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才能是历朝历代统治者都高度重视的。《论语·子路篇》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1]把执政才能和外交才能作为评价人才的标准相提并论。汉武帝《元封五年求贤诏》更明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2]。班固也在《汉书·李广苏建传》中激赏：“……孔子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身以害人’，‘使于四方，不辱使命’，苏武有之矣。”[3]对苏武的人格精神，气节操守，道德修为给予高度评价。
五凉政权虽绵延百余年，但偏据西北，适逢天下大乱，五凉政权与中央政权“东西隔塞，逾历年载”[4]，而周邻强敌，和战不时。也正因为如此，五凉政权之外交活动更显重要，其外交使者所显示的外交才能和文化底蕴引起了我们研讨的极大兴趣。
纵览五凉政权所历百余年之历史风云，检阅现有文献资料。五凉政权之外交活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与西晋、东晋中央政权之交往，所谓“遥尊晋室”者；二是与周边强邻之周旋，审时度势，待机而动；一求生存，二谋发展；三是五凉嬗替，时而共存，五凉政权之间的外交活动。
外交活动是国家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平年代的睦命外交更多的具有礼节性的意味，似乎不具有特殊的意义。但在特殊的战争年代，外交活动往往肩负重要的政治使命，使者的选择，使者的外交才能，使者的文化修养和个人风范往往对具体外交活动之成败起有重要作用。这一点，在五凉政权的使者们面临复杂多变的外交对手和外交环境时显得尤为重要。
由于种种原因，五凉史长期以来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唯其如此，零星的史料记载尤为显得珍贵。这些历史资料展示了五凉使者的风采。前凉张骏继位之初，为了前凉的生存发展，派遣参军王骘聘于刘曜，王骘以其智能机辩受到礼遇，完成了使命。特殊的外交场合，不仅是使者所代表的政权的实力之较量，更是使者机智应变的才能展现的场所。言语之间，常伏机锋，应对失误，将会有辱使命。由于王骘的机敏，历史定格了这样一个镜头：
曜谓之曰：“贵州必欲追踪窦融，款诚和好，卿能保之乎?”骘曰：“不能。”曜侍中徐邈曰：“君来和同，而云不能，何也?”骘曰：”齐桓贯泽之盟，忧心兢兢，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会，骄而矜诞，叛者九国。赵国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迟，尚未能察迩者之变，况鄙州乎!”曜顾谓左右曰：“此凉州高士，使乎得人。”礼而遣之。
——《十六国春秋辑补·前凉录三》卷六十九第497页
张骏初立，有摄于前赵之强，所以遣王骘聘于刘曜。刘曜恃强而骄，言谈之间，颇有诘难寻衅之意。先是刘曜以东汉雄踞凉州之窦融为喻，指出张氏政权有保据一方的图谋。诘问王骘能否保证前凉前赵的“款诚和好”之长久。面对诘问，王骘直言“不能”，十分机智地以历史上齐桓公诚信服人之时，天下诸侯归心，葵丘之会，恃强而骄时，“诸侯离心”，“叛者九国”的事实讽劝前赵主刘曜，前赵若能以诚以礼待前凉，款诚和好，长如今日；如若不能，则两州离心之责，不在前凉政权。王骘这一番话，援引史实，不卑不亢，情理两至，甚是精彩。赢得了刘曜对前凉外交人才的选派和对王骘个人外交才能的由衷赞叹，“此凉州高士，使乎得人”。王骘行聘前赵，是张骏政权外交活动中精彩的一幕。
在五凉政权的外交活动中，类似的外交人才有南凉南凉秃发利鹿孤的使者麴梁明。秃发利鹿孤弟继兄立，继立之初，出于睦邻友好稳定政权的需要“使记室监麴梁明聘于段业”。段业引据史实，以周公、召公辅佐成王，金日磾、霍光辅佐汉昭帝为例对南凉政权传弟未传子提出质疑，麴梁明引经据典予以辩驳，指出从历史上讲，兄亡弟继，殷汤已有之；“宋宣能以国让，春秋美之”，圣人以为美谈；孙策以东吴大业委托于孙权，“终开有吴之业”。义正词严地宣称弟承兄业，古已有之，圣人美之，成功者有之，无可厚非。麴梁明以其博学和捷辩之才，赢得段业的称许：“美哉!使乎之义也。”[5]
