壮健，惨戚非朱颜。(同上其三)
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发秦州》)
常恐死道路，永为高人嗤。(《赤谷》)
飘蓬逾三年，回首肝肺热。(《铁堂峡》)
这些诗句均为作品的结句，有总结全诗、画龙点睛的作用。它们集中地抒写了诗人居无定所、四处漂泊的痛苦和举步维艰、忐忑不安的忧愁悲伤。杜甫漂泊流离的忧伤之情，由此表达得相当充分。而诗人对于妻子、儿女、兄妹和朋友的亲情和友情，则抒写得深厚真挚、感人至深。杜甫与妻子、儿女来到秦州后，人地两生，生活十分困难。于是，他只好重操旧业，靠采药卖药为生。在为生计奔波之中，妻子、儿女自然是他的好帮手，他们相依为命，同甘共苦，共度难关。例如，《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二十中所说的“晒药能无妇?应门亦有儿”和同组诗其十六中所写到的“采药吾将老，儿童未遣闻”等，都说出了杜甫对妻子、儿女的依赖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其家庭关系之和谐及亲情之深厚，于此亦可见一斑。杜甫的弟弟与妹妹因战乱流落在别处，诗人来到秦州、同谷后，对弟弟与妹妹的思念之情与日俱增，他先后写下了《遣兴三首》其一、《月夜忆舍弟》、《同谷七歌》其三、其四等，来表达对远方弟弟与妹妹的思念之情。《月夜忆舍弟》云：
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
杜甫共有四个弟弟，除小弟杜占与自己同行，西来秦州外，其他三个弟弟则分别流落在河南、山东一带。此时，身在秦州的诗人适逢白露，他望明月而思念音讯不通的手足兄弟，心情凄然，其中亦自然蕴涵着与亲人团聚的渴望。尤其是杜甫能将自己的不幸融入到“况乃未休兵”的时代悲剧之中，这就更表现出诗人感时伤世、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在《同谷七歌》其三中他又写道：“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瘦何人强”，更表达了老杜对弟弟们的爱怜与关切，一个“瘦”字把他对弟弟们关怀备至的手足深情抒写得淋漓尽致。其四写道：“有妹有妹在钟离，良人早殁诸孤痴。长淮浪高蛟龙怒，十年不见来何时”，更是把思念寡妹的忧伤心情，抒发得细腻、真切、感人肺腑。诚如梁启超所评：“他(杜甫)集中想念他兄弟和妹子的诗，前后有二十来首，处处至性流露，最沉痛的如《同谷七歌》。”[2]此外，杜甫与流寓秦州的从侄杜佐的亲密关系在陇右诗《示侄佐》、《佐还山后寄三首》等诗中亦表现得非常集中，这里不再赘述。杜甫对亲人的感情是真挚感人的，而他对朋友的情感也是深厚持久的。这种友情在陇右诗中亦多有反映，如反映他与李白友情的作品在陇右诗中就有四首之多。试读《天末怀李白》：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至德二载(757)，李白因参加永王李璘的幕府而受到牵连，被投入浔阳监狱。次年又被流放夜郎。乾元二年(759)，行至白帝城时遇赦放还。杜甫当时在秦州，还不知道这个消息。于是在秋风刮起的时候，便写下了这首怀念李白的诗。诗人由凉风吹起想到老朋友李白此时“意如何”，因无法得到答案，便只好寄希望于捎信的鸿雁，并由此联想到“江湖秋水多”，关爱之意充盈于字里行间。“文章”二句，则对李白横遭不白之冤表示愤慨。末两句以屈原无罪而遭放逐，来比喻李白蒙冤流放夜郎，出语沉痛，寓意深刻。在《梦李白二首》中，杜甫以记梦诗的形式，表达了对老朋友的深切关怀与同情。而《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则是以代笺诗的形式称赞李白卓绝的诗才：“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对李白诗歌的美感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诗作还回忆了他与李白的交游生活，他们“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其亲密关系，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最后，杜甫还为李白辩诬申冤，对李白蒙冤流放表示深切的同情。卢世傕评云：这是“天壤间维持公道，保护元气文字。”[3]除了李白以外，杜甫在陇右诗中还写到了他与赞公、郑虔、薛璩、毕曜、高适、岑参、贾至、严武、张彪等人的友情，都写得真挚深厚，一往情深。由此可见，杜甫被誉为“情圣”是当之无愧的。
