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凉后主张天锡为汉代常山王张耳之二十五世孙，字纯嘏，小字独活。这位“前凉后主”何以有“魏晋风度”?
众所周知，前凉属十六国，而十六国(304—439)几乎与东晋(317—420)相始终，且从《晋书·张轨传》附《天锡传》可知张天锡376年降于前秦苻坚，其国亡灭。383年淝水之战时，其为苻融征南司马，于阵前倒戈归返东晋，其有“魏晋风度”在时间、空间上显然没有出入。更关键的是，在较为集中记述“魏晋风度”轶事的《世说新语》一书中，有三条语及张天锡，其中《言语篇》两条，《赏誉篇》一条。此三条虽不多，然所透露张天锡“言语”风采之“魏晋风度”却难言其少，可以说其风情之秀发，才辞之富赡，颇有可“赏誉”处。
何谓“魏晋风度”?学界从未有过一致的表述。冯友兰先生认为是魏晋时期不同于汉代的一种生活态度：“汉(206—220)，晋(265—420)，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两个不同朝代的名称，而且由于们的社会、政治、文化特征很不相同，它们还指文学艺术的两种不同风格，以及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汉人风度是庄严、雄伟；晋人风度是放达、文雅。文雅也是‘风流’的特征之一。”[1]
余英时指出：“名教危机下的魏晋士风是最近于个人主义的一种类型。”[2]学者袁济喜认为：“这种自觉的个性意识，使得魏晋六朝的人物风采独具，不同凡响，它构成了魏晋风度的内在文化蕴涵。”[3]这是强调“魏晋风度”的“个性”化色彩。王振复《中国美学教程》说：“以笔者初识，所谓魏晋风度与人格之魅力，审容神、任放达、重才智、尚思辨是矣。”[4]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一书在总结前人说法基础上，将“魏晋风度”概括为“魏晋风流，或曰魏晋风度，是对魏晋士人的精神特质和言行风范的概括……一般来说，乃是特指魏晋士人那种自由的精神，脱俗的言行，超逸的风度。”[5]
之所以无定说，乃是因为散发感性自由之美的“魏晋风度”不是一个可以完全用理性、概念描述定位的存在，我们还是采取一种较为中庸的方式来把握它，即用一些关键词来认知、感觉它。超脱、自由、诗意、文雅看来是大家所总结魏晋风度的关键词应该没错。若再“关键”一下，则可用两词以蔽之，即是超脱、诗意。
前凉后主张天锡能有颇可“赏誉”处的“魏晋风度”，与其所处特定社会文化氛围分不开。前凉政权是东晋北方割据诸国中唯一由汉族士族建立的政权。前凉立国者乃汉代常山王张耳之十七世孙，因此背景而“家世孝廉，以儒学显”，不仅颇有文化积淀，且能自觉修习并播扬中原文化传统。张轨之后，子张寔、张茂、富子张骏、骏子张重华等相继为凉州刺史，凡传九世七十六年，直到376年，至张天锡时才为前秦苻坚所灭。这个政权就是历史上所谓“前凉”。前凉前主张轨，“少明敏好学，有器望，姿仪典则”，史载“中书监张华与轨论经义及政事损益，甚器之”，“乃美为之谈，以为二品之精”[6]。张轨于永宁元年(301)被任命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他预感其时天下将乱，便有意大力经营河西之地，经济举措自不待言，于文化政治方面更是兴礼乐、倡文章、建官制、旌贤能，在“中州版荡，戎狄交侵”之际居然将凉州一带整治得社会政治安定、文化经济繁盛。因此存世七十六年的前凉，于十六国乱世之炎中，竟成为爱好和平者的一方“清凉”之地，无怪其时有识之士相与言曰：“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7]
