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金石录》是我省进入新世纪面世的第一部地区金石史志，不但“开地县著金石专志的成功先例”[2]，也是对武威这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灿烂深厚文化积淀的一次集中的、浓缩的展现。
该书分“金石录”、“古迹、坛*(左土右遣)、寺观、营堡”和“楹联、匾额选录”三部分，以金石录为主干(占全书篇幅三分之二)，兼及其他古迹文物。收录期限上溯新石器时期，下迄二十世纪末，精选金石图片百余幅，文字三十多万，堪称武威金石文物集大成之力作。它诚然是武威文化界、编纂诸公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精勤劳作之成果，更是武威地区生机勃勃、富于创造力的文化精神所孕育。
武威，在中华文化史上是一个响亮的名字。作为汉唐盛世中西交通孔道，丝绸之路重镇，“四凉青都”，古代河西地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历朝历代先民们在这块土地上写下无数举世瞩目的篇章。精美完整之武威汉简，行空不羁的铜奔马，天梯山宏伟之摩崖造像，回响着大唐盛世之声的大云寺铜钟，举世无匹之西夏“护国寺感通塔碑”，中华民族大融合重要标志的元代《高昌王世勋碑》、《西宁王碑》、海藏寺古建及其萨班铜造像，表征华夏文明煦育西疆的规模恢弘之武威文庙，记录着佛教东传历史的罗什寺塔……一件件、一桩桩都是她辉煌的代表，早已誉享中外。《武威金石录》(以下引文省作《金石录》)掇取武威五千年文物之精华，秉承先人铭功金石、传之不朽的创造精神，谨遵知古明今、继往开来的科学态度，汇成如此皇皇巨著，其所集录的正是一部“铭于金石”的青春不磨、光华永存的武威信史；让人们在认识武威历史的厚重底蕴的同时，励志奋发，去铸造、去镌刻古城更美好的前景。《金石录》的面世，其历史价值、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综观《金石录》所收载，丰富多彩的历代碑志为其重要部分，数达二百余通；而其中隋唐的四十余通碑志，以其涉及历史人物之众多，内容之丰厚，体制形式之精美，尤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语言和艺术的价值。仅从碑志的墓主身份而言，就有帝室公主、驸马，王侯将相，地方军政要员，可汗等各种身份、不同少数民族的人物，等等。如载誉史册的《弘化公主墓志》，记述为初唐民族统一屡建大功的契苾何力父子事迹的《契苾府君碑》，安史之乱后为匡复唐室输忠竭诚的李抱真《墓志》，歌颂爱民勤政、慷慨义烈的一代名臣的《段秀实纪功碑》，以及敕封青海国王的《乌地也拔勤豆克汗墓志》等，极能展现武威地域文化特色及其深厚内涵。就碑志的撰文、书丹者身份看，从皇帝李适(唐德宗)、太子李诵(顺宗)到宰相重臣、书法名家、大文豪(如虞世基、于志宁、娄师德、杨炎、欧阳询、元稹等)，也从一个方面可以看出凉州地区在隋唐政治军事格局中所占据的不容忽视的地位，彰显其金石遗存的文化历史价值。抱着了解学习凉州地域文化的好奇心，我把这部分碑志粗读一过，便已深受启发，收益良多。
粗读这数十通隋唐碑志，也使我产生几点未必成熟的看法。
一、关于校勘
统观本书收录的碑石、志文，除见存于今武威各县，或原在本地出土而现收藏在外地或已经佚失者外，概录自张澍《凉州府志备考》(以下引文省作《备考》)和张维《陇右金石录》(明清以下也有部分录自地方志书，此不论)；而隋唐部分非见存碑石的志文，更全部由《备考》迻录，所依据之本则为三秦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周鹏飞、段宪文点校本，再未作进一步考校。这样，就难免出现疏漏，以致产生一些错讹。如著名的《段秀实纪功碑》，书中在前言“概述”部分说：“唐《德宗赠太尉段秀实纪功碑》歌颂了司农卿段秀实面对叛贼朱泚的淫威，不畏强暴，英勇就义的英雄气概，不仅是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的姊妹篇，又是段秀实是武威人的确证(一说为陕西千阳人)。”这段论述的依据，显然是对《纪功碑》出土于武威的误判。因为碑文中本无一字言及段氏籍贯、世系，以何“确证”呢?