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谣谚》所载有关五凉之时的谣谚有十四则之多。《永嘉长安谣》该书题为《永嘉中长安谣》，并引《晋书·张寔传》曰：
知刘曜逼迁天子，大临三日，遣太府司马韩璞、灭寇将军田齐、抚戎将军张阆、前锋督护阴预步骑一万，东赴国难。及璞次南安，诸羌断军路，相持百余日，粮竭矢尽，会张阆率金城军继至，夹击，大败之，斩级数千。时焦崧、陈安寇陇右。东与刘曜相持，雍、秦之人死者十八九。初，永嘉中长安谣云云。至是，谣言验矣。[1]
武威县志编纂委员会1985年编《古诗话凉州》和朱瑜章先生2007年出版的《历代咏河西诗歌选注》均引(《十六国春秋》)《前凉录》曰：
建武元年，时焦崧、陈安举兵寇陇右，东与刘曜相持，秦雍之人死者十八九，惟凉州独全。先是，永嘉中谣曰：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倚柱观。[2]
《古诗话凉州》、《历代咏河西诗歌选注》均题为《永嘉长安谣》，兹从之。且二书在题解中对《永嘉长安谣》都有简要的诠释，因内容大致相同，为下文讨论方便，兹录《历代河西诗歌选注》之《题解》如下：
西晋八王之乱后，国家战乱不已，形成东晋十六国的混乱局面。时张轨为凉州刺史，由于他的治理有方，河西一度成为和平安定的地区。内地士人纷纷来到河西躲避战乱，河西文化呈现繁荣局面。[3]
以上粗略引述了有关《永嘉长安谣》的研究资料。参之相关史料，总有心意未惬之感，故申述个人看法如下，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首先应当辨明的是，史书所引《永嘉长安谣》“验”证的是前凉张寔所统辖之凉州地方政权与晋王朝的关系，而非张轨时期张氏凉州政权与晋王朝之关系。《晋史》与《十六国春秋辑补》载之甚明，可为确证，前文已引《晋史》相关文字，兹引《十六国春秋辑补》相关文字如下：
时焦崧、陈安寇陇右，东与刘曜相持。雍秦之人，死者十八九。初，永嘉中，长安谣曰：“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倚柱观。”至是谣言验矣。[4]
两相对照，这一段文字与前引《晋书》中相关文字除个别断句稍异之外，完全相同。但也由此可见，历代史家都是重视这条史料的真实性、“时”效性的。那么，其“时”何“时”呢?查《晋书》、《十六国春秋辑补》，其“时”乃张寔“三年”，晋元帝司马睿建武元年，张寔不奉东晋正朔，犹称“建兴五年”，即公元317年。“时焦崧、陈安寇陇右”，发生了一系列相关事件，“长安谣”、“至是”、“验矣”。
由是而论，如果仅凭“永嘉中长安谣”中“永嘉中”三字，在题解中诠释有关张轨治理凉州的情况，而完全忽略了其“时”乃张寔三年，《永嘉长安谣》“至是谣言验矣”的史实，是不妥当的。
当然，也有学者对此加以关注和探讨，并进行了十分翔实的论述，但这些论述多出于研究五凉历史、五凉政治史的著述，其中尤以赵向群先生《五凉史探》中相关论述引人注目。赵向群先生明确指出，出于前凉张氏政权的保踞一方的切身利益的需要：
……在西晋亡国之际，张寔已在推行“保据”策略，故对“勤王”表现得十分消极。这一态度给鹄企西望的长安士民带来极大失望和悲凉。刘曜军队的杀戮，加上陇右又有焦崧、陈安聚众进行骚扰，“雍秦之人死者十八九”，失望之余，长安百姓作歌谣说“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倚柱观”。到西晋亡国时，张寔政治上的转变得到了印证。[5]
所言极是，西晋亡国之时，张寔“保踞一方”的种种举措，与“永嘉长安谣”相互印证。实际上，仅从歌谣之字面理解，也不容产生歧义的。“秦川中，血没腕”即是指在战乱之中“秦雍之人死者十八九”的惨痛史实；而“惟有凉州倚柱观”，指的是为保存实力，张寔政权坐观成败。武威县志编纂委员会所编《古诗话凉州》释“观，观望”。朱瑜章先生《历代咏河西诗歌选注》释“倚柱观，即旁观，‘壁上观’之意”。均已注意到了歌谣内容之言凉州张氏政权对西晋之灭亡，采取“旁观”、“观望”，坐观成败，不施援手。但《题解》之诠释却偏离了歌谣之本意。《古诗话凉州》说：
西晋末，天下大乱，形成东晋、十六国的混乱局面；时张轨为凉州刺史，由于他治理有方，凉州成为西北唯一安全地区，关中和中原的大量流民相继到凉州避难，因有此谣。[6]
而“壁上观”则是一个人们熟知的典故，出自《史记·项羽本纪》：“……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此后，人们习惯于称坐观双方成败，不帮助任何一方为“作壁上观”。简言之，如果“倚柱观”，即“壁上观”之意，也就是说，面对西晋灭亡，天下大乱，秦雍人民生灵涂炭，凉州张氏集团坐视不顾，坐观成败。那么，对凉州张氏集团抱有幻想，日夜企盼的人们怀有只能是失望、怨望甚至绝望了。《古诗话凉州》之“说明”，《历代咏河西诗歌选注》之“题解”均有意无意忽略了“至是谣言验矣”的关键字眼，故而偏离了《永嘉长安谣》蕴涵的历史真相。