应当指出的是，五凉政权保踞一方，先后绵延达百余年之久(301—439)，其间前秦统治河西近十年(376—384)。五凉之中，统治河西时间最长者为前凉，其保踞河西有七十余年。为时最短者为北凉段氏政权，仅有4年(397—401)。其统治者在位最长者达三十三年，最短的未及一年。尽管具体到五凉政权而言，各有前期创业的艰辛，中期发展之繁荣，晚期腐败之衰落。但就当时全国政局而言，五凉政权僻居河西，远与西晋、东晋中央政权隔绝，近有强敌时时威胁，所以生存发展处境维艰。正因为如此，其外交活动就更显得重要。具体外交人员的外交能力特别引人注目。成功之范例除了上文所述王骘和麴梁明之外，张骏在公元333年派遣成汉使者张淳更在五凉外交史上留下了精彩的画面。
张骏即位之后，经过近十年的惨淡经营，其保踞一方的政治构想已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按照前凉张氏政权的既定方针，张骏也奉行“尊崇晋室”的家族政权传统和“合纵”御侮的并行不悖的策略。历史告诉我们，保踞河西是张氏政权之基本国策，称霸秦陇是张骏的政治军事构想，一旦时机成熟，这位“河西志士”，更会挥师东向与东晋配合行动，连旌东向，长驱中原，实现其政治理想。这一点在336年张骏上晋成帝司马衍的疏文中表露无遗。但是在天下残破，四海分崩，群雄并立之时，河西张氏政权与东晋政权天涯遥隔，音书不通；前凉政权周边强邻林立，东有强敌后赵石勒，南有成汉李氏雄踞。张骏“合纵”策略可以随时势迁移而应变，对于后赵石勒，迫于强敌邻境，他“惧勒强，遣使称臣于勒，谦贡方物。”[6]对于张骏而言，现实的考虑和张氏政权的长远发展，使得通表东晋显得至为重要，因为它能唤起河西汉族士民的民族心理，使更多的人注心于大凉，有利于张氏政权之巩固发展、实现一旦强敌入侵时同仇敌忾。从战略大计方面讲，通表东晋，遥尊晋室，能够与东晋东西呼应，互为声援，一旦受到后赵威胁，可借助东晋牵制敌人，减少压力；同时也可对后汉有所遏制，让其在前凉后赵之间起到调节缓冲作用。因此，在张骏继位近十年，前凉内政“群心咸悦”、“刑清国富”，之后，于333年再次派遣治中从事张淳前往成都“称藩于蜀，托以假道焉”。在此之前，张骏曾派遣傅颖“假道于蜀，通表京师，李雄弗许”。[7]个中原委，不言自明。后赵石勒，成汉李雄，当前凉张骏卑辞称藩之时是乐于接受的，但通表京师，前凉与东晋互为倚重，特别是在近邻之地，养虎遗患，是后赵、成汉政权都不愿看到的。石勒阻绝前凉使者之路，傅顺出使成汉失败，原因多种，现实地缘政治利益的考量，应该说是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张淳出使成汉，其使命之完成与否，也具有多方面的不确定因素。
张淳其人，机敏有胆识，且有辩才，在特殊政治生态环境中上演了一幕历史活剧。
“称藩于蜀”是一种外交策略，“讬以假道”是张淳出使之真正目的。外交斡旋之初，双方皆大欢喜，“雄大悦”。但未曾想言语交谈之间，能犯李雄之讳，突生变故：
雄又有憾于南氐杨初，淳因说曰：“南氐无状，屡为边害，宜先讨百顷，次平上珪。二国并势，席卷三秦，东清许洛，扫氛燕赵，拯二帝梓宫于平阳，反皇舆于洛邑，此英霸之举，千载一时。寡君所以遣下臣冒险通诚，不远万里者，以陛下义声远播，必能愍寡君勤王之志矣。天下之善一也，惟陛下图之。”
——《十六国春秋辑补·前凉录四》卷七十 第501页
两国交好，难免有“推心置腹”之谈，李雄言及成汉政权对仇池氐族杨氏的不满；而张淳则在为李雄“出谋划策”之时，不经意间道出了前凉的“雄心”——“二雄并势”，扫平百顷、上珪，剑指三秦，挥兵中原，匡扶晋室，成就“千载一时”的“英霸之举”。但张淳绝对没有想到，自己不经意间前凉、成汉兴衰大举的心声表白，竟使李雄怒恨于心，表面上应付敷衍，暗地里阴谋策划，“将覆淳于东峡”，要把张淳沉溺于东峡水中。生死攸关之际，“蜀人桥赞密以告淳”，张淳当面揭穿了李雄的阴谋才幸免一死。张淳于危难之际，义正词严，更显舌辩之才：