一句话：碑是武威的。然而，关于段秀实的籍贯，《新唐书·本传》记载清楚明白：“段秀实，字成公，本姑臧人。曾祖师浚，仕为陇州刺史，留不归，更为汧阳人。”[3]它的依据应该是段秀实请张增为其父段行琛所写的《神道碑》中相关的叙述：“曾祖德浚，初罹否运，播迁陇坻……自陇及岐，鼎新儒行。”[4]陇坻即陇山，指陇州汧阳郡(今陕西千阳)，地在陇山东麓；岐指以岐山得名的岐州，与陇州毗邻，同属凤翔府(今陕西凤翔)。所以前人著述中，或言段秀实姑臧人、或言汧阳人均不误。《凉州府志备考》人物卷、艺文卷收录段秀实的传记材料、有关碑志，张维《甘肃人物志》为秀实立传，今人梁新民先生《武威历史人物》收入段秀实，都就其祖籍立论，是不需要证明、毋庸置疑的。关于《段秀实纪功碑》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唐书》、《资治通鉴》均记载段秀实事迹而不及德宗《碑》，这篇碑文最早见于《文苑英华·卷八百七十一》，宋代金石学著述亦有记述，如赵明诚《金石录·卷八)》：“唐《段秀实碑》，德宗撰，皇太子诵行书。贞元元年四月。”[5]《宝刻类编·卷一》：“皇太子诵，即顺宗：《赠太尉段秀实碑》，德宗制。贞元元年四月立，京兆。”[6]知德宗的碑文写于朱泚之乱平定、德宗返京后的贞元元年(公元788年)，碑立于京兆地区即今西安周围。据两《唐书·段秀实传》载，兴元元年(787年)德宗还京前后几次下诏：对段秀实“以礼葬祭，旌表门闾”，“差官致祭，缘葬所须，一切官给，仍于墓所，官为立碑，以扬徽烈。”[7]这次皇帝亲撰碑文、太子书丹当是其中最隆重的一次。考查《段行琛神道碑》：行琛天宝间“遘疾于汧阳御史里之第”，“葬于陇山东麓柏谷掌”祖坟。根据古代礼制，唐朝对段秀实“以礼葬祭”、“差官致祭，并旌表门闾”、“官为立碑”之地，也应该就在段氏祖坟的“柏谷掌”；凤翔本为京城“三辅(京兆府、左冯翊、右扶风)”之地，南宋人笼统说碑在“京兆”，或以此。《大清一统志》记载安徽六安州段秀实故宅时有这样一段按语：“秀实汧阳人，笏击朱泄遇害。所赐庄第及帝亲铭墓，皆在汧阳。”[8]是正确的。立碑武威既不合礼制，贞元时武威其地早已沦入吐蕃，更不可能。碑在后代显然看不到了，碑文则赖《文苑英华》得以保存，清初康熙御选的《古文渊鉴》，雍正《陕西通志》以及后来纂辑的《全唐文》均所收录，这是张澍收录碑文的依据。由于《备考》是未刊手稿本，无由得见，《金石录》据以录入诸墓志，全部根据三秦出版社点校本(包括其校勘记)，三秦本校勘依据限于《全唐文》，本来就不够妥当，又有不少漏校失校之处，《金石录》出现讹误就更难免了。略举数例：
(一)沿袭《备考》之讹：志文“其智勇足以极时，其义烈足以弘教”[9]，《文苑英华》、《古文渊鉴》、《全唐文》“极”作“拯”，是。形近而讹。又铭文“极以茂勋，辅之明德”[10]，《文苑英华》)、《古文渊鉴》“极”作“拯”。错误同上。又志文“没策克期，中外发应”[11]，《文苑英华》、《古文渊鉴》、《全唐文》“没”作“决”，是。形近而讹。铭文“气或烟欎，过为灾氛”[12]，《文苑英华》、《古文渊鉴》“烟”作“堙”，是。《全唐文》作烟，为“堙”的通假字，“塞”“堵塞”之义。“堙(yīn)欎”为词，不作“烟(yān)”。又铭文“公独挺身，奋击强暴”[13]《文苑英华》、《古文渊鉴》、《全唐文》“强暴”作“暴强”，是。强与前后文“狂”、“常”、“彰”为韵，倒为“强暴”就出韵了。以上，张澍原稿或不误，怀疑为抄写者或点校本搞出的错误[14]。《金石录》不辨而沿袭其误。
(二)张澍原书不误，《金石录》移录出错：志文“遽发凶党，谋袭我帅……”假为兵符，急迫寇军”[15]，《文苑英华》、《古文渊鉴》、《全唐文》及《备考》“帅”作“师”，“迫”作“追”，是。“追”寇军，即《旧唐书·本传》所载：“(朱泚部将)韩旻追驾，秀实以为宗社之危，期于顷刻，乃使人走谕灵岳，窃令言印不遂，乃倒用司农印，印符以追兵。旻至骆驿，得符，军人亦莫辨其印文，惶遽而回”的史实，作“迫”就完全违背事实了。又“勒铭传芳，终古不灭”、“济济蒸人，五常是则”[16]两句，“铭”讹作“名”，“蒸”讹作“燕”，都违背了常识。类似的疏失，在其他篇中亦不少，如《段行琛神道碑》中，“泾、原、郑、颍等州节度使”[17]，颍讹作“颖”；“遘疾于汧阳御史里之第”[18]，汧阳讹作“*(左氵右開)”阳；“先零罕幵，遥服其威信”[19]，罕幵(音罕牵)讹作“罕并”均源于不熟悉相关的史事和地理。“熊轼增宠，牛冈启繇”[20]，牛冈讹作“牛罔”，乃由于不明典故；“一莅疲人，荐彰丕绩”[21]，彰讹作“彭”，虽为形近之讹，实由不明词义。