中国历史上汉族统治者一般都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前凉各主亦不例外，除一世张轨及末世张天锡外，二世张寔(轨子)“学尚明察，敬贤爱士”[8]，三世张茂(寔弟)“虚靖好学，不以世利婴心”[9]，四世张骏(寔子)“十岁能属文，卓越不羁”[10]，七世张祚(骏子)“博学雄武，有政事之才”[11]。前凉张氏各主好学能文，加之凉州作为“避难之国”，则其文化、学术必有卓荦可观者。
《晋书》本传称张天锡“少有文才，流誉远近”。在集中记述“魏晋风度”的《世说新语》一书中，有三条语及张天锡，其中《言语》两条，《赏誉》一条。此三条虽不多，然所透露张天锡清谈风采之“魏晋风度”却不可谓其少。“张天锡的才智修养，决不逊于当时东晋名士、王谢子弟，于此亦可见前凉集团在乱世中保存中原文化之功实不可没。”[12]
《世说新语·赏誉》第152条：“张天锡世雄凉州，以力弱诣京师，虽远方殊类，亦边人之桀也。闻皇京多才，钦羡弥至。犹在渚住，司马著作往诣之，言容鄙陋，无可观听。天锡心甚悔来，以遐外可以自固。王弥有俊才美誉，当时闻而造焉。既至，天锡见其风神清令，言话如流，陈说古今，无不贯悉。又谙人物氏族，中来(表)皆有证据。天锡讶服。”
此条是说，张天锡家族世代雄踞凉州，因为势力衰弱而来到京都，虽然是远方异域之人，却也是边地杰出人物。他听说京城人才俊集，仰慕之至。有位官司马著作者，曾前往拜访天锡，其人言语鄙陋、仪容不堪。天锡见之颇悔前来，认为在遥远的地方本可以自安。王导之孙王弥(珉)其时才智卓越，声闻远播，闻此事而前往造访。天锡见他神采清秀、风度美嘉；谈古论今，言语畅达，无不贯通，且对名士圈子里关系极为熟谙，说来头头是道。天锡为之惊讶叹服。此条反映出张天锡的高情雅趣。
而化尴尬为风雅，向来是“魏晋风度”趣味横生处，张天锡也颇擅此道。《世说新语·言语》第94条曰：“张天锡为凉州刺史，称制四隅。即为苻坚所禽，用为侍中。后于寿阳俱败，至都，为孝武所器。每入言论，无不竟日。颇有嫉己者，于坐问张：‘北方何物可贵?’张曰：‘桑椹甘香，鸱鴞革响，淳酪养性，人无嫉心。’”
此处“孝武”即晋孝武帝司马曜，为晋简文帝之子，简文帝司马昱则可称为清妙之帝，其一生多有妙言妙行!简文素日往来皆鸿儒巨学，风流雅望，领袖一时，为其时清谈旗帜，麾下聚彦无数。简文帝司马昱之子司马曜早慧，善言理，颇有乃父之风。谢安曾称叹说：“上理不减先帝。”曜所宠信赏识者皆为其时清谈之俊。此处所言“为孝武所器，每入言论，无不竟日”，无疑是与孝武清谈，而不是论政对策。张天锡答嫉恨其才者问也是从容引用《诗经》典故，极睿智地回敬了对方存意非善的发问。《诗经·鲁颂》曰：“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怀我好音。”张万起、刘尚慈《世说新语译注》释之曰：“原诗以鸱鸮比喻淮夷，说淮夷来朝于鲁(集泮林)，受到鲁国的款待(食我桑椹)，并向鲁国表示臣服(怀我好音)。鸱鸮：即猫头鹰。革响：改变了叫声。是说猫头鹰的叫声本不好听，变得好听了。意同‘怀我好音’。”[13]然此处张天锡其意则略有不同，言北地桑椹食之甘香，猫头鹰叫声听之悦耳，而且乳酪味正醇香最能养性，所以我们那旮旯的人从无嫉心。应答之妙显见张天锡对华夏典籍之熟谙与口才之辩给。而敏捷善对、言话如流、“谈言微中”正是“魏晋风度”特有之卓落风采。所谓“谈言微中”，牟宗三先生释之为“是指用简单的几句话就能说得很中肯、很漂亮”[14]。
张天锡“谈言微中”的例子还有《世说新语·言语》第99条：“王中郎甚爱张天锡，间之曰：‘卿观过江诸人，经纬江左轨辙，有何伟异?后来之彦，复何如中原?’张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还；因时修制，荀、乐之风。’王曰：‘卿知见有余，何故为苻坚所制?’答曰：‘阳消阴息，故天步屯蹇，否剥成象，岂足多讥?’”