淳言于雄曰：“寡君使小臣行无迹之地、通百蛮之域、万里表诚者，诚以陛下义矜戮力之臣，能成人之美节故也。若欲杀臣者，当显于都市，宣示众目，云‘凉州不忘旧义，通使琅邪，为表忠诚，假途于我。主圣臣明，发觉杀之’。当令义声远著，天下畏威。今盗杀江中，威刑不显，何足以扬休烈。示天下也?”雄大惊曰：“安有此邪!当相放还河右耳。”
——《十六国春秋辑补·前凉录四》卷七十 第501页
张淳深知，在天下动乱，群雄并立，前凉、成汉集团需要共谋发展的大局之下，李雄不会公开毁弃盟约的，邻国交往而信义不存，将使李雄失信于天下。所以面对李雄，揭露其阴谋之外，又坦陈利害得失。使得李雄回避事实，佯为“大惊”，答应不失盟约，让张淳安全返回河西。
张淳之胆识辩才引起了李雄集团羡才用人之意，于是在交谈之中再一次展现了张淳的外交才华：
雄司隶校尉景骞言于雄曰：“张淳壮士，宜留任之。”雄曰：“壮士岂为人留?且可以卿意观之。”骞谓淳曰：“卿体大，暑热，可且遣下吏，少住须凉。”淳曰：“寡君以皇舆幽辱，梓宫未返，天下之耻未雪，苍生之命倒悬，故遣淳来，表诚大国。所论事重，非下吏能传。若下吏所了者，则淳本亦不来，虽有火山汤海，无所辞难，岂寒暑之足避哉!”
——《十六国春秋辑补·前凉录四》卷七十 第502页
言语劝告慰留之间，张淳再次申明张骏以社稷苍生为念的政治胸怀；表述了忠于使命，万难不畏的一己情怀。从而赢得成汉的敬重，“雄曰：‘此人矫矫，不可得用也。’厚礼遣之。”[8]
张淳因揭露成汉阴谋而幸免一死，又以自己气节操守、人格精神赢得了成汉一方的尊重，更在自己出色的外交能力的发挥下，巩固了前凉成汉之盟约，圆满地完成了出使成汉的使命：
（雄）谓淳曰：“贵主英名盖世，土险兵盛。何不称帝，自娱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乃父，世济忠良，未能雪天人之大耻，解众庶之倒悬,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兴江东，故万里翼戴，将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娱邪!”雄有惭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晋臣，往与六郡，避难此都。为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兴大晋于中州者，亦当率众辅之。”淳还至龙鹤，募兵通表，后皆达京师。朝廷嘉之。
——《十六国春秋辑补·前凉录四》卷七十 第502页
五胡十六国之时乃乱世，群雄并立，各怀异志，外交活动十分频繁。无序之乱世，各方会不按规矩出牌，在有关外交活动中随时都可能发生变故，所以外交使节的机变才能舌辩才能人格魅力就尤其显得重要。这一点在王骘、麴梁明、张淳的外交活动中都有所体现。
但也正是这乱世，再一次印证了历史上外交活动的一个残酷的准则——弱国无外交。史学家们曾经理性而冷静地记载了这样一个外交实例：
光又遣使署乌孤征南大将军益州牧左贤王。乌孤谓使者曰：“吕王昔以专征之威，遂有此州。不能以德柔远，惠安黎庶。诸子贪淫，三甥肆暴，郡县土崩，下无生赖。吾安可违天下之心，受不义之爵?帝王之起，岂有常哉?无道则灭，有德则昌，吾将顺天人之望，为天下主。”留其鼓吹羽仪，谢其使而遣之。
——《十六国春秋辑补·南凉录一》卷八十九 第610页
吕光后凉政权的建立，发端于前秦苻坚派遣吕光经营西域，“以专攻之威，遂有此州”。建立政权后，吕光坚持氐族本位统治，受到了河西著姓夏夷百姓的反对和抵制，面对尖锐的民族矛盾，再加上他信用奸佞，杀戮河西名士和夏夷百姓，失去民心之后，迅即衰落。因此吕光派遣的使者受到了秃发乌孤的羞辱。
不唯五凉政权之间的使者来往，即使是晋王室与凉州政权的交往也是如此。前凉张骏继位之前，正是天下四分五裂，南北朝群雄竞起，混乱局面渐次形成之时。张骏即位之后，为了改变其父祖“官非王命，位由私议”的尴尬局面，他利用了早先晋愍帝派遣的使臣史淑，指使“左长史汜祎、右长史马谟等讽淑，令拜骏使持节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领护羌校尉、西平公”。[9]史淑在汜祎、马谟的讽劝之下，完成了“使命”，成就了张骏的心愿。我们无意于指责批评史淑作为西晋使者的职责操守，客观上讲，西晋灭亡，作为晋愍帝派遣前凉的使者，国家命运尚且如此，个人更是无所依凭，“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宋末文天祥的这两句诗恰切地描绘了衰世末世使臣的命运。亡晋使臣史淑成了张骏政治活剧的一个活道具。