(三)古籍的校勘工作，首要在选好底本、校本；墓志录文，又当尽可能说明志文作者、书丹者以及时地等背景材料，对于研究工作大有裨益。或者由于资料所限，《金石录》在这些方面多付阙如。譬如《段秀实纪功碑》、《文苑英华》、《全唐文》等均题为《赠太尉段秀实纪功碑》，标明作者为唐“德宗”。《全唐文》于张增名下录《段府君神道碑》[22]，开篇即写明“大历己未岁春正月，段府君之子……秀实追琢贞石，光昭先考，展孝思，旌休烈也”，表明此碑乃应段秀实之请而作，“列茔”、“纪石”皆墓主嗣子所为。本书将两碑碑名径改为《德宗赐太尉段秀实记功碑》、《大唐赐扬州大都督段府君行琛神道碑铭》，不但有文字的讹误，以之为题，又模糊了志文作者，于史事也不免混淆，似乎为段行琛立碑撰志也是朝廷所为。又本书所录《南安公张琼碑》，《全唐文》录在于志宁名下，题作《南安懿公碑》[23]，虽碑名及撰文者已残缺漫漶，然就其残留文字“光禄大夫……庶子黎阳公于□□撰”，已足以确证志文作者为于志宁。据《新唐书·于志宁传》：“贞观三年，为中书侍郎……加散骑常侍、太子左庶子、黎阳县公”；“晋王(按高宗李治)为皇太子，复拜左庶子，迁侍中，加光禄大夫，进封燕国公。”《旧唐书》作：“及高宗为皇太子，复授志宁太子左庶子，未几迁侍中。永徽元年，加光禄大夫，进封燕国公。”[24]据此当可推知，此碑文撰于永徽元年(650年)志宁加光禄大夫衔后、进封燕国公前，碑中残缺文字亦可据以补正。于志宁为唐太宗、高宗两朝重臣，明于此，对碑中的记载、碑文的意义价值，也可以有更深入理解。如碑载张琮卒于“贞观十一年(637年)十二月”，“十三年二月十一日”迁葬“于始平之原”，而于志宁为之撰此墓志，乃由于“(张琮之)子振等，恐炎凉迭代，星纪循环，海变三山，谷迁九地，所以镌□勒石，播美腾芳”(见《碑》文)的需要，那么，墓志之作距张琮去世已经整整十三年，也就可以理解了；这样，对于古代丧葬礼制许多问题，也应当可以得到更深入的认识。由于《备考》点校者将“黎阳公于□□撰”之于字误识为“子”字，变成“黎阳公子□□撰”，本书照抄不辨，一切便都弄不清楚了。
二、关于选文
编纂一地之金石史志，本“求真、存实”原则的同时，我以为也应尽量“求全”，方能真实深刻反映该地历史文化的全貌。即或由于此地文物极度丰富，限于物力财力或志书篇幅，对碑志全文无法尽数收录，也可以采取存目的办法，存其题、志其所出而略其全文，使人获知其总貌而便于查考。这也是前代志书习用的办法。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便要有大量的资料收集积累和艰苦细致的分析考辨工作为基础；在地方上要做好它，难度虽大，仍应勉力而为，避免重大的遗失。本书隋唐墓志选录范围不出《备考》(除本地后此出土者外)，而该书成书于清代嘉庆、道光之际，距今一个半世纪，局限显然。二十世纪特别其下半叶，我国文物考古突飞猛进，隋唐墓志出土数量惊人，其中便有不少关涉武威的——或凉籍人物、或凉土官员，都应该被纳入志书编纂视野之内，不当忽略。这点诚然是本书一个重要的不足。
仅以比较通行易得的《唐代墓志汇编》(周绍良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以下引文省作《汇编》)和《全唐文补遗》(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三秦出版社，1994年后陆续出版。除第九辑主要收录敦煌遗书外，均为唐代碑志。以下引文省作《补遗》)两书为例，据我粗略翻捡估算，与武威有关涉的人物碑志，至少有好几十通。其中姑臧段氏各种人物的墓志，便有近十通，如《段赜墓志》(《汇编》麟德021号，《补遗》第六辑)、《段承宗墓志》(《汇编》大历066号，《补遗》第一辑)《段文绚墓志》(《补遗》第三辑)、《段琼墓志》(《补遗》第三辑)《段岩墓志》(《补遗》第四辑)等，均有助于梳理此地段氏各支系的情况。当应考虑选录。