综上所述，杜甫陇右诗的抒情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其思想内涵则是深厚的。无论是抒发伤世悲己之情也好，还是抒发亲情和友情也好，都能看出他的情真意切，至性至情。尤其是他往往将个人的不幸遭遇非常自然地融入到时代悲剧之中，因而其思想内涵便显得特别深厚，忧思深沉，悲慨满怀。在忧郁的情感抒发中则凸显出诗人伟大的情怀，其人格之美亦于此闪现出夺目的光彩。
二
杜甫陇右诗抒情的第二个特征是抒情方法多样，既有直接抒情，亦有借景抒情，用典抒情，通过叙事以抒情等。下面分别述之。
杜甫辞官华州，流寓秦州，由堂堂的朝廷命官变成了地地道道的难民，愤激、忧愁、郁闷、痛苦、伤悲交错萦绕于心，如鲠在喉，憋得难受，不能不一吐为快了。试读《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二十：
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晒药能无妇?应门亦有儿。藏书闻禹穴，读记忆仇池。为报鸳行旧，鹪鹩在一枝。
此诗的写作与诗人辞官华州有关。杜甫辞去华州司功参军职务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政治原因，生活原因，亦有人际关系原因和健康原因，当然主要是政治原因，即对肃宗的彻底失望。在辞官华州之前，杜甫因为为房琯辩护，触怒了肃宗，被免去了左拾遗的职务，后外放华州，任司功参军。这对杜甫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政治打击。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到中央任职的机会，后来连司功参军也难以做下去了。反思这次罢官的教训，主要是因为自己忠实地履行谏官职责，敢于仗义执言，没有迎合肃宗而造成的。于是，他满怀不平地写道：“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唐尧，指唐肃宗。古人云：“从谏则圣。”这里说“真自圣”是嘲讽唐肃宗不听劝谏之意。是说肃宗可真是个圣人呀，我这村夫野老又能懂什么呢?其嘲讽之意是显而易见的。此类直接抒发政治失意的诗句还有《同谷七歌》其七中的“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直接抒发了年岁已老却一事无成的愤懑之情。其他直接抒情的诗句还有“万方声一概，吾道竟何之”、“哪堪往来戍，恨解邺城围”、“不意书生耳，临衰厌鼓鼙”、“生涯能几时，常在羁旅中”、“吞声勿复道，真宰意茫茫”、“每望东南云，令人几悲吒”、“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等。其直接抒情的特点往往是不掩饰，不做作，平易自然，一针见血。除了直接抒情外，借景抒情在陇右诗中亦是处处可见。杜甫写诗善于寓情于景，借景抒情，化景物为情思。试读《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二：
秦州城北寺，胜迹隗嚣宫。苔藓山门古，丹青野殿空。月明垂叶露，云逐渡溪风。清渭无情极，愁时独向东。
这是一首访古抒怀之作。隗嚣宫故址在今天水市城北山头上，俗称皇城。隗嚣，字季孟，东汉初年天水成纪(今甘肃秦安)人。于公元23年趁王莽代汉后的混乱时机，他建国称帝，国号“复汉”。后与汉军交战屡败，忧愤而死。诗的前四句先交代了隗嚣宫的位置和衰败凄凉的景象。第五、六两句写景，末两句寓情于景，借景抒情，是说清清的渭水无情极了，在我寓居秦州满腹忧愁的时候，它却偏偏独自向东方我的故乡流去。作者的思乡之情巧妙地蕴涵在景物描写之中了。又如《谴兴三首》其一：
我今日夜忧，诸弟各异方。不知死与生，何况道路长。避寇一分散，饥寒永相望。岂无柴门归，欲出畏虎狼。仰看云中雁，禽鸟亦同行。
这首思念“诸弟”的诗，亦采用化景物为情思的手法。其结句以天上大雁的“同行”而飞，来抒发自己不能与兄弟们相聚的哀伤。《遣兴五首》其一云：
蛰龙三冬卧，老鹤万里心。昔时贤俊人，未遇犹视今。嵇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又如垄坻松，用舍在所寻。大哉霜雪干，岁久为枯林。
这首诗借古人的不同遭遇，说明得遇知音的重要性。杨伦说：“此章感士不遇知己，则不得展舒其抱负。”[4]诗人将孔明与嵇康作对比，嵇康不得善终，而孔明则大展宏图，关键在于是否被发现和重用，并将其与自然界的“垄坻松”类比。在类比的基础上，融情于景，借景抒情，发出了“大哉霜雪干，岁久为枯林”的浩叹，形象地抒发了贤能之士如果不遇知音也将空老此身的不平。再读《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十二：