查阅有关五凉的历史材料，与那些雄踞一方的五凉枭雄一起在历史上留下姓名的外交使者可以列出一系列的名单。他们肩负的使命和出使之得失，以及何以如此的主客观原因引起我们进一步探究的兴趣。要言之，五凉时期那些堪称优秀的外交使者的成功的外交活动反映出了较为复杂丰富的文化信息。
首先是五凉政权对外交人才的重视选拔和任用。如前所述，五凉时期的中国历史，呈现的是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各个地方政权为了生存和发展，外交活动是各个政权政治、军事、经济等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想达到其政治军事目的，外交活动必不可少，外交人才的选拔任用十分重要。擢拔贤才是张轨建立前凉后的首要任务。“令有司可推评立州以来，清贞德素、嘉道遗荣、高才硕学著述经史、临危殉义杀身为君、忠谏而婴祸、专对而释患、权智雄勇为时除难、谗佞误主伤陷忠贤，具状以闻。”[10]彰贤去恶，尽可能的量才使用已有人才，而其中“专对而释患、权智雄勇为时除难”者则为外交人才。西凉的创立者李暠面对天下纷争“人希逐鹿之图，家有雄霸之想”的乱世，也力图网罗天下贤才，建不世之业，“採殊才于岩陆，拔翘彦于无际”。他“思留侯之神遇”；“想孔明于草庐”；羡“辉辉南珍，英英周鲁”[11]表示了对人才的渴望。
原本为汉族的前凉张氏政权和西凉李氏政权重视文化传统重视优用人才，无论从文化渊源，抑或从现实需要而言，均顺理成章。五凉政权之中，除了关陇氐族吕光建立后凉之后，政乖事谬，多屠戮名士，人心携贰之外，南凉秃发氏和北凉沮渠蒙逊也十分重视选用优秀人才。公元399年，秃发乌孤徙治乐都，正式建立南凉政治，选贤任能之举措令人赞叹：
署弟利鹿孤为骠骑大将军、西平公，镇安夷，傉檀为车椅大将军、广武公，镇西平。以杨轨为宾客。金石生、时连珍，四夷之豪隽；阴训、郭倖，西州之德望；杨统、杨贞、卫殷、麴丞明、郭黄、郭奋、史暠、鹿嵩，文武之秀杰；梁昶、韩疋、张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树、薛翘、赵振、王忠、赵晁、苏霸，秦雍之世门，皆内居显位，外宰郡县。官方授才，咸得其所。
——《十六国春秋辑补·南凉录》卷八十九 第611页
一时人才济济，这其中包括了河西著姓、氐族中的杨姓、匈奴中的金姓和侨居河西的“中州之才令”，擢用人才，不拘一格，与吕光政权恰成鲜明对照。正是在这君臣协力的和谐政局下，剑指后凉，确立了南凉立国后的政治、军事、外交方略。
南凉政权共存在18年，其中秃发傉檀在位13年，其即位之初，河西已形成了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四分河西的局势，面对危局，傉檀也十分重视人才的汲引和任用，更特别注重外交手段的使用。403年秋，后凉灭亡之后，后秦的强盛和威慑，使得傉檀更迫切地认识到，他和沮渠蒙逊谁入主凉州变得更为重要。为夺取凉州，傉檀施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动。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傉檀对宗敞的爱重和礼敬。后秦灭后凉，委任王尚为凉州刺史，王尚遣宗敞出事出使南凉。宗敞为凉州名士，其父与傉檀为世交：
至是，傉檀谓敞曰：孤以常才，谬为尊先君所见称，每自恐有累大人水镜之明。及忝家业，窃有怀君子。《诗》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不图今日得见卿也。”敞曰：“大王仁侔魏祖，存念先人，虽朱晖眄张堪之孤，叔向抚汝齐之子，无以加也。”酒酣，语及平生。
——《十六国春秋辑补·南凉录》卷九十 第617页
傉檀入主凉州后，姚兴征王尚返长安，宗敞以别驾相从，临行之时，历史上上演了颇为感人的一幕：