此处张天锡答王中郎(王坦之)之语也极具潇洒风采。王中郎询问他对于过江以来人物制度的看法，并与昔时中原曹魏、西晋两朝做一比较，其答语不仅精准有识见，且典雅简致，卓荦不俗。所谓“研求幽邃，自王、何以还；因时修制，荀、乐之风”。即是说在研究玄理的深邃度上，过江以来已达到了魏代玄学家王弼、何晏之后的高峰；而顺应时世、修制礼仪法度，则有魏代末年订礼仪、修律令的荀顗、乐氏之风。寥寥数语，真是“谈言微中”，足见张天锡学问修养贯悉典文，绝非粗豪鄙陋之辈。虽自边地远仕京师，然风雅不逊京师风流。这位被张资《凉州记》(《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称为“明鉴颖发，英声少著”者谈吐如此蕴藉风流，令王坦之不禁要问：“你如此有见识，何故败于苻坚?”只见张天锡从容回答：“世间有时会阳道消弱、阴道增长，所以时衰运颓，国势艰难，割裂之象形成，这难道也值得讥讽?”真是无愧于败亡，他倒振振有词、十二分地有理，悠悠苍天，此何人耶?
张天锡之“魏晋风度”足证前凉文化之盛，绝非化外蛮荒之地。当代学者周建江认为，凉陇地区文化的兴盛具有两条地方原因：“其一，由于地理条件，具有较为封闭的环境，较少受到中原地区事务的干扰，为当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社会环境……其二，凉陇地区自古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咽喉，有着深厚的文化、文学基础，为当地文学发展提供了条件。”[15]当然，其地文化之盛，主要端赖其统治者有文化前瞻意识，合之今语，即“领导重视”，为治一方的“领导”们有深度的振兴文化之雅兴才使其在“偏安”河西一隅时从根本上保障了文化的兴废继绝。关于这种“前民主”、“前制度”时期文化发展主要依靠“领导重视”的现象，学者周建江有论说，“十六国文学并不是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荒芜，原因在于：其一，北方深厚的文化传统是十六国文学得以产生的条件之一。其二，各国政权都把发展文教事业当作一件大事来抓，从而为文学创作提供了较浓厚的文化空气。其三，各国政府重视人才的政策，为文学提供了创作队伍。”[16]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当中原战乱频仍之际，河西却相对安定富庶，从而吸引中土士人纷纷依附。《晋书·张轨传》称，张轨“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张轨颇能尊重文化、尊重人才。致使五凉政权一百四十余年间，竟然硕学毕至，鸿儒咸集，极大地促进了五凉时期文化的发展，提升了其文化地位。
前述张天锡风雅如此，当然不是个案。张轨之孙张骏，文化修养也颇高，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已经残缺的“晋《张骏集》八卷”。其诗《东门行》用许多典故来表现闲适：“勾芒御春正，衡纪运玉琼。明庶起祥风，和气翕来征。庆云荫八极，甘雨润四坰。昊天降灵泽，朝日耀草精。嘉苗布原野，百卉敷时荣。鸠鹊与鹙黄，间关相和鸣。芙蓉覆灵沼，香花扬芳馨。春游诚可乐，感此白日倾。休否有终极，落叶思本茎。临川悲逝者，节变动中情。”由于使事用典，那份普通的闲情逸致便升华为一种典雅持重、有文化意蕴的情怀。《晋书》本传中还载有张骏上晋成帝奏疏，不仅用典颇切，行文亦丽。
张骏之外，前凉作家中值得一述者还有王济与谢艾等。《文心雕龙·熔裁》称：“昔谢艾、王济，西河文士，张骏以为‘艾繁而不可删，济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谓练熔裁而晓繁略矣。”另外宋纤、马岌也有个别诗作传世。这说明前凉一代，实际上为凉州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并且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
前凉时任敦煌太守的杨宣，有一首据说是我国较早的题画诗《宋纤画像颂》：“为枕何石?为漱何流?身不可见，名不可求!”《三国志·蜀志·彭羕传》称处士绵竹秦宓：“枕石漱流，吟咏缊袍，偃息于仁义之途，恬淡于浩然之域。”“枕石漱流”遂成为象征隐士脱俗高雅之风的典故。杨宣此诗将“枕石漱流”变成两句设问，极具诗意，构思巧，意味深。
