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州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多民族的聚居地。
早在新石器时代，武威境内就有马家窑文的居民在这里繁衍生息。“马家窖文化居民已经养羊，而羌的本义就是牧羊人。所以，马家窖文化的居民当是戎，羌族系的祖先。”[1]
“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四万余人来降……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2]至今武威还留有两座匈奴城：第一座休屠王城，在武威市城北偏东32公里的四坝乡三岔树。这不仅在《水经注》卷四十“都野泽”条有明确记载，而且城的遗迹尚在，南北大约400米，东西宽约200米，墙基残高2米左右，城墙中还挖出匈奴瓦当二块，城里地面还有灰陶、红陶、绳纹陶片。第二座盖臧城，后人音讹为“姑臧城”，因地有龙形，又名为卧龙城，在武威城西北2公里金羊乡赵家磨村南，这不仅有《后汉书·窦融传》李贤注引《西河旧事》和《晋书·张轨传》等书的明确记载；而且城的遗迹尚依稀可见，俗称锁阳城，又叫三摞城。城内还可见汉代的砖和灰陶的碎片。匈奴迁走后，西汉作为姑臧县城，东汉末废。
魏正姑元年(240)，“凉州休屠胡梁元碧等率种落二千余家附雍州，(郭)淮秦请使居安定之高平，为民保障，其后因置西州都尉。”[3]这是原居于武威北面休屠，被迁往高平(今宁夏)固原的胡人部落。
1972年在张家川发现的“大赵神平二年”王真保墓，从出土墓志我们得知王真保是匈奴屠各族人，后其祖先到西域、武威，为“左右贤王”。
2006年4月27日，在武威市新高度区张义镇河湾三组发现一大型青铜器。结合出土地背景，专家组认为这是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放牧于河西和武威一带的匈奴王公贵族使用器物，不排除为乌孙和月氏使用器物的可能。
由上可见，聚居于武威的匈奴胡人为数不少。
早在先秦和秦汉之际，武威地区主要是月氏的游牧地。蜀汉建兴五年(227)，诸葛亮谋划联络河西胡人共同抗曹，于此年三月下的《刘禅诏》云：“吴王孙权同恤灾患，潜军合谋，掎角其后。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氏，康居春候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大军北出，便欲率将兵马，奋戈先驱。”[4]其中的“凉州诸国王”是指东汉末年军阀混乱战中自立称王、拥兵自卫和各胡人部落或集团的领袖。从诏文看，三国时在凉州的康居胡人为数不少。康居胡是从中亚来凉州的，因为当时河西靠近西域前沿，交通方便，利于贸贩，再加上凉州地区原业就有月氏胡人聚居，在语言、风习、民情上，与康居胡人聚集、生息。苻秦时为三国邓艾祠所立的《重修邓太尉祠碑》中说：甘露四年(259)邓艾到此统领的杂户夷类有“高凉西羌、卢水、白卢、支胡、粟特、口水”。[5]其中支胡，即土著月氏的省称；粟特，当即《刘禅诏》中所言之康居胡。
三国时的凉州，土著月氏胡人，所在多有他们与其他胡人不同，被称为小月氏。东汉末年，中原群友割据，他们也拥兵自立，参与争夺。魏蜀争霸时，他们又多依违其间。汉献帝延康元年(220)，“武威三种胡并寇钞，道路断绝”。
魏正始八年(247)，“凉州名胡治无戴复叛(魏)”；九年(248)，“治无戴围武威，家属留在西海”。[6]
由此看来，当时胡人的势力还是很强大的。
三国时期，邓艾把被征服的几万鲜卑人安置在雍州和凉州区之间，鲜卑人开始入居甘肃境内，人数不少，力量渐强。
南凉的创建者出自河西鲜卑秃发部。到树机能时，占有凉州之地。402年，秃发傉檀继位，献马三千匹，羊三万只，向后秦求得凉州姑臧城，被封为车骑大将军，领护匈奴中朗将，凉州刺史。
385年10月，略阳(今甘肃秦安县东南)氐人吕光进入姑臧，自领凉州刺史，护羌校尉，又以杜进为辅国将军、武威太守、封武始侯。386年11月，吕光自称“使持节、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陇右河西诸军事、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凉州牧、酒泉坛。”[7]这些名号表明，他已割据河西。389年，吕光改元麟嘉，即三河王位于姑臧南郊，置百官，大宴群臣，后凉政权正式建立。