傉檀曰：“吾得凉州三千余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奈何舍我去乎?”敞曰：“今送旧君，所以忠于殿下。”傉檀曰：“吾今新牧贵州，怀远安迩之略，为之若何?”敞曰：“凉土虽弊，形胜之地，道由人弘，实在殿下。段懿、孟祎、武威之宿望；辛晁、彭敏，秦、陇之冠冕；斐敏、马辅，中州之令族；张昶，凉国之旧胤；张穆、边宪、文同杨班；梁崧、赵昌，武同飞羽。以大王之神略，抚之以威信，农战并修，文教兼设，可以从横于天下，河右岂足定乎!”傉檀大悦，赐敞马二十匹。
——《十六国春秋辑补·南凉录》卷九十 第618页
我们之所以特别重视傉檀与宗敞交往的这一段史实，是因为它向我们透露了以下信息，其一，傉檀对宗敞的真情和挽留表明，他十分珍爱人才；其二，宗敞推举大量人才于傉檀，说明“凉土虽弊”，依然人才济济；其三，宗敞话中道出了南凉发展的基本思路，“形胜之地，道由人弘”，“农战并修，文教兼设”不但可以平靖河西，而且“可以纵横于天下”!虽然后来时势的发展，傉檀未能完成霸业，但这一席话，傉檀“大悦”，展现了霸主雄图与名士才略。
正是在傉檀雄才霸略的实施中，他派遣的外交使者在五凉外交史上留下了十分精彩的一笔。
三年……遣参军关尚聘于（姚）兴。兴谓尚曰：“车骑投诚献款，为国籓屏，擅兴兵众，辄造大城。为臣之道固若是乎?”尚曰：“王侯设险以自固，先王之制也。所以安人卫众，预备不虞。车骑僻在遐籓，密迩勍寇，南则逆为未宾，西则蒙逊跋扈，盖为国家重门之防，不图陛下忽以为嫌。”兴笑曰：“卿言是也。”
——《十六国春秋辑补·南凉录二》卷九十 第617页
五年……遣西曹从事史暠聘于姚兴。兴谓暠曰：“车骑坐定凉州，衣锦本国，其德我乎?”暠曰：“车骑积德河西，少播英问，王威未接，投诚万里，陛下官方任才，量功授职，彝伦之常，何德之有!”兴曰：“朕不以州授车骑者，车骑何从得之。”暠曰：“使河西云扰、吕氏颠狈者，实由车骑倾其根本。陛下虽鸿罗遐被，凉州犹在天网之外。故征西以周、召之重，力屈姑臧，齐难以王旅之盛，势挫张掖；王尚孤城独守，外逼群狄，陛下不连兵十年，殚竭中国，凉州未易取也。今以虚名假人，内收大利，乃知秒算自天，圣与道合，虽云迁授，盖亦时宜。”兴悦其言，拜骑都尉。
——《十六国春秋辑补·南凉录二》卷九十 第617页
关尚以自己的敏才捷对，打消了姚兴对于傉檀“大城乐都”的疑虑；史暠则洞察后秦南凉之间互为倚托的关系。明达地指出姚兴之封赏傉檀是审时度势的英明抉择，乃“任用得人”、“内收大利”，对于时势的分析之透辟，令人悦服。
沮渠蒙逊是北凉的创立者。401年，改元永安，设置文武，“擢任贤才，文武咸悦”403年，他下达教令，要求“内外群僚，其各搜扬贤隽，广进刍荛，以匡孤不逮”。420年，蒙逊攻占酒泉，对于西凉旧臣，“皆随才擢叙”礼贤下士是蒙逊的突出特点，连其敌手对此也称赏有加，西凉张显向李歆指出：
沮渠蒙逊，胡夷之杰，内修政事，外礼英贤，攻占之际，身均士卒；百姓怀之，乐为之用。
——《全晋文》卷一百五十五 第679页
在五凉文化史上，各类人才层出不穷，五凉政权擢任贤才不拘一格，固然是对人才的成长脱颖而出起了难以替代的激励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五凉政权在教育方面的重视，才得以使五凉人才包括外交人才，百年相继，源源不断。研治五凉文化史者，大多已注意到这一问题，赵以武《五凉文化述论》专列《教育》一章加以论述；赵向群《五凉史探》、张灿辉《两汉魏晋凉州政治史研究》也都对此给予了特别的重视。撮其大要，所论有三：其一，公立学校之设置与官学的兴盛。论者以为，五凉政权除后凉外，都比较重视教育，大力兴办学校，任命饱学之士主持文教事宜，聘请硕儒名师讲授学业，因而爱才好学蔚成风气。前凉政权在这一方面首开风气，功及后世。其二，私学昌盛，民间师徒传授与公立学校相互补充，同时与统治者尊礼征聘名儒，重视任用人才呼应，奠定了五凉文化教育传承的良好风尚。《晋书·隐逸传》中的宋纤，隐居酒泉南山，受业弟子达数千人之多。其三，家世之学的传习。胡三省在《资治通鉴》卷123的注语中就精辟地指出：“永嘉之乱，中州之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其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12]相对于五凉政权更迭，天下动乱，私学传授，一人之后，难以相继；家学传授有其更强的稳固性和延续性。