这位宋纤隐逸功夫颇深，令前凉时任酒泉太守的马岌仰慕不已，据《晋书·隐逸传》说，马岌利用工作之便，“具威仪，鸣铙鼓造焉”。然而“纤高楼重阁，距而不见”，意思是宋纤成功地保持了神秘感。马岌只好叹曰：“名可闻而身不可见，德可仰而形不可睹。吾今而后知先生人中之龙也!”叹毕，马岌并未立马打道回府，而是赋诗一首，并铭之于石壁，真是风雅之极。其诗曰：“丹崖百丈，青壁万寻。奇林蓊郁，蔚若邓林。其人如玉，维国之琛。室迩人遐，实劳我心。”诗中马岌疾徐不迫、有典有故(典出《山海经》、《诗经》)地绘景抒情，直把那无一面之缘的宋纤比作国之美玉，虽怅然不遇，却更敬之有加。让两任太守“名可闻而身不可见，德可仰而形不可睹”、“身不可见，名不可求”的宋纤由此可见绝非等闲之辈。
本文提及张天锡之“魏晋风度”，并非为这位暴君、昏君“二合一”者平反，而是想说明“魏晋风度”之复杂性。因“魏晋风度”是其时社会风尚所在，这种“风流雅望”便不可能只是好人专利，从史书所载观之，其时“坏人”或“不善者”亦趋慕爱尚此风度，并以附庸风神雅行为贵，如东晋奸雄桓温即是其典型代表。在《世说新语》中，被涉及最多的人物是谢安，共有114条，其次就是桓温，共92条。可见，在评说魏晋风度时，桓温的“风度”绝有可述处。事实上，桓温是一个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卡拉玛佐夫兄弟”式的人物，集“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于一身。可以说他既高爽迈出、正气凛然，又名心汹汹、贼心诈诈；既深情仁恻、宽和容众；又粗鄙残暴、任诞肆行。
宗白华先生《美学散步》曾专文论述《世说新语》与魏晋风度之美，他如此评价“汉末魏晋六朝”：“这时代以前——汉代——在艺术上过于质朴，在思想上定于一尊，统治于儒教；这时代以后——唐代——在艺术上过于成熟，在思想上又入于儒、佛、道三教的支配。只有这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人心里面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了极致。”[17]真是中的之论。魏晋风度在其时大环境下，竟成为较善者与较不善者共同价值取向，这正是魏晋风度特殊性与复杂性所在。比之桓温，张天锡虽是小巫，却类属为一，当无可疑。由此可知，魏晋风度使“东晋士人的生活少了些庸俗，多了些风流和诗意。”[18]当然，仅此诗意并不能消除名士们人性中的弱点与缺陷，因此其时就出现了大量具有复调性格的人，如清谈领袖王衍，同时还兼任卖婿求全、善为狡兔三窟的胆小鬼；而清谈俊彦王戎，更是个钻核卖李、执筹计钱的小气鬼。再如，既能行酒斩美人，又为金谷雅集首席策划兼主办方的石崇……其人皆能庸俗、风雅两不误。
“魏晋风度的魅力更在于它将魏晋的人生诗化了，魏晋风度的意义更在于它不仅毁灭了一种陈旧的生存方式，而且涤荡出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19]从实际看，如此定位并不允切，“全新”既对也不对，因名士们多具复调性格之故，它就不可能是纯粹“全新”；然又因其毕竟风流卓超不同既往，又不可不谓之“新”。
《晋书》载：“天锡数宴园池，政事颇废。”因上班时间在后花园频开派对，不办公，天锡遭遇祭酒索商“上疏极谏”。可他的答辞却“诗意盎然”：“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观朝荣，则敬才秀之士；玩芝兰，则爱德行之臣；睹松竹，则思贞操之贤；临清流，则贵廉洁之行；览蔓草，则贱贪秽之吏；逢飚风，则恶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庶无遗漏矣。”我可不是一般地宴游，你瞧，当我观朝荣(疑即木槿，朝荣夕落——高原按)时，就会敬仰才秀者；当我赏玩芝兰草时，就会爱重德行高者；当我看见蔓草杂生，就会鄙夷贪官秽吏；当我遇上刮大风，就会更加痛恨世间坏蛋。如此推而广之、触类旁通，一点儿也没遗漏。张天锡此番话的言外之意显然是：“我张天锡是处处在学习，时时在提高，你以为我是瞎逛闲游呐?”天锡口才极健，借诗意为其荒疏政事、沉湎宴游辩护，皮厚至此，闻者复何言耶?