武威安氏，在唐代地位显赫。安兴贵、安修仁兄弟二人，武德年间执拿割据凉州的李轨归唐，立下大功，安兴贵封右骁卫大将军凉国公，修仁封右武卫大将军申国公。二人的曾孙李抱玉、李抱真从兄弟，在安史之乱中再立大功，赐姓李。《金石录》录有《相国义阳郡王李公墓志铭》，记述了李抱真并及其兄抱玉的事迹，以及修仁至抱真间几代的情况。然而关于兴贵至抱玉祖孙之间几代人的情况，史书略无记载。《补遗》所辑《大唐故右威卫将军上柱国安府君墓志铭》[25]正好补其遗缺，记录的是兴贵之子安元寿辅佐太宗李世民，北讨突厥，平定西域的功绩；且追述其曾祖以下数代仕历，并及胤子安神感，世系了然，武威安氏这个良将之门在李唐百多年历史上的殊勋随之昭然于世。这篇墓志为高宗时国子祭酒郭正一撰文，文笔极佳，文长达一千七百余字，又十分完整，为志中精品。这样的墓志自然应该选入。
契苾氏是武威历史上又一个少数民族著姓。契苾本为突厥之一支，贞观时内迁，其首领契苾何力被安置在凉州姑臧县，何力、子契苾明，《唐书》均有传。《金石录》收录了娄师德制文之《契苾明碑》，记述了契苾何力、契苾明两代事迹；以及契苾明三子凉国公嵸、姑臧县子嵩、番禾县子崇的职衔。《汇编》、《补遗》所载契苾明次子契苾嵩墓志铭[26]，补叙了何力归唐的一些生动细节，以及何力以下“三代为将”的经历，长兄嵸“荒外身亡”，嵩继任“都督部落”，“征战青海”，“轻兵陷阵”，最终被诬陷贬官的遭遇，也是一篇很有特色的墓志。《契苾明碑》碑末本有“凉国公嵩立父碑”字样(按：此处《金石录》录误)，历代对此多有疑问，作出种种推测，而难明究竟；有了《契苾嵩墓志》的出土，则一切疑问可释然而解了：契苾嵸战死塞外后，弟嵩袭其爵，为父立碑是在此之后的事了。《补遗》(第一辑)还收录了何力五代孙契通的墓志，记述了其高祖何力、曾祖峰、祖嘉宾、父漪到墓主契苾通几代的情况；据其记述当为契苾明兄弟的另外一支[27]。张澍《备考》、《契苾明碑》有按语称：“《李义山诗集》有《赠别前蔚州契苾使君诗》……蔚州刺史契苾通也。”与此碑所述不合。《补遗》(第二辑)又收有契苾何力第六女《契苾夫人墓志铭》，对于这个家族的情况也是一个有意义的补充。
《补遗》、《汇编》还收录了不少武威籍其他少数民族人物的墓志，如《大唐若干君墓志铭》：“君讳元，字忠，武威郡人也。曾祖仁甫君……祖智山甫君……父大方甫君……”[28]若干是鲜卑复姓，可见鲜卑族入居凉州史实。两位游击将军康留买、康磨伽兄弟的两方墓志[29]记载了其先辈自西域迁入，曾祖康感任职凉州刺史的经历，亦可补历史记载之缺。颇有意思的是《唐姑臧李氏故第二女(十八娘)墓志铭》和《唐陇西李氏女十七娘(第娘)墓志铭》[30]姊妹俩的两方墓志，都是其父李胤之所自作。述日常家事，皆真情至性，娓娓如诉，感人肺腑，于墓志文中独具面目。如《十七娘(第娘)墓志》：“余大和八年登春官第，其冬生汝，故以‘第’字之。生未数月，余入京从职，俄佐华州。未几，复佐广州，四年还京。又从襄阳，住四年。左宦卫，佐分司，后授万年尉，复参宣武军，二年府罢，归洛阳。自汝襁褓，迨至成长，廿年间，吾南北宦游，绵历万里，辛勤道路，羁苦两京，必自携持，未尝一日离间。汝往广州，即三四岁，南中山水万状，果药千品，奇禽异兽，怪草名花，已能遍识，历历在口。又能洞察是非，尽知情伪，周深敏晤，无与伦比。尤好文籍，善笔札，兄弟读诗书，一关听闻，莫不记览；当代篇什，名人词藻，皆能手写，动盈箱帙；商较文赋，皆尽妍媸。刀尺女工，裁缝绣画，不习而妙。吾自中途，即罹忧患，中外累多，常自窘困；汝尚幼稚，未曾介意，慰安吾心，尽忘窘厄之苦，实汝之由。常以荣辱一致，不以得失系怀，真贤人之心，非女子之志，由是使我钟爱日切。加之孝慈明敏，聪辩温惠，皆自生知；友爱弟妹，恭顺母兄，钟自天性。必谓享大福，寿长年，何徒一朝，遽兹夭落，追冤痛毒，胡可胜言!”一位聪慧灵敏的女子活脱脱出现在人面前，其父痛彻心扉可知。志中自述顷“余与姊妹弟兄四五院聚居襄州，生侄数十人，长幼数百口，尔未十岁，皆能承侍敬奉，曲尽殷勤；姑叔姊妹所阙，必为陈请，人人满惬，咸爱重焉。尔来家道有无，费用丰俭，悉与筹之，无不得所”。在称赞第娘之中，得见姑臧人士游宦他乡，聚族而居，熙熙睦睦的伦理亲情和生活风习。这类墓志如能适当选录，应能在厚重冰冷的碑石里增添若干生动活泼的生活气息。
三、其他
本书“凡例”称：收录碑文“基本按历史年代顺序排列”。但通观唐代诸志，其排列年代颇多失序。如先天元年之《契苾明碑》置于武则天时代的《乌地也拔勤豆可汗碑》、《弘化公主碑》及中宗时代诸碑之前，天宝年代的《云麾将军神道碑》置于贞元年代的《段秀实纪功碑》之后。张均为玄、肃、代宗时代之人，其所作《阴府君碑》排列在元稹所作碑文之后。《慕容曦光墓志》明载“开元二十六年十二月九日记”，竟排列到中唐时代诸碑志的最后，殊不可解。