五凉政权中张氏、李氏，包括秃发氏、沮渠氏均有家族传承之迹，其表象不仅仅在政治舞台。在公学、私学、家学三位一体的教育背景下，中原文化与河西文化交融，上层文化和民间文化融合，多民族文化相互吸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凉州地域文化，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上成长起来的五凉人才，五凉的外交人才既是五凉文化的受益者，也是五凉文化的传播者。
五凉政权在天下动乱、群雄并起之际，为了地方政权发展之需，渴盼人才，不拘一格选拔任用人才；重视文教，广立学校，重视私学家学。即就秃发乌孤建立南凉后任用官员看，既有“四夷之豪俊”，又有“西州之德望”，既有“中州之才令”，也有“秦雍之世门”；宗敞向傉檀推荐的群贤之中，有“威武之宿望”，有“中州之令族”，有“凉国之旧胤”；均胡汉兼收，文武同举。其中史暠即以一外交使者的形象定格于五凉文化史。
还应该指出的是五凉政权的一些堪称杰出的政治家，不仅自己重视人才，重视选拔任用外交人才，其本人也堪称外交家，能够娴熟地利用外交手段处理政治、军事、外交事务。诸如张轨永兴二年任安西将军，陇西太守韩稚因秦州刺史张辅擅杀而发生兵变，张轨在进行讨伐之前，先以书信对韩稚晓以大义，韩稚见书后归降，不战而屈人之兵，避免了战乱和纷争。再如傉檀利用外交手段，展示了个人胸襟修养。据史载：
嘉平元年，姚兴以傉檀外有阳武之败，内有边梁之乱，遣其尚书郎韦宗来观衅。傉檀与宗论六国纵横之规，三国争战之略，远言天命废兴，近陈人事成败。机变无穷，辞致清辩。宗出而叹曰：“命世之才，经纶名教者，不必华宗夏士；拨烦理乱，澄清济世者，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经之外，冠冕之表，复自有人。车骑神机秀发，信一代之伟人。由余、日磾岂足为多也!”宗还长安，言于兴曰：“凉州虽残弊之后，风化未颓。傉檀机诈多方，凭山河之固，未可图也。”
——《十六国春秋辑补·南凉录二》卷九十 第620页
当然，五凉政权优秀的外交人才频出，还与纷繁的时局，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中原与五凉、五凉与邻州、五凉政权之间，频繁外交来往有关，复杂的外交环境对外交使者也是一种历练。
但综合五凉政权重视选拔人才，重视培养人才之大背景下五凉成功的外交活动、出色的外交人才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在五凉时期一百余年的岁月中，中州、四夷、秦雍、凉国诸多才俊云集河西，河西原有文化传统，中原文化之精萃，各民族文化的精华在这里会聚、碰撞、融合、发展、传承，其贡献不仅仅在于保存继承中原文化，更不能简单地看成中原文化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汉文化修养，而更应看到的是，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中外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是传统文化的一次检验，也是多元文化融合之后的新生，从上述五凉成功的外交范例中，我们看到了在河西这块神奇土地上多元文化滋养下的五凉外交人才外交活动向我们传递的历史信息，五凉时期杰出的统治者深知外交活动的重要，深知“使乎之义”，往往“使乎得人”；五凉时期出色的外交人才，更是以自己高超的外交才能，深厚的文化素养，高尚的人格精神，不仅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且赢得了应有的尊重，和“此凉州高士”、“壮士岂为人留”、“此人矫矫”的赞誉，多元文化的滋养，更使少数民族的杰特之士诸如秃发傉檀、沮渠蒙逊，具有独特的个性风采，“论六国纵横之规，三国争战之略，远言天命废兴，近陈人事成败。机变无穷，辞致清辩”，使得韦宗慨叹“命世之才，经纶名教者，不必华宗夏士；拨烦理乱，澄清济世者，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经之外，冠冕之表，复自有人”。“胡夷之杰”，“一代伟人”身上体现的乃是别样的文化异彩。