“自天锡之嗣事也，连年地震山崩，水泉涌出，柳化为松，火生泥中。而天锡荒于声色，不卹政事。”《晋书》述及自天锡执政以来，是连年“天锡”地震山崩，地涌泉出，甚至极夸张地说(这原不应是正史的行文笔调)还出现了柳树变松树，火从泥中生的超怪现象。当然这些事儿算不到天锡头上，料他也无此法力，但天锡同志“荒于声色，不卹政事”却也一点儿不含糊。也是其运应颓，其命该衰，“自轨为凉州，至天锡，凡九世，七十六年矣。”张天锡之“荣任”前凉之“后主”，也是理之当至，势所必然。
376年张天锡射杀前秦使节，前秦遂以十三万步骑攻陷姑臧，张天锡投降，前凉灭亡。382年前秦发动淝水之战，苻坚大败，天锡后投靠东晋，是十六国亡国之君唯一投靠江表者。
前凉后主张天锡为政虽非明主，然此却并不妨碍其有“魏晋风度”，这有力地佐证着前凉保存发扬中原文化实效卓著，绝非虚饰浮泛之假象，其远绍坟典、祖述宪章，底蕴之深、之厚，远在后世臆想之外。即使“前凉亡后，后凉、西凉、北凉一直保持这一传统……所以《王褒庾信传论》(《周书》)称‘区区河右，而学者埒于中原’，这大约是十六国和北朝时代公认的看法。所以在北凉未亡时，河西人程伯达曾称‘自张氏以来，好有华风’(《北史·胡叟传》)”[20]凉州文化不仅自盛其地，且润及北魏一朝。曹道衡指出：“事实上，北魏的文化深受凉州影响，不仅文学，天文、历算、音乐、雕塑等也无不如此。”[21]此因“北魏平北凉，把凉州的许多文人和能工巧匠都迁到平城。这些事实都能说明当时凉州文化的繁荣。”[22]
奔归东晋的张天锡曾被晋孝武帝拜为散骑常侍，并恢复他的西平公爵。后来又做过庐江太守，桓玄当政时，还封他做护羌校尉、凉州刺史，不久辞世，年六十一。
【注释】
[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199页。
[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8页。
[3]袁济喜：《六朝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页。
[4]王振复：《中国美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页。
[5]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页。
[6][7][8][9][10][11]房玄龄：《晋书·张轨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21、2222、2226、2230、2233、2246页。
[12]唐翼明：《魏晋清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13]张万起、刘尚慈：《世说新语译注》，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27页。
[14]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14页。
[15][16]周建江：《北朝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7、63页。
[17]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8页。
[18]陈洪：《诗化人生·引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19]陈飞主编：《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上卷)，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366页。
[20][21][22]曹道衡：《南北朝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7、374、3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