或由于书成众手，疏于审订，所录志文在句读方面也比较粗糙，出现若干不应有的错误。如《弘化公主碑》，本为“四六体”，断句标点没有太大困难，但书中将四、六(个别为四、七)骈对的两组句子，全部改成十字句(个别为十一字)，读来诘屈聱牙，颇失文章之美感、文辞之韵味。
编纂《武威金石录》，所做的是有开创意义的工作，筚路蓝缕，存在一些不够完善处，在所难免。以上所陈，亦一孔之见。“野老献芹，微意在焉”。随着《甘肃金石录》编纂工作的开展，《武威金石录》的修订正在加紧进行，我期待着我省更多优秀的金石史志不断推出，为甘肃省的文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注释】
[11]王其英：《武威金石录》(《武威市地方志丛书》之一)，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甘肃省博物馆馆长初世宾：《武威金石录序》，《武威金石录》，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53，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847页。
[4]张增：《段府君神道碑铭》，《全唐文》卷44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009页。
[5]赵明诚：《金石录》，齐鲁书社2009年版，第75页。
[6]《宝刻类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页。
[7]刘煦：《旧唐书》卷128，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588页。
[8]《大清一统志》“六安州古迹·段秀实故宅”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93。
[9][10][11][12][13][15][16][17][18][19][20][21]分别见《武威金石录》，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0、51、52、53页。
[14]作为大学者的张澍不可能犯这些常识性的错误。该书原稿“字体不一，显系多人所抄”，见《备考》点校说明。
[22]《全唐文》卷44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009页。
[23]《全唐文》卷14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45页。
[24]《新唐书》卷104，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005页；《旧唐书》卷78，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97页。
[25]吴钢：《全唐文补遗》第一辑，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
[26]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下册开元314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374页；吴钢：《全唐文补遗》第六辑，三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3页。
[27]吴钢：《全唐文补遗》第一辑，第358、359页。契苾明三子嵸、嵩、崇，与契苾通“曾祖峰”当为同辈，则峰之父为契苾明之兄弟，同为何力之子。此处记述或误。
[28]吴钢：《全唐文补遗》第六辑，第450页。
[29]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册永淳013、014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93、694页。
[30]吴钢：《全唐文补遗》第六辑，第160、1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