概言之，在特殊的五凉时期的外交舞台上，五凉时期优秀的外交人才的特有风范，他们所展示的文化蕴涵，不仅仅是对原有文化的继承，而是一种在特定时期历史大背景下融合后河西文化的传播，其中蕴涵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陈寅恪先生在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指出：“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续一脉，然后始北朝文化系统之中，其于江左发展变化输入者之外，尚别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13]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在多元一统的传统文化中，如果“河西文化”可以确立的话，那么秦凉文化之“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乃其一端，其于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所蕴涵的特有文化内涵更值得我们关注。由是之故，仅就五凉时期行人风采草就此文，望批评指正。
【注释】
[1]《论语·子路篇》，中国书店1992年版，第133页。
[2]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第六》，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0页。
[3]班固：《汉书卷五十四·李广苏建传二十四》，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880页。
[4]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前凉录三》卷69，齐鲁书社1998年版，第504页。
[5]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南凉录一》卷4，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12页。
[6]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前凉录三》卷69，齐鲁书社1998年版，第499页。
[7]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前凉录四》卷70，齐鲁书社1998年版，第501页。
[8]同上。
[9]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前凉录三》卷89，齐鲁书社1998年版，第496页。
[10]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前凉录一》卷67，齐鲁书社1998年版，第485页。
[11]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西凉录二》卷93，齐鲁书社1998年版，第638—639页。
[12]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23《宋纪五》，文帝元嘉十六年，胡注，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977页。
[13]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6—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