山头南郭寺，水号北流泉。老树空庭得，清渠一邑传。秋花危石底，
晚景卧钟边。俯仰悲身世，溪风为飒然。
这是一首吟咏秦州名胜古迹南郭寺的诗。南郭寺位于秦州城南慧音山上，与前面提到的隗嚣宫在唐代是秦州南北二山上相映成趣的两处名胜。前四句写南郭寺中的一眼泉水和古柏，第五、六句继续写景，景中含情，是说秋花在危石下绽开，夕阳映照着古钟。“危”、“卧”二字刻画出古寺凄凉荒寂的景象，也折射出诗人郁闷忧伤、忐忑不安的心情。末两句是悲叹自己的身世，以“溪风为飒然”之景来烘托“俯仰悲身世”之情，情景交融，相得益彰。此类借景抒情的诗句还有“秋听殷地发，风散入云悲”、“所居秋草静，正闭小蓬门”、“黄鹄翅垂雨，苍鹰饥啄泥”、“车马何萧索，门前百草长”、“蓬生非无根，飘荡随高风”、“林茂鸟有归，水深鱼知聚”、“朔风飘胡雁，惨淡带砂砾”、“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等。诗人善于将复杂的情感融入到精心选择的景物之中，通过写景来巧妙地抒情，以收到化景物为情思的艺术效果。
除了借景抒情外，用典抒情亦是杜甫陇右诗中常用的抒情手法。我们知道，杜甫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因而，使事用典，得心应手，灵活洒脱。试读《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十三和《赤谷西崦人家》：
传道东柯谷，深藏数十家。对门藤盖瓦，映竹水穿沙。瘦地翻宜粟，阳坡可种瓜。船人近相报，但恐失桃花。
跻险不自安，出郊已清目。溪回日气暖，径转山田熟。鸟雀依茅茨，藩篱带松菊。如行武陵暮，欲问桃园宿。
这两首诗有一个共同点，即结句都收结到了陶渊明的桃花源。杜甫来到秦州后，由于政治失意和生活困窘，此前偶尔出现的隐逸念头，此时变得明朗起来。有此念头后，老杜不能不首先想到被称之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的陶渊明。他打算步陶潜之后尘，隐居于桃花源般的东柯谷或赤谷西崦了。又如《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十九：
凤林戈未息，鱼海路常难。候火云峰峻，悬军幕井干。风连西极动，月过北庭寒。故老思飞将，何时议筑坛。
这是一首期望任用良将的诗，最后两句用典。第一句是渴望任用“飞将军”李广那样的良将去戍守边疆，第二句是期望有韩信那样“胆力绝众，才力过人”的人登坛拜将。以李广和韩信之典，抒发了任用良将守卫边塞、以使国泰民安的情怀。杜甫秦州代笺诗中亦多有以典抒情的内容，例如，《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中的一段：
几年遭鵩鸟，独泣向麒麟。苏武元还汉，黄公岂事秦。楚筵辞醴日，梁狱上书辰。
作者连用六个事典，抒发对李白身陷囹圄的无限同情，并借以为李白辩白冤屈。第一句“遭鵩鸟”用西汉贾谊事。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有鵩鸟入宅，遂作《鵩鸟赋》以自伤。杜甫以贾谊喻李白。第二句“向麒麟”用孔子事。《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载，孔子闻麒麟被猎获而哭泣，感伤它出非其时。此处喻指李白为陷入困境而伤怀。第三句则借“苏武还汉”的故事，说明李白对朝廷并无二心。第四句的“黄公”，即夏黄公，商山四皓之一。商山四皓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不愿给秦国做事，便避居在商山深处。此借以说明李白入李璘幕府是由于不详其用心。第五句的“楚筵辞醴”，见《汉书·楚元王传》。楚元王招待宾客时，常为不饮酒的穆生设醴(甜酒)。此处反用其事，是说李白不曾接受李璘的伪职。最后一句“梁狱上书”，出自《史记·邹阳列传》，是说西汉邹阳遭诬下狱，在狱中上书梁孝王，陈述冤屈，从而获释。此处借指李白在浔阳狱中的自我辩白。杜甫通过精心选择的典故，把自己对诗友李白的真挚友情和为朋友申明冤屈的良苦用心，均表达得非常充分，由此亦展示了杜甫正直真诚、敢于仗义执言的人格风采。秦州代笺诗中以典抒情的例证还有许多，比如，“刘表虽遗恨，庞公至死藏”、“讨胡愁李广，奉使待张骞”、“贾笔论孤愤，严诗赋几篇”、“谢氏寻山屐，陶公漉酒巾”、“曹植休前辈，张芝更后身”等。总之，杜甫是以典抒情的高手，他善于将复杂的情感用典故抒发出来，“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文心雕龙·事类》)。