405年，河西鲜卑人南凉秃发傉檀采用贿赂手段，“献姚兴马三千匹，羊三万头”[8]，于是，“秦王兴以为忠”。[9]接着委任檀为都督河右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凉州刺史，“镇姑臧”[10]。从此傉檀入主姑臧。406年底，南凉迁都姑臧。
411年，卢不胡人沮渠蒙逊攻下姑臧，姑臧被北凉占有。412年，沮渠蒙逊将北凉都城由张掖迁到姑臧。武威的天梯山石窟就始建于北凉在《集三宝感通录》中有明确记载：“昔沮渠蒙逊以晋安帝隆安元年据有凉土，二十余载……专崇佛业……于州南百里，连崖绵亘，东西不测，就而跅窟，安设尊仪，或石或塑，千变万化。有礼敬者，惊心炫目。1959年剥出120多平方米的北凉壁画。这是北凉崇佛的实物见证。也是卢水胡人在姑臧活动的历史见证。”
曹魏时期，河西大地上有一支庞大的西戒和北狄民族群落在游弋，那就是赀虏。有关的记载说：赀虏，本匈奴也，匈奴各奴婢为赀。始建武时，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东西，畜牧遂水草，抄盗凉州。部落稍多，有数万，不与东部鲜卑同也。其种非一，有大胡，有丁令，或颇有羌杂处[11]。
这是一个人数众多，势力庞大活动地域很广的民族群体。此后，由于它与河西其他民族如羌族、匈奴等长期生活在同一地域，又征服了乙弗、折掘、意云等鲜卑部落而形成河西鲜卑部落联盟，因此在魏晋时期的汉族人眼中，他们都属于羌系列，被泛称为“凉州虏”。
由魏晋至隋唐，由中亚来到凉州的胡人，大体在6世纪以前多称为粟特或大月氏，6世纪以来，多以昭武九姓胡称之。
魏晋时，西域商胡虽有不少到长安、洛阳等地贸贩，但仍多以凉州为其基地。是因为凉州远离战乱，奉行对外开放政策，是当时中国最安全、最繁荣的地方，加之位处中西交通要道的优越条件，由此，姑臧最终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业城市。据敦煌粟特文2号信札即公元312年3月(西晋永永嘉六年二月)，由粟特商团首领纳尼班达写往萨马尔罕的粟特文信件，它详细叙述了该商团的活动。[12]
“阿尔梅特萨斯在酒泉一切顺利，阿尔萨斯在姑臧也一切顺利……”
“我派另一外叫阿尔提赫弗班达的人去内地，又已过去四年，因为商队是从姑臧起程的，故他们在第六个月才到达洛阳……”
据陈国灿先生研究，此信写于姑臧，而姑臧是昭武九姓在中国经商的重要基地。而且他们为了保护既得利益，拥有强大的武装，其团结自卫能力十分顽强。
除了为兴利贸贩而来姑臧的西哉胡人外，还有参与政治活动的官员，使节或侍子。据长安出土的唐《安令节墓志铭》载：君讳令节，字令节，先武威姑臧人，出自安息王子，入侍于汉，因而家焉。历后魏、周、隋，仕于京洛，故今为幽州宜禄人也。[13]
就是说在北魏以前，昭武九姓中的安氏居于姑臧。北魏时来中国居于河西的安氏还有安吐根，魏初家于酒泉，其后北齐高澄又一度授他“假节、凉州刺史”。
武威出土的《康阿达墓志》揭示了康阿达为西哉康国人，其祖拔达被任命为凉、甘、瓜三州诸军事，正由于他是凉州胡人的宗教领袖——萨宝，反映了凉、甘、瓜一带胡人的众多，且以武威为中心。
在武威居住的胡人，不仅是安、康氏，还有初唐家“居姑臧”太平之乡的何摩诃，即何氏一支[14]。
除以上两种人外，武威还有西域僧侣来这里讲经说法，翻译佛经；还有会幻化术和香火术的技艺人和奴婢。
粟特人成群结队地来到中国做生意，以他们的宗教首领“萨宝”为中心，形成了一种胡人聚落，他们为了做生意，经常接触其他民族，因此，粟特人懂得多种语言，和汉人通婚。2000年5月至7月，在西安市未央区大明宫乡炕底寨村西北约300米处，发掘的一座北周安伽墓，据雨道内出土的墓志可知“安伽，字大林，姑臧昌松人”，曾任“同州萨保、大都督”。安伽的父亲安突建曾任冠军将军、眉州刺史，其母杜氏被封为昌松县君，从其姓氏看应该是汉人。这是明显的粟特人安氏和汉人通婚的实例。
据《资治通鉴》卷219载：唐肃宗至德二载(757)春正月，“河西兵马使盖庭伦与武威九姓胡安门物等杀节度使周泌，聚众六万。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胡据其五，二城坚守。支度判官崔称与中使刘日新以二城兵攻之，旬有七日，平之”。安门物事件七年之后，即广德二年(764)，吐蕃攻占武威时，蕃将尚乞曾在凉州区“破九姓胡军”，此军为九姓胡人组成，当为聚居在武威一带九姓胡人的自卫武装。