那么，至是之“是”所指的历史真相又是什么呢?《晋书·张寔传》、《十六国春秋辑补》均有明文记载。历史事实昭示后世，张寔以张轨世子嗣位，是前凉由“州府政治转为家族政治的开端”[7]。这个转变是伴随西晋的灭亡渐次形成的。
张寔嗣位之初，尚且遵从父亲遗命，对晋王室“弘尽忠规”，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件事。其一，是向西晋王室进献玉玺。据史载：张寔元年，“兰驰长赵奭上军士张冰得玺，文曰‘皇帝玺’。群僚上庆称德，寔曰：‘孤常忿袁本初拟肘，诸君何忽有此言?’因送于京师”[8]；其二，是年，张寔又“遣将军王该送诸郡贡计，献名马方珍、经史图籍于京师”[9]；其三，“会刘曜逼长安，寔遣都督王该率众以援京城。”[10]张寔的这些举措，得到了西晋朝廷的嘉许，也得到了后世史家的称许，胡三省《资治通鉴》注说：“晋诸征、镇能知君臣之分者，张氏父子而已。”[11]
但是，随着西晋王朝的灭亡之不可挽回，鉴于张氏凉州政权所面临的主客观原因，张寔以一系列具体的举措彰示了他决心向家族政治发展的用心。张寔三年，正是西晋灭亡之时，张寔以其叔父张肃年老为借口，阻止其举兵“勤王”：
建威将军、西海太守张肃，寔叔父也，以京师危逼，请为先锋击刘曜。寔以肃年老，弗许。肃曰：“狐死首丘，心不忘本；钟仪在晋，楚弁南音。肃受晋宠，剖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倾覆，肃宴安方裔，难至不奋，何以为人臣!”寔曰：“门户受重恩，自当阖宗效死，忠卫社稷，以申先公之志。但叔父春秋已高，气力衰竭，军旅之事非耆耄所堪。”乃止。既而闻京师陷没，肃悲愤而卒。[12]
联系当时的形势，以张肃年老为由，禁阻其出兵勤王只是一个借口，在混乱局势下保存实力，才是张寔的目的。退一万步说，如果张寔真的是出于亲情，因张肃年老而阻其率军出征；那么国家危亡，勤王乃首要之事，尚有其他将领可以考虑，但张寔没有其他举措，其用心是很明显的。正是有鉴于此，赵向群先生以一个史学家的冷静眼光尖锐指出，此后“寔知刘曜逼迁天子，大临三日”[13]，为“大临三日延稽岁月”[14]。待到终于要作出姿态，派兵勤王时，又申诫部属：“前遣诸将多违机信，所执不同，致有乖阻。且内不和亲，焉能服物!今遣卿督五将兵事，当如一体，不得令乖异之问达孤耳也。”[15]让所遣将领体会其在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的良苦用心。
前此种种，不是我们的妄加猜测，张寔在其与南阳王司马保的书信中已经较为明白地证明了这一切，“王室有事，不忘投躯”，这是套话，“孤州远城，首尾多难”，则是实情，是他首先要考虑的；几经迁延之后，时局已无可挽回，张寔苦心经营之结果是“会闻朝廷倾覆，为忠不达于主，遣兵不及于难”[16]。也正是在此期间，焦崧陈安寇乱陇右，与刘曜兵争秦雍，百姓生灵涂炭，死者枕藉，《永嘉长安谣》的预言“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倚柱观”，“至是，谣言验矣”。
所以，细味《永嘉长安谣》之语意，检校有关史料，只有结合张寔在西晋亡国之际的种种作为及其造成的历史后果，方可正确诠释其内在涵蕴。
【注释】
[1]杜文澜：《古谣谚》，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107—108页。
[2][3]朱瑜章：《历代咏河西诗歌选注》，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2页。
[4]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591页。
[5][7][14]赵向群：《五凉史探》，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0、57、59页。
[6]武威县志编纂委员会：《古诗话凉州》，1985年印刷本，第12页。
[8][9][10][12][13][15][16]房玄龄等：《晋书·张寔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27、2227、2228、2228、2228、2228、2229页。
[11]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8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