除了用典抒情之外，杜甫在陇右诗中还善于将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通过叙事以抒情。这种寓情于事的抒情方法，既有叙事的客观性，又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它不追求事件的完整过程，往往只是片断的介绍，而字里行间却流露出作者鲜明浓烈的主观感情。例如《山寺》：
野寺残僧少，山圆细路高。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乱水通人过，悬崖置屋牢。上方重阁晚，百里见秋毫。
这是杜甫登临游览著名的四大石窟之一天水麦积山石窟的一首诗。全诗较详细地记叙了登临游览所见，并借以抒发了对大自然的由衷热爱之情。首句擒题，先交代山寺中僧人很少。第二句写山，诗人抓住麦积山形如农家麦垛的特点，以“山圆”状之，且见山上有蜿蜒的小路升向高处。第三、四句写动物，只见麝香在石竹丛中安然入睡，鹦鹉悠闲地啄食着金桃。诗人对小动物的喜爱之情，跃然纸上。第五、六句承第二句写山，写纷流的溪水和山崖上一层层开凿而成的栈道。最后两句继续写栈道，是说傍晚登上重重栈道，能够看到很远的地方，真可谓“百里见秋毫”了。抒发了作者登高望远、心旷神怡的喜悦心情。再如纪行诗《泥功山》：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泞非一时，板筑劳人功。不畏道途永，乃将汩没同。白马为铁骊，小儿成老翁。哀猿透却坠，死鹿力所穷。寄语北来者，后来莫匆匆。
杜甫的陇右纪行诗共两组二十四首，第一组是从秦州到同谷，计十二首；第二组是从同谷到成都，亦是十二首。这首《泥功山》是第一组纪行诗的第十一首，叙述了经过泥功山时的艰难。泥功山泥泞难行，开头两句先交代了在泥泞中行走的缓慢，用“朝行”和“暮在”突出了跋涉时间之长。第三、四句则说明山路泥泞日久，“板筑”之举亦是徒劳无功。下面具体写到了在泥浆中挣扎的结果是“白马为铁骊，小儿成老翁。哀猿透却坠，死鹿力所穷。”最后以寄语后来者不要匆匆来此收束全篇。作者寓情于事，通过途经泥功山时的几幅画面的展示，表达了四处漂泊、行程艰难的愤懑忧伤之情。他的两组纪行诗多采用通过叙事以抒情的手法，既叙述了路途上的艰辛，又抒写了“一岁四行役”的万般痛苦心情。
综上所述，杜甫陇右诗的抒情方法多样。既有直接抒情，亦有间接抒情。直接抒情，情动于衷，一吐为快，以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去深深地打动读者。间接抒情则以借景抒情、用典抒情和通过叙事以抒情等方法，来抒发自己的感受。尽管这种抒情比较含蓄委婉，但字里行间仍流露出作者复杂且又鲜明的情感，亦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杜甫多种高超的抒情技巧，在陇右诗中得到了较为集中而又全面的反映。
三
杜甫陇右诗抒情的第三个特征是情感抒发强烈，表现在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鲜明突出，感情炽烈，作品中充满着浓厚的悲剧气氛和忧郁的情感色彩，能给读者以震撼。
杜甫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其人生悲剧在陇右诗中表现得比较集中，具体讲有三个方面，一是价值取向悲剧，即杜甫的壮志难酬，远大理想落空；二是生存悲剧，即杜甫不得不为一家人的生计拼搏；三是隐逸悲剧，即杜甫“进既莫容，退又无归”，进退维谷，走投无路。[5]三重悲剧叠加起来，像三座大山压得杜甫喘不过气来。他要与悲剧命运抗争，要为不平的遭遇呐喊。诗人在陇右诗的各种题材中都忠实于自己的主观感受，充分抒发自己的悲愁、愤懑和忧虑，真诚而生动地显示出主体性格。例如，当他弃官华州、携妻带子奔赴秦州时，便满腹忧愁地写道：“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来到秦州，听到边郡不宁的鼓角之声后，他无奈地呼喊：“万方声一概，吾道竟何之?”当他离开秦州、移居同谷时，为前程未卜而不安：“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他为多年的漂泊流离而哀伤：“飘蓬逾三年，回首肝肺热。”他为凶多吉少的前途担忧：“贫病转零落，故乡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为高人嗤。”他要表达隐逸之想，便写道：“何当一茅屋，送老白云边。”