唐代边塞诗人岑参在《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中就有“凉州七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的描写。这是对凉州胡人聚居的真实写照。
凉州胡人的聚居，尽管与汉人的彼此地位不同，民族活动的方式不同，但都对历史的发展进程起了积极的作用，推动了民族的融合，促进了西北地区的统一和发展。从魏晋至隋唐粟特人——昭武九姓一直作为东西贸易的承载者生存在凉州这片土地上。
在长期的相互聚居过程中，汉族与各胡人之间相互通婚，以致魏晋以来河西、关陇一带土民及统治者多有胡人血统(五凉、北魏不必说，隋唐帝王均有胡人血统)，使汉族与西域胡人之间走上了民族融合的道路。在凉州与西域日益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中，在凉州民族乐舞的基础上，融会了中原汉族乐舞和西域(包括印度)乐舞的精华，经过加工、改造，提炼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凉州乐舞；随着胡人的进入，产生或流行于西亚的火祆教也传入凉州区[15]，并建有祆祠。据《朝野佥载》卷3载：“凉州祆神祠，至祷日，祆主以铁钉从额上钉之，直洞腋下，即出门，身轻若飞，须臾数百里，至西祆神前舞一曲，即却至旧祆所，乃拔钉无所损。”西域著名高僧鸠摩罗什、浮陀跋摩、昙无谶等都来到凉州讲经、译经、弘扬佛法，罗什寺塔就是鸠摩罗什在凉州讲经、译经的历史见证。武威出土的唐天宝元年(742)立的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碑，说到北魏高僧刘萨诃在今永昌进行宗教活动之事；随着商胡的频繁经济活动，使凉州所在的河西走廊成为中亚西亚到长安等中原地区最重要的中转站，在丝绸之路的中西交流活动中的作用更加显要。
【注释】
[1]袁行霈编：《国学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1997年版，第607页。
[2]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5页。
[3][6]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郭淮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35、735页。
[4]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蜀后主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93页。
[5]陸耀遹：《金石续编》卷1，清同治十三年(1874)毗陵双白燕堂本。碑在今陕西泾阳县。
[7]房玄龄等：《晋书·吕光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053页。
[8]房玄龄等：《晋书·秃发傉檀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147页。
[9][10]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578、3578页。
[11]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31页。
[12]陈国灿：《敦煌所出粟特文信札的书写地点和时间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985年版，第7页。
[13]端方：《匋斋藏石记》，商务印书馆1909年版，第467页。
[14]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何摩诃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70页。
[15]陈国灿：《魏晋至隋唐河西人的聚居与火祆教》，《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