他对肃宗彻底失望，便说：“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除抒发个人的忧愁、愤懑之外，诗人亦直截了当地抒发了忧国忧民之情，如当他看到穷苦百姓为供军需而攀岩伐竹时，便对安史叛军发出了强烈的抗议：“奈何渔阳骑，飒飒惊蒸黎。”他企盼国运中兴、战乱平息、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于是写道：“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深衷正为此，群盗何淹留?”这些诗句有的是直接用第一人称抒情，有的诗句虽没有出现第一人称代词，但作者仍然是直抒胸臆，既不掩抑，也不收敛。因而抒情主人公的形象鲜明突出，感情炽烈，毫无滞碍，一泄胸中的忧思和烦恼，能给读者以感染与震撼。尤其是《同谷七歌》更是寓情于事、抒情格外强烈的典型作品，先读其一：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
这是组诗的第一首，为本组诗歌的总领。首句先自报家门，以重叠式的“有客有客”，来突出客居异乡的身份、处境，漂泊流离之悲自然蕴涵其中了。第二句是一幅自画像，满头乱糟糟的白发垂过耳边，穷愁潦倒的形象，跃然纸上。第三、四句写老杜为一家人的生计而拼搏，他跟随着养猴的老人，在“天寒日暮山谷里”拾取橡栗充饥，可见生活已经濒临绝境。第五句宕开一笔，写因“中原无书”而有家难归。第六句又承接第三、四句，写他在天寒地冻中为一家人的生活奔波，以至于“手脚冻皴皮肉死”。堂堂大诗人和朝廷命官，竟流落到如此狼狈的境地，不能不给人以强烈的震撼。最后两句长呼，将全篇的悲愤之情推向高潮，突出了“歌”之“哀”。而“悲风为我从天来”，更是画龙点睛之笔。“悲风”二字下得沉痛，以“悲”饰“风”，点活了景物，由眼前景到心中情，使人感受到诗人的羁旅之愁和困窘之悲。杜甫的满腔悲愤和忧愁，就像那从天而降的飓风，无边无际，翻卷而来，使人难以应对。诗人情感抒发之强烈，于此凸显出来。再读其二：
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呜呼二歌兮歌始放，闾里为我色惆怅。
上一首诗写拾取橡栗充饥，这一首诗则写挖掘黄独(土芋)糊口。诗人开门见山，竟将挖掘工具白柄长镵当成维持一家人生计的命根子，可见沦入社会底层的诗人已是多么的无助无奈，其中的痛苦和辛酸则是不言而喻的。而当杜甫扛着白柄长镵，冒雪上山挖黄独时，才发现大雪覆盖了黄独苗，失去了挖掘目标。此时老杜竟穿着“数挽不掩胫”的“短衣”，无法抵御刺骨的寒冷。他不得不扛着白柄长镵空手而归，回到家中，看到的是“男呻女吟四壁静”的惨象，更是惨不忍睹。面对着在绝境中拼命挣扎的一家人，连邻居们都为之“色惆怅”了。仇兆鳌评云：“命托长镵一语惨绝。橡栗已空，又掘黄独，直是资生无计。雪满山，故无苗可寻；风吹衣，故挽以掩膝。男女呻吟，饥寒并迫也……呻吟既息，四壁悄然，写得凄绝。”[6]王嗣说：“《七歌》创作，原本仿《离骚》，而哀实过之，读《骚》未必堕泪，而读此不能终篇，则节短而声促也。”[7]这是一曲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悲歌，其叙事中贯穿着诗人愤激、痛苦、悲伤的情绪。作者的形象鲜明突出，读之，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令人震撼、落泪。
总之，杜甫陇右诗抒情强烈，诗人的自我形象鲜明突出，作品中充满着浓厚的悲剧气氛和忧郁的情感色彩，能给读者以深深的感染和极大的震撼。
综上所述，杜甫陇右诗的抒情颇具个性化特征。抒情范围广泛，思想内涵深厚；抒情方法多样；情感抒发强烈，是其抒情特征的集中表现。由此可见，杜甫堪称抒情圣手。而他之所以被誉为“情圣”，除了诗人的感情真挚深厚外，当然亦是与其善于抒情密不可分的。
【注释】
[1][7]王嗣奭：《杜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7、112页。
[2]梁启超：《情圣杜甫》，收入《杜甫研究论文集》(第一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页。
[3][6]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64、693页。
[4]杨伦：《杜诗镜铨》，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第233页。
[5]李宇林：《从陇右诗看杜甫的人生悲剧》，《杜甫研究学刊》200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